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的后方
拿破仑的计划是向亚历山大发动一场有限度的“内阁”战争。法国皇帝也许打算过把普鲁士从地图上抹去，但他相信毁灭俄罗斯帝国既不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也不符合他的利益。与此相反，他希望削弱俄国，迫使其重返大陆封锁体系，让它接受法国对欧洲的支配。拿破仑绝不希望将亚历山大赶下宝座，也不愿让俄国社会陷入革命与混乱，他期望沙皇能够同意接受和平条件，并将这些条件强加给俄国社会。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他在1812年战局中强调对亚历山大个人的尊重，且清楚地说明他的观点：真正发动战争的是英国和它在彼得堡精英中的傀儡。
亚历山大和他的顾问们对拿破仑的目的和战术有充分的理解。和其他所有方面一样，他们试图迫使拿破仑在这方面卷入他最不希望进行的那种战争。这在政治层面就意味着一场西班牙式的殊死民族战争，俄国皇帝在这场战争中将拒绝进行任何谈判，并以怀有爱国主义、宗教虔诚和排外主义情感的呼吁设法动员整个俄国社会支持战争。彼得·崔克维奇在他于1812年4月提交的备忘录中强调，俄国的关键实力必须包括“它的君主的坚决、君主治下人民对他的忠诚。和在西班牙一样，人民必须被武装起来、激发出战斗热情，为此可以借助神职人员的力量”。此外，在一场于本国土地上进行的民族战争中，为了击败拿破仑的庞大帝国，俄国社会将愿意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做出所需要的牺牲。[1]
关于亚历山大本人对这场战争国内政治环境的看法，最好的原始资料是1812年8月他在赫尔辛弗斯（赫尔辛基）（Helsingfors/Helsinki）的一次长谈记录，当时他正在与贝纳多特会晤的路上。皇帝注意到，俄国过去一个世纪里的所有战争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对大多数俄国人而言，这些战争似乎远离他们的直接利益和关注范围。地主们怨恨把他们的农奴征入军队的行为，一旦俄军受挫，就会引发对政府和军事指挥官的无情批评。
在当前环境下，有必要使俄国人民相信政府不想寻求战争，武装起来也只是为了保卫国家。这是100多年来首次在祖国母亲（rodina/родина）土地上进行的战争，它让人民主动投身到战争之中，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是使这场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使全社会为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信仰在自卫过程中团结在政府周围的唯一方法。
亚历山大补充说，自从拿破仑入侵以来，俄国社会表现出的团结决心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他还补充说，关于他自己，只要还有一个敌军士兵留在俄罗斯土地上，即使那意味着在战斗中失利、丢掉彼得堡和莫斯科、在伏尔加河一线勉强支撑，他也绝不会议和。聆听亚历山大谈话的芬兰官员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说，皇帝说话时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清晰思路和坚定决心令人印象深刻，也大为振奋人心。[2]
从拿破仑越过边界开始，亚历山大就表明了这场战争的民族特性。在法军突破德维纳河防线，逼近斯摩棱斯克和大俄罗斯边界时，这一呼吁变得更为强烈。8月初，巴克莱·德·托利在给斯摩棱斯克省长卡齐米尔·冯·阿施（Casimir von Asch）男爵的信中说，他知道该省的忠诚居民会奋起保卫“神圣信仰和祖国边境”，而且俄国最终会战胜“背信弃义”的法国人，就像它从前战胜鞑靼人一样。
以祖国的名义号召所有敌军接近地区的人民拿起武器，不管在什么地方，一旦发现落单的敌军部队就展开袭击。此外，我本人已经向法军占领地区的所有俄罗斯人发出特别号召，以确保没有一个犯下侮辱我们的宗教和祖国罪行的敌军士兵能逃过我们的复仇，一旦他们的军队被我们击败，四处溃逃的敌军必定会在人民手中遭到毁灭和死亡。[3]
当亚历山大于7月19日离开军队，启程前往莫斯科对后方作战争动员时，他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创建一支作为抵抗侵略者的第二防线的民兵。亚历山大·希什科夫起草了呼吁境内各阶层支持新一批民兵的皇家宣言。宣言追溯到整整200年前的所谓“混乱时代”，那时俄国社会奋起反抗将波兰王子放到俄国皇位上的图谋，选出了第一位罗曼诺夫沙皇，重建了强大的国家，从而终结了俄国的衰弱和屈辱阶段。
敌人已经越过了我们的边界，并且还在继续武装进入俄国，企图以他的实力和教唆动摇（我国的）大国根基……他用心底的狡猾和嘴上的诱惑给我们带来永久的锁链……我们现在呼吁所有忠实的臣民，不论其阶层，不论其精神或年龄状况，和我们团结统一地站在一起，抵抗敌人的阴谋和企图。
在向贵族——“任何时候都是祖国的拯救者”——和教士发出呼吁后，宣言转向了俄国人民。“勇敢斯拉夫人的无畏后代们！企图袭击你们的狮虎总是会被你们击碎獠牙。让每个人都团结起来：心中有十字，手中有武器，人间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击败你们。”[4]
在苏维埃时代，“爱国的群众”是抵抗拿破仑入侵的关键，这一论断对俄罗斯史学家来讲可谓信条。显然对“群众”——在这个时代实际上意味着农民——来说，在武装力量和民兵中服役是他们为俄国这场战争所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从1812到1814年，大约有100万人入伍，其中超过2/3进入了正规军。没有农民志愿加入军队。首先，士兵需要服役25年，晋升到高级军士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更不用说进入军官团了。这一前景要求志愿从军者具备超凡脱俗的爱国主义情怀。无论如何，农民都没有被允许志愿入伍。他们的人身属于国家和地主，并不属于农民本人。
农民也不被允许志愿加入民兵。后者仅仅来自私人农奴，并不包括国有农民。哪个农奴会被派去服役则完全取决于地主。总体而言，在民兵中服役没有在正规军中那么可怕，因为皇帝曾经许诺战争结束后就解散民兵。这一诺言曾经在多个场合反复出现，民兵也得到了保留胡须和身着农民日常服装的许可，以便强调他们并非（正规军）士兵。虽然如此，没有人能够轻易忘记在1806～1807年战争结束时，大部分民兵事实上都已被转入了正规军。
1813年3月，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房东告诉他没有一个彼得堡民兵会回来。许多人已经死去了。“其他人或是已经，或是将要被并入（正规军的）团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回来。”这个看法事实上太过悲观了。亚历山大信守了他的诺言，民兵组织在战争结束后即被解散，民兵也回了家。然而，由于疾病、疲劳和战时兵役带给许多农民的极度冲击，人员损失还是相当大的。在1812年被动员进入特维尔民兵的13000多人里，只有4200人在1814年返乡，这一比例绝非异常。[5]
在苏维埃时代，1812年的所谓“游击战争”也明显得到了强调。拿破仑时代的游击队员们被描述成1941～1945年德国战线后方游击运动的先驱者，也被认为是这场“人民战争”中的主要英雄。粗疏的西方读者们因此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他们和法国“马基”[6]多少有些相似，在1812年骚扰拿破仑的交通线时扮演主要角色。事实上，这是对拿破仑时代“游击队员”一词的误解所致。在1812年深入法军后方的俄国游击队是由正规军军官指挥的。这些游击队的核心一般是从俄军主力部队抽出的正规轻骑兵中队。正规轻骑兵周围则是成群的哥萨克团，有时候武装平民也会加入这些分遣队，但平民起到的最重要作用是在当地担任向导和提供法军行踪、分布的相关情报。游击队的袭击甚至在拿破仑越过斯摩棱斯克之前就展开了，这些袭击也将持续到1813～1814年。就战略层面而言，最重要的游击队袭击事实上发生在1813年初。袭击指挥者中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此类袭击深入普鲁士境内，在将普鲁士带入俄罗斯阵营的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7]
真实得多的“人民战争”是由拿破仑前进路线附近省份的农民们发动的。当法军占领莫斯科后，它被迫派出越来越大的粮秣征集队去确保马匹的食物和草料供应，其中后者尤为紧要。上述粮秣征集队在村庄中遭遇的抵抗是拿破仑面临的主要麻烦，它清楚地表明如果拿破仑试图在莫斯科过冬的话，他的军队将会失去马匹，从而在1813年战局开始时无法动弹。这类农民抵抗中有许多并非纯粹自发。当地的贵族民兵指挥官和行政官员组织“家乡自卫军”警戒线，以期击退法军粮秣征集队和劫掠者。但也有许多农民自发组织抵抗的案例。
有无数报告提到了农民对粮秣征集队的伏击，其中一些伏击发展成了坚持多日的连续交战。库图佐夫于1812年11月初向亚历山大报告说，莫斯科省和卡卢加省的农民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拒绝了法军的要求，把他们的家人和孩子藏在森林里，继而守卫村庄抵抗粮秣征集队。“甚至连妇女都经常”协助男子将敌军诱入陷阱予以歼灭。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法军因把教堂当作马厩、仓库和宿舍而激怒了俄国农民的记载。在保卫住所和家人免遭外来劫掠者洗劫的战斗中，天生的小规模爱国心就更加明显了。[8]
然而关于农民的自发行动，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群众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没有做什么。政府在向人民发出的呼吁中提到了敌人的狡猾和诱惑，这实际上反映了俄国精英对潜在的农民暴动的担忧。不过事实上他们所担忧的事情并未发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并未试图发起针对农奴制度的农民战争。法军直到抵达斯摩棱斯克之前都不必考虑这种做法，因为立陶宛和大部分白俄罗斯境内的地主都是波兰人，他们是拿破仑的天然盟友。法军可能会试图在斯摩棱斯克之外煽动暴动，但他们仅仅在大俄罗斯境内待了两个月，而拿破仑在任何情况下的战略都是击败俄国军队，进而与亚历山大议和。等他意识到俄国皇帝不会进行谈判时已经太晚了，拿破仑也没办法采取另一套战略。无论如何，尽管向农民发出推翻农奴制度的呼吁很可能会让莫斯科地区变得更加混乱，但拿破仑军队的所作所为让人难以想象俄国农民会相信他或者期待由他来领导。在俄国腹地既没有任何有潜质的本土领袖，也没有社会革命的塑造者。
另外，即使拿破仑不加煽动，1812年秋季的莫斯科地区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现象。这一年的农民骚乱次数是战前年份平均次数的3倍，大部分骚乱都发生在国家权威已经削弱的邻近军事行动地区。权力的动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莫斯科陷落一个星期后，德米特里·沃尔孔斯基公爵在日记中记载，一个喝醉了的军士在旅馆里冒犯他，这对一位俄国中将而言绝非正常经历。他补充说，“人民已经做好了骚乱的准备，认定每个政府成员都早已在敌人面前逃窜”。这种“骚乱”尽管总是十分地方化的，但在某些场合还是相当严重，甚至需要从野战军出动小型正规分遣队予以弹压。[9]
最糟糕的农民骚乱发生在维捷布斯克省及其附近地区，这是彼得·维特根施泰因麾下第一军的作战地区。在1812年夏季和秋季，许多地主遭到谋杀或袭击，有时甚至会出现300多名农民攻击地主的情况。在一次声名狼藉的战斗中，一队40人的龙骑兵被暴动的农民击溃，2名龙骑兵被杀死，12名龙骑兵被俘，军官则被狠狠打了一顿。文官政府无力处理这种程度的麻烦，于是向维特根施泰因请求援助。他却拒绝在短期内派出援兵，声称他手下骑兵太少，哥萨克也只有一个团。这些骑兵必须集中起来投入把法军赶出波洛茨克的秋季反攻当中。维特根施泰因补充说，骚乱是由于法军侵入这一地区才发生的，一旦赶走敌军就会很快平息，事实上法军此后不久就被击退了。[10]
然而，维特根施泰因有时还是能够出兵的，比如部署一个巴什基尔骑兵中队前往某个遇到特别麻烦的庄园。这凸显了一个通常的特点，在某些靠近战区的地方，政权会在短期内发生动摇，可是在法军未曾占据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大范围的政权崩溃。俄罗斯帝国相当庞大，政府可以动用未被危机触及的地区的资源。例如亚历山大于11月21日致信战争大臣阿列克谢·戈尔恰科夫公爵，信中说不少于29个非正规骑兵团正从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赶来，其中有20个巴什基尔骑兵团。这些骑兵在抵抗法国人时用处常常很有限，但吓唬维捷布斯克的农民已经绰绰有余了。[11]
对政府而言，农民的忠诚是和城镇秩序问题紧密相关的，在莫斯科地区尤其如此。只有1/3的城镇人口是深深扎根当地的完全城镇居民，贵族和他们的大群家务农奴在晚春时节前往庄园，在冬季即将到来时返回城镇。此外，许多农民工人和工匠会在一段时间里去城镇中做工，但是依然保持和他们村庄的联系。家务农奴们会大规模地成群聚集在一起，又能听到他们主人的闲话，当局因此对他们特别关注。维持莫斯科地区的平静和秩序是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的职责，维持整个帝国的平安则是警务大臣亚历山大·巴拉绍夫的责任。罗斯托普钦用尽一切诡计疏导和安抚莫斯科地区的群众，但他给巴拉绍夫的信表明他在1812年春末夏初对公共秩序和群众的忠诚是有信心的。只是在政府机关最终离开城市后的法军占领时期，莫斯科地区才出现了无政府状况。仆人洗劫了他们主人的住所，受人尊敬的妇女为了生存转而卖淫，由于监狱已经空空荡荡，犯人们在街上闲逛，搜寻容易获得的赃物，因而大范围的混乱现象也在增长。然而，无政府状况在乡村仅仅是单纯没有政府而已，没有出现任何推动社会革命的领导人物或意识形态。[12]
政府没有理由去担心城市精英的忠诚。俄国商人的心态通常是极为保守且正统的，他们为战争慷慨解囊。莫斯科在这一层面上做出了表率，当亚历山大于7月末拜访这座城市呼吁支持民兵时，商人们立刻就保证，除了他们已经对战争做出的捐助之外，还会捐出250万卢布。政府更加不用害怕教会，它是政府在动员群众抵抗侵略者时的主要意识形态盟友。在1806～1807年的战争中，东正教会已经对拿破仑发出了诅咒，这在《蒂尔西特和约》签定之后多少引发了一些尴尬。然而，现在教士们可以兴致勃勃地指责敌基督了。主教公会[13]于7月27日发布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宣言，其中警告说，那个曾经推翻了合法国王和教会，从而招来上帝对人类愤怒的邪恶部落，现在正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因此每个神职人员都有责任激励人民在东正教信仰、君主和祖国的保卫战中表现出团结、服从和英勇的品质。[14]
考虑到这一时代俄国社会和政府的性质，贵族对战争的支持必然是最为重要的。贵族掌握了国家所需要的，而且时常无力购买的大部分战争资源：剩余的食物、草料、马匹和人员。贵族也会为民兵和急剧扩张的军队提供绝大部分军官。即使在和平时期，皇权也需要依靠贵族帮助它统治俄国。在省会以下层级的地区，由选举产生的首席贵族、警察队长和司法官员是行政机构的根基。这些人的工作在战时变得更加必要，也繁重得多。他们的一项关键传统任务就是负责征兵系统的运营，在1812～1814年，他们需要经手10倍于普通年份的应征士兵。贵族们还需要自愿承担新的任务，食物、草料和装备的运输纵列在从俄国内陆深处送往军队的过程中必须有人护送，成千上万的马匹也是如此。内卫部队极度劳累的军官们需要贵族志愿者多少分担一些护送新兵前往军队、押运战俘远离前线的负担。
在这种紧急状况下，皇权的确有权要求贵族提供帮助。就在100年前的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只要健康状况允许，男性贵族就都必须作为军官服役。彼得去世后，强制服役政策先是缩短了年限，后来在1762年被最终废除。叶卡捷琳娜二世随后确认了贵族免于强制为国服役的自由，但她向贵族发放的特许状中表示紧急时期除外。
不论古代、当今还是未来，贵族的头衔和地位都是通过向帝国和君主提供有益的服务与劳动赢得的，又因为俄国贵族的存在取决于祖国和君主的安危，缘于上述理由，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俄国专制政府需要并要求贵族出于公共利益为之效劳，每个贵族都注定在专制政权发出第一次号召后就不遗余力、不顾性命地为国效力。[15]
尽管没有人能够否认，现今的情形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设想过的那种紧急状况，但她的孙子依然以他通常的得体做法“邀请”贵族阶层为战争做出贡献，表示他确信他们会以高贵的爱国主义回应他的爱国号召。但省长们时常把皇帝的指令称作“要求”。等到开始分摊为军队提供补给的经济负担或为民兵找到军官的任务时，首席贵族们也认为所有贵族都有义务在这个危急关头为国效命。尽管首席贵族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号召志愿效劳的贵族，毫无疑问他们也有权在必要情形下任命某些贵族为民兵军官。许多贵族出于爱国主义热情主动志愿加入军队或民兵，其他人则忠实地响应了首席贵族的号召，但也存在许多贵族逃避兵役的案例。面对这些逃避推脱现象，省长和首席贵族高谈阔论、气势汹汹，但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惩罚推脱者。也许唯一有效的回应是监禁、没收财产甚至处决，但上述手段中没有一个看上去能够用来作为威胁。[16]
这个现象表明了亚历山大一世治下俄国的某些基本状况。在向俄国大众强加需求时，亚历山大的政权一定程度上是可怕而具备毁灭性的，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是彼得大帝的俄国，更不是斯大林的俄国，政权无法以恐怖手段控制社会精英。贵族不能公开反对亚历山大的政策，但他们可以拖政策后腿，破坏政策的执行进程：在战前几个月里，贵族阶层对向贵族庄园增税这一意图的破坏就说明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的一个方面。因此高尚的情感因素也应当被考虑在内，社会精英既需要被制约，也需要被拉拢。事实上，在面临希特勒入侵时，就连斯大林政权都意识到仅有恐怖是不够的，必须激发俄罗斯人的爱国激情。亚历山大在这方面不用别人提醒，更没必要让旁人提醒他去同贵族保持和睦，以便稳定后方、确保对战争的投入。在8月末，他告诉皇后的一位女侍官，只要俄国继续致力于战争，“只要士气不崩溃，一切就都运转良好”。[17]
少将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Vasili Viazemsky/Василий Вяземский）公爵的日记表明了亚历山大为何的确有必要担心贵族的“士气”。维亚泽姆斯基家族是一个古老的公爵门第，但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家族里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然富裕且身处显要位置。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只拥有不到100名农奴，当然不属于富贵之列。他在远离彼得堡和近卫军的普通猎兵团里度过了职业生涯。尽管受过良好教育，但他的关注点和主张都属于中等行省贵族一类。在战争开始时，维亚泽姆斯基正在托尔马索夫手下的第三军里指挥一个猎兵旅，守卫通往乌克兰的道路。
像大部分同辈贵族一样，维亚泽姆斯基因俄军面对拿破仑入侵时的撤退而感到沮丧和困惑。等到拿破仑正接近俄国心脏地带的消息在9月初传来时，沮丧就演变成了愤怒。
一个人的心脏会因俄罗斯的处境而颤抖。部队里毫无疑问存在阴谋，他们当中满是外国人，又被暴发户指挥着。谁是皇帝在宫廷里的顾问？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他什么时候参加过哪怕一次战争？哪一场胜利让他声名远扬？他对他的祖国曾经做过什么贡献？在这个关键时刻，能接近皇帝身边的人却是他。整支军队和全体人民都在谴责我们的部队从维尔纳到斯摩棱斯克的撤退。要么整支军队和全体人民是白痴，要么那个下令撤退的家伙是白痴。
在维亚泽姆斯基看来，他个人的未来和国家前景交织在一起，却都是一片阴沉。俄国面临着战败和丧失光荣的局面，它的面积和人口将会锐减，它漫长而虚弱的边境将会因此变得更加难以防御，它将需要一个新的行政系统，而这个系统会成为诸多混乱的源头。“宗教已经被启蒙运动削弱了，所以还有什么留给我们去控制难以管束、易于暴乱又饥肠辘辘的群众呢？”至于当时正施加在贵族阶层头上的支持民兵的新需求，“现在我的处境的确还行。（但）我的庄园中每10个男子里要抽出1个作为民兵新兵，我还得供养他们留在身后的家人：我没有一个铜板，我还有许多债务，我没有任何能够为我的孩子提供支持的东西，我的职业没有任何稳定的未来。”[18]
1812年夏季，亚历山大担心俄国精英的士气可能会崩溃，接着这些精英就会转而对他的战略和对胜利的投入力度怀有疑虑。然而，皇权和贵族的同盟还是牢固地维持住了。考虑到1812年战局中的军队补给问题，这一同盟是极为重要的。
战争前夕，亚历山大向俄国社会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在食物和运输方面为军队提供帮助。莫斯科的贵族和商人们一天之内捐出了100万卢布作为回应。在遥远的伏尔加河岸上的萨拉托夫（Saratov/Саратов），阿列克谢·潘丘利泽夫（Aleksei Panchulidzev/Алексей Панчулидзев）省长收到了亚历山大的呼吁和警务大臣让萨拉托夫省提供2000头牛和1000辆大车协助军队展开运输，再提供1000头牛供食用的“请求”。省内的贵族和市镇政府不仅同意了这一请求，还主动额外提供了500头牛。他们测算认为，一辆配备了两头牛的大车在萨拉托夫得花费230卢布，其中大车本身只值50卢布，一头肉牛则要耗费65卢布。然而，把大车和牲畜运到军队还要雇用270名工人工作6个月时间，每个工人的月薪是30卢布，这一共就要花费48600卢布。所以萨拉托夫省甚至在开战之前就为维持军队投入了超过40万卢布。[19]
在1812年的战局中，野战部队在食物上花费极少。1812年俄国野战部队的全部开支仅是1900万卢布，其中大部分是薪饷支出。在战局初始阶段，军队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此前两年在西部边境建立的仓库来供养的。在这些仓库里已经储存了足够一支200000人的大军和他们的马匹消耗6个月的食物和草料。然而，上述准备工作并没有完全成功，因为在军队撤退途中所经过的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安排的兵站（etapy/этапы）就数量而言实在太过稀少。不管怎么说，这些库存通常是为支撑俄军部队向华沙大公国推进而设立的。一份苏联资料推测，仓库里储存的食物有40%落入法军手中或者被烧毁了——后一种状况要常见得多，尽管后勤总监格奥尔格·坎克林总是否认这一点。[20]
自从战局开始后，后勤部门就组织军队从平民那里征用食物，有时甚至直接拿走，作为交换，征用食物的团会给平民发放收据。此举很有意义，因为任何俄军带不走的食物都会被法军弄到手。发放收据的制度原本是设计来保障征用以有序方式进行，避免其沦为洗劫的。它的另一个设计目的则是让政府日后能够向提供食物的平民发放补偿。俄国政府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战争结束后它设立了特别委员会负责收集收据，以收据冲抵赋税。所以，在征用和提供收据的系统运行良好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其实是一种强制性贷款，这让国家能够等财政恢复到和平时期的秩序后再支出战时费用。[21]
1812年初颁布的野战部队新法典中详细规定了俄军部队应当如何在战时供养自己，其基本原则是军队必须从当地人手中征用所需的一切食物。美中不足的是，这部新法典是给出境作战的俄军设计的。不过在两个月后，亦即1812年3月下旬，法典的适用范围就扩大到了在俄国国内进行的战争。被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省份将会处于军队司令及其后勤总监的支配之下，所有的文官都必须服从后勤总监。正如人们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这份原本被设计来管理所征服土地的法典给军事当局的权力实在太大了。补充法令只设想了将边境省份纳入适用范围的情况，但到1812年9月时，一直远达莫斯科南面的卡卢加的一长片省份都被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供养军队、照顾伤员甚至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征收冬装等许多事务都压到了这些省份的省长们肩上。[22]
军需官、省长和贵族阶层确保了俄军在1812年战局前半段很少遇到饥饿状况。当时正值收获或是收获时节刚刚过去，军队又位于俄罗斯帝国繁荣的核心地带，因此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存在于俄国乡村的应对歉收和饥荒的仓库网络也有助于供养军队。贵族们在很多情况下同意从上述仓库中抽出粮食供给军队，并自行补足仓库缺口。志愿捐献食物、草料、马匹、运输工具、装备和服装的事例不胜枚举。正如人们会预计到的那样，最为庞大的捐助来自感受到了敌军威胁又能够最轻易地向军队输送补给的邻近省份。也许没有一个省份能够和普斯科夫省对维特根施泰因军的捐助相提并论，不过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也相差不远，卡卢加省省长帕维尔·卡韦林（Pavel Kaverin/Павел Каверин）在向位于塔鲁季诺营地的库图佐夫大军输送补给时被证明是极有效率又极为勤劳的。一位十分稳重的同时代史学家估计，1812年俄国社会自愿捐献的战争物资价值1亿卢布，其中绝大部分是由贵族提供的。然而，由于大部分此类捐献是实物形式，因此很难对其做出准确估计。[23]
在协助供养军队的同时，省长和贵族们也被要求协助组建新军事单位，它们将构成巴克莱军团和巴格拉季翁军团后方的第二道战线。亚历山大早在6月初——也就是说拿破仑越过俄国边界之前——就在维尔纳发出了希望地方提供协助的第一次请求。
这类新后备军中有一部分是当时集中在10个所谓“二线”新兵兵站的新兵。安德烈亚斯·克莱因米歇尔（Andreas Kleinmichel）少将接到了从这些应征士兵中组建6个新团的任务——也就是说不到14000人。随着拿破仑横穿白俄罗斯向前推进，克莱因米歇尔奉命把他的6个团集中到特维尔和莫斯科之间的大后方训练。他得到了一批优秀的军官和老兵作为训练核心，这些人一部分来自二线新兵兵站，一部分是被留下来疏散仓库并关闭24个一线兵站的全部军官和军士。此外还有两个莫斯科卫戍团和两个来自彼得堡的优良水兵营被派了过去。克莱因米歇尔很快就有了足够的军官，他还能派出一些军官协助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公爵当时正奋力在俄国中部省份组建12个新团。[24]
亚历山大于5月25日在维尔纳起草了组建上述12个团的命令。这一命令的极大新奇之处在于，这些团应当由行省社会负责组建并出资。国家将会提供新兵和步枪，但它希望此前在军中服役过的贵族能再度从军，提供这些团所需要的所有军官，国家同时希望行省贵族为这些团提供制服、装备和食物。市镇政府则必须为他们的运输工具出资。这12个团会在6个省内组建：北方的科斯特罗马（Kostroma/Кострома）、弗拉基米尔（Vladimir/Владимир）、雅罗斯拉夫尔（Iaroslavl/Ярославль），南方的梁赞、坦波夫（Tambov/Тамбов）、沃罗涅日（Voronezh/Воронеж）。这6个省中每一个都应当为一个团提供军官和装备，此外还有9个省会负担剩余的6个团。[25]
一如既往地，收到这种命令时省长的第一反应是和行省首席贵族讨论相关事务。地方首席贵族们被传召到省会去组织新法令的具体执行过程。考虑到俄国行省的大小，在8天内安排省长和地方首席贵族们的重要会议几乎是不可能的。贵族和市镇政府都立刻接受了君主制订的任务。亚历山大建议3个南方行省——梁赞、坦波夫和沃罗涅日——合作组建它们的团。省长们测算认为，为一个团提供食物、衣服和装备需要消耗18.8万卢布，建造运输车辆还需要额外耗费2.8万卢布。然而俄国不同省份物价相差很大，科斯特罗马的首席贵族们确信，在他们的行省（组建同样一个团）需要耗费29万卢布。首席贵族们同意在行省的全部农奴主那里均摊所需资金总额。[26]
筹措资金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弄到制服、装备和马车就复杂多了。省长们和首席贵族们几乎没有组建团的经验，而拿破仑推进到俄罗斯境内时悲惨危急的那几个星期显然不是学习上述技能的轻松时段。所有行省都认为大部分装备和军用物资应当从莫斯科运来。仅以一个团为例，它就需要2900米墨绿色布匹和近4500双靴子，还要安排相当数量的运输工具。3个南方省份选择在莫斯科裁剪制服，因为它们缺乏能够及时自行完成任务的裁缝工人。以梁赞团的结果为例，这个团的1620套军装从未离开过莫斯科，最后在大火中被全部烧毁。不过北方省份就没有那么纯农业化了，尼古拉·帕森科夫（Nikolai Pasynkov/Николай Пасынков）省长确信科斯特罗马省的裁缝能够自行处理、解决任务。[27]
在根据军队提供的模具生产弹药和补给马车这方面，所有省份都遭遇了障碍。虽然科斯特罗马省省长要求当地工匠根据这个模型打造一个近似品，来自奔萨（Penza/Пенза）省——位于莫斯科东南的农业地区深处——省长的抱怨却要普遍得多，“尽管我用尽所有愿望和热情为实际生产弹药和补给马车提供帮助，但对我而言这种生产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完全缺乏能够从事此类工作的工匠”。省长们很快就得知他们只需要提供生产马车的资金，马车将在莫斯科守备司令黑塞（Hesse）中将的指导下于莫斯科生产，这让他们大为轻松。然而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和巴拉绍夫忘记预先去提醒黑塞了，后者困惑地收到了省长们对他所提供帮助的欢乐感谢。为了避免此后出现这类混乱状况，亚历山大于6月29日任命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为他在军事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助手。阿拉克切耶夫在战略或军事行动方面从没有多少影响力，不过在余下的战争中，他会在同动员、训练、装备俄国后备军和民兵有关的一切事务上成为实质上的领主。[28]
组建新团所需要的拼命努力向我们说明了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地方很多行省生活的状况。在梁赞省，当地商人在给梁赞城附近组建的团提供食物时试图收取高额费用，可能是因为他们总要负担食物的一半花费，贵族们于是完全免费地提供了食物。行省首席贵族、因为虐待农奴而声名狼藉的退役中将列夫·伊斯梅洛夫（Lev Izmailov/Лев Измайлов）这回负担了所需的大部分食物。更困难的则是为新建立的团提供卫生帮助。1812年时整个梁赞只有两位医生。其中一位名叫格内特（Gernet）的年轻医生堪称英雄，在为团里的伤员提供治疗这一通常工作以外，他还志愿陪伴团里的士兵赶赴前线，甚至自掏腰包为他们提供药品。另外，当士兵还驻扎在梁赞时，莫尔强斯基（Moltiansky/Молтянский）医生就穷尽一切手段逃避帮助士兵的任务，后来更是断然拒绝陪伴士兵出征。最终布哈林（Bukharin/Бухарин）省长以流放出省、让他无法从业来威胁莫尔强斯基，这才迫使他随军出征。[29]
最困难的任务则是为这些新团找到足够的军官。亚历山大显然高估了贵族们重返军队的意愿，也没能给退役贵族军官提供足够的从军动机。沃罗涅日省省长在7月初向洛巴诺夫报告，尽管他已经传唤行省贵族召开紧急会议，但与会人员里没有一个自愿返回军队。在梁赞，“哪怕在这个省数目众多的贵族当中，愿意成为军官的人也依然很少”。重返军队和俄罗斯贵族的基本生活方式相抵触：年轻贵族会作为单身军官服役多年，然后退伍回乡结婚、经营庄园，或者在地方行政部门就职。志愿者的数量不久之后开始上升，皇帝这时也允许前军官以退役时擢升的军衔而非在团里持有的最后一个军衔返回军中，这可能对从军人数的提高有所帮助。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赤贫的生活状况似乎是促使贵族重返军队的主要动机。[30]
洛巴诺夫以典型的吹毛求疵和令人生气的方式解释亚历山大的命令，这无助于他自己的事业。在省长当中，辛比尔斯克省的阿列克谢·多尔戈鲁科夫（Aleksei Dolgorukov/Алексей Долгоруков）公爵可能在动员志愿者返回军队时最为热心。到8月中旬为止，他已经派出了42名未来的军官加入洛巴诺夫的团。多尔戈鲁科夫自己承认其中的一个人，退役少尉扬切夫斯基（Ianchevsky/Янчевский）几乎是不合格的，此人之前曾有一次因醉酒而受到处罚。省长写信给洛巴诺夫，告诉他自己之所以要把扬切夫斯基送到洛巴诺夫那里再行定夺，是因为这个人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悔意，渴望在战场上实现自我救赎。然而洛巴诺夫相信要执行皇帝命令直到最后一个逗号为止，他即刻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谴责多尔戈鲁科夫，因为皇帝的法令中规定邀请返回军队的前军官得具备良好的行为记录。[31]
甚至直到9月中旬时，洛巴诺夫的团里军官数目还没有达到总员额的一半，被安排到团里的285名军官中只有204人是返回军队的贵族，其他人大部分来自相当不可靠的来源——内卫部队。洛巴诺夫明确需要安德烈斯·克莱因米歇尔即刻派来227名多余军官。另外，彼得堡军官武备学校派给了洛巴诺夫12名优秀军官，还从一个掷弹兵训练单位中抽出了几乎一整个营的受训军士。洛巴诺夫还渴望从巡逻西伯利亚西南边界的部队中得到军官、士官和最好的未婚老兵，这些人已经开始了他们长途跋涉加入洛巴诺夫麾下的征程。[32]
洛巴诺夫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对抗绝非组建这12个团过程中的唯一冲突。洛巴诺夫的两位助手之一鲁萨诺夫（Rusanov/Русанов）少将被他上司的行为激怒了，盛怒之下他直接向皇帝弹劾洛巴诺夫，这让阿拉克切耶夫大为恼火。在负责监督团的组建过程的军官和地方首席贵族之间也出现了冲突，因为军官只对尽快让部队做好出征准备感兴趣，而首席贵族还要关注制服和装备的价格状况，因为他们还要负担相关的开支。然而，尽管遭遇了这些冲突和困难，这些新团的组建依然被证明是成功的，其中的6个团和克莱因米歇尔麾下的3个团加入了库图佐夫位于塔鲁季诺营地的大军。元帅向亚历山大报告，尽管这些团只得到了“非常短暂”的训练时间，但是“他们组织状况良好，大部分士兵的射击能力也不错”。[33]
不管洛巴诺夫和克莱因米歇尔的部队质量有多高，40000名援军的数量实在太少了，仅靠他们无法把战争状况变得对俄国有利。甚至就在这两位将军奋力组建他们手下的18个团的时候，亚历山大还下达了新一轮征兵命令——第83轮征兵——此次征兵意在征召超过150000名新兵。然而，召集并训练这些人需要花费数个月的时间。为了在这段过渡时期内组织二线防御，亚历山大呼吁他的贵族们从所拥有的农奴中动员一支临时性的战时民兵，并由这些贵族担任民兵军官。事实上，由于法军已经威胁到斯摩棱斯克省，当地的贵族们在皇帝发出呼吁之前已经开始着手组织“家乡自卫军”。但民兵的大规模动员实际上要到亚历山大7月底前往莫斯科时才真正开始。亚历山大在那里看到了莫斯科贵族对他的呼吁做出的强烈爱国主义回应，他于7月30日发布了一份宣言，号召在16个省份动员民兵。[34]
一共有大约230000人在民兵中服役，其中几乎所有士兵都是私人农奴，而军官绝大部分是来自民兵所在省份的贵族。没有国有农民或皇庄农民加入民兵，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由于正规军一直都是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核心和胜利的关键，因此不能耗尽正规军的新兵资源，这一点相当重要。此外，为民兵找到足够的军官也注定是困难的。贵族们也许会感到有义务参加由本省贵族会议志愿提供并组建的民兵，尽管事实上还是有许多人用尽一切手段来回避义务，如果从国有农民和皇庄农民中征集民兵，找到适宜担任军官的人就更不可能了。[35]
民兵士兵会保持他的平民服装。他需要一件足够宽松的外衣（kaftan/кафтан），这件外衣要宽大到能让他在下面再穿一件毛皮外套。他的两双靴子也需要足够宽敞，以便让脚上能够包裹着抵御冬季严寒的袜子和裹脚布。他还需要两件俄国产歪领衬衫、几条手帕和绑腿，以及一顶可以扣在胡须下方、在冬季保持头部温暖的帽子。[36]
出身农民的民兵士兵和国家都喜欢这个安排。对民兵来说，这暗含着承认他们并非（正规军）军人，将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家乡的意味。而国家则免于负担为民兵提供制服的义务，这在当前环境下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根据内务大臣在7月中旬的报告，仅仅现有的军事订单就让生产制服的衣料出现了34万米的缺额，再负担额外的240万米战时需求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内务大臣写道，俄国国内不仅布匹工场数量太少，而且还缺乏提供对应数量羊毛的绵羊。事实上，除了近卫军之外，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士兵是1812～1814年最后一批得到俄国步兵传统墨绿色制服的新兵。此后所有的应征士兵都要和粗制滥造的灰色“新兵服装”做斗争，这些服装是用劣等“农用布”制成的，很难应对战争的严酷考验。[37]
新民兵被分成了3个战区。第一战区的8个省原则上要致力于防守莫斯科。构成第二战区的两个省（圣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的任务则是保卫皇帝的都城。这两个地区都要立刻被动员起来。第三战区的6个省则要等到收割之后才动员，即便到那时该区域的动员也仍然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三战区司令是中将彼得·托尔斯泰伯爵，前任驻巴黎大使。对托尔斯泰而言，和拿破仑作战要比在他面前献殷勤快乐得多。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要是有人给他足够的炮兵掩护进攻的话，他会指挥装备着长矛的民兵纵队攻击敌军——这是法国1793年“全民皆兵”（levée en masse）的俄国版本。[38]
1812年战斗力最强的民兵是圣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省组建的民兵团。由于维特根施泰因挡住了法军，他们在投入战斗前得到了短暂的训练时间。首都卫戍部队提供了拥有长期训练新兵经验的军官和军士，圣彼得堡军械库也为他们服务，所有的民兵都得到了步枪。经过五天五夜的训练，亚历山大在英国大使卡思卡特勋爵陪同下检阅了彼得堡民兵。注视着这些新兵以令人瞩目的技艺完成基本训练时，大使向亚历山大评论道，“这些人是从土里突然生长出来的”。在1812年秋季战局中，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民兵将和维特根施泰因麾下的正规军在一系列会战里并肩作战，他们表现出的状况比任何有权预测的人所估计的状况都要好。[39]
第二战区民兵的作战行动在1812年可谓异乎寻常。和同他们相对应的1813～1815年的普鲁士国民后备军不一样，俄国民兵从未和正规军单位一起混编成旅和师。绝大部分情况下，它作为一支辅助部队而非野战军的一部分存在。在1812年初秋，大部分民兵被用来组织警戒线、堵塞道路，以便阻止敌军粮秣征集队和掠夺者冲出莫斯科附近地区。当拿破仑撤退时，一些民兵单位被用来在收复的土地上维持治安，协助恢复秩序、行政管理和交通，其他人则负责押送战俘。在1813年，大部分民兵被用来封锁但泽（Danzig）、德累斯顿（Dresden）以及其他许多位于联军后方、有大股敌军正规部队守卫的要塞。这些工作中没有一桩是特别富有英雄主义或浪漫主义色彩的，尽管需要为它们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无论如何，民兵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民兵将数以万计的俄罗斯正规军人（从烦琐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入野战战场。[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