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赫经验：
“我”是谁？
世纪经验有时会隐藏在不起眼的注脚里，而以下便是一个例子。1855年，年方17岁且即将成为大学物理系新人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正在维也纳附近散步，途中有个深刻而强烈的体验：“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户外，突然间感觉到世界和我似乎融合成一个由诸多感觉组成而彼此相连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以我为中心。虽然我到后来才真正反省了这个经验，但那个时刻却对我的整个直观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名大学生当时还不知道，那可说是一个“世纪经验”，而这个经验在50年后记载于他的《感觉的分析》的一个小注脚里。
恩斯特·马赫于1838年（比尼采早六年）出生在奥匈帝国，即今捷克的希尔利茨（Chrlice）。他的家庭属于少数以德语为母语的家庭。马赫的父亲是农夫，由于也身兼家庭教师，因此他亲自为儿子上课。上课之余，马赫还同时完成了木匠的学徒训练。他15岁才进入中学，后来顺利通过毕业考试，取得进入大学的资格。这名天资聪颖的学生在维也纳研读数学与自然科学，并取得了电学博士的学位。一年后他成为教授，从格拉兹（Graz）转到布拉格，最后又到了维也纳。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所教授的课程包括了物理学、数学、哲学和心理学。他以物理学家的身份计算出了音速，而后来音速也以他的名字作为单位词。因此我们说超音速飞机是以“两马赫”的速度飞行的。
马赫当时在布拉格和维也纳都享有盛名。他做了火箭炮弹的实验并研究出气体动力学。他一再批判牛顿的物理学说，并因此被奉为相对论的创始者。爱因斯坦喜欢自称是他的学生，虽然马赫从未亲自教过他。在政治方面他原是个自由党人，后来逐渐偏向在当时被评为激进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他在自己的世界观里是个不可知论者，喜欢和教会作对。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积极钻研马赫的理论。年轻的列宁曾以马赫理论为题写了一本很厚的书，因为马赫的哲学在俄国的知识分子圈非常风行。他还让感觉心理学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并深深影响了美国的行为研究。然而尽管他启发了这么多的科学，马赫的声名在他1916年去世后还是很快地被世人淡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撼了欧洲，而物理学此刻也走上了全新的道路。1970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才又想起了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火箭先驱，并以他来为一座月面环形山命名。
马赫的哲学思想是很激进的。对他来说，他只承认能经由经验证实的或能计算出来的事物。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哲学都不合格。因为当他去审查是否一切都符合物理定律时，几乎就为整个哲学史打上了个颇低的分数。他尤其反对笛卡儿的二元论，因为马赫认为：身体的感觉和心灵的想法两者是由一个相同的物质构成的。就如同他年轻时的那次夏日经验，一切都似乎彼此相连一样，他将自我和世界的二元论解构而改成一个一元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由相同的元素构成的。若这些元素出现于脑部，就称之为“感觉”，但是它们并不因此就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个感觉理论的爆点在于我的死亡。哲学家谈论“我”已经超过两千年了，而每个平凡人要意指自己时也都会说“我”，但是马赫提出抗议。他对于用“我”来说自己这件事感到非常困难。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呢？他认为：“‘我’并不是一个不变的、特定的、清楚界定的单位。”在人类的脑部里并不存在一个“我”，而仅仅存在与外界元素频繁交流下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感觉，或者如马赫开玩笑说的：这些感觉“独自在世界里散步”。然后他用他最有名的句子向哲学宣告：“这个‘我’是没得救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个看法，另一部分是对这个看法的担忧，两者导致了宗教和哲学中最特异的悲观和乐观的谬误。”
马赫并非第一位想到把“我”从世界上抹去或至少将“我”贬得非常渺小的人。他很骄傲地相信这必须是一个物理学家才做得到。但是有个人也做到了，他原是位失败的法学家，后来变成一个爱思考的商人：苏格兰人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于1739年出版《人性论》时28岁。休谟在寻求“我”的过程中徒劳无功。因为灵魂和“我”都并非可经验的实体。人类并不需要一个“我”才能觉察感受、概念和情感，这些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我”完全不是真实的，而是众多想象中的一个。休谟所想到的唯一一个可以解救“我”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像“感觉的组合”这样的东西。虽然这是个幻觉，但可能是个必要的幻觉，它给人在脑部里拥有一个监督者的美好（且不可或缺？）的感觉。
真是这样吗？“我”是一个幻觉吗？每个平凡人自以为是的，都只是一个存在于脑部中骗人的戏法吗？两千年来，当西方的哲学家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一个前提，而这个“我”又多少能应付世间诸事时，其实都是在自我欺骗吗？我们的“我”难道不就是精神、情绪和意志档案进进出出的脑袋吗？这个“我”难道不是经得起人生风浪起落的堡垒吗？或像是未经修剪的影片一样，可以保证终其一生总是感受到唯一的、同样的自己？如果不是我的这个“我”，那么此刻究竟是谁在这里跟读者您说话呢？倘若不是同样以“我”自称的读者您，那么又是谁正在读着这些句子呢？
让我们暂且重新释放这个被特异的物理学家和失败的法学家所钳制住的“我”，让我们来问一些行家，比如心理学家对这个“我”是怎么说的。心理学家们点点头，堆起脸上的皱纹，面面相觑地交谈几句，然后再度堆起脸上的皱纹，再次点点头。“嗯，您知道的……”其中一位开口说，“我们大概不会把‘我’删除掉，但是我和我同事对于‘我’究竟是什么，还是莫衷一是。我们无法将‘我’视为一个确定的事实，因为如您所知：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大体上只把看得到、听得到和测量得到的认定为真实的。这个‘我’却并非如此。如果存在一个‘我’的话，那么它也只是推论出来的，而休谟的说法也就是对的。可是问题是：它是由什么推论出来的呢？如果我们是从感觉推论出‘我’的，那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名叫‘我’的感觉？或者我们是从观念推论出来的，从一个名叫‘我’的观念？关于这点我们也不太确定。因此我的许多同事都规避这个概念而宁可改用‘自体’。这个‘自体’就如同我们的意志和判断中枢。我们在这里喜欢区分‘自我概念’和‘自尊感’。自我概念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如何知觉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再次把‘I’（英语中作为主语的我）导入，但只作为小的结构，好让‘Me’（英语中作为宾语的我）来与它对照。这两者分工合作：‘I’负责行事，‘Me’负责评判。而自尊感是由‘Me’颁发给‘I’的那张非常主观的证书。我们已经对几十万个自我对话的人进行观察和描述。但是，请看在这个思想的原创者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份上，别问我们该如何证明！它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大概只有慈爱的上帝、达尔文或者哪个张三李四才知道为什么吧。”
以上是心理学的说法。当然这个描绘是经过强烈简化的，而心理学其实有许多不同理论和学派，涵盖范围也相当广。但同样清楚的是：心理学在关于我的问题上并无法提供简单明了的答案。因此现在只剩下向脑部学者求教一途了：而脑部学者在过去几年也确实经常自告奋勇地参与其中。他们似乎比其他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肩负回答这个问题的使命。针对“是否存在一个我”这个问题，许多（即使并非全部）脑部学者的回答是：“不！我并不存在。从未曾有人是我或拥有过一个我！没有任何东西从内部将人紧紧束缚住。休谟和马赫的看法一点都没错：这个我是一个幻觉！”
想了解他们的回答，我们得先问，一个让脑部学者满意的“我”到底必须长成什么模样，才会让他承认：“没错，这就是那个‘我’！”若是他在脑部中发现操纵或产生“我”的一个局部、一个区域、一个中心，对他就有用了吗？大概不至于吧。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去研究这个操纵机制，并确定这个中心就像脑部的所有中心一样并非独立运作，而是与其他中心相联结的。而他还会去研究神经细胞、静电脉冲的传导以及化学反应，然后他会说：这个“我”不过就是一个复杂的电化学机制罢了。约莫像是孩童将会说话的玩偶剪开后，在里头找到一个小小的、令人失望的装置一样。
值得庆幸的是，每个明智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正确，因为这个名叫“我”的中心并不存在。这是一个很棒的消息，完全不令人失望，甚至令有些脑部学者欢呼。早在19世纪，著名的解剖学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就很乐于矫正哲学家对于“我”的主张。他说：“我解剖过上千具尸体，但是还没在里头找到过一个灵魂。”而这时我们大概可以（不带任何宗教动机地）说：“感谢上帝！”因为没有找到灵魂或没有找到“我”，当然好过找到一个“我”，然后将它切割、分析、除魅。您能想象要是脑部外科医师能够手术将“我”切除的情况吗？
好吧，一个名叫“我”的中心并不存在。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因为除了笛卡儿和他的松果体以外，又有谁相信过呢？过去的两百年以来，没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曾断言说“我”是存在于脑里的一个物质实体。他们大多都完全不确定。举例来说，康德曾颇为含糊地表示，我是一个“内感的对象”，相对于“外感的对象”，也就是身体。这样的说法并不周延，因为谁能由此得到一个具体的概念呢？
哲学以尽可能不明确的态度处理关于“我”的疑问，有点像是：我们不去谈论“我”，我们有个“我”就是了。而脑部研究无法立刻找出“我”来，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以他们研究脑部的方法来看，根本也不可能会有个“我”跑出来。由于在他们的世界里，并没有一个可以画在脑部图片的“我”，因此“我”也就不存在。它不是一个可以在脑部中清楚找到的基本配件。
话虽如此，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在经历着一个“我”吗？这些经验有可能骗人吗？就算这个“我”的感觉再怎么摇摆不定，它的存在难道不是个不争的事实吗？“我”有没有可能包含整个脑部，甚至延伸到整个神经系统或至少到许多重要的部位？是否可能就像从脑部神经细胞的音乐厅中产生一段旋律，一段名叫“自体”的旋律，而它虽然在生物学上无法掌握，却在物理学上毫无疑问地存在呢？不能这样说吗？就如同我们对音乐厅内各个乐器所进行的描写并不会就此产生出一首交响乐曲一样，我们也无法用脑部解剖的方法来掌握和理解“我”。
从某方面来看也许没错。但是脑部研究还有第二条路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失常或有障碍的病人，而这些病人的“我”有的显然完全无法运作，有的只能部分运作，还有的在病变下运作。著名的英国脑部学者和心理学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花了40年的时间研究这类人。他自己也是个独特而传奇的人。他在《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里描写了病人们的生活和世界。这些人患有自我功能失调，或如萨克斯声称的，他们是“在无法想象的国度里漫游的旅人，若不是透过他们，我们对这些国度的存在一无所知”：有个音乐学家的左脑受了轻伤，却因此得了“视觉辨别缺陷症”，变得“精神失明”而无法辨认物体。当他要伸手拿帽子时，抓的却是他太太的脸；有一位音乐学教授充满关怀地抚摸着停车计时器，因为他把它们当成了小孩子；还有一位患有神经梅毒的老妇人，突然开始对年轻男人产生无法满足的欲望。
萨克斯于20多年前只能描写的状况，之后已经能进行多种研究。许多脑部学者倾向于认为不仅存在一个“我”，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我”的状态：身体的“我”让我知道和我生活的这个身体真的是我自己的身体；定位系统的“我”告诉我此刻身在何处；作为观察点的“我”说我是我的经验世界的中心；作为经验主体的“我”说我的感觉印象和情绪确实是我自己的，而不是属于别人的；作为行动主体和审查者的“我”让我明白，我要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自传里的“我”让我主演自己的电影，让我总是体验到唯一且相同的“我”；反身性的“我”让我可以思考自己并且玩“I”和“Me”的心理学游戏；最后，道德的“我”建立我的良知，让我明辨是非。
在所有这些“我”的状态中，都能找到某个“我”功能失调的状况，就像萨克斯在他的故事中所叙述的。如果我们利用成像技术（请参考《心灵的宇宙》）来研究这些患者，终究也能找到功能失常的脑部区域。例如身体的“我”和定位的“我”都和顶叶的作用有关；作为观察点的“我”和颞叶右下部有关；作为经验主体的“我”除了配合颞叶右下部的作用，也和杏仁体及其他边缘系统的中心等有关。
我们可以说有许多的“我”存在。但是这个说法当然也只是一套模式。因为即使知道每个单一配料的味道，我们还是无法预知最后整道菜会怎么样。同样的，虽然我们准确划分了各种“我”的状态，它们其实是在我们脑中被“拌炒”在一块的。有时其中一个味道脱颖而出，有时又是另一个味道。它们在我们的日常意识里几乎是无法区分地共同作用着。有些只是不时地露个脸，有些却是无所不在。而这些配料的来源也似乎完全不同。有些我们只是感觉到，有些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已知的。例如作为观察点的“我”是每个正常人与生俱来就确定的，就像身体的“我”一样，后天的影响不大；但是自传里的“我”却无疑是我自己，而且是透过我说话创造出来的。我在讲述我自己，也就是对我自己和别人讲述我时，也同时塑造着我。相同的情况也适用于反身性的“我”，可能也还有道德的“我”（前提是如果真有道德的“我”存在，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深入讨论）。
脑部研究提供的各种“我”的状态虽然有意义的划分，但我们不能混淆的是：它们不是绝对划分精确的结构。它们完全没有证明“一个整体心理状态”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心理状态被部分脑部学者称为“‘我’的感受流”。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心安理得地用一个简简单单的“我”呢？
脑部研究有个奇怪的现象：有些神经学家虽然否定“我”的存在，却又同时研究它是如何形成的。“我”经常是实验室里最爱的敌人，因为必须得以它为前提，才能对付它。这样脑部学者可以精确说明人格（也就是“我”）是如何塑造的。边缘系统早在胚胎阶段初期就已形成。胎儿出生后，脑部与外界接触后再次接受彻底改造。脑部结构会适应环境，减少神经细胞数并同时包覆住脑中的线路。18～24个月大时，“‘我’的感觉”形成，此时幼儿第一次能在照片上认出自己。接着便产生出社会法律概念的“人”：能为行事负责之社会成员的“我”。这些能力和特性，有的是在青春期期间或之后才于脑部中发展的。所有这些描述都解释人格的发展，并同时和“我的感觉”紧密相连，因为人们都以“我”来自称。多数人认为，这个人格发展有一半左右取决于先天的能力，30%～40%则视零到五岁的塑造和经历而定；只有20%～30%是明显受到后来家庭、学校等的影响。
想把“我”给除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当哥白尼证明地球绕太阳运行时，他发现的是一个前人所未知的事实。以前的地球中心说确定是错的。当达尔文主张所有生物都是从低等的祖先演化而来，且人类也不例外时，他显然也同样在描述一个事实。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猜测也确定是错的。但是如果今天脑部学者想将“我”抹去，他们却不一定是在证明一个新的事实。关于“人的心灵和一个名叫‘我’的主管有关”的传统想法，至今尚未被反驳。这个“我”是个复杂的东西，它有时能分裂成许多不同的“我”而仍是一个自然科学无法轻易解决、我们却可以感觉到的真实事物。单凭“我们能感觉自己是一个‘我’”这样的观察，难道不足以确定“我”的存在吗？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曾写道：“人是个体，就因为他如此认定，这就够了。”我们大概也可以用相同的句子来说明“我”吧。
“我并不是一个不变的、特定的、清楚界定的单位。”马赫这句话说得没错。除非，我们在脑部中发现一个单位、一个界限，或一个像某些脑部学者所说的“框架”。不过我们的感觉不太可能“独自在世界里散步”。“我”像是一个颇为专注留神的幼儿园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身边观察、一起感受并且谨慎待命。人类没有核心，也没有一个可以绝对抓住的“真实的自己”。真正要想除魅的话，其实应该是找到一个名为“我”的装置，拿到哲学家的面前说：你看，就是它！不过，就像我说过的，这样的想法也未免太简单了。而我们所拥有的却是一个独特的、多面向的、多重观察点的我。脑部研究并不是证明没有“我”的存在，而是证明说，我们所感觉到的“我”是脑部中一个非常复杂的历程，而且我们仍然有一切理由为它感到赞叹。脑部研究领域距离“我的状态”的全面探究还有很长的路；更精确地说，还有数十年之遥，而且还不能保证最后一定会成功。如果把对简单情绪的观察比喻为脑部研究的“登陆月球”，那么这趟通达“我”的旅行至少是载客飞向木星。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想象我们在这趟旅行中会遭遇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