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开始探究应对入侵威胁的俄军部署细节，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复杂了。因此将俄军原则上分成三条防线的想法是有用的。
第一线由近卫军、掷弹兵和大部分常规部队组成。它起初分为巴克莱·德·托利的第一军团和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彼得堡在得知法奥同盟后，便于1812年5月组建了由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将军指挥的第三军团，以保卫通往乌克兰北部的道路。这3个军团及其所属哥萨克团合在一起仅有242000人，这大约略多于拿破仑第一波入侵军队的一半。如果他们被歼灭的话，这场战争会就此结束。倘若没有这些部队的训练核心，就不能在战时重建一支足以挑战拿破仑的军队。
理论上1812年6月时俄军的花名册上应当有近600000人，但它实际上只能把人数不到一半的部队投入到对抗拿破仑的第一线，这看上去相当令人惊讶。一定程度上这不过反映了俄军花名册上的人头和队列中实足士兵之间通常会有的差距。总会有许多人要么得病，要么被分派执行各种任务，或者甚至已经死亡却没有被从花名册上除名。然而，此外还有许多部队被部署到了其他战线上，这包括42000名在高加索的士兵，其中许多人正在参加对波斯的战争。最重要的是在芬兰的31000人和在克里米亚（Crimea/Крым）与南乌克兰的17000人，以及接近60000名多瑙河军团的士兵，最近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约刚刚让他们腾出手来。这些部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虽然他们距离战场太过遥远，因而无法加入1812年夏季的争斗，但是如果战争能够进一步延长的话，这些人的影响也许会是决定性的。[38]
第二条防线是由后备部队守卫的。这支部队中一部分人来自常规部队的后备步兵营和骑兵中队。这一阶段的俄军步兵团由3个营组成，每个营理论上有750人左右。在战时第一营和第三营会一起征战，第二营则被指派为“后备营”，留在后方。胸甲骑兵团和龙骑兵团由5个中队组成，其中一个中队被留在后方作为后备部队。轻骑兵团的10个中队中有两个被称为“后备中队”，留在后方。这些后备单位的功能是补充一线部队、守卫团属仓库、训练新兵以及收集并分配补充的新马（这是骑兵所要做的）。[39]
不幸的是，实际状况要比这个简单的描绘复杂一些。正如时常发生的那样，对这些规则来说，近卫军是个例外。它们的步兵团以整整3个营的兵力奔赴战场。[40]此外，所有俄军步兵营——包括近卫军、战列步兵和轻步兵——都是由4个连组成的。这4个连中的精锐连被称为“掷弹兵连”，其他3个通常被称为“火枪兵连”。尽管战列步兵的第二营会被留作后备部队，但它们的掷弹兵连会前往前线。这些连通常会被并入所谓的“混合”掷弹兵营、旅和师。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中有两个这样的师，它们都参与了博罗季诺之战。
一连几位里加总督［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马格努斯·冯·埃森（Magnus von Essen）］都在1812年和俄军总部关于组成里加守军的后备营质量有过激烈的争论。不仅是总督，就连俄军首席军事工程师卡尔·奥珀曼将军都抱怨这些后备营原本人数就严重不足，训练也时常十分低劣。亚历山大否认了这一点，认为优秀的团就有优秀的后备营，反之亦然。常识表明洛巴诺夫、埃森和奥珀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任何把部队带上战场的明智团长都可能会把他打算摆脱的较弱部队留到在后方服役的后备营里。根据定义来看，一个让出了精锐掷弹兵连的营也会在规模和质量上有所下降。然而亚历山大坚持认为，许多在巴格拉季翁麾下服役或者加入了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伯爵第一军的后备营在1812年打得很好，这也是对的。[41]
俄军“第二线”的另一半部队是由阿拉克切耶夫在1808年创立的意在缓和农民转入军役过渡时期的后备新兵兵站所组成的营。1811年时，随着战争的逼近，俄国决定把已经在所谓“一线”兵站里基本完成训练的新兵编成后备营。这些营被官方称为它们所属团的第四营。它们的训练核心是由母团派来在兵站训练新兵的军官、军士和老兵。第四营后来被并入了后备旅和后备师里。1812年3月时出炉了将“第二线”的所有后备单位都并入3个后备军团里的计划。这3个军团将能够及时增援巴克莱、巴格拉季翁和托尔马索夫。如果一线军团被击败或被迫撤退，他们将能够在这3支后备部队掩护下撤退。[42]
这一计划从未实现，事实上后备军团在1812年并不存在。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拿破仑推进得远比预期快，俄军后备单位因而被迫在组成这样的军团前就拔营撤退。更重要的是，1812年时许多后备营必须重新部署以增强一线防御。当托尔马索夫的第三军团在1812年5月创建，以应对来自奥地利的新威胁时，它就包括了许多后备营（即第二营）。18500人的里加守军中，大部分部队是后备营，分派去守卫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Бобруйск）、基辅和迪纳堡（Dünaburg/Динабург）的规模相对较小的部队也是如此。在放弃迪纳堡后，它的守军与守卫通往彼得堡道路的维特根施泰因军会合。
与此同时，在新兵兵站建立的87个第四营（新兵组成的后备营）中，有12个加入了里加守军，6个在维特根施泰因麾下作战，但其余部队都被并入了退却行军途中的第一、二军团。博罗季诺会战前夕，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Mikhail Miloradovich/Михаил Милорадович）将军率领余下的最后一批后备营集群部队和库图佐夫会合，这批部队约有13500人。第四营都被解散了，它们的士兵则被补充到库图佐夫下属各团里。此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第四营里的新兵从未见过他们的母团，因此对团只有很少的归属感。此外，充斥着从未参战士兵的营也是无法在会战里依靠的。但是这些人都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被分配给库图佐夫麾下经验丰富的部队之后，他们会成为稳定且有价值的补充力量。此外，这一政策也让第四营的军官和士官们能够去指导战时征兵动员起来的大群新兵。[43]
俄国的第三条防线理论上是帝国的所有壮劳力。在这场战争中，除了开战时已经加入军队的数十万士兵外，还有超过100万人被动员进入武装力量。然而这100万人中很少有人在1812年参加了实战，而且既然有这么多可以支配的资源，亚历山大却让自己延缓了对潜在人力的动员，因而使自己开战时在兵力数量上严重低于拿破仑，这看上去也令人奇怪。
关于这一点存在不少看似有理的解释。拿破仑麾下入侵部队的全部规模要到1812年初才变得明显，亚历山大也不打算以招摇地扩张俄军规模来激怒拿破仑。也许更重要的是训练核心和财政问题。除非有足够的军官和军士来训练并率领新兵，不然动员大群新兵还让政府负责出钱填饱他们的肚子是毫无意义的。政府竭尽所能在1807～1812年创建有效的军事训练核心：各个团奉命去培训低级军士；建立了3个所谓的掷弹兵训练营，将合乎要求的年轻士兵训练成军士长和军需军士；还为潜在的军官提供了一系列诱惑，例如战死军官的遗孀会得到军官的全薪作为抚恤金。最重要的是，战争部创建了所谓的贵胄团（Noble Regiment/Дворянский полк），它附属于第二军官学校，提供了免费的速成军官培训课程。1807年到1812年底的这段时间里，超过3000名年轻人在该团毕业，得到了军官委任，其中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常规步兵部队。即便如此，在战前和战时找到可靠的军官和军士训练核心总是比网罗新兵更大的问题。[44]
亚历山大在拿破仑入侵时的行动和言辞提供了关于他想法的一些线索。他在1812年8月告诉一位芬兰官员，唯一团结俄国社会、使其为击败拿破仑所需的巨大牺牲提供支持的方法就是让拿破仑被看作侵略者，让他入侵俄国领土。皇帝明确感到，在俄国土地上作战时，他能够呼吁俄国社会为扩张军事实力提供“志愿”捐献，如果像过去一个世纪里的其他战争那样主动发起战争或在境外作战，他就无法奢望采取这一方式。在拿破仑入侵前夕，亚历山大已经开始呼吁俄国社会做出上述捐献。因而对一个已经破产了的政府而言，将全面动员一直拖延到战争已经近在眼前、可以向全社会乞求捐献的时候是符合政治和财政上的逻辑的。俄国政府在1812年始终继续执行这一政策。[45]
战争计划的制订早在1810年就开始了。巴克莱·德·托利在当年3月向亚历山大呈递了一份名为《俄罗斯西部边境防御》的备忘录。这份文件之所以重要，既是因为它提到的东西，也是因为它没有提到的东西。其中大部分主张都成了巴克莱和亚历山大制订的一切后续计划的基础，最终也只有这两个人能够真正决定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巴克莱强调，俄国的所有边境中，西部边境是最脆弱的。这条边境线十分漫长，自然和人工形成的防御设施又很薄弱。和俄罗斯的其他边境不一样，西部边境在卡尔十二（Karl XII）兵败波尔塔瓦以来的一个世纪里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这说明了为何它会缺乏防御工事。战争大臣指出，如果数量上处于明显优势的敌军入侵俄国自1772年以来从波兰兼并的土地，俄军将难以守卫这些领土。能够守住这一地区的要塞网络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和至少25年时间才能建成。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必须在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展开一场战斗撤退，它必须吃掉、移掉或者毁掉行经地区的一切食物和草料，让敌军在一片荒芜中勉力维持。
关键的工作重点是，沿着俄军必须坚守的德维纳河（Dvina/Двина）和第聂伯河一线建立一道坚固防线。必须修建相当数量的要塞和筑垒营地以加强防线。巴克莱认为，敌军“最有可能”的主攻方向是朝向基辅的东南方向，尽管朝向库尔兰（Courland/Курляндия）和利沃尼亚（Livonia/Ливония）的东北方向也是有可能的。在这两种状况下，俄军面临敌军推进时都必须努力以战斗撤退延缓敌军速度，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冒险展开大会战。随着受到敌军威胁的军队退入筑垒营地，位于防线另一端的俄军部队就会攻入敌军后方。巴克莱补充说，“我们不能期望敌军胆敢在中央方向上推进”——也就是朝向明斯克（Minsk/Минск）和斯摩棱斯克（Smolensk/Смоленск）方向——但如果敌军真的这么做的话，部署在那里的规模不大的“后备军团”会在前方拖住敌军，而两个俄军主力军团则会攻入它的侧翼和后方。
在俄军现存的23个师中，巴克莱认为需要把8个师留在芬兰、高加索和奥斯曼边境守卫这些地区，这还是建立在假定芬兰境内已经修筑了一些要塞、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处于和平状态、奥地利也没有入侵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基础上的。即便在这种乐观状况下，也只有15个师——仅有200000人——能够用于西部战线。其中7个师会被部署到南方，换句话说就是俄军防线左翼，它们要挡住敌军向基辅的推进。4个师会被集中到防线右翼的库尔兰，它们之间的庞大空隙里是仅有4个师的后备军团，它们要被部署在维尔纳和明斯克之间。
不知出于何种理由，巴克莱对如果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一线的防线被突破会发生什么不置一词。他也没有冒昧地指出到底这200000人是否足够。那时巴克莱刚刚上任数周，也许他觉得在和君主第一次讨论战略时鼓吹放弃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就已经足够冒险了。[46]
巴克莱写下这份备忘录后的两年时间里，在面临拿破仑的威胁时到底应当采取防御战略还是进攻战略，俄军将领们展开了辩论。考虑到由巴克莱在1810年3月最早提出的防御战略是俄军后来接受的战略并最终也被证明为成功战略的这一事实，防御战略看上去是个不言自明的正确选择。事实上这一点在当时却没那么明显。重要将领们为进攻战略提出了许多明智的计划。需要注意的一点是，1810年3月～1812年4月，巴克莱·德·托利和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都主张至少要对普鲁士和华沙大公国抢先发起有限度的进攻。纯粹防御战略的首要鼓吹人是卡尔·冯·普菲尔（Karl von Pfühl）中将，他此前是普鲁士高级参谋，在1806年12月被纳入俄军。普菲尔的主要助手是路德维希·冯·沃尔措根（Ludwig von Wolzogen）中校，他将负责选择普菲尔的防御战略所依靠的著名筑垒营地位置——德里萨（Drissa/Дрисса）。但是在1811年10月，就连沃尔措根也认为进攻战略会更有效。[47]
这一主张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每个人都明确知道，除非俄军能够在战争开始时前进，不然就没有机会将普鲁士维系为盟友。直到1811～1812年的冬天，这个问题都悬而未决，俄普两国签订了一份协定，要求俄国保证发起攻势，但是它从没有被普方批准生效。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与法国争夺波兰人的效忠。正如本尼希森在1811年2月主张的那样，俄军攻入华沙大公国境内会阻碍拿破仑在俄国西部边境地带动员波兰人支持他的愿望。如果俄军攻势的精神影响和对波兰人做出有吸引力的政治让步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许很大一部分波兰军队会加入俄国一方战斗。[48]
发起攻势也有强有力的军事理由。入侵华沙大公国就意味着是波兰土地而非俄罗斯土地要承担战争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如果拿破仑入侵俄国的话，华沙大公国和东普鲁士将是他的主要基地，就需要在那里预先聚拢庞大的仓储物资，以负担侵略大军的消耗。在这支大军横穿欧洲赶往俄国边境地区占据出发阵地时，他们的仓库和在大公国里的食物、草料资源在俄军抢先发起的攻势面前会是相当脆弱的。对明智的入侵者而言，在俄国境内的作战时期会相当短暂。在6月初之前入侵是愚蠢的，因为那时的原野里还没有足够的草料来喂养马匹。又因为在11月会开始降雪，这就让作战时期减少到不足5个月。一场先发制人的俄军攻势至少会延缓拿破仑的进攻计划，为俄国多争取一年准备防御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俄军将领们鼓吹进攻是因为他们理解纯粹防御战略会有多危险、多困难。西部边境极为漫长。如果俄国继续和土耳其作战的话，法国或奥地利军队就可以入侵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Бессарабия），继而威胁到黑海北岸的整个俄军防御区域，拿破仑的主力军则会同时把大部分俄军牵制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1812年春季，与奥斯曼帝国缔结的和约以及奥地利不会从加利西亚入侵俄国的许诺暂时终结了这些担忧。
即便如此，俄国与东普鲁士和华沙大公国的边境本身就已经很漫长了，俄军必须要守卫通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道路，后者可以被西面的斯摩棱斯克或西南面的卡卢加（Kaluga/Калуга）直接威胁到。对基辅和乌克兰的防御也是头等要务。俄军因而会分散得很单薄。通过庞大的普里皮亚季（Pripet/Припять）沼泽的交通线也是极为薄弱的。保卫乌克兰的俄军南方部队只能孤军奋战。拿破仑完全能够堵住跨过沼泽的两条干道，将他的大部分军队转向俄军的这一半或那一半防御区域。
将主动权交给敌军是防御战略的特性。再加上西部边境的地理特征，这会给拿破仑击穿、分割俄军并将其各个击破的良机。穿过俄军防线中央地域以后，他届时会拥有处于俄军各部之间、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巴格拉季翁、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和皇帝的舅父符腾堡的亚历山大公爵都在1812年最初几个月里强调了这一危险。[49]
让状况更糟糕的是，贫穷的西部边境地带难以供养集中起来一连数周不动的大军——除非在收获之后紧接着的几个星期里。一旦军队集中起来，发病率也会迅速上升。此外，将某一地区的食物供给吃干净、不留给法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把俄军分散部署在广阔区域内，以军队征用补给来替代收税。俄国政府在4月底宣布边境省份进入战争状态，这有助于进行征用，但俄军总部不希望过早把军队集中在太过狭窄的区域内。无论如何，拿破仑离开巴黎后，俄国的情报来源就在一定程度上枯竭了。拿破仑本人期望着俄军发起攻势，他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最终决定了入侵计划。此后他当然尽最大努力去隐藏计划中的主攻方向。直到1812年5月底，俄国人才开始对敌军主攻区域有了清晰的认识。[50]
在巴克莱的1810年3月备忘录中，他曾表示俄国的西部边境无论人工防御条件还是自然防御条件都很薄弱。其他许多军官从那时到1812年6月之间撰写的报告对这一主题做了补充。俄国的军事工程师在那些年里疲于奔命。1807～1811年，规模很小的工程师队伍既要被部署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港要塞，防御可能发生的英军攻击，又要部署到高加索，还要去巴尔干奋力加固从奥斯曼人手里夺取的防御据点。从1810年3月起，它又被加上了以快到危险的速度在西部边境修建要塞的庞大任务。正如许多备忘录中曾经指出的那样，被拿破仑绕过的要塞会给他脆弱的交通线造成巨大威胁，这会减缓他的推进速度。更重要的是，一支在后方没有要塞又处于撤退中的军队就没有地方安置它的补给与辎重车队，因此总要受到保护它们的需求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就会倾向于快速撤退，因为只有距离能够提供保护。[51]
然而不管要塞是多么必要，它们都难以在两年内拔地而起。在防线南翼，俄国人成功地在基辅准备好了抵御围困的防御设施，在博布鲁伊斯克修建了一座坚固要塞。在北翼，里加得到了加固，尽管工程师部队指挥官奥珀曼将军对它提出了质疑，认为除非有一支庞大的守军，不然里加可能会无法长期抵御正式攻城战。德维纳河上的迪纳堡新要塞完工以后，奥珀曼就希望把里加的所有补给和仓储物资都移动到那里去，因为他担心如果里加落入法军手中，就会对俄军主力军团的后勤构成威胁。
然而不幸的是，迪纳堡不可能在1812年夏天完工。这意味着俄军防线的整个中央地段都是敞开的。正如本尼希森指出的那样，中央地段提供了通向俄罗斯帝国核心领土的通道，核心领土中包括了军队可能在莫斯科省和斯摩棱斯克省设立的补给基地。让状况更糟糕的是，庞大的中央地段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天然屏障。沃尔措根曾经奉命去德维纳河沿岸选择防御阵地，并最终把筑垒营地选在了德里萨。即便如此，他也警告说德维纳河上游的2/3河段相当浅，在夏季很容易徒涉。此外，德维纳河上的多数地段西岸要比东岸高，这对守军相当不利。巴克莱还从更加权威的声音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建议，奥珀曼将军在1811年8月告诉他，“不管个别阵地可能有多好”，德维纳河都无法用来挡住敌军真正认真的推进。这一论断的理由则是，“这条河在夏季很容易跨过，接近河岸的地区几乎处处空旷而易于通过，在河岸或者河岸附近的任何阵地都能够被包抄”。[52]
在波罗的海海岸线上的里加和远在南方的博布鲁伊斯克之间，1812年6月时唯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是在1812年春季开始修建的位于德里萨的筑垒营地，从那里可以沿德维纳河上溯到维捷布斯克（Vitebsk/Витебск）。亚历山大的非官方顾问普菲尔将军把德里萨营地作为他计划中对帝国核心地带防御的关键。普菲尔预计，等到拿破仑的军队接近德里萨时，在穿过已经荒芜的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后他们会精疲力竭，数量上也会大为减少。如果法军试图突击第一军团主力遁入的筑垒营地，他们就会面临严重的战术劣势。如果他们试图越过德里萨河，第一军团就可以攻击他们的侧翼，巴格拉季翁和普拉托夫（Platov/Платов）的部队与此同时则会深入拿破仑的后方。
普菲尔的计划和巴克莱在1810年3月的提议理论上有许多共同点。它们同样依赖战略退却和对弃守领土的破坏，在最终挡住法军时也都依赖筑垒营地作为强化守军的手段，在其他俄军部队的角色上，也都依赖他们去攻入拿破仑的侧翼和后方。普菲尔仅仅是把巴克莱对俄军防线两翼的概念转移到中央地段上来，巴克莱当时认为两翼会面临最大的威胁，而现在看来拿破仑最可能的主要打击目标则是中央地段。但是巴克莱的筑垒营地需要依靠要塞的支撑——北翼是里加，南翼则是博布鲁伊斯克。由于迪纳堡要塞并不存在，德里萨就只能独自坚持了。此外，巴克莱在1810年并未预计到俄国会遭到一支多达500000人的大军的入侵。
即使在1812年，普菲尔也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拿破仑侵略军的规模。能够接触到俄国获得的情报材料的人只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到1812年3月为止，亚历山大、巴克莱和他们实际上的情报主管官员彼得·崔克维奇（Petr Chuikevich/Пётр Чуйкевич）已经了解到，拿破仑的第一波军队就会有450000人之多。这么大规模的一支军队能够毫无危险地同时困住并包抄德里萨。它也能够毫无困难地挡住巴格拉季翁和马特维·普拉托夫发起的任何攻击。如果第一军团遁入德里萨的话，它可能会像1805年战局之初马克在乌尔姆（Ulm）的军队一样，在被包围后轻易束手就擒。
虽然如此，亚历山大对1812年战局的计划至少在表面上是围绕德里萨筑垒营地展开的。俄军要在战争爆发后战略撤退到德里萨，接着试图在德维纳河一线挡住法军。也许亚历山大确实相信普菲尔的计划。他对自己麾下本国将领的能力通常没有什么信心，因而总是倾向于把外国军人的意见置于本国将领的意见之上。此外，普菲尔做出的诸如拿破仑的补给何时会耗尽的“科学”预言可能也迎合了亚历山大对清晰、抽象想法的爱好。皇帝无疑相信，普菲尔的计划与巴克莱此前的提议是基于同一观念上的。他可能也会想起，本尼希森在1806～1807年挡住了数量上两倍于己的敌军长达6个月之久。无论如何，对这一决策还有相当的讽刺空间。尽管亚历山大担心拿破仑可能会深入俄国核心地区，但他并不希望拿破仑这么去做。对拿破仑可能会在战局开始时攻入大俄罗斯的任何公开承认都会毁掉皇帝的信用，更不用说围绕这一想法制订计划了。如果要把拿破仑挡在大俄罗斯边界之外，当时看上去唯一可行的就是普菲尔的计划。要是这一计划失败的话，亚历山大知道普菲尔将成为理想的替罪羊。作为一个毫无庇护的外国人，他也会被俄国将领们蔑视为对战争一无所知却又卖弄学问的德意志参谋的一个缩影。[53]
尽管亚历山大甚至可能在1812年6月都对普菲尔的计划保持着信心，但考虑到巴克莱从军队的工程主官那里得到的建议，很难相信经验丰富的他会让这一计划影响到自己关于战争应当如何进行的思考。然而从巴克莱的角度来看，德里萨营地终究没有坏处。因为它是由当地劳动力修建的，所以几乎没有消耗掉他的资源。在军队撤退途中，它也是一个有用的歇脚点，还是几乎唯一可以为撤退中的军队修建得到了一定保护的仓库的地方。无论如何，俄军战略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皇帝而非巴克莱手上。关于巴克莱在战争前夕想法的最好向导却是崔克维奇于1812年4月撰写的一份备忘录。它无论对筑垒营地整体还是对德里萨营地个体都不置一词。
崔克维奇的分析和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此前表达的想法很接近。他指出拿破仑的整个战争体系依靠的是大会战和快速取胜。对俄军而言，胜利的关键是“计划并实施一场完全与敌军希望相反的战争”。他们必须撤退，以占据相当优势的骑兵袭扰敌军交通线，拖垮拿破仑的军队。“除非我们已经退到了补给基地，不然都必须避免大会战”。在此前的战争中，当拿破仑遇到阻碍时，他曾经犯过相当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的敌人没能利用它们。俄军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在追击战败之敌时，它的骑兵能够被证明是致命的。下定决心在取得胜利之前拒不和谈并将战争一直进行下去也相当重要，但同时也要谨慎。应当以通过拒绝会战挫败了汉尼拔的罗马将领法比乌斯作为指导，还要效法威灵顿在半岛的战略撤退政策。“不管这个建立在谨慎基础上的战略有多么不适合俄罗斯民族的性格，我们必须记住，在一线部队后方没有任何已经组织起来的后备单位，第一、二军团的全军覆不可能对祖国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能被损失一些省份吓住，因为国家的存续取决于军队的存续。”崔克维奇也主张采取多种手段在拿破仑后方的欧洲掀起暴动。尽管这并不现实，却可以作为对他、巴克莱和亚历山大的一个有用提醒：在俄国进行的1812年战局仅仅是旨在摧毁拿破仑在欧洲主导地位的长期战争中的第一步。[54]
崔克维奇的备忘录并没有涉及细节。它并没有特别指出拿破仑的前进将在哪里停下。和普菲尔不一样，崔克维奇是一位讲求实用的军人，他了解战争的不确定性。但是读过这份备忘录的人都不会相信，拿破仑的推进会在西部边境地区就停顿下来。战争将会蔓延到俄国腹地，这个危险显而易见。事实上巴克莱和亚历山大一直以来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任何一位俄国领导人都知道卡尔十二是怎样深入帝国内部，而后又是怎样被彼得大帝歼灭的。这两次入侵的相似之处足够明显。就在拿破仑入侵的前夜，罗斯托普钦伯爵致信亚历山大，“倘若不幸的状况让我们决定要在得胜的敌军面前撤退，即便如此，俄罗斯皇帝在莫斯科仍是有威胁的，在喀山会令人恐惧，在托博尔斯克（Tobolsk/Тобольск）就不可战胜”。巴克莱本人1807年在疗伤时做了长时间发言，表明有必要诱使拿破仑深入俄罗斯，给他一场新的波尔塔瓦会战。1812年之前，亚历山大和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已经私下谈论了战争状况下拿破仑占据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可能性。早在1812年初，皇帝就悄悄安排在必要情况下将他的情妇和孩子转移到伏尔加。[55]
这一切都和诱使拿破仑深入俄国内地、准备在那里将其毁灭的具体计划相去甚远。事实上这样的计划或准备并不存在，这一点是明智的。巴克莱的兄长是总参谋部的一位上校。他在1811年写道，制订任何超出战争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计划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一次战役中包含的不确定性都太大。就1812年的情形来看，这话说得尤为正确，因为俄国采取的防御战略已经把主动权交到了拿破仑手中。如果拿破仑越过德维纳河的话，他可能会直奔莫斯科。另外，他也可以前往彼得堡，或者甚至像他的波兰顾问们建议的那样，将战争主要方向转向南面的乌克兰。他更有可能以征服白俄罗斯终结战局，将精力投入到重建波兰王国、为1813年向俄国腹地推进的战局组织补给基地当中去。战争开始之前，拿破仑告诉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这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至少一位俄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相信，如果拿破仑坚持这一想法，对俄国来说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56]
对俄国领导层而言，他们自己的臣民对法军入侵将做出怎样的反应是极为重要又极不确定的事。波兰人在其中尤为重要，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掌控着俄军战略打算丢给入侵者的地区。俄国将领和政治家在战前就波兰人会怎样应对法军入侵有过相当多的争论。有人认为许多大地主更喜欢俄国的统治，因为他们不喜欢在华沙大公国废除农奴制的举措，也担心法军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至于这一地区的农民，他们也许会沉溺在对财产和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攻击当中，但是俄国领导层确信，他们既不懂也不关心民族主义和雅各宾思想。大威胁则是波兰乡绅群体。大部分俄军将领一致认为，如果拿破仑入侵俄国并宣布重建波兰的话，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境内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波兰人都会支持他，这一部分是出于民族主义热情，另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相信拿破仑会胜利。这当然会强化将领们不愿从边境地带撤退的观点，拿破仑会把边境地带转变为其后对俄国腹地的军事行动的有价值基地，对此的恐惧并非没有根据。亚历山大和巴克莱都无法否认这一可能性，但认为拿破仑占压倒优势的兵力让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知道波兰王国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建的。拿破仑的气质以及他政权和军事体系的特性让他不大可能采用一个需要持久耐心的战略，而这一点正是亚历山大和巴克莱所要依赖的。[57]
至于皇帝的俄罗斯臣民，最重要的“选民”是军队本身。对任何一支军队而言，在长途退却中保持纪律和士气都是极为困难的。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后土崩瓦解，法军在1812年从莫斯科开始和1813年秋季从莱比锡开始的大撤退中也没好到哪里去。英军在1808年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退到科伦纳[58]途中纪律崩溃，在1812年从布尔戈斯（Burgos）退往葡萄牙期间再度崩溃。正如一位研究半岛战争的历史学家评论的那样，“退却并非英军所长”。尽管俄军以其纪律驰名，但一场不仅横跨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还要深入俄罗斯本身的退却注定会考验团里的士气和纪律极限。巴格拉季翁公爵在战前强调了退却会给他的部队士气造成的影响，这当然另有企图，因为他极端厌恶在敌军面前撤退。虽然如此，他的担忧却并非毫无根据。[59]
对军事史学家而言，军队只能根据其在战前岁月里详尽阐述的“军事学说”作战，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19世纪初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成型军事学说，这要等到参谋学院、与现代军事教育和训练相关的全部事物出现为止。然而在某种非正式的意义上，1812年时俄军确实有一套“军事学说”，而它却是完全致力于进攻战略和战术的。从年轻军官进入他所在的团的第一刻起，就有人鼓励他表现得大胆、无畏、自信和富有攻击性。每一个尉官都被要求相信1个俄国兵抵得上5个法国兵。要在夺取诸如军旗之类的战利品和将敌军逐出战场的“比赛”胜负关头表现出富有男子气概的骄傲感。1812年时许多俄军将领也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在敌军面前退却几乎就和在对方要求决斗时未能捍卫自己的荣誉一样令人震惊。此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俄军所经历的只有胜利。它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奥斯曼人的大胜都是在攻势中取得、在敌人的土地上赢得的。18世纪俄国最优秀的将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和彼得·鲁缅采夫都强调速度、攻击性、出其不意和冲击力。让一支由这样的思想和传统哺育出的军队在“德意志”参谋对后勤和数量的估算基础上被迫深入俄国土地退却上百公里，这注定会激起抱怨。[60]
如果拿破仑进入大俄罗斯省份，俄国平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也是难以预料的。毕竟一个大国的军队本应去保护其同胞的财产，而不是未经一战就退却上百公里，让国家的核心地带陷入荒芜。最重要的是，精英阶层需要担心他们的农奴会对拿破仑做出怎样的反应，尤其是在拿破仑倘若承诺了解放农奴的情况下。战前的军事文件里关于这个话题提得很少。一份有趣（虽然是唯一）的战争部文件中提到了对俄国农民骚乱的忧虑，指出普加乔夫叛乱的经验表明家务农奴和在工场做工的农民是最不可靠的人。[61]
随着拿破仑在1812年7月接近（大）俄罗斯边界，这样的担心不可避免地滋长起来。亚历山大的妻子叶丽萨维塔皇后的私人秘书，尼古拉·隆吉诺夫（Nikolai Longinov/Николай Лонгинов）在7月写道，“尽管我确信我们的人民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怪兽的自由赠礼，但不担心也是不可能的”。在危机过去后的1812年12月，约翰·昆西·亚当斯写道，彼得堡精英阶层对“农民并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利用这一场合为自己争取自由的倾向”深感宽慰，亚当斯指出，“我认为这最能触动和我就这一话题交谈的所有俄国人的感情。这是他们最恐惧的一点，也是他们最高兴看到危险已经过去的一点”。然而，这样的担忧对战前计划或战时军事行动的影响不应当被夸大。彼得堡的沙龙也许会在“普加乔夫”这个词面前颤抖，但对农民暴动的担心很少会出现在亚历山大、巴克莱或库图佐夫的信件里。[62]
1812年4月初，随着俄军将领们奋力组织军队做好迎击入侵的准备，他们有了比农奴叛乱更为紧迫的忧心事。巴克莱此时依然希望抢先对华沙大公国和东普鲁士发起攻击，尽管他意识到如今此次攻击只可能是一场快速而有限的破坏行动。他不耐烦地等待着皇帝抵达总部并允许他发起进攻。然而亚历山大事实上延迟了行程，展开攻击的许可也一直没有发放下来。皇帝总是倾向于等待（敌军）进攻，采取防御战略。法奥同盟的消息巩固了他执行这一路线的决心。如果俄军向华沙大公国推进的话，奥地利就完全有可能在这一条约驱使下动员全部军事力量，从加利西亚向前推进，攻入前进中的俄军后方。[63]
由于先发制人的机会已经完全丧失，而奥地利军队现在也要计入敌军，俄军被迫立即重新部署部队。正如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在5月11日所写的那样，现在巴克莱最右侧的军位于沙韦尔（Schawel/Шавли）的司令部和巴格拉季翁位于卢茨克（Lutsk/Луцк）的司令部之间相隔超过800公里。这些军团是为了向华沙大公国推进才这样部署的，它们首先要位于能够充分利用乡村为自己提供给养的地方，但是这种部署在抵抗敌军入侵面前就显得很糟糕了。沃尔孔斯基承认，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曾经是最好的选择，但它现在即使在军事层面上也没有可能了，因为拿破仑已经将他的仓储物资集中到要塞当中，且沿着边界部署了220000名敌军士兵。一个新的军团随之建立起来，它是在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指挥下的“第三”军团，负责守卫通往乌克兰的道路。巴格拉季翁要把第二军团的部分部队派去增援托尔马索夫，并带着由他指挥的其余部队北上与巴克莱会合。沃尔孔斯基认为，巴格拉季翁的部队需要进行连续15天的行军才能抵达新的部署地点。即便到了那时候，第一、二军团也依然要守卫一道接近200公里长的防线。[64]
到6月6日为止，实际上比一个军大不了多少的巴格拉季翁军团已经部署在普鲁扎内（Pruzhany/Пружаны）周边地区。俄军正从附近地区运走现金、食物、运输工具和档案。他们也试图“疏散”将为敌军所用的当地波兰官员。抵达普鲁扎内之后，巴格拉季翁很快就得到了继续向北移动的命令，因为俄国情报部门现在正确地认为，拿破仑的主攻方向会比此前预计得更偏北，主攻将从东普鲁士开始，意图在维尔纳方向上击穿第一军团的中央防御地段。这份命令是在6月18日发出的，那时距离拿破仑越过边界仅有6天。[65]
巴格拉季翁无疑变得不高兴了。他的军团被拖得距离托尔马索夫所部越来越远。他给巴克莱写信说，沃伦（Volhynia/Волынь，亦即乌克兰西部）是法军有利可图的进攻目标，因为它有大量食物和马匹储备，而此处的波兰贵族一旦有机会也一定会与拿破仑合作。随着第二、三军团现在已经远得无法互相支持，（敌军）通往乌克兰最富庶省份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与此同时，在让第二军团靠近第一军团的努力当中，他手下兵力大为削弱的部队还要分散在1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也无法有效执行他毁坏或带走地方上一切食物补给的命令。地方上的多数大车已经被军队征用了，如果他把当地所有的马和牛都赶到后方的话，它们就会吃干净他自己军团的马匹所依靠的草地。[66]
上述所有抱怨里无疑存在拖后腿的成分。巴格拉季翁讨厌不经一战就退却的想法，在6月18日向亚历山大请求让他展开先发制人的攻击。他在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中阐述了退却的一切不利后果。公平而论，亚历山大事实上并没有把俄国情报部门对拿破仑大军规模的估算传达给巴格拉季翁，这无助于他理解现实状况。巴格拉季翁对拿破仑在边界另一侧的部署也没有清晰的整体了解。在他能够从皇帝那里得到回复之前，拿破仑已经于6月24日越过了边界，战争已经开始了。[67]
[1] D.V.Solov’eva（ed.），Graf Zhozef de Mestr：Peterburgskie pis’ma，St Petersburg，1995，no.72，1808年1月20日/2月1日，pp.98-9。
[2] 关于阿拉克切耶夫，见E.Davydova，E.Liatina and A.Peskov（eds.），Rossiia v memuarakh：Arakcheev.Svidetel’stva sovremennikov，Moscow，2000（Россия в мемуарах：Аракчеев.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М.，2000），这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同时代人关于阿拉克切耶夫的回忆汇编。也见K.M.Iachmenikov，‘Aleksei Andreevich Arakcheev’ 第一章 ，此文收录在Russkie konservatory，Moscow，1997，pp.17-62（Ячменихин К.М.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ракчеев//Русские консерваторы.М.，1997.С.17-62）。
[3] Solov’eva，D.V.（ed.），Graf Zhozef de Mestr：Peterburgskie pis’ma，St Petersburg，1995，no.72，20 Jan./1 Feb.1808，p.99.
[4] 这首先是更优良的霰弹弹药和更好的瞄准装置。
[5] 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chs.VI and VIII，pp.99-153是关于阿拉克切耶夫角色的最好资料。在V.N.Stroev，Stoletie sobstvennoi Ego Imperatorskago Velichestva kantseliarii，St Petersburg，1912，pp.98-129（Строев В.Н.Столет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анцелярии.СПб.，1912.С.98-129）中也有一个有用的章节。关于回忆录，首先应参阅‘Zapiski A.A.Eilera’，Russkii arkhiv，11，1880，pp.333-99，at pp.342-3，348-50（Записки А.А.Эйлера//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1880.Кн.2.С.333-399）.F.Lange（ed.），Neithardt von Gneisenau：Schriften von und über Gneisenau，Berlin，1954：‘Denkschrift Gneisenaus an Kaiser Alexander I’，pp.119-34，at p.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