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12年冬季，俄军也开始面临步枪短缺的问题。图拉的生产遭到了干扰，而从英国进口的枪支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抵达，更何况就算是后来运到的英国步枪也不能完全满足需求。亚历山大于11月初命令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仅向他正在组建中的每个1000人规模后备步兵营提供776支步枪。考虑到新兵中因疾病和疲劳而产生的较高掉队率，在与野战部队会合的长途行军过程中，剩余的224人被认为应当从掉队的战友那里获得步枪。尽管这一政策可能很现实也很有必要，但它无益于新兵的士气。[44]
考虑到洛巴诺夫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战争部必然会因供养和装备新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迟缓而遭到严厉批评。然而在这种状况下，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和他的下属们在1812～1813年冬季表现得相当不错：战争部的高级军需官和补给官以个人身份前往下诺夫哥罗德帮助洛巴诺夫。当洛巴诺夫的部队在12月离开下诺夫哥罗德，开始1000多公里的长途行军，前往新部署地点白俄罗斯别利察（Belitsa/Белица）时，他们的任务就变得更加艰难。这场长途行军意义明显，当战场转移到德意志境内时，后备部队需要集中到西部边境。然而，在奋力将武器装备输送到下诺夫哥罗德后，现在战争部又不得不在隆冬时节行经被战争弄得天翻地覆的乡村，为部队输送装备。[45]
安排数万毫无经验的部队行军也并非易事。正当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埋头于需要他注意的各类细节安排中时，他突然收到了紧急命令，要求他“以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的名义”，“时间上不得有任何延误”，“以最严厉的手段”派出部分军队镇压奔萨民兵兵变。尽管将兵变镇压下去并不困难，但萨尔特科夫伯爵下令时的语气反映出了中央政府的强烈担忧——一群武装农民和哥萨克民兵可能会在40年前普加乔夫曾经出没过的地方掀起动乱。[46]
1813年2月1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向亚历山大报告他已经抵达别利察。从这时起，他开始面临最棘手的麻烦，他手下军队的部署区域横跨三个省：切尔尼戈夫（Chernigov/Чернигов）省北部、莫吉廖夫省南部和明斯克省西南部，也就是今天乌克兰中北部和白俄罗斯东南部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Чернобыль）地区。这一地区在1812年是非常贫困的，比起大俄罗斯中部地区来要穷得多，人口也稀疏得多。突然于隆冬季节在别利察周边地区建立起一座8万人的城市是个巨大的挑战，建造房屋、养活并训练士兵、提供医疗服务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47]
然而，当洛巴诺夫于3月1日接到亚历山大新发下的两条命令时，这些工作依然未能就绪。这两条命令中散发出的急躁和无情有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的印记，他是皇帝的助手，负责处理后备军队和后方动员方面的一切事务。第一波增援部队需要立刻出发支援野战部队，洛巴诺夫需要亲自检查所有出发的部队是否装备整齐、补给充足。随后他应当带着剩余部队移动到西北方向数百公里外，位于俄波边境上的别洛斯托克（Belostok/Белосток）。皇帝已经决定建立统一的后备军团，负责训练并分派将来向野战部队输送的所有补充兵，并将其部署在别洛斯托克地区。后备军团即使在最初也有超过200000人，洛巴诺夫则被任命为后备军团指挥官，并被要求立刻提供关于新后备军团应如何部署的计划。[48]
在3月1日给亚历山大的回复中，洛巴诺夫声称他担心自己的体力会无法负担这样的重任，这些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接下来的几个月肯定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一段时间。洛巴诺夫一个星期内就要向亚历山大提交组织新后备军团并安排其驻地的计划，收到亚历山大的命令后，他必须立刻派出补充兵。洛巴诺夫答复说，“陛下可以对我为所欲为，我已经把脑袋放在了砧板上”，但执行这个命令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他还是许诺将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快部队出发速度，事实证明，洛巴诺夫实现了诺言。到3月中旬为止，他已经向野战部队派出了37484名补充兵。[49]
无论如何，因野战部队对补充兵的急切需求而受害的不只洛巴诺夫一人。在这37000名补充兵中，2350人在抵达华沙前死亡，一路上还有9593人因为疾病或疲劳掉队。从彼得堡和雅罗斯拉夫尔发出的补充兵也蒙受了类似的损失。洛巴诺夫后来将大部分这类损失归咎于疲劳：这些人几乎全是新兵，过去几个月里他们中许多人在冰雪和泥沼中行军3000多公里，后来又穿过斑疹伤寒肆虐、深受战争破坏的地区。尽管9000名掉队人员中的大部分在康复后及时赶往他们所在的营，但是无论如何，如此大规模的损失证明了俄国在这几个关键月份中向前线增援部队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50]
尽管洛巴诺夫和他的同僚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在1812～1813年面临最艰巨挑战的却是安德烈·科洛格里沃夫（Andrei Kologrivov/Андрей Кологривов）将军，他的任务是组建骑兵后备军。他将完成难以解决的工作，训练骑兵要比把新兵练成能够有效作战的步兵复杂得多。只要有足够的“原材料”和高效率的训练核心，三个月内练出的步兵就能够令人接受。骑兵训练则要花至少3倍于步兵的时间，骑兵新兵所需要的初始训练和步兵相同，农民新兵必须学会站直、分辨左右和齐步走。简而言之，他必须先成为一个士兵。骑兵新兵还需要掌握冷兵器和火器的使用方法。在战争时期匆忙训练新兵的浪潮中，胸甲骑兵团和龙骑兵团里的散兵战任务可以留给老兵去执行。但不知道如何展开散兵战、不会使用火器、对前哨勤务一无所知的轻骑兵新兵对他的战友来说是危险的。[51]
最大的挑战出现在农民新兵第一次遭遇战马的时候。和在马鞍上长大的哥萨克不同，很少有农民骑过马，不过最初接收的20000名骑兵新兵大部分来自奥廖尔（Orel/Орёл）、沃罗涅日、坦波夫、基辅等南方省份，那里马匹数量众多，有的地方甚至连马场都很多，这有助于科洛格里沃夫训练骑兵。俄国轻骑兵和龙骑兵战马是从草原牧群征集而来的，它们是脾气很坏的动物。简短却凶残的驯马过程常常使得战马起初难以控制。与和平时期较多使用牡马不同，战时马匹需求的增长迫使骑兵不得不接收较多的牝马，这也不会让新兵的生活变得轻松。在一个牡马集中的骑兵中队里，牝马的存在无助于维持秩序。尽管存在上述问题，骑兵新兵必须迅速学会控马。他必须首先学会独自骑行，此后学会列队骑行，其后逐步提高骑行速度，并学习越来越复杂的操作。他也必须学会让战马饮水的正确方法，能够恰当地喂养、照顾战马，否则骑兵团会在紧张的战役中很快陷入崩溃状态。[52]
在1813～1814年，俄国骑兵有许多战马来源。野战部队会在行经之处征用一些马匹，有时也会购买马匹：最好的意外收获则是夺取了萨克森国王马场中的部分马匹。然而，在1813年春季，亚历山大下令禁止在国外继续购买战马，因为俄国国内的马价要便宜得多。野战部队中所有失去战马的骑兵都被派回到科洛格里沃夫那里，一方面接收新战马，一方面协助建立各个后备骑兵中队。[53]
在1812～1813年冬季和此后的时间里，有一小部分从俄国境内获得的战马来自国有马场。这些马匹是优秀的战马，但大部分都预留给了近卫胸甲骑兵和近卫龙骑兵。[54]各个骑兵团负责补充马匹的军官所购买的战马远多于国有马场的提供量，这也是和平时期补充战马的正常途径。无论如何，这些负责补充马匹的军官永远无法满足战争时期对马匹的庞大需求。除此之外，俄国的马价也在急剧上升。[55]1812年9月，亚历山大派遣内卫部队负责人叶夫格拉夫·科马罗夫斯基前往沃伦省和波多利耶省征收替代征兵的马匹。科马罗夫斯基从这两个省得到了超过10000匹骑兵战马，足够配备50个满员的骑兵中队。在这一结果的鼓舞下，征收战马的方案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推行开来，此事仍然由科马罗夫斯基主持，他最终又及时向科洛格里沃夫将军提供了37810匹战马。此外，从1812～1813年冬季开始，各省省长为科洛格里沃夫的骑兵购买了14185匹战马。这些巨大的数字描绘出了俄国马匹资源的丰富，如果有人记起这些数字尚不包括数目众多的用于炮兵和辎重车队的挽马的话，俄国马匹之多就更显惊人了。[56]
除了获取新的战马之外，军队也为保养已有战马做出了很大努力。1812年12月，库图佐夫下令骑兵指挥官“将骑兵部队中所有得病、受伤或者非常瘦弱的战马淘汰下来，一旦打通了与切尔尼戈夫省的联系，就把这些淘汰下来的战马送到那里休养”。[57]这种在战线后方建立骑兵兵站让战马休养、恢复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俄军1814年攻入巴黎为止。第一批送到后方休养的战马数量与当时骑兵部队战马总数相比，占到几个百分点已经难以估计，但比例势必非常可观。仅仅第二胸甲骑兵师就送回去164匹战马，而该师战马总数远不足1000匹，没有理由认为第二胸甲骑兵师的状况是不典型的。[58]
1813年初夏，一位年轻的枪骑兵军官杜罗娃中尉结束病假返回岗位。杜罗娃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军官，因为她是女性，在军中长年服役，还能保住她的性别秘密。和所有身体康复后重新转入现役的俄军军官一样，杜罗娃被分配到后备军团当中，这一政策在让后备军团充满老兵方面很有帮助。她被派往已经前移到斯洛尼姆（Slonim/Слоним）的骑兵兵站，和其他3名军官一起负责“来自全部枪骑兵团的战马，将这些疲惫、受伤、消瘦的马匹育肥”。她还补充说，“在我这部分，有40名枪骑兵负责照顾150匹战马”，这段话提示我们照顾骑兵战马的工作需要投入多么密集的劳动力。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后：
我前去检查我的畜群是否还在马厩里。从它们欢乐而轻快的跳跃中，我看到我的枪骑兵们……没有盗窃或倒卖燕麦，而是把它们全部喂给了这些优良而顺从的牲畜。我看到战马们此前由于憔悴而变形的身体恢复了旧日的美丽和饱满；它们的毛皮变得柔顺光滑；它们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它们原本总是耷拉着的耳朵，现在迅速抖动起来指向前方。[59]
科洛格里沃夫最需要的是战马和受过训练的核心部队。到1812年冬季为止，野战部队的骑兵团中已经有许多严重缺编的骑兵中队，这些中队里的军官和军士的数量通常都不成比例。根据亚历山大的建议，库图佐夫在大部分骑兵团中建立了三个、两个，必要情况下甚至仅仅一个满员的骑兵中队准备作战，而把其他的军官、军士和老兵派回去作为核心部队协助科洛格里沃夫组建后备骑兵。在1813春季战局中，以斯摩棱斯克龙骑兵团为例，该团在野战部队中部署了两个骑兵中队，由13名军官和332名军士、士兵组成。与此同时，该团中的18名军官和89名军士、士兵被派往斯洛尼姆加入科洛格里沃夫的后备骑兵。[60]洛巴诺夫于战争结束时提交的后备军团详细报告中堆满了统计数字，报告指出后备军团骑兵中的老兵多于步兵，而骑兵中军官和士官的比例则远高于步兵。考虑到骑兵训练和服役的实际状况，这种做法是必要的。[61]
为何科洛格里沃夫在建立后备骑兵上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前线部队慷慨地提供战马、军官和老兵很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但这远非事情的全部。根据科洛格里沃夫的副官、诗人亚历山大·格里博耶多夫（Aleksandr Griboedov/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боедов）的说法，科洛格里沃夫不仅为骑兵兵站组织了马匹医院、铁匠铺和其他应有的附属机构，还从新兵中选拔出有一技之长的人，利用这批人训练其他新兵，建立了制造马具、马鞍和制服的工场。这不仅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资金，也将科洛格里沃夫本人从对战争部军需官的过分依赖中解放出来。[62]
1813年3月到9月间，科洛格里沃夫向野战部队输送了106个骑兵中队。在11月他又输送了63个骑兵中队，此外还有几乎同等数量的骑兵中队已经准备就绪。在后备军团各部开往野战部队之前，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花费了许多时间检查部队。他对骑兵的各方面评价都一直充满了赞美之词，一般情况下他也对后备步兵和后备炮兵感到满意，但他却经常抱怨炮兵挽马和步兵装备。尽管他认为大部分前往野战部队的步兵都已经训练良好，但是也存在例外。以1813年12月为例，洛巴诺夫在评论中指出：增援维特根施泰因军的后备部队过于缺乏经验，需要更多时间才能为战斗做好准备。[63]
最公正的评价者可能是外国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最无足轻重的评价者，因为他们总倾向于做出见识广博的比较。1813年6月8日，在亚历山大检阅刚刚从彼得堡和雅罗斯拉夫尔赶来的近卫军和掷弹兵后备部队时，罗伯特·威尔逊爵士也观察了这批部队。了解到过去3个月中俄军后备部队都在行军后，他被俄军的表现震惊了：
这些步兵……和他们的装备看上去就像走过的路程还没有从军营到阅兵场远一样。骑兵的人员和战马都表现出了同样的饱满精神。俄国的人和牲畜一定产出了最令人惊讶的战争原材料。如果英国的步兵营行进1/10的路程，英国步兵们就会跛上几个星期，几乎什么装备都剩不下来。我们的马匹到时候都会跛脚，马背会痛得连马鞍都驮不动。[64]
鲁道夫·冯·弗里德里希上校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历史局局长，他认为休战期间抵达的俄国后备部队质量无疑要优于大部分前来增援野战部队的奥地利和普鲁士补充兵。俄国士兵是“优秀的士兵，当然没有任何才智，却勇敢、服从、要求很低。他们的武器、服装和装备都非常不错，总体而言，他们训练良好”。这些在长达数月、繁重而累人的行军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尤为坚韧。至于骑兵，他们“总的来说骑术优秀、训练良好，制服和装备无懈可击”。弗里德里希对俄军补充兵的唯一批评是，“只有猎兵团需要去学习怎么展开散兵战”。[65]
至于训练，大部分后备部队抵达野战部队宿营地是在6月底，这对提高训练水平十分有益。大部分后备单位都被解散分配到军队各营、各中队。7月份天气良好，野战部队各团利用空余时间在老兵协助下完成后备部队训练，其中包括强化射击训练。弗里德里希·冯·舒伯特是朗热隆军科尔夫男爵所部骑兵参谋长，在回忆录中，舒伯特写道：
从俄国出发的后备骑兵中队、新兵和补充的战马最终抵达各个骑兵团，这些人马从早到晚展开训练和演习：这是非常忙碌、活跃而欢乐的工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步兵和炮兵当中……我们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在休战结束时，俄国军队的状况比战争爆发时还要好：人员完全达到编制人数，装备良好，身体健康，充满了投入战争的勇气和热情，拥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经受过考验的将军、军官和士兵——他们的数量前所未有。[66]
在春夏两季向西运动的俄国补充兵不仅使得俄军野战部队得到补充，也充实了联军战略预备部队，也就是亚历山大下令本尼希森将军于6月初组建的、通常所称的“波兰军团”。[67]本尼希森的四个步兵师从春季开始封锁莫德林（Modlin）和扎莫希奇（Zamość）要塞，其中的一些部队也被作为治安部队在波兰使用。在某个时间点上，本尼希森麾下的总兵力仅有不到8000人。然而，在休战结束时，仅仅这四个师加起来就有27000人之多。9月，包括彼得·托尔斯泰伯爵率领的民兵在内的本尼希森所部横穿西里西亚，准备与野战部队会合。[68]
但本尼格森的部队并不能够立即启程前往萨克森，包围莫德林和扎莫希奇的法国驻军以及维持华沙大公国稳定的任务削弱了部队实力。当秋季战局开始时，拿破仑正对西里西亚蓄势待发，从那里只需一次跃进便能跨过波兰边界，许多波兰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到来。如果拿破仑纵贯西里西亚展开进军，那么他在但泽、莫德林和扎莫希奇的要塞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当亚历山大命令本尼希森所部前进时，他因此指示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后备军团穿过华沙大公国，接替本尼希森所部扮演封锁莫德林和扎莫希奇、监视华沙和卢布林、威慑波兰居民的角色。与此同时，洛巴诺夫将继续对部队展开训练，并准备向野战部队进一步输送补充兵。[69]
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后备军团在亚历山大的战略中扮演了关键而成功的角色。皇帝将洛巴诺夫的军队部署到华沙大公国境内，从而使本尼希森的部队免于卫戍工作，这被证明是对1813秋季战局的主要贡献之一。后备军团对莫德林和扎莫希奇的封锁导致这两座要塞在1813年冬季最终陷落。在这一阶段中，后备军团仍然继续向位于德意志和法兰西境内的野战部队输送补充兵。战争结束时，加上攻克但泽后腾出来的部队和在第85次征兵中征召的新兵，后备军团达到空前规模，部队花名册上共有7000多名军官和325000名士兵。纸面数字一如既往地不能准确反映军队的实际人数。此外，许多士兵也尚未被充分训练或武装，其中还有近1/4是病员。无论如何，如果与拿破仑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俄国无疑能够尽力将军队投入战场。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在其他大国有可能质疑亚历山大对波兰主张的权利时，他不仅拥有令人生畏的军队在战场上吓阻它们，也可以指出他还在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部署了远远超过250000的生力军。[70]
[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2，Delo 2888，fos.11-13.
[2] John Keep，‘The Russian Army in the Seven Years’ War’，in E.Lohr and M.Poe（eds.），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Russia，1450-1917，Leiden，2002，pp.197-221.关于七年战争中各个战役的总体后勤看法，见F.Szabo，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1756-1763，Harlow，2008。
[3]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1，pp.119-20.军队的一月条令确立了军事道路的基本管理准则：见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2，no.24975，1812年1月27日（旧历），pp.116-18. Kutuzov，vol.5，no.461，1812年3月15日（旧历）作战公报，pp.416-17。
[4]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2，no.24975，1812年1月27日（旧历），第三部 分，pp.107-58。
[5] Kutuzov，vol.5，no.255，库图佐夫致施泰因，1813年1月31日（旧历），pp.214-15；L.G.Beskrovnyi（ed.），Pokhod russkoi armii protiv Napoleona v 1813 g.i osvobozhdenie Germanii：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4，no.7，施泰因给亚历山大的备忘录，1812年12月6/18日，pp.6-8和no.53，施泰因致库图佐夫，1813年1月25日/2月6日，pp.47-8。
[6] 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7：Traktaty s Germaniei 1811-1824，St Petersburg，1885，no.258，pp.88-96.也见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 Kankrina：General’nyi sokrashchennyi otchet po armiiam（krome Pol’skoi i Rezervnoi）za pokhody protiv Frantsuzov，1812，1813 i 1814 godov，Warsaw，1815一书第123页。
[7] 以1813年下半年为例，俄国战争部推算在下半年的前四个月中，它花费了390万卢布供养部署在帝国境内的后备军团，却只花了110万卢布供养数量上大得多的位于大公国境内的部队。即便这110万卢布，也是亚历山大命令后备军团的肉、酒配给应当由俄国财政而非波兰人承担后才支付的：战争大臣阿列克谢·戈尔恰科夫公爵备忘录，1813年12月30日（旧历），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41，fos.100-101。
[8] Kutuzov，vol.5，no.370，关于华沙大公国临时政府的法令，1813年3月1日/13日，pp.329-35；引用部分位于p.332。
[9] Kutuzov，vol.5，no.34，库图佐夫向波兰人发出的公告，1812年12月27日，p.29，以及 no.326，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2月18日（旧历），p.291.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vol.2，no.96，沃龙佐夫致奇恰戈夫，1813年2月1日（旧历），p.70。
[10] 关于坎克林的说明，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74，Opis 1，Ed.Khr.1204，fos.4i-ii. Kutuzov，vol.5，no.442，库图佐夫致他的妻子，1813年3月11日（旧历），p.400.Adamovich，B.，Sbornik voenno-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leib-gvardii Keksgol’mskago imperatora Avstrii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10，III，pp.302-5，有关于前卫部队中的凯克斯霍尔姆团在一月到四月间食物储备的有趣统计资料。关于弗里德里希对萨克森的伤害，见Szabo，Seven Years War，pp.119-20。
[1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08a，Sv.28，Delo 31，fos.161-7，Barclay to Alexander，18 June 1813（OS）.这封信的一份副本位于Opis 4/210，Sv.17，Delo 34，fos.100-106。
[12] 有两份关于奇恰戈夫的移动仓库的重要报告：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76，fos.20-25：利萨列维奇给坎克林的报告，1813年12月5日（旧历）；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fos.184-7：阿列克谢耶夫少校给坎克林的报告，1813年6月25日（旧历）。也见Kutuzov，vol.5，库图佐夫致奇恰戈夫，1813年1月31日（旧历），pp.212-13。
[13] 关于和阿德尔松（Adelsohn）及其他人的交易，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fos.240-41，317-18.第一份文件是一位普鲁士高级法官贝图西（Bethusy）伯爵的报告，落款日期为6月25日。第二份文件是阿德尔松本人在11月8日递交的报告。关于主力军团的仓库，尤其见坎克林在1813年7月6、10、16日（均为旧历）向巴克莱递交的报告：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fos.207-8，226，251-3.关于农民大车的行动极限，见Keep，‘Russian Army’，p.215。
[14] 这大部分是位于所谓汇兑局中的纸币，设立汇兑局的目的是让希望将收到的纸卢布换成本国货币的外国人兑换货币，并把纸卢布汇回俄国。
[15] 亚历山大给古里耶夫的命令收录在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3，no.136，亚历山大致古里耶夫，1813年1月14日（旧历），pp.100-101.古里耶夫给巴克莱的落款日期为6月28日和7月1日（均为旧历）的两封信很有意思，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08a，Sv.28，Delo 31，fos.125 and 219。
[16]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section B，‘Sekretnyia ofitsial’nyiia svedeniia o polozhenii nashikh finansov v 1813g i ob izyskanii sredstv k prodolzheniiu voennykh deistvii v chuzhikh kraiakh’：no.1，1813年4月24日（旧历）古里耶夫备忘录，pp.47-50 and 54。
[17]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section B，‘Sekretnyia ofitsial’nyiia svedeniia o polozhenii nashikh finansov v 1813g i ob izyskanii sredstv k prodolzheniiu voennykh deistvii v chuzhikh kraiakh’：no.1，1813年4月24日（旧历）古里耶夫备忘录，pp.55-63.
[18]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s.13 and 14，亚历山大致利芬，1813年1月20日/2月1日，pp.36-9.
[19]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55，利芬致亚历山大，1813年3月25日/4月6日，pp.132-7；no.84，古里耶夫致内塞尔罗德，1813年5月5/17日，pp.203-6.E.Botzenhart（ed.），Freiherr vom Stein：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8 vols.，Berlin，1957-70，施泰因致科丘别伊（Kochubei/Кочубей），1813年5月31日，pp.350-51.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在欧洲大陆上兑换英国国库券的开支。
[20] 坎克林的列表位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fos.64-5：坎克林致巴克莱，1813年5月30日（旧历）；巴克莱给兰斯科伊的落款日期是5月31日（旧历）的信位于同一Delo，fo.66.亚历山大给兰斯科伊的命令收录在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3，no.140，14 June 1813，pp.102-3。
[2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兰斯科伊致巴克莱，1813年6月22日（旧历），fos.167-8；给维诺库罗夫（Vinokurov/Винокуров）少校的公开命令，1813年6月18日（旧历），fo.135；维诺库罗夫致巴克莱，1813年8月23日，fos.311-12；Lieutenant-Colonel Lekarsky to Barclay，27 July 1813（OS），fos.313-14。
[22] Beskrovnyi（ed.），Pokhod，no.184，1813年5月29日/6月10日作战公报，pp.195-6。
[23] Kutuzov，vol.5，no.300，库图佐夫致巴克莱，1813年2月9日（旧历），pp.259-60；no.258，库图佐夫致柯尼希斯贝格守备司令（少将西弗斯伯爵），1813年2月2日（旧历），pp.216-18；no.441，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3月11日（旧历），pp.398-9。
[24]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3/209b，Sv.10，Delo 117，fo.6：坎克林关于靴子和裤子的报告。Radozhitsky，Pokhodnyia，vol.2，pp.156-9.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09b，Sv.11，Delo 2，fos.104-10：少将古里亚洛夫（Gurialov/Гурьялов）公爵关于步枪给多夫雷的报告，1813年7月13日（旧历）。
[25]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1，pp.97-132.
[26] Kutuzov，vol.4ii，pp.575-7.亚历山大在一封落款日期为1812年11月29日（旧历）的信中向库图佐夫阐述了他的计划：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2，no.367，pp.211-13。
[27] V.V.Shchepetil’nikov，Komplektovanie voisk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1/1/2，St Petersburg，1904，pp.55-62.莫斯科龙骑兵团在1813年的新兵平均年龄是28岁——比和平时期的新兵平均年龄大了4岁。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2442，fos.94-119：注意，尽管这份文件认为这些人在1812年入伍，实际上有相当多的人在1813年才入伍。1812年末和1813年时进入赫尔松掷弹兵团的新兵有40%已经结婚：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1263.页码数字已经无法辨识，但新兵的名单位于fos.43 ff的士官服役记录档案（formuliarnyi spisok/формулярный список）之后。
[28] V.A.Aleksandrov，Sel’skaia obshchina v Rossii（XVII-nachalo XIX v.），Moscow，1976，pp.244-5（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А.Сельская община в России（XVII-начало XIX в.）.М.，1976.С.244-245）.
[29] I.I.Prokhodtsov，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119.关于战争部送达给征兵委员会的检查国有农民管理部门提交的记录的紧急通知，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2，Delo 2636，fo.11。
[30] V.Lestvitsyn（ed.），‘Zapiski soldata Pamfila Nazarova’，Russkaia Starina，9/8，1878，pp.529-43.
[31] 这些记录保存在不列颠图书馆，被列为利芬文件集（Lieven papers）编号47427的其他手稿（Additional Manuscript 47427）。
[32] 关于庄园，见Edgar Melton，‘Household Economies and Communal Conflicts on a Russian Serf Estate，1800-1817’，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26/3，1993，pp.559-86。
[33] 关于斯塔罗斯特村，见British Library Add.MSS.47424，fos.47-53.关于列昂季耶夫（Leontev）的案例——庄园管家试图让一位军役人员的妻子成为家中顶梁柱，并保有她丈夫土地的努力遭到了庄园社区的拒绝，见Melton，‘Household Economies’，p.569。其他所有个别案例都是我从Add.MSS.47427中摘录的。
[34] 夏洛塔关于“财富税”的命令被收录在British Library Add.MSS.47427：这些款项和从各个家族中收取资金总数的列表收录在fos.122-41.也见Melton，‘Household Economies’，p.569。
[35]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2，Delo 2636，fo.53.
[36] S.E.Charnetskii，Istoriia 179-go pekhotnago Ust-Dvinskago polka：1711-1811-1911，St Petersburg，1911，p.26.
[37] 我使用了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中的所有上述服役记录。记录所包含的团是：赫尔松（Ed.Khr.1263）、小俄罗斯（Ed.Khr.1190）掷弹兵团；穆罗姆（Ed.Khr.517）、库尔斯克（Ed.Khr.425）、切尔尼戈夫（Ed.Khr.1039）、雷瓦尔（Ed.Khr.754）、色楞格斯克（Ed.Khr.831）、别洛斯托克（Ed.Khr.105）步兵团；第29（Ed.Khr.1794）、39（Ed.Khr.1802）、45（Ed.Khr.1855）猎兵团；皇帝陛下近卫胸甲骑兵团（Ed.Khr.2114），亚姆堡（Ed.Khr.2631）、西伯利亚（Ed.Khr.2670）、莫斯科（Ed.Khr.2442）、鲍里索格列布斯克（Ed.Khr.2337）、普斯科夫（Ed.Khr.212）龙骑兵团和沃伦枪骑兵团（Ed.Khr.2648）。此外，有三部团史的附录中包括了军官得到委任时间的列表。这些团史是近卫猎兵团团史（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 za sto let 1796-1896，St Petersburg，1896，prilozheniia，pp.56 ff.）；近卫枪骑兵团团史（P.Bobrovskii，Istoriia leib-gvardii ulanskago E.I.V.gosudarnyi Imperatritsy Aleksandry Fedorovny polka，St Petersburg，1903，prilozheniia，pp.140 ff.（Бобровский П.История лейб-гвардии уланского полка Е.И.В.государыни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Александры Федоровны полка.СПб.，1903.С.140 и далее））；皇后陛下胸甲骑兵团团史（Colonel Markov，Istoriia leib-gvardii kirasirskago Eia Velichestva polka，St Petersburg，1884，prilozheniia，pp.73 ff.）。新军官总计有341名，其中43%是此前的候补准尉或容克。不过这个数字并未包括以上团里所有新近得到委任的军官，因为其中一些服役记录是从1813年1月或7月开始的。这也使得统计结果偏向于曾作为贵族军士服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