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却
1812年3月，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被任命为总部设在立陶宛第一大城市维尔纳的第一军团司令。尽管巴克莱保留了战争大臣头衔，但他还是把战争部的日常事务交给留在彼得堡的阿列克谢·戈尔恰科夫公爵负责，他本人则和其他许多很有能力的军官离开首都前往军团总部。
第一军团大约有136000人，这比巴格拉季翁公爵的第二军团（57000人左右）和托尔马索夫将军的第三军团（48000人左右）加起来还要多。[1]这3个军团一起守卫俄国西部边境，抵抗拿破仑的入侵。巴克莱绝非这三支部队的总司令。他的军中级别事实上比巴格拉季翁和托尔马索夫都要低，这在等级意识分明的帝俄精英中关系很大。唯一的总司令是亚历山大本人，他于4月抵达维尔纳。
第一军团的主力是5个步兵军，1812年6月时它们部署在东普鲁士和华沙大公国北部边境上。每个步兵军包括2个步兵师，每个步兵师包括3个步兵旅，其中2个旅由战列步兵团组成，1个旅由猎兵团组成。正如我们所见，一个俄军步兵团会把它的第一营和第三营带上战场，这两个营将并肩作战。因此，一个步兵旅通常包括2个团、4个营。在战争开始时，一个满员的步兵团理论上应当接近3000人。因此一个俄军步兵师应当有6000名战列步兵和3000名轻步兵，尽管由于疾病和执行分遣任务，事实上没有一支部队能达到上述理论数字。一个俄军师通常也包括3个各有12门炮的炮兵连。其中两个连名为“轻炮连”，它们的大部分火炮是6磅炮，另一个连是装备12磅炮的重炮连。重炮连和轻炮连都包括一部分榴弹炮，用于高仰角射击。
少量哥萨克团和正规骑兵团也被配属给了步兵军。然而，大部分轻骑兵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单位。令人困惑的是，这些骑兵单位被称为“预备骑兵军”，尽管它们事实上既不是预备队也不是军级单位。第一军团下属3个所谓“预备骑兵军”，每个军约3000人，包括4～6个龙骑兵团、骠骑兵团和枪骑兵团，以及1个骑炮连。费奥多尔·乌瓦罗夫指挥这些骑兵军中的第一个，第二骑兵军由弗里德里希克·冯·科尔夫（Friedrich von Korff）男爵指挥，第三骑兵军由少将彼得·冯·德·帕伦伯爵指挥，与他同名的父亲是1801年共谋推翻并杀死亚历山大一世之父一事的领导者。小帕伦的祖辈似乎并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事业，他在1812～1814年被证明是一位能力突出的骑兵指挥官。
第一军团事实上的预备队位于前线后方的维尔纳附近，它们是康斯坦丁大公的第五军，由19个近卫步兵营和7个掷弹兵营组成，还配属了第一胸甲骑兵师的4个重骑兵团，其中包括禁卫骑兵团和骑马禁军团。康斯坦丁大公麾下还有5个炮兵连，不过其中的3个重炮连被编入了军团的预备炮兵当中。[2]
在1812年6月战争打响时，第一军团的绝大部分士兵和马匹都状况良好。他们已经一连很多周吃得好、住得好，这和拿破仑大军中那些横跨欧洲、在进入普鲁士和波兰边境的狭小宿营地后发现越来越难填饱自己肚子的士兵大不相同，那些人通常已经又饥饿又疲倦了。正如人们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俄军的主要问题并非士兵与他们所属的团，而是参谋人员和统帅部。
巴克莱的第一位参谋长是亚历山大·拉夫罗夫（Aleksandr Lavrov/Александр Лавров）中将，他的第一位军需总监是谢苗·穆欣（Semen Mukhin/Семён Мухин）少将。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在高级参谋职位上的不称职迅速暴露出来。战争开始后，穆欣在军需总监的职位上待了17天，拉夫罗夫则只待了9天。拉夫罗夫的继任者是中将菲利普·保卢奇（Philippe Paulucci）侯爵，侯爵当时正在亚历山大的随从队伍中游逛，皇帝把保卢奇提供给巴克莱的出发点是要么带走他，要么留下他。保卢奇此前曾在皮埃蒙特军、奥军和法军中效力，他是因1798～1807年俄国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上的战争而进入俄军的若干人之一。在一封给亚历山大的信中，保卢奇将自己描述成具备“活跃和冲动”性格的人，他称这一性格无法遏制，因为其中已经喷溢着关于皇帝事业的热情。保卢奇显然具有十分活跃的自我主义和指责与他观点相悖的任何人为白痴或叛徒的坏习惯。不管保卢奇的脑力和精力有多好，具备这种脾气的将领在俄军里已经足够多了，因此军队不需要这样一位皮埃蒙特莽汉的效劳。巴克莱既不信任保卢奇的能力，也不相信他的忠诚，很快就让他靠边站了。7月初，卡尔·冯·托尔成为第一军团代理军需总监，保卢奇的参谋长一职则由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Aleksei Ermolov/Алексей Ермолов）少将接替。这两个职位这时才有了正确的人选，托尔和叶尔莫洛夫都是了不起的军人，他们将在1812～1814年的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3]
尽管卡尔·冯·托尔的家族源头可以追溯到荷兰，但这个家族已经在爱斯特兰（Estland/Эстляндия）定居了很久，成了波罗的海德意志小贵族的一分子。托尔的父母都是德意志人，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路德宗信仰，在1814年与一位波罗的海德意志贵妇结婚。尽管这似乎让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波罗的海人，但实际状况要复杂得多。少年时代的托尔曾在圣彼得堡的军官武备军官学校求学多年，那时的学校校长就是后来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元帅，他不仅始终认为托尔是一位出色的军官，还几乎把他当作自己的养子。自军官武备军官学校毕业后，托尔一直都在皇帝随员的军需总监部门——换句话说就是总参谋部——工作。他在此处的主要庇护人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一个两位庇护人都是俄罗斯贵族要人的军官是可以被视为荣誉俄罗斯人的。根据一位同时代人的说法，托尔非常注意用上述说辞描绘自己，只要有可能就总会说俄语，尽管这并没耽搁他利用职权给德意志亲戚们谋求职位。他这么做也遵从了当时的普遍习惯，那时这种行为并不被视为任人唯亲，而是可资赞扬的对家人和朋友的忠诚——当然，如果那位庇护人是德意志人，而那个职位又恰好为某个旁人所期盼时除外。
一个愤世嫉俗者也许会评论说，卡尔·冯·托尔有了权力很大的庇护人库图佐夫和沃尔孔斯基，因此他很难失败，但这个说法是不公允的。他通过自身的才智、效率、努力工作以及忠诚赢得了这两位权贵的庇护。他的主要问题在于骄傲、急躁、易怒的性格。他的坏脾气很出名，他也很难容忍反对或批评意见——即便来自上级军官。在1812年，这一点多次几乎毁掉了他的职业生涯。在8月和同样暴躁的巴格拉季翁激烈争执之后，托尔惨遭降职，直到他的老庇护人库图佐夫作为总司令到来后才得以恢复。尽管托尔作为同事令人恼火，更不用说作为下属了，但他既不小气也没有报复心。他深深献身于军队和俄罗斯击败拿破仑的事业。他愤怒和不耐烦的爆发通常并非出于个人野心或轻视，而是针对在他看来妨碍战争有效进行的行为。[4]
作为第一军团的军需总监，托尔的直接上级是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叶尔莫洛夫是一位极其英勇且鼓舞人心的前敌指挥官，不过他没有受过训练的参谋所具备的那种对细节一丝不苟和把一切命令都仔细记录在纸面上的习惯，这在1812年时常引发问题。叶尔莫洛夫是作为炮兵军官受训的，他在1807年的东普鲁士战局中表现优异。和其他许多年轻炮术专家一起——其中以亚历山大·库泰索夫（Aleksandr Kutaisov/Александр Кутайсов）伯爵、列夫·亚什维利（Lev Iashvili/Лев Яшвиль）公爵和伊万·苏霍扎涅特（Ivan Sukhozhanet/Иван Сухозанет）最为著名——他为恢复俄国炮兵在奥斯特利茨蒙羞后的声誉做了不少努力。然而，叶尔莫洛夫此后也促使炮兵军官团中的派系矛盾进一步深化。根据十分仰慕他的前副官保罗·格拉贝（Paul Grabbe）的看法，叶尔莫洛夫不仅对阿拉克切耶夫和列夫·亚什维利怀有特别的恶意，而且把同样非黑即白的感受传播给身边的所有人，这对炮兵的有效管理没有好处，也对处于叶尔莫洛夫庇护下的军官们的职业生涯无益。[5]
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不仅是一位技术十分娴熟、相当专业的炮手，也是一位尤为聪明果断的指挥官。最重要的是，他具备非凡的个人魅力，他的外貌也对此很有益处。叶尔莫洛夫是个大脑袋、宽肩膀、头发长密的大个子，他给一位年轻军官的第一印象是“真正的赫拉克勒斯”，而他对待下属时友善而不拘礼节的方式又增强了第一印象。叶尔莫洛夫是说出令人难忘的只言片语、做出值得纪念的行动的大师。当他的牝马在1812年战局前夕下驹时，他把新生的小马煮熟了分给年轻军官们，以此向他们预告在即将到来的战局中会不得不忍受的事情。在当时和此后的民族主义传奇中，除了库图佐夫之外，可能没有其他俄军高级将领能够像他一样吸引年轻军官。[6]
叶尔莫洛夫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个人魅力，也源自他的观点。叶尔莫洛夫来自一个殷实的行省贵族家庭，在莫斯科接受了良好教育，他和彼得堡或帝国宫廷从没有紧密联系。他和所属阶级的大部分人一样坚信俄国士兵最好由绅士指挥，从行伍中提拔军官至多只是战时令人不快的必需措施。然而在叶尔莫洛夫的时代，对俄罗斯贵族而言，德意志人是比由普通士兵晋升上来的军官危险得多的敌人，叶尔莫洛夫因为他贬损德意志军官的妙语声名远扬、颇受欢迎。这让他成了让巴克莱·德·托利并不舒服的伙伴，更成了巴克莱麾下德意志助手们的凶狠敌人。后者中的两位，路德维希·冯·沃尔措根和弗拉基米尔·冯·勒文施特恩（Vladimir von Löwenstern），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叶尔莫洛夫对他们的冷酷阴谋。[7]
更重要的是，叶尔莫洛夫在1812年7月和8月居于反对巴克莱战略的核心位置。亚历山大曾要求巴格拉季翁和巴克莱的参谋长都直接给他去信。尽管巴格拉季翁起初非常猜疑他的参谋长，但事实上埃马纽埃尔·德·圣普列斯特（Emmanuel de Saint-Priest）在给皇帝的信中强烈支持他的司令。与此相反，叶尔莫洛夫则利用他与亚历山大的直接联系暗中损害巴克莱。公正地说，他如此行事是源自真心坚信——尽管受到了误导——巴克莱的战略危及了军队和国家，这一点几乎得到了所有高级将领的认同。[8]
尽管亚历山大短期内利用了叶尔莫洛夫，也赞赏他的军事技能，但亚历山大很可能从未信任过他。亚历山大在某个场合称他为“和魔鬼同样黑暗，但有与魔鬼一样多的技能”。叶尔莫洛夫的个人魅力、俄罗斯爱国主义资格和在军官团中的许多仰慕者让他成为贵族们反宫廷感情的完美焦点。1812年7月30日，随着对巴克莱的愤慨情绪达到最高点，叶尔莫洛夫致信巴格拉季翁，信中表示军团司令在考虑行动时不仅应当对皇帝负责，也应当对俄罗斯祖国负责。对一位罗曼诺夫王朝的贵族来讲，这是十分危险的语言。并非巧合的是，当年轻的俄国军官们在1825年12月试图推翻专制王朝时，人们普遍认为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是给予他们灵感的源泉，甚至可能是未来的领导者。[9]
第一军团的后勤总监格奥尔格·坎克林（Georg Kankrin）是司令部里一个较为安静的存在，但他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坎克林生于黑森的哈瑙（Hanau）小镇，在战争开始时已经38岁。他的父亲之所以被吸引到俄国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工艺和采矿专家，他的专业技能让俄国开出了高薪，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尖刻言辞毁了自己在德意志的前途。在德意志度过了包括在第一流大学学习和撰写了一部浪漫主义小说的青年时代后，年轻的格奥尔格·坎克林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在俄国的生活。他蛰伏多年，穷得买不起烟草，不得不自己动手修理靴子以节省金钱。坎克林关于军事行政管理的论述让他终于得到了巴克莱·德·托利的注意，并为他赢得了一个在战争部粮秣部门的重要职位，他在那里成功地证明了自己，其结果是巴克莱被任命去指挥第一军团时一并带走了他。在此后的两年里，坎克林克服了在俄军横跨（俄罗斯）帝国和随后纵贯德意志和法兰西的行程中供养、装备军队的艰巨挑战。他证明自己效率极高、极为勤勉，同时也很诚实、聪明。依靠他在1812～1814年的成就，坎克林此后担任财政大臣长达21年。[10]
从4月26日抵达维尔纳到7月19日动身前往莫斯科期间，亚历山大住在第一军团司令部附近，巴克莱的旁边。一个古怪的双头格局操纵着俄国的战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战术。巴克莱在某些方面得益于此，他和皇帝都认同“战略撤退是必要的”这一观点，但由于担心会影响士气、疏远民意，因此无法过于公开地主张它。他们相信军队内外的俄国人都习惯于在低劣的敌人面前赢得轻松的胜利，（因此）在面临拿破仑的巨大力量意味着什么一事上的看法不切实际。巴克莱可以通过亚历山大对托尔马索夫和巴格拉季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由于皇帝和第一军团在一起，他自然会倾向于从第一军团的角度看待军事行动。此外，尽管亚历山大对他手下任何一位领军将领都没有太好的评价，但比起托尔马索夫甚至巴格拉季翁来，他还是更相信巴克莱的战略洞察力和军事技能。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巴格拉季翁曾经是亚历山大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的情人。皇帝在1812年给她的信中说，一旦到了战略层面，巴格拉季翁就完全缺乏任何技能或切实概念。[11]
如果说亚历山大的出现使得巴克莱对第二和第三军团具备一定影响力的话，那么他付出的代价就是皇帝对他自己的第一军团相关事务的干涉。第一军团的军长们向亚历山大和巴克莱递交一式双份的报告，他们在战局之初有时也从这两人那里接收命令。战争开始8天后，第二军的大个子快活军长卡尔·巴戈武特（Karl Baggohufvudt）中将致信巴克莱，“我刚收到你于6月18日下达的命令，由于它们与陛下的命令相抵触，我们应当做什么？”巴克莱在6月30日致信皇帝，表示他不能给指挥位于军团脆弱右翼的第一军的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伯爵下命令，“因为我不知道皇帝陛下打算在未来有怎样的部署计划”。当第四军军长、中将舒瓦洛夫（Shuvalov/Шувалов）伯爵突然病倒时，亚历山大于7月1日径自用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Aleksandr Ostermann-Tolstoy/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ерман-Толстой）伯爵代替了他，并声称做出这一任命时没有时间去征询巴克莱。[12]
这种程度的混乱显然是危险的，亚历山大随后通常会克制自己，尽量不去削弱巴克莱对下属的控制。皇帝和巴克莱都同意在最初阶段应当退往德里萨营地，这一事实也有助于减少他们之间的误解。虽然如此，紧张状况依然存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群喧闹的失业高级将领、廷臣、亲戚陪同亚历山大前往维尔纳，他们急于试图向皇帝和巴克莱两人推销自己的主张——如何最好地与拿破仑作战。
在这群喧嚣者当中，最有能力但长远来看也可能最有破坏力的人是莱温·冯·本尼希森。自从蒂尔西特开始，本尼希森就在他位于维尔纳近郊察克伦特（Zakrent/Закрент）的庄园里过着退隐和半耻辱的生活。当亚历山大在1812年4月抵达维尔纳之后，他邀请这位将军返回随从队伍。让本尼希森返回现役在某些方面是有道理的，也是亚历山大在这个极端危急关头动员所有资源和人才的政策的一部分。
本尼希森无疑是一位有才干的军人，在一些观察者眼中，他的确是俄军高级将领中最优秀的战术家。另外，他也是一个天生的阴谋家，是一个极为骄傲且野心勃勃的人。本尼希森本人在回忆录中坦陈，“一个军人不能缺少雄心和一定程度上的骄傲，事实上也不该缺少”。他也承认这份骄傲让他“作为曾与拿破仑交过手的总司令，想到要在他人麾下服役就觉得反感”。他没有忘记巴克莱一度只是他军中的一个少将，还动不动就提醒人们1806～1807年时他尽管在数量上处于1∶2的劣势，却在拿破仑面前坚守阵地长达6个月。在战局初始阶段，本尼希森仅仅是个让人厌烦的小物事。然而，他最终会大大加剧对俄军统帅部造成破坏的冲突和猜忌。[13]
当拿破仑的前卫已经在当天早些时候越过俄国边界的消息于6月24日传到维尔纳时，亚历山大实际上正在本尼希森位于察克伦特的乡间别墅里参加舞会。为这一场合搭建的临时舞厅的屋顶已经坍塌了，宾客们在星空下起舞。拿破仑的入侵时间和他选择的渡过涅曼河进入俄国的地点并没有让亚历山大感到惊讶，俄国情报人员和法国逃兵已经在此前两天里给予了充分的进攻警告，俄国情报机关也对敌军人数有了准确的认识。亚历山大和巴克莱长久以来都同意，有必要在占压倒优势的敌军面前向德里萨营地展开战略撤退。要求执行这一预定计划的命令立刻被下达给了俄军指挥官，让军队和亚历山大的臣民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的宣言也已经预先印刷好了。
从法军入侵到第一军团抵达德里萨的这两周间，巴克莱的大部分部队单位都以良好的秩序撤退，也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从统帅部的视角来看，事态发展大体按照计划进行。正如在战争中通常所见的那样，在底层军官和士兵看来，事态就远没有那么秩序井然、管理良好了。尽管大部分仓储已经被带走或烧掉了，还是有一些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敌军手中，不过这点仓储也远不能满足拿破仑人马的庞大需求。地方官员——他们时常是波兰人——的拖后腿动作延缓了巴克莱为他麾下军团的“移动食品仓库”征用地方上的大车的努力，许多此类车辆落入拿破仑手中。[14]
对数个星期来驻扎在宿营地里的部队而言，突然需要展开强行军，这很可能使其受到强烈冲击。即使是行军路程最短的近卫军起初也颇为受苦。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上尉帕维尔·普辛（Pavel Pushchin/Павел Пущин）于6月30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已经在瓢泼大雨中拔营行军了11个小时。其结果是这个团的近卫军士兵中有40人病倒，1人已经死亡。后续的长途行军在间歇性暴雨和极度酷热中进行。让普辛大为愤慨的是，他的连中有3个波兰士兵逃亡了。在大部分兵员来自波兰人的枪骑兵团中，逃亡状况尤为突出，其比例远远高于普辛连。然而，基本的一点是，与拿破仑队列里的人马在这些日子里蒙受的毁灭性损失相比，俄军方面的损失是相当轻微的。[15]
在巴克莱的部队单位中，头两个星期里位于左翼的部队遭遇的风险最大，他们有可能面临拿破仑的推进将这些部队和第一军团其余部队分割开来的危险。俄军统帅部在战争最初几天里犯下的最大错误是，第四军没能迅速通知它部署在涅曼河附近的前卫部队，法军已经从他们的北面过河。其结果是由伊万·多罗霍夫（Ivan Dorokhov/Иван Дорохов）少将指挥的4000人差一点就被优势敌军彻底打败，最终他们靠着南下与巴格拉季翁第二军团会合才得以逃脱。
多罗霍夫手下的分遣队由一个骠骑兵团、两个哥萨克团和两个猎兵团组成，其中包括了精锐的第1猎兵团。这个团的一位军官米哈伊尔·彼得罗夫（Mikhail Petrov/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少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1猎兵团依靠毫不停歇的日夜强行军才得以逃脱，在行军途中他们丢下了一些死者和其他由于精疲力竭而几乎失去知觉的人。彼得罗夫回忆说，军官们下马步行，把士兵的装备堆到他们的马上，还帮助士兵运送步枪。在1812～1814年的诸多战局中，这是俄军轻步兵首次——但绝非最后一次——表现出惊人的耐力，他们在前卫部队和后卫部队中紧跟轻骑兵和骑炮兵前进。[16]
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Dmitrii Dokhturov/Дмитрий Дохтуров）中将的第六军要比多罗霍夫的分遣队大得多，因此被彻底击败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然而，多赫图罗夫做得相当出色。他不仅摆脱了拿破仑的控制，还从前进中的法军当中横穿过去，在德里萨前方与第一军团再度会合。多赫图罗夫麾下的军官中有一位名叫尼古拉·米塔列夫斯基（Nikolai Mitarevsky/Николай Митаревский）的年轻人，他是第12轻炮连的炮兵中尉。此人回忆说，在战争前夕，从未有任何军官想过他们会撤退，所有人期望的都是以确立已久的风格迎击入侵者，当迎击并未发生时，关于拿破仑大军有不可阻止的力量的流言就迅速传开了。
米塔列夫斯基的炮兵连长久以来都被部署在俄国内地，军官和士兵们花了好些时间才学会如何在行军作战中生存。起初当运输车辆暂时消失时他们就会挨饿，但这些人很快就学会了在他们的火炮和弹药车里给所有士兵和马匹带上足够的食物。尽管马匹在两周的撤退中有时不得不吃青草，但这只不过是个小问题，因为它们在战局之初状况良好，炮兵连也配备了割取深草的镰刀。大部分居民已经逃进了森林，但第六军没遇上什么困难就找到了足够征用的食物，并确保不给法国人留下任何东西。
尽管敌军就在附近的传言很多，米塔列夫斯基的炮兵连最接近战斗的场合却是误把森林里的一大群牛当成了法军骑兵。敌军对（第六军）行军纵队展开的最恶劣的攻击出自波兰人之手，他们俘虏了两名掉队的团属教士，把他俩的胡须系在一起，给他俩灌下催吐剂，然后把这两位教士还给多赫图罗夫手下愤怒的士兵，对这些士兵而言，作为俄国人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信奉东正教和怀疑波兰人。第六军一定程度上以艰苦的行军避开了法军。然而，它还得到了彼得·冯·德·帕伦所部骑兵的巧妙掩护和引导。[17]
在这种撤退当中，一支强大的骑兵武装是不可或缺的。拿破仑的前卫将马特维·普拉托夫的独立哥萨克分遣队和第一军团分割开来，迫使普拉托夫所部南下与巴格拉季翁会合，这一事实削弱了巴克莱的力量。普拉托夫所部由9个哥萨克团组成，其中只有两个团来自顿河地区以外。它还包括了4个“土著”非正规骑兵团，其中两个团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一个团是卡尔梅克人，一个团是巴什基尔人。
没人有必要担心普拉托夫下属各团的安全。就算拿破仑的全部大军能够追击这些哥萨克一整年，他们都毫无赶上的机会。但暂时丢失了几乎所有非正规骑兵这一状况却让巴克莱的正规骑兵团有些疲于奔命。费奥多尔·乌瓦罗夫报告说，在哥萨克缺席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动用正规战列骑兵甚至近卫骑兵负责前哨任务。这不仅让他们的马匹疲惫，也让正规骑兵参与到他们并未受过充分训练的工作当中去。其结果之一就是乌瓦罗夫无法骚扰敌军，也不能捕捉到通常数量的俘虏，这些人是关于敌军规模和行动的重要情报来源。[18]
然而，就算没有哥萨克，俄军骑兵在和法军的前哨战中通常也会取胜。法军骑兵很少能够成功阻碍巴克莱的士兵按照预定计划退往德里萨，或使他们为难。在其他方面，俄军统帅部也有理由感到满意。拿破仑自从战争之初就渴望进行一场决定性会战，他的首要战略目标并非征服土地，而是歼灭俄军。他正确地认为假使他能够在另一场奥斯特利茨式的会战中消灭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的军团，那么亚历山大就只能按照法国提出的条件媾和了。俄国人成功“变节”了一位在立陶宛的重要法国特工，通过他传播俄军意图为保卫维尔纳而战的假消息，这也助长了拿破仑的期望。科兰古回忆说，“拿破仑对他们不经一战就放弃维尔纳，及时做出躲开他的决定感到惊讶。丧失了在维尔纳城下展开大决战的全部希望，这令他十分悲痛”。[19]
俄军统帅部也很快得知，拿破仑的军队正为他做出的追击撤退中的敌军、迫使其接受会战的决定而付出惨重的代价。拿破仑的许多士兵在入侵前的几周内就吃得不好，尤为重要的马匹更是如此。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集中起来准备早早展开决定性会战的庞大军队都会发现无法在贫穷的立陶宛得到充分的供给。企图迫使巴克莱接受会战的想法又让法军快速通过已经被俄军吃尽储粮并执行过焦土政策的地区。猛烈的雨水补全了这幅悲惨的图景。在开战仅仅两个星期后，拿破仑给他留在巴黎的战争大臣写信说，试图组建新的骑兵团毫无意义，因为法国和德意志境内能够弄到的所有马匹都只能勉强满足他现有骑兵的补充需求，弥补已经在俄国蒙受的巨大损失。逃兵和战俘让俄军得知法军队伍中的饥饿和疫病状况，还有尤为重要的马匹的毁灭性损失。打着休战旗帜、名义上前往法军总部执行外交使命的情报军官也同样报告了上述状况。[20]
最广为人知的外交使命是巴拉绍夫将军在战争爆发后即刻携带亚历山大给法国皇帝的一封信前往拿破仑的总部。巴拉绍夫在6月26日俄军撤出维尔纳前不久离开，4天后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这座已经被法军占领的城市。6月21日，他在5天前亚历山大给他下达指令的房间里会见了拿破仑。此次出使的部分目的是展示亚历山大即便在拿破仑入侵时仍致力于和平，以此在欧洲公众舆论面前清楚表明法国所负有的（战争）责任。相对而言并不为人所知的是，有一位年轻的情报军官米哈伊尔·奥尔洛夫陪同巴拉绍夫出使，在法军战线后方的几天里他专注地观察和倾听。等到奥尔洛夫返回俄军总部后，亚历山大花了一个小时与他单独交谈，由于得到的关于敌军行动和损失的信息令皇帝大为高兴，他提拔了奥尔洛夫，当场任命他担任自己的副官。毫不夸张地说，很少有中尉能够期待从他们的君主那里获得这样的关注，这表明了奥尔洛夫提供的信息在亚历山大眼中的重要性。[21]
前任俄国驻慕尼黑武官保罗·格拉贝也被派去执行类似的使命，他表面上是去回复贝尔蒂埃元帅关于拿破仑派到亚历山大那里的使节洛里斯东（Lauriston）将军下落的质询。格拉贝深入法军后方，从而能够确认在法军骑兵中盛行的“疏忽”和“混乱”，报告“精疲力竭”的马匹没有得到任何照料。通过格拉贝自己的观察和与他人的交谈，他也能够告知巴克莱法军无意进攻德里萨营地，事实上正向南方很远处推进。[22]
格拉贝提供的消息证实了巴克莱关于德里萨营地战略价值的所有怀疑。早在7月7日他就致信亚历山大，认为军队正以没有必要的过快速度退往德里萨，这会给部队的士气造成恶劣影响，致使他们相信战况要比实际状况危险得多。当巴克莱军团的第一批单位在两天后抵达营地时，巴克莱致信皇帝，指出格拉贝的消息提供了拿破仑的主力军正向德里萨南方很远处进军，意图分割第一、二军团，向俄国核心地带推进的明确证据：“对我来说，这一点看上去很明确：敌军不会尝试对我们的德里萨营地发起任何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出发寻找敌军”。[23]
当亚历山大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抵达德里萨时，营地的无效很快就明确表现出来了。如果第一军团待在德里萨，拿破仑就可以把他的几乎所有部队转过头来对付巴格拉季翁，或许能够将其歼灭，而且一定能够把他向南驱赶很远，使其远离主要战区。通往莫斯科的大道届时将会畅通无阻，而第一军团却会位于遥远的西北方向。更糟糕的是，拿破仑本人有可能向北运动进入德里萨后方，切断俄军交通线，包围营地，以迫使第一军团投降的方式实质上终结战争。
除了这些战略上的危险外，营地也表现出了战术上的许多弱点。首先，它可以被敌军轻松包围，甚至可以让敌军从后方攻克营地。亚历山大、巴克莱乃至普菲尔那时都是首次见到德里萨，甚至连选择修建地点的沃尔措根也只在德里萨停留了36个小时。正如俄军工程部队很快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军官中没有一个人参与了选择营地和规划、修建防御工事。里加、德纳堡、博布鲁伊斯克和基辅的要塞备战工作已经让他们疲于奔命了。[24]
亚历山大面临着几乎所有主要军事顾问的反对风暴，因此同意军队必须放弃德里萨向东退却，以便赶在拿破仑之前抵达维捷布斯克。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皇帝做出这个决定时内心想法的记录。不管他对营地持有怎样的怀疑态度，在开战3周内就要放弃沿着德维纳河的整条防线无疑令他非常不快，这会威胁到组织后备军团和在后方及时建立第二防线的所有努力。[25]
7月17日，第一军团放弃了德里萨，退往维捷布斯克，期望赶在拿破仑之前抵达这座城市。两天后，亚历山大启程前往莫斯科。皇帝的三位高级顾问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和亚历山大·希什科夫联署了一封书信，催促皇帝尽快动身。他们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亚历山大出现在两座都城对鼓舞俄国社会以及动员整个俄国的战争资源至关重要。在离开军队之前，皇帝和巴克莱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他在出发前给指挥官的最后几句话被巴克莱的副官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听见了：“我把我的军队交托给你。不要忘记这是我拥有的唯一军队。请在心中一直牢记这一点。”亚历山大在两天前以类似的方式致信巴格拉季翁：
不要忘记我们依然到处面临优势数量的敌军，因此我们有必要谨慎小心，不要以在一天内全盘冒险的方式使自己丧失有效进行一场战役的办法。我们的总体目标一定要指向争取时间并把战争拖得越久越好。只有用这一方法我们才有机会击败动员了全欧洲军事资源的、如此强大的敌人。[26]
与巴克莱相比，巴格拉季翁在相当程度上更有必要得到这种建议。他的战争体系在从1812年夏季开始的一系列信件和公告中得到了充分的总结。他写道，“俄国人不应当逃跑，我们正变得比普鲁士人还差”。他强烈要求手下的军官们“向我们的士兵灌输这样的观点：敌军士兵不过是从地球的各个角落里聚集的渣滓而已，而我们则是俄国人和基督的信徒（edinovernye/единоверные）。他们不知道如何英勇作战，尤其害怕我们的刺刀，所以我们必须进攻敌军”。这无疑是旨在提升士气的宣传，但即便在私人场合，巴格拉季翁也强调攻击性、道德优越感和进攻精神。战争开始时他就催促亚历山大允许他出动部队向华沙发动牵制性袭击，这在巴格拉季翁看来是将法军拖离第一军团的最有效方法。他最终勉强承认占据数量优势的敌军将会集中起来对付他，迫使他撤退，继而计划南下与托尔马索夫的第三军团会合，守卫通往沃伦的道路。[27]
亚历山大正确地否决了这一提议，这会给予拿破仑包围并歼灭第二军团的黄金机会，即便在最乐观的状况下，这也会让巴格拉季翁所部深入南方，远离决定性的战区。与此相反，皇帝强烈要求巴格拉季翁执行皇帝本人提出的战略：当第一军团在具备兵力优势的敌军面前退却的同时，第二军团和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必须骚扰拿破仑的侧翼与后方。
亚历山大在推行这一战略时，坚持了从1810年初起就指导着巴克莱的思维并最终带来了1812年的胜利的基本准则。任何一支俄军在受到拿破仑主力部队威胁时都必须退却，拒绝与其展开会战，与此同时其他俄军部队必须攻入越来越漫长的敌军侧翼和后方。但是这一战略要到1812年秋季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大为削弱、他们极长的侧翼在从芬兰和巴尔干赶来的俄军面前显得十分脆弱时，才能够完全得以实现。在1812年6月把巴格拉季翁投入拿破仑主力军侧翼，必定和让他发动对华沙大公国的牵制性攻击一样会导致灾难。
理性很快还是占了上风，巴格拉季翁奉命退却，试图与第一军团会合。然而，在那时宝贵的时间已经被浪费了，达武（Davout）前进中的纵队横亘在巴格拉季翁与巴克莱会合的道路上。在战争的最初几周里，巴克莱的第一军团执行了有计划的退却，大部分部队安全地撤到了德里萨。与此相反，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的行动只能是临时性的，也要危险得多。在随后的6周内，俄军的主要目标是让他们的两个主力军团会合。拿破仑的关键目标则是阻止俄军会师，迫使巴格拉季翁转向南方，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北面的达武军和从西面向前挺进的热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所部粉碎第二军团。
俄军最终赢得了这场竞赛。热罗姆的部队大部分是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人，已经被远远抛在拿破仑第一梯队的后方，这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在期待巴格拉季翁会前进攻击热罗姆所部，一头扎进口袋里。即使在巴格拉季翁展开退却之前浪费了很多天的情况下，热罗姆依然能找到赶不上俄军的理由。与热罗姆的威斯特伐利亚人相比，俄军总体而言是更优秀的战士，行军也更加迅速。俄军正在向自己的补给仓库进军，通过的是依然未被蹂躏的乡村。与此相反，热罗姆的士兵正在远离他们的补给，进入俄军已经破坏的地区。
此外，热罗姆还要对付巴格拉季翁后卫部队中令人生畏的骑兵。当拿破仑的前卫部队迫使普拉托夫向东南方向撤退时，他便和第二军团会合了。7月8日到10日这连续三天里，普拉托夫在米尔（Mir/Мир）村附近伏击并击溃了热罗姆推进中的骑兵。最大的胜利出现在最后一天，当时6个团的波兰枪骑兵被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和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Ilarion Vasilchikov/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чиков）的正规骑兵联手重创。这是法军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领略到俄军正规轻骑兵和非正规轻骑兵联合作战时的全部威力。这也是法军第一次碰上瓦西里奇科夫，他是俄军最优秀的轻骑兵将领之一。俄军轻骑兵的优势在1812年战局之初就已经确立，在此后两年的战争中越发明显。俄军在米尔取得的胜利确保了热罗姆的前卫部队随后与巴格拉季翁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达武军则表现得更难对付。他们堵住了巴格拉季翁经由明斯克向第一军团方向推进的道路，迫使他在东南方向兜了一个大圈子。7月23日，达武的士兵在萨尔塔诺夫卡（Saltanovka/Салтановка）再次挫败了巴格拉季翁与巴克莱会师的尝试，这次他意图行经莫吉廖夫（Mogilev/Могилев）。一直到8月3日越过第聂伯河后，第二军团才最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与第一军团会合。整个7月里，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都在尝试把他们的两个军团带到一起去，他俩互相指责对方没能成功前来会合。然而，从事后回顾的角度来看，未能成功会师不仅不是两位将军的失误，反而对俄军有益。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试图去截断巴格拉季翁所部，与退却中的俄军相比，追击作战在更大程度上消耗了法军。甚至早在达武抵达莫吉廖夫时，匆忙通过破坏后的乡村去捕获巴格拉季翁这一做法就暴露出了恶果：他已经损失了原本越过涅曼河的100000人中的30000人。在莫吉廖夫战后，他担心继续追下去会毁灭他的军，便放弃了追击第二军团的企图。此外，俄军两大军团依然分开的事实也给了巴克莱退却而非冒险在对阵战中面对拿破仑的绝佳理由。要是这两个军团会合，而富有个人魅力并且深得军心的巴格拉季翁又当场带头提出会战的呼吁，事态就会困难得多。如果这两个俄军军团在7月初和拿破仑作战，兵力对比可能会比1∶2还糟糕。到8月初时，兵力对比则接近了2∶3。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克莱和亚历山大制定的消耗拿破仑战略已经被证明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尽量执行这一战略，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内。
在放弃德里萨、告别亚历山大之后，巴克莱·德·托利实际上计划在维捷布斯克城下展开抵抗。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系他所部的士气。当（第一）军团抵达德里萨后，士兵们已经听到了夸夸其谈的公告，公告许诺退却的时代已经结束，俄国人的勇气将会在德维纳河两岸埋葬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当几天后继续退却时，军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怨言。第四军的一位年轻炮兵军官伊万·拉多日茨基（Ivan Radozhitsky/Иван Радожицкий）无意中听到他的炮手们抱怨“前所未闻”的俄军退却，以及不经一战就放弃帝国大片土地。“这个恶棍（即拿破仑）显然一定十分强大：只要看看我们毫无价码地给了他多少就行了——几乎整个旧波兰。”[28]
然而，巴克莱冒险在维捷布斯克展开会战的主要原因是吸引拿破仑的注意力，以便让巴格拉季翁行经莫吉廖夫与第一军团会合。巴克莱的部队在7月23日抵达维捷布斯克。为了给军队争取喘息时间，也为了让巴格拉季翁赶来参战，他派出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的第四军沿维捷布斯克西面的主干道开进，以此减缓拿破仑手下纵队的前进速度。7月25日，在维捷布斯克以西大约20公里的奥斯特罗夫诺（Ostrovno/Островно）爆发了拿破仑大军和第一军团间的首次大规模冲突。
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极为富裕，也有那个时代俄国显贵值得具备的一些怪癖。尽管他的名字并不那么俄国化，但托尔斯泰其人具备纯粹的俄国风格：给他自己值得骄傲的托尔斯泰姓氏前面加上一个“奥斯特曼”前缀只是对富裕的单身舅舅们做出的不情愿让步，这些人给他留下了大笔遗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是个英俊的人，脸庞瘦削，还有个鹰钩鼻子。他看上去是个沉思的浪漫主义英雄。托尔斯泰在他位于卡卢加省的庄园中和一头穿着奇特服饰的宠物熊生活在一起。尽管他在行军作战中要适可而止很多，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把宠物鹰和白鸦带在身边。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尊敬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曾经对在他看来俄国于蒂尔西特蒙受的羞辱大为厌弃。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流利运用法语和德语，热爱俄罗斯文学，即便按照俄军对勇敢的高标准，他依然是极为英勇的，还能表现出鼓舞人心的勇猛。他还关心部下的食物、健康与福利。他和士兵们同样热爱荞麦粥（kasha/каша），就体格而言，托尔斯泰和他麾下最坚强的老掷弹兵一样坚韧。只要在上级将领眼皮底下作战，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事实上就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团长，也是个尚可接受的师长。但是并不能安心地把更大规模的独立部队托付给他。[29]
第四军进行奥斯特罗夫诺会战的方式体现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性格，不过公允地说，它也反映了他麾下许多部队缺乏经验以及俄军士兵对最终迎战敌军的渴望。巴克莱派他的副官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上前监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勒文施特恩后来回忆说，这位军长表现出了异常的勇气，但也让他的部队蒙受了没有必要的损失。在第四军第2重炮连中服役的一位年轻炮兵军官加夫里尔·梅舍季奇（Gavril Meshetich/Гавриил Мешети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