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梅特涅在1813上半年进行的令人费解的外交活动相比，施瓦岑贝格观察军的行动相对而言要容易理解得多。1813年1月时，施瓦岑贝格的军队正好挡在俄军向华沙和波兰中部前进的路上，和拿破仑战线另一边的约克军一样，这25000名损耗相对较小的奥地利军队如果选择挡住俄军道路，将给库图佐夫战线拉得太长的部队造成严重阻碍。但保卫华沙大公国对奥地利人来说毫无利益可言，他们实际上欢迎俄军向中欧前进，以此削弱并制衡拿破仑的霸权。奥地利人也不希望见到他们最好的部队牺牲在与俄国军队的战斗中。
施瓦岑贝格按照奥地利政府的指示，忽略了法国下达的保卫华沙而后向西撤退的命令，与俄军达成秘密协定，向西南方向的克拉科夫（Cracow）和奥属加利西亚撤退。奥军和俄军维持着煞费苦心的把戏，以便让维也纳宣称它的部队是由于敌军包抄行动的威胁才不得已撤退。现在唯一留下来保卫波兰中部的主力部队是雷尼埃的萨克森军，库图佐夫的前锋部队于1813年2月13日在卡利什突袭萨克森军，并将其打得大败。奥军向西南方向撤退的结果则是，到2月底为止，除了几个法军要塞和克拉科夫附近的一小片土地外，整个华沙大公国都已经落入俄军之手。[34]
3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柏林和整个普鲁士得到解放，库图佐夫军团的米洛拉多维奇军和温岑格罗德军也抵达了普鲁士西里西亚的波兰边境，1813年春季战局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3月的剩余时间内，大部分俄军部队都待在营地里，结束冬季战局后随即开始休整，为人马搜寻补给，并将军服、枪支和装备稍稍整理出一些头绪。库图佐夫给指挥官们下达了详细指令，教导他们如何利用休整时间，俄军指挥官们也全力遵照执行。以立陶宛近卫团为例，他们在卡利什附近休整时，每天上午都进行操练，团里的所有枪支都被交给技艺娴熟的私人工匠，在目光如鹰隼般锐利的军士监督下修理，损坏的马车也被修复，15日份的面粉被烘焙成面包和饼干，以备紧急状况。立陶宛近卫团的弹药仍然在俄军交通线上蹒跚不前，因此该团不能补充弹药，但团里的每个连都为自己修建了一座俄国风格的浴室。新军服的材料也已运到，裁缝店立刻就建立起来，以便将衣料转变为军服。[35]
尽管立陶宛近卫团在这些星期里享受了休息，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一点补充，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军团的几乎所有部队都是这样。冬季在俄国境内新近建立的后备部队已经奔赴前线，但他们最早也要到5月底才能抵达。少数士兵从医院或分遣任务岗位上返回野战部队，但他们也仅仅能够补充因疾病和被分派必要任务而离开各团的人手。在卡利什，立陶宛近卫团队伍中有38名军官和810名士兵，但近卫军通常情况下人手远比大部分部队充足。以凯克斯霍尔姆团为例，该团在3月中旬的人数已经降到区区408人。[36]
约翰·利芬第10步兵师的雅罗斯拉夫尔团是正在波兰西南部运动的奥斯滕-萨肯军的典型案例，该团比库图佐夫军团中的大部分团都要充实得多。然而，即使这个团在3月中旬也有5名军官和170名士兵入院，14名军官和129名士兵被分派外出执行任务。他们要执行的任务包括护送团辎重、帮助建立后备部队、押送战俘、从后方搜集军服和装备、监督征收和从医院中派遣康复兵员。这些分遣任务总是需要比例过高的军官，这些任务也是一年来战争将交通线拉长到成百上千公里的必然结果。但这些意味着当1813年春季战局的第二阶段在4月开始时，俄军部队将以大为削弱甚至仅存骨架的状况迎击拿破仑的主力部队。[37]
当大部分俄军部队正在休息时，俄军轻型部队在1813年3月继续赢取新的胜利桂冠。他们的新业绩中包括4月2日切尔内舍夫和多恩贝格（Dornberg）的“快速纵队”联合起来在吕讷堡附近取得的十分漂亮的小胜，他们歼灭了莫朗将军指挥的一个法国师。
然而，俄军轻型部队在3、4月间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战绩却是特滕博恩夺取汉堡（Hamburg）和吕贝克（Lübeck），掀起了反抗法军的群众性暴动。在依靠海外贸易才能维持繁荣的这一地区，大陆封锁体系和拿破仑的帝国遭到了深深的厌恶。当地居民狂喜着欢迎特滕博恩的骑兵和哥萨克的到来。早在1月31日，特滕博恩已经写信告知亚历山大，法国的统治在德意志西北部遭到厌弃，“我确信我们能够在那里迅速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现在他的预言看上去已经成真了，特滕博恩给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中洋溢着兴奋与热情。以3月21日的报告为例，他声称希望能从当地志愿者中组建一支大规模步兵部队，两天后他补充说，志愿部队各单位的组建正以“令人惊讶的成功”进行着。[38]
此时，令人不快的事实开始暗中侵蚀这个德意志爱国者的热情。汉堡的体面市民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是西班牙萨拉戈萨市民的德意志翻版，他们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房屋在头顶上被摧毁，也不愿意在废墟中与前来攻城的法军作战。起初的热潮过后，志愿从军的规模骤降。由于在萨克森面临拿破仑的优势兵力，联军总部不能抽出俄国或普鲁士正规部队前来支援特滕博恩。将汉堡从达武元帅的反攻中拯救出来的最后希望落在了贝纳多特的瑞典军身上，从3月18日起，瑞典军的首批部队已经开始在斯特拉尔松德（Stralsund）登陆。然而，当贝纳多特拒绝前来援救汉堡时，这座城市的反抗事业就已经失败了，特滕博恩最终于5月30日离开了他的巨大战利品。
汉堡陷落的背景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攻讦贝纳多特的“黑色传说”的第一幕，在1813年，这部大剧还有许多幕要上演。关于贝纳多特的不利传言广泛流传，这些传言指责他希望赢得法国人的同情，还想取代拿破仑登上法国的宝座，因而无心与法军激烈交战。更加现实主义的说法则是，贝纳多特对联军事业毫不关心，他只会在和他切身利益相关的战争中投入瑞典部队——也就是从丹麦人手中夺取挪威的战争，其他场合则一味保存实力。后一项指责多少有些力度，而同时触怒了法兰西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贝纳多特也一向给人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但即使是英国驻普鲁士公使、贝纳多特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贝纳多特不将瑞典部队投入汉堡是正确的。[39]
贝纳多特亲自向亚历山大的特使彼得·凡·叙赫特伦将军和夏尔-安德烈·波佐·迪·博尔戈（Charles-André Pozzo di Borgo）将军解释了他这么做的原因。他指出由于风向不利，当汉堡向他求援时，还有一半部队和许多辎重尚未抵达。贝纳多特麾下人数处于劣势的部队将面对达武，背对敌对的丹麦军队。在承认了丢失汉堡的严重性后，贝纳多特争辩说：
不管丢失（汉堡）能够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瑞典军队的失败将会比这严重1000倍，如果瑞典军队真的失败了，汉堡将一定被法国人占领，丹麦人则会和法国人重新会合起来。与上述可能发生的失败不同，我正在集中我的部队，我正在组织我的部队，我每天都得到从瑞典出发的援军，因此我使法国人感受到我的存在，这将迫使他们终止渡过易北河的行动——除非法国人在这一方向投入太大的兵力。[40]
尽管汉堡行动给德意志爱国者们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但从联军总部角度而言，这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极大的胜利。以相对较少的哥萨克和骑兵为代价，拿破仑最优秀的元帅达武和大约40000名法军士兵被投入到一个战略上的闭塞位置，如果他们这时候出现在萨克森战场，则会决定性地改变战争态势。此外，特滕博恩、切尔内绍夫和其他“游击队”领袖在德意志西北部掀起的混乱彻底扰乱了当地原本应当在此时进行的马匹集市。对法国人而言，这一状况十分严峻。在奋力重建大军团时，拿破仑所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骑兵短缺，有175000匹马损失在俄罗斯，这被证明是比人力损失还要严重的事情（根据一位19世纪法国专家所述）。在1813年“法国的马匹如此匮乏”，以致即使采取征用民马及其他紧急措施，“也只能提供29000匹马，而这些马匹的身体状态导致它们并不能立即作为军马来使用”。拿破仑已经丢失了波兰和德意志东北部的马场，向奥地利购买战马的请求也被回绝，摧毁德意志西北部的马匹集市则是又一记重创，这进一步延迟了法军骑兵配备马匹和进行骑乘训练的进程。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成千上万的法军骑兵依然没有战马，而缺乏骑兵严重影响了拿破仑的军事行动。[41]
然而除了骑兵之外，拿破仑在1812～1813年冬季迅速重建军队的工作是十分成功的。新的大军团的性质有时被错误理解了，与传说中相反，大军团事实上绝非25000名蹒跚越过涅曼河退却的老兵和一大群“玛丽·路易丝”——换句话说就是1813、1814年度应当征集的年轻新兵——的混合物。早在1813年1月，未曾投入战斗的部队就足以援救欧仁的旧大军团残部：首先是格勒尼耶（Grenier）师和拉格朗日（Lagrange）师的27000名士兵，他们从未参与过征俄之战。此外，我们在前文中已经遇见了1812～1813冬季惊吓着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普鲁士境内法国驻军。
出征的军队通常都会在兵站或是交通线沿线留下一定数量的骨干部队，以便在必要时重建各团。以拿破仑的近卫军为例，1812年战局前夕近卫军理论上有56000人，名义上进入俄国的近卫军各单位共有38000人，实际上在越过涅曼河时队伍中仅有27000人。1812年入侵俄国的青年近卫军各团几乎全军覆灭，但青年近卫军有两个营留在巴黎，还有两个营留在德意志。以这四个营和青年近卫军留在西班牙的四个完整团为核心，可以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军队。[42]
前往西班牙和拿破仑帝国远方各地服役的团，都在法国国内留有后备营。卡米耶·鲁塞（Camille Rousset）在他对1813年大军团的研究中提到了这些部队，但没有给出他们的人数，普鲁士总参谋部撰写的战局历史则估计约有10000人。在到底有多少法军部队从西班牙撤出的问题上，法国和普鲁士资料也有所歧异。最小的数字是有20000人离开西班牙战场，但所有资料来源都认为从西班牙战场抽调的部队是那里的法军精英。除此之外，法国的港口里还部署了12000名优秀的海军炮兵，他们现在也被并入大军团。即使是第一波新兵，亦即75000名所谓的“军团士兵”（cohorts），在1813年春季战局开始时也已经备战了足足9个月。以上述这些相对庞大的骨干部队为核心，真正的“玛丽·路易丝”才开始组建起来。这些年轻人通常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忠诚，大问题是他们的耐力会遭到拿破仑式战役的严峻考验——战役需求繁重而累人。无论如何，当拿破仑的新军在美因河（Main）畔集结时，它已经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起初，拿破仑超过200000人的大军面对仅有110000人的联军，即使俄军和普军拥有相当多的老兵，但法军还有拿破仑，这足以抵销联军的老兵优势。[43]
当拿破仑正在动员并集中他的新军时，库图佐夫正在卡利什的总部考虑相互抵触的战略选择。2月28日俄普同盟条约签订后，普鲁士中将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立刻来到了位于卡利什的俄军总部，以便协调接下来的战局计划。然而，俄国在同盟中居于主要地位，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元帅享有战略上的最终决定权，这两点都是毫无疑问的。在当时和之后的时间里，库图佐夫都受到了批评，而批评者们却持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派人认为联军应当在1813年3月和4月初发动决定性的前进攻势，横扫德意志。一些普鲁士将军和另一些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带头提出这一观点，但维特根施泰因也急于越过易北河继续追击欧仁副王。像维特根施泰因一样希望在马格德堡（Magdeburg）攻击欧仁的人，和希望继续南进破坏拿破仑所计划的攻势的人，都相信这将使联军能够得到德意志人民甚至德意志王公的强力支持。持有截然相反观点的另一派则几乎都是俄国人，他们有时将俄军前进太多、距离国内基地太过遥远归咎于库图佐夫，拒绝任何在得到俄国援军之前就跨过易北河攻入萨克森腹地的计划。[44]
总司令在一封写给担任海军将领的堂弟洛金·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Login Golenishchev-Kutuzov/Логин 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的重要信件中，阐述了为何要让俄军如此深入德意志境内：
我们远离国境、远离后方资源的行动看上去可能考虑欠妥，尤其是你如果先测量一下从涅曼河到易北河的距离，再测量一下从易北河到莱茵河的距离的时候。在来自俄国国内的援军增强我军实力之前，大规模敌军部队就可以接触到我军……但是假如你更进一步接触到我们所处的环境细节，你就会看到我们仅仅在易北河之外以轻型部队活动（考虑到我们轻型部队的质量），这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我们有必要占领柏林，在占领柏林之后，又怎能放弃萨克森？夺占萨克森既是因为它的丰富资源，也是因为占据萨克森可以切断敌军与波兰的交通。我也认为距离国境太远会让我们远离援军，但是如果我们留在维斯瓦河之后，就将进行一场像1807年一样的战争。那时候我们就无法与普鲁士结盟，而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整个德意志，以及它的人民和全部资源，都将为拿破仑效劳。[45]
对主张迅速推进横越德意志的一派人，库图佐夫的回应则体现在他写给下属将领温岑格罗德、维特根施泰因等人的许多封信里面。总司令承认占据尽可能多的德意志土地有利于动员德意志资源、激励德意志士气、让拿破仑的计划落空，但拿破仑正在德意志西南部组建远多于联军的大军团，联军前进得越远，他们的力量就越弱，在拿破仑发起的毁灭性反击面前就越脆弱。失败将不仅有军事后果，“你必须理解，任何挫折都将使俄国在德意志的声望遭到严重打击”。[46]
当时在库图佐夫的参谋部中服役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回忆说，在1813年3月和4月，总部与维特根施泰因之间存在经常性的紧张关系，库图佐夫试图将他下属的注意力向南转移，指向拿破仑大军正在集结的地方，尤其是从埃尔福特经过莱比锡通往德累斯顿的道路，这是预计敌军将要前进的路线。与其相反，维特根施泰因首先关心的是保卫他的军解放的柏林和普鲁士腹地，他的大部分部队在1813年3月时也部署在这片地方的边界上。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长彼得·沃尔孔斯基都极为关注这一情况，除非维特根施泰因转向西南进入萨克森境内，不然拿破仑的前进将很可能在维特根施泰因和联军主力之间楔入一个突出部，进而分割孤立联军部队，将其各个击破。[47]
在这种情况下，库图佐夫和沃尔孔斯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考虑到联军部队人数的严重短缺，联军不得不将兵力集中到德累斯顿-莱比锡地区，以便阻止拿破仑沿着奥地利边境向波兰推进。但维特根施泰因和他的参谋长多夫雷关于保卫柏林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大部分普鲁士高级将领也持这一观点，如果拿破仑再次征服了这一地区，普鲁士对人力和军需物资的动员就会遭遇重创。联军在1813年春季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他们需要同时保卫柏林周边的普鲁士腹地和萨克森南部。不幸的是，他们缺乏做到这两件事所需的资源，因而对战略优先级的争论和保卫两地所需人力不足引发的紧张情绪在春季战局中贯穿始终。
克劳塞维茨提供了一个对于联军处境的现实主义视角，他的观点为最终得到了库图佐夫和沙恩霍斯特的赞成，并由俄普君主批准生效的联军战略提供了长篇辩护。在他看来，维特根施泰因企图在马格德堡攻击欧仁的期望是没有意义的：副王在面对兵力占优势的联军时，将会径直撤退，这样就会使得联军远离莱比锡-德累斯顿交通线，而这条交通线关系着联军与奥地利及波兰境内的俄军补给、援军的联系。像一些普鲁士将军催促的那样，先下手为强攻入图林根（Thuringia）也是毫无意义的。前进中的联军将在4月遭遇数量上占据优势又距离基地很近的敌军。
不幸的是，考虑到拿破仑的优势兵力和他占据了几乎所有易北河上的渡口要塞的现实，一些俄国人主张的在易北河一线设防的纯防御战略也是不可能奏效的。如果联军停留在易北河上，而不继续向西前进，就会为拿破仑进一步节省时间，而联军方面却急需时间去争取奥地利，并将俄国援军输送到前线。尽管克劳塞维茨因此赞成联军打过易北河继而在莱比锡附近与拿破仑展开会战拖延时间的战略，但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法军具备的数量优势，联军的获胜机会有限。联军的突袭以及老兵和骑兵优势，会给他们带来一线胜利的希望，但也仅仅是一线而已。[48]
1813年3月16日，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越过西里西亚边界，攻入萨克森境内。次日，普鲁士向法国宣战。库图佐夫的前卫部队紧随布吕歇尔之后，它的指挥官温岑格罗德则被置于布吕歇尔指挥之下。3月27日，温岑格罗德攻克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此后俄普军队在萨克森境内呈扇形展开，并向莱比锡前进。除去占据萨克森西部的战略因素之外，后勤因素也对这一军事行动有所影响。西里西亚和劳西茨（Lausitz，亦即萨克森东部）大体上是手工业区，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需要进口波兰谷物。这些省份能够供养路过的部队，但在易北河以东长期部署联军则势必会让联军后勤陷入困境，这也会妨碍到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的战争动员。
从来都极富攻击性的布吕歇尔，梦想着在拿破仑主力军准备好之前就一头闯入图林根和法兰克尼亚（Franconia）进攻敌军。布吕歇尔了解仅靠他自己做不到这件事，便尽力去劝说维特根施泰因加入攻势，结果却是徒劳无功。事实上，连布吕歇尔都开始怀疑这样的行动是否明智。和所有联军领导人一样，布吕歇尔注视着奥地利，特别是弗朗茨二世。和他们一样，1805年的回忆深深烙在布吕歇尔的意识之中：那一年，很可能发生的普鲁士参战被联军在奥斯特利茨的仓促进攻破坏殆尽。布吕歇尔对维特根施泰因评论道，所有人都在警告他现在的状况和1805年时的相似之处，也许此刻还是尽可能推迟做出决定为好。[49]
与此同时，库图佐夫和他的主力部队依然留在卡利什，这令普鲁士人大为恼火，元帅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打搅他部队休整。在占领萨克森后，库图佐夫无意继续推进，而他在3月收到的情报则正确总结出拿破仑尚未准备好进攻。4月2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抵达卡利什检阅俄军部队。俄国近卫军全数身着新制服，看上去极为壮观，但普王却因俄军规模太小而灰心。普鲁士人开始了解到俄军为过去一年里的战局付出了多少代价，而普鲁士为了获得胜利也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阅兵结束后5天，亚历山大、库图佐夫和俄国近卫军最终启程前往萨克森。
在行军途中，俄国近卫军炮兵上尉日尔克维奇的炮兵连于穿过利格尼茨（Liegnitz）时遭遇了另一场大不相同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检阅。国王也在利格尼茨城中并希望向俄军致意的消息十分仓促地送到了日尔克维奇手上。当中等个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突然从俄军入城时行经的第一间小屋不起眼的台阶上出现时，俄军指挥官的准备工作立刻完全陷入混乱之中，一连串指令多少让俄军纵队在狭窄街道上转入了某种阅兵队形，但是激动的情绪也感染到了堆叠在弹药箱顶上的鸭、鹅和母鸡，这群动物给军乐加上了它们特有的杂音。炮车和弹药车后面跟随着一群绵羊、牛犊和母牛，它们的出现令现场更显混乱，不仅是由于叫声，还因为它们也要把自己排成牛羊版本的阅兵队形。这些动物都是从国王自己的西里西亚行省“征用”的，这个事实令日尔克维奇更加困窘，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仅仅是一笑了之，还告诉俄军指挥官看到俄军良好的军容和欢快的情绪令人高兴。国王看上去可能是难以相处、冷淡而缺乏礼貌的，但他本质上是个行为得体而和善的人。尽管水平不佳，国王还是能够阅读俄文并以俄语会话的，他也喜欢俄国人。日尔克维奇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部队在弗里德里希·威廉而非亚历山大或康斯坦丁大公面前表现出这样古怪滑稽的姿态。对近卫军在同盟国君主面前进行阅兵时做出的如此缺乏礼节的举动，后者的看法将会非常糟糕。[50]
对俄军部队而言，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行军某种程度上就像野餐一样。天气十分好，作为盟友和解放者，俄军士兵到处受到欢迎——特别是在西里西亚。尽管波兰人通常情况下对俄军招待得体，但他们很少得到俄军军官的完全信任。即使在年成最好的时候，波兰的许多地方也相当贫穷，而1812～1813年各路军队的来来往往显然没有让情况变好。与其相反，西里西亚可谓富裕，萨克森则比西里西亚还要富庶，俄军军官惊叹于萨克森农民的财富、房屋和生活方式。德意志年轻女子的金发和丰满体态令人赏心悦目，不过德意志“伏特加”的酒味却似乎又薄又没劲，糟糕得很，与此同时俄军士兵也能看到他们左侧分隔萨克森和哈布斯堡波希米亚的群山，山坡上林木茂盛，富有浪漫色彩。[51]
4月24日，亚历山大和俄国近卫军进入德累斯顿，他们在这里庆祝俄国的复活节。对于绝大部分俄军士兵而言，不管他们在德累斯顿还是在萨克森的其他地方，参加复活节宗教仪式都是令人感动且振奋人心的经历。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是列普宁-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弟弟，也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的姻亲兄弟，他也是接受过良好教育、说着一口法语的禁卫骑兵团军官中的一员。即便如此，谢尔盖也回忆道，当教士们从教堂里出来，问候聚集起来进行复活节叫喊的各团士兵时，“基督正在复活”，“祈祷仪式……在所有基督徒心中都十分宝贵，我们所有俄国人则感受到更加强烈的情感，因为我们的祈祷不仅是宗教性的，也是民族性的。由于这两种情绪，对所有在场的俄国人而言，这都是成功而快乐的一刻”。无论如何，祈祷和野餐的时间就快结束了，亚历山大进入德累斯顿的同一天，拿破仑将他的总部从美因茨（Mainz）向前移动到埃尔福特，准备朝萨克森推进。[52]
与此同时，疾病迫使库图佐夫在前往德累斯顿的路上掉队了，这位老元帅于4月28日在本茨劳（Bunzlau）逝世。库图佐夫之死对联军战略并无影响，他们依然决心阻止拿破仑穿越萨克森向前推进。亚历山大任命维特根施泰因接任总司令，从许多角度来说，他都是最合适的继任者。没有其他任何将领在1812年像维特根施泰因一样赢得过这么多胜利，而维特根施泰因的声望在1813年解放普鲁士的胜利战役中又大为提高。维特根施泰因会说德语和法语，因而能够轻松地与俄国的盟友交流。除此之外，他对柏林和普鲁士核心地带防务的关心也让他受到普鲁士人的喜爱，这使他能够体会到普鲁士人的担忧。对维特根施泰因的任命也存在一个问题，他的资历比米洛拉多维奇、托尔马索夫和巴克莱都要浅。巴克莱依然在指挥托伦围城战，因而不在主力部队中，但另外两位上将都被深深地伤害了。托尔马索夫启程前往俄国，这倒不是什么大损失。米洛拉多维奇留了下来，亚历山大则以饱含支持和关切的日常问候安慰他。
如果维特根施泰因能够在拿破仑面前取得一场胜利，所有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但吕岑（Lutzen）会战的失败带来了刀子般的指责。亚历山大本来就容易去干涉军事行动，现在随着对新任总司令的批评日益增多，他就更倾向于这么去做了。不幸的是，这些批评常常是公平的。维特根施泰因缺乏作为总司令的深度，他具备勇敢、大胆、慷慨甚至骑士风度等品质，这使他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军队指挥官，但他并不能满足军团总部复杂得多的需求，在那里行使权力时并不能总采取面对面的方式，维持大规模部队的行动则需要勤勉的行政管理和参谋勤务工作。根据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说法，维特根施泰因的总部一片混乱，不仅毫无纪律，甚至连基本的军事安全都交由大群前来寄生的逢迎者执行。[53]
4月的最后几天里，当拿破仑由埃尔福特向莱比锡前进时，联军则部署在拿破仑行军路线稍南方的吕岑镇附近。他们要么尝试去伏击拿破仑，要么就必须迅速撤退，不然就得在法军之后抵达德累斯顿，这会导致法军切断联军退过易北河的路线。选择并不艰难，在首次遭遇拿破仑时就选择撤退而非会战，这会损害部队士气和联军在德意志与奥地利的声誉。对正在行军中的敌军发动奇袭则可能击败拿破仑，或者说至少减缓他的前进速度。
联军的作战计划由迪比奇制订，他打算趁着敌军在行军时拉得太长的机会，咬住部分敌军部队，并在拿破仑的其余部队赶来援救之前将其歼灭。对这一计划的共识是，它设计得很好，但执行得错漏百出。这并不令人惊讶，维特根施泰因将他自己的参谋部带到了总部，几乎所有的总部高层位置都在会战前夜换了人。仅举一例：炮兵司令由叶尔莫洛夫换成了亚什维利公爵，公爵此前指挥维特根施泰因军的炮兵。叶尔莫洛夫之前未能将停炮场和弹药补给以足够的速度输送上来，因此他多少受了些冷遇，但突然将职责转移到亚什维利身上则导致新的炮兵司令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把弹药送到哪里去。这也是俄普两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联合作战，更大的混乱因此发生。
迪比奇的计划包括以纵队队形夜行军，在5月2日早晨6点前占据攻击位置。混乱不出所料地发生了，各个纵队互相碰撞，直到预定时间过去5个小时后，联军第一线才部署完毕。联军的作战计划时常到达得很晚，尽管计划本身十分详尽，却不总是准确的，这些事实也无助于战局。然而这一延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联军，在逝去的5个小时里，拿破仑和他的大军主力正在远离战场向莱比锡开进，他确信当天不会发生任何会战。除此之外，如果吕岑会战在黎明时开始，拿破仑将拥有一整个夏日白天的时间来把全部兵力集中到战场上，这也许会给处于数量劣势的联军带来极为悲惨的后果。
联军起初的目标是孤立部署在大格尔申（Grossgörschen）村和斯塔尔西埃德尔（Starsiedel）村附近的奈伊军。奈伊把军里的5个师分散开来，又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帮了维特根施泰因的忙。起初布吕歇尔的普鲁士人出其不意地对法军发起攻击，然而联军高层指挥们也同样感到惊讶，这一是因为马尔蒙（Marmont）军所处的位置——他们可以支援奈伊军，二是因为战斗发生处的地形。这表明尽管联军拥有骑兵优势，他们的侦察却远非完美。英国驻俄大使之子乔治·卡思卡特当时正和维特根施泰因的总部在一起，他评论说，由于处在连绵起伏、遍布农田的地形上，从联军总部无法看到部署于第一线高地以外的敌军。普军对大格尔申的最初进攻取得了成功，“但大格尔申仅仅是附近一串连绵不绝的村庄中的一个，其间点缀着水池、磨坊池塘、菜园等，这让当地变成了强固的防御地带”，坐落在战场上的村庄内部则是“有狭窄鹅卵石小路和石墙菜园的石质房屋”。[54]
联军第一次遭遇到了萨克森战场与俄罗斯战场的根本区别所在，后者的村庄是木质建筑的，对防御者没有什么帮助。而坚实的萨克森石墙和建筑物则是另一回事，它们时常可以变成小规模堡垒群。奈伊的部队虽然缺乏经验，但足够勇敢，出于这些士兵的天性，固定的石质工事能够让他们在防御时战力大增。普鲁士军官们急切盼望着洗雪耶拿的耻辱，他们催促着步兵发起攻击，而步兵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其结果就是一场来回拉锯的残酷战斗，村庄不断易手，一方丢失村庄以后，就立刻以新锐且秩序井然的预备部队发动迅猛的反冲击，在另一方能够稍作喘息并组织防务前将其夺回。在战斗中冲在最前面的是普鲁士步兵，俄军仅仅在下午很晚时才进入战场增援普军。从这一刻开始，符腾堡的欧根亲王的军就展开了尤为激烈的战斗，该军首先投入了夺回村庄的战斗，继而被派往联军右翼阻击威胁日益增大的法军，其间伤亡很大。
然而影响会战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于，奈伊和马尔蒙的部队能够在联军攻势面前坚持到拿破仑本人和其他各军抵达为止。联军缺点颇多的计划和侦察让米洛拉多维奇军在战场外仅仅几公里的地方毫无动作，这更无助于联军作战。就算米洛拉多维奇的部队也在现场，他们照样无力改变会战结果。考虑到法军步兵的数量优势和拿破仑的指挥技艺，一旦全部法军都集结到战场上，拿破仑的胜利就是确定无疑的。黄昏时分，麦克唐纳军以包抄行动威胁联军右翼，贝特朗（Bertrand）军则威胁联军左翼，维特根施泰因被迫投入了他最后的预备队，而拿破仑这时很快就会拥有许多生力军。
克劳塞维茨争辩说，吕岑会战是平局而非联军的失败。白天结束时联军的确仍在战场上，他们给法军造成的战损也大于己方损失。迫使联军撤退的也不是失败，而是敌军在战场上拥有压倒优势的兵力。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看法，如果不在吕岑作战，联军的数量劣势还是会迫使他们撤退，这样的撤退甚至起不到吕岑会战那种延缓法军前进的作用。克劳塞维茨的论辩有一定道理，但多少也带着些诡辩色彩。这的确不是一场大败，但是假如白天再多上两个钟头，吕岑会战就极有可能成为联军的惨败。[55]
战后，联军秩序井然地经由萨克森撤退，再次渡过易北河，最终于5月12日抵达位于萨克森东部的包岑。一路上大部分后卫任务都交由米洛拉多维奇负责，他以杰出的指挥技艺展开后卫作战，让联军其余部队能够以平静且并不慌张的态度向后方撤退。在拿破仑的部队完全追上来之前，联军在包岑休整了大约一个星期。在后卫作战和撤退方面，俄军现在可谓是独步欧洲。如果拿破仑想要在1813年动摇俄军后卫，他最需要的是比现在手上的骑兵好得多的部队。无论如何，吕岑会战的结果之一是此前两个月一直保持骑墙态度的萨克森国王又转回了拿破仑的阵营。易北河上唯一不受法军控制的渡口要塞是托尔高（Torgau），该城的萨克森守军被命令向拿破仑开门。守军指挥官冯·蒂勒曼（von Thielemann）中将却尽可能地拖延向法军交出要塞的行动，并在献城后带着他的参谋长逃到联军一边。萨克森加入联军一方的不确定性迫使联军4月里在征用时有所制约。当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Frederick Augustus）国王的选择变得明确的时候，撤退中的联军再去榨取萨克森就晚了，王国的丰富资源将在随后6个月里支撑拿破仑的战争动员。[56]
然而，对1813年4月和5月军事行动的叙述至多只能讲述一半的状况。在作战的同时，奥地利人和交战双方之间展开了密集的外交谈判。这对俄军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亚历山大在给贝纳多特的一封信中声称，4、5月间发生在萨克森的一切战斗都是为了延缓拿破仑的前进，进而给奥地利争取调停所需的时间，奥地利已经多次承诺会在双方之间展开调停。就在拿破仑开始纵贯萨克森的行军时，奥地利也发动了他们自己的外交攻势。向双方都表明奥地利居中调解的目的之后，梅特涅派出布勃纳（Bubna）伯爵前往拿破仑所在地，派出菲利普·施塔迪翁（Philipp Stadion）伯爵前往联军总部，将双方分别能提供的条件探个究竟。与此同时，奥地利在波希米亚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施加军事干涉的威胁，以便使双方互相妥协。[57]
奥地利此时已经强烈倾向于俄普同盟方面，与法国和俄国长达3个月的谈判已经清楚地表明，对奥地利收复领土并重建某种欧洲权力平衡这一关键目标而言，拿破仑仍然是横亘在前方的死敌。在这些最核心的问题上，俄国人和普鲁士人却真诚地支持奥地利的主张。维也纳要想终结法国在欧洲的主宰地位的话，就只能去与彼得堡和柏林同盟，或许还只能以战争方式达成目标。奥地利加入联军一方的威胁，至多只有一线让拿破仑向维也纳做出足够令人满意的让步的可能。一些奥地利人希望拿破仑这么去做，而俄国和普鲁士人则害怕这件事发生。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奥地利、法国、俄普同盟在1813年暮春和夏季展开了外交谈判。
4月29日，吕岑会战前3天，梅特涅给他在联军总部的代表莱布策尔特恩（Lebzeltern）男爵发出了两封重要信函。奥地利外交大臣注意到俄普同盟对奥地利的不信任感仍在持续，便打算着手解释原因——自1809年以来延续数年的经济危机极大地妨碍了备战进程。梅特涅在信中说，奥地利最近给拿破仑的声明应当已经让他对维也纳的立场毫无疑问。当施塔迪翁抵达联军总部时，他将解释维也纳向拿破仑提出的和平条件，让俄国人和普鲁士人确信，奥地利一旦备战完毕就会立刻站到联军一边。在奥地利外交大臣的第一封信里，他写道，“到5月24日为止，我们将会在波希米亚边境地区部署超过60000人；那时我们一共会动员起两个军团合计125000～130000人，还有至少50000人的后备部队”。在他的第二封信里，为了让俄普同盟不再怀疑进军萨克森太过危险，梅特涅补充说：
就算拿破仑赢得了一场会战，那也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奥地利军队绝不会允许他去扩张战果。如果他输掉了，那么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奥地利）皇帝仍然希望俄罗斯皇帝陛下与普鲁士国王陛下确信我们的波希米亚军团会进行干预，我再次重复一遍，这将迫使法军在万一获胜的情况下停住继续前进攻击联军的脚步。无论如何，这都不该让联军感到担心。[58]
施塔迪翁在5月7日发表了上述声明，它们表明奥地利给拿破仑开出的最低条件也包括让奥地利和普鲁士恢复大部分失地、取消华沙大公国、让出法国在莱茵河以东占据的德意志土地、废除或至少修改莱茵同盟。奥地利以5月底为最后期限，试探拿破仑是否听从妥协意见，接受上述条件。梅特涅辩称，奥地利精心提出了适中的条件，因为它需要建立在所有大国同意基础上的持久欧洲和平。施塔迪翁必须向同盟方君主保证，奥地利的立场不会因拿破仑在战场上的胜败而改变，他同时必须得知同盟方面的和平条件，并建立万一奥地利武装调停不足以使拿破仑动摇时的军事合作基础。[59]
菲利普·施塔迪翁于5月13日早上9点抵达联军总部，这时吕岑会战已经过去了11天，而包岑会战还有一个星期才会打响。当天，施塔迪翁与内塞尔罗德会晤了两次。在5月13日给亚历山大的报告中，内塞尔罗德总结了施塔迪翁所解释的奥地利立场。维也纳将坚持要求恢复它在1805和1809年丢失的领土，不论俄普同盟条约中规定普鲁士将要恢复多少领土，它都会支持普鲁士。它也会要求法国废除华沙大公国、放弃位于莱茵河以东的全部法国领土并取消莱茵同盟。如果拿破仑在6月1日之前拒不接受上述条件，届时不论战场情况如何，奥地利都将参战。施塔迪翁将会与联军协商联合军事行动的基本计划。内塞尔罗德正确地评论道，“毫无疑问，法国将永远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他补充说，“施塔迪翁伯爵以他所处宫廷的名义正式许诺，在最终期限过后，拿破仑的回避或拖延绝不会影响到奥地利宫廷执行已与同盟宫廷达成的联合行动计划”。[60]
内塞尔罗德是一位非常冷静且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不管他是否故意为之，要说他在如此重要的事务上误解了施塔迪翁，都是不可思议的。施塔迪翁自己则曾担任过奥地利外交大臣，考虑到他对拿破仑和德意志境内的法兰西帝国的怨恨，他也不会有意去误导俄国人，这样做将在军事和奥俄关系两方面造成巨大风险。也许施塔迪翁在解释他的声明时过于放任自己的热情，尽管他在奔赴联军总部前和梅特涅说过什么已经无从知晓。不管谁会为这个错误负责，有一点确凿无疑，施塔迪翁告诉内塞尔罗德的话并不代表维也纳的实际态度。
首先，万一拿破仑否决了奥地利最低条件中的任何一条，转而寻求拖延或是准备在战场上击败同盟，弗朗茨二世并不一定会如施塔迪翁所表明的那样径自参战。此外，当内塞尔罗德在3个星期后最终与波希米亚军团的两位关键军官——施瓦岑贝格元帅和拉德茨基（Radetsky）将军会晤时，这两人向他保证，奥地利军队在6月20日前跨过波希米亚边界是“不可思议”的。俄国方面的迷惑和怀疑却不可避免。难道施塔迪翁不是在代表梅特涅发言？这个狡猾的外交大臣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难道他不是在代表弗朗茨二世讲话吗？有哪个奥地利国务活动家理解奥地利军队正在怎样准备战争？更不用说其中有谁能够控制奥地利军队的战备工作了！[61]
奥地利明确的支持保证是联军在包岑停下来冒险与拿破仑再战的额外有力理由，尽管已经有争取时间并拖延拿破仑的充分理由，下决心进行会战仍然是非常冒险的。在5月20日至21日的包岑会战中，联军仅能集结起96000兵力，而在会战结束时，拿破仑在战场上的部队数量已经是联军的两倍，考虑到战场上的决定性因素——步兵时，拿破仑的数量优势还要更大。从地图上看，包岑似乎是个适于顽强防守的地方。当俄军抵达战场后，他们按从前的习惯挖掘战壕并修筑防御工事。单个的防御据点尽管难以攻陷，阵地却被溪流和冲沟切割成许多小块，这令协同防守变得困难，也妨碍预备队在各块阵地间转移。尤为重要的是，对相对而言数量太小的联军来说，他们的阵地实在太长了。与博罗季诺会战时相比，包岑会战中俄军每公里战线上部署的部队仅有前者的1/4。
就在会战前4天，朗热隆伯爵和巴克莱·德·托利的分遣部队抵达包岑。攻陷托伦之后，他们全速行军，前来援救主力部队。朗热隆军在包岑会战中被置于巴克莱的总体指挥之下，他们负责防守联军右翼远端，抵抗奈伊元帅的进攻。正如战局演变所证明的那样，这将是拿破仑的决定性一击。在他的回忆录中，朗热隆评论道，尽管地形给防御者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但他所负责的防御地段应当需要25000名守军，而他手上却只有8000人。符腾堡的欧根亲王军位于联军左翼，像朗热隆一样，他意识到在包岑停下来作战的决定首先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在他看来，“考虑到敌我数量对比有多么悬殊、我们要坚守的阵地有多么漫长，我们就不能期望获取胜利，只能尽力给敌军造成损失，并在我军无数骑兵的掩护下完成有秩序的撤退”。[62]
以一比二的兵力劣势与当代首屈一指的将领战斗，意味着联军要冒被击溃的风险。就像此前的多次反法同盟一样，法军哪怕打出另一场弗里德兰会战都会将反法同盟摧毁，更不用说假如再发生一场奥斯特利茨战役了。在5月21日，拿破仑手中实际上已经几乎握有一场可以与弗里德兰相提并论的大胜，若不是因为奈伊元帅犯下的错误，这场大胜将极有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