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选择阵地而言，俄国的状况极其糟糕。在这个国家里大面积沼泽普遍存在的地方（即白俄罗斯大部），林木也十分茂盛，因此想找到足够容纳相当数量部队的地方会很麻烦。在林木较为稀疏的地方，例如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之间，地面相当平坦——没有任何明显的山脊——没有任何深长的凹陷，原野没有边际，因此所有地方都易于通过，村庄（的建筑）是木制的，并不适于防守。关于这一点还必须补充的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由于小丛树木不断出现，甚至连勘察都经常会受到阻碍，因此只有很少的阵地可供选择。如果一个指挥官那时候希望抓紧时间展开战斗的话——就像库图佐夫的情况，显然他就必须将就所能得到的防御阵地。[37]
库图佐夫得到的是邻近博罗季诺村的一块阵地，那里距离莫斯科124公里。对起初从主干道上——通常所称的新斯摩棱斯克大道——观察这块阵地的俄军参谋来说，他们得到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位于大道两旁的部队右翼可以由莫斯科河（Moskva/Москва）确保安全，前方则获得了科洛恰河（Kolocha/Колоча）陡峭河岸的保护。如果有人仔细观察大道南侧的阵地左翼，他可能会发现问题大了很多。俄军起初沿着从大道北侧的马斯洛沃（Maslovo/Маслово）经过大道上的博罗季诺抵达左翼位于舍瓦尔季诺（Shevardino/Шевардино）的小丘一线设防。阵地中央部分可以通过在博罗季诺村西南附近堆土加强——这里后来成了著名的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同时左翼也可以依靠巴格拉季翁开始着手设防的舍瓦尔季诺村。
更细致的检查很快向巴格拉季翁表明，分配给他麾下军团的左翼阵地是十分脆弱的。位于他后方的一条河谷妨碍了交通。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条大道——通常所称的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在他后方猛然向西折去，和主干道在俄军阵地后面交会。一支沿着这条大道推进的敌军可以轻松包抄巴格拉季翁的侧翼，堵住军团往莫斯科方向的撤退路线。面临着这一危险，巴格拉季翁军团开始放弃舍瓦尔季诺，从博罗季诺急转南下，直线赶往旧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的乌季察（Utitsa/Утица）村，撤退到新的防御阵地。为了掩护主力重新部署到新战线，巴格拉季翁留在舍瓦尔季诺的部队于9月5日击退了凶猛的法军攻击，损失了5000～6000人，给敌军造成了可能略少于此的损失。[38]
因为新战线塞住了旧斯摩棱斯克大道，所以它必定要更安全一些。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不得不放弃位于舍瓦尔季诺的坚固阵地，转而横跨在博罗季诺和乌季察之间的地带上，这没有给防守新战线的部队提供任何帮助。此外，由于俄军战线现在从博罗季诺和拉耶夫斯基多面堡附近急转向南，它就形成了突出部，这让从博罗季诺到位于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之外的巴格拉季翁战线左翼之间的所有部队都很容易遭到法军交叉火力的伤害。
在9月7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中，绝大部分俄军部队都拥挤在这个小突出部里，其中包括7个俄军步兵军里的5个，单这5个军总计就有70000人。此外，这个“突出部”里还有超过10000名骑兵。甚至就连其他两个步兵军——巴戈武特的第二军和图奇科夫的第三军——也分派了一半部队去防守这一地区。俄军不仅部署在一个十分狭窄的正面上，也排布得极为密集。步兵师被排成三条战线，位于前方的是猎兵，他们后方是两条步兵战线，列成所谓的“营纵队”。这些纵队正面是一个连，前后排列着4个连。在步兵师后方不远处是骑兵，骑兵后方是俄军的各个预备单位，但他们依然时常位于拿破仑的重炮射程范围之内，6道（有时甚至7道）俄军战线给重炮提供了良好的射击对象。[39]
为了向一位英语读者介绍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把博罗季诺和滑铁卢的类似景象做个比较也许是有益的。拿破仑把246门火炮带到了滑铁卢，其中一些甚至在战斗开始时就得部署到右翼对付普军。1815年6月18日下午轰击威灵顿麾下步兵方阵的所谓“大炮群”是由80门火炮组成的。拿破仑的炮兵就排列在威灵顿军队的对面。几乎所有战斗都局限在乌古蒙（Hougoumont）庄园以东长约3500米的战线上，威灵顿在这条战线上堆积了73000人。滑铁卢事实上可能是拿破仑战争几大主要战场里挤得最密集的一个——博罗季诺除外。英军指挥官将部队安排在背坡上，这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他的部下，尽管泥淖减少了跳弹次数，从而削弱了拿破仑的火炮杀伤力这一事实也对他有利。[40]
拿破仑在博罗季诺排开了587门火炮，其中绝大部分瞄准的都是保卫从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北侧到巴格拉季翁所部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外修建的三座野战工事之间战线的俄军部队，这些野战工事将以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flèches）的名字载入史册。箭头堡是箭头状的土质工事，它向后方敞开，摇摇欲坠的土质胸墙不能给防御者提供多少保护。这些箭头堡陷落之后，俄军战线转向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周边，那就更加急转向南了。从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距离只有1700米，箭头堡就在村外几百米处。俄军超过90000人被塞进了这一区域。从巴克莱的战后报告来看，他位于突出部内部的战线显然不仅仅是交叉火力的目标。靠近博罗季诺的法军炮群有时还会出现在俄军战线侧翼，从而能够直接沿着俄军战线射击，造成最大的杀伤。[41]
在使用背坡或其他自然障碍掩护部队方面，威灵顿的确要比任何俄军或普军将领都巧妙得多。但巴克莱确实也在许多状况下命令他的将军们让士兵保持隐蔽，却被告知并没有什么能够用来遮蔽部队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个依然未被破坏的战场上由俄军守卫的阵地周围漫步的话，那么他会轻易证实这些将军们的说法。与传统相悖的是，一些俄军指挥官也告诉他们的士兵躺下来避免受到炮击伤害，不过并非所有部队单位都会服从此举。指责俄军把他们的部队挤得太紧、没有至少让预备队和一部分骑兵远离拿破仑火炮射程是公允的。另外，在出现跳弹的时候，坚硬而多石的地面对俄军没有好处。木材建造的俄国村庄也没有给予守军帮助，反而会起火威胁他们。出于这一原因，俄军在会战开始前就摧毁了谢苗诺夫斯科耶村。这一点和乌古蒙、拉艾圣（La Haye Sainte）的石质建筑物给予威灵顿的巨大帮助反差十分明显。[42]
俄军的密集部署是被设计来迫使拿破仑进行一场消耗战的。狭窄的战场只给了他的部队用来运动或扩张战术胜利的很小空间。拿破仑本人的天才在这里遭遇了最接近字面意义上的“限制”。正如俄军指挥官所了解的那样，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是非常大的损失。此外，将自身投入一场消耗战中，这也或多或少地排除了俄军取得一场显著大胜的可能性。不过由于拿破仑本人亲临战场，而他的军队在受过训练的部队人数方面明显多于俄军，这样一场大胜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博罗季诺会战在许多方面都是1812年整体战局的一个缩影，在这场会战中俄军统帅部迫使拿破仑进行那种适于俄军却不适合他的战争。
历史已经让俄军惯于在没有给他们多少自然优势的地形上作战。因此根据传统，他们要比大部分欧洲军队都更倾向于修筑野战工事以加固阵地。俄军在博罗季诺确实这么做了，但是只取得了有限度的成功。最坚固也最专业的工事位于俄军战线北翼远端的戈尔基（Gorki/Горки）村之外，这一区域中没有发生任何战斗，所以这里的工事很大程度上被浪费了。在战斗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薄弱得多的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和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尽管多面堡在俄军防线中是格外关键的要素，但是在采用关于这些在想象中坚不可摧的工事的方法描述时，还是要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对待其字面意义。[43]
不管箭头堡还是拉耶夫斯基多面堡都不是由工兵军官修建的。仅有的一小队军队工程师核心都已经被分配了其他任务，工兵连中的多数人——无论如何，他们即使按照理论编制也仅有500人——也是如此。莫斯科民兵承担了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大部分修建工作，他们对如何修建工事毫无头绪，也受到了石质地面和缺乏工具的阻碍。托尔和本尼希森之间关于怎样才能最好地在这座土岗上修筑工事的争吵也对事态毫无帮助。军队中资历最老也最为权威的工程师卡尔·奥珀曼在1812年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到了要塞上，没有及时返回主力军赶上这场会战。然而在为民兵寻找锹、镐时也出现了延误，因此多面堡的建筑工作直到9月6日傍晚才开始，一直持续了一整夜。杰缅季·波格丹诺夫（Dementii Bogdanov/Дементий Богданов）准尉和由他指挥的一小队工兵直到午夜前不久才赶来帮忙。9月7日早晨会战开始时，多面堡远没有完工。[44]
根据工程兵部队的官方历史，其结果就是甚至连多面堡都存在各种低级错误，更不用说各个箭头堡了。拉耶夫斯基多面堡所处的土岗不管怎样都是低矮细小的，最终只能把18门火炮和作为掩护部队的一个营硬塞了进去。当人们走过这座土岗时，会觉得哪怕就在上面塞这么多人，对俄军来说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了。多面堡前方的斜坡非常平缓，后方的斜坡也只是稍微陡峭一点儿。民兵已经尽其所能弥补这些缺点，但他们只取得了有限度的成功。一个问题在于，“外岸要比内岸低得多，而且多面堡前方的壕沟完全不够”。民兵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柴捆、堡篮或其他工程技术工具施工。由于时间紧张，只为10门火炮修建了炮眼，其结果之一是多面堡内部的炮兵无法对一部分敌军攻击路线展开火力覆盖。位于多面堡前方的区域被北面俄军第一军团的炮兵和南面第二军团的炮兵加以扫射，但几乎所有这些火炮都被部署在开阔地带，遭受了敌军反炮兵火力的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切再加上9月7日多面堡本身经受的大规模炮击，可以有助于解释它最终是怎样被骑兵攻占的。[45]
最初监督修建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军官是伊万·利普兰季中尉，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第六军的高级军需官。区区一个中尉就成了一个军的二号参谋，这也暗示着高级参谋的短缺。而他所做的工作也应当属于军事工程师才对，这不仅是因为工程军官的短缺，也是因为这一事实：第一军团的工程师们已经被投入修建位于俄军右翼戈尔基村以北坚固得多的工事当中。尽管俄军于9月4、5、6日3天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在北翼修筑工事，但直到战斗前夜拉耶夫斯基多面堡都尚未开工。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俄军统帅部的优先考虑所在，也表明了他们对最重要的战斗将发生在哪里的预计。[46]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库图佐夫起初对俄军的部署。5个被部署到前线的步兵军当中，有两个——巴戈武特的第二军和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第四军——位于戈尔基以北，在那里还有一个正规骑兵军和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多赫图罗夫的第六军位于博罗季诺对面，戈尔基村和拉耶夫斯基多面堡中间。从多面堡以南远达箭头堡的整条防线由巴格拉季翁第二军团的两个军把守：尼古拉·拉耶夫斯基的第七军位于多面堡旁边，米哈伊尔·博罗兹金（Mikhail Borozdin/Михаил Бороздин）的第八军守卫战线左翼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之外的地域。第一军团剩余的两个军，尼古拉·图奇科夫的第三军和第五军（近卫军）组成了总预备队。因而俄军的部署和它的工事一样，都反映了库图佐夫对他的右翼和新斯摩棱斯克大道的首要关注，那里是他与莫斯科基地之间的交通线和补给线所在。
会战前的两天里，库图佐夫麾下的许多高级将领指出了俄军左翼存在的弱点。看来拿破仑对舍瓦尔季诺的进攻预示着他对库图佐夫这段防线的攻击，哪怕是级别很低的军官也知道敌军有可能在南翼发起攻击。库图佐夫做出了一些变动以便应对这一威胁。他首先把尼古拉·图奇科夫的军移出预备队，部署到旧斯摩棱斯克大道上，阻挡任何试图包抄俄军左翼的企图。但是他不顾包括巴克莱·德·托利在内的其他人的请求，依然坚持让巴戈武特军和奥斯特曼军位于戈尔基之外的右翼。[47]
对这个做法的一个苛刻解释或许只是顽固而已，库图佐夫的主要顾问卡尔·冯·托尔就提到了这一点。考虑到统帅部中存在的敌意，根据竞争对手的建议变更军队部署可能会带有屈辱意味。更有可能的是，库图佐夫和托尔都不情愿削弱保护他们至关重要的后方交通线的部队——除非确信拿破仑不会在这一方向发起攻击。采取防御战术的代价就是：部队的部署必须建立在对敌军将会攻击哪里的估计和担心的基础上。考虑到拿破仑擅长奇袭和猛烈攻击的名声，这会导致许多部队被浪费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和滑铁卢再次比较一下也许是有益的。威灵顿非常担心他同海上力量间的联系被切断（这种威胁此后被证明并不存在），在会战期间坚持把尼德兰的弗雷德里克亲王下属的17000人留在距离战场数公里的阿尔（Hal）无所作为。而奥斯特曼和巴戈武特的23000人尽管来得很晚，甚至晚得可能引发了危险，至少还是参加了博罗季诺会战。
虽然如此，第二军和第四军的错误部署还是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这两个军缺阵的状况下，库图佐夫被迫在9月7日早早将军队原定的大部分预备队投入战斗，这违背了一切正常实践，让巴克莱大为愤慨。近卫军甚至没有通知巴克莱就开往前线，这一事实表明了俄军指挥架构中存在的混乱和分裂。两个位于右翼的军最终实际上扮演了代理预备队的角色，在巴格拉季翁不顾一切地发出了动用巴戈武特所部的请求后，他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抵达军队遭遇威胁的南翼。奥斯特曼的第四军行动得还要晚。等到上述所有增援部队都就绪之后，巴格拉季翁第二军团在众寡悬殊的状况下已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48]
自从1812年起，关于双方到底在博罗季诺投入了多少部队的争议就一直在持续，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学家十足孩子气的努力：通过证明己方处于数量劣势来吹嘘己方的英勇。只有在算入来自莫斯科省和斯摩棱斯克省的31000名大部分装备长矛和斧头、毫无军事训练的民兵时，俄军才的确拥有更多的部队。民兵并非全然无用，因为它负担了收集伤员、充当军事警察等辅助任务。但这些民兵部队不能参与战斗，事实上也并未投入任何战斗。如果完全不将民兵计入的话，拿破仑可能在数量上拥有轻微优势：他的130000名士兵面对不到125000名俄军。如果不计算俄军中的8600名哥萨克的话，拿破仑必然拥有数量优势。尽管要比民兵有用得多，但并不能期望多数哥萨克部队能够在战场上抵挡正规骑兵，更不用说步兵了。[49]
至于两军的正规部队质量，甚至连那些在战争开始时还是新兵的人现在也几乎可以被视为经验丰富的士兵了。在长达10周令人精疲力竭的行军和战斗当中，怯弱者早就脱离了队列。关于这一点的例外是由米哈伊尔·米罗拉多维奇将军指挥的13500名第四营（即新兵兵站）士兵，他们在会战前一个星期与库图佐夫会合，被分配到第一、二军团下属各团里。这些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训练，但正如和平时期的通常状况那样，射击训练受到了缺乏铅弹的限制，他们中甚至没有人此前曾经在敌对行动中放过一枪。另外，两支军队的精英部分都出现在战场上，在俄军中这意味着近卫团和掷弹兵团，而在法军中意味着近卫军、达武第一军以及许多优秀的德意志和法兰西重骑兵团。[50]
两支军队准备会战的方式反映了他们全然不同的天性，但双方都有强烈的作战动机，都渴望在几个星期令人疲惫的行军后展开战斗。随着频繁延迟、拖延了这么多周的决定性会战的逼近，双方都了解他们正冒着很大的风险作战。
库图佐夫下令把从斯摩棱斯克转移出来的著名的斯摩棱斯克圣母像运到军队战线前方。塞居尔回忆说，从拿破仑的总部都可以看到这个宗教仪式：他们可以看到“被各种宗教和军事盛况环绕着的库图佐夫位于仪式中央。他让他的牧首和修道院长们戴上从希腊人那里继承来的灿烂雄伟的标志。他们在他面前走过，带着宗教的崇拜象征”的状况。库图佐夫是以士兵能够理解的词语同麾下士兵们交流的高手，但在目睹了斯摩棱斯克和许多其他俄国城镇被烧毁后，他们几乎都不用库图佐夫来呼吁保卫祖国和信仰直到最后一刻了。[51]
与此相反，1812年的法军是完全世俗的，它还保留了许多18世纪90年代共和国时期的做法。此外，这支在博罗季诺作战的部队中包括数以万计的波兰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由各部指挥官向下属士兵宣读拿破仑当天下发的命令，因此根本没有提到宗教或爱国主义。它呼吁士兵们应当从过往的胜利中获取骄傲和自信，提到他们将通过赢得一场“在莫斯科城墙下”的会战获得后人眼中的光荣。它还更加枯燥却非常切合实际地强调胜利的必要性：“它会给予你们富足和舒适的冬营，并使你们能够早日回国。”[52]
9月6日下午邻近傍晚时分，正当拿破仑审视博罗季诺附近的俄军阵地时，达武元帅带着一份请求靠近了他，希望他放弃对巴格拉季翁军团展开正面攻击的计划，转而授权他和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率领下属两个军40000人沿旧斯摩棱斯克大道而下，展开侧翼行军以包抄卷击俄军左翼。这在原则上是个好主意。拿破仑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而正面攻击能否获得决定性胜利是有疑问的。俄军的坚韧和顽强闻名遐迩，侧翼机动也许会带来一场运动战而非消耗战，这只会对拿破仑有利。
虽然如此，皇帝拒绝达武的建议还是正确的。考虑到轻骑兵的质量，俄军不可能遭遇法军侧翼机动的奇袭，但是对库图佐夫侧翼的威胁无论如何都只会鼓励他拔营撤退，拿破仑在经历如此漫长的追击后必定会对此深感担忧。这时如果要把达武军重新部署到侧翼机动中，还需要在黑暗中穿越法军右翼处的森林展开大规模行动，这会造成混乱。此外，俄军逐步削弱拿破仑大军的战略现在已经奏效了，在这场战局之初，他可以轻松腾出40000人展开这一行动，但他现在能够允许冒险、犯错的余地已经很紧张了。[53]
在9月7日的第一道曙光出现后不久，博罗季诺会战开始了。早晨6时许，俄军近卫猎兵团蒙受了惨重损失，被逐出博罗季诺村、赶过科洛恰河。法军在晨雾的掩护下以压倒优势兵力发起攻击。出现这种状况要么是由于这个团就不该被留在这样一个暴露而孤立的地方，要么就是它没能采取适当的预警措施。巴克莱相信前者，催促库图佐夫下令让猎兵撤退。但军队中的传言经常把它的失败归咎于团长。占据了博罗季诺的法军部队对近卫猎兵团展开追击，一直追过了科洛恰河，然后遭遇了俄军的伏击，遭受惨重损失后被击退，所以从战术层面来看，这场战斗是一次平局。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此战让法军能够将炮兵向前推进，使其可以轰击拉耶夫斯基多面堡，也给了法军炮兵纵向射击俄军战线的优良阵地。起初对俄军战线北端的打击可能让库图佐夫认为，拿破仑也许还是要攻击他的右翼。如果确系如此的话，它只会增加库图佐夫派遣奥斯特曼和巴戈武特南下时的犹豫。[54]
在进攻博罗季诺后不久，针对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的规模远大于此的攻击开始了。尽管这次攻击起初是由达武的士兵完成的，很快奈伊元帅也把他的军投入了战斗。俄方资料宣称，在战斗末期敌军投入了400门火炮支援（步兵）向箭头堡群推进。这一点听上去相当夸张，但起初部署在这片区域的唯一俄军步兵——博罗兹金第八军的3个师，无疑在数量上远处于下风，也遭遇了猛烈的炮击。三座箭头堡——它们的土墙很快就被法军的炮击粉碎了——是由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的第2混合掷弹兵师守卫的，这个师在战斗过程中遭遇毁灭性打击，随后被解散。沃龙佐夫本人受了重伤，第二军团的大部分其他将领也是如此，他们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不到3个小时，彼得·巴格拉季翁、他的参谋长埃马纽埃尔·德·圣普列斯特和米哈伊尔·博罗兹金就都已经无法继续战斗了。[55]
法军和俄军都使用大体相近的战术。进攻会在大群散兵身后展开，得到强有力的炮火支援，而步兵主力则会部署成纵队。正如若米尼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如果进攻部队有足够的数量和决心，多数人员部署成纵队的部队是不可能被敌军步兵的射击阻挡住的。然而，进攻者在冲入前方战线后，就会遭遇尚未经过战斗并且已经部署成营纵队准备好展开反击的敌军生力军，在它的即刻反扑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如果双方同样战意高昂的话，反击之后会紧跟着攻击，在其中一方率先耗尽预备队从而失败撤退之前，战斗会像钟摆一样在两边之间摇动。俄国历史学家花费了极大的努力去探究一波波法军步兵到底对箭头堡群发起了多少次攻击，但这一数量几乎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也没那么重要。不管数量处于劣势的俄军有多么巨大的勇气，他们最终还是被迫退过谢苗诺夫斯基（Semenovsky/Семеновский）溪，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附近重新展开（阵型）。[56]
在箭头堡群的激烈争夺战中，巴格拉季翁从他的左右两翼抽调了援军。从右翼抽调的援军就是尼古拉·拉耶夫斯基第七军的一些步兵，他们原本部署在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左侧，这些人朝着谢苗诺夫斯科耶方向往南重新部署。与此同时，位于俄军左翼远端的尼古拉·图奇科夫被迫派出他麾下两个步兵师中的一个在彼得·科诺夫尼岑指挥下前去帮助巴格拉季翁。
其结果是，当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的波兰军开始沿着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前往乌季察村时，图奇科夫的状况相当艰难。对俄军而言幸运的是，波尼亚托夫斯基被迫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免在森林中迷路，这表明达武规模大得多的部队在尝试的侧翼攻击时会遭遇何种命运。当波尼亚托夫斯基最终推进过来时，他的10000人迫使数量处于劣势的图奇科夫退到更为坚固的阵地上，那里有乌季察东侧的一座小丘作为支撑。
在这一天的剩余时间内，激烈但并非决定性的战斗在乌季察和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周围持续展开。朱诺的大部分威斯特伐利亚军前来增援波兰人，在另一边，卡尔·巴戈武特的第二军也赶来救援图奇科夫。与此同时，在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和建有箭头堡的开阔地带之间的乌季察森林里，伊万·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的几个猎兵团进行了精彩的战斗，拖住了一支规模大过自身的敌军，用一位德意志历史学家的话说，“不仅”展现了“他们勇敢的忍耐力，还有俄军轻步兵并不能随时随地表现出的战斗技能”。[57]
巴戈武特抵达之后，俄军左翼远端的战斗就多少成了一段小插曲。考虑到这一区域相对平衡的力量对比，波尼亚托夫斯基很不可能沿旧斯摩棱斯克大道深入而后攻入俄军后方。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状况相比而言要危险得多。如果法军在这里成功突破，他们将会把俄军战线截为两段，也会进入轻松打击库图佐夫通往后方的关键交通线——新斯摩棱斯克大道的范围内。
在攻陷博罗季诺后的两个多小时内，敌军的炮兵和散兵向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守卫者倾泻火力，但指挥拿破仑大军左翼的欧仁·德·博阿尔内（Eugène de Beauharnais）并未让他的步兵发起任何大规模进攻。当攻击的命令最终下达时，这次攻击的分量是多面堡守军无法承受的，他们被逐出了土岗。俄军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留在多面堡内部的炮兵正缺乏弹药。此外，稠密的烟雾在无风的上午空气中紧紧围绕在多面堡四周，而前进中的法军纵队得到了它的掩护。法军步兵突然从烟雾中杀出、涌向多面堡，导致了俄军的溃逃。博罗季诺会战当中许多事件的精确发生时间已经十分难以确定。至于对多面堡的这次攻击，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发生在彼得·巴格拉季翁受伤后不久，也发生在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军离开多面堡区域前去增援他之后。[58]
听到巴格拉季翁受伤的消息后，库图佐夫派遣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前往第二军团协助残存的指挥官，并发回关于战场状况的报告。和叶尔莫洛夫一起骑行前去的还有炮兵总指挥、少将亚历山大·库泰索夫伯爵。库泰索夫是一位有能力的年轻炮兵专家，他热情地投入这一职业中。同时他英俊、和蔼、富有魅力、文化教养颇佳，这有助于他在军中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由于他的祖父第一代库泰索夫伯爵是一位受到普遍厌恶、几乎一字不识的前土耳其战俘，此人成为帕维尔一世的密友并被封为伯爵时，一定程度上还激起了俄国贵族的愤怒，现在的状况看起来多少有些戏剧性反讽。[59]
正当叶尔莫洛夫和库泰索夫在前往第二军团的路上骑行经过拉耶夫斯基多面堡时，他们看到附近的俄军部队正处于全面溃逃当中。对俄军而言，赶在敌军能够巩固对多面堡的掌控之前立刻发起反击至关重要。
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是应对这样的紧急状况的合适人选。他立刻指挥还在附近的部队，领着他们发起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就在叶尔莫洛夫的部队——大部分来自多赫图罗夫第六军的乌法（Ufa/Уфа）团——杀回多面堡时，他们发现来自第六军的其他部队正在巴克莱的副官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率领下从土岗其他方向冲入阵地。与此同时，伊万·帕斯克维奇重整了他自己的第26师余部，向多面堡左面推进，支援勒文施特恩和叶尔莫洛夫。俄军的反击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在场的俄军军官没有等待上级命令就主动采取了行动，立刻坚决果断地发起反击。此外，作为此次攻击箭头的莫朗（Morand）将军的师已经走到了欧仁·德·博阿尔内下属其他师的前头，从而处于孤立状态。[60]
对俄军而言，此次反击中最重要的伤亡人员是亚历山大·库泰索夫，他在夺回多面堡的战斗中阵亡，遗体从未被找到。军队的炮兵主官无疑不该这样以身犯险，后来库泰索夫的阵亡也被用来解释会战过程中俄军炮兵的错误使用方式。俄军炮兵必然需要解释，因为俄军在战场上有624门火炮，特别是12磅重炮的数量远多于法军，然而他们发射的炮弹数量只和法军炮兵相当。向炮兵连补充弹药时出了问题。更糟糕的是，尽管单个俄军炮兵连以极高的作战技能和勇气奋战，但俄军并没能集中他们的炮兵火力。在战场的关键区域上，俄军炮兵连就数量而言远逊于敌军，遭到了敌军火力的压制。在俄军炮兵连被摧毁或被迫撤退后，从预备炮兵中三三两两抽出来的新炮兵连此后也时常会遭遇类似的命运。根据伊万·利普兰季的说法，俄军炮兵的失败和库泰索夫之死关系不大。在他看来，1812年时俄军总是没能集中他们的炮兵，尽管到1813年他们已经补上了这一课，有时候的表现还要优于法军。[61]
在通常情况下，莫朗师被击退后欧仁军的其他部队应当即刻重新展开攻击。然而事实上，下一次总攻要在几个小时后才发生，那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这一延迟被证明是关键性的。帕斯克维奇的第26师已经伤亡了一半以上，巴克莱把这个师派到后方休整并自行重组部队。巴克莱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此时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第四军已经全部抵达战场，他们可以被用来填补位于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之间的空缺，俄军部队正在该村附近展开激战。多面堡周围的“平静”只是相对而言。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部队遭到了毁灭性的炮击，但是近午时分并未发生全面的步兵攻击，这种攻击本可能击穿俄军在多面堡附近的虚弱防守。[62]
此次延迟的原因是欧仁被从北面而来、威胁到他后方的一次俄军骑兵袭击转移了注意力。这次袭击是由马特维·普拉托夫发动的，他手下的哥萨克部队位于俄军战线右翼远端。9月7日清晨，他派出的巡逻兵报告前方已经没有法军，骑兵可以渡过科洛恰河，向南攻入法军战线后方。其结果是奉命前去骚扰欧仁的不仅有普拉托夫的哥萨克，还有费奥多尔·乌瓦罗夫的第一骑兵军。实际上区区几千名没有步兵支援、只带了两个骑炮连的骑兵是不可能取得太多战果的。普拉托夫的哥萨克袭击了欧仁的辎重车队，而乌瓦罗夫的正规骑兵则对他麾下的步兵发动了若干次并不很坚决的攻击。库图佐夫当时把此次袭击当成失败，对乌瓦罗夫缺乏亮点的表现感到恼怒。只有到了很晚的时候，俄军才理解这场袭击取得了多大的成效。
与此同时，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内部和周边的俄军左翼，激烈的战斗在中午前后一直持续着。位于村庄内部和右侧的是巴格拉季翁第二军团的余部和从预备队中赶来帮助他们的格里戈里·坎塔库济诺[63]公爵规模很小的掷弹兵旅。位于村庄左侧的是彼得·科诺夫尼岑的步兵师和3个近卫团：伊斯梅洛沃团、立陶宛团和芬兰团。在这些步兵后方一段距离处部署着卡尔·西弗斯（Karl Sievers）第四骑兵军的6个龙骑兵团与骠骑兵团，但到白天结束时，大部分俄军重骑兵也被投入谢苗诺夫斯科耶附近的战斗中。
谢苗诺夫斯科耶附近的所有俄军步兵都面临着法军的反复进攻和毁灭性炮火，伤亡极大。近卫军所处的位置最为恶劣，因为村庄左侧没有任何遮蔽物。另外，达武和奈伊将许多炮兵连向前部署到俯瞰着近卫军所处地域的谢苗诺夫斯科耶溪另一岸。炮兵和步兵间的距离非常近，法军火炮有时甚至向俄军近卫军队列中射击霰弹。后者处于大群法军骑兵的反复攻击之下，因此被迫依然结成方阵，成为炮兵最有利可图的目标。正如在滑铁卢时一样，敌军骑兵的进攻成了炮火之余令人欢迎的喘息。近卫军也被迫展开了许多散兵，迎战试图从他们左侧森林中杀出的法军步兵。虽然如此，这3个团坚决地对抗上述所有威胁，他们挡住了法军骑兵和步兵，他们的坚定是将俄军防线黏合在自身四周的磐石。
伊斯梅洛沃和立陶宛近卫团合计损失了超过1600人。以立陶宛团为例，所有少校和上校都非死即伤，其中一些人尽管身被数创依然坚守岗位。前去增援近卫军步兵团的近卫炮兵连被远多于自身的法军火炮压制住了，损失也很惨重。以死伤者中的17岁准尉阿夫拉姆·诺罗夫（Avram Norov/Аврам Норов）为例，他在博罗季诺丢了一条腿，虽然如此，他此后依然有辉煌的职业生涯，最终成了教育大臣。他的炮兵连长“在看到诺罗夫时无法抑制他的伤感，这个英俊的优秀青年——事实上只是个男孩——的外形被终身性地损毁了。但是诺罗夫以他惯有的轻微口吃说道，‘哦，老兄，但（我）还没做过什么呢！上帝是仁慈的，我终会康复，然后靠着拐杖返回战场。’”库图佐夫向亚历山大报称，近卫团“在这场会战中，在全军面前赢得了满身的荣誉”。事实上，俄国近卫军在拿破仑战争中成为始终可靠、其投入足以扭转会战命运的精锐部队的起始之地就是博罗季诺。[64]
俄军最终被迫放弃谢苗诺夫斯科耶，向东面撤退了几百米，但他们保持了纪律，继续在敌军面前形成一道稳固防线。法军骑兵对方阵展开了进攻，但还是无法破坏方阵。当他们试图冲入俄军战线后方时，他们发现自己机动空间很小，并遭到了俄军胸甲骑兵和西弗斯第四骑兵军的反击，这两支部队都不仅能够坚守战线，还有余力发起反击。达武军和奈伊军到午后时分显然已经精疲力竭。如果拿破仑想要击穿谢苗诺夫斯科耶之外的俄军战线的话，他就得投入生力军。他手上还剩下的部队就是近卫军。一个近卫步兵师已经留在了格扎茨克（Gzhatsk/Гжатск），但另外两个近卫步兵师都在场，他们大约有10000人之多。奈伊和达武请求拿破仑动用这批部队。
从1812年9月开始，就皇帝拒绝投入预备队是否让他丧失了在博罗季诺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进而赢得1812年战局的机会的争议就一直持续着。关于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拿破仑投入他的近卫军可能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而言，俄国人自己的看法都不一致。19世纪最好的俄国历史学家之一波格丹诺维奇（Bogdanovich/Богданович）将军相信，他会确保自己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严重伤害俄军士气。另外，符腾堡的欧根写道，投入近卫军将会把一场几乎战平的会战转变成法军的明确胜利，但库图佐夫的军队依然会沿着新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这场会战的最终战略结果不会因此而改变。[65]
我自己凭直觉认为欧根可能是正确的。在俄军方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和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6个营依然作为预备队存在，他们仅仅在炮火下损失了300人。第2近卫步兵旅已经展示了近卫团的抵抗能力，第1近卫步兵旅不可能做得比前者差。正如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时那样，其他部队会在近卫军周围集结起来。以伊万·帕斯克维奇的师为例，这个师被送到后方重整之后已经能够在紧急状况中重新投入战斗，许多从前线退下来的炮兵连也得到了休整并补充了弹药。俄军的顽强、战线后方的丛林和凹凸不平的地形、军队和大道之间的距离，这些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俄军能够拖延法军的推进，争取到足够长的时间让己方部队撤出战场。只要有时间，库图佐夫也能用4个尚未参战的猎兵团和一些位于博罗季诺之外的炮兵连组成后卫。巴克莱依然相信他的军团还有相当的战斗力，期望在次日继续展开会战。[66]
由于拿破仑拒绝冒险投入他的近卫军，整个争论自然只是假设而已。战斗掀起的烟尘让人无法看清俄军战线后方正在发生什么。俄军以极大的顽强展开战斗，没有表现出任何懈怠的迹象。拿破仑派上前侦察状况的近卫军指挥官贝西埃（Bessières）元帅报告说，俄军的抵抗依然强劲。考虑到在抵达莫斯科之前还可能发生另一场会战，再加上拿破仑深入俄罗斯中部的危险性，他希望保留最终的战略预备队并不令人吃惊。近卫军依然完好的事实的确被证明在从莫斯科撤退的途中具有重大价值。[67]
由于皇帝拒绝将他的近卫军投入谢苗诺夫斯科耶的战斗当中，胜利的最后希望就是欧仁·德·博阿尔内对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第二次攻击，这是在3点多钟展开的。多面堡到那时已经近乎一片废墟。它是由第六军彼得·利哈乔夫（Petr Likhachev/Пётр Лихачёв）的第24师守卫的，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第四军则在左边协助防守。此次攻击由重骑兵打头阵，这是夺取野战工事的非正统方法。在多面堡内相当有限的空间中展开的肉搏战非常严酷，死者和伤员堆成了小丘。利哈乔夫本人被俘，但大部分俄国守军都惨遭杀戮，不过有些火炮还是及时撤出了多面堡。欧仁剩余的20000名步兵此刻足以前来巩固法军对多面堡的掌握。[68]
巴克莱·德·托利一整天里都位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冷静地重整下属各团，将它们重新部署，应对接踵而来的紧急状况。巴克莱身着全套制服，戴上了所有勋章，他看上去——事实上就是——在寻死，他的大部分副官非死即伤。巴克莱在这个极度紧张而危险的时刻表现出来的勇气、冷静和能力为他重新赢得了尊敬。他这时又一次在多面堡以东1公里左右的地方集结起——但这是他在9月7日的最后一次集结——他的步兵和炮兵，将他们部署在位于隆起地面的良好防御阵地上，并动用他的骑兵阻止敌军扩大夺取多面堡的战果。拿破仑自己的骑兵在强攻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伤亡，马匹状况也要比他们的俄国对手差得多。另外，拿破仑的正规骑兵要远远多于俄军。巴克莱甚至被迫动用了他的最后一支预备队——禁卫骑兵团和骑马禁军团，但这些精锐部队确实击退了敌军骑兵，他的战线也得以维系。当拿破仑再次拒绝投入近卫军以扩张攻克多面堡的战果后，博罗季诺会战就此结束。
那天晚上，伊斯梅洛沃近卫团的卢卡·西曼斯基中尉在日记中回忆了这一天的事件。斯摩棱斯克圣母的圣像就在距离伊斯梅洛沃团露营地不远的地方，在装填他们的步枪之前，这个团转过来向圣像祈祷。在他们位于谢苗诺夫斯科耶附近的方阵里，这个团被涌来的实心弹和霰弹淹没了。相比之下，敌军骑兵的进攻却令人放松。视野范围内似乎就没有俄军炮兵。伊斯梅洛沃团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倒下了。一位参谋上尉就指挥了一个营，而这个营的散兵仅仅是由一位准尉指挥的。西曼斯基本人由于某些奇迹未受伤害，当他的勤务兵看到他毫发无损地从战场返回时，这个勤务兵流下了喜悦的泪水。西曼斯基以这样的话为日记结尾：“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了这样的事实：我保持着冷静，没有从我的岗位上离开一步；想到了我怎样鼓舞我的士兵，怎样在每发炮弹从我身边飞过时向上帝祈祷，感谢上帝。全能的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饶过了我。祈祷上帝，愿他也将以慈悲拯救垂死的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为她的罪孽受到了足够的惩罚。”[69]
库图佐夫在他位于右翼戈尔基村附近的指挥所度过了一整天。他在战前已经部署好了下属各军，在9月7日动用预备队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然而总体来说，他把执行战斗的任务留给了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当巴格拉季翁受伤之后，库图佐夫派遣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接替他，但他本人从未离开戈尔基的小丘。这一做法很有道理。巴克莱、巴格拉季翁和多赫图罗夫完全能够维持这样一种防御作战——俄军没有尝试进行任何大规模机动。他们也比库图佐夫年轻得多、灵活得多。更重要的是，库图佐夫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库图佐夫战死，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就会崩溃。在得到部队的信任和服从方面，没有其他任何指挥官能够接近库图佐夫的程度。正如伊万·拉多日茨基所述：“只有元帅库图佐夫公爵，真正的俄罗斯之子，她的乳房滋养长大的儿子，才能不经一战放弃帝国的古都。”[70]
战斗刚刚结束后，放弃莫斯科的想法似乎还离库图佐夫的脑海很远。与此相反，他告诉下属们他打算在次日发起进攻。拿破仑尚未投入近卫军、俄军损失极大的消息说服他改变了心意。俄国估计俄军在舍瓦尔季诺和博罗季诺的总损失在45000～50000人，而法军的损失大约在35000人。尤其是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近乎被歼灭。即使在几个星期后——那时掉队者已经返回了队列，第二军团据测算在9月7日还是损失了超过16000人，这还没有算上两天前在舍瓦尔季诺损失的5000人。此外，高级军官的伤亡状况已使军队遭到了严重削弱。[71]
库图佐夫因此下令退却。在整场战局中，俄军的后卫几乎只有这一次表现低劣。这一点被归咎于它的指挥官马特维·普拉托夫，此事也被正规军官视为他们长期以来秉持的“哥萨克将领没有指挥步兵和炮兵的能力”这一观点的证明。主要问题在于，普拉托夫的后卫并没能像科诺夫尼岑总是以高超的技能完成的那样，迫使法军拖延前进步伐，也没能将法军保持在距离撤退中的俄军主力部队足够远的地方。其结果是已经精疲力竭的部队没能得到所需要的休整。俄军过早地离开莫扎伊斯克（Mozhaisk/Можайск），这意味着扔下数以千计的伤员，与此前撤退中发生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库图佐夫加强了后卫部队并用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取代普拉托夫之后，战况大有改观，但这一事件使得正规军和哥萨克指挥官间的紧张局面越发严重。[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