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军队
1813年夏季休战期间，俄国军队的面貌大为改观。秋季战局开始时，俄军不仅休息充分、补给良好、组织完备，规模也比5月时扩大了许多。为了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我们需要略微向前追溯一点，看看在前线后方发生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指理解在1812～1814年征集、训练和装备数十万补充野战部队的新兵的复杂过程。仅仅把新兵从俄罗斯心脏地带输送到德意志战场就已经是个挑战。在1812年秋季，后备军的主要训练地区是下诺夫哥罗德（Nizhnii Novgorod/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省，那里光是距离俄国和华沙大公国的边界就有约1840公里，战争部则估计从下诺夫哥罗德省出发，需要15周时间才能走到边界。[1]
进入波兰和德意志后，俄军就要在远离国内补给基地的情况下养活自己并补充军需。把这点放到全局中去看的方法之一，是记住在1813～1814年有超过500000俄罗斯士兵在帝国边界以外服役，而此时欧洲仅有两座城市人口超过500000。回忆俄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的经历对理解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当时俄军和1813年一样在德意志地区作战。俄军在“七年战争”中的努力常被年复一年的向东撤退所抵消，因为俄军无法在普鲁士土地上获得补给，他们每年秋季都需要向东撤退数百公里。对1813～1814年的俄军而言，击败拿破仑只是问题的一半，为战争而集结处于战斗状态的大军是同样艰巨的挑战，也是同样伟大的成就。[2]
根据巴克莱·德·托利颁布的1812年1月（旧历）野战部队法典，在俄军部队西进的同时，要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一个军用道路网络。道路网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状况良好，此后一路延伸到前线。大部分补充兵、弹药和其他各类维持俄军野战部队运转的补给都在道路上川流不息。沿路每隔一定距离设有食品仓库和医院，沿途城镇则设有守备司令，每个守备司令手上有多达100名巴什基尔和卡尔梅克骑兵可供调遣，如果管理得当的话，这些骑兵将是令人生畏的军事警察。守备司令的职责是确保道路和桥梁状况良好，医院和仓库补给充足、管理得当，他需要记录所有在他负责路段来往的部队单位，每10天向总部报告一切行动。军用道路系统大大便于确保部队在开往前线时得到恰当的照顾、供养和关心，这一系统也能够抑制部队的逃亡和劫掠。[3]
1812年1月法典也规定了俄国士兵出国作战时的一些补给和供养细节。在盟友领土上行动时，补给和供养事务由两国签订的条约约束，这和在敌方领土上时差别巨大。法典没有留下中立的空间：中立国领土应当被作为敌方领土对待。在敌对或中立土地上，军队必须通过征收来对自己进行补给，它的日常维持将不需要由俄国财政负担。然而，为了保持部队的纪律、保护当地的居民和经济，征收应当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也应当尽量通过军需官监督下的当地行政机关来完成。野战军后勤总监实际上就是整个占领区的总督，在后勤总监对不服从者施加严厉处罚的威胁下，全部地方官员都注定要服从他的命令。所有征收的食物和军用物资都打了收条以避免混乱，地方行政机关也被允许减免收条持有者的税收，以此来均衡他们的负担。[4]
1813年上半年，俄军主要在普鲁士和波兰进行军事行动。早在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结成同盟之前，亚历山大就签发命令，同意在普鲁士境内为征用食物付款。1/5的款项将直接当面以俄国纸卢布支付，其余将先打收据，随后逐步支付。这一政策的倡导者是施泰因，他在政治层面上为此呼吁，指出破坏未来盟友人民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普鲁士人民的所有资源很快都可以被用于战争。当俄军在萨克森和法国领土上作战时，他们从未重复过在普鲁士所做的让步。[5]
俄普同盟条约签订之后，两国政府达成了关于在普鲁士领土上行动的俄军部队维持费用的协议。配属于俄军的普鲁士军需官负责以收条征用必需的食物，此后他们给俄军准备好分配食物的仓库，或者直接让部队在驻地居民家派饭。关于驻普鲁士俄军总体维持费用的条款是慷慨的，食物价格以6个月内全普鲁士的平均价格计算，而非大批军队在某地运动后当地急速膨胀的物价。3/8的金额以从俄罗斯海运到普鲁士港口的谷物折价——就算只是为了供养俄国自己的军队，俄国人仍然会运来谷物。另外3/8将以收条的形式记账，直到战后才开始付账。剩余2/8以纸卢布支付。俄国完全不用损失它现有的少量金银货币。[6]
因为华沙大公国是被俄国征服的敌国领土，它那里的状况就大不相同了。波兰的食物对俄国在1813年的战争动员至关重要，没有它俄军就不可能在这一年的夏季和秋季出现在战场上。所有在波兰征用的食物都是免费的，这一事实对俄国财政来说极为重要。尽管不可能精确估计，但从1813年春季开始，华沙大公国给驻扎在波兰土地上的俄国野战部队和后备部队提供的供养和补给，累计价值可达数千万卢布。[7]
然而，俄国在波兰的政策是含糊不定的。一方面，当俄国需要为战争展开动员时，波兰人就不得不受到压榨；另一方面，皇帝渴望获得波兰人的忠诚，他希望波兰人成为未来的臣民。库图佐夫在1813年3月宣布建立波兰临时政府，他许诺，“所有阶层都应当感受到皇帝陛下对他们的关心，通过废除征兵制度，他们也会感受到皇帝陛下父亲般的统治和此前统治的巨大不同，从前的统治者强迫波兰人遭受劫掠，以满足自己永不知足的征服渴望，却还把自己称为波兰的同盟者”。在向华沙大公国官员许诺发放全薪、全面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严厉惩罚任何部队的不良行为后，大部分波兰官员都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这对俄军十分有益，他们不可能找出人手来管理波兰。无论如何，这也意味着大部分波兰官员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和职业生涯远离威胁后，才会积极为俄国人征收食物和补给。[8]
新的波兰临时政府由两个俄国人领导：临时政府副手是亚历山大的老朋友，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Nikolai Novosiltsev/Николай Новосильцев），一个精明而老练的政治人物，他的任命体现了赢得波兰人心在皇帝心中占有多么高的优先级。政府首脑兼华沙大公国总督则是库图佐夫所部的前任后勤总监瓦西里·兰斯科伊，后勤总监一职现在由格奥尔格·坎克林出任。兰斯科伊的任命强调了“利用波兰供养俄军”这一打算所具备的更高优先级，尽管大部分将领很快开始相信他已经“变得当地化”了，与其说兰斯科伊是在为俄国服务，还不如说他在给波兰效劳。然而，对俄国人而言，大问题不在华沙，而在各个地方行省。虽然军队法典中早有规定，但已经超负荷工作的俄军监察机构不可能腾出多少官员来监察波兰地方行政，军队也不可能抽出一线军官来从事此类工作。库图佐夫不得不向亚历山大请求从俄国内部派出官员前往波兰，俄皇的做法一如库图佐夫所愿，但这些官员的数量和质量都远低于实际需要。[9]
从1813年1月到5月中旬，俄军的食物供给状况总体而言运行良好，因此导致的冲突也很少。在波兰境内的普鲁士移民点和普鲁士王国境内，当地居民厌弃拿破仑，视俄军为解放者，供给状况就更加好了。即使是在波兰人居住的地方，供养部队的工作通常也进行得比较顺利，不过库图佐夫的前卫部队在行经华沙大公国中央时还是遭遇到一些困难，在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能以饼干为食，直到2月初才收到战时的肉类和伏特加配给。波兰人无疑受到伤害，但他们所受的创伤并不像被拿破仑或是“七年战争”中的弗里德里希所征服的平民那么严重。俄国人并没有强制征兵，也没有索取战争赔款。俄国领导人约束部队纪律、保护平民的尝试获得了部分成功。例如，坎克林在1813年2月18日发布声明，阐述了如何从波兰仓库或俄军驻地家庭获取食物补给。在规定了俄军士兵的适宜补给份额，亦即境外作战时每周得到三次肉酒配给后，他也鼓励当地居民报告俄军士兵的任何过分要求和不良行为。考虑到俄军士兵的疲劳和因1812年发生的诸多事件而强化的对波兰人的传统不信任感，俄军正规部队表现之好令人印象深刻。库图佐夫于3月23日在卡利什写信告诉妻子，“我们士兵的行为令这里所有人震惊，而部队表现出来的士气更是让我都惊讶了”。[10]
然而，在1813年5月中旬后的6个星期里，俄军在食物供给方面面临着危机。巴克莱在一份关键性备忘录里向亚历山大解释了危机的起因。他表示军队的补给问题是一年来在广大地域中来回作战的后果，而这一作战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因此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军队已经把在俄国境内准备的补给扔下去很远，而各支部队却几乎没有任何食物储备。”根据协定条款，普鲁士政府本应供养普鲁士土地上的俄军，然而在1813年5月的西里西亚，普鲁士人并没有在仓库里准备足够的补给，他们连自己的军队都无法供应。如果准备好用银币购买补给，可能会稍微缓解一下这种困难状况，但俄军的金库几乎是空的。到那时为止，俄军从财政部获取的经费仅为1813全年经费的不到1/4。不过从长远角度来看，俄国有限的资金不应当被用到购买食物上，军队的需求应当通过对华沙大公国进行有效率的征用来满足。巴克莱备忘录的主要焦点在于让亚历山大强迫财政大臣德米特里·古里耶夫立刻发放资金，并要求华沙总督瓦西里·兰斯科伊着手在大公国境内为俄军展开大规模征用。巴克莱以这样的话语作为总结，除非亚历山大按照要求去做，否则“我不能保证我们将不会面对灾难性的后果，这会对我们的士兵和军事行动造成致命影响”。[11]
在报告中，巴克莱告知亚历山大，在6月初唯一让俄军士兵免于饥饿的是移动仓库的及时到来，它此前属于奇恰戈夫指挥过的多瑙河军团，仓库带来的大量饼干库存让部队熬过了好几个星期。移动仓库的农民大车原先在1812年夏天被部署到波多利耶（Podolia/Подолье）和沃伦，尽管那些重载的大车被认为应当只能在150公里的距离内行动，但是还有2340辆属于移动仓库的大车最终抵达前线，它们在冰雪和泥淖中行进了至少1000公里。这些大车中有许多是由未曾干燥过的木料匆忙制成的，大部分车辆是轻型结构，所有大车都是低悬架、小车轮的。在春秋两季的泥淖中，马匹几乎拖不动大车。移动仓库指挥官此后注意到，与奥地利大车相比，他仓库中的俄国民用大车载货更少、更易损坏、用马更多。
许多大车起初是由牛拉的，这个事实也对俄军的实际状况毫无帮助。考虑到牛的贪婪胃口，牛拉大车是不能在冬季行动的。因此，在1813年1、2月间，移动仓库不得不停了下来，拉车的牛则变成了食物配给。在库图佐夫的催促下，开春后移动仓库便可上路，原先的牛车则换上了征用来的马匹，但是几乎所有这些马匹都不得不去拉原先作为牛车设计的大车，这一事实让大车的外表显得更加古怪而无用。许多车夫此前从未赶过马车，自从出发后也没领到薪水，有些车夫其实是他们的地主想要打发走的人。在这种状况下，移动仓库能够启程已经是一个奇迹了。[12]
移动仓库的到来为普鲁士人争取了足够的时间，向俄军输送补给的普鲁士系统在此期间恢复了正常秩序。在休战将持续数个星期的事实变得明确后，将军队分散驻扎也就有可能了。俄军骑兵指挥官总是极其关注他们的马匹是否能够得到合适的给养，现在他们的骑兵团可以部署在战线大后方燕麦充足的地方了。与此同时，普鲁士地方政府协助坎克林和普鲁士私人承包商达成协议，后者将供应55000日份的面粉和面包，俄方则部分赊账，部分以纸卢布支付。在战区中最为缺乏的总是大车，主力部队的移动仓库在7月中旬抵达战区，带来的4000辆大车因此成了巨额财富。坎克林将一部分移动仓库的大车编成梯队，分段从波兰运出补给，其他车辆则被利用起来运送从普鲁士人手中购买或直接获取的食物，这些食物此前由于缺乏运力而无法运输。[13]
在主力部队仓库到达时，亚历山大已经有效地回应了巴克莱的金钱要求。亚历山大立刻将财政部在德意志境内的250万纸卢布交由军队总部使用，[14]并下令古里耶夫立刻交付剩余部分拨款，亚历山大评论说，他本人也是军队急需资金这个情况的目击者之一。面对皇帝本人的直接指令，古里耶夫在7月13日写信给巴克莱，表示他已经向巴克莱拨出了480万银卢布和400万纸卢布的款项，而且更多的拨款即将到来。[15]
从总部的角度而言，古里耶夫拖延交付已经被批准的军事预算是无可辩解的。财政大臣对此事的看法必然有所不同。早在拿破仑入侵之前，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以加印纸币来弥补，对俄国经济崩溃的恐惧则广泛存在。作为战争后果之一，财政支出急剧增长，而收入却有所缩减。接近25%的1812年度预计财政收入未能到位。在1813年的第一季度，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到4月下旬为止，仅有54%的预计财政收入到账。古里耶夫将此归咎于“国家在1812年受到了全面冲击，除了传统税种和当年新确立的普通税种之外，人民还需要承担民兵动员、征集新兵、军事需求、责任和贡献的重负，根据一项非常保守的估计，以上这些总计折合超过两亿卢布”。面对猛烈膨胀的赤字，古里耶夫所能做的只有尽量到处缩减开支，并通过加印纸卢布填补亏空。在1813年4月，他预言说如果战争延续到1814年全年，而财政状况却一如既往的话，“就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的财政系统最终免于崩溃”。[16]
尽管古里耶夫担心俄国国内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不过他倾向于相信在修复拿破仑入侵所造成的破坏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数量巨大的经济活动，进而能够消化相当一部分新发行的纸币，在大陆封锁体系已经永久崩溃之后，俄国的海外贸易也会增长。令财政大臣真正感到恐惧的是野战部队在境外花费的大量俄国纸币，没有哪个外国人会打算攥着俄国纸币不放，也没有德意志平民会用这种货币购买其他德意志人的货物或服务。因此全部纸卢布将有可能回流俄国，这会造成卢布对外贬值的可怕后果。
古里耶夫警告说，如果纸卢布汇率崩溃，野战部队的财政将毫无可能维系下去。为了避免这一点，他故意拖延向军队总部交付资金，并使得大臣委员会同意一系列建议，包括官兵发放半薪，另一半则在他们返回俄国时发放。古里耶夫的主张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境外服役的官兵很大程度上依靠就地取食过活，并不需要很多现款。然而，如果他的建议最终生效，这对部队士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按欧洲标准来看，俄军的薪水已经很低了，而他们现在还要在异国领土上展开令人精疲力竭的战役，就连许多军官都不理解他们为何而战。[17]
面对皇帝的专横命令，古里耶夫将在任何情况下都为军队发放拨款，但他同时也深受“大笔英国补助金即将到来”这一消息的鼓舞，此前他曾一度对英国补助金绝望。在1812年，亚历山大没有要求英国提供哪怕一次补助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尊心考虑。除此之外，因为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亚历山大筹措资金的难度不大。可能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事实上在俄英外交关系恢复几个月后，亚历山大才派出大使前往伦敦。然而，一旦俄军跨过俄罗斯帝国边界，财政状况就变得非常紧张，皇帝提名克里斯托夫·利芬担任驻英大使，于1813年1月派他前往伦敦，同时给英国政府带信，“在目前的状况下，每次派遣部队出境作战对我而言都是十分昂贵的。它所需要花费的金属货币完全破坏了我们的汇率。我国财政最后必然无力承担花费，由于一些省份遭到完全破坏，国家今年的收入势必大为收缩，这会给我国财政造成严重影响”。利芬奉命既要向英国政府请求补助金，又要向他们展示“联合纸币”计划。纸币将负担利息且在战后即可赎回，它由英国、俄国、普鲁士三国政府联合担保，并被用于俄普战时动员。这一计划是在彼得堡制订的，协助制订计划的除了施泰因，还有英国金融家弗朗西斯·德伊韦尔努瓦（Francis d’Ivernois）爵士。[18]
考虑到1806～1807年时英国对向俄国发放补助金十分抵触，亚历山大可能预计到在伦敦进行的谈判将会很艰苦。事实上，利芬发现英国愿意给予俄国133万英镑补助金，此外还将330万英镑作为英国在联合纸币计划中的股份。在英国海外支付和补助金的大背景下，这笔资金相对而言只是中等水平。（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仅在1811年就消耗了英国1100万英镑，而所有英国海外补助金加在一起，还不到英国本国武装力量所消耗经费的8个百分点。不过如果把这460万英镑折算成纸卢布，那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巨款，这大体上相当于1813年剩余7个月里俄军预计在德意志境内作战的全部开销。当然，英国的现款来得并不快，兑换和贴现也会造成损耗，一些关于开支的预计也被证明是过于乐观的，但英国补助金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多少缓解了古里耶夫的担忧。[19]
如果说亚历山大给古里耶夫的命令是专横的，那么他给华沙总督瓦西里·兰斯科伊的指令就是极其残酷的。6月12日，坎克林阐明了军队对大公国的需求：300万千克面粉，40万千克去壳谷物，25万升伏特加，33万千克肉类，1000头活牛，此外还有大量用于喂马的燕麦。巴克莱次日写信给兰斯科伊，“所有分配给华沙大公国各省的补给任务都应当即刻完成，因为唯一能够保障军队食品需求的就是这些补给……最轻微的延误或亏空都会导致军队陷入严重饥荒，还会破坏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的状况和能力”。当兰斯科伊以大公国的贫穷现状和军队已经在此前征用了粮食为由恳请减少征收时，他收到了皇帝在1812～1814年整场战争中态度最为凶恶的一封信。皇帝告诉总督，军队、战争乃至欧洲的命运都取决于这次征收，亚历山大警告总督，如果征收不到足够的补给，或者不能用征集的波兰民用大车把补给按时送到军队，总督个人就必须承担责任。[20]
兰斯科伊收到亚历山大的指令后当然完全屈服了，他告诉地方官员，“任何人都不能接受任何逃避征收的借口”，但巴克莱仍然不相信波兰地方行政官员会及时而严格地展开征收。他因此派出两位特派员前去监督，两人携带了野战部队法典所能允许的全部武装随从，以防被征服土地上的地方官员阻挠或抵抗征收。在给这些特派员的一封公开信中，巴克莱给全体地方官员下令，“在执行关于征收或输送补给的命令时，必须不带任何偏差。任何延误、错误或是更糟糕的不服从……将必然导致执行人以叛国罪名受到指控，并送上适用野战部队军法的军事法庭”。与此同时，命令也被下达到大公国境内的俄军部队指挥官多赫图罗夫将军手上，要求他使用军队强制征收。同法国人作战的时候，乌克兰民兵骑兵在某些场合几乎毫无用处，但在征用波兰农民的大车运送补给时，他们却表现极好。[21]
休战协定刚一签字，巴克莱就投入重新整顿、装备、训练部队的事业当中，他在这方面是完美的领导人。6月10日，他向士兵和指挥官们发布公报。他告诉部队，他们并没有被击败，他们在撤退中也没有给敌人留下一门火炮或是一个未受伤的战俘。休战并不意味着和平，而是意味着俄军和联军有机会集中兵力，为一场新的、胜利的战役做必要的准备。指挥官们收到指示，“他们在休战期间的任务是全力以赴保障武器、装备和其他事务状态良好，保证士兵的健康状况，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训练新兵的军事技能，总之，确保每个部队单位都处于完全准备就绪的状态，以争取新的胜利”。[22]
在两个月的休战中，此前给部队重新配置军服的努力收到了成效。6月16日，坎克林报告说已经收到足够为全军制作夏装长裤的帆布和足够装备全军的靴子。早在3月，亚历山大就授权支出350万卢布，给大部分正规部队购买新的外套和紧身短上衣。这些衣物由柯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的私人承包商提供，在休战期间运抵军队。起初预计的服装开支比这还要多，但巴克莱·德·托利2月份在波森发现了一个存有大量优质布料的仓库，布料上原先已经打了拿破仑军队的标记，他便征用了这个仓库。这不仅足够巴克莱自己部队使用，还满足了近卫军的需求，更好的是，这部分布料是由波兰纳税人付账的。[23]
与此同时，就在休战协定签署后不久，巴克莱下令检查全部现存步枪，以便减少各营内部不同武器和口径的数目，这是当务之急。拉多日茨基上尉是被分派去执行这个任务的炮兵军官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0天内他检查了30000支步枪，随后得出结论，主要问题是当伤病员出院后，在返回所属团之前他们会从现有的步枪中随手拿走一支。他也指出战列步兵团中许多士兵所使用的步枪老旧无用，尽管事实上这一现象仅在几个师中存在。由于拉多日茨基和他的同伴们的努力，步枪在各营间进行交换，从而保证了武器统一化程度大为提升，也使得弹药补充效率得到了提高。[24]
如果巴克莱没有立刻整顿一定程度上由维特根施泰因留下的混乱管理，那么他所做的各种努力都不会有多少成效。如果总部不知道各个部队单位在哪里，或者不知道实际上有多少士兵还在军队中，那么供养或重新装备士兵终究都会很困难。如果师和它们应属的军分离，团和它们所在的旅、师分离，那么层层传递命令也是不可能的。军队维持任何秩序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让分遣出去的部队和它们的母团会合，并解散临时混合而成的部队。也是时候把已经收缩的预备营（也就是各团的第二营）和它们所属团的其他部分合并在一起了。在休战生效以后，巴克莱立刻向这些积弊开战。一个星期之内，他就建立了列有每个团应从属的旅、师、军并标注了这些单位所应该部署、驻扎地点的表格。到6月底为止，在为军队重新建立明确、合理结构的战斗中，巴克莱已经赢得了95%的胜利。考虑到游击部队的存在和大部分哥萨克部队中都配属有一定数量的正规骑兵中队，100%的胜利是不可能达到的。[25]
还剩下一个重要任务：将休战期间抵达的数以万计的补充兵并入野战部队。一些补充兵是从医院或分遣任务岗位上返回的人，他们是特别宝贵的老兵。然而，大部分新到的补充兵来自1812～1813年冬季在俄国境内由新兵组建的200000后备部队。每个作战中的步兵团都在俄国境内组建了一个1000人规模的四连制后备营。当这些新步兵营准备就绪后，亚历山大计划将一部分步兵连派往战场增援部队，但还要留下足够的骨干部队训练下一波新兵。这将会确保后备营再次被补充到满员，并使得前线部队及时得到更多的补充兵。炮兵和骑兵部队也有类似的部署，以后者为例，每个作战中的骑兵团都在帝国境内组建了两个201人规模的预备骑兵中队。[26]
总体而言，超过650000人在1812～1814年被征入军队。他们中大部分是在1812年8月到1813年8月的三次遍及全国各省的大规模征兵（第83、84、85次征兵）中入伍的。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特殊省份为目标的小规模征兵。由于贵族庄园承担了组建民兵的任务，这些征兵的主要目标是生活在国有土地上的农民，他们占到了农民总数的40%。当局意识到如果不放宽现有的征兵要求，就不能征集到足够数额的新兵，因此年龄限制上调到40岁，最低身高要求则降到稍高于1.5米，有轻微身体缺陷的人也在征兵范围之中。对征兵的巨大需求意味着年纪较大的、结过婚的男子也被大量征召，即使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还要在和平时期继续服役几十年。上万妇女因此再也见不到她们的丈夫，却没有权利改嫁，许多年轻的家庭丧失了顶梁柱。[27]
1810版《国有农民条例》规定征兵记录必须保管完好，以便确保兵役义务在家庭间公平分配，主要征兵负担将落在成年男子较多的大家庭，而非一旦被征兵便面临毁灭的小家庭。[28]在1812年，征兵委员会奉战争部命令前往各地检查征兵记录，至少在记录资源异常丰富的梁赞省，征集新兵的同时也会提交征兵记录，以显示法定程序已经完成。[29]
帕姆菲尔·纳扎罗夫（Pamfil Nazarov/Памфил Назаров）是在1812年9月被征召入伍的国有农民。他的回忆录是唯一自下而上观察征兵过程的记录。在回忆录中，纳扎罗夫从不认为自己被征召入伍是不公平的。考虑到他家庭此前的服役记录和男丁数量，纳扎罗夫一家符合提供一名新兵的要求。一如既往地，农民社区政府在征兵时找上的是各户而非个人，送谁入伍由每一户自行决定。在这个时代，大部分农户都是家庭的延伸，其中包括数名已经结过婚的兄弟和他们的孩子。臭名昭著的一点是，农户户主一般宁可把他的侄子甚至兄弟送进军队，也不让儿子入伍。但在纳扎罗夫的家庭中，帕姆菲尔的两个哥哥都已经结婚了，一个有孩子，一个身体很弱，他的弟弟还没到征兵年龄，显然他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同兄弟们相反，帕姆菲尔是一个20岁的未婚健壮小伙。他家里没有一个人希望失去他。痛苦的氛围在家里笼罩了好几天，帕姆菲尔和他的母亲尤其如此，他们有时甚至会控制不住泪水。1812年9月拿破仑正在向俄国核心地带进军，帕姆菲尔自己所处的特维尔省也遭到了威胁，莫斯科在他参军过程中陷落了。然而帕姆菲尔并没有受到任何爱国主义或更广泛政治层面上的情感的触动。与之相反，被拖出熟悉的家庭和村庄，塞入陌生而残酷的士兵生活，因此对前景毫无知觉的痛苦和恐惧占据着他的心灵。逆来顺受的坚韧、祈祷和对上帝意志的服从是帕姆菲尔的唯一支柱，那些年里的绝大部分农民新兵也是如此。
帕姆菲尔由他的兄弟和祖父陪同前往特维尔的征兵委员会，特维尔省省长依照职权主持征兵委员会，他本人也简短地检查了帕姆菲尔。医学检查并不深入，当帕姆菲尔声明自己健康状况良好之后，检查就局限于敲击牙齿并简单打量一下身体。随后就是俄国征兵过程中的两大重要仪式：帕姆菲尔的额头被剃光了，他还进行了军事宣誓。几天后，新兵被送往彼得堡，出于速度考虑，他们乘坐大车前行。一旦被分配到自己的团里，帕姆菲尔·纳扎罗夫就感受到了青年新兵入伍仪式的另外一些典型方面。突然被推进陌生而残酷的世界，这种震撼让他病得很厉害，在长达两个星期的发烧中，他的钱和衣服都被偷了。当帕姆菲尔拒绝服从一个军士的非法要求时，他脸上被打了一拳；当第一次用火药和铅弹进行射击时，帕姆菲尔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此被处以鞭刑，这些也都是典型事件。
无论如何，帕姆菲尔·纳扎罗夫的军事生涯并不完全是痛苦和灾难。康斯坦丁大公亲自检查新兵，并亲自把他们分配到位于圣彼得堡的各个团里。1.6米高的帕姆菲尔其实够不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或者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标准，但康斯坦丁把他分配到了近卫军轻步兵里，在这种情况下指的就是芬兰近卫团。作为一名近卫军士兵，帕姆菲尔得到了更高的薪水，还有一套货真价实的制服，而非大部分新兵在1812～1813年所穿的劣质新兵制服。在近卫军中服役并非儿戏：芬兰近卫团在博罗季诺和莱比锡都遭受了惨重损失。无论如何，近卫军各团总体而言是作为预备队存在的，他们在战争中并不像某些战列步兵团一样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投入绞肉机当中。尽管帕姆菲尔·纳扎罗夫在莱比锡受了伤，他依然在攻克巴黎之前回到队伍中，他和他的战友都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和绝大部分在1812年被征召入伍的人不一样，帕姆菲尔能够再次见到他的家人：作为一个可靠且堪为模范的近卫军士兵，他在战争结束后的11年中得到了三次探亲假期。更不寻常的是，帕姆菲尔在芬兰近卫团服役期间学会了读写文字。当结束了23年的近卫军服役生涯后，帕姆菲尔成了一名修士，这一时期能够写下回忆录的俄军普通士兵仅有两人，他就是其中之一。[30]
只要私人庄园选送的新兵符合身高和健康要求，政府就让地主自己负责选送农奴。富裕农奴和他们的大部分中农邻居倾向于将征兵负担转移到贫农身上，这些贫农在村庄集体纳税中承担较少。地主们也许和农村公社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征兵应当被用于去除村庄中边缘的或是“不经济的”家庭。另外，一些贵族地主确实尝试维护公平的征兵程序，并保护脆弱的农奴家庭。他们的这些尝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庄园实际管理者的做法，因为富裕的贵族拥有许多地产，贵族本人大部分情况下却生活在彼得堡、莫斯科，或者正在服役。这些尝试成功与否也取决于该庄园中农奴社区的性质，特别是在更加商业化的并不纯粹的农业庄园里，身处远方的地主可能难以控制较为富裕的农奴。
位于科斯特罗马省、面积超过7万公顷的巴基（Baki/Баки）庄园是夏洛塔·利芬的十处地产之一。[31]巴基庄园位于莫斯科以北数百公里，它并不适合农耕。4000多名农奴生活在这一庄园里，在食物方面庄园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但庄园的财富主要来自它的广袤森林。富裕的农奴实际上已是商人：他们拥有自己的驳船，驾船沿伏尔加河运输森林的物产，有时甚至会一直运到里海沿岸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Астрахани）。作为巴基最富裕的农奴之一，瓦西里·沃罗宁（Vasili Voronin/Василий Воронин）拥有许多驳船，雇用了成群的农奴。农奴社区政府办事员彼得·波诺马廖夫（Petr Ponomarev/Петр Пономарев）则是他的女婿。作为庄园中唯一真正识字的农奴，波诺马廖夫是庄园管理者和农奴这两个世界间的强大中介。在1800～1813年，波诺马廖夫利用他的权力确保征兵未曾波及他的家庭、他的受庇人和为他工作的农奴。庄园管家伊万·奥别鲁切夫（Ivan Oberuchev/Иван Обручев）承认了沃罗宁一家的权力，这也许是由于存在腐败因素，也可能是因为他只想过安宁的生活。可能奥别鲁切夫会这样辩白，他正在以确认庄园现实权力的做法保护雇主的利益。[32]
夏洛塔·利芬的指令则要求农奴社区全体成员召开大会，决定哪些农户足以承担征兵义务，然后在这些农户中抽签决定征兵次序，她也下令小农户应当免服兵役。在1812～1813年，这些原则全部被忽略了，许多负担家中生计的唯一男丁被征召入伍，这给他们留在家中的妻儿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因为一个没有成年男丁的家庭就丧失了土地权利。在庄园里众多村庄中的斯塔罗斯特（Staroust/Староуст）村，6个人被征入军队，其中两个人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同样恶劣的案例是费奥法诺夫（Feofanov/Феофанов）兄弟，兄弟三人中有两人在1812年被征召入伍。与此同时，村长马卡罗夫（Makarov/Макаров）一家有7个适宜服役的男丁，他们家不仅没有在1812～1814年向国家提供一个新兵，而且在庄园兵役记录存在的50年里都没人服过兵役。[33]
在1813年，夏洛塔·利芬免除了庄园管家的职务，让伊万·克列梅涅茨基（Ivan Kremenetsky/Иван Кременецкий）接替，他此前曾是巴克莱·德·托利在战争部长任上的私人秘书。克列梅涅茨基此后调查发现，庄园里有50户农奴在征兵记录存在的30多年里从未提供过兵役人员。科斯特罗马是第三类民兵地区的一部分，和前两类地区不同，只有一部分民兵会被征集起来，因此政府要求巴基庄园向军队提供40名新兵，以便平衡国有农民和私有农奴在征兵负担上的比例。
夏洛塔·冯·利芬下令，这40名新兵将全部以购买豁免兵役证明的方式免于服役，每份证明需要2000卢布，此前未提供兵役人员的农户将支付这笔款项。有17户农奴每户出资2000卢布，而2000卢布大约相当于一个俄国少将的年收入。这件事体现了当时俄国社会中令人困惑的一些现实，来自科斯特罗马边远地区的17户目不识丁的农奴居然可以支付这样一笔巨款，而且还不至于毁灭自身。尽管短期内某种正义得到了伸张，但长远看来，克列梅涅茨基的战术使得富裕农奴团结起来一起对抗他，也使得庄园难以经营并破产。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没有贵族的支持，皇帝就不可能统治19世纪的俄国，而巴基也许是帝国的一个缩影，没有富裕农奴的合作，庄园主就没有办法管理或者说至少没有办法有效利用庄园。[34]
皇帝和阿拉克切耶夫清醒地看到向野战部队增援的急迫性。战争大臣本人被皇帝施压，而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又被战争大臣烦扰，因此在1813年3月初，诺夫哥罗德省省长报告说他正在极为严厉地推进征兵进程，但在他的省份里，有些村庄和省城间的距离超过700公里，更何况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道路”实际上就是泥浆的海洋。[35]而坦波夫省的省长则由于他在征兵进程中的迟缓和无能，于1812年12月被免职，没有什么理由能够使他保住职位。
省长们自己则向下属（首当其冲的是内卫部队）施加压力，让他们尽快完成新兵征集工作。这些部队通常质量低下，而且工作负担严重过量。在被拿破仑入侵影响到的省份，内部安全是一个关键问题，农民有时会威胁发动“暴动”，劫掠者们则在村庄和森林间游荡。许多内卫部队前去押送战俘，内卫部队中最好的一些军官则被派往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团里。除此之外，内卫部队还要护送数量大为增长的新兵前往通常与新兵家乡省份相隔数百公里的训练营地。里加内卫营在1813年2月2日抵达利沃尼亚省的文登（Wenden/Венден）镇，以帮助护送新征集到的士兵。在抵达文登时，这个营由25名军官和585士兵组成，由于派出许多分遣队从事护送或其他任务，在离开时营里却只剩下9名军官和195名士兵。这些部队被在乡间扫荡、捕捉逃避兵役的新兵的工作弄得太过疲倦和沮丧，因此有时会捕捉在路边遇到的任何男子，以便给他们的新兵份额充数。[36]
官僚机构和首席贵族们竭尽全力推进征兵工作，不过为战争进行强制性大规模动员在许多方面是沙皇政府存在的目的，早在设计征兵系统时，政府就已经考虑到了征兵时将会面临的挑战。替规模大为扩张的军队找到足够的军官常常是更加困难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忠诚且受过教育的候补军官并不多，但问题首先在于潜在的军官很少能够被强制征入军队。在1812～1814年，战场上的将军们对缺乏军官的抱怨比对缺乏士兵的抱怨还多。
在1812～1814年，新军官的最大来源是贵族军士，他们在步兵团中通常被称为候补准尉，而在骑兵团中被称为“容克”。[37]这些人相当于英国海军中的军官候补生，换句话说，是在接受军官委任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军官学员。和平年代里绝大部分步骑兵军官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委任的。因此，在1812年6月开战时，俄国军队里一大批年轻的军官学员已经做好了填补因战争伤亡或军队规模扩张而空出的军官职务的准备。当军官出现空缺时，贵族军士几乎总是第一选择。以近卫猎兵团为例，有31个年轻人在1812～1814年被任命为该团候补准尉，其中的18人在战前就作为贵族军士服役，这18人中仅有1人未在1812年被委任为军官。此后，近卫猎兵团需要依靠其他资源来补充新军官。整支军队里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38]
新军官的第二大来源是既非贵族之子，也非军官之子的军士。[39]早在和平时期，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就已经在他们所服役的团里被任命为军士，虽然近卫军军士经常被转入常规部队当中。由军士提升为军官的两大关键因素一是在行动中表现出的勇气与领导能力，二是此人的读写能力。在18世纪和亚历山大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里，有一些军士被直接任命为军官，但在战争时期，对军官的需求使得此类事件的数目大为增长。关键时刻在1812年11月初到来，面对军官极其短缺的状况，亚历山大给他的指挥官下令，“要将步兵、骑兵和炮兵中尽可能多的‘容克’和军士提升为军官，不论他们是不是贵族，只要通过实战、行为举止、优良素质和勇气体现出了军官的品质就行。”[40]
在耗尽了每个团内部的储备军官供应后，军队就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军官了。其中一个主要来源是通常所说的“贵胄团”，这是军官武备学校的折扣速成版，也是战争部在战前几年里为规模不断扩张的军队寻找新军官的主要创新举措之一。在1808～1811年，这个“团”为军队提供了1683名军官学员。在1812年，有1139名军官学员从该团毕业，但许多年轻军官直到1813年初才抵达他们所属的团。由于毕业人数过多，再加上许多“贵胄团”的教官在1812年末被派去指挥后备部队，“贵胄团”随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是在1812～1813年冬天，新一波年轻人进入“团”里，其中许多人在1814年毕业。不过军队中军官学员的数量在那时已经被转入军队的青年文官超过，他们有时候是在上级压力下被迫加入军队的。少数从军文官在担任文官前已经有过服役经历，也有许多民兵军官在1813～1814年被转入正规部队。[41]
在1812年冬季到1813年早春期间建立的新后备部队主要在四个中心集中并训练。在俄国西北部是圣彼得堡和雅罗斯拉夫尔，那里为近卫军、掷弹兵和维特根施泰因军准备后援。库图佐夫主力部队的77000名步兵和18000名骑兵后备军在莫斯科以东440公里的下诺夫哥罗德附近集中。拿破仑入侵之后，亚历山大立刻下令组建后备团，安德烈亚斯·克莱因米歇尔和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则负责此事。现在，皇帝派两人分别指挥雅罗斯拉夫尔和下诺夫哥罗德的后备部队。在给克莱因米歇尔下达指令后7个多星期，亚历山大命令彼得·冯·埃森中将为奇恰戈夫军团训练48000名补充兵。埃森的总部设在白俄罗斯的要塞城市，位于明斯克东南150公里的博布鲁伊斯克。埃森那里十分缺乏训练并指挥新兵的军官，因此产生了严重的拖延现象。他的部队最终比其他后备部队晚到了3个月，只赶上了莱比锡会战。如果其他后备部队中也发生类似拖延现象的话，俄军在秋季战局中扮演的角色将会小得多，拿破仑也很有可能在1813年8、9月间击败联军。[42]
1812年晚秋和冬季，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莫斯科陷落后产生的一片混乱之中奋力展开了后备营的组建工作。亚历山大和库图佐夫相距数百公里远，中间还隔着拿破仑，因此经常给他下发互相矛盾的命令。他和许多原本应当前来帮助训练新营的军官甚至将军失去了联系。装备也是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由于莫斯科军需仓库被摧毁，给后备部队士兵准备合适的制服、马车或者煮东西的铜壶都变得难以想象，对没什么找食经验的新兵而言，后者是个尤为严重的问题。[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