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梅舍季奇的看法，尽管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事实上得到了法军就在附近的警告，却未能采取适当的预警措施。其结果是他的前卫部队遭到了伏击，丢失了6门火炮。此后他没有利用主干道两旁的可用遮蔽物保护步兵免遭敌军炮火轰击。他还试图以大规模刺刀冲锋赶走敌军散兵，这是俄军在1805年用过多次的战术，通常情况下都被证明是代价高昂且无效的。然而，发生在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左翼的小规模崩溃不应当归咎于他，英格曼兰（Ingermanland/Ингерманланд）龙骑兵团被部署在左翼的一片丛林里监视法军。俄军骑兵在终于得到与敌军交战的机会后，就冲出森林击溃了附近的法军骑兵，接着又被优势数量的法军压倒了，损失了30%的士兵。这些损失的结果之一是该团在1812年的余下时间里一直远离前线，多数时候被降格为执行军警任务的部队。为了弥补在奥斯特罗夫诺遭受的军官损失，5位并非贵族出身的军士被任命为军官，这是在1812～1814年时常出现状况的一个早期实例。[30]
然而，仅仅详述俄军在奥斯特罗夫诺的不足之处是不对的。第四军完成了它拖延法军前进的任务，尽管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敌军优势兵力，他们还是给敌军造成了惨重损失。虽说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指挥技艺并不娴熟，但他依然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指挥官。奥斯特罗夫诺会战是年轻的伊万·拉多日茨基参与的第一场会战，对第四军的很多士兵来说也是如此。他回忆说随着敌军压力的增长，战斗情形越发显得孤独，潜在的恐慌情绪也在滋长，法军的实心弹把人的身体粉碎，一块块地撕扯掉。奥斯特曼-托尔斯泰身处火力最猛烈的地方，坐在马上一动不动，嗅着他的烟草。对带来要求允许退却或警告越来越多的俄军火炮已经失去战斗力的糟糕消息的信使，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以他自己的镇静范例和“站着死”的命令作答。拉多日茨基评论说：“当我们的指挥官身边每个人都被击倒时，作为一个被祖国所受痛苦激怒的俄国人，不可动摇的意志确实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看着他，我们自己就越发强大，前往我们的岗位赴死。”[31]
当天晚上，第四军向卡库维亚奇诺（Kakuviachino/Какувячино）退却了7000米，在那里把拖延法军前进的任务交给了第3步兵师师长彼得·科诺夫尼岑（Petr Konovnitsyn/Пётр Коновницын）中将。科诺夫尼岑和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一样英勇，但他作为后卫指挥官的指挥技艺却要出色得多。他的士兵在7月26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挡住了法军。然而，巴格拉季翁的副官亚历山大·缅什科夫（Aleksandr Menshikov/Александр Меньшиков）公爵在当天晚上带着改变了事态的消息抵达巴克莱的总部。达武于7月23日在萨尔塔诺夫卡挡住了巴格拉季翁的攻击，挫败了他向北行军、经由莫吉廖夫与巴克莱会合的企图。其结果是第二军团被迫继续向东进军，两个军团近期内没有任何会师的可能。
即使在收到这一消息后，巴克莱依然希望在维捷布斯克作战，但他被叶尔莫洛夫以及其他高级将领劝阻了。正如巴克莱后来承认的那样，叶尔莫洛夫的建议是正确的。位于维捷布斯克的阵地有它的缺点，法军与俄军的兵力对比也超过2∶1。此外，就算他们击退了拿破仑一整天的攻击也毫无意义。事实上这只会拉大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间的距离，让拿破仑能够在两个军团间推进，夺取斯摩棱斯克。巴克莱因此向第一军团下达了退却命令。然而，由于拿破仑全军已经在俄军眼皮底下部署完毕，全身而退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2]
第一军团的退却于7月27日下午4时开始。由彼得·帕伦指挥的俄军后卫在一整天里挡住了法军，他以很高的技巧进行机动，在必要情形下冷静地退却，但也会发动一系列凌厉反击，以阻止一切太过紧迫的追击企图。巴克莱·德·托利绝非倾向于过度赞美下属的人，但他在给亚历山大的报告中强调了帕伦使第一军团与拿破仑脱离接触并在从维捷布斯克到斯摩棱斯克的退却途中隐藏（第一军团）行踪的巨大成就。法方资料则更倾向于主张拿破仑在7月27日认为俄军理应在次日坚持战斗，并没有紧追帕伦，从而错失良机。哥萨克在当天晚上让俄军营地里的所有营火一直燃烧着，这使法军确信巴克莱依然留在原地，还在等待会战。当法军次日早晨醒来，发现俄军已经离开时，他们便大为灰心，帕伦以极其出色的技艺掩蔽了巴克莱的行踪，让拿破仑一时间都不知道他的敌人退往何方的事实更加剧了法军的沮丧。[33]
时任贝尔蒂埃元帅副官的弗藏萨克（Fezensac）公爵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法军军官中较为明智、经验也较丰富的人在维捷布斯克已经开始感到不安：“他们被俄军退却时的极好秩序震撼到了，俄军总是被它的无数哥萨克掩护着，没有丢下一门火炮、一辆大车或者一个病员。”塞居尔（Segur）伯爵当时是拿破仑的参谋人员，他回忆在俄军离开一天后对巴克莱的营地进行的检查：“什么东西都没有丢下，哪怕一件兵器、一个有价值的物件都没有；总而言之，在这次突然的夜行军中（俄军）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俄军离开营地范围后选择了哪条路；他们在失败时都比我们在胜利时更有秩序！”[34]
在放弃了维捷布斯克之后，巴克莱军团前往斯摩棱斯克。起初还存在对法军可能抢先赶到斯摩棱斯克的担忧，因此普雷拉多维奇（Preradovich/Прерадович）的近卫骑兵和猎兵分遣队在38小时内行军80公里，以争取在法军之前抵达。事实上这多少只是一场虚惊，因为拿破仑的部队已经十分疲劳，需要进行休整。8月2日，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俄军两大军团最终得以会师。
这两位将军都尽力把过去的不满抛在一边，以团结一致的方式行事。巴克莱身着全套军装，恭敬地走出总部与巴格拉季翁会面。巴克莱带着巴格拉季翁前往第一军团下属各团，让士兵们见识他，并充分表现两位司令间的团结和友谊。与此同时，巴格拉季翁也承认巴克莱为总指挥，由于巴格拉季翁在军阶上略高于巴克莱，来自古老的格鲁吉亚王族，又和俄国核心贵族阶层联姻，因此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巴格拉季翁此举体现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但是团结和服从总是有条件的。正如巴克莱充分理解的那样，巴格拉季翁最终只会根据自己选择的计划行事。
尽管双方都表现出了善意，但团结事实上是无法持续的。易于激动的格鲁吉亚人和冷静而理智的“德意志人”在秉性上实在太过不同，这又直接促使两人在应当采取何种战略上意见相悖。得到了几乎所有统军将领支持的巴格拉季翁要求立刻发起决定性的攻势。除了促使他们支持这一战略的军事因素外，从许多军官的回忆录来看，在军队抵达斯摩棱斯克后，他们显然已经明确意识到正在保卫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土地。
以伊斯梅洛沃（Izmailovo/Измайлово）近卫团的卢卡·西曼斯基（Luka Simansky/Лука Симанский）中尉为例，在战争的最初几周里，他的日记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情感，大体上只是对日常交谈和轻微的快乐与挫折的记录。直到进入俄罗斯民族的斯摩棱斯克城，见到产生圣迹的圣母像，记述圣母像在此前的民族危机中拯救民族时，西曼斯基才迸发出了强烈的情感。对巴格拉季翁军团第26师师长伊万·帕斯克维奇（Ivan Paskevich/Иван Паскевич）来说，是自然景观而非任何人造事物让他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这是一场“民族”战争：“正如道路两旁的每一棵白桦树所提醒的那样，我们现在正在老俄罗斯土地上战斗。”[35]
在给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中，叶尔莫洛夫从许多方面给出了对巴格拉季翁路线最令人信服的辩护。他指出军队将会发现难以在斯摩棱斯克长时间集结却毫无动作。由于从未设想过两个军团会在这里集结，因而只有很少的补给集中在斯摩棱斯克，要养活军队本身就会让人焦头烂额。斯摩棱斯克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对军队和莫斯科后方之间交通线最为轻微的威胁都会迫使俄军进一步退却。趁着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分散开来，现在正是进攻的时机。敌军并不活跃的状况必定是由于被迫派出许多分遣部队应对维特根施泰因和托尔马索夫在北翼和南翼的威胁，从而使己方变得虚弱所致。
叶尔莫洛夫表示发动攻势的主要障碍是巴克莱：“总司令……尽可能地避免展开一场大会战，除非会战绝对必要又无法避免的时候他才会同意。”到那时为止，亚历山大已经从许多渠道得知巴克莱的战略在将领和士兵中有多么不得人心。作为不让自己为不得人心的政策负责任的老手，皇帝在读到叶尔莫洛夫评论巴克莱“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对我隐藏陛下的意愿”时不会感到高兴。[36]
事实上，到两个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会师的时候，亚历山大的立场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他本人正猛烈催促巴克莱前进与拿破仑作战。也许在表示他从未期望在退到斯摩棱斯克之前冒险会战时，皇帝是真诚的，但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巴克莱继续不战而退的政治风险。他于8月9日致信总司令：“我现在希望你凭借上帝的帮助能够发起攻势，从而阻止对我们的行省的入侵。将军，我已经把俄罗斯的安危交给你掌握，我希望你会表明我对你的一切信任都是值得的。”两天后亚历山大又重复了他展开进攻的呼吁，还不带任何明显讽刺意味地补充说：“你不受任何障碍或干涉影响，可以自由行动。”巴克莱既要面临自己属下将领和巴格拉季翁要求进攻的强大压力，又无法忽略他的主人。无论如何，巴克莱还要受自己此前给亚历山大许下的诺言的支配：一旦两个军团会合，他就会即刻展开进攻。[37]
巴克莱因此被迫同意让军队展开攻势，但从他的言辞和行动来看，他对这一举措是否明智持有很深的怀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害怕拿破仑会抓住这个机会绕过前进中的俄军侧翼，继而切断他们与通往莫斯科后方的交通线间的联系。俄军骑兵已经和拿破仑的部队脱离接触，巴克莱在前进时将对敌军在哪里集结没有清晰的概念，也不能了解到敌军的明确人数。此外，巴克莱还对俄军本身相对于敌军的质量多少有些怀疑。
他给亚历山大的信中写道，“皇帝陛下的军队中的士兵个体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对军官而言却不是如此，而且下级军官状况更甚，他们通常都过于年轻、太缺乏经验。这一说法有点不公平，因为对军队底层军官的任何批评都需要用对他们的巨大勇气、对战友和所属团的忠诚和希望与法军交手的急切心情的赞赏来抵销。对俄军统帅部的怀疑就要有根据得多。在面对这一时代最伟大的指挥官时，巴克莱要是没有体验到恐惧的话，他就是缺失人性了。[38]
此外，像本尼希森在艾劳、卡尔大公在阿斯佩恩和日后威灵顿在滑铁卢所取得的成功那样，占据坚固防御阵地诱使拿破仑前来攻击是一回事，试图在机动上胜过拿破仑、在攻势中将其击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只要拿破仑亲自出战，他对下属指挥官的权力、他声望的强大力量以及他尤为突出的军事直觉就极有可能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带给法军胜利。他麾下各个军的行动会比敌方更加协调，会更迅速地发现战机，也会更不松懈地利用任何优势。如果说这几点在所有状况下都成立的话，那么在此时的环境中法军的优势还要加倍，因为俄军在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又以两个独立军团展开行动，而两位军团司令的观念和直觉差别极大。
最重要的是，巴克莱依然忠于他和亚历山大在战争爆发前认同的战略。对巴克莱来说，向外人诚实地表述这一点要比向自己麾下越发敌对、失望的将领们表述容易得多。他在8月11日致信奇恰戈夫海军上将——此人麾下的多瑙河军团当时正向北进军，赶往拿破仑的后方：“敌军的愿望是以决定性的会战终结这场战争，而我们恰恰相反，是要避免此类会战，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在战败的情况下维系军队的后备部队。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让我们的民兵和在内地组建的部队能够组织起来准备作战。”在做到这一点之前，第一、二军团就一定不能冒任何可能会导致它们毁灭的风险。
巴克莱后来会以十分类似的说法在库图佐夫面前为他的战略辩护，表示他此前努力避免决定性会战是因为如果第一、二军团被歼灭，在后方就不存在能够继续战争的其他部队了。他实际上在“仅仅依靠小规模战斗阻止敌军快速推进，以此让敌军兵力日渐减少”的尝试中取得了可观的成功。正如他在8月底给亚历山大的信中所述，“要是我被愚蠢而盲目的野心支配的话，皇帝陛下也许会收到许多讲述会战战况的急件，但敌军将会出现在莫斯科城墙下，（我们）却不可能找到任何可以用于抵抗的军队”。[39]
正如俄国官方战史后来承认的那样，尽管巴克莱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少数派，事实上他却是正确的，而他的对手们是错的。在别的失误之外，他们还大大低估了拿破仑的军队实力，夸张了法军的分散程度。但是巴克莱的“攻势”——还受到了他本人怀疑态度的削弱——在当时只给他带来了嘲笑。就连他忠诚的副官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都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对他的表现感到并不全然高兴”。[40]
正如此前一天和巴格拉季翁在军事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那样，巴克莱在8月7日向第聂伯河北岸推进，开往鲁德尼亚（Rudnia/Рудня）和维捷布斯克方向。但他还附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不会率先前往距离斯摩棱斯克超过三日行程的地方。在这样含糊而不确定的情形下是不能发起任何真正攻势的。当巴克莱于8月8日晚上得知在他北面的波列奇耶（Poreche/Поречье）发现了大队敌军后，他当即认为这是他所害怕的包抄运动。其结果是他将行军路线转向北面以应对威胁，却发现“大队敌军”只不过是他麾下侦察兵的臆想而已。巴格拉季翁抱怨说“不能容许仅仅是流言的东西影响军事行动”。军官和士兵们对盛行的不确定性和部队来回行军牢骚满腹。[41]
普拉托夫在巴克莱的前方沿着通往鲁德尼亚的道路推进，在莫列沃-博洛托（Molevo-Bolota/Молево-Болота）村附近击溃了大批法军骑兵，在战斗中俘获了塞巴斯蒂亚尼（Sebastiani）将军的司令部人员和许多信件。当这些文件似乎表明有人向法军泄露了此次攻势时，一阵丑陋的排外主义和间谍躁狂症就在俄军中蔓延开来。俄军总部里不少非俄罗斯人军官——甚至一些像勒文施特恩那样已经是皇帝臣民的人——在被怀疑叛国的情况下被送到了后方。巴格拉季翁致信阿拉克切耶夫：“我就是不能和大臣（即巴克莱）一起工作。看在上帝分上你随便把我派到哪里都好，哪怕是去摩尔达维亚或者高加索指挥一个团也好，我就是没法在这里坚持下去。整个总部里塞满了德意志人，所以一个俄国人是无法在那里生存的。”[42]
正当俄军犹豫、争吵之际，拿破仑展开了进攻。他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第聂伯河南岸的拉萨斯纳（Rasasna/Расасна），于8月14日经由克拉斯内（Krasnyi/Красный）向斯摩棱斯克进军。挡在他路上的唯一一支俄军是由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指挥的7200人，这支部队的核心是涅韦罗夫斯基自己的第27师。这些团是战前刚刚组建的，大部分士兵是新兵和被解散的卫戍团下属士兵。在得到足够时间和有效训练的情况下，大部分新兵和卫戍部队士兵能够变成优秀士兵，大问题在于提供负责训练并指挥他们的优良军官。起初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原先的卫戍团，但他们很快就被证明是无用的。以敖德萨（Odessa/Одесса）团为例，在几个星期内，原先的22名原卫戍部队军官中只有一个人被认为适于在前线服役。有时就得以非常手段发掘军官。以德米特里·杜申克维奇（Dmitrii Dushenkevich/Дмитрий Душенкевич）为例，他作为贵胄团学员速成毕业后，年仅15岁就被任命为新组建的辛比尔斯克（Simbirsk/Симбирск）团的准尉。[43]
涅韦罗夫斯基所部由两个经验丰富的常规步兵团支撑起来，还包括了一个龙骑兵团、一些哥萨克以及14门火炮。虽然如此，在8月14日面对缪拉指挥下庞大得多的敌军前卫时，它原本应该是被敌军轻易吃掉的。事实上，涅韦罗夫斯基所部尽管被缪拉麾下的骑兵攻击了30～40次，损失了一些火炮和大约1400人，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得以逃脱。
拿破仑的秘书费恩（Fain）男爵对在克拉斯内发生的状况有如下描述：
我们的骑兵向前猛冲，它以连续40多次冲锋攻击俄军：我们的骑兵中队多次冲进了方阵当中……组成这支部队的俄国农民十分缺乏战斗经验，但正是这种状况在抵抗中给了他们保持不变的力量。堆在一起、互相推挤、堵上了所有空隙的一大群人削弱了骑兵的冲力。我们能够冲开这个紧凑的密集阵型，却无法将其粉碎，在进攻过程中终于耗尽了所有的勇气。[44]
在留下了1812年战局相关记述的法国人当中，有许多人是在他们所认为的半野蛮状态的欧洲边疆战斗，他们的描述受到文化傲慢态度的制约，这与欧洲人描述殖民战争时的态度更为相似。毫不令人吃惊的是，俄国人对克拉斯内之战的描述和费恩的记载大相径庭。
德米特里·杜申克维奇在16岁生日之前体验到了第一场战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任何曾经体验过炎热、危险而嘈杂的第一场战斗的人都可以想象出我那个年纪的士兵的感受。对我来说，一切看上去都是无法理解的。我感到我活着，看到在我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但就是不能理解这个可怕的、难以描述的混乱状况将会如何结束。我直到今天都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每当骑兵接近的时候，涅韦罗夫斯基就拔出剑绕着方阵骑行，以在他的部队看来流露出自信的声音不断重复：“小伙子们！记住你们在莫斯科学的东西。遵守给你们的命令，就没有骑兵会打败你们。不要急着齐射。瞄准敌人射击，任何人在我发出口令之前都不许开火。”[45]
在巨大的压力下退却了20多公里后，涅韦罗夫斯基的部队被巴格拉季翁派上前救援的伊万·帕斯克维奇少将的第26师解救出来。帕斯克维奇写道，“我们的步兵在那一天为自己赢得了满身荣光”。他也认可了涅韦罗夫斯基的优秀领导能力。然而他还指出，如果缪拉表现出哪怕最薄弱的专业能力，俄军就永远不可能逃脱了。涅韦罗夫斯基退却时所行经的大道两旁的双线行道树的确妨碍了法军的进攻，但那也不是既完全没有让骑兵协同进攻，又没能利用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减缓俄军行军速度的借口。骑兵在进攻训练有素的步兵方阵时需要骑炮兵的帮助，这也是入门级别的战术。“需要注意到的是，法军带上了19000名骑兵和一整个步兵师，却只部署了一个炮兵连，这是他们的耻辱。”帕斯克维奇无法推测这一疏忽是出于单纯的无能，还是因为缪拉想让他的骑兵独享光荣。[46]
也许帕斯克维奇有些不够公允。法方资料声称他们的炮兵被一座断桥挡住了。发生在克拉斯内的战斗本身也并不重要。涅韦罗夫斯基手下的7000人也很难决定战局走向。涅韦罗夫斯基的作战行动甚至没有显著减缓法军的推进速度。但在克拉斯内发生的状况将被证明是相当典型的。在1812年8月的斯摩棱斯克城内及其附近地区，拿破仑将会有许多严重削弱俄军甚至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机会。错过这些机会首先是由于拿破仑的高级将领们未能成功执行他的计划。
在听说了涅韦罗夫斯基的困境和斯摩棱斯克面临的威胁后，巴格拉季翁便命令尼古拉·拉耶夫斯基（Nikolai Raevsky/Николай Раевский）的军（其中包括了帕斯克维奇的师）以最快速度回城。等到拿破仑大军于8月15日傍晚接近斯摩棱斯克时，拉耶夫斯基和涅韦罗夫斯基所部已经部署到了城墙后面。然而，即使把他们的兵力加在一起可能也只有15000人，如果拿破仑从8月16日拂晓时分开始猛烈攻击的话，斯摩棱斯克很可能就会陷落。与此相反，他却拖延了一整天，让巴格拉季翁和巴克莱的军团都赶到了斯摩棱斯克。
第一军团在当天晚上接管了斯摩棱斯克的防务，第二军团则出城保卫俄军左翼和通往莫斯科的道路，确保其不受任何法军包抄行动威胁。到8月17日早晨为止，巴克莱军团的30000人已经坚守在斯摩棱斯克的郊区和城墙后面。要是拿破仑想要以微小的代价将其逐出阵地的话，他可以依靠包抄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兵力远远超过俄军，在第聂伯河上有许多渡口，对俄军通往莫斯科后方的交通线的任何实际威胁都会迫使巴克莱放弃城市。与此相反，他却选择了正面进攻，在攻击进程中损失惨重。
自从1812年开始，历史学家们就对拿破仑为何要如此行事感到困惑。似乎最有道理的解释是，他不希望赶走俄军，而希望在一场城市争夺战中歼灭俄军。或许他相信，如果他给了俄军为斯摩棱斯克而战的机会，他们就不敢如此轻易地放弃这座俄罗斯名城。要是的确如此的话，拿破仑的盘算就被证明是落空了，因为在8月17日展开了一整天的激烈战斗后，巴克莱又一次命令他的军团退却。然而值得记住的是，巴克莱是顶住了巴格拉季翁和第一军团所有高级将领强烈且一致的反对而做出这一决定的。他面临着无能乃至叛国的猛烈指责。在反对声中，康斯坦丁大公不出意料是最响亮也最歇斯底里的一个，他在下级军官和士兵能够听到的场合咆哮说：“在指挥我们的那些人体内流淌着的不是俄罗斯血液。”巴克莱·德·托利也知道他的退却决定会激怒亚历山大，还可能破坏他和皇帝的关系。巴克莱如此行事需要极大的决心、无私和道德上的勇气。或许也不能责难拿破仑无法预见到这一点。[47]
俄军在8月17日全天成功地挡住了劲敌，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令俄军将领们反对放弃斯摩棱斯克的意见更为猛烈。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死伤了11000名俄军士兵。即便如此，法军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轰开城墙攻入城中。尽管斯摩棱斯克的城防设施还是中世纪的，但它们有时的确能为俄军炮兵和散兵提供良好的防护。在某些场合，进攻中的法军纵队还会被从第聂伯河对岸开火的俄军炮群命中。
俄军步兵以伟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展开战斗。伊万·利普兰季（Ivan Liprandi/Иван Липранди）是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第六军中的一位高级参谋。在俄国方面关于1812年战局的叙述中，他的记述是最具思想性和最准确的作品之一。他回忆说，在斯摩棱斯克，军官难以阻止他们手下的士兵抓住每一个机会对法军发起近乎挥霍的反击。从事危险任务的志愿者相当多，许多士兵拒绝前往后方检查创伤。火海中的城市景象和可怜的残存平民是他们战斗至死的额外动力。浸润在母亲乳汁中的想法——斯摩棱斯克自古以来就是东正教俄国抵抗“拉丁”西方入侵的堡垒——也是作战的动力。此前的数个世纪里，这座城市时常成为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争夺的战利品。一位军官回忆说，尽管士兵们有时候会捕获法国战俘，但他们在8月17日一直都在杀死波兰人。[48]
城内的俄军部队由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指挥，他于8月17～18日夜间十分不情愿地遵从了巴克莱撤出斯摩棱斯克城退到第聂伯河北岸郊区的命令。巴克莱在白天让他精疲力竭的士兵们进行休整。在8月18～19日夜间，他命令军队向着经过索洛维约沃（Solovevo/Соловьёво）和多罗戈布日（Dorogobuzh/Дорогобуж）向后延伸到大俄罗斯核心地带最终通往莫斯科的大道退却。
这次退却在初始阶段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通往莫斯科的大道在离开斯摩棱斯克后沿着第聂伯河东岸延伸，而东岸可以被西岸上的人一览无余，西岸上的炮兵也能轻松对东岸展开炮击。夏季的第聂伯河上也有许多地方可以轻易徒涉。巴克莱并不希望他正在退却中的、绵延数里的纵队为法军提供趁行军时发动攻击的绝佳机会。所以他决定在8月18～19日夜间让部下沿着通往莫斯科大道并与斯摩棱斯克和法军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小道行军。第一军团会被分成两半，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指挥一小半军团展开大迂回，最终花了一天半时间在索洛维约沃附近进入莫斯科大道。这一部分军事行动顺利完成了，但这也意味着当8月19日灾难威胁到第一军团的另一半部队头上时，多赫图罗夫已经相距遥远、无力相助。
由尼古拉·图奇科夫（Nikolai Tuchkov/Николай Тучков）中将指挥的另一个纵队会走一条较短的迂回路线，在更接近斯摩棱斯克的卢比诺（Lubino/Лубино）村西侧走上莫斯科大道。这一状况原本已经很令人困惑了，而图奇科夫纵队的前卫由他的弟弟帕维尔·图奇科夫少将指挥，这个事实多少又增添了些困惑。小图奇科夫得到了沿着小道向卢比诺和莫斯科大道行军的任务，他本来应该在那里和中将安德烈·戈尔恰科夫公爵的师（属于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会合。原本双方已经达成了戈尔恰科夫和第二军团将会看守莫斯科大道，直到第一军团的纵队安全地在小道上出现、走上卢比诺附近的大道为止的协议。
一切都出了差错，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一、二军团间协调不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夜间沿着乡村小道行进相当艰难。理论上这些道路应当由参谋先行勘察过，在行军时则应当由他们引导纵队前往正确目的地。（安排）军团的军事行动是这些参谋的责任。任何在夜间调动大批部队的行动都需要十分细致的安排，尤其是在疲倦的部队行经森林和乡间小道的情况下。总参谋部的历史学家并非完全不合情理地声称，撤出斯摩棱斯克的直接后果是手头没有足够执行全部任务的参谋，有些参谋被派到部队前方挑选下一夜的宿营地，其他人则被分派去寻找在通往莫斯科的大道上军队可以进行抵抗的战场。从参谋们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看出，参谋机关在1812年战局的前半段必然处于相当不堪重负的状态，有时候责任十分重大的工作都会被分配给缺乏经验的底层参谋。这无疑是在战争前短短数年里才匆忙建立参谋团所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49]
不管原因是什么，其结果就是混乱。尼古拉·图奇科夫的纵队只有1/3——这1/3中多数人来自他自己的第三军——在预定时间出发，选择正确的道路。甚至连他们也在试图让炮兵和数以千计的骑兵通过小道和原本设计给农民大车使用的桥梁时遭遇了许多障碍。其后开始行动的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第四军，但他们动身晚了，没能找到图奇科夫所部的踪迹，彻底迷了路，分散成了互相隔绝的若干群人，在许多条乡村小道上整夜徘徊。
纵队的最后一部分，卡尔·巴戈武特的第二军乱作一团。由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指挥的第二军的最后一部分，只能在远迟于预定时间的8月19日凌晨1时动身。由于第二军是跟在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后面行动的，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迷了路，在自己的圈子里徘徊。8月19日早晨6时许，欧根亲王和他的士兵发现自己正位于距离斯摩棱斯克郊区不到2公里的格杰奥诺沃（Gedeonovo/Гедеоново）村附近，完全处于奈伊元帅所部的视野之中，他们可以听到奈伊军的军乐队正在演奏让士兵醒来、离开露营地的音乐。
灾难正在逼近。奈伊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由欧根指挥的3个步兵团和少量骑兵、炮兵。第四军和第二军余下的大部分部队依然在森林中徘徊，如果奈伊能够向前推进并把欧根撵到一边的话，他们就会被击溃，切断与莫斯科大道间的联系。幸运的是，巴克莱本人纯粹由于巧合出现在这个危急关头，开始着手安排阻击奈伊前进的工作。
在发现他的军队命运系于最年轻也最缺乏经验的师长之手时，总司令不会很高兴。年仅24岁的欧根之所以能得到这一职位，是因为他是玛丽亚皇太后最喜欢的侄子，也是亚历山大的亲表弟。巴克莱不喜欢贵族出身的门外汉，不信任欧根在宫廷里的亲朋。正直严肃的巴克莱无疑视这位活泼年轻、业余消遣还包括了撰写戏剧和歌剧的亲王为可怕的半瓶子醋。然而，欧根事实上被证明是1812～1814年最优秀的俄军将领之一。他接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在1807年与土耳其的战争中稍微见识了下实战，将在1812～1814年的诸多战局里证明自己是一位勇敢、坚定而明智的指挥官。8月19日在斯摩棱斯克城外的会战是对他的第一场真正考验，而他顺利通过了考验。
对欧根来说幸运的是，奈伊看到俄军时和俄军看到他时同样惊讶。他花了3个小时才开始着手攻击。据欧根回忆，即便到那时也还有大批法军部队没有离开营地。在这3个小时里，欧根得以把他的3个团部署在位于胸墙和灌木丛后方的良好阵地上。俄军战列步兵并不总能出色扮演轻步兵的角色，但在8月19日上午，托博尔斯克团、维尔曼斯特兰（Wilmanstrand/Вильманстранд）团和别洛焦尔斯克（Belozersk/Белозерск）团的士兵像英雄一样战斗，击退了法军的反复攻击，为听到炮声后匆匆穿过森林前来增援的部队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当巴克莱最终下令退却时，欧根能够在第二、四军通过林间小道前往莫斯科大道的同时拼凑出后卫部队挡住法军。[50]
然而不幸的是，在莫斯科大道上发生的混乱却几乎让法军抢先抵达了卢比诺，堵住了离开森林的道路，毁灭了欧根和他下属士兵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巴克莱刚刚尽其所能向欧根布置了他应对危机的安排，就得知第二军团没有等待第一军团便沿着莫斯科大道向东退却。当这个消息传来时，巴克莱身边仅有弗里德里希·冯·舒伯特（Friedrich von Schubert）一人，舒伯特回忆说通常情况下在危机中十分自我克制且冷静的总司令大声说出：“一切都完了。”巴克莱的暂时失态是可以谅解的，因为这是俄军在1812年战局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51]
战况在某种程度上被帕维尔·图奇科夫拯救了。在森林中展开了长时间令人精疲力竭的夜行军后，他于上午8时许在卢比诺附近进入了莫斯科大道。图奇科夫震惊地发现，除了一些哥萨克之外，那里没有第二军团的一兵一卒。尽管他接到的命令是让他沿着大道东进前往索洛维约沃，但这是建立在戈尔恰科夫所部届时将会在大道上阻击法军前进、确保第一军团其余部队安全退却的前提下的。令状况更为糟糕的是，哥萨克报告说朱诺（Junot）的威斯特伐利亚军正准备在普鲁季谢沃（Prudishchevo/Прудищево）渡过第聂伯河，这会让他在只受到微弱抵抗的状况下从南面进入大道。
帕维尔·图奇科夫保持着冷静，展现出值得赞扬的主动性。他没有理睬收到的命令，率领麾下3000名士兵向右转而非左转，沿着莫斯科大道前进到卢比诺以西尽可能远的地方，在科洛德尼亚河（Kolodnia/Колодня）后方找到了一处良好的防御阵地。在日益增长的法军压力下，他的士兵在这里坚持抵抗了5个小时，其间得到了他兄长派出的两个急忙冲上前来救援的出色掷弹兵团增援。帕维尔·图奇科夫在下午3～4点钟退到了斯特罗甘河（Strogan/Строгань）后方的新阵地上，这是令从森林到莫斯科大道间的退路保持畅通的最后一道防御阵地。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是在由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组织的不断增多的援军支持下，图奇科夫还是顶住了。
和在克拉斯内时一样，俄军将领保持了头脑清醒，俄军步兵也在危急关头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和勇气。和在克拉斯内时不一样的是，骑兵和炮兵也对战斗胜利有贡献。尤其是在法军骑兵和步兵强大压力下保护了图奇科夫脆弱左翼的瓦西里·奥尔洛夫-杰尼索夫（Vasili Orlov-Denisov/Василий Орлов-Денисов）伯爵所部骑兵，这些骑兵极有技巧地利用了地形，近乎完美地把握了反击时间。
即便如此，如果法军明智地使用了手头可用的全部部队的话，那么不管俄军有多少战斗技能或勇气，他们都无法拯救图奇科夫。朱诺将军麾下的军在普鲁季谢沃附近的渡口越过第聂伯河后，图奇科夫已经在他们掌握之中，但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待在俄军战线的左翼和后方。法方资料后来用朱诺的早期精神疾病解释此次失误，但这也清楚地表明，法军能够快速且决定性地利用战机的名声只在拿破仑在场时有效。但皇帝没有理由期待在8月19日展开一场切实的会战，因此他留在了斯摩棱斯克。正如俄军指挥官们充分意识到的那样，皇帝的缺席将俄军从灾难中拯救出来。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称：“我们本该被毁灭。”巴克莱告诉本尼希森，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能够拯救第一军团。[52]
随着俄军向东退却，主动权落入了拿破仑之手。他可以追击俄军，也可以在斯摩棱斯克结束战局，努力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变成在1813年发动决定性的第二次打击的坚实基地。关于这两种选择的相对优势和危险，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多的争论。
继续向东延伸的法军交通线所面临的危险对在斯摩棱斯克停下这一选择有利。这不仅是因为交通线已经十分漫长，也是因为到8月中旬为止，法军的两翼正面临着愈发严重的威胁，威胁在南方尤为严重，奇恰戈夫海军上将令人生畏的多瑙河军团正在接近战区。此外，两个月的战争不仅已经使得法军人数大大减少，还严重削弱了法军的纪律和士气。在上万病员、逃兵和劫掠者分散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状况下，巩固基地、恢复军队秩序、不再冒向脆弱纪律加压的风险难道不是明智的吗？
在斯摩棱斯克停留也有强有力的政治上的理由。如果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对法国感到满意，又有了有效的行政体系，那么它们是能够成为对俄战争中的关键盟友的。俄国领导人总是担心放弃西部行省会让拿破仑巩固他在当地的势力，动员波兰资源来对抗俄国。拿破仑发动入侵的基本考量之一就是俄国精英永远不会为了保护帝国的波兰省份战斗至死。如果他征服了这些省份，并在当地建立（政权）组织，希望夺回这些省份的俄国人会情愿忍耐多少痛苦呢？
对拿破仑来说，1812年的战争是一场为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目的而战的内阁战争。他在最大限度下可以兼并立陶宛以及部分白俄罗斯、乌克兰地区，迫使俄国重返大陆封锁体系，并——有可能——强迫俄国人协助他挑战英国在亚洲的势力。体验到在俄国境内征战的问题后，即便他取得胜利，也可能会索取更少。已经在西班牙卷入了一场民族战争后，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在俄国激起另一场民族战争。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亚历山大和他的将领们从一开始就试图掀起一场抵抗他的民族战争。随着他向斯摩棱斯克推进，这些迹象变得更加不祥。他向大俄罗斯境内推进得越深入，这场战争就越有可能变成民族战争。
拿破仑是一个倾向于维持秩序的人，他终结了法国革命，娶了哈布斯堡皇帝的女儿。他没有在俄国发动一场农奴暴动的愿望，但这一威胁本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政治手段。如果让法军来势汹汹地在大俄罗斯边境上备战，这要比实际上进入俄国心脏地带更可能使这一威胁奏效。在教堂被污辱、妇女被强暴、农舍被毁坏的情形下，俄国农民是不可能聆听法国人的许诺的。
所有这些因素在当时都得到了充分的理解。也许还可以依靠后见之明来补充其他因素。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要想维持下去的话，重建一个强大的波兰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复国后的波兰会一直是比哈布斯堡、罗曼诺夫或霍亨佐伦君主国可靠得多的盟友。拿破仑也有办法以归还他在1809年从奥地利兼并的伊利里亚行省的方式让奥地利完全接受重建波兰。站在距离当时更远的角度来回顾这些事件，并观察过去3个世纪内的俄国历史，可以切实指出尽管对俄国径直展开军事进攻会在这个国家的庞大面积和资源面前遭遇挫折，但俄罗斯帝国在军事与政治的联合压力下却是脆弱的。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俄国这两次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俄罗斯人的暴动，但也是因为俄罗斯人自己反对身为帝国的代价、反对政权确保自身统治的天性。在19世纪早期，军事压力、利用罗曼诺夫帝国的政治弱点，再加上严格的有限战争目的，这样也许是能奏效的。
即使不考虑拿破仑无法预见未来这一事实，依然有相当有力的理由可以反对他在斯摩棱斯克停下。拿破仑非常不情愿在远离巴黎的地方再度过不止一个作战季度。正如我们所见，切尔内绍夫早在1812年之前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将它和波拿巴政权的特性及其面临的挑战联系起来。在注意到该政权面临的许多此类挑战（经济、教皇、西班牙、精英阶层）后，当今研究拿破仑的顶尖法国专家总结说：“当切尔内绍夫向他的政府报告时，他指出如果对俄战争延续下去，拿破仑将会冒严重的国内风险，这是正确的。”倘若能够在当今以冷静的回想做出这一判断的话，那么拿破仑会在1812年体会到多么大的危险感啊！他已经目睹了18世纪90年代法国政治上的极度混乱。他理解法国精英阶层对他的忠诚带有相当的条件，也理解他的宝座在多大程度上来自胜利和幸运。[53]
他也认识到在西部边境巩固一个安全的基地将是相当困难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即使在和平时期都难以供养军队，在冬季和春季尤其如此。俄军第一军团规模要远小于拿破仑的军队，而它的部队在1811～1812年冬季也没有全部在西部边境过冬。即便如此，它还要被迫把自己分散在辽阔区域内以确保获得足够的补给。对骑兵而言尤其如此。科尔夫男爵第二骑兵军的5个团从普鲁士边境一直驻扎到乌克兰中部，就是为了喂养他们的马匹。[54]
在这一地区被两支军队劫掠了一年后，1812年冬季的状况没什么可能变得更好。甚至早在1812年夏季之初，俄军轻骑兵就优于法军。然而，正如拿破仑在1806～1807年曾经发现过的那样，哥萨克在冬季才表现出真正的潜力，在会毁灭正规轻骑兵的条件下，他们届时仍然可以展开军事行动。由于俄国人正在全面动员哥萨克地区的人力资源，1812年冬季时法军将会在确保基地安全、喂养马匹以及供养士兵等事项上面临巨大的困难。
当然，如果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停下的话，他的整支军队就不会像他笨拙地入侵俄国心脏地带后那样遭遇毁灭。但拿破仑大军的毁灭绝非不可避免，也不仅是由于他从斯摩棱斯克向前进发，其他因素——以及错误——同样有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