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罗季诺与莫斯科的陷落
就在拿破仑的主力军于1812年8月后半月向俄国中部推进的同时，南北两翼的局面开始对法军不利了。这部分地反映出拿破仑的军队被迫在多么广袤的地域中作战。在北线，苏格兰詹姆士党流亡者后裔麦克唐纳（MacDonald）元帅的任务是掩护拿破仑的左翼，清剿库尔兰并夺取里加。在南线，奥地利和萨克森军队要面对的是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将军位于乌克兰边境上的第三军团。这些部队之间相隔超过1000公里。已越过斯摩棱斯克的拿破仑先头部队和他位于东普鲁士与波兰的基地间的距离就更遥远了。随着距离和疾病让军队不可避免地付出代价，拿破仑的部队开始逐步削弱，他不可能做到处处都强大。
麦克唐纳元帅的第十军有32500人，其中接近2/3是普鲁士人，他们在战局之初战斗得很努力。普鲁士人的指挥官冯·格拉瓦特（von Gräwert）中将强调，需要恢复普鲁士军人的自豪感，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重新赢得法国人的敬意。在帕伦家族位于大埃考（Gross Eckau/Гросс-Экау）的主要庄园附近，普军于1812年7月19日挫败了俄军阻挡他们前进的意图。战争开始后不到一个月内，普军就已经抵达了里加附近，它是一个巨大的俄军补给基地，也是俄国波罗的海行省中最大的城市、德维纳河上的锁钥。
里加不是一个坚固的要塞。里加要塞的维护费用并非由俄国政府承担，而是出自里加市政府，这在俄国可谓独一无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由于这座城市并未受到严重威胁，人们便听任城防设施破败倾颓。只是到了1810年6月，俄国政府才重新开始负责里加要塞。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俄国政府为里加围城战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城防的主要弱点依然存在。许多关键要塞已经过时了，城堡非常狭窄，还让居民区围了起来。里加的郊区在18世纪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挤占了许多原本位于城市外墙前的开阔地。
19000名里加守军由马格努斯·冯·埃森中将指挥。守军中大部分人来自后备营，许多人训练水平很差。甚至就在围城开始之前，疾病已经在守军中肆虐。埃森刚听到拿破仑越过涅曼河的消息就宣布里加进入围城状态：每户人家都被要求储备4个月的食品补给，任何离开城市的平民都要留下家中至少两个壮丁协助守城。在7月第四周，随着敌军逼近里加，埃森下令烧光城市西面和南面的郊区，以便让守军能够向城墙外自由射击。超过750栋建筑物被焚毁，据估算经济损失多达1700万卢布。即便如此，多数人都认为如果法军展开正式攻城战，里加就毫无坚持两个月以上的希望。
如果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甚至斯摩棱斯克停留下来，再抽出一部分主力部队协助麦克唐纳，里加就必定会陷落。然而，在没有得到额外帮助的状况下，法军指挥官无法夺取这座城市。伸展到德维纳河两岸、彻底围住里加的封锁线会长达50多公里，仅仅依靠麦克唐纳自己手下的32500人永远不能维持这样一条封锁线。此外，俄军炮艇控制了河流，英国海军主宰了波罗的海，还不断袭扰麦克唐纳沿海岸延伸的交通线。原本要前往迪纳堡的法军攻城炮兵最终抵达了里加附近，但等到它能够用于正式攻城战时，拿破仑大军北翼的实力对比已经开始对法军不利了。
实力对比的变化首先源于驻扎在芬兰的俄军的干预，亚历山大于8月最后一周前往芬兰的奥博（Åbo）与瑞典王储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会晤。两位领导人不仅确认了他们间的同盟，还约定了将来在北德意志和丹麦的军事合作。更直接的重要影响则在于这样的事实：贝纳多特让亚历山大免于履行在1812年出动驻芬兰俄军参加俄瑞联合登陆丹麦作战行动的诺言，还催促他把这些部队转而运送到里加。其结果是俄国海军将多达21000人的芬兰军主力运输到了波罗的海行省。这些部队由法比安·冯·施泰因黑尔（Fabian von Steinhe）统率，大部分都久经沙场。他们于9月后半月抵达里加，将有望终结北方战线的僵局。[1]
尽管里加是麦克唐纳元帅的主要关注点，他也被迫留心位于迪纳堡和波洛茨克（Polotsk/Полоцк）方向的右翼，这是中将彼得·冯·维特根施泰因伯爵麾下俄军第一军的行动区域。当巴克莱军团放弃德里萨营地赶往维捷布斯克后，维特根施泰因军则被派去堵塞朝东北方向延伸到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Novgorod/Новгород），最终抵达彼得堡的道路。维特根施泰因的主要对手是乌迪诺（Oudinot）元帅，他得到的命令是推进到德维纳河之外，把俄军赶回普斯科夫。从原则上讲，这个任务并没有超出乌迪诺的能力范畴，他的军在进入俄国领土时有40000多人。相比之下维特根施泰因的第一军只有23000人，尽管他得到了其他两支小规模分遣队的增援，但他还要负责遏制麦克唐纳右翼的师从迪纳堡向前推进的企图。[2]
然而，作为一支独立部队的指挥官，乌迪诺的表现事实上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他竟任凭自己被维特根施泰因压制甚至震慑。俄军轻骑兵时常越过德维纳河展开袭击，骚扰法军的交通和补给。当乌迪诺于7月底向维特根施泰因所部推进时，在7月30日到8月1日这三天发生在克利亚斯季齐（Kliastitsy/Клястицы）与戈洛夫希纳（Golovshchina/Годовщина）会战，他却听任俄军前来奇袭，让己方惨遭溃败。乌迪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他没能将麾下全部部队集中到战场上。根据俄方记载，他在克利亚斯季齐附近的8000多人从未投入战斗。
此外，俄军无论如何都打得超乎寻常地好。维特根施泰因的部队尽管规模不大，但它的核心却拥有1808～1809年战争中在芬兰森林里作战的新鲜经验。在俄国西北部的类似地形里作战时，不仅维特根施泰因的猎兵被证明十分擅长散兵战，就连他的一些（普通）步兵也是如此。也许正是这些人的示范鼓舞了维特根施泰因下属各师中许多后备营和由卫戍部队改编的新团，让他们表现得比任何有权从战局开始时预测的人估计得都要好。维特根施泰因立即采取攻势，赢得会战，将他的意志强加到敌军身上，其结果是他的士兵士气高昂，也没有人再去挑剔他的德意志血统了。[3]
和巴克莱·德·托利不一样，维特根施泰因来自一个贵族——虽然是相当贫穷的贵族——家庭，这可能也对他有益。维特根施泰因出生于俄国，是一位在俄军中服役的将军的儿子，比起笨拙的巴克莱，他融入俄国贵族圈子要有把握得多。此外，彼得·维特根施泰因是一位骑兵，也多少有些漂亮刀手（beau sabreur）风范。他马术良好，为人无畏、慷慨，时常表现出骑士风度，这些价值标准很大程度上同俄罗斯军事贵族的传统相契合。而且维特根施泰因为人谦逊和蔼，在认可并上报部下业绩时非常慷慨。上述品质与一连串胜利结合在一起，确保了维特根施泰因的司令部在1812年笼罩在极为和谐的气氛中。[4]
司令部里的和谐是同职业技艺结合在一起的。维特根施泰因的参谋长是弗里德里克·多夫雷（Friedrich d’Auvray），一位聪明、忠诚并接受了优良教育的法国血统参谋，他出生于德累斯顿，在波兰军队中开始军事生涯。第一军的炮兵主任是格鲁吉亚人列夫·亚什维利公爵，他的副手则是24岁的伊万·苏霍扎涅特，一位波兰军官的儿子。这两人都在1806～1807年的东普鲁士战局中表现良好。[5]
然而，这群人中最为优异的却是27岁的维特根施泰因军军需总监约翰·冯·迪比奇上校。他是一位普鲁士高级参谋（在1798年转而为俄军效力）的儿子。少年迪比奇在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开始从军，另一位出自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军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将他提拔到总参谋部。迪比奇身形矮小、眼球突出、面貌丑陋，他的外貌曾让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团长大为吃惊，竟使团长试图让这位年轻军官远离在宫廷和阅兵场上的工作。迪比奇以“茶炊”之名为许多朋友所知，因为当他激动时就会急不可耐，让言辞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从嘴里溢出来。尽管具备这一切古怪特点，但迪比奇可能是1812～1814年最有能力的俄军参谋。在指挥分遣队的场合，他也表现出了充沛的精力、主动性和判断力。迪比奇雄心勃勃、为人坚决，他也对所效力的军队和事业忠心耿耿。到1814年为止，尽管迪比奇当时只有28岁，却已经成为中将，远远超过了他在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前同事们。尽管如此，他和老战友们仍然保持着良好关系，这让他们都备受赞誉。[6]
在克利亚斯季齐会战后，乌迪诺向拿破仑抱怨说，他面临着数量上远过于己的俄军。皇帝在1812～1814年时常低估下属面对的敌军兵力规模，这让他的下属感到颇为困扰。然而，拿破仑这次对乌迪诺的尖酸评论是准确而公正的：
你不在追击维特根施泰因……你让这个将军能够自由攻击塔兰托（Tarento）公爵（即麦克唐纳）或者越过德维纳河袭扰我们的后方。你对维特根施泰因兵力的概念极其夸张：他只有2个或至多3个常规师、列普宁公爵的6个后备营，还有一些不值得计数的民兵。你绝不能让自己这么轻易地被蒙蔽了。俄国人正到处宣称他们从你这里取得了一场大胜。[7]
尽管做出了上述批评，拿破仑还是把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aint-Cyr）第六军（巴伐利亚军）的全部步兵和炮兵都增援给了乌迪诺。第六军是在拿破仑大军的第一梯队之后进军的，该军在越过涅曼河时有25000人，可仅仅5个星期后，他们与乌迪诺在波洛茨克会合时就已经只剩下13000人了。的确巴伐利亚骑兵已经被派去与拿破仑的主力部队会合，但大部分损失是疾病、掉队和逃亡造成的。巴伐利亚军在这一阶段中并未对敌军开过一枪。
尽管维特根施泰因知道，当圣西尔军来到后他会在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但他还是决心保持主动权，将自己的意志施加到敌人身上。怀着这一目标，他于8月17日在波洛茨克攻击乌迪诺和圣西尔的联合部队。对维特根施泰因而言不幸的是，尽管会战第一天他成功地把法军赶回了波洛茨克镇，乌迪诺却在战斗中受伤了，指挥权落到了才干远强于乌迪诺的圣西尔头上。法军新指挥官在次日集中了许多炮兵和两个新锐步兵师对俄军中央地段发起反击。圣西尔以这一时期十分常见的手法描述会战，声称他的部队在数量上有相当大的劣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31000名法军当中有1/4正外出“征集粮秣”，而维特根施泰因手上有超过30000人。事实上，正如维特根施泰因向亚历山大报告的那样，频繁的会战加上有必要留心麦克唐纳，意味着他手上可以用于进攻的兵力减少到仅有18000人。[8]
（法军的）突袭和数量优势意味着俄军只能被迫撤退，但是他们以极大的镇静和勇气展开退却。以爱斯特兰团为例，该团是在1811年由卫戍部队士兵改编成的。波洛茨克会战是这个团的首次正式作战行动。作为戈特哈德·黑尔弗里希（Gothard Helfreich）少将第14师的一部分，爱斯特兰团的士兵正好挡在法军反击的路上。即便如此，尽管损失了14名军官和超过400名士兵，爱斯特兰团依然于8月18日击退了敌军的不断攻击，在丛林里有效地展开散兵战，最终打开一条道路安全撤退。该团团长卡尔·乌尔里欣（Karl Ulrikhin/Карл Ульрихсен）两次受伤，因而此后不得不退役。但他在退却途中坚持和他的士兵们待在一起，率领部队发起了多次反击，将敌军逐退到安全距离以外。爱斯特兰团的43名士兵因为他们在8月18日的表现获得了军事奖章，这个团本身则被授予一面军旗以纪念它的业绩。[9]
用一部团史去证明该团士兵的勇气也许在可信度上要打些折扣，但这一回俄方的故事得到了圣西尔本人的赞同，他写道：
这场会战中俄军所表现出的持久英勇和个人无畏，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很少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他们遭遇了奇袭，被打散，我们刚刚实际发起进攻就几乎把他们的营孤立起来（因为我们已经击穿了他们的防线），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仓皇失措，而是十分缓慢地且战且退，以英勇和坚定——我要重复一遍，这是这个国家的士兵所独有的——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攻击。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武，但他们不能击退4个集中起来、秩序良好的师的同时攻击。[10]
从技术角度来说，波洛茨克会战是维特根施泰因的失败，但事实上此战有利于他实现战略目标——削弱并压制敌军，使其不能沿着道路向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和彼得堡推进。此战结束后，维特根施泰因向后退却了大约40公里，进入锡沃申（Sivoshin/Сивошин）附近的筑垒阵地，之后两个月里法军没有打扰他的安宁。这一阶段中西北战线全面陷入僵局，战争退化成袭扰和两军间的补给、重组竞赛。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后发生的事情正像普菲尔在德里萨所计划的那样。在越过西部边境的推进过程中受到了削弱后，圣西尔的部队数量已经不足，既不能攻击位于防御工事后方的维特根施泰因，也无法绕过他的侧翼。法军被牵制在固定的位置上，身处贫穷且被毁坏了的乡村，在疾病和饥饿面前渐渐走向崩溃。
与此同时，维特根施泰因军则得到了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普斯科夫省——的俄国行政部门和居民提供的充足补给。正如维特根施泰因以其一贯的慷慨所承认的那样，这里真正的英雄是普斯科夫省省长彼得·沙霍夫斯科伊（Petr Shakhovskoy/Пётр Шаховской）公爵。维特根施泰因于8月中旬致信亚历山大，“从第一军在德维纳河上坚持的第一刻起，它就从普斯科夫省那里得到了一切食物。由于省长沙霍夫斯科伊公爵不知疲倦的努力、效率和关怀，这些食物都以出色的效率及时补给过来，因此部队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根本没有经受任何哪怕最为轻微的匮乏”。沙霍夫斯科伊从他的行省里动员了数以千计的大车给维特根施泰因输送食物。省长的努力贯穿了整个1812年战局，根据估算，到战局结束时仅普斯科夫省就为战争志愿捐献了1400万卢布。来自一个省（俄国一共有50多个省）的志愿捐献就相当于俄国战争部1811年供养整支军队总预算的1/3。[11]
随着施泰因黑尔的部队迫近里加，乌迪诺和圣西尔饥饿且精疲力竭的部队在维特根施泰因面前逐渐消失，拿破仑到9月时已经在他的北翼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更为巨大的威胁则正在逼近南翼，奇恰戈夫海军上将的多瑙河军团将在那里和托尔马索夫位于西北乌克兰卢茨克附近的第三军团会师。
在战局的前几周里，拿破仑曾经低估了托尔马索夫军团的规模。尽管托尔马索夫的45000人不得不在他们所守卫的乌克兰北部边境上散得很开，但他们无论如何还是要比起初得到保护拿破仑南翼这一任务的雷尼耶（Reynier）的19000名萨克森人多得多。在亚历山大和巴格拉季翁的催促下，托尔马索夫挥师北进，于7月27日在科布林（Kobrin/Кобрин）歼灭了一支萨克森分遣队，捕获了超过2000名战俘。托尔马索夫更适合充当军政管理者和外交官，而非富有攻击性的战地指挥官。他在科布林之战后未能利用优势继续施压，继而歼灭雷尼耶军余部，这让他广受批评。拿破仑因而有时间派出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亲王率领整个奥地利军南下救援雷尼埃。在兵力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军面前，托尔马索夫被迫退到斯特里河（Styr/Стырь）上的一处坚固防御阵地。
尽管在那时看来，这似乎是科布林之战胜利后令人失望的结果，但事实上托尔马索夫却已经实现了他的主要目标。在1812年7月让一支俄军侧翼部队深入拿破仑的后方，这种做法为时过早。然而，在科布林的胜利不仅鼓舞了俄军的士气，也将30000名奥军从主战场上调走，使其深入南方。
只要俄奥边界维持中立化，托尔马索夫的左翼就得到了安全保障，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守住位于水流湍急的斯特里河后方的阵地。俄军坚守的河流南岸林木茂密，高度上也超过北岸，俄军可以隐藏他们自己的部队，却能够清楚地看到敌人在做什么，俄军的后方是肥沃的沃伦省，他们可以比敌人轻松得多地养活自己。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的补给状况要比在贫瘠的俄国西北部的乌迪诺军和圣西尔军好得多，即便如此他们也受到饥饿的困扰，还遭到了第三军团轻骑兵的袭击。与此同时，托尔马索夫的士兵则好好地休息了一下。[12]
直到奇恰戈夫的多瑙河军团抵达后，斯特里河上的僵局才被打破。尽管奇恰戈夫不管怎样都得留下一部分军队守卫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但他还是能够率领50000多人北上与托尔马索夫会合。这些坚韧而且久经沙场的士兵在俄军中可以说是最优秀的。[13]
在与土耳其人的和约得到确认之前，奇恰戈夫的军团是不能北进的。奇恰戈夫前来接过多瑙河军团指挥权之前，库图佐夫于5月28日签署了和约。从那时算起，整整7个令人精神紧张的星期过去后，亚历山大才最终得到了苏丹批准和约的消息。在此期间，由于担心奥斯曼人会拒不批准和约，奇恰戈夫制订了一个向君士坦丁堡推进、煽动苏丹的基督徒臣民暴动、复兴一个大拜占庭—斯拉夫帝国的计划。这种计划是非常危险的：控制一位距离彼得堡如此遥远的总督相当困难，而亚历山大本人又很容易被宏大的梦想迷住。幸运的是，奥斯曼人最终还是批准了和约，俄国人的计划也终于恢复了正常。[14]
在听闻土耳其人已经批准了和约后，亚历山大致信奇恰戈夫，“让我们暂停针对‘波特’[15]的计划，动用我们的全部力量迎战正面临的大敌”。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想法只会拖得奇恰戈夫远离“真正的行动中心——拿破仑的后方”。虽然如此，这些想法却只是被搁置下来，并未完全被放弃：“只要我们抵抗拿破仑的战争顺利进行，我们就可以立刻回到你与土耳其人作战的计划上来，然后宣布成立斯拉夫帝国或希腊帝国。但在我们已经面临如此大的困难和数目如此众多的敌人的时刻，再去忙于这一计划在我看来是危险且不明智的。”亚历山大了解这么做会冒疏远受俄国庇护的巴尔干人的危险，但在当前环境下必须告诉他们，俄罗斯的存亡才是全体斯拉夫人的头等大事：“你可以秘密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一旦我们了结了拿破仑，就会重新上路，继而创建斯拉夫帝国。”亚历山大同时还许诺将奇恰戈夫军团和托尔马索夫军团的总指挥权交给奇恰戈夫，这满足了他对荣誉的渴求。[16]
在1812年整个春季和初夏，关于奥地利将会在战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担心和怀疑对使用奇恰戈夫军团的所有计划都产生了影响。正如我们所见，《法奥条约》的消息终结了俄国对华沙大公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意图。在皇帝写于4月19日，通报巴克莱法奥同盟的消息并告知他取消俄军攻势的同一封信中，皇帝也描绘了他消除奥地利威胁的计划：
我们必须采取一个能够破坏奥地利人针对我们的敌对行动的大计划。我们必须给予斯拉夫各民族援助，把他们发动起来与奥地利人为敌，还要让他们和匈牙利的不满分子联合起来。我们需要一个有智慧的人（un homme de tête）来指挥这一重要行动，我已经选择了海军上将奇恰戈夫担当此任，他热情地支持这一计划。他的能力和精力让我期待他能够取得这一关键行动的胜利，我正为他准备一切必要的行动指示。[17]
这些指示于4月21日签发。它们以告诫奇恰戈夫“奥地利与法国同盟，这一背叛行为迫使俄国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挫败这两个大国的有害计划”开篇。奇恰戈夫必须运用他的军队在巴尔干地区煽动并支持一场大规模斯拉夫暴动，以威胁奥地利，削弱它的力量，并摧毁拿破仑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据点。亚历山大相信这场暴动会一直爆发到伊利里亚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他命令奇恰戈夫和亚得里亚海的英国海上力量与金融力量联合起来，以便支持远达蒂罗尔（Tyrol）和瑞士的暴动，给暴动者提供补助金。鼓励在拿破仑后方造反是亚历山大1812～1814年大战略的重要部分。它最终会在德意志和法兰西本土动员抵抗拿破仑时取得重大胜利，发动大规模斯拉夫暴动的计划是这个大战略最早、最宏大也最不现实的一部分。[18]
这一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知法奥同盟后的惊慌与愤怒的产物，但它也反映了尼古拉·鲁缅采夫根深蒂固的观点，甚至在拿破仑迫近斯摩棱斯克的时候，鲁缅采夫依然关注着南方，关注着俄国能够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身上取得的战利品。他于7月17日致信亚历山大，“我一贯相信英国内阁视它的利益在于削弱你的帝国：连同维也纳内阁也是如此，它这么做是因为对你自己的领土构成了严重威胁。陛下不应该让对土战争给予你的巨大优势从手中溜走”。至于奥地利，“我相信陛下的利益需要（你）不向维也纳宫廷显示任何慈悲。只有尽可能给它制造困难，你才有可能驱使它和陛下单独媾和，这也不会立刻实现”。作为亚历山大大战略的一部分，他必须向斯拉夫人发出呼吁，强调“那个征服德意志人的拿破仑皇帝现在正计划奴役斯拉夫人。因为上帝已经让你成为这个伟大斯拉夫民族的君主，而斯拉夫人中的其他所有部族只不过是分支而已（souches），他最终毫无正当性地向陛下发动战争，阻止你给予他们（即斯拉夫人）保护”。亚历山大必须在他的宣言中强调：奇恰戈夫正在通过南斯拉夫人的土地向亚得里亚海前进，以便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提供来自俄国的领导。[19]
对俄国而言幸运的是，鲁缅采夫的计划最终夭折了。驻维也纳的俄国武官特奥多尔·特伊尔·凡·塞罗斯克肯（Theodor Tuyll van Serooskerken）在给巴克莱的信中说，考虑到拿破仑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把这么多部队和资金投入这样一个边缘地区的冒险计划实属疯狂。然而最重要的是，对奥地利所做反应的担忧注定了奇恰戈夫计划的失败。俄国和奥地利外交官之间的私下会谈显示，除非俄国采取额外行动，不然维也纳对战争的投入将受到严格限制。施瓦岑贝格军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30000人，俄奥边界也会中立化。施瓦岑贝格此后信守了这一诺言，他率军北上进入华沙大公国，随后越过波兰边界进入俄国。亚历山大到7月时已经越发相信维也纳将会遵守承诺，这让奇恰戈夫所计划的向亚得里亚海推进显得不仅没有必要，在政治上也十分危险。[20]
因此到7月底为止，所有政治上的困难都已经被清除了，多瑙河军团踏上了与托尔马索夫会合的征程。奇恰戈夫的士兵花了52天才从布加勒斯特走到斯特里河。只有在多瑙河军团于9月14日开始与托尔马索夫的部队会合后，对拿破仑的交通线展开的决定性行动才能开始。[21]
拿破仑的前卫部队就在这一天进入了莫斯科。事后想来，来自奇恰戈夫的威胁花了许多时间才显露出来，这一事实对俄国人是有利的。它鼓励拿破仑越来越深地陷入俄国，然而这并非当时绝大部分俄国将领对事态的看法。随着他们从斯摩棱斯克退往莫斯科，大部分将领越来越倾向于拼命保护俄罗斯的古都。
尽管巴克莱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保卫莫斯科，他却不寻常地向副官解释清楚，这并非他最为优先的事务，“他会把莫斯科和帝国地图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对待，不会为了这座城市展开任何额外行动，因为需要拯救的是帝国和欧洲，而不是城市和行省”。巴克莱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传开了，让这位愿意为了欧洲牺牲俄罗斯心脏的“德意志人”越发不受欢迎。尽管巴克莱冷静而诚实的军事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钦佩的，但人们也能理解苦心经营大后方士气和政治的亚历山大的愤怒。正如他曾写信告诉过巴克莱的那样，漫长的退却注定是不受欢迎的，但也应当避免做出或说出可能会加剧公众愤怒的事情。[22]
从撤出斯摩棱斯克到博罗季诺会战的19天里，巴克莱在部队里的声望达到了最低点。士兵们曾被告知他们将在德维纳河上埋葬拿破仑，之后又说将为了维捷布斯克和后来的斯摩棱斯克战斗至死。每一次承诺都被背弃了，令人憎恶的退却仍在继续。斯摩棱斯克战后，同样的格局仍在继续，士兵们先是被命令去在选定的战场上挖掘防御工事，然后在巴克莱或巴格拉季翁认为这个阵地并不适合防御作战后继续撤退。他们给总司令起了“只会唠叨”（Boltai da Tol’ko/Болтай да и Только）的别名，这是巴克莱·德·托利的双关语。撰写禁卫骑兵团团史的史学家写道，巴克莱误解了俄罗斯士兵的天性，他们会接受不加掩饰的事实，但在失信面前却会牢骚满腹。这一评论可能是正确的，但却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库图佐夫后来的言语与行动方式和巴克莱十分类似。[23]
随着抱怨的滋生，一些部队中出现了纪律下滑的状况。在亚历山大的催促下，巴克莱下令处决了一些在斯摩棱斯克劫掠的士兵。根据一位年轻炮兵军官尼古拉·孔申（Nikolai Konshin/Николай Коншин）的说法，所谓“劫掠者”中有一个是他炮兵连里完全无辜的勤务兵，他只是奉命去给军官找一些黄油罢了。队伍里对巴克莱的憎恨日益滋长，尽管有处决的惩罚，但劫掠现象仍在继续，库图佐夫致信亚历山大说，在他抵达军队接过指挥权后的几天里，军事警察就抓捕了近2000名掉队者。然而，我们也许不应该完全相信这位新总司令的悲观评论，因为在向皇帝报告时把自己的新指挥岗位描述得愁云惨雾对他自己有明显好处。就在几天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示部队的士气状况极好。[24]
事实上，在撤退了如此之远又一路奉命破坏一切食物和住所以避免它们落入法军手中的情况下，士兵当中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得到了鼓励，这种破坏的习惯就难以控制了。燃烧的俄国城镇和不幸的难民景象也对士气造成了不利影响。在处于类似情形下的其他大部分军队当中，纪律的恶化状况将会更加严重。正如朗热隆将军略带夸张地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一支从涅曼河到莫斯科退却超过1200俄里，经受了两次会战，没有损失一门火炮、一箱弹药，甚至连一辆大车、一个伤员都没丢掉的军队，是一支不容轻视的军队”。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士兵们渴望战斗，一旦得到了把怒气和挫败感倾泻到法军头上的机会，大部分关于士气和纪律的问题就会消失。[25]
在退却的俄军队列中有一位中校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将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军事思想家。作为一位热烈的普鲁士爱国者，他不能忍受国王和拿破仑的同盟，因此辞去军职加入俄军。克劳塞维茨不会说俄语，因身处俄军统帅部的大量内斗之中而茫然失措，有时还卷入了排外主义和猜疑氛围，他感到这几周对他个人来说是极大的煎熬。也许这是他评论俄军退却时并不大方的原因之一：
除了在斯摩棱斯克的停顿之外，从维捷布斯克到莫斯科的退却事实上是不间断的运动，从斯摩棱斯克开始，行动方向总是还算直接指向后方，整个退却是非常简明的行动……当一支军队总是在退却、总是不停地沿着一条直线退却的时候，追击者是很难包抄它或者迫使它远离（预定退却）路线的：而在这一情形下，道路很稀少，河谷也罕见，战争的场所因此局限在少数地域组合范围内……在一场退却中，这种简明性极大地节约了人力和马力。这里没有长距离安排的集合点，没有来回行军，没有兜大圈子，没有警报：简而言之，这几乎不需要展现出战术技能，也基本不用消耗实力。[26]
这一时代的另一位大军事思想家安托万·德·若米尼也参与了1812年战局，而他位于法军一边。比起克劳塞维茨，若米尼对俄军的成就要欣赏得多。他写道，“毫无疑问，退却是一切战争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种行动”。最重要的是，它们对部队的纪律和士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他看来，俄军在组织这类退却时要远远优于任何其他欧洲军队。“它在所有退却中都表现得非常坚定，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具有出色的纪律条令”。俄军的确享有许多有利条件，例如他们在轻骑兵上的极大优势，例如法军的两位关键指挥官缪拉元帅和达武元帅互相攻讦。即便如此，俄军进行的规整撤退还是“值得高度赞赏，不仅是由于指挥第一阶段退却的将领展现出了才干，还因为执行退却的部队具有令人钦佩的坚毅和军人风范”。[27]
正如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在后卫行动中作战的俄军将领们的回忆更接近若米尼而非克劳塞维茨。符腾堡的欧根批评克劳塞维茨在提到俄军时的误判和不公。他评论说，“我们的退却是军事秩序和纪律的最好典范之一。我们没有留给敌人任何掉队者、任何仓库、任何大车；部队没有因为强行军而感到疲惫，领导十分得力的后卫部队（尤其是在科诺夫尼岑指挥之下）只参与小规模战斗行动，而且一般情况下都会取胜”。指挥官挑选良好的防御阵地以便消耗、迟滞敌军，迫使敌人将步兵展开成横队，把更多火炮运送到前线。只有当敌军以大量兵力发动进攻时，后卫部队才会在给敌人造成杀伤后撤退。“总的来说，退却是由以梯队方式向后移动的骑炮兵执行的，他们在开阔地带由无数骑兵掩护，在破碎地形上由轻步兵掩护……任何绕过阵地的企图都会被哥萨克无一遗漏地迅速上报”。[28]
在这几周里，法军前卫部队通常是由那不勒斯国王若阿基姆·缪拉率领的。俄军后卫的指挥官则是彼得·科诺夫尼岑。一位俄军军官回忆说：
和缪拉考究的外表完全不同，（此人）是个并不张扬的将军，骑着一匹不起眼的小马……身处俄军队列前方。他穿着一件已经磨损了的简朴灰大衣，略有些漫不经心地围着一条围巾。你可以瞥见他制式军帽下方的睡帽。他面色平静、已过中年，这表明他是一个冷淡的人，这副冷淡的外表下却有许多温暖和活力。他的灰大衣下蕴藏着大量的勇气，睡帽下方活跃着明智、充满活力且高效的头脑。[29]
彼得·科诺夫尼岑是1812年最吸引人的俄军高级将领之一。他谦虚、慷慨，并非利己主义者，也远不像许多同事那样热衷名誉和奖赏。他极其英勇，也十分虔诚，在战斗中总是处于战况激烈的地方。在社交聚会上他也是如此，尽管小提琴拉得很差，却总是兴致勃勃地演奏。即便如此，科诺夫尼岑总体而言仍然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在紧张时刻会用烟斗吞云吐雾、向圣母玛利亚恳求，很少大发脾气。在控制任性的下属时，他多用讽刺而非发怒。
科诺夫尼岑也以职业技能赢得了下属的尊敬。作为一位后卫指挥官，他准确地知道该怎样合成运用他的骑兵、步兵和炮兵，怎样收到最好的效果。选择让前进中的法军纵队陷入交叉火网里的阵地是一个诀窍，努力确保己方的晚间露营地点靠近新鲜水源、迫使敌军缺水则是另一个。在1812年8月的酷暑里，水成了一个主要问题。成千上万的人员和马匹在未铺（砖石）的路面上扬起了巨大的尘暴，士兵脸上被灰尘弄黑了，喉咙干透了，眼睛也半闭着，在队列里日复一日地迷迷糊糊前进。在这种状况下，哪一边通往水源的途径更好就关系很大了。[30]
8月29日，俄军的新任总司令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察列沃-宰米谢（Tsarevo-Zaimishche/Царево-Займище）与俄军会合。年轻的拉多日茨基中尉在回忆中指出，士气大为高涨：
这个欢乐的时刻是难以描述的：司令的名字让士兵的士气普遍得到了新生……立刻就出现了一支小调《库图佐夫来击败法国人》……老兵们回忆起他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战役，他的许多过往业绩，例如克雷姆斯附近的会战和最近在多瑙河上歼灭土耳其军队：对许多人而言，这还是新鲜的记忆。他们也记得一颗子弹打穿他两侧太阳穴的神奇伤口。据说拿破仑本人长期以来称库图佐夫为老狐狸，苏沃洛夫则曾经说过，“库图佐夫……永远不可能被欺骗”。这样的故事口口相传，越发增强了士兵们对新司令的希望，一个有俄罗斯名字、头脑和心脏的人，一个来自著名贵族家庭的人，一个因为许多业绩而知名的人。[31]
自从第一、二军团在斯摩棱斯克城下会合后，俄军就迫切需要一位最高指挥官。缺乏这样一位指挥官导致俄军陷入混乱，在撤出这座城市时更是近乎灾难。然而事实上早在听说斯摩棱斯克的状况之前，亚历山大就已经决心任命一位总司令。总司令只有很少几个候选者，他需要在军阶上明确高于所有下属将领，否则有人就会在一怒之下辞职，其他人会表面服从命令，实际却暗地掣肘。由于拿破仑正在向莫斯科挺进，激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义愤，因此这位新总司令也必须是一个俄罗斯人。他当然也有必要是一名拥有足够智慧和经验的士兵，能够与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将领较量。尽管由亚历山大委托进行初步筛选的6位显贵原则上讨论了许多候选者，但实际上——正如皇帝所承认的那样——只能选择库图佐夫。[32]
在俄国精英阶层内部，亚历山大不喜欢库图佐夫并非秘密。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帕维尔·普辛上尉在日记中写道，新任最高指挥官是“根据人民的意愿被招来指挥野战军的，几乎与君主的愿望相违背”。亚历山大本人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除了库图佐夫之外别无选择。巴克莱在斯摩棱斯克表现很差，在军队和彼得堡都丧尽了信用。库图佐夫是彼得堡和莫斯科贵族大声呼吁的人选，这两地贵族都希望由他来统率当地民兵。皇帝评论说，尽管候选者众多，但所有人在他看来都不适合指挥，“我别无选择……只能把我的选择定在那个表现出得到了压倒性支持的人身上”。在给他妹妹的另一封信中，他补充说，“选择库图佐夫作为高于其他所有人（的统帅），这让本尼希森在他手下效力，因为他们也是好朋友”。亚历山大并没有明说，但他可能相信，在1812年的氛围中忽视上流社会的愿望将是危险的。此外，如果灾难降临到了军队身上，由于它的司令众所周知是根据公众意见而非君主意愿选择的，也许这对皇帝而言甚至是个省心事。[33]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1812年后成了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一个标志，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列夫·托尔斯泰。此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编纂学把他提升到超越拿破仑的军事天才的高度。这一切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重要的是不要在另一个方向——忽视库图佐夫的才能——上反向运动得太远。新任总司令是一位充满魅力的领袖，他知道如何赢得士兵的信心和热爱。他是一位狡诈而有远见的政客兼谈判能手，也是一位技艺出众、英勇无畏、经验丰富的士兵。他在1811～1812年冬季给奥斯曼主力军设下陷阱将其歼灭，这暴露了之前1806～1811年那些俄军指挥官们的成果（与他的差距）。1805年时，俄军由于奥军在乌尔姆投降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以指挥技能和沉着将俄军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如果亚历山大在奥斯特利茨之前听从了他的建议，将有可能避免那场大灾难，1805年战局也可能以（俄军）的胜利告终。[34]
库图佐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的年龄。1812年时他已经65岁了，他这一生都完全谈不上安宁。尽管他依然能够骑行，他还是偏爱自己的马车。他没有机会在战场上到处骑行、以威灵顿的方式扮演他自己的麻烦解决者。1812年战局让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极为疲惫，库图佐夫的精力有时也令人怀疑。他偶尔会表现出老人常有的对冒险和费力的厌恶。他后来也明显不赞同亚历山大对俄国大战略和解放欧洲的观点，这并不影响1812年战局的第一阶段，但是在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途中就变得很重要了。
尽管任命库图佐夫必然是俄军指挥架构的一次大幅改进，但它也不会解决其中的所有问题，事实上它还导致了一些新问题。面对库图佐夫的任命，巴克莱·德·托利表现得相当忠诚，他理解此举的必要性，但他受到的大量批评让他对来自新上司的怠慢十分敏感，而这些怠慢来得并不慢，它们主要源自新任参谋长莱温·冯·本尼希森。与此同时，尽管用库图佐夫取代巴克莱是对俄罗斯民族感情的重大让步，但它并没有让总部里的“俄国派”领袖彼得·巴格拉季翁和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感到满意。也许巴格拉季翁本人梦想得到最高指挥权，尽管很难相信他不知道亚历山大有多么不欣赏他。这两位将军必然都对库图佐夫的能力评价不高。至于新任总司令，他尊重巴格拉季翁作为战地指挥官的才能。和巴克莱十分类似，他赏识叶尔莫洛夫的能力，但对他的忠诚有正当的怀疑。[35]
然而，在个人问题之外，还有结构问题。如果新任总司令废除第一、二军团，使他们的7个步兵军和4个骑兵军直接从属于他本人和参谋长本尼希森的话，那么这一做法是合理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对巴克莱、巴格拉季翁以及他们手下参谋人员的公开降级和侮辱。这与沙皇时代精英的处理方式相悖，也需要征求皇帝的许可，因为是他任命这两位将军并创建他们下属军团的。然而，依旧保存下来的两个军团导致了累赘的指挥架构，这也使得总司令的参谋人员和巴克莱、巴格拉季翁的参谋人员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巴克莱尤其如此，他很快发现总司令部“偷拿”了他的一些参谋，还直接向他下属的一些部队发布命令。
在这种情形下，结构因素和个人因素也纠缠在一起。经过一番艰难的劝说和在库图佐夫强调皇帝希望他上任后，新任参谋长本尼希森才接受了这一职务。亚历山大可能希望以传统方式利用本尼希森监督库图佐夫。他无疑对本尼希森的能力和精力有更多的信任。不过也需要为亚历山大公平地说一句，库图佐夫和本尼希森在1812年之前是多年老友，因此皇帝并不能预见他们在这一年的战争进程中成为死敌。库图佐夫总是对任何可能试图夺走他胜利桂冠的下属有猜疑。另外，本尼希森极为骄傲，坚定地相信自己作为将领的指挥艺术远比库图佐夫高超，更不用说巴克莱了。感到自己十分孤立后，库图佐夫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他的旧门生卡尔·冯·托尔的建议和支持，这一做法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对本尼希森来说，其他人的建议竟比参谋长还要优先，这是不可容忍的。而用一位轻微自夸的上校取代本尼希森，这也是愤怒的一个源头。[36]
从军队撤出斯摩棱斯克开始，一队接力工作的参谋就被派往后方，沿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寻找可以让俄军与拿破仑交战的良好阵地。对几乎所有高级军官而言，不经一战就放弃俄罗斯古都是难以想象的。克劳塞维茨充分描述了这些参谋所面临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