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楼管理员的梦想”为卡尔文著作《大脑如何思考》第三章之章名。第4章
三十年战争中的一个冬夜：
从何得知我是谁？
这个场景给人颇为温馨舒适的感觉：一个向外突出的大型瓷砖壁炉，旁边坐着一个23岁的男子，身着帝国军人的冬季制服。他有一张很容易让人想象的脸，因为这张脸并不陌生。从著名的荷兰肖像画家佛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的一幅晚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一双深色大眼，其中一只眼如卡尔·达尔（Karl Dall）一样下垂，宽嘴薄唇，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蓄有短髭，深色长发及肩，脸上透着既狡黠又忧郁、既聪明而又有些许疯狂的气息。不过他的脸虽然令人感到如此熟悉，他身处的场景却十分模糊。因为按这名男子自己所写，他其实不是坐在壁炉旁边，而是坐在壁炉里面。对此人们可以有许多的想象空间。而事实上“里面”这个词也确实引起了诸多讨论。
也许他所指的是个洗澡间或是一个在当时很常见的桑拿烤箱？但是他怎么会是衣着整齐的呢？或者有没有可能是壁炉太大了，大到让人可以放一把椅子进去坐着？或许他是把整个房间加上房间里的巨大火炉一起称作他的“壁炉”，因为它们提供了御寒的功能。外头确实很冷，时值1619年的冬季，而这个场景的地点是离乌尔姆不远的一个农舍里。我们还是让这名男子自己来说吧：“我当时身在日耳曼，尚未结束的战争将我召唤到那里去。当我从皇帝加冕典礼现场回到军队时，乍到的寒冬将我滞留在一处驻地。由于我在那儿没有可逍遥的娱乐，也庆幸没有烦恼或消遣作为干扰，因此我整天独自关在一个温暖的小房间里，清闲地与自己的思想进行对谈。”
“与自己的思想对谈”背后其实有着一个挑战性很高的目标：当外面这场即将彻底摧毁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爆发时，这名男子想追求安静、秩序和清晰。他要追求关于自己和世界绝对与最终的确定性。他第一步先规定，只要不是清晰明白的事，都不认为那是真的。他也怀疑一切可疑的事物。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其他的感官，因为人太容易出错了。带着怀疑的心，他慢慢向前摸索。即便是思想也不可以不经审查就加以采信，因为恶灵有可能影响我做出错误结论。等一等！难道就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吗？因为就算我怀疑一切，我还是不能怀疑“我在怀疑”以及“我是那个怀疑的人”这两件事啊！而如果我知道当我在怀疑的时候正在怀疑，那么我必定想着我在怀疑。也就是说，有一个不容怀疑的确定性，一个高于所有其他原则的首要原则：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当他想到这句话并且脱口而出时，壁炉里的火还没熄，但是哲学的世界却已经完全改观。
这位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的一个初冬夜晚为哲学带来革命性改变的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就是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位于雷恩（Rennes）布列塔尼省（Bretagne）最高法庭的法官。他的母亲于1597年（也就是生下他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因此笛卡儿是由外祖母带大的。8岁时他进入一所耶稣会学校就读，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好玩的经历，但是当他16岁离开那里时，已具备了杰出的古典学以及数学知识。这名天资优异的学生在普瓦捷（Poitiers）大学学习法律，然后申请进入巴黎一所只招收年轻贵族的学院，把错过的年少生活弥补回来。他在那里学习击剑、跳舞、骑术、社交礼仪和其他不可不学的东西，却完全不知道要用它们来做什么（直到两年后他才有机会让其中一项技艺派上用场：他在一场对决中击败并刺死了对手）。22岁时，他追随荷兰统帅莫里斯·冯·欧拉年（Moritz von Oranien）从军，踏上冒险旅程。他在那期间学到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至于军人的生活则乏善可陈。随后不久，他游经丹麦和德国，并再次入伍从军，这次跟随的是马克西米里安·冯·拜恩（Maximilian von Bayern）。笛卡儿参与了这支军队攻取布拉格的战役，并在当地参观了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工作室。他顿时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一名为黑暗的科学界带来光明的启蒙者。他充满自信地梦想着一个清晰、符合逻辑和“普遍的方法来探索真相”。而他，笛卡儿，便身负找到这个方法的使命。
1620年4月，24岁的笛卡儿在乌尔姆遇见了数学家约翰尼斯·福尔哈伯（Johannes Faulhaber）。笛卡儿于反掌之间就解出了一道非常复杂的数学题。他自己曾大言不惭地写道：那道数学题能让当代最聪明的人举白旗投降，而他即将成为能为每个问题都找到一个简单又聪明的解答的人。他在乌尔姆农舍静思的一年后便放弃了军旅生活。他到洛雷托（Loreto）去朝圣，并游历了日耳曼、荷兰、瑞士和意大利。他于1625年迁往巴黎，结交了当地的知识分子。虽然经常是晚会的座上客，但是他的社交圈并不算大。5年以后，他离开巴黎，搬到了繁荣的荷兰。当时荷兰正弥漫着全欧洲最自由的思想和宗教气氛，而笛卡儿正想利用这个环境来完成构思已久的巨著。他开始深居简出，唯一的交流是频繁的书信，特别是和女士们的信件往来。他一心想完成他的《论世界》，却并未付梓。1633年他得知意大利同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关于宇宙和世界的新科学观点被教廷驳斥。即使是对于笛卡儿这样一个相信上帝（一个他试着证明为最高原则的、相对抽象的上帝）的人来说，天主教会也是个危险的敌人。虽然荷兰比意大利或法国自由开放，笛卡儿仍然谨慎而迅速地搬家。他发表了关于几何、代数和物理的文章，并成为极具声望的数学家。直到1637年他才出版了那本书，那本在8年前想象整个世界缩小成一个有壁炉的农舍并想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书。这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小书，名为《论正确运用理性和科学性的真理探究的方法》。为了安全起见，这本书以匿名出版，不过背后的作者是谁依然很快就流传开来。笛卡儿享受着来自四方的赞誉，然而他高傲的态度和极度的猜疑，使他在面对任何批评时都非常敏感。他的下一部思想类似的著作在莱顿（Leiden）和乌特勒支（Utrecht）遭受非议，而笛卡儿的猜疑更逐渐扩大成为妄想症。他曾多次考虑搬到英国去，也曾仓促避走法国，最后于1649年冬季应笔友瑞典女王克丽斯蒂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然而这次的停留却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女王坚持要他早上在一间未经预暖的房间里为她授课。1650年2月，53岁的笛卡儿终因肺炎病逝。
笛卡儿成就了些什么？首先，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只有通过一步步滴水不漏的验证过程证明为无误的命题，方能接受其正确性。而他也把“我”作为哲学的中心。如果说从前的哲学家总试着找出世界“本身”是如何的，那么笛卡儿便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唯有探究出世界在我的思想前面展现何种面貌，才能发现世界“本身”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所知道的世界的一切，并不是透过任何客观的鸟瞰，而是单单透过我脑中的思想。尼采后来将笛卡儿称作“只承认理性才是权威的革命之父”。
笛卡儿给了“从何得知我是谁”这个问题一个答案，那就是：透过我的思想！而这个答案比从前的所有答案都好得多，即便神学家圣奥古斯丁（Augustinus）于4世纪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说法。不过，这个论证后来也显示了一些不足之处，因为他的说法并非如其所说的一样完全没有前提。为了描述我对世界一切事物的怀疑，我必须具备一个充分可行的语言，而笛卡儿并未怀疑语言。他在使用语言时，不曾怀疑过人们也有可能在字词、句子和语法上产生错误。其他的哲学家更批评笛卡儿没有区分知性（Verstand）和理性（Vernunft）。符合知性的是否就必定同时符合理性？这两个意义在这里是不是被混为一谈了？笛卡儿遭受的第三个批评，在于他花了极大的工夫去探究“思”，却没有想出什么来解释何谓“在”。
而这正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笛卡儿是个举足轻重的哲学家，甚至可以说是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之一。虽然他起初曾受到严厉的攻击，却仍是许多关于身体、脑部和精神世界等新观念的创始者。然而他在探索思考方面的杰出表现，从后人的眼光看来更显现出他在对于人的身体看法上的薄弱。因为他认为身体只是头部的累赘附属品罢了！这位精神的机械师用冷酷的口吻对他的读者说，所有生物的身体都只是一个肢体机器、一个自动装置或是精密的推进装置。身体上的器官如同17世纪水景花园里的自动给水装置一般运作：神经就是水管，脑部的空间像是储存容器，肌肉可比作机械表里的弹簧，而呼吸就是表内的运动。而这一切都受脑部里的一个小人“松果体”控制。将人类的身体解释为一个物理的机械装置，是当时自然科学界最时兴的方式，也是笛卡儿最擅长的。他几乎在一夕之间被视为身体新观点的思想权威。而在面对他的批评者（大多来自天主教会）时，他感觉自己是客观、时髦和前卫的。倘若笛卡儿活在现今这个时代，他将肯定是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或是一名杰出的脑部研究学者。
因此，如果我们想象一下笛卡儿在今天对于心灵和身体的关系大概会有什么想法，那必定会是非常有趣的。要是他今天再一次闭门沉思，并客观清楚地寻找关于人和世界最终的确定性的话，他会对那个400年前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说些什么呢？
2007年春。位于波士顿不远处的一幢粉刷成白色的木造单层楼房，屋前有一大片种着青翠草坪的庭院。在这里住着笛卡儿二世（René Descartes junior）。他坐在客厅的壁炉边，衣着轻便：一件灯芯绒的裤子、格子衫外头套了一件编织毛衣。他舒适地靠坐在沙发里，开始诉说着：
我身处美国。我的事业从法国经过荷兰，最后到了这里。此刻，我刚从纽约一个国家健康中心所举办的专业研讨会回来。趁着新学期还没开始，不会被授课和考试牵绊之际，我有机会好好安静地与我的思想对谈。由于我已决定对一切不够清楚明白、无法缜密探究和呈现的事物存疑，因为这是通往真理唯一的路，因此我首先必须对于未经查验就被哲学带来世上的那些错误的确定性提出质疑。让我们从那个身体和意识被不幸地分割之处开始吧。虽然那并不是由很久以前的那个另一个自我发明的，却根深蒂固地为哲学界所深信。然而唯一真正的事实是：心灵和身体是不容分离的！因为任何想在脑中试着将两者加以区分的人都将徒劳无功。脑部并不是一个把心灵作为软件配备的硬件，这两者是以一个不可分割且至为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虽然“我思故我在”这个句子的名气如此响亮，但是当中却不幸地掺杂了一些瑕疵。因为这句话不仅说明只有借助思考才能知道我和我的存在，它还主张思考以及思考的意识两者是存在真正的基础。而由于这个思考应该在严格与身体分开的前提下进行，因此这个句子便强调了精神世界和身体的彻底分离。另一个自我在当时写下的，已经无法得到今日脑部学者的认同：“我认知到，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整个本质和天性都只存在于思想里，且其存在不需要一个空间，也不依赖任何物质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让我成为我的灵魂，完全与身体不同，即使没有了身体也不会停止成为它要成为的一切。”如果这段话是对的，那么心灵便成了存在于一具机器里的鬼魂。但这并不正确，因为在脑中并没有一个名叫心灵的一个独立的地方。这无稽的程度，大致就像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个名叫大学的地方，它却独立地存在于大学楼房、街道、草坪和人群之外一样。
相反的，脑部的研究已经知道，不管是感觉还是最高等的精神活动，都无法与生物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分隔开。因此，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么脑部研究学者就根本无事可做了；他们就不需要去研究脑区、记录静电联结状况和为化学物质命名，因为这些都与心灵毫无关系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单纯用“心灵就是以上所述的相反”来解释心灵。而只是圈选出脑部的一个区域并列出一些物质，然后就号称“这便是人类的心灵”，这也是不够的。人类的意识是身体和它对环境的经验两者的交互作用。为了了解我们的心灵，我们不能只把它限制在我们的脑中，或像笛卡儿一样把它认定是存在于一个与身体分开的空间里，我们还必须学习从我们的整体生物结构去了解它。我们的感官、神经和神经元都与外界，与我们所看、所听、所嗅、所尝和所感觉的进行交流。从何得知我是谁这个问题大约可以如此回答：我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感官将信号传送到大脑的神经细胞，这些信号以精密复杂的转换电路扩散，其精密程度可让知道我自己的思想和想象我的存在等如此复杂而抽象的概念产生。
以上是波士顿这位现代脑部学者的说法。不过，被他严厉批评的那位三十年战争时代的前辈，在衣袖里还有最后一张王牌。这个脑部学者真的解答了“从何得知我是谁”这个问题吗？为了找出脑部的运作方式，以及描述感官和神经细胞如何为我反射出我自己的形象，我必须思考这些想法。而这一切即使都看似真实，却都还只是存在于我头脑里的想法和想象而已！这么看来，“我思故我在”这个句子还真有几分道理。但是，我们最好别将它理解成我的思考构成了我的存在，或者单单只有思考是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毫不相干，因为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说只有思考能带给我“我存在”的想法，那么这个句子就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有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可达到“我的存在”。我可以从我的思考开始，并质疑我的确定性从何而来。这是笛卡儿的道路，也是近代哲学的道路。这条自我观察的路对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将它导向一个反省的思考方法，而这个方法把所有关于世界的断言都带回其主观的源头并加以审查。然而这条路作为科学的认知理论却已遇到了瓶颈，我们几乎无法再找到什么令人惊奇的新大陆了。第二条研究人类的通路是不去考虑观察者本身以及他个人的感知与思想。这是现代自然科学之路，而这条路较不强调反省，目前却广泛应用且成果丰硕。这两条道路所传达的认知方式可说是南辕北辙。
许多脑部学者认为，他们探索心灵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而从前被认为是哲学的领域，今天则应该归属于神经生物学的范畴。如果人类要知道自己是谁，就必须学习去了解他的脑部。脑部研究以一个冷静理智的自然科学研究取代了到目前为止关于人类感觉、思想和行为的臆测。然而许多脑部学者都容易忽略一件事，那就是他们也并非走在通往绝对真实的道路上。每个自然学科本身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人类精神是自然学科想以自己的方法探究的对象。人类精神的认知能力端赖于人类演化过程中适应的需求。我们的脑部之所以会像现在这样，正是因为它显然在演化的竞赛中通过了考验；而它在雨林和热带草原里的任务也从来不是要全然客观地认知这个世界。如此一来，要说脑部并不是被完美设计来完成这个任务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人类的意识不是依照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而造就的，那么如前面说过的，人类的认知仅限于经由演化竞争而形成之认知系统提供的认知能力。自然科学的理解视典型人类的认知条件而定。如果这些认知条件不受其影响的话，自然科学界就不会有进步，也不会有矛盾和修正了。研究的标准，如无矛盾性、可重复性和有效性等也并非独立的标准，它们都在某个特定时间和特定知识状态下符合人类的认知能力。100年前被自然科学家认定为毫无疑问的，今日的我们则予以摇头否定。那么何以同样的情况不会在100年后发生呢？
因此，对于哲学家来说，从“思考的我”开始思考，进而一步步了解世界，仍然是个可行的方法。从这点来看，笛卡儿在今天并不比400年前落伍。不过哲学家们当然应该认清，他们既不是脱离脑部也不是借脑部的帮助来思考。脑部自己在思考，而脑部也产生出这个在想“我在思考”的“我”来。然而，笛卡儿在使用“我”这个词上是否正确无误呢？他难道不是应该说“如果人在怀疑的时候无疑是处于思考状态的，那么必定存在着思考这件事”才对吗？与其说“我思故我在”，不是更应该说“思想存在”吗？这个被偷偷带进来的“我”到底是什么呢？
卡尔·达尔生于1941年，为德国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歌手和喜剧演员。脸部特征为右眼眼皮下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