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蒂尔西特和拿破仑入侵俄国之间这些年的任何概述都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论：法俄同盟的崩溃和走向战争是并不令人吃惊的。拿破仑意欲在欧洲建立帝国，或者至少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霸权，这就不会容许不服从法国秩序的独立大国存在。那些年里俄罗斯帝国太过强大，它的精英们也太过骄傲，以至于不能在进行猛烈抵抗之前就屈从于法国的管辖。1812年（的战争）就是最终的结果。
某种程度来说，解释这些年（的历史）时要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拿破仑“跌跌撞撞地走向帝国”。换言之，他并不总能搞清楚处理事情时的优先级或关键点，且经常使用损害了他自身事业的欺凌和恐吓战术。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的著名表述，拿破仑一看到致命之处就要冲过去。此外，他对经济的看法时常不够成熟，对海军事务的掌握也比较有限。尽管上述说法是正确的，却并非事实的全部。[52]
最重要的一点是，拿破仑帝国是1789年革命带来的法国势力骤增的产物。这个增长的霸权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法国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是由军队对劫掠的渴望和法国政府让其他国家负担军费开支的希望驱动的，拿破仑的个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法国的大战略必须在其他大国政策的背景下加以判断，尤其是法国和英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争斗。1793年之后，英国的海上优势或多或少地将法兰西帝国主义限制在欧洲大陆范围之内。英国自1793年起在欧洲之外取得了巨大收获，更不用说他们始终处于增长中的经济实力，这都意味着除非拿破仑能够在欧洲范围内创建某种形式的法兰西帝国，否则他就要输掉与英国的斗争。拿破仑从未制订过创建和保持这一帝国的连贯可行计划，这的确损害了他自己的事业。另外，整个“拿破仑插曲”的时间十分短暂，所以没有连贯可行计划也并不全然令人吃惊。[53]
拿破仑的最大敌人——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并非渴望待在家里照料园圃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它们本身就是扩张主义的掠食性帝国。例如，针对拿破仑帝国的许多批评可以用到这一时期英国在印度的扩张上。可以举来作为案例的有英国通过次大陆上的英国统治者把印度的财富运回本国，还有印度被并入不列颠帝国后其制造业遭到伦敦所设条款的影响。1793～1815年，英国在印度领土扩张的主要发动机也是一支强大但昂贵的欧式军队，它需要征服新的土地，以证明其自身存在价值，并负担其开支——后者本身就得益于掠夺。尤其是在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管理时期，英国的领土扩张是以拿破仑式的一心一意执行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确保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不受法国威胁的必要性来加以辩护。[54]
基本的一点是，在欧洲创建帝国要比在海外困难得多。意识形态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欧洲范围内，法国大革命已经颂扬了独立国家和主权在民的概念，这原则上是帝国的对立面。拿破仑战争的体验——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也无助于使欧洲帝国的概念在欧洲人心目中合法化。然而与此同时，欧洲的总体看法与过去相比，则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欧洲相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文明教化的使命和固有文化优越性的主张。法国人不无理由地视他们自己为欧洲文明的领导者，特别是将大洲东半部视为半开化的地方。然而，甚至连他们都很难把一位英国高级官员的看法——“印度土著总体上的堕落”——用到欧洲人身上。就算有人做出此类评价，也不会有许多欧洲人相信它们。[55]
更直接的重要因素则是，英国人事实上是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继承者。帝国在印度并非新鲜事物，英国人所推翻的政权绝大多数既不十分古老，也没有在它们所处地区深深扎根。尽管后来的民族主义神话制造者们做出了一些断言，但拿破仑通常情况下在欧洲遇到的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过他面对的许多政权是在它们所统治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历史与古代神话、共同的宗教和本国的高等文化是统治者与治下社会的联系方式。[56]
最重要的是，欧洲的地缘政治是（与印度）不同的。莱温·冯·本尼希森将军的评论触及了英国在印度地缘政治上无懈可击的核心。若有人要成为欧洲皇帝，他将面临艰巨得多的任务。任何试图支配大陆的尝试都会给他惹来大国同盟，它们有保存自己独立的共同利益并处于技术和组织的最前沿、在连续若干代战争中磨砺出来的军事机器。即便那位即将成为皇帝的人像拿破仑一样能够征服欧洲的核心地带，他也要面临两个强大的外围权力中心——分别位于英国和俄国。让状况变得更糟糕的是，征服这些外围地区需要征服者同时动员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形式。就英国而言，这意味着海权，就俄国而言，这意味着足以击穿俄国直至乌拉尔山并一路自我维持的军事后勤力量。这一挑战——德国人后来在20世纪也面临此种挑战——十分困难。
创建帝国这一过程中通常会有三个阶段，不过这些阶段时常出现重合。首先是完成帝国的征服，并消除其外部威胁。这大体上是个军事力量、外交诡诈和地缘政治背景的问题。然而帝国要想存续的话，它就需要相应的帝国体制，不然就会在征服者和他的个人魅力消逝后崩溃。建立这些体制是创建帝国的第二阶段，它时常比第一阶段还要困难，在短期内实现广大征服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第三阶段则需要巩固臣属人民对帝国的忠诚和身份意识，在前现代世界里，这主要意味着人民中的精英阶层。[57]
拿破仑在建立帝国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极大进展，也采取了一些创建帝国体制的步骤，但在使自己权力合法化方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得为拿破仑说句公道话，他面临的是一个令人气馁的任务。查理曼（Charlemagne）已经死了1000年，恢复全欧帝国的梦想在那时已经太晚了。在开始用本国文字印刷《圣经》后的300年，强迫法语成为整个欧洲的帝国通行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在创建欧洲帝国方面，一项有普适学说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支撑的帝国事业也许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有所进展。但拿破仑绝非极权统治者，他的帝国也并未受到多少意识形态推动。与之相反，他已经终结了法国大革命，并竭尽全力将意识形态从法国政治生活中剔除出去。在被征服的欧洲地区根除地方精英的工作进展甚至远远超出了拿破仑的预期和权力范围。但在1812年，他的帝国仍然十分依赖他的个人魅力。[58]
许多欧洲政治家理解了这一点，并据此行事。在第一任俄国驻美公使特奥多尔·冯·德·帕伦[59]伯爵于1809年前往美洲时，他这样写道：
虽然法国取得了胜利，虽然它目前处于支配地位，但在不到50年里，除了打倒和压迫欧洲的空虚光荣，它什么都不会剩下。对法兰西民族而言，它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一旦它无法再从邻国征收人员和财物，它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两方面也陷于枯竭。法国目前的巨大影响力完全依靠一个人的存在。他的伟大才干、令人惊讶的精力和冲动的性格永远不会让他限制自己的野心，因此他要么在今天死去，要么就会在30年的时间里把事情弄得比现在更混乱。
此外，帕伦还补充说，当欧洲正继续进行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的时候，美洲人的实力会剧烈增长。在欧洲大国中，只有英国人将处于能够从中得利的位置。[60]
这一评论的含义是：在历史眼中，拿破仑时代的胜利与灾难看起来都不过是充满了喧哗与躁动的众所周知的故事，（但愿）它不会由白痴来讲述，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点的确有些道理，从各方面来看，拿破仑时代英雄传说的壮观度都胜过重要性。虽然如此，对那些年里欧洲国务活动家们的担心与努力太过轻蔑还是不对的。
和所有政治领导人一样，俄国统治者需要面对紧迫的当代实际状况。他们无法依靠对遥远未来的希望过活。他们也许会怀有和特奥多尔·帕伦一样的长远看法，相信如果他们能够争取时间，推延与拿破仑的冲突，就真的有可能与战争擦肩而过。（法国）皇帝本人可能会死亡或不再动怒。这终究是内塞尔罗德的间谍们勤勉地报告拿破仑依然在享用丰盛早餐的理论依据所在。然而，除非运气干预事态发展，俄国的领导人从1810年年中开始就不得不面临拿破仑正准备入侵他们帝国的现实。毫无疑问，如果他们屈从于他的要求，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避免战争发生。但服从于拿破仑当下的大陆封锁体系就会削弱俄国作为独立大国的财政与经济基础。由于其自身特点，这会让拿破仑毫无阻碍地建立强大的波兰仆从国，把俄国关在欧洲大门之外。
拿破仑建立横跨欧洲的持久帝国的概率可能并不高，尽管在1812年时这远非不言自明。他的政权必然深深扎根在莱茵河以西与北意大利。实现尚帕尼1810年备忘录——俄国谍报人员为亚历山大弄到了这份文件——中的战略也在他权力所及范围之内。在1812年是有理由担心拿破仑击败俄军、迫使亚历山大一世接受和平的。这会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卫星国——波兰王国，而这个王国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怀有野心。奥地利在1812年后可以轻易成为拿破仑的忠诚附庸国，就像它在1866年之后成为普鲁士的第一副手那样。在将它的野心转向巴尔干并与俄国敌对后，奥地利会成为法兰西帝国对抗来自东方威胁的得力助手。在德意志范围内，拿破仑大旗一挥就能彻底消灭普鲁士，用普鲁士补偿萨克森国王失去（大体只在理论上存在的）波兰统治权的损失。与此同时，在至少一代人时间内，法国的霸权和地区忠诚会让莱茵同盟处于巴黎掌握之中。俄国将永久处于根据上述原则组织起来的欧洲威胁之下，任其宰割。此外，战败的后果很可能还包括惩罚性的赔偿和获胜的拿破仑迫使俄国去承担的牺牲——加入他正在与英国展开的战争。在1812年，俄罗斯国家有许多需要以战斗争取的事物。[61]
[1] N.F.Dubrovin，‘Russkaia zhizn’ v nachale XIX v.’，Russkaia Starina，29/96，1898，pp.481-516（Дубровин Н.Ф.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 в начале XX в.//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1898.№ 12.С.481-516）.
[2] Relations diplomatiques，4，no.334，科兰古致尚帕尼，1809年10月3日，pp.110-16。
[3] 例如Relations diplomatiques，1，no.52，科兰古致尚帕尼，1808年2月25日，pp.161-74；2，no.165，科兰古致拿破仑，1808年9月8日，pp.344-6；3，no.187，科兰古致尚帕尼，1809年1月15日，pp.27-32。
[4] Zapiski Sergeia Grigorovicha Volkonskago（dekabrista），St Petersburg，1902，pp.60-62.
[5] A.Vandal，Napoléon et Alexandre Premier，3 vols.，Paris，1891，vol.1，pp.196-7.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89，1893，no.15，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7年10月26日/11月7日，pp.183-5；no.86，托尔斯泰致亚历山大，1807年12月，pp.312-13；no.111，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8年4月25日/5月7日，pp.519-27。
[6]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no.12，Catherine to Alexander，25 June 1807，pp.18-19.关于在俄国的法国流亡者，见André Ratchinski，Napoléon et Alexandre Ier，Paris，2002。
[7]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219，斯特罗加诺夫致亚历山大，1809年2月1/13日，pp.490-91。
[8] 关于莫尔德维诺夫，可见：Arkhiv grafov Mordvinovykh，4，pp.xliv-xlv：尤见他落款日期为1811年9月25日（旧历）的关于大陆封锁体系的备忘录pp.479-86。关于古里耶夫的表述，见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277。因为在拿破仑越过边境之前，表面上的官方政策依然是与法国维持同盟，所以外交官们通常会掩饰这一看法。主要但决非唯一的例外是彼得·托尔斯泰，他早在1808年夏天就已主张接近英国，可参阅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89，1893，no.111，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8年4月25日/5月7日，pp.519-27；no.176，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8年7月26日/8月7日，pp.631-5。也可参阅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101，阿洛佩乌斯致鲁缅采夫，1808年4月18/30日，pp.233-5，了解另一些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托尔斯泰式”观点的俄国外交官中的一个代表。
[9] 彼得大帝。——译者注
[10] Mémoires du Général Bennigsen，3 vols.，Paris，n.d.，vol.1，4th letter，pp.33-52；vol.3，annex 53，pp.377-95.
[11] 关于斯佩兰斯基的主要英文资料依然是Marc Raeff的经典之作Mikhail Speransky：Statesman of Imperial Russia，The Hague，1969，但是至少英语读者也应当注意到John Gooding，‘The Liberalism of Michael Speransky’，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64/3，1986，pp.401-24。
[12] 关于德·迈斯特的观点，见D.V.Solov’eva（ed.），Graf Zhozef de Mestr：Peterburgskie pis’ma，St Petersburg，1995，no.72，德·迈斯特致德·罗西，1808年1月20日/2月1日，pp.98-101（Де Местр Ж.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исьма.№ 72.С.98-101）。关于科兰古，见Relations diplomatiques，1，no.18，科兰古致拿破仑，1808年1月13日，pp.48-51。Count A.de Nesselrode（ed.），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e Nesselrode 1760-1850，Paris，n.d.，vol.3，内塞尔罗德致斯佩兰斯基，1810年4月2/14日，pp.251-2。也可见Joanna Woods，The Commissioner’s Daughter：The Story of Elizabeth Proby and Admiral Chichagov，Witney，2000。
[13] Russkii arkhiv，2，1876，普罗佐罗夫斯基致戈利岑，1807年7月23日/8月4日，pp.157-9。关于英国的视角，见Brendan 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1714-1783，London，2007。
[14] 关于爱尔兰，见S.J.Connolly，Religion，Law and Power：The Making of Protestant Ireland 1660-1760，Oxford，1992，pp.249-50。
[15] 就全球范围内而言，见Christopher 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Oxford，2004，part 1，chs.1-3，pp.27-120；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London，2007，ch.4，‘The Eurasian Revolution’，pp.158-217。
[16] Relations diplomatiques，5，no.563，科兰古致尚帕尼，1810年12月14日，pp.235-43。
[17] 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209.
[18] 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p.87，432.
[19] 在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争论中，几乎没有人把俄国作为潜在的可能对象。除了在文中指出的原因外，通常还认为工业化起步需要密集的人口。可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2000 中的有趣讨论。
[20] Relations diplomatiques，4，no.334，科兰古致尚帕尼，1809年10月3日，pp.110-16；no.423，1810年3月11日，pp.325-8。
[21] 俄国文官体系中的最高职位，канцлер，也译作“一等文官”。——译者注
[22] P.Bailleu（ed.），Briefwechsel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s und der Königin Luise mit Kaiser Alexander I，Leipzig，1900，no.157，亚历山大致弗里德里希·威廉，1807年11月2日，pp.167-8.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146，库拉金致鲁缅采夫，1808年8月16/28日，pp.320-21，这仅仅是俄国人对拿破仑在西班牙遭遇的困境可能会损害和平前景的评价之一，另一个类似评价是no.198，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08年12月16/28日，p.441。
[23] N.Shil’der：‘Nakanune Erfurtskago svidaniia 1808 goda’，Russkaia Starina，98/2，1899，pp.3-24（Шильдер Н.К.Накануне Эрфуртского свидания 1808 года//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1899.Т.98.№ 2.С.3-24），玛丽亚致亚历山大，1808年8月25日（旧历），pp.4-17。埃尔福特协定收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161，pp.359-61。
[24] Russkaia Starina，98/2，1899，亚历山大致玛丽亚，日期不明但肯定在1808年8月末，pp.17-24。
[25]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no.19，亚历山大致叶卡捷琳娜，1808年9月26日，p.20。
[26] 这一段是在阅读了这6个月中的所有俄国外交信件基础上总结而成，因而不可能列出所有相关信件。关键信件是：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131，库拉金致亚历山大，1808年7月2/14日，pp.291-8；no.143，亚历山大致库拉金，1808年8月14/26日，pp.316-17；no.144，鲁缅采夫致库拉金，1808年8月14/26日，pp.317-19；no.150，亚历山大致库拉金，1808年8月27日/9月8日，pp.331-2；no.174，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08年10月26日/11月7日，pp.387-9；no.186，安施泰特（Anstedt）致萨尔特科夫，1808年11月22日/12月4日，pp.410-12；no.217，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09年1月30日/2月11日，pp.485-7；no.220，亚历山大致鲁缅采夫，1809年2月2/14日；no.224，亚历山大致鲁缅采夫，1809年2月10/22日，pp.502-4；no.246，鲁缅采夫致安施泰特，1809年3月11/23日，pp.543-5。
[27]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89，1893，no.94，鲁缅采夫致托尔斯泰，1808年3月，pp.496-7；no.112，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8年4月26日/5月8日，pp.525-7。
[28]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玛丽亚致叶卡捷琳娜，1809年12月23日（旧历），pp.251-7；叶卡捷琳娜致玛丽亚，1809年12月26日（旧历），pp.259-60。
[29] 关于拒绝批准协定，见Relations diplomatiques，4，no.410，科兰古致尚帕尼，1810年2月26日，pp.296-9；巴克莱·德·托利的备忘录复写件被收录在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2，pp.1-6。
[30]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221，鲁缅采夫致库拉金，1809年2月2/14日，pp.496-7。
[31] 统计数据来自A.A.Podmazo，‘Kontinental’naia blokada kak ekonomicheskaia prichina voiny 1812 g.’，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137，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Moscow，2003，vol.2，pp.248-66（Подмазо А.А.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блокада ка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ричина войны 1812 г.//Эпоха 1812 года：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Источники.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М.，2003.Т.2.С.248-266）和M.F.Zlotnikov，Kontinental’naia blokada i Rossiia，Moscow，1966，ch.IX，pp.335 ff（Злотников М.Ф.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блокада и Россия.М.，1966.С.335 и далее）。关于科兰古的评论，见Relations diplomatiques，2，no.179，科兰古致拿破仑，1808年12月9日，pp.387-8。
[32] 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p.236-8，364；关于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就大陆封锁体系撰写的备忘录，见J.Hanoteau（ed.），Mémoires du Général de Caulaincourt，Duc de Vicenze，3 vols.，Paris，1933，vol.1，pp.282-3. Arkhiv grafov Mordvinovykh，vol.4，no.1050，1811年9月25日，pp.479-86。
[33]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切尔内绍夫致巴克莱·德·托利，1811年12月31日/1812年1月12日，pp.196-202.V.M Bezotosnyi，Razvedka i plany storon v 1812 godu，Moscow，2005，pp.51-5（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Разведка и планы сторон в 1812 году.М.，2005.С.51-55）。
[34] 引用部分来自切尔内绍夫给鲁缅采夫的信，落款日期为6月6日/18日：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no.7，pp.55-8。
[35] Nesselrode（ed.），Nesselrode，vol.3，5/17 July 1811，pp.375-9.
[36] 这份备忘录被重印收录在N.K.Shil’der，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vol.3，pp.471-83，但要注意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5，note 246，pp.692-3上的评论，它纠正了希尔德（Shil’der/Шильдер）关于亚历山大何时收到这份报告的错误。
[37] 这些都取自切尔内绍夫向亚历山大、巴克莱·德·托利和鲁缅采夫递交的报告，它们刊布在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parts 2，parts 4，pp.32-108，114-204.引用部分来自pp.178-87给巴克莱的第6份报告，落款时间为1811年11月。切尔内绍夫的一个失误是在1812年离开巴黎时出现了短暂疏忽，导致他安排在战争部里的间谍被破获。Vandal，Napoléon et Alexandre，vol.3，pp.306-18，377，393，讨论了切尔内绍夫的活动。其中有一些细节存在差异：例如，他提到战争部的“簿册”每两周发行一次。更为重要的是，他低估了切尔内绍夫所扮演角色的规模和影响，更不用说他和内塞尔罗德两人的信息合在一起所产生的重要性了。
[38] Briefwechsel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s und der Königin Luise mit Kaiser Alexander I，ed：P.Bailleu，Leipzig，1900，no.192，弗里德里希·威廉致亚历山大，1809年10月19/31日，pp.204-5.Nesselrode，Count A de（ed.），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e Nesselrode 1760-1850，vol.3，内塞尔罗德致斯佩兰斯基，1811年8月6/18日，pp.382-5。关于切尔内绍夫的活动，最为详尽的描述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将军A.Mikhailovskii-Danilevskii，Zhizneopisanie kniazia Aleksandra Ivanovicha Chernysheva ot 1801 do 1815 goda（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княз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Ивановича Чернышева：От 1801 до 1815 года）一书第2章 ，这部分重印在Rossiiskii arkhiv，7，Moscow，1996，pp.13-40（Российский архив.М.，1996.Т.7.С.13-40）上。
[39]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no.12，切尔内绍夫致巴克莱，收信日期为1812年3月3日，pp.204-10。
[40]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巴克莱·德·托利致亚历山大，1812年1月22日/2月3日，pp.267-9.
[41] 迄今为止，关于这些人和事的最好英文资料是Alexander Martin，Romantics，Reformers，Reactionaries：Russian Conservative Thought and Politics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I，De Kalb，Ill.，1997.在A.Kondratenko，Zhizn’ Rostopchina，Orel，2002（Кондратенко А.Жизнь Ростопчина.Орел，2002）中也有关于罗斯托普钦的有用传记细节。
[42] 所有这些讨论都来自理查德·派普斯对卡拉姆津著作的出色翻译和分析，见 R.Pipes，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ed. and trans. R.Pipes，Ann Arbor，2005；引用部分来自第146页。
[43] R.Pipes，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ed. and trans. R.Pipes，Ann Arbor，2005，pp.147-67.
[44]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37，鲁缅采夫致施塔克尔贝格，1812年3月28日/4月9日，pp.341-3；no.158，施塔克尔贝格致鲁缅采夫，1812年4月29日/5月11日，pp.393-4。
[45] Briefwechsel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s und der Königin Luise mit Kaiser Alexander I，ed：P.Bailleu，Leipzig，1900，no.196，弗里德里希·威廉致亚历山大，1812年4月30日/5月12日，pp.214-8。
[46] W.H.Zawadski，A Man of Honour：Adam Czartoryski as a Statesman of Russia and Poland 1795-1831，Oxford，1993，pp.188-205.关于旺达尔（Vandal）的俄国计划在1811年先行发起进攻的说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p.693，n.98 上有详尽的驳斥。
[47] W.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appendices，no.30，圣朱利安致梅特涅，1813年8月13日，pp.611-4。
[48] Briefwechsel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s und der Königin Luise mit Kaiser Alexander I，ed：P.Bailleu，Leipzig，1900，no.198，亚历山大致弗里德里希·威廉，1811年5月14日，pp.219-22；no.208，弗里德里希·威廉致亚历山大，1812年3月19/31日，pp.238-9。
[49] I.G.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7，St Petersburg，1902，pp.733-58.弗吉尼亚·阿克桑写了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战争的新鲜而有趣的书：Virginia 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London，2007要是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关于实战和战术提得太少了。
[50]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no.13，切尔内绍夫致鲁缅采夫，1810年7月13/25日和no.15，1810年9月5日/17日，pp.75-80 and 88-95。关于他对自己出使瑞典的记载，见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pp.22-48。
[51] 引用部分出自贝纳多特给勒文耶尔姆（Löwenhielm）伯爵的落款日期为1812年3月7/19日的信，伯爵是派到亚历山大那里的瑞典特使，这封信被刊布在La Suède et la Russie：Documents et matériaux 1809-1818，Uppsala，1985，pp.96-8。俄瑞同盟条约的文本位于此书no.66，pp.105-11。
[52] “跌跌撞撞走向帝国”（blundered towards empire）这个短语让人想起欧文·康奈利对拿破仑各次战役的描述：Owen Connelly，Blundering to Glory：Napoleon’s Military Campaigns，Wilmington，Del.，1987。
[53] 关于拿破仑帝国的文献极为丰富，无论如何都无法在这里列出相关参考书目。在我看来包含了最新观点的通史是Thierry Lentz，Nouvelle histoire du Premier Empire，3 vols.，Paris，2004-7。在英文文献中，最好的近作包括P.Dwyer（ed.），Napoleon and Europe，Harlow，2001；M.Broers，Europe under Napoleon，London，1996；S.Wolff，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London，1991。
[54] 首先参阅Christopher Bayly，Indian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88，ch.3，和Michael Duffy，Patrick O’Brien and Rajat Kanta Ray 在P.J.Marshall（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1998.中撰写的章节。
[55] Rajat Kanta Ray，‘Indian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Supremacy，1765-1818’，in Marshall，P.J.（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1998，pp.509-29，at p.525.关于欧洲人对海外帝国的观点变化，尤其要参阅Jennifer Pitts，A Turn to Empire：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Princeton，2005。关于法国（及其他国家）关于东欧的看法，见Larry Wolff，Inventing Eastern Europe：The Map of Civilization on the Mind of the Enlightenment，Stanford，Calif.，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