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巴命运未卜
拿破仑和联军于6月4日达成了休战协定。双方起初约定将休战持续到7月20日，后来在奥地利的坚持下，联军非常不情愿地将休战期限延长到8月10日。通过奥地利的调停，休战期间双方在布拉格展开了和平会谈。早在会谈开始之前，奥地利就已经秘密加入了联军一方，拿破仑只有在8月10日前同意奥地利提出的四项基本和平条件才能改变这一点。拿破仑无法按照奥地利的要求去做，因此奥地利也向他宣战，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了。战役打响后的3个月中，外交活动很大程度上退居次要地位。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达成了共识，都认为有必要将拿破仑逐出德意志，赶回莱茵河另一边，也同意这一目标的实现只能依靠武力手段。如果拿破仑赢得了最初几场会战，联军内部就可能出现分裂，奥地利也会和拿破仑恢复谈判。但事实上，外交手段仅仅局限于巩固与拿破仑对抗的四大国间的同盟和将德意志小国拉到联军一边方面。和1813年春季战局不一样，秋季战局的所有决定性时刻都出现在战场上。
休战前夕，亚历山大派遣内塞尔罗德前往维也纳，以便澄清两国间存在的误会，并催促奥地利采取更为坚定的立场对抗拿破仑。内塞尔罗德在路上遇到了弗朗茨二世和梅特涅，后者此前做出决定：在这个极为危急的时刻，他和他的君主应当距离事件发生地更近一些。面对面的谈判可以大大减少反法同盟和奥地利间存在的不信任与误解，也必然会避免信使从维也纳进进出出、穿梭往返所造成的延误。此后的10个星期内，欧洲顶级外交谈判集中在由拿破仑的德累斯顿总部、联军位于西里西亚西南部的赖兴巴赫总部、位于波希米亚东北部且联军领导人多次在此举行私人会谈的吉茨欣（Gitschin）和拉蒂博尔西茨（Ratiborsitz）城堡、和平会谈所在地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等几处地点围成的狭小区域内进行。
6月3日至7日，内塞尔罗德和梅特涅、弗朗茨二世、奥地利军事领导人施瓦岑贝格与拉德茨基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两位将军都是奥地利参战的热烈支持者，所以他们对哈布斯堡军队所面临问题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内塞尔罗德信任且认可梅特涅，两人此前早已相知多年，他也将一份说明奥地利关于和平条件看法的备忘录带回联军总部。从所有奥地利领导人和他在谈话中透露的情况来看，弗朗茨二世仍然是奥地利加入联军一方的主要实质性障碍，但弗朗茨的反对并非无法克服。然而，如果拿破仑接受奥地利提供给他的温和的基本和平条件，那么奥地利君主就毫无可能走向战争。
基本和平条件可以归结为四点：华沙大公国必须重新被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普鲁士必须拿回但泽，拿破仑还必须撤出所有位于普鲁士和波兰土地上的要塞；伊利里亚必须还给奥地利；汉堡和吕贝克必须立即恢复独立，其他被法国占领的北海与波罗的海沿岸城镇也应在适当时候恢复独立。在内塞尔罗德返回联军赖兴巴赫总部的前夜，梅特涅写信给紧张的菲利普·施塔迪翁，表示他已经和俄国外交官进行了许多次愉快的会谈，两个人都互相理解并意识到两国的利益和立场所在，“内塞尔罗德非常倾向于我们，他会十分愉快地出发。我相信我完全可以向你承诺，他的外交使命会带来切实的好处”。[1]
内塞尔罗德返回赖兴巴赫后，俄国和普鲁士领导人之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讨论如何答复梅特涅的备忘录，也讨论何种和平条件才能令联军满意。基本的一点是，俄普两国正处于困境，它们急需奥地利的援助。正如内塞尔罗德提醒克里斯托夫·利芬时所说的那样，“最近的事件向我们显示了拿破仑还拥有何等的储备力量”。只有奥地利的干涉能够使力量对比有利于联军一方。考虑到“弗朗茨皇帝对战争表现出的极度厌恶”，联军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梅特涅的策略，向拿破仑提出非常温和的和平条件，并以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不管这些条件看上去对我们有多么不够，考虑到我们所了解的拿破仑的性格，敌人很有可能拒绝奥地利的条件”。但是显然也存在拿破仑接受奥地利的条件、令联军大吃一惊的风险。正如梅特涅后来给施塔迪翁的信中所言，“没有人能够可靠地判断”当拿破仑最终意识到奥地利的干涉迫在眉睫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和平与否完全取决于这个人的特殊性格”。[2]
俄国的问题在于，亚历山大和内塞尔罗德都确信奥地利的基本和平条件完全不足以确保持久和平。俄国人集中关注牵涉利害关系极大的问题，而把小事情信手丢到一边。亚历山大和内塞尔罗德都完全专注于实现确保俄罗斯安全的稳定和平，他们几乎只关注被视为俄国关键利益的德意志问题。这一想法不仅在和其他大国沟通时有所展现，也出现在秘密的内部记录中，因此没有理由去怀疑它的真实性。
亚历山大和内塞尔罗德都确信，假若拿破仑继续控制德意志大部分地区，欧洲的真正权力平衡和普鲁士、奥地利或俄罗斯的切实安全都不可能实现。他们相信，如果奥地利仅仅获得伊利里亚，它仍然会在拿破仑掌握之中。奥地利至少要夺回蒂罗尔、曼图亚（Mantua）要塞和北意大利明乔河（Mincio）一线的战略防御前沿。然而，俄国人理所当然地让奥地利人自行忧心如何解救自己，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保护普鲁士安全上。奥地利的四项条件将导致拿破仑依然是莱茵同盟的主人，他的兄弟热罗姆仍然据有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宝座，拿破仑也将拥有几乎整条易北河以及河上的所有重要渡口要塞。在这种状况下，“德意志任何一部分的任何独立希望都将永久失败。普鲁士将持续暴露在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面前，面对进攻它只能进行虚弱的抵抗，如果拿破仑皇帝想使自己成为波罗的海海岸的主人的话，他随时可以做到，因此对贸易安全的任何希望都是完全虚幻的”。[3]
内塞尔罗德在给梅特涅的信中写道，如果和平在奥地利这四点要求的基础上达成，它将仅仅是一次休战而已，而这场休战会给拿破仑充裕的时间去恢复他的军队，进而将他不容挑战的主宰地位再一次强加到欧洲头上。任何真正和平条件所要包含的要素都是让普鲁士和奥地利强大到足够制衡法兰西。它们越强大，拿破仑就越不可能挑战和平协定。内塞尔罗德强调现在的国际形势对反法同盟最为有利。自从1793年以来，三个位于东面的欧洲君主国的军队首次有可能联合起来集中到同一个战场上，而他们在数量、士气和组织上都优于拿破仑。“如果在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和牺牲之后，现在的形势还不能够使（我们）建立起抵抗法国的强力屏障的话，那么想要重新创造和现在类似的形势就将十分艰难，甚至也许是不可能的。”如果和平按照奥地利的条件确定下来，历史就会再次重演。稍稍得到一些喘息空间之后，拿破仑就会再次与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垒，而它们实在太过虚弱、太过精疲力竭，以致无法成功抵抗。和过去一样，在路途遥远的俄国派出军队前来援助它的盟友之前，战争大局就将落定。[4]
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之间的《赖兴巴赫条约》于6月27日签署，该条约阐明了奥地利的四项基本条件，并保证除非拿破仑在7月20日休战结束之前接受上述条件，否则奥地利就将加入联军一方作战。然而联军向梅特涅澄清，虽然他们将在四项基本条件基础上加入谈判，但只会签署还包含了终结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和保证普鲁士安全的相关条款的和约。当梅特涅和拿破仑在德累斯顿展开讨论，并将休战延长到8月10日后，奥地利和联军的关系降到了谷底。对此次延长休战，部分最为刺耳的批评来自施泰因男爵。以施泰因为例，联军方面的一般观点是奥地利的和平条件本来就已不够，而这一观点由于他和梅特涅关于战争终极目标的激烈争论而变得更为强化。施泰因希望建立一个重生的、更为统一的、有一部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宪法的德意志邦联，他呼吁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去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从1813年4月起，由于在德意志没能掀起对抗拿破仑的全面暴动，而联军对奥地利援助的需求也变得更为紧迫，施泰因对亚历山大的影响力就开始下滑了。现在他尝试进行反击，他声称梅特涅是在用障眼法欺骗联军，而500000俄军、普军和瑞军可以在战场上对抗360000敌方部队，不管怎样，奥地利的帮助也许是多余的。此前施泰因曾支持内塞尔罗德，因为后者和他一样认为俄国应当全心全力投入从拿破仑手中解放德意志的事业，然而他现在称呼内塞尔罗德为“梅特涅的傻瓜，一个好心却愚蠢的弱者”。[5]
实际上，内塞尔罗德是对的，而施泰因则是错的。没有奥地利的帮助，联军就不能够将拿破仑逐出德意志。就在维特根施泰因写下这些谴责时，梅特涅正在悄悄将奥地利策动到联军一方。由于和平谈判即将到来，梅特涅致信弗朗茨二世，认为他和皇帝有必要在未来方针上保持完全一致。和平谈判可能会造成三种结果：双方可能会达成一致，这种情况下奥地利只需要庆贺就行。梅特涅不用向弗朗茨详细说明这一结果有多么不可能发生，因为奥地利人清楚地知道，双方各自所能接受的和平条件相去甚远。第二种结果是拿破仑接受奥地利的基本条件，而联军方面予以拒绝，这种可能性看起来多少更大些。梅特涅写道，奥地利并不能事先确定在这一状况下应当怎么做，因为就某种程度而言，奥地利的反应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和氛围。然而，奥地利无论如何都不能站到法国一边去，如果反法同盟失败或解体，将会给奥地利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武装中立也许是短期内的选择，但它很难长久持续下去，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加入联军。
无论如何，梅特涅备忘录关注的是第三种结果，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那就是拿破仑拒绝奥地利的条件。梅特涅明白无误地建议，奥地利在这一状况下必须宣战。他以一个疑问为备忘录收尾：“如果拿破仑拒不接受奥地利的和平条件，我能够依靠陛下的坚定吗？在那种状况下，陛下能够坚决做出将一项正义事业托付给武力（既包括奥地利的武力，也包括全部联合起来的欧洲其他部分）决定的决断吗？”[6]
弗朗茨回复说，任何正派人都必然渴望稳定而持续的和平，对他这样要对“属下的善良臣民”的福祉和他们“美丽的土地”负责的君主而言更是如此。对土地或其他好处的贪欲都不能证明战争是正当的，但他相信梅特涅的判断：“我非常感谢你为我的国家所建立的良好现有政治状况”。因此，弗朗茨同意了他的外交大臣的结论。如果拿破仑接受了奥地利的条件，而联军拒绝了它们，弗朗茨会等待梅特涅的建议。如果拿破仑拒绝了奥地利的条件，它将向法国宣战。[7]
因此，最终一切都要取决于拿破仑，而他却在无意中帮助了联军。出席布拉格和会的法国代表到得很晚，并且毫无议定条件的权力。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实奥地利的猜疑了，拿破仑仅仅是在拖延时间，他对和平毫无兴趣。直到休战结束前两天，拿破仑才做出认真的外交动作。作为两位法国与会代表之一，科兰古于8月8日拜访了梅特涅的住处，询问奥地利保持中立或加入法国阵营的价码。在休战结束后一天，法方才向梅特涅提交了关于奥地利四项基本和平条件的答复。拿破仑同意抛弃波兰人，将大部分伊利里亚交给奥地利，但在北德意志港口等问题上毫无让步，他还拒绝了普鲁士吞并但泽的要求，要求给予丧失了华沙大公职位的萨克森国王补偿。法方提出的这些条件将不可能满足梅特涅，而且他们提交得也太晚了。奥地利已经终止了和会，现在正向法国宣战。
从1813年8月起，包括法国历史学家在内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责难拿破仑的外交失败，他未能利用外交手段分化反法同盟并使奥地利保持中立。如果拿破仑在和谈之初首先做出让步——即使是像8月11日向梅特涅提出的那样并不充分的让步——也可能对弗朗茨二世造成一定影响。在德意志和波兰领土问题上，奥地利的战争目标和俄普两国并不一致，其间的差异可供利用。如果和平谈判能够扩大到包括英国在内，拿破仑挑拨离间的概率会进一步上升。所有欧陆大国都愤恨这样一个事实，当它们的领土被占领、蹂躏时，联合王国依然未受侵犯，看起来还变得更加富裕。它们期望以拿破仑在欧洲做出的领土让步换得英国自愿交还法属殖民地。
无论如何，即使拿破仑犯了没有更娴熟地利用敌人间潜在裂痕的错误，他在1813年夏天的观点也是能够理解的。就犯错误的程度而言，拒绝认真利用和平条件要远小于他起初同意休战。法国君主担心他一旦开始做出让步，联军就会提高价码。他是对的，俄国人和普鲁士人正想这么干。在获得全面和平的大环境下，用北德意志来交换被占领的法属殖民地也许可以接受，但联军现在就怂恿拿破仑让出北德意志，难以期待拿破仑会在仅限于欧陆的和平中让出这块土地，这么做将会导致他和英国人讨价还价时一无所有。
所有这些和平谈判都建立在一个基础议题上。反法同盟，尤其是奥地利，期望推进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拿破仑则致力于建立法兰西帝国，至少也是法兰西霸权。他的辩护者们也许能够做出貌似有理的断言：除非他多少保留一些法国在大陆上攫取的版图，否则便要输掉和英国及它建立的广阔强大的海上帝国的战争。拿破仑的基本问题在于，虽然欧陆大国愤恨英国式的帝国，但法国式的帝国对它们的利益却是更直接的严重威胁，不管多少聪明的外交手段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拿破仑让欧陆大国接受他的帝国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建它们对法兰西军事力量的恐惧，原先的恐惧已经因1812年的灾难而大为削弱。在1813年8月，这并非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拿破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能够击败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因为对垒双方的获胜概率极为均等，这也增加了1813年秋季战局的戏剧性。
就数量而言，拿破仑的军队要少于联军，但差距并不大。俄国和普鲁士官方历史将联军在秋季战局开始时的兵力定为500000出头。拿破仑自己则在8月初估计，不包括位于汉堡、此后还能从卫戍任务中抽出28000人对柏林发起攻势的达武军在内，他还能够将400000人送上战场。8月6日，他的总参谋长报告军队中现有418000人。计算任何一方能够用于作战的准确人数是不可能的，不过大体而言，在战役的最初两个月里，每当联军在战场上出动5个人，拿破仑就能出动不止4个人来应对。对联军来说幸运的是，有57000名法军士兵正在比利牛斯山脉中抵抗威灵顿，此外，絮歇（Suchet）元帅手下规模较小的一个军仍在试图保住加泰罗尼亚（Catalonia）。[8]
在两个月后，优势将会多少向联军一方倾斜。拿破仑有望得到的唯一援军是奥热罗手下规模不大的军，这个军正在巴伐利亚组建。但将奥热罗所部前移也包含危险，因为这让巴伐利亚更容易倒戈，事实上巴伐利亚在10月倒向联军一方。就某种程度而言，俄国人在华沙大公国也面临类似的困境，本尼希森的波兰军团既作为战略预备队存在，也是占领军。然而，俄国能够将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麾下的预备军团移入大公国，以接替本尼希森军团中前往萨克森的60000名士兵。在9月和10月，奥地利新兵也持续稳定地加入施瓦岑贝格的军队。此外，如果跳出1813年战局本身，从外部观察的话，奥地利和俄国显然拥有比拿破仑更多的尚未动用的人力资源储备，在拿破仑被迫只能依靠法国人口时更是如此。因此拿破仑击败联军的最好机会出现在秋季战局的前两个月，这一见解不大可能困扰到法国皇帝，毕竟他大部分的伟大胜利都是在不到两个月内赢得的。
然而，拿破仑用以赢得这些胜利的士兵要比他在1813年8月所统率的士兵强得多。首先，拿破仑在骑兵方面依然远弱于联军。他的骑兵在休战期间有了显著进步，而主要提升则体现在数量方面。一些从西班牙出发的优良骑兵团随后也抵达了。近卫军骑兵大部分是不错的，波兰骑兵和一些德意志骑兵团也不错，但拿破仑的法国骑兵主力仍然远不如科洛格里沃夫组建的俄国后备骑兵，更不用说俄国骑兵老兵了。此外，所有资料都认为骑兵是奥地利最好的兵种。至于炮兵，一切状况正好相反，奥军的火炮和弹药车远比法军笨重。普鲁士炮兵十分脆弱，以至于俄军只得把一些自己的炮兵连配属给若干普鲁士师，来确保它们拥有足够火力。普军总参谋部战史总结认为，通常情况下法军炮兵军官比他们的联军对手技术更为娴熟。联军在炮兵上的主要优势是在数量方面，如果能够将三个野战军团和本尼希森的波兰军团集中到一个战场上，他们的火力优势将是压倒性的。[9]
联军和拿破仑的步兵主体都是新兵，其中绝大部分在1813年8月之前都没有参加过战斗。法军应征士兵比他们的联军同行要年轻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军应征士兵中有许多人已经经历过春季战局，而奥地利军队和普鲁士国民后备军都没有这一经历。俄国后备军也是首次投入战斗，但他们至少享有充足的训练时间，后备军士兵通常也是十分坚韧的。无论如何，总体而言俄军步兵比他们的法国对手拥有更多的老兵。“老兵”不仅指参加过1812年战局和1813年春季战局的士兵，还包括成千上万在休战期间离开医院、完成分遣任务，并返回所在团的士兵。近卫军中包含了数目特别庞大的老兵，这一点毫不奇怪。近卫军各团并未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参战，许多团还从常规部队中抽调了部分老兵。在休战期间，以奥斯滕-萨肯兵团为例，别洛斯托克团向立陶宛近卫团提供了200名老兵，雅罗斯拉夫尔团则向伊斯梅洛沃近卫团输送了94名老兵。[10]
让萨肯军向近卫军提供作为战斗骨干的老兵并非偶然，因为他下属各团老兵数目高得异乎寻常。对他手下的各个部队单位进行更细致的观察，能够让人充分体会到秋季战局中俄军步兵组成的显著多样性。
萨肯指挥两个步兵师，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的第27步兵师和约翰·冯·利芬的第10步兵师。我们已经在1812年战局中遇到了涅韦罗夫斯基的部队，他手下的团都是在战争开始前刚刚建立的，大部分士兵则是从卫戍团中抽出的，他们在1812年表现极好。当亚历山大在1813年头一次碰到涅韦罗夫斯基时，亚历山大告诉他：“你的师进行了光荣的战斗，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它的表现，也不会忘记你的效劳。”取得光荣的代价十分高昂。试举一例，当敖德萨步兵团在1812年12月离开维尔纳时，仅有4名军官、11名军士和119名士兵尚在队列之中，也就是说在1812年战局中损失了超过1500人。第27步兵师受创极重，因此在1813年春季被留在立陶宛恢复实力。涅韦罗夫斯基在后方为他的部下四处搜寻新制服和装备，但寻找补充部队被证明是更困难的事情。敖德萨团的经历在整个师中堪称典型，该团绝大部分伤病员都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的医院里。那些康复出院的士兵则被派往洛巴诺夫的后备军团。最终敖德萨团从洛巴诺夫那里接收了它所应得的几个后备连，但直到秋季战局前夕，该团依然只有21名军官、31名军士和544名士兵，士兵中大约一半是新兵。[11]
利芬的第10师则非常不同，他的团来自奇恰戈夫的多瑙河军团，所有团都在1812年之前参与过巴尔干战事，其中一些团在1812年和1813上半年被留作预备队，戍守要塞和边疆。没有一个团经历过像主力部队下属各团在博罗季诺、对拿破仑从莫斯科到别列津纳的追击行动、吕岑和包岑那样骇人听闻的伤亡。1813年6月1日，利芬师还保存着记录的三个步兵团（雅罗斯拉夫尔、库尔斯克、别洛斯托克步兵团）总共实有军官120人、军士253人、士兵3179人。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老兵，许多人曾参加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帕维尔时代的战争。以别洛斯托克团为例，该团在整个1812年中仅接收了50名新兵。诚然，别洛斯托克团和雅罗斯拉夫尔团都在1813年夏天向近卫军输送了人员，但人员流失并未严重到损害它们的质量。即使在战时，外表似乎也是近卫军拣选人员时的部分原因，不过近卫军无疑会避开任何有过不良记录的人。以伊斯梅洛沃近卫团从雅罗斯拉夫尔团中挑选的94名士兵为例，仅有39人来自精锐的掷弹兵和射击兵。[12]
最重要的是，近卫军没有从利芬师中抽走任何一名军士，正是以老兵军士群体为核心，才能建立并维持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团。在库尔斯克团里，23名军士长（fel’dfebeli/фельдфебель）和军需军士（kaptenarmusy/каптенармусы）在军中平均服役16年，在该团中平均服役接近13年，25名高级军士则在该团中平均服役18年。别洛斯托克团直到1807年才建立，但它的12名军士长中仅有1人在那时还不是军士长。团军士长鲍里斯·瓦西里耶夫（Boris Vasilev/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时年33岁，是一个士兵的儿子。他年仅13岁就作为鼓手加入喀琅施塔得（Kronstadt/Кронштадт）卫戍团，并在10年后成为连军士长，和许多其他来自喀琅施塔得团的人一样，瓦西里耶夫于1807年转入新建的别洛斯托克步兵团。4年后，他在巴尔干战场上的鲁斯丘克围城战中赢得了一枚军事奖章。瓦西里耶夫依然非常年轻，但也已经是富有经验的军人，他在和平时期是个有能力的、识文断字的管理者，同时也是个有良好战斗记录的士兵：我们可以通过他官方记录中简单明了的事实得出结论，他身上具体体现了团长期望高级军士长应当拥有的一切品质。
除老兵军士外，别洛斯托克步兵团也拥有数目大得惊人的出身下层的军官，尽管他们大部分是士兵的儿子，也都早在1812年战局开始之前就已成为军官。这些人也是坚强的老兵。以中尉尼古拉·谢维廖耶夫（Nikolai Shevyrev/Николай Шевырев）为例，他在一个卫戍团中服役15年后成为军士长，组建别洛斯托克团时加入该团，随后被提升为军官。对1812年时充斥在拿破仑军队当中的、从普通士兵提拔上来的下级军官和军士而言，像瓦西里耶夫和谢维廖耶夫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对手。然而，到1813年8月时，德意志境内的法军部队中几乎都没有堪与库尔斯克团和别洛斯托克团匹敌的老兵骨干。[13]
尽管拿破仑的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联军，他在其他方面却享有关键性的优势。正如拿破仑自己向梅特涅的使者布勃纳伯爵指出的那样，内线作战、法军指挥系统层次清晰和拿破仑自己无可争议的领导能力这三者本身就已经十分可贵，而在面对由利益各异的平等大国组成的同盟时，在面对部署在北起柏林、东至西里西亚、南抵波希米亚的巨大半圆形区域内的联军时，这些优势将是决定性的。符腾堡的欧根在回忆录中写道，1813年8月他对联军能够取得胜利持乐观态度，但在战后发现联军领导层有多么组织涣散、矛盾重重后，联军最终取得的胜利令他非常惊讶。[14]
联军总司令是奥地利元帅卡尔·冯·施瓦岑贝格亲王。在1813年之前，施瓦岑贝格已经体现了作为一位技艺娴熟的外交官和能干而勇敢的师指挥官的才能，但他指挥更大规模部队时的表现则要稍逊一筹。就指挥大军而言，施瓦岑贝格的个性和事业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明他足以和拿破仑对抗。施瓦岑贝格是个耐心、谨慎、和蔼而体面的人，他信任联军的事业，并为这一事业无私服务，尽其所能。作为一个大贵族，施瓦岑贝格极有贵族风度、缺乏个人野心，这也合乎他的总司令身份。他以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式的做法吸收并化解了许多雄心勃勃、好斗成性的部下之间的冲突。当然，贵族做派的施瓦岑贝格能够熟练地运用法语，这是联军高层指挥官间的通用语言。然而，总司令缺乏对自己军事能力的信心，对拿破仑怀有恐惧，而联军是由平等的大国出兵组成，其中两国君主坚持和他的总司令部一起行动，并对他的决定做出事后批评，这些都妨碍了他的指挥。尽管施瓦岑贝格经常发现亚历山大难以应付，但总体而言他还是欣赏亚历山大的，他赞同关于俄国君主的评价——“软弱的好人”。与之相反，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是“一个粗鄙、暴躁、麻木的家伙，我对贫穷而勇敢的普鲁士人有多尊重，对他就有多讨厌”。[15]
尽管有以上这些缺陷，施瓦岑贝格仍然是能够担负总司令职位的现有最佳人选。最高统帅必须是一个奥地利人而非俄国人，这体现了联军在1813年8月对奥地利的依赖，也反映出联军最大的野战兵团部署在奥地利领土上这个事实。即使奥地利愿意让亚历山大担任总司令——实际上奥地利人很不愿意这么做，亚历山大自己也不会接受这一职务。如果他愿意成为最高统帅，早在1813年4月库图佐夫死后这一职位就唾手可得。亚历山大的一些将领主张让他亲自指挥，但亚历山大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太过缺乏信心，因而拒绝了这一提议。他更愿意在总司令身后操纵局势，尽管这会让后者感到严重不适。
比起皇帝之前对待维特根施泰因的做法，他对施瓦岑贝格更尊重一些。以秋季战局之初为例，我们甚至能发现亚历山大告诉维特根施泰因应当遵照施瓦岑贝格的命令——即使他的命令和俄皇本人的命令发生冲突。然而，亚历山大对最高统帅的信任很快就开始减退，他对指挥的干涉在一定程度上故态复萌。施瓦岑贝格很快意识到唯一能够确保俄军指挥官切实执行命令的方法是和俄皇在总司令部的代表卡尔·冯·托尔预先协商，在任何重大事务上还都应当得到亚历山大本人的批准。这一拖延时间且含糊不清的决策过程，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被证明是致命的。[16]
与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商议意味着听取他们两人的军事顾问的意见。就亚历山大而言，军事顾问首先指的是巴克莱·德·托利、迪比奇和托尔。亚历山大总是倾向于相信外国“军事教授”，现在他发现了安托万·德·若米尼少将，还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普菲尔的替代品。若米尼是当时最受尊敬的军事著作家之一，他在休战期间从拿破仑军中逃跑。亚历山大对拿破仑的老对手莫罗（Moreau）将军更为信任，莫罗曾在1800年的霍恩林登（Hohenlinden）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人，流亡美国后接受亚历山大的邀请，加入了他的随从队伍。对施瓦岑贝格和他手下的奥地利参谋而言，洗耳恭听同盟君主和他们的俄国、普鲁士将领们的高见已经足够糟糕了，不得不遵从莫罗和若米尼的意见则是最后一根稻草。总司令在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被懦弱者、各种花花公子、古怪计划的制订者、密谋者、白痴、饶舌者和吹毛求疵者围绕”的挫败感。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则在他的日记中评论说，联军的决策过程有时候就像是在群众大会上商量一样，与1812年库图佐夫总部中存在的明晰指挥系统大相径庭——尽管后者实际上只存在于他过于理想化的记忆当中。[17]
如果说施瓦岑贝格对联军主力军，也就是所谓“波希米亚军团”的权力是有条件的话，那么他对其他两个联军军团的权力就几乎不存在了。北方军团由贝纳多特指挥，部署在柏林附近。作为一个独立大国事实上的君主，贝纳多特必须得到一个军团的指挥权，他也很难被任何总司令控制。就主力军司令部而言，其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影响到贝纳多特的行动，瑞典王储只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亚历山大。不管怎样，施瓦岑贝格军团和贝纳多特军团之间的整个地区被拿破仑控制着，所以穿梭于两个军团总部间的信使一般要在东面兜一个大圈，花上许多天时间。甚至连施瓦岑贝格控制西里西亚军团司令布吕歇尔将军的努力都鲜有成果。由于信息传递的延迟和普军将领向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呼吁，布吕歇尔成功地阻拦了总司令为让西里西亚军团进入波希米亚、掩护主力军侧翼而做出的努力。至少在波希米亚军团里，施瓦岑贝格能够直接向组成该军团奥地利分队的120000名奥军士兵下令，然而在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中却没有任何奥地利部队。
联军的军事行动原则上应当遵循7月10～12日俄国、普鲁士、瑞典在特拉亨贝格（Trachenberg）商定的行动计划。特拉亨贝格计划堂皇地宣称，“所有联军军团都将发起攻击，敌军营地将是他们的会师地点”。如果拿破仑向任何一个联军军团发起攻击，另外两个军团都将攻击拿破仑的后方。只有西里西亚军团得到了回避与拿破仑作战的明确命令，这主要是因为联军方面的计划制定者在7月初认为该军团兵力仅为50000人。特拉亨贝格计划的主要缔造者是托尔：尽管名义上依然中立的奥地利不能参与制订特拉亨贝格计划的会议，但托尔此前已经前往奥地利总部与施瓦岑贝格和拉德茨基展开长谈，他们也同意了特拉亨贝格计划的基本原则。因为奥地利的谨慎，计划后来得到了一部分修正：除非其他联军军团能够加入会战，否则所有联军军团现在都必须回避与拿破仑本人作战。[18]
特拉亨贝格计划在许多方面有积极意义。拿破仑正在德意志境内，赶走他的唯一途径就是所有联军军团发起协同攻势。避免任何一个联军军团单独与拿破仑亲自指挥的主力部队发生会战也是明智的，它是否能够实现则是另一回事。一个先入侵萨克森，而后又在拿破仑反击运动面前退却的军团将会进行大量令人疲乏的行军。回避与正在衔尾追击的拿破仑发生会战则无论如何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俄军可能拥有后卫作战的技艺和维持联军战略的耐力，但奥地利军队或普鲁士国民后备军能否做到这一点依然有一定争议。在没有无线电或电话的情况下，协调三个军团的向心运动只能依靠最粗略的草案。一些军团注定要比其他军团移动得快，当联军逼近拿破仑时，他利用所处的中间位置攻击一个军团并在关键的几天内挡住其他军团的概率将会提高。联军指挥官的个性也增加了这种状况发生的可能性：布吕歇尔勇敢好斗，倾向于冒险作战，他对拿破仑毫不惧怕，施瓦岑贝格和贝纳多特则在所有方面恰好相反。
在战役开始之初，亚历山大似乎非常期待贝纳多特发起强力攻势。也许亚历山大对外国将军，尤其是对拿破仑麾下将军的尊重诱使他希望如此。以一封于8月21日写给贝纳多特的信为例，亚历山大指出了这样的前景：由于拿破仑看上去正在向东前进，瑞典王储可以借机突袭拿破仑后方，夺取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占据通往波希米亚的山间小道，甚至派出轻型部队西进，鼓励莱茵同盟的王公们放弃与拿破仑的同盟。然而，贝纳多特过去的作为事实上表明，他根本就不愿或不能展开这样浮夸的攻击行动。多年以来，贝纳多特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和技巧娴熟的政治家的素质，但他仅仅是一个谨慎的、有一定能力的将军。[19]
贝纳多特的行动也受到严重制约，其中一些制约因素是政治性的。此前给予他瑞典王储地位的瑞典精英们原本打算通过这一举动拉近与拿破仑的关系，也认为此举可能会有利于他们计划中的对俄复仇事业。与之相反，贝纳多特将瑞典带进了与亚历山大的同盟，放弃了看似黄金般的夺回芬兰的机会。为了证明此举的正当性，贝纳多特必须履行从丹麦国王手中夺取挪威作为补偿的诺言。这一方面将他牢牢固定在联军一方，因为拿破仑永远不会同意劫夺自己的丹麦同盟。然而，关于为瑞典夺取挪威一事，联军的胜利只是它的必要条件，却远非充分条件。其他因素姑且不论，夺取挪威也仅仅是反法同盟大国间的一桩小事，它们会很迟缓地把自己的部队投入到对丹麦作战当中，对贝纳多特而言，在战后和会上讨价还价之前就把挪威牢牢握在掌中也是明智之举。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储在秋季战局中会如此坚决地让他的瑞典部队保持完好。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单纯的理由，在所有联军部队中，瑞典军队可能是最差的。如果他们的步兵和法军展开激烈战斗，他们极可能遭到重创，可能发生的结果则是贝纳多特非但没夺取挪威，还只能带着一半部队返回瑞典。在那种状况下，他在国王死后继位的机会大概很渺茫。[20]
北方军团也面临着战略困境。如果拿破仑在战役之初向布吕歇尔或是施瓦岑贝格方向进军，这两人都拥有足够的退却空间。以施瓦岑贝格为例，他可以退到自己在波希米亚中部和南部的补给基地、要塞和良好的防御阵地上。在其他两个联军军团和大批联军轻骑兵进入拿破仑后方的状况下，拿破仑追击布吕歇尔或者施瓦岑贝格的距离将会严重受限。与之相反，贝纳多特的军队则被部署在柏林正前方，他自己也许希望退到他设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基地，但如果他未经一战便放弃柏林，贝纳多特将会面临麾下普鲁士将领的暴动，而这些普鲁士将领的部队是北方军团的最大组成部分。贝纳多特了解这一点，因而计划击退任何指向柏林的法军攻击，由于确信拿破仑将把夺取普鲁士首都放在首位，他的紧张情绪便进一步滋长了。事实上，贝纳多特错得并不离谱：柏林令拿破仑着迷，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他也指挥乌迪诺元帅和奈伊元帅发动了两次针对柏林的攻势。如果拿破仑在与波希米亚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的起初几场会战中取得成功，他的下一步动作将是带着近卫军和其他后备部队主力北上同贝纳多特交战。[21]
只要西里西亚军团和波希米亚军团处于防御状态，它们的处境就比贝纳多特安全。然而，如果要把拿破仑赶出德意志，它们就不能长期展开防守，一旦这两个军团攻入拿破仑位于萨克森中部的基地，它们也会变得易受损伤。以施瓦岑贝格为例，他的部队必须越过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换句话说就是沿着整条萨克森-波希米亚边界延伸的山脉。从波希米亚境内出发，仅有的两条能够通过厄尔士山脉的像样道路是通向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大道，但这两条大道在越过山脉时间距已经达到了100公里。如果施瓦岑贝格让他前进中的纵队分散在这两条大道和它们之间的山间小道上，拿破仑将有可能对他的一翼展开突袭，而施瓦岑贝格的其余部队却不能及时赶来援救。快速横穿厄尔士山脉中的陡峭山谷和蜿蜒山路即便对信使来说也十分崎岖难行，更不用说大批军队了。另外，如果施瓦岑贝格试图将他的大部分部队集中到仅仅一条大道上，后勤问题将会大大增加，他的纵队也将运动得十分缓慢。这会引发另一种更可能的状况：拿破仑将会猛攻联军的先头师，而那时施瓦岑贝格的其他部队正在群山中排成长队缓慢前行。[22]
假如布吕歇尔军团侵入萨克森中部，它就必须越过易北河。但易北河上的所有渡口要塞都在拿破仑掌控之中，这意味着只有拿破仑能够使麾下部队快速而安全地过河。布吕歇尔过河的唯一方法是搭建浮桥。在架设浮桥方面，布吕歇尔主要依靠俄军舟桥连，这些舟桥部队在西里西亚军团起初跨过易北河和后来越过莱茵河时表现极其出色。他们架设的桥梁看上去显然摇摇欲坠，布吕歇尔的一位俄军高级参谋回忆说，“这些桥梁仅仅高过水面两三尺，过桥时必须极其小心。桥梁时刻都在不停起伏，马匹必须被牵着通过，对其中一条驳船上帆布的任何损坏都会导致它立刻沉没”。一旦军队渡过易北河，它要么拆毁浮桥，放弃与后方的交通，要么就得建立野战工事保护桥头堡。后者的坚固程度永远不可能和永备要塞相提并论，因此需要配备多得多的驻军。一支通过这种浮桥的军队，其行动将会比通过永久性结构的桥梁的军队慢得多，因此在过河途中被敌军攻击的概率也就高得多。被迫在拿破仑追击下匆忙通过这样一座桥梁，对任何指挥官而言都是梦魇。如果那时的天气也对联军不利，损坏了组成浮桥的平底船或者使桥梁不能通行的话，那么真正的灾难就迫近了。[23]
仅仅从联军角度观察事态，会不可避免地忽略拿破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拿破仑领着一支大军在萨克森境内摆出守势，这就注定使他的士兵陷入饥馑，他军中马匹所面临的饥饿状况则最为严重。联军的特拉亨贝格计划迫使法军不得不来回反复行军，这令拿破仑麾下刚被征召入伍的年轻新兵们精疲力竭。当地居民对法军的敌对态度和拿破仑在轻骑兵方面的巨大劣势——后者是最重要的因素——导致法军难以搜集情报。拿破仑的主要基地设在德累斯顿，他手下军队的食物、弹药和饲料补给都严重依赖此地，但德累斯顿设防并不充分，距离奥地利边界也仅有一日行程。依然身在拿破仑总部中的奥德莱本将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关联起来，并回忆说拿破仑在秋季战局中最为关注也寄予期望的一点是抓住联军的错误不放。考虑到战区状况、联合作战的问题和联军指挥官的弱点，这一期望的确是有可能的。[24]
德意志境内的1813年秋季战局事实上在三条不同战线上开打，这一事实令对秋季战局最初几周战事的讲述变得十分复杂。施瓦岑贝格的主力军团在南线，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在东线，而贝纳多特的北方军团则在柏林前线独立作战，为叙述清晰起见，有必要依次讲述他们的战役。一直到前半场秋季战局结束，联军三个军团攻入萨克森向莱比锡推进后，才有可能以一个综合叙事完成对战役状况的讲述。在休战期满后，布吕歇尔不出所料是联军方面三位军团司令中最快采取行动的。事实上，早在敌对状况应该开始之前，布吕歇尔就高吼着“现在是时候结束外交滑稽剧了”展开了行动。[25]在巴克莱的怂恿下，布吕歇尔揪住法军对休战条件的轻微违反行为，并以此为理由在8月13日侵入正在西里西亚境内对峙的两军间的中立区。这一行动意义重大，布雷斯劳附近中立区的收成依然几乎尚未得到利用，这在被两支大军于1813年6月和7月消耗殆尽的西里西亚省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巨大的战利品值得一方出手将其彻底垄断，拒不给予敌方。
更重要的是，布吕歇尔的行动夺取了主动权，并迫使拿破仑回应联军的作战行动，而非自行支配部队。以西里西亚军团的前进为例，它将拿破仑的注意力从巴克莱的俄国和普鲁士纵队上转移出去，巴克莱所部此时正在朝西南方向进军，以便与施瓦岑贝格在波希米亚的军队会合。如果法军在这些纵队正在行军时发起攻击，后果可能变得很严重。此外，布吕歇尔通过夺取主动权把对面的法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将他们一路赶出中立区，撵到博贝尔河（Bober）以外。前进中的布吕歇尔军团分布如下：萨肯兵团的18000名俄军位于右翼，约克麾下的38000名普军位于中央，由朗热隆率领的40000名俄军位于左翼。
布吕歇尔军中资历最高的俄罗斯军官亚历山大·德·朗热隆伯爵是为俄国效劳的许多法国流亡者之一。他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是美国独立战争，后来在1790年加入正在围攻奥斯曼帝国伊斯梅尔（Izmail）要塞的俄军，朗热隆这么做的原因部分是出于对冒险的渴望，但也有流言说他正在逃避和一位主教的决斗。朗热隆在围攻要塞的战斗中表现出了勇气和进取心，因而赢得了俄国人的尊重，他此后一生都在为俄军效力。1814年3月，朗热隆多年以来首次看到巴黎，此时恰逢他的部队猛攻城门外的蒙马特尔（Montmartre）高地。他在俄军中一路得到提升，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土耳其人作战，但也参加了奥斯特利茨会战，朗热隆在奥斯特利茨并不出色的表现激起了亚历山大的愤怒，这几乎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此后朗热隆依靠对付土耳其人时的表现重新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但很少有人怀疑一点，那就是这位伯爵作为将领虽然表现不错，却远非杰出。[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