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向前进发
就在库图佐夫准备和拿破仑展开博罗季诺会战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也正在制订将法军赶出俄国、歼灭大军团的反攻计划。库图佐夫起初向皇帝提交的关于博罗季诺会战的报告里有这样的表述，“尽管敌军拥有优势兵力，但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夺取哪怕一步的土地”。一收到这份报告，亚历山大就派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带着全部军团协同反攻的详细计划赶往元帅的总部。亚历山大致信库图佐夫，希望博罗季诺战场上元帅的指挥技艺和他麾下部队的勇气已经彻底阻止了法军在俄国境内的推进。他也鼓励库图佐夫和切尔内绍夫讨论反攻行动的一切细节，因为切尔内绍夫完全了解亚历山大的目标，亚历山大也充分信任他。皇帝小心地表述说，是接受这一计划还是自行制订其他计划都取决于总司令本人，但没有一个俄国将领可能公开违逆君主的愿望。[1]
亚历山大计划的核心是，北面（维特根施泰因和施泰因黑尔）和南面（奇恰戈夫）的俄军应当同时深入拿破仑在白俄罗斯的后方。他们必须击败并赶走护卫拿破仑交通线的敌军。就奇恰戈夫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施瓦岑贝格亲王手下的奥军和雷尼埃将军麾下的萨克森军将被赶回华沙大公国境内。亚历山大在给库图佐夫的信中说，“正如你会从这份计划中看出的那样，主要军事行动将由海军上将奇恰戈夫手下的军团执行”，该军团将得到由托尔马索夫指挥的第三军团和弗里德里希·厄特尔麾下规模较小的军的增援，后者当时正在看守位于莫济里（Mozyr/Мозырь）的补给基地。
无论如何，彼得·维特根施泰因的角色都是重要的。他将在施泰因黑尔伯爵的帮助下南进夺取波洛茨克，击败乌迪诺和圣西尔军并将其赶到西北方向的立陶宛，迫使他们远离拿破仑行经白俄罗斯的撤退路线。因此，奇恰戈夫和维特根施泰因的联合部队将控制拿破仑主力部队撤退时要经过的整个地区，而库图佐夫的部队将紧紧追赶拿破仑。敌军已然“精疲力竭”，被深深拖入俄国境内，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它现在将面临更惨重的损失和十分艰难的撤退。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完全得到执行，“哪怕敌军主力部队中最小的一部分……在逃出我们的国境前都必定会遭到失败和最终的彻底毁灭”。[2]
计划背后的关键人物是亚历山大本人，尽管他无疑和年轻的切尔内绍夫上校以及随从队伍中资历更深的其他军事高参（包括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讨论了这一计划。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新计划沿用了一部分战前关于军事行动的思考。拿破仑被拖得深入俄国境内，然后又被俄军主力部队挡住去路，随后将被远远攻入他侧翼和后方的俄军其他部队击败。就其梗概而言，亚历山大的计划是有道理的，也是将俄军部署到战区并充分利用拿破仑所犯错误的最好途径。
然而，皇帝的计划雄心勃勃。他期望原本相隔数百公里的部队协作行动，同时抵达白俄罗斯中部。这些部队间的通信将是十分困难的。除了在俄国的秋天和冬天阻碍一切运动的泥泞、冰雪和寒冷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敌人在维特根施泰因与奇恰戈夫之间的带状地区里有不少于5个完整的军和许多小型分遣队正在活动。就在亚历山大派切尔内绍夫去库图佐夫那里的时候，又有36000名法国援兵在维克托（Victor）元帅指挥下从西面进入白俄罗斯。他们于9月15日抵达明斯克，12天后抵达斯摩棱斯克。
亚历山大的计划设想他的军队会击败上述所有敌军并将他们赶出白俄罗斯，尽管他制订计划时俄军在数量上仍然处于严重劣势。在隆冬时节推进到白俄罗斯的俄军纵队必然会因为疾病和疲劳而损失惨重。亚历山大指示维特根施泰因和奇恰戈夫在拿破仑军队撤退时可能通过的隘路和自然障碍上设防据守，但他们有时间和人力来做到这一点吗？正如皇帝本人所承认的那样，敌军可以直接赶往明斯克或维尔纳，至少有三条大道可供逃跑。亚历山大的计划最终有大约2/3得以实现，考虑到执行环境，完成程度比人们所能预计到的还要多。然而，当拿破仑在11月下半月接近别列津纳河（Berezina/Березина）时，这个计划看上去一度几乎完全成功，那将会导致法军全军覆没，甚至拿破仑本人被生擒。但是这种状况并未发生，因此关于秋季战局的俄方记载总是倾向于把重创法军的胜利感和未能克尽全功的后悔感混合起来。
在9月20日抵达位于莫斯科南方的库图佐夫总部之前，切尔内绍夫本人得从莫斯科东面绕一个大圈子。他在总部与库图佐夫和本尼希森进行了讨论，讨论表明他对亚历山大的想法有详尽的了解，还填补了皇帝书面计划的许多未尽之处。切尔内绍夫于9月22日向亚历山大报告，他在催促总司令接受皇帝想法这一方面已经表现出了必要的老练手腕，而且库图佐夫和本尼希森都热烈赞同这个计划。他补充说莫斯科的陷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敌军的艰难处境”，拿破仑将无法在莫斯科地区长久地支撑下去，“只要这里的人在我军进入他后方会合之前不再犯严重的错误”，就完全有可能将其摧毁。[3]
切尔内绍夫随后立刻赶往奇恰戈夫位于乌克兰西北部的总部，以便将亚历山大的计划告知海军上将。这位冲劲十足的年轻上校已经在巴黎赢得了许多桂冠，他将在1812年秋季和冬季为自己增添新的桂冠，并充分证明亚历山大有理由信任他。他于10月中旬指挥一支由7个正规轻骑兵中队、3个哥萨克团和1个卡尔梅克单位组成的大型游击袭击分队深入华沙大公国，摧毁仓库，扰乱征兵，迫使施瓦岑贝格把相当一部分奥军骑兵调回大公国去跟踪他。切尔内绍夫随后率领一个哥萨克团直入法军后方，和维特根施泰因成功会合，第一次带给后者关于奇恰戈夫行动和意图的清晰认识。切尔内绍夫在进军途中遇上了愉快的意外事件，他救出了费迪南德·温岑格罗德（Ferdinand Winzengerode）和他的副官，列夫·纳雷什金（Lev Naryshkin/Лев Нарышкин）上尉，他们此前在莫斯科被俘，当时正被押解回法国。由于温岑格罗德是亚历山大最喜欢的将领之一，而纳雷什金又是皇帝情妇的儿子，这对切尔内绍夫而言是个意外的大成功。维特根施泰因以热情的言辞赞扬切尔内绍夫的成就，亚历山大则将他时年26岁的副官擢升到少将军衔。[4]
就在切尔内绍夫先向库图佐夫，后向奇恰戈夫传递亚历山大的反攻计划的同时，一场凶残的“人民战争”在莫斯科地区蔓延开来，这勾起了人们对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的回忆。符腾堡的欧根写道，俄国农民一般都是十分友善、好客且耐心的，但他们已经被法军粮秣征集队和掠夺者的破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虎”。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回忆说，落入农民手中的敌军士兵受尽了“一切此前能够想象到的折磨”。要不是俄国许多资料同样确认了严刑拷打、割裂肢体和活埋的记载，它也许会被贬为外国人的偏见。从军事层面上来看，这场“人民战争”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导致法军更难征集饲料。这个时代任何一支庞大且静止不动的军队在喂养马匹时都会遇到困难。拿破仑的骑兵在博罗季诺已经损失惨重，但实际上是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几个星期摧毁了他的大部分骑兵团，彻底毁灭了他的炮兵挽马。那段时间里饲料供应不断减少，征集饲料的行动范围只得越来越远，护卫部队规模也越来越大。即便如此，他们依然经常空手而归，还在伏击中损失了人手，让马匹劳累却毫无回报。[5]
在这场经典的游击战争中，农民和军队的游击部队是互相帮助的。游击队指挥官经常分发武器给农民，并在发现敌军大股粮秣征集队时前来援助农民。农民则会提供情报、当地向导和让骑兵能够追踪并伏击敌军分队、免于被优势敌军所捕获的额外人力。游击队活动在莫斯科通往外界的所有道路上，到10月中旬为止，他们已经乐于和相当大的敌军分队作战。以丹尼斯·达维多夫（Denis Davydov/Денис Давыдов）的游击队为例，他们于10月20日在维亚济马附近袭击了一个至少有3个团护送的敌军运输纵队，俘获了大部分大车和500名敌军士兵。拿破仑在莫斯科度过的几个星期里，他与斯摩棱斯克和巴黎间的交通线虽然受到骚扰，但从未被切断。然而，如果他选择继续在这座城市过冬，事情就可能大有不同了。[6]
丹尼斯·达维多夫是第一批游击队员，他在博罗季诺会战前夜说服多疑的库图佐夫交给他一小队骑兵和哥萨克，用以袭扰敌军交通线。达维多夫在随后几个星期里的成功为他赢得了增援部队，也有助于使刚出现在俄军将领面前的游击战理念得到合法化。卡尔·冯·托尔尤其热衷于向库图佐夫推荐这种新的战争模式，而总司令也很快领会到了它的潜力。达维多夫俘获或摧毁敌军补给纵列，击溃出去搜集食物的敌军分队，解救了成百上千的俄军战俘，还搜集到相当有用的情报。他也惩罚叛国者和通敌者，不过他表示这种人数量极少。达维多夫的武器是速度、奇袭、大胆和优秀的当地信息资源。他的游击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袭击法军，随后就四散开来，接着又秘密集结起来准备后续进攻。
达维多夫不仅是最成功的游击队员之一，也是最著名、最富浪漫主义气息的游击队员。他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因而在他的朋友亚历山大·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的诗篇中名垂千古：“你呀，我的骠骑兵诗人，你歌唱欢宴的豪情，歌唱野营，歌唱形同游戏的残酷战争，你歌唱自己，以卷曲的髭须为荣。”达维多夫死后很久，作为托尔斯泰小说中杰尼索夫（Denisov/Денисов）的原型，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出名。杰尼索夫是迷人而慷慨的骠骑兵，他倾心于娜塔莎·罗斯托娃（Natasha Rostova/Наташа Ростова），娜塔莎的弟弟彼佳（Petia/Петя）则参加了他的游击队，并在1812年秋天丧生。[7]
最为声名狼藉的游击队指挥官是亚历山大·菲格纳（Alexander Figner/Александр Фигнер）上尉，他在博罗季诺会战时负责指挥一个炮兵连。莫斯科的陷落使得菲格纳迷失在沮丧之中，他决心一雪祖国蒙受的羞辱而自行向法国人复仇。菲格纳在炮兵连的副手把他描述成“相貌漂亮，中等身材：他是真正的北方之子，孔武有力，脸庞浑圆，面色苍白，发色浅棕。他大而明亮的眼睛充满活力，他的声音力量无穷。菲格纳很有口才，了解各方面常识，在他的所有事业中都不知疲倦，怀有火热的想象力。他蔑视危险，从未慌张，根本不知恐惧为何物”。菲格纳能够说一口熟练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其他许多外国语言，他也是个优秀的演员。他多次只身进入莫斯科及其周边的敌军营地搜集情报，把自己扮成拿破仑多国部队的一名军官，从而轻松过关。[8]
然而，和历史上的许多游击队指挥官一样，这位才华横溢、狡猾且无情的菲格纳也有黑暗的一面。在1812年9月和10月，甚至连达维多夫有时都不留俘虏性命，因为他们对规模很小且行动很快的游击队来说是个无法忍受的负担。[9]然而，亚历山大·菲格纳把这种事都弄得相当扭曲。一位军官同伴回忆说，“他最喜欢也最频繁的娱乐活动是先用令人欣慰的交谈赢得被俘军官的信任和愉悦，然后突然用手枪打死他们，注视着他们死亡之前的极度痛苦。他做这种事的时候远离大部队，当大部队听到这种黑暗传言时，他们要么不信，要么就在军事行动的压力中把它们忘记了”。在1812年秋季的可怕暴行和极端情感当中，高级指挥官们有时会对游击战争的污秽一面视而不见。然而，到了战争远离俄国土地的1813年，就很少有军官还对他们的敌人怀有深仇大恨了。当菲格纳试图逃离法军追兵却淹死在易北河里时，他的军官同伴中很少有人为此流泪。[10]
在莫斯科周围活动的许多股游击队和监视城市通向外界主干道的较大分遣队展开了合作。这些分遣队中也有一部分发起了游击战，然而，他们的主要角色则是保护莫斯科周边省份免遭敌军袭击分队劫掠，并向大部队提供拿破仑大举离开莫斯科的预警。在这些分遣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支由费迪南德·冯·温岑格罗德男爵少将指挥，他的任务是监视通向特维尔与彼得堡的大道。温岑格罗德的部队大部分是哥萨克和民兵，但也有一些库图佐夫撤出莫斯科时与主力部队隔绝，后来向北逃跑的正规骑兵加入。在这些前来援助的正规骑兵当中，最为出色的是近卫哥萨克团的优秀士兵。关于费迪南德·冯·温岑格罗德的最好描述可能是全职反波拿巴分子。他父亲曾是不伦瑞克公爵的副官，在所有德意志王室中，不伦瑞克宫廷最著名之处在于它对拿破仑的坚定憎恶。温岑格罗德本人在俄军和奥军间来回辗转了好几次，哪一边能够更好地与法军作战，他就加入哪一边。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在1809年和奥地利人并肩作战，又在1812年初返回俄军。他是1812年里被对拿破仑的厌恶冲上俄国海岸的众多政治难民中的一员，如果周遭环境略有变化的话，他很可能会和许多同胞一起在威灵顿指挥之下，作为英王德意志军团的一员前往西班牙作战。
暴躁的、总是叼着烟斗的、冲动的温岑格罗德也是忠诚的朋友和赞助人。他的优秀法国厨师和对惠斯特牌的嗜好让他备受参谋们的赞赏。同样让他受到赞赏的还有正直与公平。以发生在1812年秋季的一件事为例，当时警务大臣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名下一处庄园的管家试图利用他主人的职权免于被军队征用，温岑格罗德当即大怒，他立刻对巴拉绍夫的庄园施以双倍征用，毫不顾忌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的抱怨——他对自己在诺夫哥罗德的庄园也耍了类似花招。然而问题在于，温岑格罗德虽然是个正派人，却是糟糕的将军。当法军即将撤出莫斯科时，温岑格罗德拙劣地尝试与法军谈判，并被他们俘获。拿破仑起初打算把他作为叛国者枪决，不过后来被他手下那些震惊的将军们劝阻了。库图佐夫正确地把温岑格罗德被俘这件事称作几乎不可相信的粗心大意。尽管亚历山大由于切尔内绍夫救出温岑格罗德而欣喜若狂，但对俄国的战争而言，温岑格罗德如果能在1813～1814年静静地待在法国监狱里，会比他指挥俄军有益得多。[11]
温岑格罗德最有才干的下属是时年31岁的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上校。本肯多夫在1812～1814年进行了一场“漂亮的战争”，这也是他日后光辉职业生涯的基石。年轻的本肯多夫自出生起就具有许多优势，他母亲是皇太后玛丽亚的密友，在那位年少的符腾堡公主嫁给帕维尔大公之后，本肯多夫的母亲以女侍官身份陪伴她前往俄国。尤利亚娜·本肯多夫于1797年死在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怀里，遗言中嘱咐当时的玛丽亚皇后照顾她年幼的孩子们。亚历山大因此成为玛丽亚身边小圈子的核心成员。他妹妹多罗特娅（Dorothea）嫁给了克里斯托夫·利芬，克里斯托夫是玛丽亚皇太后的核心受庇人之一，也很亲近亚历山大一世，凭自己的本事就能成为一个为他人提供庇护的源头。
玛丽亚皇太后把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送进了一所优秀的学校，不过她的投入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是白费了。这位英俊、迷人、喜爱享乐的年轻人被证明既不是良好的学者，也不是有德行的官员。和切尔内绍夫、内塞尔罗德一样，他在《蒂尔西特和约》缔结后供职于俄国驻巴黎使团。然而，本肯多夫在巴黎的主要成就是和一位著名法国女演员堕入情网，而这位荡妇还是拿破仑的前情妇。在放弃失意的外交生涯之后，他把她偷带回了俄国。本肯多夫随后抛弃了这位演员，志愿从军与土耳其人作战，从而恢复了自己的名誉，此后玛丽亚也替他还清了债务。不过实际上是他在1812年表现出的勇气和战术技巧让他重新赢得了皇太后的青睐。[12]
作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之一，本肯多夫在战争之初前往巴格拉季翁总部执行了许多重要而危险的使命。1812年秋季，他在温岑格罗德麾下效力，负责保护一条关键道路及其附近地区免遭法军入侵，还要沿着从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大道袭扰敌军的主要交通线。本肯多夫在回忆录中称，他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从农民手中救出法军战俘，而这种任务并非总能成功。这些针对不幸战俘犯下的暴行让他想到，自己正生活在“一片似乎见证了上帝的抛弃与恶魔在地球上统治的荒凉之中”。然而他补充说，农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报复法军的行为，人民也表现出了对他们的宗教、祖国和皇帝的极大忠诚。就此而言，他在某一时刻从精神紧张的彼得堡收到的解除农民武装并严厉对待混乱局面的命令是荒谬的，正如他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的那样。本肯多夫告诉皇帝，他很难解除那些由他亲自分发武器的人的武装。他也不能允许称呼“牺牲他们的生命来捍卫教堂、独立、妻子和家园”的人们为叛徒，“叛徒这个词更适合用来描绘那些人，他们竟敢在对俄罗斯如此庄严的时刻讲述关于这个国家最纯洁、最热忱的保卫者的谣言”。[13]
拿破仑在9月15日进入莫斯科，在10月19日离开这座城市。敌对两军在这一阶段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对秋季战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拿破仑在莫斯科期间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步兵补充，这使他的总兵力恢复到10000人以上，填补了博罗季诺会战导致的大部分人员缺口。这些步兵单位中有一些质量很好，以其中的第一近卫师为例，该师并未参加博罗季诺会战。就定义而言，一路从中欧和西欧赶到莫斯科的步兵相对来说是更为坚韧的。拿破仑大军的核心是他的近卫军，正如库图佐夫所了解的那样，这些优秀部队中只有很少人自战局开始后参与过任何作战行动。
俄军步兵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劣于拿破仑的步兵。库图佐夫麾下各个步兵团在10月5日共有63000名官兵，其中15000人是莫斯科民兵，7500人是新兵。除此之外，还有11000名来自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新部队的士兵跟随库图佐夫大军，但他们尚未被分配到各团里。比起民兵，这些人的装备和训练要好不少，但其中没有一个人曾参加过战斗。俄军总司令有充分的理由去避免与拿破仑展开对阵会战，因为步兵总会在这种战斗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对步兵团执行复杂行动能力的怀疑也是尤为正确的。如果他不得不与拿破仑作战，在一个牢固的防御阵地后作战将是明智的。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而言，俄国在传统上就是以更高的火炮对步兵的比例作战的。考虑到他麾下的步兵缺乏经验，库图佐夫不大可能背离这一传统。他的军队因此带着拥有620门火炮的庞大车队参与秋季战局，俄军炮兵很快就在数量上远远压倒了拿破仑的炮兵，但也给俄军的速度、机动性和补给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后果。[14]
至于骑兵，情形就完全相反了。拿破仑手下的骑兵太少，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的马匹要远少于骑兵。即使是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他军中的一些骑兵就不得不下马步行了。在这6个星期里，库图佐夫麾下的骑兵仅仅接收了150名新兵，从民兵那里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充。这一举措效果良好，因为有能力的骑兵战士是不能匆忙训练出来的。但库图佐夫手下的10000名正规骑兵得到了许多新战马，这些马匹常常是由邻近省份的贵族捐献的。[15]
最为重要的是，库图佐夫的军队得到了26个顿河哥萨克团，亦即大约15000名新锐非正规骑兵的增援。顿河哥萨克后备军的总动员极为成功，哥萨克阿塔曼（Ataman/Атаман，哥萨克的军事首领）马特维·普拉托夫因此被授予伯爵爵位。这些新哥萨克团有时候被描述为民兵，但这种说法是误导性的。1812年的普通俄国民兵此前并没有军事经验。然而，所有体格健壮的哥萨克都曾在军队中服役，他们在被召回军中时还要自备武器。因而，这26个新哥萨克团装备良好，也充满了老兵。在通常情况下，数量这么大的非正规骑兵也许太多了，但是在1812年秋季和冬季战局的特殊状况下，他们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早在1812年4月，崔克维奇上校的备忘录中就强调了俄军骑兵将给撤退中的敌军造成的损害。库图佐夫是精明而富有经验的战场老手，他了解骑兵将会把撤退中的敌军限制在一定道路上，迫使他们以高速行军，让敌军根本无法远离行军纵队收集粮秣。这对一支正在俄国冬天行军的军队意味着什么自然不费多少想象就能了解。库图佐夫因此让他的哥萨克、饥饿、天气和法军的缺乏纪律替他克尽全功。他不急于将步兵投入战斗是十分正确的。[16]
拿破仑显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在莫斯科逗留了6个星期，在此期间他的骑兵已然枯竭，而库图佐夫却得到了潮水一般的补充兵，冬季也正在逼近。如果他只让部队在莫斯科休整两周的话，他还能够在第一次降雪或库图佐夫麾下的顿河哥萨克团到来之前安全抵达斯摩棱斯克。与此相反，他坚持留在莫斯科，等待亚历山大对他的和平暗示做出答复。也许唯一可以为拿破仑的举动辩护的理由是，大部分欧洲国务活动家和许多俄国精英也对亚历山大的意志力持有与拿破仑相同的怀疑。然而，拿破仑的和平试探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增强了俄国人的信心，也给了俄国人鼓励拿破仑留在莫斯科等待亚历山大回复的机会。无论如何，基本的一点是，拿破仑未能摧毁俄军，也彻底错误估算了莫斯科陷落对亚历山大和俄国精英所造成的影响。他在犯下这种错误后又太过固执，以致无法接纳明智的建议，无法减少他的损失，更无法及时撤退。
库图佐夫此后与一位被俘的法军高级军需官皮比斯克（Puybusque）子爵有过一番涉及内情的谈话。皮比斯克写道，俄军司令询问他：“他（拿破仑）到底有多么瞎眼，竟无法发现全世界都能看到的陷阱？令元帅特别吃惊的是，他使出的所有让拿破仑留在莫斯科的花招都轻而易举地成功了。他尤其震惊于拿破仑不再拥有能够发动战争的手段后，竟会如此无耻地提出和平。”俄国人再高兴不过地鼓励拿破仑的使节洛里斯东将军，勾起他的希望：亚历山大将会对拿破仑的举动做出回应，甚至让他产生更加愚蠢的信念：哥萨克可能会不再忠于俄国。库图佐夫补充说，“当然，我们尽可能地拖延谈判。在政治方面，如果有人把优势让给你，你自然不会拒绝”。[17]
到10月中旬为止，就算是拿破仑也只得承认亚历山大愚弄了他，他必须着手撤退。然而，他从莫斯科撤退的步伐因为库图佐夫的部队对缪拉元帅分遣队的攻击而加快了，当时缪拉所部正在监视俄军位于塔鲁季诺的大营。库图佐夫本人不大可能下达此次攻击的命令，他乐意让拿破仑在莫斯科待得越久越好。此外，正如他告诉米洛拉多维奇的那样，“我们还不能够进行复杂运动和机动”。但总司令受到了来自亚历山大的压力，催促他发起攻势解放莫斯科。库图佐夫手下的将领们也急切渴望战斗，本尼希森则强调有必要在来自斯摩棱斯克的维克托所部援军抵达之前给予拿破仑重创。最重要的是，俄军侦察显示由缪拉元帅率领的军相当脆弱。缪拉在数量上劣势很大，很可能早在法军援军抵达之前就被歼灭。缪拉所部的东翼尤为脆弱，俄军可以从附近的森林里发起奇袭，轻松夺占法军营地。法军的前哨和巡逻队十分松懈，这让发动奇袭的主张变得更加诱人了。[18]
起初的计划是在10月17日早晨发起攻击。库图佐夫的命令需要经由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传达到部队，他此时是第一、第二军团合并后的军团参谋长。然而，叶尔莫洛夫在10月16日晚上前往一位将军的总部吃饭，当晚并没有被找到，因此攻击不得不推迟了。叶尔莫洛夫的回忆录对此事不置一词，如果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话，这绝非他误事的唯一场合。叶尔莫洛夫显示出可以理解的不合作态度，因为他相信此次攻击是本尼希森的计划，并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个人荣誉，不过这种猜测可能过于苛刻了。库图佐夫在整场战局中最愤怒的时刻就是叶尔莫洛夫在10月16日贻误大事。[19]
10月16日晚上出现的杂乱局面反映了俄军指挥架构的混乱。库图佐夫现在已经极不信任他的参谋长莱温·冯·本尼希森，但他又无法摆脱本尼希森。他转而把彼得·科诺夫尼岑带进了总司令部，科诺夫尼岑名义上是勤务总监，实际上却作为本尼希森的替代品存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长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此外，尽管科诺夫尼岑作为一线指挥官拥有许多优点，但他既没有接受过参谋勤务训练，也没有担当参谋长的资质。
到10月中旬为止，库图佐夫和本尼希森已经对夹在他们中间的巴克莱·德·托利进行了足够的羞辱，这最终导致他辞职。[20]在第一、第二军团合并后，废除军团总部在此刻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命令应当直接由库图佐夫下达给军长。然而，由于军队的总架构是由皇帝决定的，因此也只有他能够授权做出这样的变化。与此同时，叶尔莫洛夫对科诺夫尼岑被塞进指挥链和科诺夫尼岑的无能给他平添负担的事实深感愤怒。军队统帅部因此成了管辖权互相重叠的迷宫，此处的气氛也被高级将领间的个人对立毒化了。第七军军长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在那时写道，他尽可能与总部保持距离，因为那是个充斥着钩心斗角、嫉妒、利己主义和诽谤的毒蛇巢穴。[21]
在推迟一天之后，攻击最终于10月18日早晨展开。计划要求瓦西里·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麾下的骑兵从俄军战线右侧的森林中杀出，粉碎缪拉的左翼，攻入他的后方。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左侧是巴戈武特将军指挥的由两个步兵军组成的纵队，该纵队负责协助骑兵作战。在巴戈武特左侧向前挺进的是另一个步兵纵队，由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麾下的第四军组成。一旦这些纵队发起进攻，由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指挥的两个军将从俄军战线最西端（亦即最左端）上前增援。米洛拉多维奇身后是作为预备队的近卫军和胸甲骑兵。这一计划的主要问题在于，它让上述所有纵队都必须在夜间穿过森林，以便占据在凌晨发动攻击的阵地。此外，为了实现奇袭的目标，这些纵队必须不能弄出任何声响，还要在第一束曙光出现时就发起进攻。制订军队行动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卡尔·冯·托尔和这位军需总监手下的参谋人员身上。[22]
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纵队成功地穿过森林，进入该纵队在东面的出发点。由于他手下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哥萨克，他们的寻路能力是值得期待的。由巴戈武特和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率领的步兵纵队就没这么成功了。在黎明到来时，奥斯特曼的纵队毫无踪影，巴戈武特的部队也只有一部分已经就位。当卡尔·冯·托尔抵达战场时，他发现步兵纵队处于混乱之中，便任由自己的愤怒情绪肆意爆发，巴戈武特和最邻近的师长——符腾堡的欧根——成了他的发泄目标。卡尔·巴戈武特被倾泻到他本人和皇帝表弟头上的侮辱激怒了，他愤然离开了指挥岗位，前往他担任名誉团长的第4猎兵团，发誓要战死在猎兵前头。
尽管邻近的步兵纵队尚未就位，但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不能推延进攻，他担心一旦天色大亮，法军也最终醒来之后，俄军就会被发现。因此他出动哥萨克攻击敌军东翼，法军东翼当即瓦解，四散奔逃。在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左侧，情况对俄军就没有那么有利了，巴戈武特仅仅带着手头的两个猎兵团冲出森林，他本人当即被一发实心弹打死。尽管法军起初被打得陷入混乱之中，但缪拉随即把部队重新集结起来，法军也表现出了他们在战场上惯有的勇猛和战斗精神。符腾堡的欧根和托尔重新组织部队，发起了协同状况较好的新攻击，最终将敌军击退。本尼希森这时正在更后方的森林里，库图佐夫已经把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权交托给他。他也尽力让前进中的步兵旅维持秩序和协同，但他和欧根的努力却互相干扰。而俄军发生的混乱也确认了库图佐夫关于军队机动能力的怀疑，他甚至拒绝让米洛拉多维奇所部投入进攻，更不用说近卫军了，尽管法军事实上在人数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几乎一定会被击溃。[23]
也许在上述所有混乱中最异常的一点是，俄军实际上最终还是赢得了塔鲁季诺会战的胜利。缪拉被赶出战场，损失了3000人，还丢掉了许多火炮、军旗和其他战利品。对大部分俄军将领而言，这只能说是个小小的慰藉，对策划此次行动的本尼希森和托尔来说尤其如此。考虑到缪拉的疏忽和俄军的数量，此次奇袭本该歼灭大量缪拉所部法军。本尼希森将库图佐夫拒绝投入米洛拉多维奇所部看作精心策划的破坏活动，他认为这是元帅对任何可能偷走他荣誉的对手的嫉妒心导致的结果。尽管塔鲁季诺会战进一步毒化了总部的气氛，但它对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影响却截然相反。这是俄军主力部队在1812年首次主动攻击并击败敌军，这让他们欣喜不已。库图佐夫确保10月18日俘获的所有战利品都在他部下面前得到了展示。他组织了一场感恩赞庆祝胜利，并以热情的言辞向亚历山大报告此战。不管库图佐夫作为战术家有怎样的局限性，他的确是公共关系和部队士气方面的大师。[24]
听到缪拉战败的消息时，拿破仑正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视察部队。皇帝事实上总是对任何影响他本人声望和军队无敌声誉的事情异常敏感。而现在他不仅要从莫斯科撤退，还要在战败后这么去做。次日，亦即10月19日，他率领主力部队离开莫斯科城，留下一支数目可观的部队完成撤退工作并炸毁克里姆林宫。他在10月考虑过一系列离开莫斯科后的可能做法。最为保守的做法是沿着来路返回，经过大道前往斯摩棱斯克。这是返回他设在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和维尔纳的补给基地的最快途径，他也会沿着俄国最好的道路前进，军队后方拖着的庞大而驳杂的辎重车队也是选择这条道路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但沿途地区已经遭到了破坏，他的军队将只能找到很少的食物和住处。[25]
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案是向库图佐夫的主要补给基地卡卢加运动，卡卢加位于莫斯科西南方向，距离莫斯科有1周行程。拿破仑甚至还考虑过转向大型武器制造中心图拉，这意味着至少还要向东南方向行军3天。夺取图拉会严重损害俄国的整体战争努力。夺取卡卢加则或许能够让拿破仑弄到一些补给，并对俄军此后的追击造成阻碍。它也很容易隐藏法军正在撤退的事实。拿破仑可以从卡卢加沿着相对较好的道路经由尤赫诺夫（Iukhnov/Юхнов）退往斯摩棱斯克和白俄罗斯。
距离11月和冬季只有两周了，拿破仑无法负担绕远路或延迟的后果。他能从莫斯科带走的食物数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最大的问题一如既往地是给马匹准备的数量庞大的草料。每多行军1天，饥饿、冬季和瓦解都会大大逼近。选择卡卢加—斯摩棱斯克道路行军肯定要比从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大道行军更容易找到粮秣和住所，但它的优势不应当被夸大。拿破仑的军队为了生存有必要远离大道搜寻粮秣，而拥有压倒优势的俄军轻骑兵将让这一点根本无法实现。法军后卫的纪律性也永远不可能与俄军后卫沉着的纪律性相提并论。此外，拿破仑军中的马匹在1812年10月下旬的状态意味着他的后卫将缺乏两大关键成分：足够的骑兵和快速移动的炮兵。当面临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俄军轻骑兵和骑炮兵时，法军没有可能维持一场稳定且有章法的撤退。他们只能凭借速度，而快速撤退很容易演变成溃退。
基本的一点是，拿破仑到10月中旬已经没有安全的选择了。除非他非常幸运，或者俄军犯下极为严重的错误，否则他的军队必然将在撤退中蒙受极大的损失。使此类损失最小化的关键点是纪律。如果士兵们抛弃所属单位，拒不服从军官命令，灾难就将是不可避免的。法军应当把莫斯科的每一点食物都集中起来，并根据指挥层级建立公平的分配系统。这不仅能确保每个人都拿到应该属自己的一份，也是确保控制和纪律的关键做法。多余的辎重、平民和虏获品应当被降到最低限度。基本的预备工作应当及时展开——例如给马匹上蹄铁以应对冬季的冰面。
列出法军应当做的事情也就或多或少地列出了法军实际上并没做的事情。莫斯科大火激发了军队的全部劫掠本能，然而，自从拿破仑1796～1797年在意大利进行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以来，他的部队就在所到之处悉数进行规模极大的劫掠。塞居尔评论说，离开莫斯科的军队“就像一群成功入寇后的鞑靼人”，但皇帝无法“剥夺士兵辛苦劳作后的这么多果实”。就在大车上塞满了虏获品的同时，法军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已经焚烧了一些食物补给。找到足够的食物很快就成了许多部队中人人都要关心的事，弗藏萨克评论说分配体系是不公且混乱的。几乎所有马匹都没能上冬季马掌，而这一失误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科兰古对此事的评价更为苛刻，在他看来，该失误导致的马匹死亡数目超过了饿死的马匹数目。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评论“从未有过一次管理得更差的撤退”也许会被视为对敌人怀有偏见的看法，但它却被科兰古证实了：“胜利的习惯让我们在撤退中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总是向前进军的光荣习惯让我们在撤退时成了确确实实的学徒。从没有过比这组织得更糟糕的撤退”。[26]
拿破仑于10月19日离开莫斯科，沿着通往库图佐夫塔鲁季诺总部的旧卡卢加路前进。在进军到距离塔鲁季诺还有一半路程时，他转而西进，经由小道在福明斯科耶（Fominskoe/Фоминское）附近进入新卡卢加路。他的目标是抢在库图佐夫之前赶往卡卢加。皇帝的运动得到了缪拉所部前卫的掩护。在福明斯科耶附近出现的敌军很快就被俄军发现了，库图佐夫派遣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的第六军前去攻击敌军。俄国游击队在10月22日晚上及时给多赫图罗夫发出预警——位于福明斯科耶的不是一支孤立的敌军分遣队，而是包括近卫军和皇帝本人在内的拿破仑主力部队。得到这一消息后，库图佐夫不仅能够终止对具有压倒性数量优势的敌军的进攻——这可能演变为一场灾难，还能派遣多赫图罗夫向南疾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小镇堵住新卡卢加路，从而不给拿破仑抢占卡卢加的机会。库图佐夫本人则从塔鲁季诺越野前往小雅罗斯拉韦茨增援多赫图罗夫。[27]
拿破仑在新卡卢加路上的前卫是由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指挥的军，其成员则多为意大利人。10月23日晚，该军首批部队越过卢扎河（Luzha/Лужа）自北面攻入仅有1600居民的小雅罗斯拉韦茨镇。次日黎明时分，多赫图罗夫军的第一批步兵团从南面抵达小镇，并将敌军逐出大部分镇区。
整个白天一场攻击接着一场，战线就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街道上来回拉锯。大约32000名俄军与24000名意军作战。如果欧仁的部队没能在镇中心切尔诺奥斯特罗夫·尼古拉修道院（Chernoostrov Nicholas monastery/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Черноостр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结实的墙壁后方奋力抵抗的话，那么俄军是有可能把他们赶出小雅罗斯拉韦茨并赶过卢扎河的。俄军拥有居高临下向河谷发起攻击的优势，欧仁麾下的意大利人则以极大的勇气和自尊心展开奋战。而队列里充满了新兵和民兵的俄军步兵团也一样奋勇作战。第6猎兵团位于多赫图罗夫攻击的最前线，这是一支优秀部队，它令人精神振奋的名誉团长是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公爵指挥该团参加了1799年苏沃洛夫的意大利战役，还参加了1805年中的许多次后卫作战行动。然而，这个团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有60%的士兵是新兵或民兵。
到白天结束时为止，建筑物大部分为木质的小雅罗斯拉韦茨镇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数以百计的俄罗斯和意大利伤兵在镇内被烧死，他们无法让自己挣扎得远离火焰。小镇狭窄街道上的场景已经十分骇人，步兵和火炮在陡峭的河谷斜坡上来回战斗，把尸体踏成令人作呕的血肉小丘。就战术层面而言，此次会战算是个平局。拿破仑的部队占据了小镇，而俄军在日落时依然位于小镇南侧的坚固阵地上，堵住了通往卡卢加的道路。伤亡也大体相当，双方都损失了7000人左右。[28]
库图佐夫次日决定退往卡卢加，这让他麾下的大部分将领感到愤怒。库图佐夫后来声称，他这么做的原因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手下的波兰军正通过他左侧的梅登（Medyn/Медынь）小镇，威胁到他和卡卢加之间的交通线。与此同时，拿破仑则犹豫了两天，其后自行决定沿着经过博罗夫斯克前往莫扎伊斯克的道路撤退，而后在莫扎伊斯克转入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大道。库图佐夫的撤退本可以让他从小雅罗斯拉韦茨西进，经过梅登抵达尤赫诺夫和斯摩棱斯克，而拿破仑却不顾这一事实做出了上述决定。也许他相信，比起把自己的军队和辎重交托给未知的乡村道路、任由大群哥萨克出没并让库图佐夫大军险恶地在附近徘徊，沿着大道行军会更快捷也更安全。不管他此举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向卡卢加进军的尝试已经被证明是一场灾难。法军吃掉了9日份的食物补给，距离冬季来临也更近了9天，但却一事无成，既没有远离莫斯科地区，也没有退往位于斯摩棱斯克的基地。[29]
随着法军从小雅罗斯拉韦茨撤退，秋季战局的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库图佐夫乐意用他手下的哥萨克磨损敌军，依赖大自然和法军本身缺乏纪律的作用。他极为正确地对法军在战场上的勇气和热情保有相当的尊重。尽管就连他最热忱的下属科诺夫尼岑和托尔都一再提出抗议，他依然不愿意把步兵投入对阵会战当中，至少是不愿意在敌军已经被显著削弱之前将其投入。
这一战略除了在军事上有良好理由之外，政治因素可能也对其有所影响。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对库图佐夫在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后的撤退埋怨不已，这刺激了库图佐夫，他反驳道：
我不在乎你的反对。我宁愿给我的敌人一座如你所称呼的“金桥”（pont d’or），而不会接受“绝望中的一击”（coup de collier）；此外，我还要再说一次，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那样，我并不肯定拿破仑皇帝及其军队的彻底覆灭会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处，他的继承者不会是俄国或其他任何欧陆大国，而是那个控制海洋的大国，它对世界的支配届时将是不可忍受的。.[30]
库图佐夫在个人关系上与尼古拉·鲁缅采夫并不亲近，但他们关于外交政策和俄国利益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作为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成长起来、与对奥斯曼帝国作战并向南扩张关系很深的俄罗斯贵族，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可以预计到的。像鲁缅采夫一样，库图佐夫并不喜欢英国，他曾对本尼希森说过这样的话：就算英国沉进海底也不会让他忧心。上述观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库图佐夫1812年秋季和冬季的战略？这非常难说。元帅是个精明而狡猾的政客，他很少向任何人表露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他必定不会轻易对任何俄国人承认他的战略是由政治动机驱动的，因为这已经进入了属于皇帝的领域，不是任何军事指挥官所该有的。最保险的结论可能是，库图佐夫的政治观点是他不肯冒险把军队用于俘获拿破仑或者歼灭拿破仑大军的额外原因。[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