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
1808年1月25日，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将军被任命为战争大臣。约瑟夫·德·迈斯特评论说“反对任命阿拉克切耶夫的只有皇太后与皇后、利芬伯爵、乌瓦罗夫将军、皇帝的所有副官、托尔斯泰家族——换句话说，所有在这里有影响力的人”。此外，皇帝对阿拉克切耶夫的任命也打破了他本人关于政府的第一准则——永远不让任何一位顾问在任何一个关键领域享有完整的权力。以前战争大臣会受到强有力的皇帝军事内阁处首领制约，阿拉克切耶夫成为战争大臣的代价是让战争部对军队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因而削弱了军事内阁处的功能。克里斯托夫·冯·利芬转入了外交生涯。他的副手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已经前往巴黎学习法国的总参谋部体系。在撒丁王国驻彼得堡特使约瑟夫·德·迈斯特看来，亚历山大如此行事是因为1806～1807年军需和粮秣部门暴露出来的“可怕混乱”。此外，为了应对彼得堡精英阶层内部的反对情绪，也需要一位绝对忠诚的“铁手”位于军队顶端。[1]
阿拉克切耶夫在38岁时被任命为战争大臣。他个子高于常人，圆肩膀，长脖子，有许多彼得堡贵族是他的仇敌，其中一个人曾回忆说，阿拉克切耶夫就像一只穿着制服的特大号猴子。他泥土般的脸色、又大又肉感的耳朵和凹陷的面颊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要是他总是微笑或者开玩笑，状况也许会有所改善，但是他很少这么做。与此相反，大部分人碰到他的时候，看到的总是一副冷淡、阴郁、尖刻的模样。在奢侈又喜欢享乐的彼得堡社会和帝国宫廷的辉煌庆典中，他的形象奇怪而格格不入。阿拉克切耶夫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先是快速处理个人和庄园的事务，然后从六点开始处理国事。他有时会和少数几位朋友拿几个小钱玩纸牌，但从不去剧院，也不参加舞会，吃喝都非常谨慎。
阿拉克切耶夫的简朴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出身。和那时候大部分普通贵族家庭的男孩一样，年轻时的阿拉克切耶夫是由他父亲小庄园里的村庄教堂司事进行启蒙教育的。他的父亲只有20个男性农奴，即使阿拉克切耶夫得到了补助金，但为了凑出让儿子就读军官武备学校的费用，他还是只得勒紧裤腰带。他的母亲严厉、朴素又十分坚定，她塑造了长子的性格，也燃起了他的雄心。阿拉克切耶夫起初要远远落后于许多同辈人，但他很快就凭着优秀的脑力、惊人的工作效率、雄心、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在第二军官武备学校崭露头角。这些品质为他赢得了一系列庇护人，其中最后一位是帕维尔大公，后来的皇帝。[2]
阿拉克切耶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帕维尔的理想属下。他盲目服从于上司，效率极高，有学究式的一丝不苟，不管难以管教的下属是什么社会出身、有什么贵族关系，在对待他们时他都坚持严格的态度。阿拉克切耶夫本人从未属于任何一个彼得堡派系，完全依靠君主的欣赏和支持。对一位俄国专制君主而言，这自然也是个令人欣慰的想法。尽管军官武备学校曾教授过他法语和德语，但阿拉克切耶夫并没有彼得堡精英的文化或知识兴趣，也没有诙谐的谈话技巧。他对数学和技术着了迷，思维是完全实用主义的。用现代的行话说，他是一个问题解决能手和打手。对一位试图通过一个极度不堪重负、薪水低下又腐败的官僚机构统治俄国的皇帝来说，像阿拉克切耶夫这样的人可以被视为宝贵的资产。约瑟夫·德·迈斯特写道，“我认为他是邪恶的，甚至是十分邪恶的……但当下也许真的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恢复秩序”。[3]
阿拉克切耶夫是受过训练的炮兵军官，自从1803年起担任俄军炮兵总监，甚至连他的仇敌日后也通常会承认他在这一职位上的成就。1800年时俄军炮兵有劣质的火炮和装备、腐败的行政系统、令人困惑的条令、秩序紊乱的车夫（他们通常是平民）与车队。到1813年为止，它已经解决了上述几乎所有问题，也超过了它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同行，这首先要归功于阿拉克切耶夫。在成为战争大臣时，阿拉克切耶夫已经改进了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马匹的质量和保养能力，并对车夫和弹药车队进行了军事化组织。他仔细地研读1805～1807年的战斗报告，以便理解是什么让炮兵在拿破仑时代的战场上如此有效。尽管对俄军炮兵进行的主要改革在1807年之前已经出现了，但阿拉克切耶夫在担任战争大臣时也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武器、弹药改进工作。[4]
作为战争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也鼓励创办《炮兵期刊》（Artilleriiskii zhurnal/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 журнал），因而出现了有助于俄军炮兵现代化和炮兵军官教育的理性公开辩论。他引入了严格的考试制度，考核那些希望进入近卫炮兵的军官，而后以近卫军作为所有炮兵军官的训练场和模范。他每年安排60名军校生和近卫炮兵一起训练，还时常给他们发放津贴，又将来自普通炮兵部队的军官和炮手短期内抽调到近卫炮兵当中，以便让他们学会最好的炮术实践。在1812年战争前夕，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奈德哈特·冯·格奈泽瑙给亚历山大一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在许多方面对俄军提出了批评。然而，甚至连格奈泽瑙都承认，“俄军炮兵状况极好……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这样的马队”。[5]
在被任命为战争大臣后，阿拉克切耶夫通知战争部，他会于次日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并希望所有官员届时穿上合适的制服前来迎接。这定下了他此后两年在职时的基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他的信条。战争部官员与皇帝间的交流必须经由战争大臣中转。上级官员必须在下属的档案上记录下后者的全部过失。他就向军队及时准确地提供制服和装备颁布了严格的规则：迟缓的官员受到了罚金和免职的威胁。阿拉克切耶夫上任时各个军火库都是空的，但不到两年内所有的新兵就都得到了武器，仓库里还多出了162000支步枪，这一事实让他相当引以为傲。限制图拉兵工场生产的一些瓶颈问题也被解决了。战争大臣坚持官员必须根据已经制订的预算付款，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拿到财政部提供的现金就随手把它施舍给要求得最急切的地方。[6]
阿拉克切耶夫推广的新式步枪要比它的前身轻便，也没有原先那么笨拙。他相信如果假以时日，这种步枪可以成为所有步兵团的通用枪械。1805～1807年（的战争）的一个清晰教训就是，俄军的步枪射击能力远逊于法军。新枪械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射击能力，不过阿拉克切耶夫也一再下达训令，要求部队必须接受瞄准和准确射击的训练。他还印发了一套非常有用的关于枪械组件、保养、清理的小册子。与此同时也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动火药和制服布料的生产。到1810年阿拉克切耶夫离任时，他可以宣称：现在不用再像他成为战争部长之初那样紧急禁止向平民出售衣料了，俄国本身的产量就足以满足未来的军服衣料需求。[7]
阿拉克切耶夫的经营的确令状况改善了。他的继任者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将军也对军事行政管理中的过失态度极为严苛。然而，巴克莱在上任后不久就注意到军需部门正以出色的效率运转，并且“秩序十分好”，补给和制服也开始涌入仓库。在阿拉克切耶夫离任前夕，法国大使注意到：“军事行政管理中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水准的秩序，在炮兵和粮秣部门尤其如此。总的来说，军事行政管理状况很好。”[8]
然而，军事行政管理上依旧还存在许多问题，尽管这并非阿拉克切耶夫的过失。俄国的纺织业要满足军事需求实际上还很困难。新纺织工场和绵羊牧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一个破产了的政府也很难发放补贴促进纺织业的发展。阿拉克切耶夫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延长现有制服使用寿命来“解决”制服短缺的。此外，他还采取诸如要求地方行政机关为所有新兵穿上能够在入伍第一年里继续使用的所谓“新兵制服”等手段来减少布料需求。“新兵制服”通常是灰色的，总是由劣质的“农民布料”制成，这些制服不如正规步兵墨绿色羊毛质地的外衣耐用，质量上也要差得多。1809～1812年战争部努力为规模正在膨胀的军队提供制服。尽管亚历山大曾试图鼓励为战时需求储存大批备用布料，但做到这一点实在是毫无可能。当战争最终于1812年降临时，军需部门余下的制服和装备只能满足现存野战军需求的1/4。当士兵们在行军作战中穿着所谓的“新兵制服”时，它们很快就坏掉了。[9]
类似的问题也影响着俄军的火器。新式步枪的确是个进步，但是准确射击仍然受到厚薄不一的俄国子弹用纸的影响。为了适应这些子弹，步枪口径就不得不比原先的设计更大一些。尽管新式步枪设计得很好，但俄国的劳工和机械并不能大规模生产高质量、可互换的步枪配件。[10]有的子弹依然会在枪膛里砰砰打转。此外，在俄国，铅的供应相当短缺，这些年来的价格也很昂贵，一部分铅是以极大代价从英国秘密进口的。其结果是俄国步兵平均每年只能有6发实弹用于射击训练，不得不以黏土子弹作为代用品。普通英国步兵每年可以得到30发训练实弹，轻步兵则有50发。也许最重要的是，促进步枪产量增长的努力实际上失败了，这首先是由于缺乏熟练劳工。也正是这一点对阿拉克切耶夫于1807年在乌拉尔地区伊热夫斯克附近设立新兵工场提高产量的努力阻碍最大。吸引外国熟练劳工来到西伯利亚边陲是困难而昂贵的事情。劳动力和机械不足，以及缺乏为机器提供动力的水源极大地影响了战前数年里为提高图拉兵工场产量而做的努力。尽管战争部努力尝试在图拉引进合适的蒸汽动力机器，但俄国在开战时依然只有数量少到危险的步枪储备可以用于武装新部队、补充现有部队的步枪损失。[11]
阿拉克切耶夫在作为战争大臣的两年内所做的最激进的改革也许是关于新兵待遇的。在他接手的兵役系统里，新兵会被直接送到他们所属的团，在团里接受全部军事训练。这一做法在战时尤为困难，但是即便在平时，突然陷入团里也会给农民新兵带来过大的震撼，因而导致了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了避免这一点，一套新的后备新兵兵站系统在1808年10月被创建起来。士兵会在这些兵站中接受9个月的初级军事训练，新兵兵站的训练速度相当慢，纪律相对宽松，而且训练骨干无论如何都是专职从事新兵训练的，不会屈从于团里其他人的压力。正如阿拉克切耶夫所说，当一个农民脱离他熟悉的乡村生活，转而被置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和军队纪律约束下时，他希望这种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可避免产生的心理压力。[12]
1810年1月，一个重要的新机构出现在俄国政府的核心。新成立的国务会议是斯佩兰斯基的脑力产物。它被设计来就一切立法和预算事务展开辩论并向皇帝提出建议，还要监视各个部。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视国务会议为对中央政府展开彻底变革的第一步。彻底的变革从未发生，但是这些年里各个部的结构和权责都正在发生大量变化。在上述环境下，难以预计大部分权力会落入哪个机构手中。亚历山大给了阿拉克切耶夫选择权，要么继续留任战争大臣，要么担任新成立的国务会议军事委员会主席。阿拉克切耶夫选择了后者，解释说他与其受人监督还不如去监督别人。由于新任战争部长巴克莱·德·托利在级别上低于阿拉克切耶夫，他的晋升也要部分归因于阿拉克切耶夫，因此阿拉克切耶夫也许认为他会对战争部保持某种程度上的间接控制。然而，巴克莱事实上很快就表现出他不会俯首听命，也迅速成为亚历山大的主要军事顾问，因而遭到了阿拉克切耶夫的憎恶，他强烈地嫉妒一切与他争夺皇帝恩宠的人。[13]
尽管巴克莱的家族源自苏格兰，但他实际上是专业化的德意志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他的祖辈在波罗的海省份定居下来，但巴克莱本人是由彼得堡德意志社区里的亲戚抚养长大的。笼罩在他儿童时代家中的路德宗价值观是服从、责任、道德心和努力工作。正如那个时代时常发生的那样，他以与表妹结婚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上述价值观和他本人在俄国的德意志社群内的地位。他15岁时以军士身份参军，两年后被提拔为军官。他所受的教育要比来自普通俄国贵族家庭的军官更好，凭借自己立下的功绩以适中的速度晋升。从骑兵准尉晋升到少将花了巴克莱整整21年时间。他在1806年的东普鲁士战局中表现出的指挥技艺和勇气为他赢得了中将军衔，也让亚历山大注意到他，确保了他在下一场与瑞典的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阿拉克切耶夫的敦促下，巴克莱于1809年3月从芬兰出发，跨过波的尼亚（Bothnia）湾冰面侵入瑞典南部，从而对终结瑞典的抵抗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对巴克莱十分感激的君主将他提拔为上将，任命他为驻芬兰俄军总司令兼芬兰督军。[14]
军队的新首领身材高大、体格壮硕、仪态正直、威风凛凛。由于受过伤，他的腿有点跛，右臂也是僵直的，这为他平添了荣誉。但在彼得堡充满嫉妒的世界里，巴克莱快速晋升为上将兼战争部长这件事就为他惹来了许多仇敌。从秉性、背景和经历来看，他都不能很好地融入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和帝国宫廷，不过这位战争部长对他所处的危险环境却不管不顾。他在宫廷中的行事令人尊重，然而他笨拙、木讷、缺乏信心。认真、自尊而又敏感的巴克莱知道他缺乏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赢得尊重的文化、机智或全面教育。彼得堡贵族们将他蔑视为板着脸的无趣德意志佬兼暴发户，这当中还有许多人占据了军方的高层职位。巴克莱不会轻易交朋友，尽管在他身边效力的人时常会对他大为仰慕。像所有俄国高级将领和重臣一样，他在职业生涯中也培养了许多门生，其中不少是德意志人，这也无助于他的声望。然而，无论巴克莱做了什么，在充斥着嫉妒和吹毛求疵的世界里遭到批评总是不可避免的：当他后来任命伊万·萨巴涅耶夫（Ivan Sabaneev/Иван Сабанеев）担任他的参谋长时，他又被批评为对往日身处同一团的战友有所偏爱，而对其他更有能力的参谋（这些人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不公。[15]
巴克莱·德·托利有阿拉克切耶夫的优点，却没有他的缺点。他是一位能干、不可腐蚀、勤奋工作而又细致的行政管理人员，却从不是卖弄学问的人。他可以在有必要的时候表现得十分严苛乃至无情：考虑到俄军军需官的惯常行事作风，这是有必要的。然而，和阿拉克切耶夫不一样，巴克莱从未沉迷于过度的残暴、粗鲁或仇杀。较之本尼希森，巴克莱既是一位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是对纪律维持更为严格的人，饥荒、无纪律和盗匪行为于1806～1807年在本尼希森的军队里肆虐。作为战争大臣和俄军总司令，巴克莱竭尽所能阻止军官虐待士兵，他发出的公告谴责那些利用恐惧来训练士兵、培养纪律性的军官：“俄国士兵拥有一切最优秀的军事品质：他勇敢、热忱、服从、虔诚、从不任性；因此存在不进行虐待就训练士兵、维持纪律的方法。”[16]
考虑到皇帝在操纵人事上的娴熟技巧，亚历山大很可能推动了阿拉克切耶夫在1810年1月放弃战争大臣职位进入国务会议。1808年时需要一位能够在必要情况下以恐怖手段恢复军事行政管理秩序的战争大臣，没有人比阿拉克切耶夫更适合承担这个任务了。然而，到1810年时这一职位的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高效率又勤奋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必要但不足够的。随着与拿破仑冲突的阴影自地平线上迫近，军队需要一位能够准备战争、制订战争计划的领导人。阿拉克切耶夫从未上过战场，几乎不能参与战略或战争计划的讨论。与其相反，巴克莱·德·托利是一位来自一线的军人，拥有出色的战时记录。虽说巴克莱可能缺乏作为杰出统帅应当具备的勇敢和想象力，他却无疑对战术掌握得十分扎实，能够迅速发现战场上可能发生的状况和危险所在。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对战略有现实主义的领会，也有直面许多障碍和猛烈批评来维持这一战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决心和道德勇气。巴克莱会把“军队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宿怨之上，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十分稀有的。1812年时俄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这些品质。
在他被任命为战争大臣到拿破仑入侵的两年半时间里，巴克莱表现得十分活跃。在立法方面，野战部队的新法典极为重要。它十分详尽，收集的法令汇编数量空前、令人震惊，全书均为双栏页面，共计121页。由于封皮的颜色，这部法典人称“黄皮书”，它适用于野战部队的所有部门、机关和重要军官，规定了它们的权责。然而，这本书的内容远非如此，它实际上是军官应当怎样完成任务的指导手册。[17]
这样一本庞杂的法律文献当中自然会有一些失误。参谋长同时从属于将官和上一级参谋长，这就造成了问题。普鲁士评论者声称，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所有部门在与负责指挥的将领沟通时，都要由其参谋长经手，从而减少了部门间的内部纷争，将高级将领从恼人的琐事中解放出来。法典将医院的责任分割给军需（负责补给和管理）和卫生（负责医疗和护理人员）部门，这在1812～1814年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效率低下。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条令有时候还不得不根据战争实际加以调整。试举一例：法典中设想了俄军总司令指挥俄军在皇帝缺席的状况下前往境外作战的情况，但实际上在1812～1814年这一状况从未发生过，军队要么是在俄国土地上作战，要么就是在亚历山大到场的情况下在境外作战，还时常处于外国将领的指挥之下。
然而，上述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这是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颁布军队在战时应当怎样运营的清晰法规。巴克莱确立的大部分准则在1812～1814年都运作良好。当有必要的时候，这些法规也能够轻易地根据实地状况调整。以1812年初军队法典发行后6周为例，那时候未来的战争将在俄国土地上进行已经相当明确。考虑到军队的供养和补给，一条修正案便立刻得以颁布，该修正案规定，法典也将适用于皇帝宣布处于战争状态的任何俄国省份。在这些省份里，所有官员都要因此从属于军队的后勤总监，他届时将有权力自由征用食物、草料和运输工具并开具收据。法典因此在相当大的层面上解释了俄国财政部是怎样以如此小的代价维持1812年战局的——至少在短暂的战时紧急状况期间的确如此。法典所建立的清晰指挥和责任界限也为军队和省长们在1812年大体良好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18]
另一部重要的战前立法则改变了俄国内卫部队的组织架构。这部关于内卫部队的法律于1811年7月颁布，某种程度上是从军队后备梯队中抽调人力，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进入野战部队行列中的尝试的额外产物。这首先意味着从许多不均匀地分布在帝国的城市和要塞当中的所谓卫戍团里爬梳出能够在野战部队服役的士兵。这样在不需要借助额外征兵的情况下，就为野战部队提供了13个新组建的团、大约40000名受过训练的士兵。从卫戍部队中抽出的大部分士兵都具备成为优秀士兵的潜力。然而，许多原卫戍部队军官却并非如此，因为倘若一名军官被分配到卫戍团（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前线要塞除外），就意味着他要么生理上不能在前线服役，要么就是有不良记录。[19]
大约17000名卫戍团士兵被认为不适宜在战场上服役。他们形成了新的内卫部队核心，在帝国的每个省会都部署了一个“半营”（也就是两个连）。此外还有各省现存的小规模内卫部队和部署在行省小城市、数目更多但机动能力更低的老兵（invalidy/инвалиды）连，上述所有部队现在都被并入了覆盖整个俄国欧洲部分的单一指挥体系中。让内卫部队从属于亚历山大·巴拉绍夫（Aleksandr Balashev/Александр Балашëв）看上去合情合理，作为警务大臣，他肩负保持俄国国内安全的全部职责。但是亚历山大不信任他的警察头子日益增长的权势，不情愿把帝国的内卫部队再交给他。他因此把内卫部队建成独立组织，由他的侍从将军叶夫格拉夫·科马罗夫斯基（Evgraf Komarovsky/Евграф Комаровский）伯爵统领，伯爵则直接向君主负责。[20]
内卫部队负责看守公共建筑，协助强制执行司法判决以及维持公共秩序，不过在骚乱蔓延的情况下还需要正规部队提供援助。然而1812～1814年真正要紧的事情是，他们要负责看守，不仅看守战俘，更重要的是看守征集来的新兵，把他们押送到组建后备部队的营地里去。正如有人预计到的那样，指挥押运队的许多内卫部队军官素质低下。在1813～1814年指挥预备军团的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时常抱怨他们，也无疑曾有许多新兵在他们手上受苦。然而从俄国战争努力的角度来看，新的内卫部队是天赐的意外幸运。在1811年之前，各个团得派出军官和士兵赶回省里搜集并押运新兵。即使在和平时期，这也是桩很占用人手的事情。在1812～1814年一支规模大大扩张的军队远离帝国内地活动的情况下，继续这么做会转移大量人手，令战争努力陷于瘫痪。[21]
估算野战部队和内卫部队的新近立法所造成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对巴克莱提升军事训练的努力成果做出确定的结论就要困难得多。在距离彼得堡数百公里，有时甚至数千公里的地方，即便是最明智、最善意的通告也可能毫无效果。1808～1812年，的确有聪敏的年轻普通部队军官被配属到彼得堡城外的近卫军训练营，希望他们能够把学到的战术课程带回团里，教授给他们的士兵。在这些年里，大部分师长也尽力确保下属士兵能够得到有效的训练。然而，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里，就连一个步兵师也会分散在广阔地区内宿营，更不用说骑兵师了，因此训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团长。[22]有的团长是野兽般残暴又墨守成规的人，只有在相当少的情况下，当团长的暴行看上去会威胁到军队效能时，他们才会因此受到惩罚。以凯克斯霍尔姆（Kexholm/Кексгольм）步兵团的团长为例，他因为虐待士兵程度剧烈，几乎引发了兵变，最终在1810年上了军事法庭，继而遭到解职。[23]
不过，大部分团长并不残暴，还有一些相当出色。以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为例，他在这段时间里是纳尔瓦步兵团的名誉团长。他附和了巴克莱对使用鞭笞训练俄国士兵并灌输纪律的谴责。沃龙佐夫曾经评论说，禁止使用鞭刑的纳尔瓦团的纪律要比邻近的第6猎兵团好得多，后者的团长格列博夫（Glebov/Глебов）上校认为俄国士兵只能用棍棒控制。和其他一些团长一样，沃龙佐夫给他手下的军官们分发了概述他们如何在战场上作战的指示。彼得·巴格拉季翁认为这些指示堪称模板，就把它们下发到他的整个军团里。
沃龙佐夫一再强调，军官们有必要起到榜样作用。他指出，在一些团里可以发现和平时期行事严苛，但战时却软弱、优柔寡断的军官：“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军官了。”在阅兵时表现优秀是没用的，真正重要的是在战时的表现。在和平时期以得体行为赢得士兵信任的军官能够在战场上将信任转化为良好的效果。领导能力就是一切。在纳尔瓦团里，只要一名军官的勇气引发了一丝怀疑，他就不会被该团容纳。当这个团正在前进时，连长必须走在他们士兵的前方以作为表率。但一位军官必须要把勇气和冷静、良好的判断力结合在一起。当敌军在该团进攻面前逃跑时——因为“俄军在过去和未来总是要勇敢得多”，所以这一状况也是可以预期的——军官必须保持冷静，集合收拢他的士兵。只有从第三列抽出的分遣队才应当投入追击中。当指挥散兵时，军官必须在地形允许的范围内隐蔽他的士兵，但军官本人必须不停地在散兵线上来回移动，以鼓舞他的士兵，留意未曾预计到的危险。
团在炮火下必须坚持挺立。任何躲避都会迅速被敌军发现，从而助长他们的信心。如果邻近地区有更好的掩蔽，可以允许这个团移动到那里去，但在任何情形下团都不能退却。在战斗开始前，每个士兵都应当有两块后备火石和60发子弹，所有这些物件都要处于良好状态。不允许任何并未受伤的士兵陪伴受伤的战友前往后方救护站。当团正在进攻有村庄或者破碎地形保护的敌军时，胜利的关键是依靠刺刀展开冲锋，因为防御者在交火中会占据全面优势。当向敌军射击时，士兵必须仔细瞄准，记住曾经教给他们如何判断距离的方法，不要向目标头顶上方射击。1806～1807年，俄军中的团有时会在敌军进攻它们的侧翼或后方时因恐慌的叫声而陷入混乱。对这种行为的任何重复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军官看到敌军试图从侧翼包抄该团后，必须冷静地向团长报告这一状况，必须牢记一支像纳尔瓦团这样训练有素的部队，在向它的侧翼和后方重新展开（成横队）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最后，军官必须注意到他们麾下士兵的功绩，以此来鼓励士兵，让他们获得团长的关注，在适当的场合推荐他们得到晋升，甚至成为军官。“不论此人来自什么背景，得到一位真正勇敢的人总是对军官团有益的。”[24]
另一位出色的指挥官是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Dmitrii Neverovsky/Дмитрий Неверовский），他在1807年11月被任命为精锐的帕夫洛夫斯克（Pavlovsk/Павловск）掷弹兵团名誉团长。涅韦罗夫斯基是那种受到俄军喜爱的将领，他的背景在军官中堪称典型。他父亲拥有30名男性农奴，被和他同一阶层的贵族们选为行省中层官员。由于有不下14个孩子需要照顾，家中的生活是清苦的。尽管涅韦罗夫斯基来自位于现今乌克兰的波尔塔瓦（Poltava/Полтава），但是在1812年的世界上，他被当作俄罗斯人（他实际上也是俄罗斯人）。和许多乌克兰居民一样，他是一位优秀的骑手。他实际上接受了比普通行省贵族更好的教育，不仅能够读写俄文，还学习了拉丁文和数学。也许这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位地方显贵彼得·扎瓦多夫斯基（Petr Zavadovsky/Пётр Завадовский）伯爵的帮助，后者欣赏他的父亲，把涅韦罗夫斯基带到自己家里，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中提供了帮助。然而，年轻的涅韦罗夫斯基还是享受了行省贵族艰苦、自由、充满冒险的青年生活。在领导能力方面，涅韦罗夫斯基的洪亮声音、笔直姿势和自信为他赢得了尊重，他的体型也是如此，涅韦罗夫斯基有接近两米高，这超出了他麾下的绝大部分掷弹兵。
最重要的是，涅韦罗夫斯基诚实、坦率、慷慨又好客，他也非常勇猛。这些对一位俄国团长而言都是传奇般的品质。涅韦罗夫斯基对他麾下士兵的食物和健康状况也保持密切关注。当他接管这个团时，他发现其中两个连逃亡率较高。和其他许多高级军官一样，他相信如果俄军士兵都被迫逃亡的话，那么就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军官无能、残暴或是腐败。这两个连的连长很快就被赶走了。与此同时，他设立了一座团属学校训练士官，教授他们如何读写。他尤其强调对士兵们进行枪法训练，亲自检查步枪的保养状况，和他的士兵一起参加射击练习。[25]
如果说好枪法对帕夫洛夫斯克掷弹兵团这样的战列步兵相当重要的话，它对职责在于展开散兵战并以准确火力消灭敌军军官和炮兵的轻步兵（他们在俄国被称为猎兵）就更加重要了。然而，我们在这里有必要稍微小心一点。拿破仑时代的轻步兵历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涂抹了神话和意识形态的色彩。考虑到当时所能得到的武器的特性，在拿破仑时代的战场上，大部分情况下仍然只有列成紧密队形的步兵集群才能带来赢得胜利的火力和冲击力。而且并非每个猎兵都是热爱自由的武装公民。轻步兵在美国和法国革命军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1812～1814年，欧洲最好的轻步兵可能是威灵顿麾下轻步兵师里坚韧不拔的职业士兵，他们和武装公民之间的差距已经到了能够想象的极限。[26]
乔治·卡思卡特（George Cathcart）将军曾随同俄军作战，也能够很好地对各国情况加以比较。他对俄军猎兵的评论是公平又现实的。关于轻步兵，卡思卡特认为：
个人才智是主要的必需品，法国人无疑从天性而言是世界上最机敏的轻步兵……俄国人像英国人一样，在阵地战中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要优秀，但在所有方面都表现突出是很困难的。俄英两国所希望的大目标终究是在队列中保持坚定，和前述的驯服行为一样，较之更加活跃的民族，他们自然不大能够适应轻步兵的要求；然而这两个国家都有专门从事轻步兵战斗的部队，都在这个特殊领域得到了恰当的训练，都证明他们能够凭借训练和与其战斗的任何人达到同一水准。[27]
俄军的猎兵团自七年战争起就已经存在。到1786年为止，俄军中已有近30000名猎兵。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指挥过猎兵团，事实上他还为猎兵撰写过基本条令。训练猎兵的1789年条令强调了枪法、机动性和娴熟利用地形进行隐蔽的重要性。例如：猎兵必须学会仰面倒地装填子弹，从障碍物和地面褶皱后方射击，也必须掌握以装死或者伸出高筒军帽作为目标的方法诱敌。猎兵和格里戈里·波将金以及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紧密相关。波将金引入了适合南方草原和巴尔干地区的气候与自然环境的舒适、实用的制服。猎兵条令要求士兵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擦拭步枪上。
这一切都没有让猎兵得到帕维尔一世的喜爱，他将轻步兵的数目削减了2/3。尽管有必要警惕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历史编纂学上对德意志学究的攻讦，但这一回俄国历史学家认为帕维尔对阅兵场上精密复杂训练的痴迷影响到了俄军整体、对猎兵影响尤为恶劣的看法是正确的。乔治·卡思卡特认为农奴制并非轻步兵的理想背景，这无疑也是正确的。施加在新兵身上、意图将他们从农民转变为士兵的纪律惩戒也对轻步兵无益。在1807年之后，军队上层广泛认为有必要扩张猎兵规模，重新训练猎兵。以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和彼得·巴格拉季翁为例，这两人都曾担任猎兵团长。然而一些高级军官认为，很难相信俄国农民会成为优秀的轻步兵。这可以轻易作为他们未能明智地训练士兵的托词。正如格奈泽瑙在1812年春季注意到的那样，俄军猎兵的训练时常过于死板、复杂、形式主义。[28]
虽然如此，却也不能夸大俄军猎兵团的不足。总体而言，猎兵在向莫斯科退却过程中的后卫作战里表现良好，在博罗季诺表现也不错。关键的一点是，俄军到1812年已经有超过50个猎兵团，这在理论上意味着猎兵人数远远超过100000人。各个团之间的质量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在1810年10月，有14个战列步兵团被改编成轻步兵团，由于所有资料都认为俄军中的真正猎兵部队要比战列步兵更擅长独立行动，人们会料想他们起初是质量低劣的散兵。另外，那些曾于1807～1812年在芬兰、高加索作战或者与奥斯曼人交战的猎兵可能是最优秀的。[29]
在实战中有足够的目标，也没有对实弹使用的限制。第2猎兵团的团史作者写道，轻步兵的枪法、对地形的运用能力和小规模作战技能在芬兰森林中的战争里得到了绝佳的训练。朗热隆将军回忆说，第12、22猎兵团具备在高加索地区和切尔克斯神枪手战斗多年的经验，因而居于他军中最优秀的射手之列。根据第10猎兵团团史作者的看法，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是如此，在此期间这个团有时需要一边在巴尔干的丘陵地带不断展开前哨战和伏击战的“小战争”，一边在5天内行军超过130公里。奥斯曼的袭击分队时常拥有比俄国猎兵更好的枪支，也是更为优秀的射手，至少在后者吸取了足够经验之前确实如此。[30]
1812年俄军猎兵团之间的质量差异在敌军看来时常相当明显。萨克森军队入侵俄国后遇到的第一批俄军散兵是厄特尔（Oertel）[31]将军的军里经验不足的部队。一位萨克森军官记录说：“俄军当时还不是1813年那样的俄军……他们还不能理解如何以疏开队形展开散兵战”。几个星期之后，当萨克森人第一次遭遇到来自多瑙河军团经历诸多战役后刚刚离开巴尔干的猎兵老手时，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震撼。这些人是“萨肯军中的优秀俄国猎兵。他们运动十分老练，射击也同样相当准确，他们的枪支比我们好得多，有效射程相当于我们两倍，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32]
如何训练并使用轻步兵是《军事期刊》（Voennyi zhurnal/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上的讨论话题之一，这份期刊在1810～1812年首次出版，主编是聪明过人的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拉赫曼诺夫（P. A. Rakhmanov/П. А. Рахманов）上校。《军事期刊》意在鼓励军官思考与专业相关的事务，里面的一些文章是从外国“经典”著作中翻译过来的。它们向俄国军官介绍了诸如安托万·德·若米尼（Antoine de Jomini）、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比洛（Friedrich Wilhelm von Bülow）、亨利·劳埃德（Henry Lloyd）等主要外国军事思想家的思想，另一些文章则关注军事历史或者近来俄国战争中的轶事。然而，还有相当多的关注当代关键问题的文章，它们时常是由匿名的现役军官撰写的。《军事期刊》上当然不能公开讨论即将与法国发生的战争状况，不过从里面关于要塞的作用、进攻与防御战争的相对优势等问题的文章中却能轻易读出此类隐含意味。《军事期刊》上也讨论了如何在战场上恰当部署炮兵、总参谋部的角色、军事教育应当给军官团灌输怎样的价值观和军事技能等问题。《军事期刊》的订阅名单令人印象深刻，一些团长给下属军官们买了很多份，但也有许多个人订阅者，这些人当然主要来自所谓的新兴军事知识阶层。[33]
这一知识阶层的核心是总参谋部，这些年里它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提高。事实上可以确信不疑地说，真正的俄国总参谋部是在1807～1812年首次出现的。俄国在1805～1807年遭遇的惨败明确意味着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参谋机构。1805年时引导俄军奔赴战场的参谋人数太过稀少，他们所受的参谋勤务教育也很差。库图佐夫的俄国参谋长是一位有德意志血统的优秀水道测量家，他事实上没有战时军事行动的经验。从各个方面来看，格哈特（Gerhardt）少将都的确是当时典型的俄军参谋——这些人当中最优秀的是制图学家、工程专家甚至天文学家，但是很少有完全符合军人定义的人。甚至那一小部分有过军事经验的参谋通常也只参加过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与土耳其人的战争并不能使参谋们做好在1805～1814年对抗拿破仑的准备，他们需要面临的诸多重要任务中包括：选择有利战场，使俄军部队能够借此对抗欧洲最优秀军队的战术机动性、集群炮兵和娴熟散兵战术。[34]
库图佐夫的随从中，最为人所知的两位俄军参谋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伯爵和卡尔·冯·托尔。这两个人从1805年学到了教训，是在其后数年里创建能够有效开展工作的总参谋部的关键人物。沃尔孔斯基是一个矮小敦实的人，作为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一名军官，他在少年时期就认识了亚历山大。虽然如此，他在君主面前仍然多少有些敬畏，也对君主保持绝对的忠诚，对君主的意愿毫无怀疑。沃尔孔斯基和蔼、谨慎又温和，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工作得也异常努力。他是一位直入问题核心的高效行政管理人员。沃尔孔斯基冷静、耐心的良好举止使他1813～1814年在联军总部里成了一名有用的外交官，由于对立的自我意识和不同的国家视角引发的争吵在那儿已经发展到了有失控危险的地步。没有人曾声称沃尔孔斯基有一个杰出的头脑，他更不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但是他选择了第一流的下属——尤其是卡尔·冯·托尔和约翰·冯·迪比奇——还有信任并支持他们的判断的良好直觉。倘若没有沃尔孔斯基的辛勤工作、政治技巧和关系纽带，1812～1814年的俄军总参谋部地位会削弱很多，效能也会低不少。即便在他做出一切努力后，当战争于1812年开始时，参谋人数也依然太少，其中的太多人又过于年轻、缺乏经验。[35]
沃尔孔斯基从巴黎——他在那里对法军的参谋机构展开了研究——回国后，就和巴克莱·德·托利建立了贯穿这一阶段始终的良好工作关系。在拿破仑入侵前的两年里，他让俄军总参谋部走上了正轨。作为沃尔孔斯基的助手，托尔制订了一份指导参谋的手册，其中规定参谋的主要责任同军队部署、运动以及选择战场的一切事务有关。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伊里奇·哈托夫（A. I. Khatov/А. И. Хатов）正在从事对人数日渐增长的聪明少年军校生的教育工作，他们将成为日后的基层参谋，沃尔孔斯基自己则在诱使一些十分能干的军官转入总参谋部，这些人中还有一位来自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名叫迪比奇的军官，他后来将成为其中最著名的人。让许多有过前线军事经历的军官和一些年轻的俄国贵族进入参谋机关，有助于减少初生的总参谋部和军长、师长间的分歧与猜疑。参谋在1805～1812年获得的战争经验对此也有益。
虽然如此，不信任感依然存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1810年到来，那时亚历山大宣布，司令部里的所有参谋职位此后都应当留给受过训练的总参军官。传统上指挥官会通过勤务总监和一群副官运作司令部，副官里的许多人都是他的亲属、朋友和受庇人。按照俄国军队和官僚体制的特有习惯，司令部就像一个大家族。现在职业主义正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出一条道路，扰乱这个安逸又传统的安排。指挥官或许会发现这一原则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或许也会怀疑安插到身边的未知的、年轻的而且时常并非俄罗斯人的参谋是否真正具备实战能力，这和组织行军、画地图可谓截然不同。
此外，使用朋友和受庇人运营司令部的传统方法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这些人会忠诚于他们的庇护人。难道按照没有人情味的职业背景安排的未知参谋可以保证这一点吗？托尔在给参谋的手册中强调说，对指挥官的忠诚是最重要的。但那并没有阻止亚历山大要求巴克莱军团和巴格拉季翁军团的参谋长直接向他报告司令部里一切他感兴趣的事情。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俄军的指挥架构在1812～1813年里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最终安稳下来。总参谋部的历史学家认为，托尔马索夫（Tormasov/Тормасов）的第三军团之所以要比巴克莱的第一军团或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更快地安定下来，是因为托尔马索夫本人和他的所有主要参谋都来自陆军元帅列普宁（Repnin/Репнин）公爵的旧人际网络。[36]
正如这一事实表明的那样，如果说1807～1812年俄军在某些方面得以焕然一新的话，那么它在其他方面却依然保留着旧有的习惯和问题。总体而言，1812年6月时的俄军要比拿破仑此前在1805年遭遇的俄军规模更庞大，质量也更好。除了1807～1812年采取的特别改革措施之外，俄军也得益于它较之7年前大大增加的欧洲战争经验。这一点在近卫军中最为明显，帕维尔一世开始将他们从帝国宫廷装饰品转变成精锐部队，但是当近卫军下属各团在1805年参战时，他们还只有极少的作战经验。以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为例，所有军衔低于上校的军官、所有军士长和大部分军士都没有参加过战斗。[37]在1805～1807年见过血并在此后数年里补充了来自各个常规团的老兵后，近卫军如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精锐的作战预备队，它的投入能够决定会战的命运。虽然如此，军队最基本的优缺点自1805年以来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它的优势在于轻骑兵的数量、质量和步兵的巨大勇气、纪律与忍耐力。与之相对的缺点则是指挥层的问题，这主要意味着将领间的对立和难以找到一位既有能力又有权威的总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