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一直对库图佐夫不愿与撤退中的敌军正面交战有所了解，威尔逊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皇帝此前鼓励过这个英国人给他写信，他利用这个外国人作为一个额外的、“不附属于他人”的消息来源，获取和他的将领相关的消息，与此同时，他也秘密抽检并破译威尔逊和英国政府间的通信，以便确保他的英国“代理人”不蒙蔽他。威尔逊是许多乞求皇帝返回俄军总部并接管指挥权的人中的一个。另一个这么做的军官是米肖·德·博勒图尔上校，他于10月27日将俄军在塔鲁季诺会战中击败缪拉的新闻带到了彼得堡。[32]
亚历山大对米肖做了如下回复：
所有人都有获得名望（chestoliubivye/честолюбивые）的雄心，我公开承认我不比其他人缺乏雄心。如果我只听从这一感觉，那么我就会登上你的马车赶往军队。考虑到我们将敌军诱入的不利处境、我们军队的良好精神状态、帝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已经准备好的大规模后备部队和我下达给摩尔达维亚军团（即奇恰戈夫军团）的命令——我十分自信我们不可能失去胜利，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需要做的不过是戴上桂冠罢了。我知道如果我和军队在一起，我将会收集到所有的荣誉，会在历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当我想到我在军事方面和敌人比起来是多么缺乏经验时，尽管我怀有全部的善意，我还是可能会犯下消耗我的孩子们宝贵的鲜血的错误。因此，尽管我怀有获得名望的雄心，我还是十分乐意为了军队的福祉而牺牲我的个人荣誉。[33]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亚历山大在一如既往地装腔作势。他做出远离总部、放手让库图佐夫负责指挥的决定也有其他重要因素。随着胜利的事实深深印在俄国人内心当中，元帅也得到了极大的声望，这是做出上述决定的一个因素。不过有充分理由相信亚历山大对自己的军事才能缺乏自信同样是重要因素，这个敏感而骄傲的人自从在奥斯特利茨蒙羞之后就一直被不自信的情绪缠绕着。尽管皇帝对本尼希森的能力更为信任，也赞同本尼希森对战略的看法，他还是允许库图佐夫把参谋长赶出总部，承认在当前环境下他除了信任总司令外别无选择，也承认他没有兴趣让军队高层指挥被个人间的憎恶削弱。[34]
库图佐夫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撤退让他的主力部队在前往莫扎伊斯克和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大道时被敌军落下了3天的行程。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在10月28日报告称，拿破仑撤退速度极快，俄军正规部队非要赶得精疲力竭才能跟上他。其他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补充说这种高速正在摧毁法军。两天后，指挥在敌军纵队周围活动的哥萨克的马特维·普拉托夫写道，“历史上还没有一支军队在撤退中像敌人那样飞快逃跑。它正在抛弃辎重、病员和伤员。在它身后留下可怕的场景：每走一步都能看到垂死者或死者”。普拉托夫补充说，哥萨克正在阻止敌军收集粮秣，而拿破仑的部队此时也十分缺乏食物和草料。在移动到敌军侧翼的俄军轻骑兵的进攻和骑炮兵的集火攻击面前，敌军后卫也无法抵抗多久。[35]
拿破仑的总部到10月29日已经回到了大道上的格扎茨克，距离斯摩棱斯克尚有230公里。在莫扎伊斯克重返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大道后，他手下的军队路过了博罗季诺战场和科洛茨科耶（Kolotskoe/Колоцкое）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当时已经被改造成了医院。成百上千的伤员被留在那里，他们本该在大军到来之前很久就被转移走的。拿破仑现在转而试图把他们装载到辎重车队的大车上，但是许多大车车夫在第一时间就把伤员扔到了道路旁的沟渠里。[36]
博罗季诺战场本身则是一片恐怖的景象。没有一具遗体已被掩埋，上万具尸体散布在战场上，或者在拉耶夫斯基炮垒和其他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堆成大尸堆。
他们躺在那里足足52天，成了恶劣而变化无常的天气的受害者。很少有尸体看着还像人。早在霜冻降临之前，蛆虫和腐烂就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其他的敌人也出现了，成堆的狼群从斯摩棱斯克省每个角落赶来，猛禽从附近的原野飞来。林中的野兽和空中的禽类时常争夺撕开尸体的权利，猛禽挑出眼睛吃掉，狼则清理干净骨头上附着的肉。[37]
在拿破仑的军队沿着大道向斯摩棱斯克推进时，距离他们最近的俄军部队仍然是马特维·普拉托夫麾下的哥萨克。下达给他们的命令是日夜骚扰敌军，让敌人几乎无法入睡，根本不给敌人收集粮秣的机会。到11月1日，由米罗拉多维奇指挥的库图佐夫所部前卫部队也正在接近法军。前卫部队由两个步兵军和3500名正规骑兵组成。库图佐夫的主力仍然在南面沿着和大道平行的乡村道路进军，这条行军道路明确表明他无意和拿破仑展开对阵会战。食物补给也是促使库图佐夫远离大道、沿着未被战争触及过的地区行军的动机之一。
库图佐夫的军队一开始追击拿破仑，补给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军队正在远离它的后勤基地，进入赤贫的战区。即使在斯摩棱斯克省都很有可能出现找不到食物的状况，更不用说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了，军队需要用自己的大车运输食物养活自己。需要850辆大车才能为一支有120000人和40000匹马的军队运输一天所需的食物和草料，因而长期支撑这样一支军队就需要成千上万辆大车。即便能够找到这么多大车，也不一定能够解决补给问题，因为补给车队的马匹和车夫也需要替自己觅食。对前现代的将领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恶性循环，军队的补给车队可能会以吃掉它试图输送的所有食物告终。车队在行进中花的时间越长，这种状况就越有可能发生。数以千计的大车在俄国的秋天沿着小路移动，这注定是极为缓慢的，在庞大的炮兵车队后方行进时尤其如此。上述实际状况对解释库图佐夫在1812年秋冬的困境大有帮助。[38]
在战局开始时，士兵们携带了3日份的配给，另有7日份的“饼干”储存在团属大车里，“饼干”换句话说就是晒干了的黑面包，它是俄军各团在行军中的主食。这是俄军条例所要求配备的补给量，而库图佐夫也坚持上述补给必须全部按照条例到位。在行军纵队后方，还有大批额外补给被军队的马车队装载着。10月17日，俄军后勤总监报称他有足够120000人食用20天的饼干——也就是说可以一直吃到11月6日——和为马匹准备的20000俄石[39]燕麦。[40]
早在秋季战局开始之前，库图佐夫就试图建立大型移动仓库支撑军队前进。9月27日，他将命令下达给十二位省长，要求他们组建移动仓库，并将它们立刻送到军队，强调以“最快速度”完成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仓库由408辆双马大车组成，为士兵准备的饼干和谷粒以及为马匹准备的燕麦都平均分装到每辆车上。地方贵族被要求提供大部分食物和大车，而“监察官”则负责组织并指挥仓库。省长们不可避免地要走召集各个地方首席贵族的流程。正如一位省长向俄军总部报告时所述，“没有首席贵族们的完全配合，任何有效成果都无法实现”。[41]
除了少数人之外，首席贵族们都尽了全力去组织仓库，贵族们也踊跃捐献所需的食物和运输工具，但敌人却是时间和距离。如果要让来自遥远的奔萨、辛比尔斯克和萨拉托夫的移动仓库在秋季战局中按时抵达的话，拿破仑就需要至少在莫斯科再待上一个月。然而事实上，秋季战局甚至在较近省份派出的移动仓库到达前就开始了。以梁赞的前半部分移动仓库为例，它们于10月29日出发，坦波夫的移动仓库第一梯队则于11月7日出发。即使是这些移动仓库也需要行经相当长的路途才能抵达军队。此外，它们很快还会发现自己正在跟随军队前进，位于大型炮兵车队的后方，还要行经已经被路过人马吃得精光的地区。补给车队很快就开始吃掉自己输送的食物，以免人马饿死。和补给车队一起滞留在后方的还有许多冬衣，而这些冬衣原本是库图佐夫下令邻近省份的省长为军队征用的。[42]
移动仓库理论上应当沿着和库图佐夫行军纵队前进路线交叉的道路前进，但库图佐夫实际上给合并后的第一、第二军团总军需官瓦西里·兰斯科伊下令，让他把所有补给从图拉经由斯摩棱斯克省南部送到军队的行军路线上来。如果巴克莱·德·托利和格奥尔格·坎克林有可能在此时策划补给行动的话，他们也许会比库图佐夫、科诺夫尼岑和兰斯科伊安排得更有效率，但这个任务的确是艰难的。直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为止，没有人能知道拿破仑将会沿着哪条道路撤退，库图佐夫又将沿着哪条道路追击。遭到错误指导的移动仓库就有可能落入敌军之手。一旦战局开始，军队就永远不可能停止运动。再加上相关的距离、前现代的通信以及指挥移动仓库的贵族监察官完全缺乏经验，这就使得军队和补给纵队间的协调行动变得十分困难。[43]
库图佐夫到11月5日已经承认，“军队在追击逃敌中的快速运动意味着为部队携带食物的运输工具已经被抛在后面，因此开始忍受食物短缺的痛苦”。他因此下达了详细的命令，规定部队从当地居民手中征用食物的地点和数量，并威胁任何不予合作者都将被送上战地军事法庭。然而，问题在于随着俄军于11月中旬接近斯摩棱斯克，它实际上进入了一块被战争严重破坏，又在此前被敌军占领的地区，那里有一部分人已经逃入森林，许多农田已经被摧毁，也没有友好的地方政府去协助征收补给。当俄军抵达斯摩棱斯克城周边地区时，库图佐夫的许多部队在战局进程中头一次挨饿了。[44]
这段时间内俄军正规部队和拿破仑撤退中的军队发生的唯一一场大战，是11月3日的维亚济马会战。拿破仑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的各个军前后延伸了50多公里，米洛拉多维奇因此试图切断达武元帅指挥的法军后卫与其他部队间的联系。这一尝试最终失败了，首要原因则是米洛拉多维奇被库图佐夫谨慎的命令紧紧限制住了，而元帅又拒绝出动主力部队上前增援米洛拉多维奇。欧仁·德·博阿尔内军、波尼亚托夫斯基军和奈伊军距离达武依然足够近，这让他们能够前来援助达武，上述各军兵力总和远远超过了米洛拉多维奇所部。达武军多数部队因此得以逃脱，但由于这一天最终以俄军突入维亚济马、将敌军赶出战场告终，俄军士兵视他们为当然的胜利者，这对俄军士气很有好处。
维亚济马会战表明拿破仑的许多部队依然还有足够的战斗能力，但它也反映出拿破仑的军队越加虚弱。在1812年战局中，库图佐夫和拿破仑所部步兵间的战斗第一次以法军损失远远超过俄军告终。由伊万·拉多日茨基中尉指挥的炮兵连是米洛拉多维奇所部的一部分，也在维亚济马参加了战斗。他写道，“我们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敌军几乎没有骑兵，炮兵和此前相比也是虚弱而无效的……我们沉浸在光荣的胜利之中，还看到了我们面对强敌的优势”。符腾堡的欧根写道，在维亚济马会战结束后的任何一个时刻，俄军以全军规模发动的一次坚决攻击就将歼灭拿破仑的军队。但库图佐夫还是更愿意把毁灭法军的工作留给冬天去完成，而冬天在这场会战发生后3天就到来了。[45]
拿破仑本人和他的一些仰慕者后来很愿意把拿破仑大军的毁灭归咎于异常寒冷的冬季。这大体来说是荒谬的。只是在大部分法军已然死亡后的12月，冬天才变得寒冷惊人。此前的10月则格外温暖，这也许使拿破仑沉浸在虚假的安全感当中。正如在俄国有时会发生的那样，冬天随后就突然降临了。到11月6日为止，拿破仑的士兵已经要在大雪中前进。然而，所有俄方资料都说1812年11月虽然寒冷，但考虑到是年末，也算不上特别。拿破仑在这个月遭到的主要“捉弄”事实上是11月下半月温暖天气的诅咒，这使得别列津纳河解冻，继而成为他撤退途中的主要障碍。然而，根本的一点在于，俄国的11月是寒冷的，对那些露宿野外、连帐篷都没有、极为缺乏衣物、几乎没有食物的精疲力竭的士兵来说尤其如此。[46]
伊万·拉多日茨基的炮兵连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追击敌军，从维亚济马一路追到多罗戈布日。他写道，有一大群法国战俘被活捉，然后交给哥萨克护卫带走，但战俘中的军官依然很少。大批死者和垂死者被乱扔在路上。对俄军而言，法国士兵时常吃着半生不熟马肉的景象是十分令人恶心的。拉多日茨基回忆了特别吓人的场景，一个法国士兵在被冻死的那一刻正奋力把一匹死马的肝脏扯出来。俄国士兵对他们的敌人并无爱意，但即便是他们也时常对敌军感到怜悯，在这些可怕场景中，怜悯时常成为主要的情感。然而俄军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更不用说他们的马了。拉多日茨基写道，他的炮兵连没有干草，又耗尽了燕麦补给，那些精疲力竭的牲口们只能依靠四处搜寻到的一星半点草料过活。他的士兵们至少还有毛皮外套和毡靴，这是战局开始前他们在塔鲁季诺大营分到的，但他们除了饼干和少量稀粥之外没什么可吃的。越来越多的病员和疲惫不堪的士兵掉了队，等到拉多日茨基的炮兵连离开大道与库图佐夫主力部队在11月11日会合时，很少有步兵连的人数还在80以上了。无论如何，俄军在胜利的鼓舞下士气依然十分昂扬。[47]
拿破仑本人在11月9日抵达斯摩棱斯克，并于5天后离开。对于沿着大道撤退的士兵而言，这座城市提供了对温暖、食物和安全的希望。情况原本确实可能是这样，斯摩棱斯克的仓库里储存着丰富的食物，而且维克托元帅30000名生力军直到最近还驻扎在那里。然而，彼得·维特根施泰因的推进迫使维克托赶去救援圣西尔和乌迪诺，只在城中留下了相当薄弱的守军，守军既无法保护食品仓库，也不能迫使从莫斯科赶来的大群绝望的士兵恢复秩序，甚至在“大军团”主力抵达斯摩棱斯克的前一天，城中的一位高级军需官就预见到了灾难。劫掠者们已经试图冲进仓库，而他手下几乎没有部队来阻止他们。他写道，随后进入城市的“团”看上去就像全无纪律的罪犯或者疯子。近卫军拿走的食物远远超过他们的应得份额，而后来入城的军只能弄到极少的食物。在混乱之中，原本能够维持一周的食物一天内就被吞噬殆尽。储存食物和烈酒的仓库遭到了冲击和劫掠，军需官的部下被人群挤垮，时常成群地逃跑。[48]
拿破仑的前卫于11月12日离开斯摩棱斯克，开始向西撤退。他麾下军队的直接目标是在奥尔沙（Orsha/Орша）渡过第聂伯河。
皇帝缺乏骑兵，因此不能进行侦察，这也意味着他不知道库图佐夫在哪里。事实上，不管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的停留是多么必要，它还是使得俄军主力能够赶上法军并从南面绕过这座城市。到11月12日为止，库图佐夫已经有能力让全军横跨在通往奥尔沙的道路上，迫使拿破仑展开战斗，向第聂伯河突围。大部分俄军将领都希望库图佐夫这么去做。这些人中包括了卡尔·冯·托尔，他后来说，要是库图佐夫如此行事，大部分敌军将被歼灭，尽管拿破仑本人和一小撮精选出来的护卫无疑能够脱逃。[49]
然而，库图佐夫仍然坚持他给拿破仑一座“金桥”的做法。他拒绝将部队主力投入战斗，在确信拿破仑及其近卫军已经远离之前更是绝不会投入战斗。他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让俄军骨干在与法军近卫军的生死搏斗中毁灭，法军近卫军无疑会为了拯救他们的皇帝和他们自己而拼死奋战。库图佐夫的谨慎态度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的部下。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回忆了指挥主力部队相当一部分骑兵的科尔夫男爵是怎样引用库图佐夫关于“金桥”的话，以此为理由拒绝让他手下的骑兵部队与法军展开过于近身的战斗。米洛拉多维奇就更直接了，他的下属符腾堡的欧根对奉命让敌军从面前通过的做法感到异常愤怒，就像在维亚济马战前曾奉命做的那样。米洛拉多维奇回应说，“元帅禁止我们卷入一场会战”，他补充说，“这个老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刺激敌军，使其进入绝望境地，那就会让我们白白流血。但如果我们让敌人撤退，并给予他们适当的护送，敌人就会在若干天内自行毁灭。你要知道，人不可能依靠空气生活，雪不能做成令人舒适的营地，没有马匹，敌人也无法移动他们的食物、军火和火炮。”[50]
库图佐夫的战略是理解在11月15日到18日间在克拉斯内发生的所谓“会战”的关键。这实际上并非会战，而是拿破仑麾下一个又一个军从俄军面前通过时发生的一连串杂乱无章的冲突，而战斗的地点正是3个月前涅韦罗夫斯基所部抵挡缪拉的地方。拿破仑让他下属各军以一天的间隔离开斯摩棱斯克，如果库图佐夫做出干扰撤退的切实努力的话，这本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与此相反，俄军总司令开心地看着法军近卫军和波兰军、威斯特伐利亚军的残部从斯摩棱斯克开往奥尔沙，在他面前同俄军发生轻微冲突。到15日晚，他们已经抵达了克拉斯内村。跟在后面的是博阿尔内军和达武军，不过当拿破仑发出动用一部分近卫军援救他们的威胁后，库图佐夫也就不再打算去堵塞他们的撤退道路了。欧仁和达武因此双双得以逃脱，虽然如此，但他们在米洛拉多维奇所部步兵和炮兵的火力打击下沿着大道和原野挣扎前进时，又遭到了他麾下骑兵的骚扰，因而在撤退过程中损失了大群官兵和几乎所有的残余辎重和火炮。尽管欧仁军和达武军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和参谋都幸存下来，但在克拉斯内战后它们已经不再作为战斗单位存在。
唯一尚未脱身的是米歇尔·奈伊的后卫，拿破仑被迫扔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奈伊在11月17日率领大约15000人离开斯摩棱斯克，其中近一半人还能列队准备战斗。米洛拉多维奇所部那时已经横亘在西面的道路上。奈伊在11月18日发动了多次试图突破俄军战线的绝望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奈伊军土崩瓦解，大部分士兵不是战死就是被俘。由于奈伊勇敢而鼓舞人心的领导才干，一支800人的骨干部队进入森林，越过第聂伯河，从而躲开俄军，并于11月20日与拿破仑在奥尔沙会合。[51]
拿破仑的军队越过库图佐夫，继而在奥尔沙跨过第聂伯河后，俄军主力部队在1812年战局中就不再扮演活跃的战斗角色了。就算库图佐夫想要追上拿破仑，他也无法在不毁灭自己军队的前提下赶上法军的撤退速度。老元帅对这一局面感到十分高兴，他视克拉斯内“会战”为一场重大胜利，“会战”也证明了他战略的正确性。超过20000名战俘和200门火炮落入俄军之手，还有10000名敌军战死，而己方士兵却付出了最小的生命代价。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普辛上尉回忆说，当库图佐夫视察该团并告诉他们会战结果时，“他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普辛补充说，在听到库图佐夫关于俘获火炮、军旗、战俘的相关数目后，“大家的喜悦是难以估量的，我们甚至有点喜极而泣。一阵巨大的欢呼响了起来，这让我们的老将军也感动了。”[52]
另外，许多俄军指挥官对战斗结果深感不满，其中就有符腾堡的欧根亲王。他回忆说，他在克拉斯内和奥尔沙之间的一个小村庄遇到了库图佐夫，这还是他们离开塔鲁季诺大营后的第一次会面。总司令知道欧根的不快，也试图为自己的战略辩护，于是说：“你没有意识到他们身处的环境，环境本身会比我们的部队做得更多。我们自己一定不能在抵达边境时变成瘦弱的流浪汉。”[53]
库图佐夫对部队的关切是很有根据的。尽管在战局的前半段，主力部队损失要少于米洛拉多维奇的前卫部队，但到11月中旬时，它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力部队的辎重和炮兵在深深积雪中沿着乡村道路前进，士兵们也被迫去拉车，这使得他们越发疲惫。许多士兵并没有足够的冬衣，因为一些省份装载皮衣和毡靴的马车直到主力部队抵达维尔纳时才赶到。食物供应正面临着紧急事态，移动仓库远在后方，而在穿越斯摩棱斯克省时，征用也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白俄罗斯已经经历了6个月的战争和劫掠，在这方面很可能不会比斯摩棱斯克省更轻松。最糟糕的是医疗服务，它在军队持续运动和无数伤病员的压力下几乎崩溃。军中的卫勤官员和医生们被分散在军队的行军路线上，在一片荒野里拼命尝试建立临时医院并获得药物——那里已经没有民政当局能够帮助他们，大部分适合改成医院的建筑物也被摧毁了。[54]
然而，库图佐夫和欧根交谈时想到的很可能远不止是他麾下军队当前的物质需要。他不相信俄国的国家利益会仅仅局限于打败法兰西帝国。英国和奥地利至少也是和法国一样的“天然”对头。此外，即便俄军抓住了拿破仑本人——尽管此事的可能性很低，这也不会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无须有远见也能认识到，一旦法国的统治地位崩溃，其他欧洲国家将会为分赃陷入激烈竞争。预见何种政权将会取代拿破仑统治法国也并非易事。库图佐夫从法军战俘口中已经得知马莱（Malet）将军试图发动政变、以共和国取代波拿巴家族统治的消息。如果能够想起18世纪90年代的话，就会知道法兰西共和国既不热爱和平也不稳定。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保卫俄国的利益就要依靠它的军队，这一点非常清楚，而库图佐夫则要对这支军队的生存负责。[55]
到11月初，另一个因素对库图佐夫而言也变得越发重要了。他一直都知道，根据亚历山大的计划，海军上将奇恰戈夫的军团将赶往明斯克和别列津纳河堵住拿破仑的退路。然而，一个像库图佐夫这样的老兵也知道，这种纸面上看起来很美妙的宏大计划在实际战争中总会走样。这就是克劳塞维茨在他论述战争的伟大著作中所提到的“阻力”的含义，没有什么时候会比1812年的冬季有更大的“阻力”了。库图佐夫在整个10月和11月初都对奇恰戈夫的行动毫无清晰概念，只是被奇恰戈夫所部看似缓慢的动作弄得相当沮丧。然而，就在拿破仑离开斯摩棱斯克的那一天，总司令收到了奇恰戈夫12天前在普鲁扎内写的信。信中详细描述了奇恰戈夫最近的成功推进，表示海军上将预计将在11月19日前抵达明斯克。明斯克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它是拿破仑在白俄罗斯的主要食品仓库。另一点在于，它距离鲍里索夫（Borisov/Борисов）和别列津纳河上拿破仑军队试图通过的关键桥梁仅有75公里。[56]
库图佐夫做出回复，“我在10月20日（公历11月1日）非常满意地收到你的报告。从报告中我看出你希望在11月7日（公历11月19日）左右进入明斯克。你的前进将会对当今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库图佐夫在给维特根施泰因的信中说，到11月19日为止，奇恰戈夫应当带着45000人出现在距离别列津纳河仅有75公里的地方。他后来给奇恰戈夫的信中甚至说，“就算维特根施泰因将军被维克托和圣西尔拖住，没法前来帮助你击败敌军，你和厄特尔中将以及吕德斯（Lüders）少将所部会合后的实力也强大到足以摧毁逃跑的敌军，敌人已经几乎没有炮兵和骑兵，我还从他们后方对其施压”。按照记载，库图佐夫对被他派去指挥先锋部队的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的话就更直率了，“看，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老弟，不要太投入，照顾好我们的近卫团。我们已经做了自己的分内之事，现在该轮到奇恰戈夫了”。[57]
库图佐夫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在俄军统帅部中根深蒂固的自私、缺乏对集体忠诚的极好范例。总司令知道奇恰戈夫比他更受亚历山大尊敬，他愤恨海军上将被派去取代他作为多瑙河军团司令的事实。另外，对于原本已经年高、现在更显衰朽的库图佐夫及其军队而言，他们在精疲力竭之后也应当得到一些照顾。克劳塞维茨评论说：
我们必须考虑到行动的规模。在11月和12月，在俄国的冰雪之中，在一场辛劳的战役后，要么走几乎从不平坦的小道，要么走已被完全破坏的大道，面临着生存的极大困难……让我们想一下：在各方面都令人感到不快的冬季里，在物质和精神都相当疲乏的状况下，一支军队在前进中始终露营，受到物资匮乏的煎熬，因为疾病而人数骤减，它所经过的路上缀满了死者、垂死者和精疲力竭者的身体——（读者）将领会到完成每一次运动所要克服的困难，知道只有最强烈的推动力才能克服大群人的惰性。[58]
这些话并没能给帕维尔·奇恰戈夫带来多少慰藉，库图佐夫已经把皇帝对歼灭法军甚至俘获拿破仑本人的高度期望都推到了他的肩上。海军上将的战局开始时很顺利。尽管他需要留下相当一部分守军监视奥斯曼帝国，但跟随他北上的官兵里有许多经历过多次战役的老兵，总体来看也堪称优秀部队。他们于9月19日与托尔马索夫军团在斯特里河会合。
托尔马索夫下属各团的老兵要比奇恰戈夫少，但他们在1812年战局中积累了经验，而他们承受的人员伤亡则要远少于巴格拉季翁军团和巴克莱军团。奇恰戈夫军团和托尔马索夫军团在1812年9月都没有新兵，更不用说民兵了。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在9月29日抵达他们的总部，带来让奇恰戈夫接过两个军团指挥权、让托尔马索夫与库图佐夫会合的命令。他也带来了亚历山大的计划，该计划要求奇恰戈夫将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向西赶回华沙大公国，随后向明斯克和别列津纳河推进，堵住拿破仑的撤退通道。
在和托尔马索夫会合之后，奇恰戈夫起初有60000人可以用于这场战局，尽管要是亚历山大的计划得到充分执行，他还会在白俄罗斯得到厄特尔将军的15000人和吕德斯少将的3500人的增援，厄特尔所部当时还在莫济里，吕德斯所部则在最近的战争中前往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军队作战。当奇恰戈夫在9月底开始推进时，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向西退到华沙大公国境内。奇恰戈夫把他的总部设在布列斯特（Brest/Брест），随后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星期，为向明斯克和别列津纳河推进搜集补给。由于他要在被严重破坏的战区内行军500公里，这一举动是很有道理的，但他的延迟也导致了一些抱怨。不过这一延迟意味着奇恰戈夫只能恰好在拿破仑之前赶到别列津纳河。他没有时间去了解本该防守却并不熟悉的地区。这也意味着他不可能执行亚历山大的指示——在拿破仑军队可能通过的关键遏制点和小道上构筑要塞。
奇恰戈夫在10月的最后一周开始赶往白俄罗斯，留下了他军团里大约一半人——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麾下的27000人——阻挡施瓦岑贝格和雷尼耶。由于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合计有38000人，还有望得到一些援军，这就对萨肯要求很高了。然而，这位俄军将领事实上还是近乎完美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不过萨肯还是抱怨——他的抱怨是正确的——他麾下部队的成就被忽略了，原因在于他在面对数量大大占优的敌军时无望获得光辉胜利，而那时所有俄国人的目光无论如何都转向了拿破仑及其军队的命运。
当施瓦岑贝格根据拿破仑的指示前去追击奇恰戈夫时，萨肯便对雷尼埃所部萨克森军展开突袭，这迫使施瓦岑贝格折返回去救援萨克森军。萨肯随后成功地躲开了施瓦岑贝格捕获他的尝试，在战局的余下时间里拖住了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萨肯在一阵急促的运动和后卫作战中保全了他规模不大的部队，这支部队也为1813年战局提供了最优秀也最生气勃勃的几个团。最重要的是，萨肯把施瓦岑贝格和雷尼埃拖得远离明斯克和别列津纳河，这使得奇恰戈夫有可能向白俄罗斯中部推进，威胁到拿破仑及其军队的生存。[59]
奇恰戈夫行动得很迅速，他的前卫由另一位法国流亡者夏尔·德·朗贝尔（Charles de Lambert）伯爵指挥，此人于1793年加入俄军。朗贝尔所部约有8000人，大部分是骑兵，4个猎兵团则由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指挥，正如我们所见，公爵的日记中透露出他对正在毁坏俄国的外国人和暴发户的不信任。对俄军指挥官而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在于维克托元帅的军到底在哪里。天生的悲观主义者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深信俄军的推进无法成功，因为敌军在白俄罗斯的部队至少和奇恰戈夫的部队一样多。事实上，拿破仑已经命令维克托派出一个师去增援明斯克的守军，但等这个命令传到时，维克托已经全军北上阻击维特根施泰因了。随着维克托转而北上，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又远在西面，防守白俄罗斯南面入口的任务就交给了扬·东布罗夫斯基（Jan Dombrowski）将军和不超过6000名有战斗力的士兵。
东布罗夫斯基无法挡住朗贝尔，但他很有可能延缓朗贝尔的前进速度。与此相反，他和并肩作战的其他波兰将领们犯了许多关键的错误。派去防守涅曼河关键渡河点的部队竟让自己在河流南岸遭遇包围后集体被俘，让桥梁完好无损地落入朗贝尔手中。原本储存在明斯克可供大军团食用一个月的大量食物和草料仓储也同样被他夺去。离开明斯克后，朗贝尔赶往鲍里索夫和别列津纳河上的关键桥梁。俄军轻步兵在此战中取得了他们在1812年战局里可能最为杰出的成就，维亚泽姆斯基手下的四个猎兵团在最后24小时内推进了55公里抵达鲍里索夫，随即抢在鲍里索夫附近的5500名敌军能够集结起来保护渡河点之前，于11月21日凌晨突击保护桥梁的要塞。朗贝尔麾下的3200名猎兵中至少一半人非死即伤，其中包括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战后冬宫里建起了一座画廊，用于悬挂所有参与过1812～1814战争的俄军将领画像。维亚泽姆斯基是少数几个被遗漏的名字。对一个来自奇恰戈夫“被遗忘的军团”并无“保护人”的将领而言，他无疑曾考虑到彼得堡的朝臣们在他死后会玩和生前一样的花招。[60]
朗贝尔夺取鲍里索夫大桥是俄军在1812年冬季战局中最光辉的时刻。胜利希望大增，亚历山大在别列津纳河活捉拿破仑的梦想也似乎可能成为现实。奇恰戈夫给他的部队下达了如下文告，此举在将来会让他感到后悔：
拿破仑的军队正在逃窜。欧洲的全部痛苦之源正在它的队列之中。我们正横亘在这个人的撤退路线上。把他交给我们，将很容易取悦上帝，从而结束他对人类的惩罚。出于上述原因，我希望让每个人都知晓此人的特征：他个头不高，矮胖结实，脸色苍白，脖子粗短，大脑袋，黑头发。为了避免任何不确定因素，所有符合上述特征的战俘都应当在捕获后送到我这里。关于抓捕这位特殊俘虏的赏金，我一句话都不用说，我们君主人尽皆知的慷慨已经确保了它们。[61]
就在俄国人的期望达到最高点的时刻，奇恰戈夫也正开始面临失败的前景。库图佐夫估计海军上将能够把45000人带到别列津纳河，但这取决于指挥莫济里守军的厄特尔中将是否遵守奇恰戈夫的命令，让他手下的15000人赶往鲍里索夫。然而，厄特尔是一个细致且有条理的行政管理人员，他的职业生涯中有很长时间是作为莫斯科首席警务长官和后来的彼得堡首席警务长官度过的。训练构成莫济里守军一部分的新兵，并确保周边地区不受波兰暴动分子影响，的确在其能力范围之内，但放弃地方责任前去与拿破仑作战则令他想想都感到颤抖。厄特尔遍寻拖延时间的可能借口，列举了桥梁被破坏、离开后有发生地方叛乱的危险、有必要保护仓库等借口，甚至连牛瘟都包括在内。等到奇恰戈夫能够换人时，时间已经太晚，厄特尔的部队也无法赶到别列津纳河了。正像海军上将向亚历山大报告的那样，此举只给他留下了仅仅32000人，其中还有一半是骑兵，他们在防御渡河点和在别列津纳河西岸的丛林和沼泽中作战时几乎派不上用场。[62]
如果奇恰戈夫要挡住拿破仑的话，他自然需要援助，最可能的援助来源是彼得·维特根施泰因。在秋季战局之前，维特根施泰因的军已被增强到40000人之众，尽管其中有9000人是民兵。施泰因黑尔伯爵的10000名正规军也从里加南下加入维特根施泰因所部。维特根施泰因和施泰因黑尔在10月16日到18日携手击败了圣西尔元帅，重新夺取了波洛茨克镇和横跨在德维纳河上的桥梁。比起俄军指挥官的指挥技艺，胜利更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俄军的数量优势和士兵的勇气。施泰因黑尔和维特根施泰因从德维纳河两岸分别推进，彼此间联系很差。如果维特根施泰因拥有一支舟桥纵列的话，他就可以在圣西尔的右翼外侧渡过德维纳河，把他赶到西边去，换句话说就是远离拿破仑的撤退路线。这是亚历山大的计划中为秋季战局设定的目标。然而，俄军指挥官并没有这样的舟桥部队，他被迫采取更沉闷同时要付出更大代价的对策：直接强攻波洛茨克。
即便如此，俄军在波洛茨克的胜利还是带来了重要的结果。指挥圣西尔下属巴伐利亚军队的弗雷德（Wrede）将军直接向西退入立陶宛，从而让他的部队实质上不再参与这场战争，尽管维特根施泰因无法确定弗雷德会不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并威胁到他的右翼。维特根施泰因在他给亚历山大关于此战的报告中正确地声称，他已经将乌迪诺军和圣西尔军摧毁到相当的程度，除非维克托元帅因此被迫放弃斯摩棱斯克，指挥他手下的整个军全速赶来援助乌迪诺和圣西尔，否则这两个军就不能展开有力的抵抗。维特根施泰因完全有理由为这一成就而自豪。在他的努力之下，3个起初和他的军一样强大的法国军现在都已经被拖得远离白俄罗斯中部的关键战区。[63]
维特根施泰因从波洛茨克向南推进，10月31日在乌拉河（Ulla/Улла）畔的恰什尼基（Chashniki/Чашники）展开会战，击败了圣西尔元帅和维克托元帅。根据圣西尔的说法，俄军的胜利得益于他们的优秀炮兵和维克托元帅未能把他的大部分部队集中到战场上。和往常一样，拿破仑不在场时他的元帅们就会相互倾轧，乌迪诺的康复归来也无助于使这支面对维特根施泰因的小部队内部领导层的协调一致。愤怒的拿破仑此后给维克托下达了无条件攻击维特根施泰因的命令，要求维克托把他赶过德维纳河，赶得远离大军团的撤退路线。维克托随后于11月13日到14日间向乌拉河畔更偏东的斯莫利亚内（Smoliany/Смоляны）发起攻击，尽管法军进行了苦战，但还是无法将维特根施泰因的部队赶出阵地。[64]
维特根施泰因在1812年11月的前3周里满足于守住乌拉河一线击退任何法军攻击。普斯科夫省长彼得·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动员了数以千计的大车，组成了6个移动仓库给维特根施泰因提供补给。得益于沙霍夫斯科伊的努力，俄军要比他们的敌人吃得好很多。由于维特根施泰因军在9月就从后方省份收到了30000件皮外套，他们也比敌人暖和得多。两军每多对峙一天，力量对比就对维特根施泰因越加有利。尽管维特根施泰因距离奥尔沙—鲍里索夫大道只有一天半的行程，他却没有做出任何横亘在拿破仑撤退路线上的尝试。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维特根施泰因在11月上半月对其他俄军所处的位置一无所知，对拿破仑大军的状况也毫不了解。如果维特根施泰因军面临拿破仑和维克托的夹击，而奇恰科夫和库图佐夫所部都不在能够前来救援的邻近地区，届时为它的安危担忧的将不仅有维特根施泰因，还有皇帝和库图佐夫。只有当维克托于11月22日撤退后，维特根施泰因才跟在他后方前进。他因此处于能够干扰法军越过别列津纳河行动的位置，不过和奇恰戈夫不一样，他并没有直接挡在法军路上。[65]
无论如何，维特根施泰因要比库图佐夫的主力军团近得多。在克拉斯内“会战”后，库图佐夫的主要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休息、供养他的部队上。出于上述原因，他从克拉斯内向西南方向行军，进入科佩西（Kopys/Копысь）小镇，科佩西是奥尔沙以南的下一个第聂伯河渡河点。他在那里休整了部队主力，成功地从南面邻近地区征收到了相当数量的食物。由于显然没有必要再一路拖着所有火炮，他也让许多炮兵连就地停放火炮。库图佐夫的确派出由米洛拉多维奇指挥的两个步兵军和一个骑兵军的前卫部队继续前进，但除非奇恰戈夫能够在别列津纳河上堵住拿破仑整整4天或者更长时间，不然米洛拉多维奇所部就没有机会及时抵达并干扰渡河。米洛拉多维奇手下的士兵们在挣扎着越过第聂伯河攻入白俄罗斯的过程中很是吃了一番苦头。撰写第5猎兵团团史的历史学家写道，“从科佩西开始，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平民，村庄空无一人，甚至没有猫狗。谷仓和商店也是空的，没有谷物，没有谷粒，甚至没有一点草料”。[66]
在米洛拉多维奇前方的是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和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麾下由两个胸甲骑兵团、3个战列步兵团、一些哥萨克和两个近卫轻步兵团，换言之就是近卫猎兵团和芬兰近卫团组成的通常所说的“快速纵队”。快速纵队在11月19日启程前往奥尔沙，但是由于拿破仑烧毁了第聂伯河上的桥梁，行程耽搁了一天半。叶尔莫洛夫的哥萨克游过了第聂伯河，但他的重骑兵战马不得不被系在筏子上过河。让俄军胸甲骑兵来担任这一角色的唯一解释就是俄军正规轻骑兵已经精疲力竭。所有的辎重都被迫留在第聂伯河东岸。库图佐夫命令叶尔莫洛夫不要让他的士兵陷入疲乏，让他在托洛钦（Tolochin/Толочин）等待米洛拉多维奇抵达，而后才能向前推进追击拿破仑。但叶尔莫洛夫知道如果要把拿破仑拦在别列津纳河的话，速度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他因此忽视了上述两道命令。[67]
凭借英雄般的努力，叶尔莫洛夫于11月27日抵达鲍里索夫，同一天，拿破仑和他的近卫军在鲍里索夫以北18公里的斯图江卡（Studyanka/Студянка）跨过别列津纳河。俄军部队为这一速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哥萨克通常可以远离道路收集粮秣，多少找出点能吃的东西，炮兵在他们的弹药箱里携带了应急食物，但步兵的生活就十分艰辛了。在此前一个月里，近卫猎兵团一共只在屋顶下睡了一夜。在他们从第聂伯河赶到别列津纳河为期一周的行军中，他们只拿到了两次饼干。士兵们每次露营时都到处刨土豆，即便如此也很难找到食物，在匆忙和疲惫中，他们时常生吃食物。[68]
至于芬兰近卫团，他们的确在背包里还带了一些谷粒，但他们的水壶正好在团属辎重里，而生的谷粒是无法食用的。士兵们靠从树上割树皮做成临时烹调容器活了下来。把谷粒塞进树皮里，然后用潮湿的木头烤火，把混合物放到上方加热，接着近卫军士兵就狼吞虎咽整顿“大餐”，把树皮等等统统吃了下去。他们付出上述努力的酬报是终究晚了一天才抵达别列津纳河。两个近卫团在次日上午过河后被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奇恰戈夫军团后方，军团本身则在布里利（Brili/Брили）村附近的森林和拿破仑展开战斗。这两个团的士兵在齐膝深的雪中度过了此后两天，连一点食物都没有，大群士兵毫不奇怪地病倒了，然而部队的士气依然高昂。这些近卫军士兵是优秀的战士，他们正在前进、正在明明白白地赢得战争的事实鼓舞了他们的精神。叶尔莫洛夫本人也是一位擅长在战场上激励人心的领袖人物，他是让俄国士兵在紧急状况下用尽最后一点努力的当然之选。[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