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自家的主人：
我的潜意识是什么？
他是个难以亲近的人，他吸食可卡因、冷落孩子、严重鄙视女性、无法忍受信众们所提出的批评，而他的科学研究后来都被证明为不符科学。尽管如此，他仍是个重要的人物，也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弗洛伊德（Sigismund Schlomo Freud）于1856年出生于波西米亚的弗莱堡（Freiberg）——位于当时的奥地利，也就是今天的捷克境内。他的父亲是一名犹太毛织品商人，在他出生不久后就宣告破产。由于家中有8个孩子，因此弗洛伊德的成长环境非常穷困。这家人先是迁往莱比锡，不久后又搬到维也纳。身为长子的弗洛伊德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而他在学校里也非常出色，以优异成绩通过高中毕业会考。1873年秋天，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系注册入学。他曾在那里进行过河鳗睾丸的研究，后来又念了同一所大学的生理系，并在1881年以论文《低等鱼类的脊髓》（Über dasRückenmark niederer Fischarten）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而他却因为经济窘困而无法继续留在大学。带着失望的心情，他在维也纳综合医院谋得一职，并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他在一位著名的脑部解剖医师西奥多·梅涅特（Theodor Meynert）身边担任助理医师，并继续研究鱼类，特别是七鳃鳗的脑部。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拿可卡因在自己身上进行各种试验；他认为可卡因能用来治疗歇斯底里症。这位科学界中好胜心强的后起之秀一心想着要功成名就。虽然先后发表了五篇关于可卡因的论文，却仍无法如愿以偿。就连尝试用可卡因来医治一名染有吗啡毒瘾的友人也终告失败；改名为西格蒙德（Sigmund）的弗洛伊德后来在著作中有意隐瞒了这件事。1885年，他满怀自信地迁往巴黎去开始一段研究之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噢，这将多么美好啊！我会顶着巨大耀眼的光环回到维也纳，并治愈所有到目前为止无法医治的精神疾病。”弗洛伊德在巴黎遇见精神医学的翘楚，人称“歇斯底里患者的拿破仑”的让－马利·夏尔科（Jean－Marie Charcot）。他为弗洛伊德开了眼界，让他知道许多精神障碍是心理而非生理因素，并向他介绍了催眠术和心理暗示术。弗洛伊德回国之后便在维也纳的议会路（Rathausgasse）以精神科医师的身份执业，同时也在“第一公立儿童疾病中心”担任精神科主任医师。他与出身于犹太教经师和学者家庭的玛莎·伯内斯（Martha Bernays）结婚，生了六个孩子。然而弗洛伊德却完全不是个热情、慈爱的父亲，在孩子面前显得难以亲近。19世纪90年代初期，35岁的弗洛伊德再次深入研究脑部解剖。他写了一篇关于脑部疾病引起语言障碍的文章，并发现脑部研究可解决许多精神谜团的巨大前景。然而他的那本尝试借助卡哈尔全新神经元理论来解释“精神器官”的《科学心理学大纲》（Entwurf einer Psychologie，1895），却始终留在抽屉里没有发表。
对弗洛伊德想治疗精神疾病和解决精神障碍的远大抱负来说，脑部研究的成熟度还差得很远。卡哈尔对脑部神经细胞的功能及其交互作用的新理解都过于抽象笼统。卡哈尔为了探究“理性心理学”，在马德里把尸体的脑部放到解剖台上；身处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却选择了另一个做法：他开始让研究对象活生生地躺在长沙发椅上，对他们的脑部进行研究；他创立了一门新的科学：精神分析。1889年，他来到南锡（Nancy）拜访了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当时伯恩海姆正在进行所谓“后催眠暗示”的尝试。弗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必定存在一个为人类大部分行为负责的无意识。
“无意识”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早在1869年，当时还很年轻的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就写出了《无意识的哲学》（Philosophie desUnbewussten）这本深受叔本华启发却颇不成熟的著作（见《我可以要我所想要的吗？》）。这本书在当时极为畅销，书中汇聚了19世纪中期以来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种种不满。而立场相近且同样批评这些对手的尼采，更因此而火冒三丈，主要是因为洞察力远不及他的哈特曼竟然比他成功。不过，“无意识”也不是哈特曼发明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的一个朋友，也是医师和脑部学者的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于1846年就在他的《心理：关于精神的发展史》（Psyche．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Seele）里提到了“无意识”（Unbewusste）以及“无意识所在”（Unbewusstsein），作为精神活动最初的区域。
弗洛伊德和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尝试对“无意识”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他对于无意识在脑部所在的位置有个大致的想法：位于端脑的下皮质中心和脑干内。至少他的老师梅涅特在脑部的解剖上已经达到了这一层。不过19世纪90年代还是无法利用脑部研究的技术解开无意识之谜。1891年，人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搬到了贝尔格巷19号（Berggasse 19），也就是他自此工作和居住了47年的地方。他第一次谈到“精神分析”是在1896年，这是他沿用自医师友人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在“细微询问程序”（subtiles Ausforschungsverfahren）中所使用的概念。布罗伊尔曾鼓励他的一名心灵受创的病人贝莎·帕本海姆（Bertha Pappenheim）说出她在精神上遭受的伤害。从此弗洛伊德也开始探索病人（主要对象为女性）遭受性暴力的经验，采用的方法是引导她们说话。至于在男人身上，他则诊断出在孩童时期会对母亲产生性需求，即他所称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在后来以此和其他主张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经常被他自己修改的“本能理论”（Trieblehre）。这套理论引起强烈争议，而它的概括性描述在今天看来也已站不住脚了。1899年至1905年间，弗洛伊德写了四本关于“无意识的力量”的著作，这四本书奠定了他的名声。它们的内容分别是关于梦、日常生活中的失误行为、笑话和性。1902年弗洛伊德成为维也纳大学的特殊荣誉教授，并成立“心理学周三学会”（Psychologische Mittwochs－Gesellschaft），也就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Wiener Psychoanalytische Vereinigung）的前身。
虽然弗洛伊德的著作大部分都备受争议，科学界也吝于给予肯定，他却有着惊人的自信。1917年，他把自己在“揭开无意识之谜”中取得的成就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理论并列，他认为他们三个人都贬低了人类：哥白尼把地球从世界的中心位置推到了边缘；达尔文把人类的天性由原本的“上帝所造”改为“从猿猴演变而来”；而弗洛伊德自己则让人类知道，人类并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因为无意识的支配权比意识要大得多。他确定人类所做的决定中约有90%是由无意识驱使的。
为了解释无意识是如何控制意识的，弗洛伊德于1923年发展出了一套“三部分心理”的想法。根据这套想法，人类的精神活动乃是由三个主管单位所决定的：本我（ES）、自我（Ich）和超我（Über－Ich）。弗洛伊德将此三分法视为自己的成就，但其实尼采就曾经使用过这三个概念来说明类似的功能。本我形同无意识，是人类心理的本能元素。饥饿、性欲、妒忌、仇恨、信任和爱等决定了本我。与本我对立的是超我，它代表的是人类经由教育习得的规范、理想、角色、楷模和世界观。自我夹在两者之间，其实是个被强大对手蹂躏的可怜虫。它臣服于本我、超我和社会环境三个主人，并试着调停三者之间的冲突。然而自我颇为软弱；一般来说，不接受自我控制的本我能够胜出，因为它能摆脱掉意识；无意识的本能以及幼童时期的影响和塑造是无法窥探的，因此也无法轻易加以整理。
相对来说，弗洛伊德这套模式发展得较晚，而且也并没有作为往后著作的基础。不过他有个绝对坚持的观点：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来自一种无意识的矛盾，存在于“本能冲动”以及远远无法与之抗衡的“理智”两者之间的矛盾。他不仅将这个观察应用在个人身上，还普遍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本能动力（Triebdynamik）上。
弗洛伊德接下来关于文化评论的著作，大多是在身体承受着极大的病痛下完成的。他可以说是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巨星，但是严重的下颚癌却让他饱受煎熬并严重限制了他的行动。纳粹掌权后，弗洛伊德的著作开始遭到禁止和焚烧。1938年3月，德军进入奥地利，迫使他流亡至伦敦。他的五个妹妹中有四个留在维也纳，并遭到纳粹逮捕，被谋杀于集中营内。1939年9月23日，病入膏肓的弗洛伊德在伦敦最终以高剂量的吗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理论给我们留下些什么呢？弗洛伊德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他在检视人的时候，将焦点放在感觉、心理冲突和无意识的意义上面。虽然精神分析已经分裂出许多不同的思想和学派，而且它们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时而相近时而偏离，但是他那沿用自布罗伊尔并经过自己改良的治疗形式，至今仍是世界通用的方法。至于在研究人类心理的科学成就方面，他也的确常有敏锐的直觉，不过也仅止于此而已。他在病人的心理世界中游历，如同一位没有船只可供航行的绘图员，无法亲眼看见并测量人们所描述的大陆。而这也导致了他的傲慢，因为从来没有人用他的方法达到如他一般的成就。那块大陆就是“无意识”，而他就是领航员。然而弗洛伊德其实很清楚自己的时日不多，那曾经因为无法帮助他而被他扬弃的脑部研究已扬起风帆，就快要超越他了。现在的问题只是：那些他在地图上绘记的轮廓、河川、山脉和岛屿，究竟还有多少能够留下？他在一本关于享乐主义的书中，出乎意料地以自我批判的态度写道：当然最终也只有生物学才能以新的惊人发现（即便这些发现“可能会导致我们整个由假设构成的人工殿堂崩溃瓦解”）来解开精神之谜。
精神分析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方法。它的推测无法以科学来检验。因此，即使在弗洛伊德去世30年后，精神医学和精神分析仍然水火不容。当时精神分析正值鼎盛期，而脑部研究也正处在电生理学的高峰期，将所有精神活动都以微米（Mikrometer）和毫伏（Millivolt）表示，这在弗洛伊德的门徒和儿孙眼里，就像一个神经生物学家来看自然科学眼中天真的“咖啡渣精神分析占卜术”一样荒谬。直到今天，在脑部研究全面获胜之后，有些脑部学者才敢重新肯定弗洛伊德的成就。
弗洛伊德在当时只能够推想的，其实对于脑部研究来说已经是很清楚的事了：我们检视一下脑部，就可以看到负责意识的脑部区域。它就如我曾提到过的，位于联合皮质内。有些区域，也就是脑干、小脑、丘脑以及端脑的下皮质中心，则负责产生和储存无意识过程。这么说来，意识和无意识在解剖上是相当容易分开的。虽然如此，脑部研究还是有很长的时间在无意识的研究上绕了很远的路。因为对神经生物学来说，无意识是难以描述和掌握的。无意识的过程经常发生得非常快，而它们是（弗洛伊德也知道）无法透过语言来传达的，因为人不会意识到它们。因此只好让心理治疗师从病人所报告的字句里听出它们并解开无意识之谜，或者把病人送入电脑断层仪，去观察负责无意识的脑部区域在面对特定问题或测试的时候会引起什么反应。
不过，虽然指出负责无意识的脑部区域是如此容易而清楚，无意识本身的特性却也可以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无意识是一些我们经历到却没有注意到的活动。在我们的感知里充满了我们完全没意识到的印象。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于真正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的极小部分，而剩下的便进入潜意识。其中有些会被偷偷储存起来，有些则不会，而这并非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会针对眼前的任务、目标和需求去感知。例如，一个饥饿的人比较会注意到一切与食物或餐厅有关的事物；而同一个人，如果他是个对风景名胜感兴趣的游客，他对城市的感知会和一个正在找工作的他完全不同。人对于某件事的专注力越集中，就越不会注意到其他的事；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在意外状况中看到。当某人在路上撞到交通信号牌时，他显然没有看到它；而卷入交通事故的人声称自己没注意到其他车辆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我们的注意力若是集中在某个事物上，我们的脑部往往完全不会顾及其他东西，就算这些东西可能非常愚蠢，愚蠢到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才对。关于这样的情况，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的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和哈佛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所拍摄的影片，著名的《大猩猩服装实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影片中有两队人面对面地玩球。一队穿着白色衣服，另一队穿着黑色衣服。两队各有一个球，都传球给自己的队友，传球的时候总是让球先落地然后弹起。这时安排一个人数不少的测试组来观看这段影片，他们的任务是计算白队的球一共落地弹起了多少次。大部分受测者都能毫无问题地完成任务，说出正确的次数。然而测试员还想知道别的，也就是观众们是否注意到了任何不寻常的东西。一半以上的受测者均给予否定的答案。直到他们第二次再看影片且不去专心计算时，才惊讶地发现影片中有一个穿着大猩猩服装的女人拖着脚步穿过画面，停在画面中央学猩猩捶胸。而大多数观众由于太过专注于“计算次数”这件事上，竟完全没注意到这只“大猩猩”！心理学家以同样的实验要求另一组受测者计算黑队的球落地数，结果也有1/3的人没注意到“大猩猩”。这名乔装的女人之所以较能吸引黑队观众的目光，是因为大猩猩的服装也是黑色的。这段影片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说明我们的注意力如何对感知到的东西进行过滤，而且我们不会意识到这个“过滤”的工作能达到这般程度。我们的注意力像是一盏探照灯，只能照亮很小的范围，而其余的黑暗部分则进入无意识的领域。
我们大部分的无意识源自这种未被照明的感知。另一个重要部分则由我们在母体内以及1～3岁的经历所组成。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其实已经有了许多深刻的感知，但由于我们的联合皮质尚未成熟，因此无法储存这些经历并将它们作为有意识的经历来支配。我们人格的2/3左右是以这样的方式逐渐成熟的，而我们自己日后却不会记得，也无法想象当时确切的情况。
除了每天生活中无意识的感知以及幼儿时期深藏的无意识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无意识，例如下意识的“自动行为”。我常常惊讶于自己能在烂醉的状态下走数公里路并安全到家，即使我后来怎么也想不起回家的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当我此刻正在打这行字时，我的手指又是如何在1/10秒的速度下找到键盘上的键的呢？如果有人盖上键盘要我标记，那么我大概连一个键也标记不出来。我的手指显然要比我还来得聪明呢！还有那些曾经历过却又遗忘的事物，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不在我的意识当中，多年后却因为某个刺激信号而又再度想起。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气味；气味能够将一连串原以为遗忘的画面重新唤回到意识中。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弗洛伊德的理论整体来说是正确的：我们脑部里的大部分活动都在无意识下发生，而这个无意识对我们具有无比重要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无意识的感知是惯例，而有意识的感知（对我们来说当然特别重要）反而是例外。因为只有联合皮质参与工作的部分才能被我们意识到；而联合皮质却又偏偏必须依赖无意识的帮助。如同前一个章节所说的，感觉是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接着剂。没有了来自边缘系统的无意识的刺激，联合皮质也就完全没有接收、反思、权衡和表达的素材；它将如同一个高效能却因没有供电而无用武之地的机器。因此，无意识对我们意识的控制强过意识对无意识的控制。在我们个人的发展中，无意识产生在意识之前，而它对我们的塑造也比意识的渐渐觉醒要早得多。我们无意识的经历和能力的总和（也就是潜意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想对它产生影响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最常使用来接近潜意识的方法是借由外来的帮助，也就是心理治疗。
今日的脑部学者梦想着一个在神经科学上能够有稳固根基的精神分析。1979年，世界知名的记忆研究专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陈述了这个很有挑战性的计划，目标是将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然而对于精神分析来说，坎德尔这个新科学的建议听起来像是一套苦行者的减肥疗法：不再进行推测，不再提出大胆的概念，也不再幻想以精神分析方式去治疗精神和身体疾病。相反的，他运用经验研究法、统计数据、严格的成果控制以及如核磁共振图的脑部扫描，根据个别脑部区域来审查心理治疗的成效。
以脑部研究的实验方法来对无意识进行探究，这个尝试才刚开始。无意识可说是哲学的一个养子，是于19世纪后半叶才被渐渐接受的，而今天却已经是通往人类科学的自我认知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在生物学上的认知理论中，人类是双重受限的：其一是受限于典型的感官能力以及灵长类脑部典型的极限（见第一章至第四章）；其二是由于意识与潜意识两者之间的界限。无意识构成了我们大部分的经验及我们的人格，但是想一探其中奥秘却困难重重。在我们进入本书的第二部分、探讨人类行为的问题之前，我们还有个观点必须先加以确定。这个观点到目前为止总是被大家默默视为理所当然：那就是记忆。我们的记忆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