母体：
人生具有意义吗？
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你在这里，因为你知道些什么，一些你无法解释的事，但是你感觉到了，你的一生都感觉到这个世界有些不对劲。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存在，而且就像在你的脑中有一块碎片般让你感到发狂。是这个感觉把你带到我面前的！
“这个世界有些不对劲”，不过请你别在关于哲学史的著作里找这几句话，因为你找不到的。说出这几句话的人是墨菲斯（Morpheus），安迪与赖瑞·沃卓斯基（Andy & Larry Wachowski）兄弟执导的电影《黑客帝国》（Matrix）中的一个角色。这部影片是2000年的卖座强片，而且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在过去，很少有哲学性这么高的、探讨存在与不存在的电影，它令人联想到让·谷克多（Jean Cocteau）1949年的作品《奥尔菲》（Orphèe）。
《黑客帝国》讲述的是计算机黑客尼奥（Neo）的故事。他从前面提到过的墨菲斯那里得知他以及所有其他人类自以为所生活的世界其实并非真实世界。那是个虚幻的世界，一个由网络化计算机“母体”（Matrix）创造出来的虚拟空间。当人类把地球破坏到无法居住的地步后，计算机就掌握了世界控制权。它们取得指挥权，创造出母体，并利用人类作为能量的来源。为了能充分榨取人类，它们将人类放在装满营养液的容器中，并对他们灌输虚假的幻梦人生。受到墨菲斯的鼓动，尼奥终于从母体中解脱出来，最后他成为基督的化身、人类的救世主。
这部电影中有许多其他作品的影子，特别是波兰科幻小说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的小说《星球日记》和《哥林如是说》。而“生活在虚拟不真的世界”这个题材，也可以在美国作家丹尼尔·加洛耶（Daniel Galouye）两次被翻拍成电影的小说《异次元黑客》中发现。此外，这部电影还尝试处理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思想，并使用了一系列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is）的题材。不过“地球上的一切存在都只是虚假的存在”的智慧财产权既不属于沃卓斯基兄弟或加洛耶，也不属于莱姆或鲍德里亚，它应该归给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公元前370年左右，柏拉图在其重要著作《理想国》（Politeia）卷七那著名的“洞穴譬喻”中描述了一个奇特的场景：有一群人自小就生活在地底洞穴，他们被锁链固定在岩壁上，头和身体都无法动弹，眼睛只能看见位于前方的洞壁，所有的光线都来自一堆在他们身后燃烧的火。在火与他们的身体之间会有人扛着塑像和物品经过，而这些物品的影子便投射到洞壁上。这些囚犯只能看到物品、他们自己以及其他囚犯的投影。就算那些扛物品的人说些什么，听起来也像是影子们在说话一样。住在洞穴里的人并不知道身后那些他们感受不到的事物，因此将影子视为唯一真实的世界。没有拯救者让他们脱离这个存在。如果其中有一名囚犯获释而来到阳光下，那么他虽然了解洞穴里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回事，却无法让其他的囚犯也明白；因为他所说的超乎他们想象的范围。这名顿悟的人将受到讥讽和嘲笑，人们会说他“是从上面带着受到毁坏的眼睛回来”。为了避免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从现在起打算预先处死任何想拯救他们的人。
柏拉图在写这个寓言时压根儿没想到要写成科幻电影或心理惊悚片的剧本。他只想指出哲学的理解必须一步步摆脱感官事物，才能进入事物的本质。柏拉图对感官认知能力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抽象的理性。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他的“洞穴譬喻”成了《黑客帝国》的想象世界之父，因此我们应该再多花点时间来谈谈它们。在《黑客帝国》中，虽然尼奥在虚幻的生活里显然过得并不差，但他还是选择跳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甚至可以比电影所呈现的更进一步，把人类在母体的生活塑造成天堂。当人与母体联结时，他可以自由选择想要过的生活；他可以选择自己是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或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享受着精彩奢华的生活，或是以罗纳尔迪尼奥（Ronaldinho）或卡卡（Kaka）的身份射进人生的球门，并每天在梦想的伴侣身边入眠。不过和电影情节不同的是，在我们的例子里，与母体联结的人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么。虽然这个世界感觉起来完全像真的一样，他却知道这个世界并非真实的。你认为人们会想要持续生活在这种状态下吗？
也许你刚开始会觉得这是个颇令人兴奋的经验，一种不带风险且全身心投入的第二个人生（Second Life）。但是要这样过一辈子吗？一个总是处于成功经历的人生会是怎样的人生呢？当中的一切都呈现待命状态，就只为了随时让人感到快乐，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人生啊！
显然有些东西比快乐更重要，因为一个附带保证书的快乐将使我们觉得极度乏味。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因为反差才有价值的，我们可以期望得到很多快乐，却不能期待一个永恒持续的快乐。爱尔兰诗人兼剧作家、同时也是位聪明哲学家的萧伯纳（George Bernhard Shaw）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快乐一辈子？没人可以承受它！那将会是人间地狱。”然而，生活在母体内之所以令人如此毛骨悚然，并不只是由于单调快乐的恐怖而已，更严重的是要去想象我们不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自我决定”是个非常重要的资产，因此由他人决定的快乐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个诱人的想法。也就是说，快乐必须由自己创造和争取，平白送上门的快乐则会失去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如果我们在看书的时候都知道一定会如心中期待的有个圆满的结局，那会多么无聊啊！这么说来，正如俄国作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i）所说的：“快乐并不在于你能够做你想要做的事，而在于你总是想要你所做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不过对我来说，托尔斯泰的回答非常接近人们常说的“人生的意义”。不过今天有许多哲学家拒绝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那只是市井小民的警语或肤浅的迷信。人生意义的问题从前像是一种“严肃音乐”（E－Musik），而今却变成了一种“休闲音乐”（U－Musik）。不过，它曾经是非常受重视的。当2400多年以前希腊人建立了今日被称为“西方哲学的基础”时，他们所尝试的正是解答这个问题，虽然古希腊并没有直接符合德文的“人生的意义”（Sinn des Lebens）的词语。不过基本上问题是一样的：什么是重要的？何者的重要性较高，何者较低？
我们在书里认识了许多哲学家，他们都各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直接或间接的答案。就像一场舞台剧结束时所有演员鞠躬谢幕一样，我们也应该请他们其中几位再出来简短说几句话。
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如笛卡儿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世界的普遍意义并非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上帝已经提出的答案。也就是说，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巴洛克时期的人们不必烦恼人生意义的问题。教会已告诉他们上帝对人的想法和意图是什么，而这样就够了。直到“我们以自己的意识取代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秩序而成为世界中心”，我们才直接面对人生意义的问题。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其实是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才开始的。
对康德来说，人生的使命在于履践道德义务。如前所述，这个说法颇为单薄。卢梭则认为人生的使命是能够且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人类应该可以不必去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边沁却认为，人生使命在于获得对自己和别人最大可能的乐趣；而裴利眼中的人生使命则是尽可能“造福大众”。
这个问题的探讨在19世纪中期达到高潮。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在面对前人留下的巨著时只能彷徨地耸耸肩。哲学在之前自我吹嘘得如此严重，声称自己能解释一切的人生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却仍然看不出究竟什么是成功的人生，这些雄伟的思想建筑全都建立在对实际生活看法的薄弱基础上。
叔本华、克尔凯郭尔（Sören Kierkegaard）、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都试着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回答这个问题，甚至马克思也曾间接尝试过。叔本华坚决否认人的存在是“为了快乐”。由于人是意志的奴隶，因此没有所谓自由而且更高层次的意义。唯有艺术，尤其是音乐，可以带给人更高层次的乐趣。尼采和弗洛伊德也以此为出发点，对他们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本身已经是身体或精神软弱的表现，因为一个健康的人并不需要更高的人生意义；他想快乐的话，只需要（尼采认为的）音乐或（弗洛伊德认为的）爱与工作。马赫认为，“人生的意义为何”这个问题随着“我”的瓦解也同时消失了。如果蝴蝶和飞蛾不再拥有相同的“自我”，而小孩和老人的也不同，那么我们也不值得为所有的生命套上一个共同的意义了。而对于真正重要问题的感觉，马赫称之为“思维经济”（Denök konomie），并不会浪费时间去思考“人生意义”。
20世纪大思想家的特别之处，就是他们拒绝给出清楚的答案，并声明这不属于自己的权责范围，尤其是维特根斯坦。他认为“人生意义为何”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先天本质也使它不会有正面的答案。“因为即使是经过长久怀疑而最后明白生命意义的人，也无法说出这个意义在哪里。”萨特则认为人生意义在于透过行动来实现自我。由于整体来说世界并无意义，所以我有创造我个人意义的自由，且这个“持续进行的工作”（work in progress）随着每个个人的出生至死亡而产生、维持、最后结束。对彼得·辛格来说，这种意义的创造却是对社会有害的。他认为重点是要把“善的石头”往前方滚动，让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演化生物学虽然也有其对生命意义的解释，不过我们最好避而不谈。对美国生物哲学家丹尼尔·丹奈特（Daniel Dennett）来说，“适应与突变”这两个演化原则也适用于人类文化的一切问题：自然的意义同时也是人类的意义。然而，对卢曼这样的社会学家来说，这根本是胡说八道，因为“意义”是透过沟通才产生的；而意义是人类独有的复杂演化成就，因为语言的符号沟通并不能追溯到追求“强健”和延续健康后代的基因。人类并不单纯只是“自然”，否则他大概也将没有能力以科技破坏他自己的生存基础，这与生物学普遍生存原则的适应理论明显矛盾。
显然脑部研究也无法解答人生意义的问题。“意义”并不是个科学的测量单位、对象或电生理学的过程，因此意义是看不见自己本身的，或者换句话说，就像磅秤一样，磅秤也不会显示出自己的重量。
关于人生的意义问题，我们只能够主观地回答：我在我的人生里看见了什么意义。原因很简单：“意义”并不是世界或自然的性质，而是典型的“人的构思”。“意义”是脊椎动物脑部的想法和需求，因此我们不可能在世界里找到一个“意义”，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赋予意义，而意义问题也就是“一个人”的问题。即使是我们在探究自然界的客观意义，也总是以人类的想象去思考，而人的想象又取决于我们的意识，也就是人类的逻辑和人类的语言。
我们之所以渴望意义，大概是因为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秒都渐渐走向死亡，这对脑部来说并不是个美好的念头。某些古人类学家正是将这个认知作为动物和人类的界限。
也就是说，探询人生意义的问题，便是人类特有的预感。而这个问题就和所有人类的认知一样，是视个人的经验而定的。因此，我们最多也只能找到我们自己的人生意义而已。但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总是喜欢只是笼统地说“人生意义”呢？人生为什么就应该只有这一个意义而已呢？不过，对于这唯一意义的需求其实也很符合人性。我们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思考，显然多过“究竟为什么要寻找人生意义”以及“根据哪些标准来寻找人生意义”。换句话说：我们研究一切，却独独漏掉了我们的“寻找”。有些聪明的诗人觉得这十分有趣。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说：“当其中没有意义时，就为我们省了许多事，因为我们也就不需要去找寻意义了。”而处世经验丰富的英国格言家阿什利·布瑞安（Ashleigh Brilliant）更进一步地说：“宁可人生是无意义的，也不要有一个我无法赞同的意义。”
因此，“人生有个特定的意义”也许不是个美好的想法，而且，对人生意义的寻求也经常会在年事已高时有所改变。年轻人还会找寻客观的意义、一个人生目标，年纪大了则往往会问：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有意义吗？换句话说：我是否正确地度过了我的人生？而这时对意义的探求已无法满足其原本抱负宏伟的认知要求。原本是哲学的思考，变成了心理学的总结，甚至可能是自我辩护。而重点其实不是“意义”，而是“实现”：我是否在我的人生里成就了什么曾经让我高兴，而且至今依然让我欣慰的事？
许多生物学家肯定会赞同：生命的目的就是去生活。若是大自然能够思考的话，它显然也会是这么想的。不过蛋白质和氨基酸这类物质与“意义”的性质不同，因此英国科幻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大概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自然科学的答案。在这本书中，外星人构思出了一台名为“深思”（Deep Thought）的计算机，只为解答“人生、宇宙和一切其他”这个终极问题，于是计算机开始计算。“深思”在计算了750万年以后说，你们不会喜欢这个结果的。它不情愿地吐出了“42！”这个终极答案，这个答案确实令外星人感到失望，然而“深思”却为自己辩护。它虽然不认识维特根斯坦，却也不约而同地说这个被输入的问题是个无意义的问题。如果问题本身已经语焉不详了，答案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了避免冲突和不愉快，“深思”建议由它自己设计一台更大的计算机，从那个答案回溯找出正确的问题。于是计算机设计好了，并开始找寻问题。这个找寻的过程就是：地球。然而地球却从未能找到那真正的问题。最后，就在这个程序即将结束之际，因为一个“超空间迂回轨道”的交通计划，地球被炸毁了。
也许真的只有作家和格言家才能认清事实。物理学家兼文学家乔治·利希腾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曾说：“我相信人类最终是个自由的本质，以至于他有权利成为他所相信成为的那个人。”而这也完全适用于意义的问题。在我最喜爱的青少年读物——罗伊德·亚历山大（Lloyd Alexander）的《派典传奇》（Prydain Chronicles）里，年迈的魔法师达尔本（Dalben）对他那企图探索意义的养子泰伦（Taran）解释说：“寻找答案的过程经常比答案本身来得重要。”还是儿童和少年的我就像泰伦一样，对这个答案感到有些不悦，它给我一种胆怯、畏缩的印象；虽然这个答案出自一位年老而有智慧的魔法师之口，但我当时总觉得那是个借口。然而今天的我却认为达尔本的话并没有错，至少是在像探寻人生意义这么巨大的问题上，因为唯一真正知道人生意义为何的，是蒙提·派森（Monty Python）。他们在自己的同名电影中说道：“现在，我要来告诉各位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了；其实，那真的没什么特别的，你只要试着对别人友善、别吃太油腻的食物、偶尔阅读一本好书、让朋友来探望探望你，并且与其他所有种族和国家的人和谐共处就好了。”而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的回答是：保持好奇求知的心，让你的好主意付诸实现，用生命来丰富每个日子，而不是用日子来堆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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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
原名：Wer Bin Ich： und wenn ja, wie viele?
作者：[德] 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版次：2015年11月第1版
ISBN：978-7-5097-7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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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2017.07.17)，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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