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812年的民兵来说，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火器。俄国在7月底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步枪短缺问题，截至那时，战前18个月储存的371000支步枪中已经有近350000支被分发下去了，而此时的步枪生产则几乎完全依靠位于图拉的国有和私人工场。在1812年5～12月，图拉一共生产了127000支步枪，平均每个月生产将近16000支。然而，在莫斯科陷落之后，许多工匠逃离图拉回到了自己的村子，这在数周内严重影响了图拉的生产，也激怒了亚历山大。图拉后来在为后备骑兵生产手枪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因此俄军步枪的主要来源一度是从英国进口的101000支步枪和从法军那里缴获的成千上万支步枪。库图佐夫正确地把武装预定进入军队的新兵作为头等大事，民兵则在火器分配队伍中排到了末尾。民兵所得到的剩余火器通常是质量低劣的，而且直到1812年12月，大部分民兵装备的依然是长矛。[41]
这一切都令库图佐夫大为失望。在被任命为总司令之后，他最先关注的要点之一就是了解野战部队后方的后备部队状况，而真实状况实在令人沮丧。那些起初被视为二线防御部队的军队所剩余的最后一点兵力就是米洛拉多维奇下属各营，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在博罗季诺战前与库图佐夫会合。现在剩下的已经只有洛巴诺夫和克莱因米歇尔手下的（正规）团与民兵了。就算洛巴诺夫能够及时赶来保卫莫斯科，亚历山大也禁止库图佐夫使用洛巴诺夫的部队。在皇帝看来，这些人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更重要的是，保留一支核心部队，以便让成群的新兵围绕在他们周围形成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一点相当关键。一部分莫斯科省和斯摩棱斯克省民兵确实及时赶来守卫城市。库图佐夫在博罗季诺战后将一些民兵并入他的正规团，以便弥补他的部队所遭遇的巨大损失。然而，手底下带了这么多未经训练、有的甚至还尚未武装的士兵之后，他和巴克莱拒绝接受在莫斯科城外冒险展开会战的主张就毫不令人奇怪了。[42]
拒绝的结果是，莫斯科这座城市因此陷落。由于米洛拉多维奇和巴克莱的努力，军队并没有在穿过莫斯科撤退时土崩瓦解，但是在此后的几天里，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濒临崩溃。库图佐夫骑行经过正在行军的团时头一次没有受到欢呼。在精疲力竭、遭到了庞大损失之外，此刻压在他们头上的还有不经一战放弃莫斯科的羞耻与绝望。官方征用和肆意盗窃之间一如既往地只有一线之隔。纪律遭到了破坏，许多士兵开始劫掠乡村。哥萨克开了抢劫的头，但他们绝非唯一的劫掠者。一个临时虏获品市场就建立在塔鲁季诺营地附近——尽管官方说辞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法军那里缴获的。[43]
一些下层军官甚至也加入了劫掠者的行列。大部分人因放弃莫斯科而感到十分沮丧，并产生了遭遇背叛的想法。拉多日茨基中尉回忆说，“迷信的人们不能理解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情，认为莫斯科的沦陷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崩溃、敌基督的胜利、不久之后可怕审判和世界末日的到来”。远在托尔马索夫军团那里，一位绝望的少将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向上帝发问，为何他要令莫斯科沦陷：“这是在惩罚一个如此热爱你的民族！”但维亚泽姆斯基并没有漏过将灾难引到他们身上的现世恶棍。这些人包括，“让外国人、启蒙思想扎根（的人）……阿拉克切耶夫、克莱因米歇尔和宫廷里的堕落者”。如果说维亚泽姆斯基的言论已经快到了责备皇帝的程度的话，那么叶卡捷琳娜女大公在给她兄长的信里就更不加掩饰了。她告诉皇帝，因为他对战争的低劣指挥和未经一战放弃莫斯科令俄国蒙羞，现在他已经遭到了广泛的批评。[44]
尽管绝望的情感来势汹汹，但它也是极其短暂的，几天后心情就有所变化了。一位参谋写道，莫斯科着火的情景起初尽管令人忧愁，忧愁很快却变成了愤怒：“勇气和复仇的渴望取代了消沉情绪：法国人蓄意在莫斯科纵火，那时候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俄国人）距离失败还很遥远，这种观点开始广为流传，正如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一位年轻中尉亚历山大·奇切林（Aleksandr Chicherin/Александр Чичерин）所述，入侵他的国度的野蛮人将要为他们的“无礼”付出代价。巴克莱·德·托利亲自拜访他手下军团里的每个单位，向他们解释为何俄军现在已经处于上风、将会赢得这场战局，这有助于改变部队的心情。梅舍季奇中尉回忆巴克莱怎样向他所在炮兵连的士兵解释他是根据计划行事，“漫长的撤退已经让敌军没有任何胜利的机会，并会导致敌人走向灭亡，因为他已经落入准备好的、将让他毁灭的圈套”。[45]
军队在塔鲁季诺恢复了正常生活中的一些要素。库图佐夫坚持要求在每周日和宗教节日履行宗教义务，他亲自参与所有宗教仪式以示表率。俄国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习俗——澡堂——也前来应对士兵的急切需求，各团开始为自己修建浴室（banias/баня）。军队的酷烈纪律守则同样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这种状况下它相当有用。例如库图佐夫于10月21日批准了军事法庭对季先科（Tishchenko/Тищенко）准尉的死刑判决，季先科把他手下的猎兵排变成了一伙抢劫犯，他们劫掠甚至杀害当地居民，对他手下11名猎兵的死刑判决则减为在1000人当中执行夹道笞刑三次。[46]
然而在连续几个月的运动和疲惫之后，最终在塔鲁季诺营地得到几个星期休整这一事实也许是让军队情绪得以改变的同样重要的原因。营地的地势和防御工事并不十分强固，但法军也已经筋疲力尽，并未打扰俄军。俄罗斯中部肥沃地区的收获季节刚刚过去，俄军可以原地停留数个星期且免于饥饿，充裕的补给从南方富庶的农业省份经由卡卢加运来，援军也同样赶来了。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奇切林中尉浑身湿透、一文不名地来到了塔鲁季诺，连一套换洗衣服都没有——因为他的所有行李都丢在了莫斯科。但他的家人前来帮忙，带给他许多东西，其中包括一顶帐篷，由于它实在太过于富丽堂皇，竟被库图佐夫本人临时借用过一段时间。奇切林回忆说天气非常好，军官们沉溺在畅谈、音乐和阅读当中——这一切在战时营地里都别有一番滋味。他们实际上只担心一点，那就是皇帝也许会与法国议和。他们中一位军官评论说，如果这桩事发生的话，他就会移居国外，在西班牙与拿破仑作战。[47]
做出战争或和平决定的责任落到了正在彼得堡的皇帝肩上。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期待他会媾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柏林陷落后继续作战，弗朗茨二世在1805年和1809年维也纳陷落后也拒绝议和，哪怕奥地利人后来是孤军奋战。莫斯科甚至都不是亚历山大的实际都城。此外，正如皇帝清楚了解的那样，如果他在莫斯科沦陷后媾和，就要直面俄国精英的反对，这会让他的生命和宝座处于危险之中。然而，1812年里许多紧张状况的根源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拿破仑入侵的紧张气氛中，亚历山大和俄国精英都没有完全把保持镇定和对胜利的全力以赴交托给对方。[48]
7月19日离开军队后，亚历山大在斯摩棱斯克作了短暂停留，咨询了他的省长和将军们，然后继续赶往莫斯科。他于7月23日深夜抵达莫斯科，1812年里最惊人的景象和回忆出现在第二天，这一幕通过列夫·托尔斯泰得以不朽。在一个明媚夏日的上午9点，当亚历山大出现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外的“红色阶梯”上，准备前往圣母升天大教堂时，他受到了很大一群人的欢迎，这群人聚得十分拥挤，亚历山大的侍从将军们费了很大周章才冲开一条道路进入教堂。其中一位将军叶夫格拉夫·科马罗夫斯基写道，“我从未像当时那样看到人民中有如此的热情”。克里姆林宫所有教堂同时响起钟声来欢迎皇帝，他还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群众的欢呼。普通人推挤着向前，想要接触他、恳求他带领他们抵抗敌军。这就是沙皇和人民的联合——帝俄政治神话的核心内容——最完整也最完美的形式。对大部分普通俄国人而言，君主就是他们忠诚的至高核心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在这个面临威胁、前途不定的时刻，这种感情更是比平常深刻得多。[49]
亚历山大次日会见了莫斯科的贵族和商人，他们以许诺向新民兵提供大量人员和资金支持来迎接亚历山大。皇帝受到了感动，后来他评论说感到自己不配去领导这样的民族。罗斯托普钦在动员这场展示忠诚和支持的壮观场面上的成就让亚历山大颇为高兴，他离开现场时亲吻了罗斯托普钦的左右面颊，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祝贺罗斯托普钦得到了独一无二的皇帝认可痕迹。警务大臣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听说这个评论后向罗斯托普钦抱怨，“自从他登基开始我就为他效劳，可是从没得到这个。你永远都别指望阿拉克切耶夫会原谅或忘记这个吻”。在这片爱国主义热潮当中，正常的政治生活依然以其他方式持续着。亚历山大即将离开莫斯科时，罗斯托普钦向他询问关于未来方针的指示，但皇帝答复说他对莫斯科总督完全有信心，他必须根据周边环境和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在战争的混乱之中，这一指示是足够公正的，但它也意味着罗斯托普钦最终要独自为摧毁城市的大火承担责任。[50]
除了前往芬兰会见贝纳多特的短暂旅行之外，亚历山大在彼得堡度过了夏季的剩余时间和秋季。当他于9月3日从芬兰返回时，亚历山大发现一位英国军官罗伯特·威尔逊爵士正在等待他，威尔逊曾在1806～1807年随同俄军征战，当时刚从巴克莱·德·托利的总部赶到彼得堡。威尔逊向亚历山大陈述了他手下将领间的倾轧和将领们对巴克莱的反对，这并没有令皇帝感到惊奇。令他大为震惊的则是将领们要求皇帝把鲁缅采夫从身边赶走，或者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他的将领们“只要得到皇帝陛下不再信任那些他们不相信的顾问的保证，他们就会以努力和牺牲来证明忠诚，这将令皇冠增辉，宝座即便处于逆境也会依然安稳”。[51]
撇开华丽的辞藻不提，这事实上是亚历山大的将军们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君主身上。通过一位来自海外大国的代理人传递消息，这必定更不会让亚历山大顺心。威尔逊记录说，“在这次讲解中，皇帝时而双颊涨红时而面无血色”。尽管亚历山大很有技巧和耐心地处理了威尔逊的声明，但他还是花了好些时间才恢复镇静。他对将领的要求做了平静的回应，称呼威尔逊为“反叛者的大使”，声称他了解这些军官、相信这些军官：“我不担心他们会做出任何对抗我的权力的秘密活动。”[52]
然而，亚历山大坚持认为将领们错误地相信鲁缅采夫曾建议他向拿破仑屈服。他不能“毫无原因”地罢免一位忠诚的仆人，尤其是在“我对他怀有极大的尊重，因为他几乎是唯一一位一生中从未向我要求过什么私利的人，而其他人却总是为自己或相关人士寻求荣誉、财富或其他什么个人目标”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此举牵涉到一个关键原则。皇帝必然不能在世人注目下向这种压力屈服，这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先例。无论如何，威尔逊同时必须“把‘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位于边界的我国一侧，我就决心继续抵抗拿破仑’的保证带回军队。不管发生什么，我不会背弃自己的诺言，我会忍受最糟糕的状况。我已经准备好把我的家属迁到内地，承担一切牺牲。但我必定不能在选择我自己的大臣这一点上做出让步”。[53]
夏季时亚历山大居住在彼得堡北郊涅瓦河（Neva/Нева）支流中面积不大的卡缅内岛（Kamennyi Ostrov/Каменный Остров）上的小宫殿里，这座宫殿实际上比乡间别墅大不了多少。在亚历山大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设置卫兵，他的生活条件也十分简易。就是在这里，亚历山大收到了莫斯科沦陷的消息，由于库图佐夫此前声称他已经在博罗季诺挡住了法军，这消息就更令人震惊了。皇后的女侍官罗克桑德拉·斯图尔扎（Ruxandra Stourdzha）回忆说，流言传遍了整个彼得堡。人们担心并广泛认为庶民会发起暴动，“贵族们高声把国家的不幸归咎到亚历山大头上，很少有人在交谈中尝试去替他辩护”。9月27日是皇帝的加冕周年纪念日。亚历山大一度屈从于顾问们对他人身安全的担忧，乘坐一辆马车而非像平时一样骑马赶往喀山大教堂。当皇帝一行拾级而上出现在大教堂时，迎接他们的却是彻头彻尾的沉默。罗克桑德拉·斯图尔扎并不是一个内心虚弱的人，但她记得她听到了每一步的回声，她的膝盖也在颤抖。[54]
来自他妹妹叶卡捷琳娜的愚蠢信件对亚历山大的表现大加指责，这让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皇帝的回信说明了他在这个关键时刻的感受是何等紧张。在向叶卡捷琳娜指出既批评他出现在军中对将领造成不良影响，又批评他没有接过指挥权拯救莫斯科毫无意义之后，他写道，如果他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命运赋予他的角色的话，那么这并非他的错误。他的军事和民事助理们中有许多人水平低下，这也不能归咎于他。
考虑到我能依靠的东西如此低劣，我在所有领域都缺乏足够的办法，还要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危急时刻统领这样庞大的机器、对抗将最可怕的邪恶和最卓越的才能合为一体的地狱般的敌人，那个敌人还有整个欧洲的权力作为依靠，还有一群在二十年战争与革命中磨砺出来的富有才干的助手——从常理来看，我遭遇挫折难道会让人惊诧吗？
但亚历山大这封书信的刺痛点却在末尾，他在那里写道，他曾经得到警告称敌方间谍甚至曾经试过促动他的家人起来反对他，而叶卡捷琳娜本人就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即便是这位非常自信的女大公也被这封回信震撼了，亚历山大随后补充了一些话，稍微放缓了语气，“如果你发觉我太过易怒的话，就先试试把自己放到我身处的这个残酷位置上来吧”。[55]
在他自己的血亲被证明比一无用处还要不堪后，亚历山大却从妻子——敏感而美丽的叶丽萨维塔皇后——那里得到了切实的忠贞支持。这几个星期里她保持着冷静和自信，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事实上我们做好了除谈判之外的一切准备。拿破仑推进得越深入，他就该越不相信媾和的可能性。这是皇帝和各阶层人民的一致观点……每向广袤的俄罗斯推进一步，他就距离深渊更近一步。让我们看看他会怎样应对冬季”。她补充说，媾和将是俄国毁灭的开端，然而所幸和约是不可能签订的，“皇帝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这主意，就算他确实这么想，他也不能去做”。[56]
如果说亚历山大从他的妻子和在卡缅内岛树林中的散步中得到了安慰的话，他的主要慰藉则来自宗教。皇帝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混合了启蒙理性主义和贵族享乐主义的宫廷里成长起来的，在宗教方面教导他的东正教教士只给他留下了很少的印记。但他个性中的敏感和理想主义方面却让他越来越倾向于在基督教教义里寻求生活中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在拿破仑入侵之前他已经读了一段时间的《圣经》，但在1812年的极度紧张状况中，他的宗教情感越发强烈了。亚历山大每天都读《圣经》，用铅笔在他认为最有意义的部分下方画线做记号。甚至早在1812年7月初，他在给老朋友兼转入基督教信仰的同道者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的信中说，“在我们发现自己的时刻，我相信哪怕是最冷酷的人也会感到需要转回他的上帝那里……我听任自己受到这一感情的摆布，这对我而言已经习以为常，这么做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温暖、一种放任，这比过去要强大得多！我发觉那是我仅有的安慰、唯一的支持。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支撑了下去”。[57]
就是在这种情绪中，亚历山大听到了莫斯科沦陷和它随后毁于火灾的消息。等库图佐夫本人的信使亚历山大·米肖·德·博勒图尔（Alexandre Michaud de Beauretour）上校带来这一消息时，皇帝已经做好了接见他的准备，并向他的军队发回了一条坚定的消息。亚历山大和米肖双方都动了真感情，他们在最关注的问题上消除了彼此间的疑虑。米肖向皇帝保证放弃莫斯科并未削弱军队的士气，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胜利的全力以赴。米肖以及通过米肖传递消息的军队则得到了他们希望听到的誓言。莫斯科的陷落远没有削弱皇帝的自信或意志，反而坚定了他取得全面胜利的决心。亚历山大以这样的言辞结束谈话：
我会用尽我的帝国的最后一点资源，它所具备的资源要比我的敌人曾经想象过的还要多。但是，倘若天意注定我的王朝将不再在先人的宝座上统治，在用尽我权力范围内的所有手段后，我会把我的胡须蓄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胸膛），我宁愿远走高飞，和我的最后一点农民啃土豆，也不会签署令我的祖国和我亲爱的民族蒙羞的和约，我知道应当怎样答谢为我做出牺牲的民族……要么是拿破仑，要么是我，我或者他，我们不能同时统治。我已经学会如何去理解他，他骗不了我。[58]
这是优良的戏剧表演和战斗台词，也正是当时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并没有理由去怀疑亚历山大说出这番话时的真诚或责任感。这些话语表明了拿破仑战略的破产，指向了他麾下军队的毁灭。
[1] P.A.Chuikevich，‘Analiticheskii proekt voennykh deistvii v 1812.P.A.Chuikevicha’，Rossiiskii Arkhiv，7，1996，p.46（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1812 г.П.А.Чуйкевича.С.46）.S.N.Golubeva（ed.），General Bagration：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Moscow，1945，no.57，‘Plan kampanii 1812 goda，predstavlennyi P.I.Bagrationom Aleksandru I’，pp.130-8.Janet Hartley在‘Russia and Napoleon：State，Society and the Nation’，in M.Rowe（ed.），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Basingstoke，2003，pp.186-202中，就俄罗斯社会对拿破仑的抵抗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概述。
[2] N.Shil’der，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vol.3，pp.100-3.
[3]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巴克莱致阿施，1812年7月21日（旧历），pp.157-8。
[4] L.G.Beskrovnyi（ed.），Narodnoe opolchenie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oda：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2，no.2，1812年7月6日（旧历），pp.14-5（Народное ополчение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ода：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1962.С.14-15）.
[5] 这一统计数字来自Beskrovnyi（ed.），Narodnoe opolchenie，no.205，pp.218-9：这是特维尔民兵指挥官特尔托夫（Tyrtov/Тыртов）中将的最终报告。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452。
[6] maquis，法国二战中的抗德游击队。——译者注
[7] 关于俄国民众（和其他人）抵抗拿破仑的杰出著作是A.I.Popov，Velikaia armiia v Rossii：Pogonia za mirazhom，Samara，2002.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波波夫也为Entsiklopediia在“人民战争”、农民骚乱、游击队及其他相关方面贡献了许多精彩条目。这与西班牙存在相似之处，查尔斯·埃斯代尔（Charles Esdaile）表明有许多游击队员是正规骑兵。然而，俄国的状况要比人们所预计的清晰得多。和西班牙不一样，俄国政权并未崩溃。见Charles Esdaile，Fighting Napoleon：Guerrillas，Bandits and Adventurers in Spain 1808-14，London，2004。
[8] Beskrovnyi，Narodnoe opolchenie，no.140，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10月23日（旧历），pp.155-6；关于个体行为的描述，可参阅no.89，pp.113-7和no.121，p.142。
[9] Popov，A.I.，Velikaia armiia v Rossii：Pogon’ia za mirazhom，Samara，2002，pp.185-229.A.G.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日记，p.146.关于农民骚乱虽然老旧却依然有用的看法，见V.I.Semevskii，‘Volneniia krest’ian v 1812 gi.sviazannyia s otechestvennoi voinoi’，in A.K.Dzhivelegov，S.P.Melgunov and P.I.Pichet（eds.），Otechestvennaia voina i russkoe obshchestvo，7 vols.，Moscow，1911，vol.5，pp.74-113（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и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М.，1911.Т.5.С.74-113.）。
[10] 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ii，Delo 2584中的许多有趣文件：‘O vozmushcheniiakh krest’ian i ob usilenii sredstv k poimke beglykh rekrut，dezertirov i kazakov’：fos.41-2：多夫雷致戈尔恰科夫，1812年11月1日（旧历），描述了龙骑兵被击溃，fo.35：维特根施泰因致戈尔恰科夫，1812年11月6日（旧历），则解释了为何要将军事行动置于首位。
[11]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2，no.312，亚历山大致戈尔恰科夫，1812年11月9日（旧历），pp.171-2。
[12] 关于1812年的莫斯科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了许多有趣的材料，例如彼得·伊万诺维奇·休金编纂的多卷本系列P.I.Shchukin：Bumagi otnosiashchiiasia do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Moscow，1897-1908（Бумаги，относящиеся д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812 года.М.，1897-1908）.N.Dubrovin（ed.），Otechestvennaia voina v pis’makh sovremennikov，Moscow，2006（Дубровин Н.Ф.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 письма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М.，2006）收录了罗斯托普钦给巴拉绍夫的许多书信，尤其要参阅第60～63页写于1812年7月23日（旧历）的第55封信，第70～71页写于7月30日（旧历）第62封信。英文读者没有必要阅读亚历山大·马丁撰写的优秀文章之外的资料Alexander Martin，‘The Response of the Population of Moscow to the Napoleonic Occupation of 1812’，in Eric Lohr and Marshall Poe（eds.），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Russia，1450-1917，Leiden，2002，pp.469-89。
[13] 俄国教会管理机构。——译者注
[14] Dubrovin，Otechestvennaia voina，no.47，15 July 1812（OS），pp.54-6.Shil’der，Imperator Aleksandr，vol.3，p.90.L.V.Mel’nikova，Armiia i pravoslavnaia tserkov’ Rossiiskoi imperii v epokhu Napoleonovskikh voin，Moscow，2007，pp.57-90，100-15.
[15]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22，16187，21 April 1785（OS），p.348.
[16] 可以以亚历山大写给弗拉基米尔省省长苏波涅夫（Suponev/Супонев）的信和苏波涅夫后来给皇帝“命令”的回信中的语气为例进行比较：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Delo 16，fos.21，23-8：苏波涅夫致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1812年6月11日（旧历），以及亚历山大致苏波涅夫，1812年5月13日（旧历）。关于在民兵中的服役状况和逃避兵役状况，可参见N.F.Khovanskii，Uchastie Saratovskoi gubernii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Saratov，1912，pp.41-64（Хованский Н.Ф.Участие Сарат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Саратов，1912.С.41-64）；I.I.Prokhodtsev，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p.277-528（Проходцев И.И.Ряз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в 1812 году.Рязань，1913.С.277-528）。
[17] 见埃德林伯爵夫人的回忆录，它的复写本刊布在A.Libermann（ed.），Derzhavnyi sfinks，Moscow，1999：‘Grafinia Roksandra Skarlatovna Edling：Zapiski’，pp.157-236，at pp.174-5.关于（贵族）对庄园税收事务的破坏，可见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p.8-21.
[18] ‘V.V.Viazemskii：Zhurnal 1812 g.’，in Russkie dnevniki：1812 god，Moscow，1990，pp.185-225，at p.211（1812 год...Военные дневники.М.，1990.С.210-211）.
[19] Khovanskii，N.F.，Uchastie Saratovskoi gubernii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Saratov，1912，pp.31-3.
[20] 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 Kankrina：General’nyi sokrashchennyi otchet po armiiam（krome Pol’skoi i Rezervnoi）za pokhody protiv Frantsuzov，1812，1813 i 1814 godov，Warsaw，1815，pp.11，44.L.G.Beskrovnyi，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2 goda，Moscow，1962，pp.245-7（Бескровный Л.Г.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ода.М.，1962.С.245-247）.S.Gavrilo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ia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St Petersburg，2003，p.121.
[21] V.V.Tivanov，Finansy russkoi armii，Moscow，1993，p.79（Тиванов В.В.Финансы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М.，1993.С.79）.
[22]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2，nos.24975 and 25035，1812年1月27日、3月13日（均为旧历），pp.43-164 and 228-9. 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p.134. Kutuzov，vol.4i，no.387，库图佐夫致卡韦林，1812年9月13日，p.305：同样的信件也发给了梁赞、奥廖尔、特维尔和图拉的省长。
[23] 该估算出自Tivanov，Finansy，p.66，不过这是建立在M.I.Bogdanovich，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3 vols.，St Petersburg，1859-60，vol.2，pp.31-90的讨论基础之上的。
[24] 关于克莱因米歇尔的工作的重要文件收录在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no.3，亚历山大致戈尔恰科夫，1812年6月27日（旧历），pp.5-11；no.9，亚历山大致克莱因米歇尔，1812年6月27日（旧历），pp.14-5；no.21，亚历山大致克莱因米歇尔，1812年7月6日（旧历），pp.23-4。有一本关于俄国海军步兵的优秀新书：A.Kibovskii and O.Leonov，300 let Rossiiskoi morskoi pekhoty，Moscow，2007（Кибовский А.，Леонов О.300 л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рской пехоты.М.，2007）.书中对拿破仑时代有大量描述。
[25]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e.g.fos.18-19，苏波涅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6月6日（旧历）；fo.21，苏波涅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6月11日（旧历）；fos.23-8，亚历山大给苏波涅夫的命令副本，签发日期为1812年5月13日（旧历）。关于这些省份的名单，请参阅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168。
[26]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2-3，帕森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6月18日（旧历）；fos.90-91，什捷尔（Shter/Штер）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6日（旧历）。
[27]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16，fos.6-7，帕森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23日（旧历）；fos.100-101，什捷尔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18日（旧历）。
[28]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6-7，帕森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23日（旧历）；fos.284-5，格里戈里·戈利岑公爵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9日（旧历）. Russkii arkhiv，6，1866，pp.922-7：‘Avtobiograficheskie zametki Grafa Arakcheeva’。
[29] 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p.174-82，210-22；Entsiklopediia，p.297.
[30]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92-3，什捷尔致巴拉绍夫，1812年6月24日（旧历）；Delo 19，fos.77-81，乌鲁索夫（Urusov/Урусов）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23日（旧历）.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188。
[3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29 and 32，多尔戈鲁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8月6日、9月3日（均为旧历）。
[3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9，fos.2-4，戈尔恰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8月20日（旧历）；fos.134-40，‘Spisok o vsekh shtab i ober ofitserakh postupivshikh na sluzhbu’。
[33] Kutuzov，vol 4ii，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10月9日（旧历），pp.62-3.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p.224-7。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100-101，什捷尔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18日（旧历）。
[34] Beskrovnyi，Narodnoe opolchenie，no.3，1812年7月18日（旧历），pp.15-6，是这一宣言的文本。
[35] 这一统计数字来自苏联时代最重要的民兵专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巴布金的一篇文章V.I.Babkin，‘Organizatsiia i voennye deistviia narodnogo opolcheniia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oda’，in K stopiatidesiatiletiiu otechestvennoi voiny，Moscow，1962，pp.134-62，at p.145（Бабкин В.И.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родного ополчения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ода//К сто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и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М.，1962.С.145）。
[36] Beskrovnyi，Narodnoe opolchenie，no.117，pp.137-9：卡卢加省民兵委员会条例，1812年7月25日（旧历）。
[37] 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228.其中有一些人的确得到了在国外生产的新制服，见第十章 。大臣还补充说，即便在战时，也并非所有羊毛都要用来制作军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