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春季战局
1812年12月22日，亚历山大一世抵达维尔纳。1812年战局的头几周里，皇帝把如同鹅群般喧哗的廷臣们带到了维尔纳，他们既无聊又争吵不休，令人厌烦不已。这次他带来的随从队伍要小一些，其中的三个人将成为余下战争里亚历山大最亲近的助手。在军事行动方面，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是亚历山大的左右手；在国内动员、组织民兵和向野战部队分配补充兵方面，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继续执掌一切；卡尔·内塞尔罗德则成为亚历山大的主要外交顾问。尽管内塞尔罗德名义上并非副外交大臣，事实上他却在履行这一职责，真正的外交大臣则是亚历山大自己。皇帝经常干预军事事务，但是他缺乏接手指挥或在军事行动中扮演领导角色的自信。然而，亚历山大在外交事务上则是毫无疑问的主导人物，总体而言，他在1813年富有技巧且有效的外交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尼古拉·鲁缅采夫仍然是名义上的外交大臣，他事实上已经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毫无关系。亚历山大声称，把鲁缅采夫留在圣彼得堡是方便他休养身体。的确，鲁缅采夫曾于1812年随同亚历山大出征时得了小中风，这正好在1813年给了皇帝一个躲开外交大臣的正当理由。亚历山大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一个探头探脑的“旧俄罗斯人”外交大臣，他会令俄国现存的所有盟友产生疑虑，还会对皇帝的外交方针挑剔不已。在鲁缅采夫看来，亚历山大针对拿破仑的“十字军远征”是执迷不悟的。正如鲁缅采夫向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的那样，拿破仑绝不应当成为俄国外交的唯一议题，亚历山大太过专注于击败拿破仑，因此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有所让步，甚至同意牺牲俄国传统利益来安抚奥地利和英国。鲁缅采夫偶尔甚至会以几乎毫无遮掩的言辞痛骂亚历山大，指责他忘记了祖先的自豪传统。
外交大臣也害怕无政府主义，他认为致力于煽动针对拿破仑的大规模暴动（尤其是在德意志境内）将最终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滋生。用鲁缅采夫的话说，这是“雅各宾主义实质上的回归。拿破仑可以被看作君主政体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拿破仑当然推翻过许多君主，但他对君主政体毫无侵犯。以强烈情感将他本人（拿破仑）视为唯一的敌人，并煽动人民起来赶跑他，这种做法将会为未来的许多大混乱奠定基础”。亚历山大完全能够忽略距离遥远且并非核心人物的鲁缅采夫，但是当梅特涅在两个月后清楚地表达出同样观点时，亚历山大就不得不对此倍加关注了。[1]
在维尔纳，盛大的装饰和焰火欢迎着亚历山大的到来。抵达此城的第二天恰逢俄皇生日，库图佐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舞会。在舞厅里，此前缴获的一面面法军旗帜被抛到亚历山大脚下。进一步的庆祝活动和阅兵接踵而来，维尔纳城中奢侈品的价格随之变得极其昂贵。一套配有量身定做的金色穗带的全新制服，其价格即使对近卫军贵族军官奇切林中尉来说也是难以承担的。然而，璀璨的外表和华丽的贺词并不能掩盖维尔纳此时所经受的恐怖苦难，即使皇帝本人也能感受到这一点。40000具冻僵的尸体散布在维尔纳的市区和郊区，等到春天冰雪融化时才能被焚烧或者掩埋。饥饿且伤寒缠身的人游荡在大街上，不时倒毙在市民门前。近卫军炮兵曾负责运尸出城的工作，在城外，尸体被砌成冰墙或者堆成小丘等待处理，结果参与此事的士兵中1/3得了斑疹伤寒。最悲惨的景象出现在医院。值得赞扬的是，亚历山大亲自拜访了法军所在的医院，但是俄军的卫生勤务部门早已不堪重负，因此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多少帮助。俄皇曾这样回忆一次拜访，“晚上，高大的拱形房间里只有一盏灯亮着，房里的尸体堆得和墙一样高。在这些尸体里，我突然看到了活物，那时的恐惧感难以言表。”[2]亚历山大授予库图佐夫大十字级圣格奥尔基勋章——俄国君主所能给予的最为珍稀的荣誉。表面上看起来，心怀感激的皇帝和尽忠职守的总司令关系一片和睦。事实上，皇帝对库图佐夫追击拿破仑的行动很不满意，他决心让别人认识到自己在军事行动上的控制权。亚历山大给库图佐夫的参谋长彼得·科诺夫尼岑放了加长的病假，并任命彼得·沃尔孔斯基继任。库图佐夫将继续指挥全军，在制定战略时也会扮演领导角色，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在皇帝和皇帝最信任的助手眼皮底下。就管理效率而言，沃尔孔斯基的到来大有裨益。库图佐夫和科诺夫尼岑都是懒惰且缺乏效率的管理者，重要的文件会一连几天没人签发、照管。库图佐夫总部里的一位参谋谢尔盖·马耶夫斯基（Serge Maevsky/Сергей Маевский）如此评论：
元帅看上去对这一任命极为不快，因为现在沙皇的眼线会把他的一举一动如实上报。除此之外，以前他（库图佐夫）在想工作的时候才和我们一起工作，但现在即使他不想工作，沃尔孔斯基也会强迫他一起工作。沃尔孔斯基无穷无尽地（和库图佐夫）讨论问题，让那个老人精疲力竭。他异常勤勉，我们的工作确实也在飞快地完成，毫无疑问，一天之内沃尔孔斯基就能够处理完他面前堆积了几个月的事务。[3]
库图佐夫坚信，在越过俄国边境发动新战役之前，他疲惫的部队应当得到一些休整，皇帝则非常不愿听从这类建议。在亚历山大看来，此时拿破仑正处于最虚弱的关头，全欧洲都涌动着针对拿破仑帝国的暴动，而俄罗斯的声望如日中天。俄军必须向德意志深入推进，以便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并鼓励普鲁士和奥地利加入俄罗斯的事业，在这样的关键时期，片刻都不容耽搁。就在离开彼得堡之前，亚历山大曾告诉皇后的一位女侍官，真实而持久的和平只能在巴黎达成。抵达维尔纳之后，他向聚集起来的将军们宣告，他们的胜利不仅将解放俄国，还将解放全欧洲。[4]
库图佐夫对这一观点毫无热情，这个疲倦的老指挥官觉得他已经尽了解放俄罗斯的职责，解放全欧洲则不是俄罗斯所应当关心的。库图佐夫的看法并非无人赞成，但没有人能说出到底有多少军官也这么想：军队并不会进行民意测验，而且皇帝的话至少在表面上就是法律。然而在春季战局末尾，当军队的疲惫日益加剧、运势也开始背离（俄普）联军一方时，外国观察者们指出，俄军总部和许多俄国将领对战争缺乏热情。在团这一级，纪律、勇气和互相忠诚的文化环境将军官和士兵紧紧联系在一起，缺乏战争热情的状况就没有那么明显。当夏季休战让军队得到了休整、运势也在秋天回到了联军一边后，失败主义和疲惫感即使在将领中也大为减少了。然而，俄国军官在1813年战局中的精神面貌总是和1812年保卫祖国时大相径庭。[5]
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过去的许多战役一样，这场战役已经变成了一场为了个人荣誉、奖赏和晋升而进行的战役。皇帝出现在军队中意味着表现突出的军官们将迎来雨点般的奖赏，在一个军衔、奖章和皇家赏赐意义重大的群体里，这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从军官们关于1813年和1814年的回忆录中，看到他们经过一块又一块富有异国情调的土地、不断累积探险经历与各式观感，有时便会得到他们是“军事旅行者”的印象。对一些俄国军官而言，依次勾引波兰、德意志和法国的女人是本次旅行中的欢乐特色，对那些年轻的近卫军贵族军官们来说尤其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军官们男子气概、战术技艺和无坚不摧精神的体现——正如他们在战场上击败拿破仑一样。[6]
海军将领希什科夫实在太老也太洁身自好，不会参加此类冒险。此外，希什科夫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孤立主义者。刚陪同亚历山大返回维尔纳，他就质问库图佐夫俄国为什么要向欧洲腹地挺进。这两个人都认为，在遭到了像1812年这样大的灾难后，拿破仑是不可能再次攻击俄国的，“（拿破仑）在他的巴黎又会给我们造成什么伤害呢？”当被希什科夫问起为何没有动用现有的全部威望去向亚历山大陈述利害时，库图佐夫回答说他已经这么去做了，但是“他（亚历山大）先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而这一视角的正当性我不能完全否认。然后，我坦率而诚实地告诉你，当他无法否认我的观点时，他就抱紧我，并亲吻我。我那时也只能痛哭流涕，并同意了他的看法”。希什科夫自己则建议，俄国最多只能做到像帕维尔一世在1798～1799年时那样，派出一支辅助部队去协助奥地利人，但是把解放欧洲的重担留给不列颠金主支持下的德意志人本身。库图佐夫后来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他鼓励卡尔·冯·托尔在1813年1月底提出这一计划——将战争主要负担转移到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身上，俄国则“由于它的国内省份太过遥远，将不再扮演战争中的军事领导角色，而是协助全体动员起来的欧洲对抗法兰西暴君”。[7]
亚历山大否决了希什科夫和托尔让俄国承担有限职责的主张，皇帝这么做是对的：在1813年春季，俄国只有全面参与在德意志的战争，才能鼓励普鲁士和奥地利加入它的事业，或者说，为普奥两国提供击败拿破仑的一线希望。对希什科夫和库图佐夫所持的拿破仑将不再对俄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观点，皇帝的质疑也是正确的。如果考虑到拿破仑的个性与此前经历，猜想他将完全接受在俄国的灾难性失败并且丝毫不去寻求复仇，那就太乐观了。即使不考虑个人因素，拿破仑也相信他的新王朝合法性系于军事胜利与光荣。此外，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仍在进行，驱使拿破仑在1812年与俄国开战的地缘政治因素依然存在——在拿破仑本人依然是个积极进取且能鼓舞人心的领袖、保持着可靠的战略头脑时，抓紧时间消灭欧洲大陆上最后一个独立大国，巩固法国在欧陆的主宰地位。可以想象，拿破仑在1812年的经历也许会说服他与俄国和平相处，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会教导拿破仑以更聪明的方式发起攻击：充分利用波兰因素和俄国的政治、经济弱点。当然，所有对拿破仑未来会做什么的预测都是不确定的。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拿破仑的帝国要比俄罗斯帝国强大得多，在和平时期，俄国不可能长期承担为应对拿破仑威胁而保持的军费水准。因此，在拿破仑被严重削弱，俄国资源已经被动员起来，且有很大概率将奥地利和普鲁士拖入战争的时候，立即努力去终结拿破仑的威胁是有道理的。
关于亚历山大此时的外交方针，最好的原始资料是他的主要外交顾问卡尔·内塞尔罗德于1813年2月初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内塞尔罗德颇有技巧地以俄皇自己的言辞作为备忘录开头部分。亚历山大曾表述过，他最主要的目标是在欧洲创造持久的和平，这一和平将抵抗拿破仑的权力与野心：
毫无疑问，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最彻底的方式就是将法国赶回它的天然疆界之内，亦即所有在莱茵河、斯海尔德河（Scheldt）、比利牛斯山（Pyrenees）和阿尔卑斯山（Alps）以外的土地将不再属于法兰西帝国及其附属国。当然，这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但是假若没有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合作，它就无法实现。
内塞尔罗德承认，连普鲁士都不一定会加入俄国一方，而奥地利甚至可能继续作为拿破仑的盟友存在。如果普鲁士与俄国结盟，但奥地利继续与俄国为敌，俄普联军就只能守住易北河一线，并将其作为普鲁士的永久边界。内塞尔罗德自信地认为，普鲁士很快就将与俄国结盟。但是即便普鲁士不这么做，俄国也有充分的理由即刻向前推进占领华沙大公国。华沙大公国既对俄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无疑是未来任何和平谈判中的担保品。[8]
内塞尔罗德的备忘录描绘了俄罗斯的战争性质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从1812年战局打响到1812年底这一阶段，外交只处于次要地位。与之相反，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俄国的目标就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达成。为了赢得胜利，俄国需要将奥地利和普鲁士拉到自己一方，而这一动作反过来需要外交和军事手段的结合。这份备忘录的语气是典型的内塞尔罗德风格——冷静的现实主义。例如，备忘录中没有提及追击拿破仑直至巴黎或者推翻拿破仑的统治，这些目标在1813年2月会被认为完全不能实现，连普鲁士人都会觉得它们遥不可及，更不用说奥地利人了。
内塞尔罗德对权力的理解也是现实主义的。亚历山大的某些顾问梦想着掀起一场针对拿破仑暴政的欧洲——特别是德意志——暴动。这一顾问群体的领袖是海因里希·冯·施泰因（Heinrich vom Stein）男爵，于1812年加入亚历山大随行人群的普鲁士前首相。与之相反，内塞尔罗德的备忘录对群众暴动或公众意见不置一词，对他而言，只有国家和政府才值得考虑。总体而言，1813～1814年的事件证明内塞尔罗德是对的。不管莱茵同盟的公众意见有多么反对拿破仑，王公们依然在法国皇帝掌控之中，而绝大多数士兵也一直忠诚地站在拿破仑一方，几乎战斗到最后一刻。在1813年，拿破仑不是被反叛或民族主义运动所击败的，而是输给了第一次联合作战的俄普奥三国，与1805或1806年时不同，这一次俄国军队在战局开始时就已经位于欧洲中部。
不过，内塞尔罗德之所以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国家和政府真正重要，部分是因为他强烈相信这一观点是理所当然的。像他所钦慕的梅特涅一样，内塞尔罗德身处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几乎毫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渴望着稳定与秩序。这两个人都害怕任何形式“自下而上”的自治政治，不论其领导者是雅各宾煽动者还是普鲁士爱国将领，它都会使欧洲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当中。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812～1813年冬天，正是一名普鲁士将领在未得到国王许可情况下的擅自行动最终促成了俄普两国对抗拿破仑的同盟，这也是内塞尔罗德和亚历山大在1813年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外交胜利。
即便与同一时代的俄国高级将领相比，位于拿破仑军队左翼的普军军长汉斯·达维德·冯·约克（Hans David von Yorck）中将也是个非常难以相处的人。约克傲慢、易怒且喜好吹毛求疵，作为下属，他是上司的梦魇。另一位东方战线上的普军军长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比洛（Friedrich Wilhelm von Bülow）中将，事实上比洛曾告诉俄国人，约克的行为与其说是出自爱国主义，还不如说是源于他对法国上司麦克唐纳元帅的个人敌意。[9]
这一说法是不公平的，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约克献身于恢复普鲁士独立、尊严和国际地位的事业。1812年11月和12月，里加总督菲利普·保卢奇侯爵曾尝试以此类复兴普鲁士的说辞劝说约克倒向俄国一边。约克的回信事实上燃起了保卢奇的希望。保卢奇起初将约克的小心归因于他需要获得普王的指示。然而到了12月底，他就开始担忧约克只是在争取时间。大军团的崩溃令拿破仑留在拉脱维亚南部的军队被孤立起来，但撤退命令来得非常晚。保卢奇开始害怕约克只是在欺骗俄国人，以便让他的军完整地返回普鲁士而已。12月22日，保卢奇与约克的通信中多出了一封威胁性的短函。[10]
然而，只有在由约翰·冯·迪比奇少将指挥的维特根施泰因所部前卫在科特利尼扬附近切断了约克的撤退路线时，俄国人的威胁才变得有意义起来。即便在此时，如果约克想突破迪比奇的弱小军力，他也能够夺路而出。但约克不想为了拿破仑正在倾颓的事业而抛洒普鲁士人和俄罗斯人的鲜血，这一想法必定遏制了他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迪比奇的出现给了约克所需的借口——他可以假装是被俄军逼迫的。以保卢奇的普鲁士军中立化提议为基础，约克坐下来与迪比奇讨论具体条款。迪比奇本身是个德意志人，还是一位前普鲁士军官的儿子，这一事实无疑有助于谈判。
1812年12月30日，约克和迪比奇签署了通常所称的“陶罗根协定”（Convention of Tauroggen）。普鲁士军被宣布为中立军队，并被部署到俄军军事行动路线以外地区。如果普鲁士国王拒绝了这一协定，普鲁士士兵就有权退到法军战线后方，但是他们不能在两个月内拿起武器与俄军作战。[11]从军事意义上来看，“陶罗根协定”导致东普鲁士及普鲁士在维斯瓦河（Vistula）以东的全部领土迅速落入俄军手中。到1812年12月为止，约克军的实际人数勉强达到20000人，但法军和俄军主力部队所承受的惨重损失意味着在1812～1813年冬季，仅仅20000人的训练良好的部队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约克军继续和麦克唐纳待在一起抵抗俄军前进，那么精疲力竭且战线拉得太长的维特根施泰因军在攻入东普鲁士时将遭遇相当大的困难。然而，缪拉一得知约克“背叛”的消息就迅速退到维斯瓦河后面去，在普鲁士的东部领土上，法军只保留了一个前哨——设防坚固的港口要塞但泽。[12]
东普鲁士的全部资源立刻被动员起来用于战争。一个像保卢奇那样的俄国总督会冒犯许多人，他在俄占城市默麦尔（Memel）做出了实实在在的粗鲁行为：解除了当地官员对普鲁士国王的效忠宣誓，并讨论将此地并入俄国的可能性。[13]亚历山大因此任命他1812年6月以来的主要德意志事务顾问施泰因男爵为东普鲁士总督。俄国人需要即刻动员起东普鲁士的资源，但他们也必须避免无序的征用或是对普鲁士领土的觊觎——这类举动会让普鲁士人与他们疏远。在俄军开始越过普鲁士边境时，库图佐夫发布公告，宣称亚历山大让俄军越过国境的唯一目的是所有欧洲国家的“和平与独立”，并邀请这些国家加入他解放欧洲的事业。库图佐夫补充说：“这一邀请首先会给予普鲁士，以皇帝与普鲁士国王仍然保持着的友谊为证，皇帝打算终结缠绕着普鲁士的厄运，并恢复弗里德里希的王国所具备的领土与声望。”[14]
对东普鲁士而言，为前进中的俄军提供给养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俄军数目不大，也不需要集中起来准备作战。此外，与普鲁士境内其他地方相比，东普鲁士的居民和官员也是最痛恨法军的，他们以欢迎解放者的姿态迎接俄军。[15]库图佐夫要求他的部队在对待平民时表现优良，尽管俄军士兵们相当疲惫，但是他们出色地响应了这一要求，严格地遵守了纪律。[16]
与此前的举动相比，未经普王许可就决定召开行省议会，并征召多达33000名正规军和民兵在政治上就显得更加敏感了。幸运的是，当议会准备就绪时，施泰因从普鲁士首相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亲王那里收到了一份加密信函。这封信是他让人偷越法军战线送来的，表达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召开东普鲁士省议会的支持，并宣布即将签署与俄国的同盟条约，这是关键性的突破。尽管东普鲁士省议会热情高涨，但是这个行省只有不到1000000居民。为了击败拿破仑，整个普鲁士王国的资源都必须动员起来，只有弗里德里希·威廉可以做到这一点。[17]
国王于1813年1月2日收到了“陶罗根协定”的消息，当时他正在自己位于波茨坦（Potsdam）的花园里进行午后散步。弗里德里希·威廉憎恶拿破仑，害怕法国皇帝瓜分普鲁士的图谋。他喜爱并仰慕亚历山大，对俄国野心的不信任感也比对拿破仑的要少得多。不过，弗里德里希·威廉是个极度的悲观主义者：正如施泰因所指出的那样，“对他自己和他的臣民，弗里德里希·威廉都缺乏信心。他相信俄国将会把他拖入无底深渊”。普王根本不喜欢做出决定，他的天性是寻求建议且动摇不定。他尤其不喜欢关于未来战争的想法，这一部分可能是出于对臣民福祉的可敬体恤，但也反映出他在1792～1794年和1806～1807年屡遭挫折和失败的灾难性战争体验。[18]
公道地说，普王在1813年1月有充分的理由表现得紧张而含糊其辞。当他听到陶罗根的相关消息时，俄军仍在数百公里外的波兰和立陶宛。与之相反，法国驻军则仍然散布于普鲁士各地，包括在柏林驻扎的一支大军。这必然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公开的第一反应是废除协定并写信给拿破仑，表示他依然不变的忠诚。国王利用了拿破仑要求普鲁士为大军团贡献更多部队的要求，征召额外的新兵扩充军队。1月22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本人、他的家庭和近卫军各团离开波茨坦和柏林，前往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Breslau）。普王的这一举动使他摆脱了法国人，确保自己不被挟持。由于布雷斯劳恰好在俄军穿越波兰后的行进道路上，普王可以为离开柏林提出一个半合理的借口——准备西里西亚防务。
在理想情况下，弗里德里希·威廉倾向于与奥地利缔结同盟，确保德意志成为中立区，阻止法军和俄军在他的领土上作战。普奥同盟也能够尝试去斡旋促成欧陆和平，恢复维也纳和柏林在1805～1809年丢失的许多土地。怀着这一目标，普王所信任的军事顾问卡尔·冯·德姆·克内泽贝克（Karl von dem Knesebeck）上校前往维也纳。克内泽贝克于1月12日抵达维也纳，在当地逗留了至少18天。
克内泽贝克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成使命。奥地利人清楚地声明，他们不能突然背弃与法国的同盟，也不会立即尝试在敌对双方之间调停。奥地利皇帝的荣誉和奥地利军队毫无作战准备的状态，要求维也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与巴黎的同盟。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奥地利有比普鲁士长得多的时间在敌对双方之间闪转腾挪：俄军并没有越过奥地利边境，奥军将领们也没有以不再服从命令来要挟君主改变外交方针。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克内泽贝克的出使对普鲁士大有裨益。梅特涅和弗朗茨二世都明确承诺，他们将拒绝拿破仑收买奥地利以对抗普鲁士的企图——就算他开出的条件是给予奥地利西里西亚。与之相反，他们强调这两个德意志大国必须都恢复到1805年之前的疆域，以便能够在法国和俄国之间立足，进而确保中欧的独立和整个欧洲的权力平衡。奥地利人对俄普同盟绝无敌意，暗示说这似乎是普鲁士在目前环境下的最好选择。而且，维也纳一旦准备完毕，就将抛出自己的和平建议。克内泽贝克做出了乐观的总结，“奥地利早晚会和法国发生战争，因为她所期望实现的和平条件通过调解难以得到，只有依靠战争才能取得”，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俄普两国在1813年春夏两季的战略核心内容。[19]
前往布雷斯劳向弗里德里希·威廉报告以后，克内泽贝克又被派往亚历山大的总部。在彻底倒向俄国一边之前，普王需要得到几点保证。最根本的是，俄国人必须不遗余力地向前推进，解放全部普鲁士领土，继而能够动员普鲁士的所有资源。如果这一点无法达成，胜利就无法实现，普鲁士也会成为拿破仑发泄怒火的必然目标，那么弗里德里希·威廉站到俄国一边就是无用的自杀行为。普王也寻求俄国关于确保普鲁士领土完整和大国状态的承诺。
这些纷繁复杂的外交动作不可避免地消耗了时间，在1812～1813年冬季，时间才是最要紧的。某种程度上来说，1813年春季战局就是拿破仑和他的敌人间的一场动员竞赛，谁能更快地动员补充兵、谁能更快地将他们输送到德意志战场，谁就能取得胜利。在这场竞赛中，拿破仑享有全部优势，他于1812年12月18日返回巴黎，随后立刻开始组建新的大军团。在联军方面，就算是东普鲁士，动员也要等到1813年2月初才能开始，之后一个月里柏林和普鲁士王国心脏地带才落入联军之手。俄国的状况当然大不相同，在1812年晚秋，新一轮征兵就已经开始。但俄国的庞大面积意味着，与法国相比，俄国将新兵集中到兵站和部署区域所消耗的时间会长得多。在集中到深处俄国内地的训练营后，新兵们还面临着大约2000公里甚至更远的行军路程，这之后才能抵达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战场。毫无疑问，拿破仑正在赢得向前线野战部队输送援军的竞赛。仅存的问题在于，双方在竞赛中的差距会拉到多大，拿破仑又能否利用这一优势获取决定性胜利。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外交也延缓了俄军的军事行动。在普王宣布与俄国结为同盟之前，约克军和比洛军的40000人是不能投入对法作战的。在普军缺席的情况下，1813年1月时北方战场的俄军就实在太过虚弱了，他们无力推进到普鲁士腹地。俄军的两大集结点是东普鲁士和波兰西北部，维特根施泰因军在东普鲁士，人数大大减少的奇恰科夫军团核心部队则在波兰西北部的托伦和布龙贝格。这些俄军部队都在数月以来毫无间歇的作战行动中受到严重削弱。除此之外，许多部队必须去围困或是封锁法军要塞。以维特根施泰因面对的法军要塞但泽为例，他派出冯·勒维斯（von Loewis）中将指挥13000名优秀士兵围困但泽。由于勒维斯的部队在数量上远少于法国守军，还需要应付一连串的法军突围行动，因而围城兵力并不算多。但在派出勒维斯所部之后，维特根施泰因手上仅有25000名士兵可供调遣。
在此期间，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东山再起，他于2月4日取代奇恰科夫，成为围困托伦（Thorn）的军团司令。巴克莱的几乎全部兵力都投入托伦围城战中，因为托伦控扼着维斯瓦河上的关键渡口，阻止俄军利用维斯瓦河进行运输补给。巴克莱能够抽出来的唯一部队是米哈伊尔·沃龙佐夫的5000人分遣队。拿破仑常被指责留下太多优秀部队防守波兰和普鲁士的要塞，当这些要塞于1813下半年被俄国民兵和新兵封锁时，这一错误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但在1813年1、2月间，事情并非如此一目了然。俄军派出相当多的一线部队去监视法军要塞，这给了法军东方战线新指挥官欧仁·德·博阿尔内一个机会，他可以趁机阻止俄军向普鲁士腹地前进。
1813年1月22日，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致信库图佐夫，建议组建三个“快速纵队”抵达并越过奥得河一线，深入法军后方展开袭击。这些袭击部队“将既对迟疑不决的柏林内阁产生影响，也能够掩护正在休整的主力部队——后者经历了光荣而艰苦的战役，确实需要在抵达维斯瓦河后多少得到一些休整”。切尔内绍夫告诉库图佐夫，侦察情报显示通往奥得河和柏林的许多道路已经畅通无阻。法军损失巨大，骑兵的损失尤为严重，因此他们在后方的守军数量很少，比起俄军袭击部队也不够灵活。他补充说，“我收到的所有消息都”指出，只有俄军抵达奥得河才“将迫使普鲁士断然宣布它站在我们一边”。行动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在法国人依然动摇和困惑时骚扰他们，必须不给法国人恢复知觉、得到援军或是重整旗鼓的机会。[20]
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接受了切尔内绍夫的建议，派出了三个快速纵队。最北面的纵队由弗里德里希·冯·特滕博恩（Friedrich von Tettenborn）上校指挥，他是前奥地利军官，也是梦想着率领德意志西北部人民展开反抗拿破仑暴动的德意志爱国者。特滕博恩在屈斯特林（Kustrin）以北越过奥得河后不久，由亚历山大·本肯多夫指挥的第二支袭击分队从屈斯特林以南过河。这两支部队都对柏林地区的法军部队和补给点展开了一系列袭击。与此同时，切尔内绍夫在东面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他攻入欧仁总部所处的波森（Posen）后方，期望造成巨大混乱，以迫使这位意大利副王[21]放弃这一关键据点，退到奥得河一线。这三支袭击分队总计接近6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哥萨克，但也包括了一些正规骑兵中队，因为在切尔内绍夫看来，“不管哥萨克原本有多么善战，如果他们能在战斗中看到正规骑兵在后面支撑，就会表现得更加富有自信”。这三支部队都没有步兵，只有切尔内绍夫所部有骑炮兵——尽管他只带了两门骑兵炮。[22]
法军骑兵数量微小、质量低劣、士气不振，这极大地帮助了俄军，俄军快速纵队一路摧毁遇到的敌军骑兵。在波森后方瓦尔特河（Warthe）上的齐尔歇（Zirche）附近，切尔内绍夫遇到了2000名立陶宛枪骑兵，他先是迷惑对方，然后突然同时从前后发起攻击，将其一举歼灭。几天后，维特根施泰因向库图佐夫报告，本肯多夫在从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Frankfurt）到柏林的道路上前进时，伏击并“差不多摧毁了敌军骑兵的最后一支部队，即便没有这次战斗，他们（法军骑兵）也是十分虚弱的”。俄军骑兵沿着法军交通线制造混乱，攻击步兵和征收分队，摧毁补给并拦截信件。俄军骑兵非同寻常的机动能力让他们的数量被大大夸张了。另外，由于捕获了相当数量的法军信使，俄军能够充分了解法军的部署、数量、士气和作战计划。[23]
欧仁决定将部队拉回来防守奥得河一线，这一决定令他遭到了拿破仑和许多后世历史学家的严厉斥责。[24]欧仁的指责者们认为将部队沿着奥得河一线部署毫无意义，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尤其是考虑到俄军骑兵此时拥有极大优势，可以十分有效地阻碍法军部队之间的通信和合作。欧仁相信河流上的冰面正在融化，这会使奥得河变得易于防守。然而事实上哪怕切尔内绍夫也是依靠他对奥得河冰层厚薄分布的充分了解才及时成功过河的。切尔内绍夫评论说，冰层非常薄，行动异常危险，但他的部队此时士气高涨，确信他们能够创造奇迹。[25]
当全部三支袭击分队都越过奥得河后，他们开始不停骚扰皮埃尔·奥热罗（Pierre Augereau）元帅在柏林的驻军，一度还攻入了城市中心。俄军如今已经捕获了许多法军信使，这使得法军的意图暴露无遗。维特根施泰因被告知，一旦任何俄军步兵接近，法军就将放弃柏林并退到易北河后面去。得到这一信息后，维特根施泰因便催促他麾下由列普宁-沃尔孔斯基公爵指挥的军前卫部队迅速前进，尽管这支部队仅有5000人而已。本肯多夫为列普宁所部在奥得河上重建了一座桥梁，俄军于3月4日进入柏林，受到热烈欢迎。当天，维特根施泰因得意扬扬地向库图佐夫报告，“皇帝陛下的胜利旗帜在柏林高高飘扬”。[26]
柏林的解放和法军向易北河后方的撤退是非常重要的。夺回首都燃起了普鲁士人的士气，现在整个普鲁士都可以为联军的事业动员起来。拿破仑正在集结大批法军部队，如果欧仁能够在前线再坚持哪怕几个星期，1813年战局就将在奥得河一线打响，那里距离难以控制的波兰和拿破仑在维斯瓦河上的要塞相当近，这本身就会降低奥地利调停的概率。与之相反，1813年战局在向西很远的易北河上打响，这为联军赢得了若干个星期的宝贵时间，在此期间，俄国援军可以接近前线，而奥地利也能够着手准备战争。
有许多原因可以用来解释法军为何要撤退。其中不该被忘记的一点是俄国轻骑兵和哥萨克的杰出表现。切尔内绍夫在日志中评述道，在此前的战争中，“游击”部队曾经进入敌军后方俘获补给车队，抓捕俘虏以收集情报，也会攻击小股敌军，他补充说，在1813年战局中，他自己的游击队员所做的却要比前人多得多。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切断了敌军运动路线，并终止了一切敌军军事行动和通信。有时候他们在俄军主力部队前方数百公里外活动，在敌军指挥官周围产生了彻底的战争迷雾，甚至会导致敌军计划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切尔内绍夫以他特有的谦虚总结说，一位“快速纵队”指挥官需要有巨大的精力、镇定的内心，他必须谨慎小心，还要能够迅速掌握情况。切尔内绍夫对自我标榜和自我推销的嗜好足以和纳尔逊相提并论，公允地说，他也具备纳尔逊的大胆、战术技巧、战略洞察力和领导才能。[27]
就在攻克柏林前5天，弗里德里希·威廉最终放下了他的疑虑，批准了与俄国的同盟条约。一位库图佐夫的参谋写道：“在我们和他们（普鲁士人）的谈判过程中，我们经常收到先锋部队的胜利喜讯，我们的先锋已经到达了易北河畔，这为谈判增添了极大的筹码。”无论如何，谈判自始至终都非常艰难，主要原因在于俄普双方对波兰的未来意见相左。普鲁士曾是瓜分波兰的主要得益者，它希望恢复被拿破仑在蒂尔西特强迫让出的波兰土地，并争辩说如果没有这些波兰土地，普鲁士将不具备作为大国所应有的国力和安全。另外，1812年的状况使得亚历山大确信，唯一能够让波兰国家建立和俄国国家安全并存的方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波兰人集中到一个自治王国里，而这个王国的统治者也是俄国君主。当俄罗斯正在花费巨大的鲜血和金钱代价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收复大片领土时，当英国正在将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帝国一网打尽时，俄国皇帝无疑也感到他应该努力为自己的帝国争取一些报酬。[28]
施泰因男爵前往布雷斯劳劝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以此减轻了谈判中的困难。施泰因自己并不喜欢亚历山大的波兰计划，他认为这对俄国的内部稳定是危险的，还会威胁到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安全。他也怀疑波兰人能否“与他们的农奴和犹太人一起”自治。但施泰因知道亚历山大在这一议题上坚定不移，因而他协助两国进行磋商并达成妥协。
俄国将保证所有现存的普鲁士领土完整，并确保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将被一条取自华沙大公国的带状领土联系起来，这片领土在实质上和战略上都足以防守。俄国人也许诺他们将全力投入在德意志的战争，并且在普鲁士的权力、领土和人口恢复到它在1806年前的水准之前，绝不寻求议和。《卡利什（Kalicz）条约》的第一条秘密条款许诺，将用北德意志的土地补偿普鲁士，以完全弥补其在东方的土地损失——让给俄国的原普属波兰土地。和拿破仑不一样，俄国人不能用汉诺威的领土来收买普鲁士，因为汉诺威属于他们的盟友英国国王。唯一可行的补偿来源就只能是萨克森，但对萨克森的削弱或肢解将在维也纳激起强烈不满。因此，《卡利什条约》有一部分是严格保密的，这为未来埋下了许多隐患。
无论如何，《卡利什条约》是当下令人满意的俄普合作基础。这一条约的主旨是承诺将普鲁士恢复到大国地位，作为大国，普鲁士首先可以阻挡法国，其次还能在德意志范围内与奥地利维持权力平衡。在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俄国人和普鲁士人一样投入，一样坚定不移。除此之外，尽管该条约的前言部分有其道貌岸然之处，它对“被如此多的骚乱和牺牲弄得精疲力竭的人民需要安宁与幸福”的呼吁则是真诚而衷心的。在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现存的友谊之外，又加上一份条约，这些要素令两国的结合牢固而持久。的确，在1813年2月缔结的俄普同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这是欧洲外交中最为稳定和持续的要素之一。[29]
《卡利什条约》第七条规定，普鲁士和俄国都应对奥地利加入同盟给予优先考虑。这一优先考虑不仅会主宰同盟的外交事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3个月的军事战略。然而奥地利人决心表现出难以争取的样子，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奥地利人认为，他们自1793年以来承担了反法战争中的最大份额，普鲁士人和俄国人曾多次让他们失望，英国人则认为奥地利的负担乃是理所当然。这一次，他们将利用当下所处位置的一切潜在影响力，绝不急着去做任何事。
无数次的失败在一些奥地利人，尤其是最终做出一切战争与和平决定的弗朗茨二世心中种下了对冒险的悲观态度和厌恶情感。奥地利对俄国的猜疑越来越深，它对俄国的霸权怀有传统的恐惧，奥地利人此时又截获了部分亚历山大与他的主要波兰事务心腹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公爵的来往信件，得知了亚历山大的波兰计划主旨，这一事实加剧了奥地利对俄国的恐惧。俄国和普鲁士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发出了呼吁，有时还号召人民推翻支持拿破仑的王公，这些都激怒了奥地利。它的愤怒一部分来自对混乱的恐惧，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些行动疏远了维也纳一直企图争取的莱茵同盟君主。亚历山大的主要德意志事务顾问施泰因男爵，在奥地利人眼中是个特别的祸害。
然而从1813年3月起，亚历山大不断在此类事务上服从奥地利的希望，让他的将领们停止发布煽动性的文告，承认奥地利在处理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其他南德地区事务时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是，绝大部分奥地利政治军事精英们愤恨拿破仑将奥地利降为二等强国、吞并奥地利领土、消除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影响力的做法，在得到逆转这一进程并恢复真正的欧洲权力平衡的良机时，绝大部分奥地利精英都会试图去抓住它，如有可能便以和平方式实现，但若必须使用武力解决，也会去冒固有的战争风险。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也秉持这一主流观点。[30]
梅特涅在1813年1月的当务之急则是解除奥地利与法国的同盟，还要在不过分挑衅拿破仑的前提下扮演中立调停者的角色。梅特涅这个策略一方面是让施瓦岑贝格军退出大军团，并使其安全返回奥地利国境，另一方面则是决定奥地利在何种基础上可以提出和平条件。奥地利的目标是俄国和法国互相平衡、奥地利和普鲁士恢复到此前的国力且能够保障德意志独立的一个欧洲体系。奥地利人也深深盼望并需要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和平。[31]
梅特涅认识到奥地利需要重建它的军队，这样才能在战争中以决定性干涉相威胁，也才会有一线调停成功的希望。然而奥地利此时面临的问题是，1809年战争失败之后，它的军费已被严重削减，1811年时还遭遇了国家破产。许多步兵营只剩下了一个骨架，马匹和装备供应异常短缺，大部分兵工场已经关闭。财政大臣对1813年的军费开支进行了顽强抵抗，即使在通过预算之后，交付资金也十分缓慢。此外，生产武器和制服的工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建起来，也没有神志正常的制造商会让奥地利政府赊账。梅特涅还误算了可供他支配的时间，在2月初，他确信拿破仑不可能于6月底之前在战场上拥有一支大军，5月30日时，梅特涅坦陈了他对“拿破仑不可思议的重建军队速度”的惊讶。尽管梅特涅拥有杰出的外交才能，拿破仑时代战争的速度与暴力对他而言却是陌生的，这轻松打翻了梅特涅的一切算计。和1805年时的普鲁士一样，1813年时奥地利在最终投入联军一方之前，来往于敌对双方营地间谈判，以此拖延时间。普鲁士的计划在奥斯特利茨灾难后完全被打乱，同样的事情在1813年5月也降临到奥地利人头上。[32]
尽管1813年春夏两季俄奥关系中存在诸多紧张因素和不确定性，内塞尔罗德和维也纳的反革命知识分子领袖之一、梅特涅最亲密的知己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秘密而频繁的书信往来却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关系。根茨对梅特涅的个人想法极为了解，对奥地利统治阶层的主张和冲突也知之甚详。内塞尔罗德与根茨结识多年，他正确地相信根茨对同盟事业是全力以赴的。根茨可以向梅特涅耳中灌输反法同盟的好话，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向内塞尔罗德解释奥地利外交大臣所受到的严重制约。束缚梅特涅的不仅有弗朗茨二世和他部分顾问的谨慎小心，还有奥地利在重新武装过程中面临的切实而巨大的困难。[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