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基本的一点是，俄军已经用尽了空间。博罗季诺会战过去6天后，库图佐夫的军队就已经位于莫斯科郊外。现在的大问题是，到底是否要为这座城市而战。库图佐夫会发现和巴克莱相比，他更难放弃莫斯科。这两位将军都是在许多战场上以身犯险的爱国者，但他们为之而战的俄罗斯并不完全一样。巴克莱对俄国士兵怀有极大的忠诚和仰慕，但他是一位生长在彼得堡的新教徒波罗的海人。对他而言，俄国首先意味着皇帝、军队和国家。出于感情和利益因素，这也是库图佐夫的俄国的一部分，但它们并非全部。对老俄罗斯贵族阶层中任何尚未丢掉根基的人来说，还有另一个俄国，一块在罗曼诺夫王朝和帝国之前就存在的、定都于莫斯科的东正教土地。
库图佐夫离开彼得堡就任总司令时给亚历山大的最后几句话是，他宁死也不会放弃莫斯科。在抵达总部后不久，他致信莫斯科总督罗斯科普钦，“损失军队更重要还是丢失莫斯科更重要，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在我看来，丢失莫斯科就会连带丢失俄罗斯本身。”然而，当军事会议于9月13日在菲利（Fili/Фили）召开时，库图佐夫意识到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如果他继续坚持战斗，就很可能会一并葬送军队和古都。总司令无疑在下午4点召开会议前就已经做出了放弃城市的决定。但落实这样一个重大步骤之前，他不能不征询手下高级将领们的意见。此外，在做出这样一个注定会招致巨大的愤怒和谴责的决定时，库图佐夫也渴望让其他人分担他的责任。[73]
军事会议上的主角是本尼希森和巴克莱。前者已经在莫斯科城外选择了军队正准备展开战斗的阵地。按照经久不衰的习惯，光是自尊心就足以让他拒不承认已经犯下了错误。从他后来和亚历山大的通信来看，他显然急于把丢失城市的责任推到库图佐夫和巴克莱身上。在军事会议上巴克莱列出了俄军在这一阵地上坚持防守必定会失败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俄军在数量上严重处于劣势，也是因为他们的阵地被河谷分割开来，这让协同抵抗变得十分困难。一场失败的会战将导致穿过莫斯科火速撤退的结果，这会轻易地使军队瓦解。唯一可能的做法是主动去进攻拿破仑的军队，但在博罗季诺遭受的惨重军官损失使运动战的风险极大。托尔和叶尔莫洛夫赞同巴克莱的观点，尽管叶尔莫洛夫缺乏说出观点、在他的上级面前承担责任的道义勇气。与此相反，巴克莱不仅表现出了道德上的勇气，也以决定性的劝说分担了继任者的责任，表现出慷慨的精神。[74]
剩下的就是让一支疲倦而且某种程度上士气低落的军队、它的全部辎重以及一些伤员穿过一座巨城的街道的艰巨任务了。由于敌军正紧随其后，这可能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莫斯科将被放弃的消息向平民透露得非常晚，这一事实也无助于事态的发展。就在军队于9月14日通过莫斯科时，市民们仍然在大群大群地逃出城市。一位参谋将这一景象描述为“不是军队在通行，而是整个部落从地球一端转移到另一端”。巴克莱以他惯有的不知疲倦尽力给这种混乱强加某种秩序。军官被安排到重要的十字路口指挥部队，骑兵在纵队两边骑行以阻止逃亡和劫掠，巴克莱本人则在监督安排状况。[75]
然而，这时的真正英雄是米洛拉多维奇，他当时正在指挥俄军后卫。法军前卫中与他相当的人物通常是若阿基姆·缪拉，这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两位将军都是喜爱华丽服饰和豪爽举动的炫耀者。但说这二人都不够聪明就太过低估他们了，米洛拉多维奇不仅大方而有荣誉感，而且时常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谦虚和精明。他必定总结出了当前危险状况的本质所在，并多少有些大胆地派他的副官前往缪拉那里提议与他休战一天，以便让俄军能够离开莫斯科，将这座城市保全下来。这一请求被拒绝之后，米洛拉多维奇便威胁要展开巷战，将莫斯科化为一片废墟。缪拉比大部分法军将领都更渴望舒适的宿营地、和平与回国。也许是被拿破仑自己的幻想蒙蔽了，他将莫斯科的陷落视为和平的前奏。这一切使他不仅接受了米洛拉多维奇的休战请求，后来还将休战额外延长了12个小时。米洛拉多维奇既厚颜又莽撞地当机立断让俄军几乎毫发无损地离开了莫斯科。[76]
库图佐夫原则上可以从多个方向撤出莫斯科。以他转向西北方向为例，他可以堵住前往特维尔和彼得堡的道路，那里的居民注定会因莫斯科沦陷的消息而喧嚣不已。事实上他沿着通往梁赞（Riazan/Рязан）的道路朝东南方向撤退。在面对从西面进入莫斯科的敌军时，这条路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最安全的退路。然而，当他于9月17日在博罗夫斯克（Borovsk/Боровск）渡过莫斯科河后，库图佐夫就急转向西，快速行军越过了前往卡希拉（Kashira/Кашира）和图拉的道路，而后沿着从莫斯科朝西南方向延伸的旧卡卢加大道南进。
与此同时，拿破仑于9月15日进入莫斯科，将他的总部设在克里姆林宫。就在这一天，大火在城市的许多部分燃烧起来。莫斯科烧了整整6天，它3/4的建筑物都被摧毁。总的来说，在1812年夏季和秋季，莫斯科城和整个莫斯科省有价值2.7亿卢布的私人财产被毁，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笔天文数字。绝大部分平民早已逃离了城市，但那些留下来的人们被赶出了家门，变得一贫如洗，有时就此丧命。主要得益于能干的军队卫生勤务主管詹姆斯·怀利（James Wylie）的努力，30000多名曾经待在莫斯科的伤兵中仅有6000人未能及时转移。那些被留在莫斯科的伤员中有很多葬身火海。在俄军收复莫斯科后，他们发现并焚化了12000具尸体。[77]
甚至早在大火开始前，俄军就被迫放弃城市里储藏的大量军事物资，其中包括70000多支步枪，尽管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步枪里有一半需要修理。莫斯科原本是库图佐夫大军的后方基地，等到这座城市将被放弃的消息传来时，要运走所有军事贮藏是十分困难的。在这个最后关头不可能找到足够的大车，所以大部分武器、装备以及其他军事物资将被23条驳船运走。前3条驳船成功离开了莫斯科，但第4条船被炮兵部门装上了严重超载的物资，在莫斯科河里动弹不得，从而堵住了余下19条船的通道。这些驳船装载了价值500万卢布的武器、服装和装备，迫于无奈这些物资都被焚烧，以免落入拿破仑之手。[78]
谁或者什么导致了这场大火一直都是个争议的源头。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亚历山大与拿破仑都没有下令焚烧这座城市。罗斯托普钦在莫斯科陷落前说法国人只会征服它的灰烬，他将莫斯科救火队的2000人和所有装备都转移出城。来自库图佐夫大军的哥萨克分遣队至少烧毁了一处城市里的住所，紧接着就是自从拿破仑通过斯摩棱斯克、侵入俄国核心地带以来俄军一直采取的摧毁所有房屋的焦土政策。库图佐夫也下令应当在留下来的众多军事仓库里放火。尽管法国人的草率和劫掠可能有助于城市的毁灭，但俄国人无疑最该为发生的状况负责。然而在当时，要紧的是这样的看法：拿破仑应当对此负责，城市的毁灭是为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欧洲解放所做出的巨大牺牲。[79]
也许大火有助于分散法军对库图佐夫从梁赞大道到卡卢加大道的侧敌行军的注意力。在通常状况下，由于侧敌行军让俄军纵队在拿破仑位于莫斯科的大军前方通过，它会是一个危险的举动。然而事实上，法军的疲惫和哥萨克的后卫技艺的结合意味着即使在拿破仑了解到他的敌人正前往梁赞之前，俄军也已经不再位于梁赞大道上了。
在旧卡卢加大道上的塔鲁季诺（Tarutino/Тарутино）附近设立营地后，库图佐夫就处于强势地位了。他可以掩护位于布良斯克省的兵工场和仓库，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图拉兵工场及工坊。在莫斯科陷落的消息传来后，图拉兵工场的许多工匠逃回了他们的家乡。图拉兵工场的守备司令沃罗诺夫（Voronov/Воронов）少将报称，如果他被迫撤出图拉的话，以后要花6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生产，这将是俄国战争努力进程中的灾难。元帅能够向他保证，图拉现已处于俄军保护之下，当前不会面临任何危险。[80]
塔鲁季诺对库图佐夫而言是极好的营地，这里有利于他派出袭击分队骚扰从莫斯科一路向西伸展到斯摩棱斯克的漫长法军交通线，他也处于和托尔马索夫、奇恰戈夫保持联系的最佳位置。由于他的食物补给和援军大部分是从肥沃而人口众多的南方省份通过卡卢加运来的，因此库图佐夫的新部署给了他为士兵和马匹提供粮草、恢复他们实力的一切机会。然而，为了理解这是怎样做到的，我们必须把视线从军事行动上移开一段时间，转而观察俄国后方的动员状况。
[1] 关于里加城防的最好资料是I.G.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7，St Petersburg，1902，pp.355-9。M.I.Bogdanovich，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3 vols.，St Petersburg，1859-60（关于里加的城防见vol.1，pp.340-3）和 Entsiklopediia中的许多相关条目也一如既往地有价值。关于里加要塞守备司令埃梅（Emme）将军的回忆录，见Voennyi sbornik，53/11，1910，pp.30-38，这些回忆很有意思，不过也许对埃森将军有些不公平。
[2] 除非另行表述，不然我关于1812年的所有部队实力数字都取自Entsiklopediia的相关条目。关于维特根施泰因得到的命令，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巴克莱致维特根施泰因，1812年7月4日（旧历），pp.134-5。
[3] 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1，pp.351-2提出了关于芬兰战争中经验的看法，也可参考如下两本团史：Captain Geniev，Istoriia Pskovskago pekhotnago general-fel’dmarshala kniazia Kutuzova-Smolenskago polka：1730-1831，Moscow，1883，pp.178-82（Гениев Н.И.История Псковского пехотного，генерал-фельдмаршала князя Кутузова Смоленского полка.1700-1881.М.，1883.С.178-182）；S.A.Gulevich，Istoriia 8-go pekhotnago Estliand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11，pp.128-41.关于维特根施泰因所部的士气和胜利的影响，见V.Kharkevich（ed.），1812 god v dnevnikakh，zapiskakh i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4 vols.，Vilna，1900-1907，‘Zapiski A.I.Antonovskago’，vol.3，pp.72-3。
[4] 例如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评论，收录在A.G.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p.333，345。
[5] 关于多夫雷，可参阅F.von Schubert，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58；关于苏霍扎涅特，可参阅N.M.Zatvornitskii，Pamiat’ o chlenakh voennago soveta，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3/4，St Petersburg，1906，pp.141 ff（Затворницкий Н.М.Память о членах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Т.3.Кн.4.СПб.，1906.С.144 и далее）。
[6] 关于迪比奇，可参阅亚历山大·奇切林的评论：L.G.Beskrovnyi（ed.），Dnevnik Aleksandra Chicherina，1812-1813，Moscow，1966，p.135. Dnevnik Pavla Pushchina，St Petersburg，1896，p.111（Дневник Павла Пущина.СПб.，1896.С.111）。
[7]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32 vols.，Paris，1858-70，vol.24，no.19100，Napoleon to Berthier，19 Aug.1812，pp.158-9.
[8] Marshal Gouvion Saint-Cyr，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Paris，1831，vol.3，pp.79-81；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Wittgenstein to Alexander，6 Aug.1812（OS），pp.284-5.
[9] Gulevich，S.，Istoriia 8-go pekhotnago Estliand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11，pp.137-41.
[10] Saint-Cyr，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vol.3，p.87.
[11]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no.32，p.295：维特根施泰因致亚历山大：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8月25日（旧历），但这些递交给皇帝的报告上的日期明显是亚历山大收到时的日期，而非撰写日期。1400万的总数来自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2，p.72.1811年度财政预算的数据来自F.P.Shelekhov，Glavnoe intendantsk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5/1，St Petersburg，1903，p.373。在1812年的俄国，由于对“行省”一词的定义较为复杂，因此在省份数目上产生了轻微的模糊。一些边疆地区和亚洲地区并不被称作行省。
[12] 可参阅少将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评论，他在托尔马索夫的军团里指挥一个旅：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pp.199-215。
[13] 朗热隆称这个军团为“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之一”。作为这支部队的副司令，他的看法是偏颇的，但这一点会被多瑙河军团的表现所证明。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7。
[14]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64，俄土和约，pp.406-17。
[15] 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称呼。——译者注
[16] 亚历山大给奇恰戈夫的两封关键信件分别写于7月6日和22日（均为旧历）：Voenno-istoricheskii sbornik，2/3，1912，pp.201-6。
[17]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6，亚历山大致巴克莱，1812年4月7日（旧历），pp.181-2。
[18] 这些指示收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45，1812年4月21日，pp.363-5。
[19]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97，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7月5/17日，pp.486-90。
[20]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321，特伊尔致巴克莱，1812年6月26日/7月8日，pp.329-30. Voenno-istoricheskii sbornik，2/3，1912，亚历山大致奇恰戈夫，1812年6月13日（旧历），pp.196-8.关于奥地利的许诺，尤其要注意弗朗茨二世和施塔克尔贝格的谈话：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58，施塔克尔贝格致鲁缅采夫，1812年4月29日/5月11日，pp.393-6。
[21] 关于行军路线和时间，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vol.17，pp.197-8。
[22] 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vol.1，p.250. Voennyi sbornik，47/1，1904，no.19，亚历山大致巴克莱，1812年11月24日（旧历），pp.231-6.
[23] S.Panchulidzev，Istoriia kavalergardov，St Petersburg，1903，vol.3，p.180（Панчулидзев C.A.История кавалергардов.СПб.，1903.T.3.C.180）.
[24] N.M.Konshin，‘Zapiski o 1812 gode’，IV，8，1884，pp.263-86，at pp.281-2.A.M.Valkovich and A.P.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Moscow，2004，no.27，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8月19日（旧历），pp.24-5. Kutuzov，vol.4i，Moscow，1954，no.125，库图佐夫致叶卡捷琳娜·伊利尼奇娜·库图佐娃（E.I.Kutuzova/Е.И.Кутузова），1812年8月19日（旧历），p.108。
[25]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28.事实上俄军在莫扎伊斯克遗弃了许多伤员，不过那时的状况很特殊。
[26] Carl von 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2 in Russia，London，1992，pp.175-6.
[27] Antoine de Jomini，The Art of War，London，1992，pp.64-5，230，233-8.
[28]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p.70-2.
[29] F.Glinka，Pis’ma russkogo ofitsera，Moscow，1987，p.293.
[30] 科诺夫尼岑和克罗伊茨（Kreutz）将军（他指挥一部分后卫骑兵）所作的评论收录在Kharkevich（ed.），1812 god，vol.2，pp.70-2，124-5；也参阅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关于科诺夫尼岑的回忆，收录在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pp.313-6.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2，pp.129-36。
[31] Ivan 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1，pp.131-2.
[32] 关于这一委员会的记录，见KutuzovL.G.Beskrovnyi（ed.），M.I.Kutuzov：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54，vol.4i，no.82，pp.71-3.关于这一选择背后的争议，见A.G.Tartakovskii，Nerazgadannyi Barklai，Moscow，1996，pp.130-7.A.A.Podmazo，‘K voprosu o edinom glavnokomanduiushchem v 1812 godu’，in 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2 goda：Istochniki，pamiatniki，problemy.Materialy X vserossiiskoi nauchnoi konferentsii.Borodino，3-5 sentiabria 2001 g.，Moscow，2002，pp.140-6（Подмазо А.А.К вопросу о едином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м в 1812 году//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ода；Источники，памятники，проблемы.С.140-146）。
[33] Dnevnik Pavla Pushchina，1812年8月19日（旧历），p.59.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nos.70 and 73，亚历山大致叶卡捷琳娜，8月8日、9月18日（均为旧历），pp.81-2，86-93。
[34] 关于库图佐夫的文献是极为丰富的。也许最好的概述是N.A.Troitskii，Fel’dmarshal Kutuzov：Mify i fakty，Moscow，2002（Троицкий Н.А.Фельдмаршал Кутузов；Мифы и факты.М.，2002）。
[35] 关于主要将领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文献是V.Bezotosnyi，‘Bor’ba general’skikh gruppirovok’，in 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Moscow，2002，vol.1（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Борьба генеральских группировок//Эпоха 1812 года...Т.1.М.，2002），另外也可见Lidiia Ivchenko，Borodino：Legenda i deistvitel’nost’，Moscow，2002，pp.6-18（Ивченко Л.Л.Бородино；Легенда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М.，2002.С.6-18）。
[36] 除了在上一条注释中列出的资料之外，另见Mémoires du Général Bennigsen，3 vols.，Paris，n.d.，vol.3，pp.77-84。关于他们之间就拉耶夫斯基炮垒的设计产生的争执，见I.P.Liprandi，Materialy dl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Sobranie statei，St Petersburg，1867，176-8。
[37] Carl von 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2 in Russia，London，1992，p.148.
[38] 关于博罗季诺的二手文献是非常多的：英文读者应当从A.Mikaberidze，The Battle of Borodino，Barnsley，2007一书开始，它提供了清晰而公平的说明，来自俄国视角的部分尤其如此。Duffy，Borodino依然是优秀、简要的介绍。和几乎所有时候一样，俄文著作中的起始点是Entsiklopediia中的条目［在这一情况下是‘Borodinskoe srazhenie’（Бороди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第80-92页］，它给出了当代俄文著作对这场会战的最好诠释的良好总结。关于1812年的军事行动的俄文文献数目众多、细节详尽而且时常质量很高。其中的一个范例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米尔诺夫（A.A.Smirnov/А.А.Смирнов）给9月5日舍瓦尔季诺战斗撰写的三篇长文，它们分别概述了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的史料编纂学。见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Moscow，vol.3，2004，pp.320-51；vol.4，2005，pp.239-71；vol.5，2006，pp.353-68：‘Chto zhe takoi Shevardinskii redut？’（Эпоха 1812 года...Т.3.М.，2004.С.320-351；Т.4.М.，2005.С.239-271；Т.5.М.，2006.С.353-368）。
[39] 关于这一部署及其相关影响，年轻的第五军参谋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回忆录中有很好的说明：见‘Zapiski Nikolaia Nikolaevicha Murav’eva’，Russkii arkhiv，3，1885，pp.225-62，at p.250。关于炮火所造成伤亡的讨论，见：A.A.Smirnov，‘Somnitel’nye vystrely’，in Problemy izucheniia istorii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Saratov，2002，pp.150-4（Смирнов А.А.Сомнительные выстрелы//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812 года.Саратов，2002.С.150-154）。
[40] Mark Adkin，The Waterloo Companion，London，2001，pp.120-1，284-301.
[41] 距离数据来自Entsiklopediia，pp.80-3.巴克莱向库图佐夫递交的报告收录在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no.331，26 Sept.1812（OS），pp.249-51（Бородин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хроника.М.，2004.С.249-251）。在罗里·缪尔（Rory Muir）的优秀著作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London，1998中，他于第15页指出，俄军的战线平均每英里部署了36000人，与之相比，威灵顿的部队每英里部署了24000人。这些推算总是很难进行的，但我猜测，如果有人采用俄军实际战线长度代替起初部署位置距离的话，那么这个部队密度数据会变得更高。
[42] 例如，巴克莱通过勒文施特恩要求近卫骑兵指挥官尽力确保他的部队——俄军最后的精锐预备队——保持隐蔽。舍维奇将军则回复说根本找不到掩蔽物。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1，p.264。以格拉贝为例，他指出叶尔莫洛夫让他命令保卫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部队躺下来，以此削弱炮火影响，但他们拒绝如此行事：P.Grabbe，Iz pamiatnykh zapisok：Otechestvennaia voina，Moscow，1873，p.77。
[43] 来自俄方视角的最好描述是关于这一时期俄军工程部队的官方历史：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该书第760～765页提到了博罗季诺，但关于1812年的其他围城战和这一时期工程部队的结构、任务，就需要阅读前后文了。波格丹诺维奇对这些工事做出了合理的描述，他在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2，pp.142-3中称之为“非常脆弱”。英文二手著作通常会不可避免地径直重复源自法国方面的神话。因而最近出版的Fighting Techniques of the Napoleonic Age，London，2008（edited by Robert Bruce et al.），p.113如此描述，“巨大的俄军多面堡……防御设施令人心悸”。
[44] 波格丹诺夫的回忆录复写本刊布在Borodino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St Petersburg，2001，pp.169-71（Бородино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СПб.，2001.С.169-171）。
[45] 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pp.762-4.Clausewitz，Campaign，p.151.
[46] Liprandi，Materialy，pp.177-80.
[47] Alexander Mikaberidze，The Battle of Borodino（Barnsley，2007），pp.75-6很好地处理了相关争议。就连年轻的格林卡中尉（当时已经退役）也记录说，他从博罗季诺教堂钟楼上看到拿破仑的部队在9月6日傍晚集中到（俄军）左翼，并回忆说他那天遇到的俄军军官的“普遍意见”是拿破仑会攻击俄军左翼：Pis’ma glavneishikh deiatelei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ed. N.Dubrovin，Moscow，2006，pp.18，299。
[48] 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1，pp.261-2。
[49] Alexander Mikaberidze，The Battle of Borodino（Barnsley，2007），pp.49-53讨论了兵力数字，并提供了一张表格，列出了历史学家和同时代的人所做的许多不同估计。
[50] 关于米洛拉多维奇的援军，见他在1812年8月18日（旧历）给亚历山大的报告，收录在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pp.21-2.
[51] Philippe de Ségur，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Russia，1812，2 vols.，Stroud，2005，vol.1，p.255.
[52]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vol.24，no.19182，p.207.
[53] Count P.de Ségur，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Russia，1812，vol.1，pp.251-2.这一次，古尔戈将军的Napoléon et la Grande Armée en Russie ou Examen critique de l’ouvrage de M.le Comte de Ségur，Paris，1826，pp.213-15在为拿破仑所作决定辩护时是完全正确的。
[54] 近卫猎兵团团长卡尔·比斯特罗姆的官方报告和该团团史一样，以细节描述令读者感到相当迷惑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no.293，比斯特罗姆致拉夫罗夫，1812年8月31日（旧历），pp.168-70；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 za sto let 1796-1896，St Petersburg，1896，pp.84-6。关于巴克莱，见Grabbe，P.，Iz pamiatnykh zapisok：Otechestvennaia voina，Moscow，1873，p.74.关于传言，可参阅Tartakovskii，A.G.（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107，伊万·杜尔诺沃日记。
[55] 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pp.332-54的附录（prilozhenie/приложение）4中提供了其他军阶人员的完整伤亡数据。关于法军炮兵，见A.P.Larionov，‘Izpol’zovanie artillerii v Borodinskom srazhenii’，in K stopiatidesiatiletiiu otechestvennoi voiny，Moscow，1962，pp.116-31 at p.127。
[56] Jomini，Art of War，pp.202-3.
[57] 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p.74.
[58] I.Ul’ianov，1812：Russkaia pekhota v boiu，Moscow，2008，pp.164-5（Ульянов И.Э.1812；Русская пехота в бою.М.，2008.С.164-165）.
[59] 关于库泰索夫，见A.A.Smirnov，General Aleksandr Kutaisov，Moscow，2002（Смирнов А.А.Генерал Александр Кутайсов.М.，2002）。
[60] 得益于叶尔莫洛夫回忆录的翻译者兼编辑亚历山大·米卡贝里泽（Alexander Mikaberidze），这本回忆录现在出现了英文版本：The Czar’s General，Welwyn Garden City，2007.他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位于第159～161页。勒文施特恩的记述在Mémoires，vol.1，pp.257-9。
[61] 关于炮兵在博罗季诺的部署，见Larionov，‘Izpol’zovanie’，各处。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181-2将这些不足之处解释为库泰索夫之死的后果。关于利普兰季的观点，见Kharkevich（ed.），1812 god，vol.2，‘Zamechaniia I.P.Liprandi’，pp.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