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作战计划虽然简单，对联军而言却具备潜在的毁灭性。在5月20日，拿破仑将发动有限度的攻击和佯攻，以便将联军主力钉牢在从左侧波希米亚山麓丘陵延伸到右侧克雷克维茨（Kreckwitz）高地的整条防线上。在5月21日，法军将继续进攻。考虑到他们的数量优势，法军很容易让联军确信他们的佯攻是真打，甚至会迫使联军抽调部分预备部队阻击法军。但5月21日的决定性打击则由奈伊军和洛里斯东军发起，他们将攻击位于联军右翼远端格莱纳（Gleina）附近由巴克莱指挥防守的阵地。由于法军的压倒性数量优势，他们将击穿巴克莱的防线并攻入联军后方，切断联军向东边的赖兴巴赫（Reichenbach）和格尔利茨（Görlitz）撤退的唯一道路，阻止联军有秩序地撤退，转而驱赶联军向南边的奥地利边界溃退。这一作战计划完全是可行的，事实上，亚历山大所持的主要威胁将出现在左翼的臆断大大有利于这个计划的执行。亚历山大认为，拿破仑将试图迫使联军远离波希米亚边界，继而毁掉联军与奥军协同行动的可能性。与之相反，维特根施泰因正确地认为主要危险会来自北面。然而亚历山大现在已经丧失了对维特根施泰因的信任，几乎让自己行使事实上的总司令职权。除此之外，维特根施泰因还告诉皇帝巴克莱指挥着15000人的部队，这也无助于联军。事实上巴克莱手中部队的规模仅有这个数目的大约一半。[63]
5月20日，战局正如拿破仑计划的那样发展。激烈的战斗在整条联军战线上展开，一直向北延伸到克雷克维茨高地，亚历山大在他所认为的法军威胁联军左翼的地段投入了部分预备兵力。与此同时，巴克莱的部队仅仅受到一些散兵的困扰。次日上午，战斗继续从波希米亚山麓延伸到克雷克维茨，但奈伊和洛里斯东也投入激战之中。
联军右翼远端的战斗在上午9点左右打响。巴克莱迅速意识到他无望阻挡面前拥有压倒性兵力优势的敌军。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在格莱纳附近的高地上展开阻滞作战，尽可能保护联军的主要撤退路线。朗热隆评论道，他手下的第28猎兵团和第32猎兵团在当天上午表现出了尤为突出的战术技巧和英雄主义，他们阻击法军直到最后一刻，让俄军炮兵在给敌军造成重大伤亡后安全撤退。巴克莱本人则靠前指挥，来到他的猎兵之中，以自己在极端危险状况下的冷静勇气激励他们。不管俄军有多么冷静，不管克莱斯特（Kleist）所部普军的反击取得了怎样的暂时性胜利，当奈伊军的压力渐次增加，而洛里斯东军的部分部队已经快要包抄巴克莱的右翼时，联军的战况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当普赖蒂茨（Preititz）村在下午3点最终落入法军之手后，洛里斯东可以轻易地向前推进，切断联军沿着通往韦森堡（Weissenburg）的道路撤退的关键路线。
天意保佑，奈伊并没有命令洛里斯东这么做，反而被自己右侧克雷克维茨高地上布吕歇尔抵抗苏尔特（Soult）的激烈战斗弄得过于兴奋，由苏尔特指挥的部队包括贝特朗军和拿破仑的近卫军。奈伊并没有朝东南方向推进以切断联军退路，他不仅将自己的军投入到西南方向攻击布吕歇尔，还命令洛里斯东前来增援。面对法军具备如此优势的兵力，老布吕歇尔依然向他的士兵发表长篇演说，鼓舞他们像温泉关（Thermopylae）的斯巴达人一样战斗。后来布吕歇尔被人及时劝了下来，十分不情愿地沿着巴克莱所部依然守卫着的道路撤退。俄国近卫军和重骑兵则奉命掩护撤退。
联军右翼和中央的部队沿着通往赖兴巴赫和韦森堡的道路撤退，左翼则从经由勒鲍（Loebau）通往霍赫基希（Hochkirch）的平行道路上撤退。这场撤退事实上是联军经历了两天精疲力竭的战斗后，在多得多的敌军面前展开的侧面向敌行军。朗热隆评论说，“尽管如此，和令人尊敬的俄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所有撤退一样，由于俄军的完美纪律和服从，由于俄军官兵与生俱来的勇气，（撤退）还是以最良好的秩序进行着，甚至没有受到哪怕最轻微的损失”。朗热隆无疑是带有偏见的观察者，但5月21日拿破仑参谋部的一位萨克森军官，冯·奥德莱本（von Odeleben）男爵目睹了俄军后卫行动之后记录如下，“俄军以最优良的秩序撤退”，“（俄军）进行了一场可能被认为是战术杰作的撤退……尽管联军战线中央已经被击退，法军却不能成功地将部分联军分割开来，也不能俘虏他们的炮兵”。[64]
对拿破仑而言，包岑会战的结果令人极其失望。他并没有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仅仅是在付出了25000名士兵的战损后，把联军沿着撤退路线向后挤压，而俄普联军的总损失仅为10850人。对撤退联军的追击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愉悦，包岑会战后的另一天，亦即5月22日，法军在赖兴巴赫遭遇俄军后卫部队。此时由于镇上的街道发生了交通堵塞，俄军后卫部队的撤退不得不停了下来，但这并没有让后卫部队指挥官米洛拉多维奇和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感到惊慌。奥德莱本又一次亲临现场观察战斗：
在我们谈论的这座高地上，俄军后卫所做的防御部署赋予了他们指挥官最高荣誉。通往赖兴巴赫的道路从高地对面延伸出去，离开城镇后转了个弯。俄军将领利用优势地形直到最后一刻，直到法军的优势兵力使得抵抗完全无法进行以后才让部队撤退。紧接着，他又开始防守赖兴巴赫和马克斯多夫（Markersdorf）之间的另一座高地，在那里他又一次阻滞了法军的前进。[65]
这就是欧根“梯队撤退”战法的实践，它迫使法军像蜗牛一样前进，令拿破仑大为光火，甚至让他带着不耐烦的愤怒亲自接手指挥前卫部队。当夜俄军后卫部队在马克斯多夫村后方又占据了新的防御阵地。当拿破仑加紧穿过村庄时，俄军炮兵的第一次射击就让他的宫廷司礼官兼密友热罗·迪罗克（Géraud Duroc）受了致命伤。4天后，普鲁士骑兵在海瑙（Hainau）伏击并击溃了由迈松（Maison）将军指挥的一支不够小心的法军前卫部队。和往常一样，这些联军后卫部队的战绩为他们的战友赢得了有秩序地撤退的时间，但在1813年春季战局的最后10天里，他们的实际功勋要远大于此。拿破仑看到的联军是远优于法军的骑兵和冷静沉着的俄军后卫部队，就像他去年一路追到莫斯科却一无所获时所遭遇的那样。在1813年5月以手上十分低劣的骑兵重蹈覆辙，除非拿破仑缺失人性，否则他想到这一点时必然会不寒而栗。联军后卫在拿破仑面前完全掩蔽了联军内情，而联军总部这时正受到深刻分歧和潜在混乱的严重影响。
分歧首先来自联军事实上面临的艰难战略处境，如果奥地利的军事干预的确即将发生，那么首要任务就是维持住与波希米亚相邻的西里西亚边境，进而准备与参战的哈布斯堡军队会师。如果奥地利拖延对联军的帮助，或是径直放弃联军，那么这样的举动就是致命的。普俄军队无疑会发现拿破仑已经从东面包抄过来，而中立国边界又阻挡着联军。继续留在西里西亚—波希米亚边境的尝试至少会产生难以继续供养军队和与波兰的联系被切断的风险，而联军的补给和援军正从波兰赶来。
对刚刚在5月29日取代维特根施泰因成为总司令的巴克莱·德·托利而言，这就像魔咒一般。数个月来的连续作战，加上维特根施泰因无能的行政管理，已经让俄军在军、师甚至团层面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各类分遣作战和特别任务则将部队肢解。维特根施泰因甚至不知道他手下的各支部队在哪里，更不用说他们的人数了。到了5月底，俄军士兵也开始陷入饥饿境地。巴克莱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退过奥得河进入波兰，以便重整旗鼓，他许诺这一重组进程将在6周内完成。通过向自己的补给基地撤退，俄军可以解决供养军队的问题，对军队的重组也可以快速完成。此外，上万名援军正在赶往战场，这包括法比安·奥斯滕-萨肯麾下几个强大的师，它们的老兵数量比近卫军之外的任何军都多；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麾下表现优异的第27师；彼得·帕伦的骑兵，还有数以万计的俄国后备部队，这些部队于1812～1813年冬季在俄国境内组建起来。数以千计的伤病员也将从医院返回军队，他们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找到并回归自己的团。
从单纯的俄国军事角度来看，巴克莱的解决方案是良好的，然而这是个政治火药桶。对普鲁士人而言，这意味着放弃西里西亚，允许拿破仑分派出几个军再次征服柏林和勃兰登堡。这也必定会使奥地利的军事干预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实现。5月31日，当包岑会战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汉诺威公使写道：
皇帝（弗朗茨二世）对法国入侵的恐惧日益增加，对俄国皇帝放弃反法事业的焦虑也增添了恐惧情绪。人们甚至开始害怕联军会被赶回维斯瓦河，再过几个月，波拿巴就将得到1814年度新兵的增援，到时候他只要留下100000人的观察军面对联军，就能以剩余部队打到奥地利头上。为了避免这一不幸状况发生，人们正在议论，奥地利必须以最快速度开启和平谈判。
尽管梅特涅关于奥地利的政策不会随着军事状况变化而改变的漂亮话言犹在耳，施塔迪翁却被联军退往波兰会给奥地利造成的影响吓坏了，他的反应是完全正确的。[66]
起初亚历山大听从普鲁士人的意见，遵从了控制波希米亚边境以保持和奥地利人紧密联系的需求。军队奉命转而南下，离开退往波兰的交通线，在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和老旧的邦策尔维茨（Bunzelwitz）筑垒阵地附近据守，后者曾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用于在“七年战争”中抵抗奥地利人。亚历山大相信普鲁士人的建议，如果有必要的话，联军可以在这一优势地形上与拿破仑继续作战。然而当联军抵达此地后，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地官方根本就没有去执行弗里德里希·威廉关于重建旧防御工事的命令，100000人的部队又不足以据守这附近唯一有利的防御地段。原本应当整装待发增援联军的西里西亚国民后备军无处可觅，除此之外，供养部队的困难状况变得愈加严重。[67]
这一切的基本理由已经在上面说过，即上西里西亚哪怕在和平时期都需要从波兰进口食品，自然无法供养突然出现在上西里西亚并集中起来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和敌军会战的全部联军。尽管库图佐夫早在4月就请求维特根施泰因在萨克森东部建立食品仓库，但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做。这仅是维特根施泰因在联军依然占据萨克森王国时对当地资源动员的整体失败中的一部分而已。巴克莱则在一定程度上指责维特根施泰因，在一份给维特根施泰因的信中，巴克莱尖锐地指出，“我刚接过军队指挥权并注意到食品问题时，就清楚地看出此前从未采取过任何确保食品供给的预备措施。当部队此前在华沙大公国和萨克森时，他们完全依靠在驻地或行经地区就地征收养活自己，在当地停留多久就征收多久。军队后方几乎没有建立任何预备补给点”。随着部队开始陷入饥馑，军需总长格奥尔格·坎克林不可避免地遭到批评，6月4日，他悲伤地回复巴克莱，诉说普鲁士人几乎什么东西都不给，而他无法在普鲁士领土上征收食物或是“运用任何权力，在选择通往施韦德尼茨的道路时，也没有人征询过我供养部队的可能性”。[68]
鉴于军队即将沦入饥馑境地，而奥地利的干涉时间表也变得模糊不清，6月2日举行的俄普会议决定向奥得河退却。彼得·沃尔孔斯基已经下令将军队的金库护送到卡利什，并准备在联军过河后摧毁奥得河上的所有桥梁。与此同时，普鲁士的领导人们一片哗然，他们解放祖国的进程正陷入最低谷。
凶狠好斗的柏林军事总督莱斯托克（L’ Estocq）将军于5月30日向哈登贝格首相报告，法军正在向奥得河上的渡口前进，“以便继续向波兰推进，并在那里掀起暴动。在华沙表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容忍为这场暴动准备了非常好的基础”。将西里西亚变成新的西班牙、发动针对入侵法军的大规模暴动的尝试落空了。如果西里西亚被动员起来对抗法国，莱斯托克相信，国民军可以起到抵消上千名敌军士兵的作用。事实上西里西亚毫无动作。莱斯托克评论道，“西里西亚贵族不想去做任何与国民军相关的事情，这无疑证明了为何会发生如此凄惨的放弃职责和向法军顺从的现象”，他还认为国民军指挥官，“必须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并且应当立刻处以枪决”。与此同时，布吕歇尔和约克在6月2日的会议上建议，如果俄军撤过奥得河，普军就必须与俄军分开，以保卫剩余的普鲁士领土。[69]
在这个极度危急的星期里，当他的整体战略面临崩溃之际，亚历山大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在奥地利的敷衍塞责、普鲁士的歇斯底里和他手下将领的牢骚中，亚历山大保持了令人敬佩的冷静、明理和对最终胜利的乐观。和1812年9月时一样，他冷静的勇气部分来自对上帝意志和怜悯的信仰。4月底亚历山大曾在战争事务中专门抽出一天时间，拜访位于黑尔恩胡特（Herrnhut）的摩拉维亚兄弟会社区，他在没有随从的情况下和兄弟会成员深入交谈了两个小时。他的精神状态也受到德累斯顿复活节仪式的激励，仪式过后他写信给亚历山大·戈利岑，信中说，“我在思考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一切和天意将带我们前往何方时感受到的情感，是难以向你表达的”。[70]
如同奇迹一般，亚历山大的乐观主义得到了报偿，拿破仑屈从于奥地利的要求，同意休战到7月20日，休战期间将展开和平谈判。在谈判对手的选择上，拿破仑起初的手段是直接与俄国人展开谈判，直到亚历山大拒绝这一谈判途径后，拿破仑才接受了奥地利的调停，命令他的使者于6月4日缔结休战协定。后来拿破仑写道，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之一。
需要时间去整顿骑兵并准备迎击可能发生的奥地利军事干预，是拿破仑做出休战决定时的理由。他也可以加上另一些不错的理由。他的部队精疲力竭，病员名单以惊人速度增长，如果他骤然攻入波兰，病员人数无疑会继续猛烈增加。交通线不断拉长的同时，它在联军袭击分队面前的脆弱程度也日益提高。事实上就在休战前夕，远在拿破仑后方的莱比锡，城中守军和大批物资竟差点落入由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和米哈伊尔·沃龙佐夫指挥的大规模袭击分队手中。此次袭击提醒拿破仑，在未来的战局中有必要建立要塞化的安全基地。无论如何，不管上述理由有多么充分，休战所得到的利益都无法与拿破仑继续向波兰推进、分割俄普联军、恐吓奥地利放弃调停的诸多好处相提并论。拿破仑此后的自我批评是正确的，假如把1813年春季战局再延长几个星期，他就十分可能确保一个有利的和平条件。
巴克莱对他的好运感到难以置信，他此前曾要求给他6个星期的时间来恢复部队，而拿破仑真的给了他这么长时间，还避免了俄军与普军或奥军分离的危险，甚至让他不用在作战中重新组织下属各军。当朗热隆听到休战的消息时，他“前往巴克莱的总部，他（巴克莱）则用一阵大笑来欢迎我：对巴克莱而言，这种幸福感的迸发极不寻常，他的精神和行为总是冷静、庄重而严厉的。我们俩一起嘲笑拿破仑。巴克莱、所有将领和我们的君主都沉浸在欢乐之中，他们有权这么做”。[71]
[1] 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p.458-9.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20，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6月27日/7月9日，pp.293-4；no.158，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9月18日/30日，pp.386-9。
[2] Countess Choiseul-Gouffier，Historical Memoirs of the Emperor Alexander I and the Court of Russia，London，1904，p.148.
[3] S.I.Maevskii，‘Moi vek ili istoriia generala Maevskago’，Russkaia Starina，8，1873，p.253.
[4] ‘Grafinia Roksandra Skarlatovna Edling：Zapiski’，in A.Libermann（ed.），Derzhavnyi sfinks，Moscow，1999，p.181.
[5] 例如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后来的伦敦德里侯爵所做的评论，载于他的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30，pp.33，242-3。
[6] 关于（女子的）诱惑，实例如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和Boris Uxkull，Arms and the Woman：The Intimate Journal of an Amorous Baltic Nobleman in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1966.近卫军军官的回忆录证实了戴维·贝尔关于贵族军事文化中性与战争关系的论点：D.A.Bell，The First Total War，London，2007，pp.23-4。
[7] 关于希什科夫与库图佐夫的交谈，见 N.Kiselev and Iu.Samarin（eds.），Zapiski，mneniia i perepiska Admirala A.S.Shishkova，2 vols.，Berlin，1870，vol.1，pp.167-9.关于托尔的回忆录，见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3，book 5，pp.469-70。
[8]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2，内塞尔罗德致亚历山大一世，1813年2月初，pp.33-4。
[9] L.G.Beskrovnyi（ed.），Pokhod russkoi armii protiv Napoleona v 1813 g.i osvobozhdenie Germanii：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4：no.24，切尔内绍夫致库图佐夫，1813年1月1/13日，p.23（Поход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против Наполеона в 1813 г.и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Германии：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1964.С.23）。
[10] ‘Perepiska markviza Paulushi s imperatorom Aleksandrom，prusskim generalom Iorka i drugimi litsami’，in K.Voenskii（ed.），Akty，dokumenty i materialy dlia istorii 1812 goda，2 vols.，St Petersburg，1910-11，vol.2，pp.330-443（Акты，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1812 года.Т.2.СПб.，1911.С.330-443）.
[11] 见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7：Traktaty s Germaniei 1811-1824，St Petersburg，1885，no.254，pp.40-62（Собрание трактатов и конвенций，заключенных Россией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Т.7.СПб.，1885.С.40-62）。
[12] 见F.Reboul，Campagne de 1813：Les préliminaires，2 vols.，Paris，1910，vol.1，pp.194-6，on Yorck’s numbers。
[13] 见保卢奇在1812年12月27日（旧历）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收录在Voenskii，Akty，vol.2，pp.400-402，以及维特根施泰因就保卢奇的愚蠢行为给奇恰戈夫的愤怒信件：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vol.2，no.24，维特根施泰因致奇恰戈夫，1813年1月4日（旧历）。
[14] Beskrovnyi（ed.），Pokhod，no.16，pp.14-15.
[15] 关于施泰因给库图佐夫递交的供养俄军部队和利用普鲁士行政机构的两份重要备忘录，见Beskrovnyi（ed.），Pokhod，no.7，1812年12月6/18日，pp.6-8和no.53，1813年1月25日/2月6日。
[16] 关于这种效果有大量的文件，例如维特根施泰因在1812年12月31日/1813年1月12日给库图佐夫的报告（Beskrovnyi（ed.），Pokhod，no.21，pp.19-20），他在报告中表示部队在柯尼希斯贝格的行为堪称模范，当地居民则把俄军作为解放者来欢迎，并通过当地的普鲁士官员以库图佐夫命令中规定的方式提供食物。
[17] E.Botzenhart（ed.），Freiherr vom Stein：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8 vols.，Berlin，1957-70，vol.4，施泰因致亚历山大一世，1813年2月27日/3月11日，pp.234-6。
[18] 接下来的段落中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态度和政策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T.Stamm-Kuhlmann，König in Preussens grosser Zeit，Berlin，1992，pp.365 ff。
[19] W.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关于克内泽贝克出使的讨论位于vol.1，pp.137-56，引用的克内泽贝克原话位于 p.166。
[20] Beskrovnyi（ed.），Pokhod，no.33，1813年1月10/22日，切尔内绍夫致库图佐夫，pp.31-3。
[21] 原文viceroy，指代表国王管辖行省或殖民地的总督。——译者注
[22] Beskrovnyi（ed.），Pokhod，no.48，1813年1月22日/2月3日，切尔内绍夫致库图佐夫，pp.43-4。
[23] 关于瓦尔特河畔的战斗，见切尔内绍夫的日志：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86，fos.6ii-7i，以及他在1813年1月31日/2月11日给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05，fo.2ii；关于本肯多夫，见Beskrovnyi（ed.），Pokhod，no.80，1813年2月15日/2月27日，维特根施泰因致库图佐夫，pp.80-81。
[24] 例如Reboul，Campagne de 1813，vol.2，ch.5和Gouvion Saint-Cyr，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vol.4，Paris，1831，ch.1。
[25]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86，fo.8.
[26] 例如本肯多夫在2月22日（旧历2月10日）给列普宁的报告，切尔内绍夫在此前一天给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05，fo.8ii；Beskrovnyi（ed.），Pokhod，no.86，1813年2月20日/3月4日，维特根施泰因致库图佐夫，p.89。
[27]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16，fos.1-2.
[28] A.G.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A.I.Mikhailovskii-Danilevskii，pp.319-20.
[29] 关于条约，见Martens，Sobranie traktatov，vol.7，pp.62-82.关于施泰因对波兰的态度，见Botzenhart，Stein，vol.4，施泰因致明斯特尔，1812年11月7/19日，pp.160-62。
[30]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1，pp.359-60；vol.2，p.287.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50，内塞尔罗德致斯塔克尔贝里，1813年3月17/29日，pp.118-22.Beskrovnyi（ed.），Pokhod，no.131，库图佐夫致温岑格罗德，1813年3月24日/4月5日，p.132。
[31] 关于奥地利外交政策最全面的资料依然是Oncken的两卷本，Österreich und Preussen.除了已经引用的关于这一阶段外交的常见著作外，还可参阅E.K.Kraehe，Metternich’s German Policy，vol.1：The Contest with Napoleon 1799-1814，Princeton，1963，以及A.Drabek et al.（eds.），Russland und Österreich zur Zeit der Napoleonischen Kriege，Vienna，1989中的文章。
[32]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1，p.423：no.19，给莱布策尔特恩的指令，1813年2月8日；vol.2，pp.323-4，与哈登贝格伯爵的谈话，1813年5月30日。关于军事准备，见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的前两卷：vol.1：O.Criste，Österreichs Beitritt zur Koalition，Vienna，1913；vol.2：W.Wlaschutz，Österreichs entscheidendes Machtaufgebot，Vienna，1913。
[33] Count A.de Nesselrode（ed.），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e Nesselrode 1760-1850，Paris，n.d.，vol.5，e.g.根茨致内塞尔罗德，1813年1月16日，pp.12-21；1813年1月28日，pp.27-31；1813年3月10日，pp.35-44；1813年3月12日，pp.44-7；1813年3月17日，pp.48-51；1813年3月18日，pp.51-5；内塞尔罗德致根茨，1813年3月14/26日，pp.58-60；根茨致内塞尔罗德，1813年4月11日，pp.64-70；1813年4月16日，pp.70-78；1813年5月2日，pp.83-90；1813年5月16日，pp.96-101；1813年6月13日，pp.104-7；1813年7月23日，pp.122-4.关于根茨在维也纳的地位，见Helmut Rumpler，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04-1914，Vienna，1997，pp.78-80。
[34] 后来的谈判大部分是由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完成的，相关文件收录在他与外人通信的记录里：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03.奥地利人提供了关于波兰军队行动的重要信息，休战协定原始文本收录在Martens，Sobranie traktatov，vol.3，no.67，pp.70-91.后续协定收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p.118和no.74，pp.184-5。
[35] Kutuzov，vol.5，no.320，1813年2月16日（旧历）作战公报，pp.282-4.N.S.Pestreikov，Istoriia，leib-gvardii Moskov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03，vol.1，pp.115-19。
[36] Pestreikov，Istoriia，vol.1，p.115；关于凯克斯霍尔姆团，见B.Adamovich，Sbornik voenno-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leib-gvardii Keksgol’mskago imperatora Avstriiskago polka，vol.3，St Petersburg，1910，p.300（Адамович В.Сборник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Кексгольм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встрийского полка.Т.3.СПб.，1910.С.300）。
[37] 关于雅罗斯拉夫尔团，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1098，fos.46-71。
[38] Beskrovnyi（ed.），Pokhod，no.59，特滕博恩致亚历山大，1813年1月31日，pp.54-6.关于他给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05：引述的这两份特滕博恩致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分别写于1813年3月9日（旧历）（fos.22ii-23i）和1813年3月11日（旧历）（fos.24ii-25i）。
[39] Londonderry，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30，p.63.
[40] J.von Pflugk-Harttung，Das Befreiungsjahr 1813：Aus dem Geheimen Staatsarchivs，Berlin，1913，no.136，贝纳多特与波佐和叙赫特伦的交谈，1813年6月，pp.175-7。
[41] R.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1：Der Frühjahrsfeldzug 1813，Berlin，1911，pp.196-7；C.Rousset，La Grande Armée de 1813，Paris，1871，pp.96-7；A.Vallon，Cours d’hippologie，2 vols.，Paris，1863，vol.2，p.473.我感谢蒂埃里·伦茨（Thierry Lentz）教授让我注意到瓦隆（Vallon）的著作。
[42] A.Uffindell，Napoleon’s Immortals，Stroud，2007，pp.76，88-90.
[43] 这里的两份关键资料是Rousset，Grande Armée，chs.I-XII；Friederich，Frühjahrsfeldzug，pp.162-80.弗里德里希认为拿破仑从西班牙抽调了大约40000名老兵，斯科特·鲍登（Scott Bowden）写道，“西班牙军团立即为拿破仑的新大军团提供了20000名经过考验的老兵”，所以数据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牵涉的具体时间段不一所致：S.Bowden，Napoleon’s Grande Armée of 1813，Chicago，1990，p.29。
[44] 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190.
[45] Beskrovnyi（ed.），Pokhod，no.141，库图佐夫致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1813年3月28日/4月9日，p.142。
[46] Beskrovnyi（ed.），Pokhod，no.131，库图佐夫致温岑格罗德，1813年3月24日/4月5日，p.132。
[47] Tartakovskii，A.G.（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329：这里有一段对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813年日记的摘录。Beskrovnyi（ed.），Pokhod，no.105，库图佐夫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3月8/20日，pp.107-8；no.123，库图佐夫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3月17/29日，pp.125-6；no.94，维特根施泰因致库图佐夫，1813年2月26日/3月10日，pp.95-6；no.150，沃尔孔斯基致多夫雷，1813年4月8/20日，pp.151-2。
[48] K.von Clausewitz，Der Feldzug in Russland und die Befreiungskriege von 1813-15，Berlin，1906，pp.196-202.
[49] Pflugk-Harttung，Befreiungsjahr，no.82，布吕歇尔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4月20日前后，pp.106-7：no.45，沙恩霍斯特致沃尔孔斯基，1813年3月22日，pp.62-5。
[50] 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220-21.
[51] I.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2，pp.22-5.
[52] S.G.Volkonskii，Zapiski Sergeia Grigorovicha Volkonskogo（dekabrista），St Petersburg，1902，p.232：还有许多类似的评论，例如作为军队中所受教育最为良好的一个群体，那些年轻参谋军官们所做的评论。
[53] Tartakovskii，A.G.（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p.333，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