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蓬师的第2旅抵达战场后不久，法军最后一次展开对普里斯滕的突击。菲利蓬手下的两个旅列成两个大纵队对村庄发起攻击。位于普里斯滕左侧的俄军炮兵连被迫退却，村庄也被法军攻占。俄军预备队眼下只有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两个连，战况看上去令人绝望。这两个连随即发起反击，沙霍夫斯科伊的部队虽然在连续几天的战斗后已经疲惫不堪，弹药也几乎毫无剩余，有几个营却还是加入了反击之中。无论如何，战局最终得到了拯救，救星则是近卫骑兵。近卫龙骑兵团和近卫枪骑兵团在会战过程中已经从格劳彭小道赶到战场，他们被部署在近卫步兵后方。在这一危急时刻，迪比奇也从巴克莱那里赶来，他宣称大批步兵生力军很快将抵达战场。和欧根进行简短讨论之后，迪比奇骑马赶到近卫龙骑兵团前方，率领他们前进攻击正涌出普里斯滕的法军步兵。
尼古拉·科瓦利斯基（Nikolai Kovalsky/Николай Ковальский）在1813年时是近卫龙骑兵团里的一名年轻军官，他回忆了该团是怎样在参谋和两名作为向导的当地牧羊人带领下，通过群山和特普利茨河谷之间有时甚至相当陡峭的狭窄小道的。显然当迪比奇骑马来到近卫龙骑兵团面前并下令冲锋时，由于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没有一个龙骑兵听从他的命令。当迪比奇拉开外套展示了勋章和奖章以后，他才得到了回应。先是一个龙骑兵开始前进，然后更多龙骑兵也同样上前，最终整个近卫龙骑兵团都加入了前进的队列。这次毫无秩序的攻击并未得到叶尔莫洛夫的授权，因此他试图阻止攻击，但是已经太晚了。科瓦利斯基记录说，他们一接近战线，法军骑兵就惊慌逃窜，而法军步兵在打出一轮排枪后也同样逃跑了。法军的虚弱反应很大程度上无疑要归因于这一事实：就在近卫龙骑兵团威胁法军正面的同时，近卫枪骑兵团深深突入了法军右翼和后方。几乎可以肯定是近卫枪骑兵团承担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因为龙骑兵团的损失相对不多，而枪骑兵团则在战斗中损失了1/3的官兵。[77]
近卫骑兵的进攻无论如何都是一场辉煌的胜利。根据法军自己的估计，他们损失非常惨重，菲利蓬的进攻也被彻底粉碎。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写道，“近卫军龙骑兵和枪骑兵经过菜园和沟渠向法军右纵队发起冲锋，右纵队士兵扔下武器以最快速度匆忙逃跑，但还是有好几百人被杀，几百人被俘。另一个纵队撤退秩序稍好，但逃跑速度也一样快”。这一事件尽管规模较小，却让人想起滑铁卢之战第一阶段英国重骑兵对埃尔隆伯爵（Count d’ Erlon）麾下步兵展开的一次攻击。那时法国步兵同样以纵队前进，他们也确信胜利就在手中，一样遭到了未曾预料的大群敌方骑兵进攻。然而，俄军骑兵要比他们的英国同行训练有素得多。由于法军步兵纵队后方还有由戈布雷希特（Gobrecht）指挥的骑兵旅，俄军骑兵确实需要保持战斗纪律，因此俄军骑兵的反击并没有像英军一样，变成一场冲向严阵以待的敌军预备部队的疯狂追击。俄军近卫骑兵指挥将领在作战公报中不仅赞扬了这次攻击的勇敢与及时，也表扬了骑兵部队所表现出的“对指挥口令和号声的完全服从和注意”，还表彰了他们依然“总是准备好恢复此前迎击并打败敌军的出色阵型”的事实。[78]
菲利蓬师的溃退结束了这一天的战斗，对俄军而言这是真正荣耀的一天，大约14700名俄军士兵挡住了30000名左右的法军。但胜利的代价非常昂贵，不少于6000名俄军非死即伤。在很晚才到来的收尾阶段之前，几乎所有战斗都是由步兵完成的：12000名步兵中有5200人伤亡，其中近卫军伤亡2800人，其他伤亡则来自欧根下属各团。亚历山大·奇切林是伤者中的一员，为了让属下士兵能够看到他，他在剑尖上挂了一块手帕。奇切林在率领他的排（属于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前进时肩胛处中了一弹，医生没能够取出子弹，几周后他痛苦地死在布拉格的俄军军医院。临终前奇切林在病床上说服一个富裕的亲戚捐出500卢布帮助他所在的团里于库尔姆会战中受伤的士兵。[79]
联军领导人当晚在特普利茨决定，次日发起反攻，在旺达姆得到拿破仑的援军之前就迫使其远离厄尔士山脉隘口——所有联军将领都预计拿破仑将会增援旺达姆。特普利茨并无胜利气氛可言，德累斯顿之战已经是一场灾难，它使联军，尤其是奥军各团付出了数目巨大的人员损失。现在亚历山大的近卫军也损失惨重。联军高层在德累斯顿会战中体现的领导能力和协作能力都很糟糕，联军内部以俄罗斯、普鲁士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正处于高峰。奥军被指责行动迟缓且作战能力低下，前一指责属实，后者多数时候则不公允。但是来自波希米亚的新兵的确缺衣少穿、训练很差，他们也没有做好忍受作战困苦的准备，而迈什科和克勒瑙下属各团都充斥着此类新兵。另外，施瓦岑贝格向弗朗茨二世提交辞呈，他理所当然地因俄普军队经常不服从命令而感到疲倦和愤怒。就在这时，相当多的俄军和普军依然被困在厄尔士山脉之中，他们需要被带出困境，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恢复战斗力。
众多联军部队依然处于厄尔士山脉当中，而冯·克莱斯特中将手下的普鲁士兵团是其中最大的部队之一，从德累斯顿退却后，该兵团多数时候沿着经过格拉斯许特和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的老特普利茨大道开进。尽管圣西尔打算展开追击，但普军离开格拉斯许特之后，他事实上就和普军毫无接触了。克莱斯特的部队于8月29日下午4点开始抵达菲尔斯滕瓦尔德，此前不久，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副官冯·施魏尼茨伯爵带来了国王的命令，让克莱斯特抄小道进入特普利茨河谷救援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正如克莱斯特告诉施魏尼茨的那样，天色已经太晚了，现在不可能赶去援救，而且在被要求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前，他疲惫的部队无论如何都需要得到休息。施魏尼茨则告知克莱斯特，位于特普利茨和格劳彭的厄尔士山脉隘口已经被俄军部队和辎重完全塞满了。这意味着克莱斯特不可能从菲尔斯滕瓦尔德向南或西南方向进军，进入特普利茨河谷。
当夜，从同盟君主处赶来的另一位信使冯·舍勒（von Schöler）上校带来了给克莱斯特的新命令，要求他朝东南方向进军，经诺伦多夫攻入旺达姆后方。然而在舍勒抵达时，克莱斯特事实上已经侦察了通往诺伦多夫的道路，并自行决定朝东南方向前进。做出这个决定的关键人物是克莱斯特的参谋长卡尔·冯·格罗尔曼（Karl von Grolmann）中校，他曾经研究过弗里德里希大王在这一地区的战役，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克莱斯特的决定是十分勇敢的，当时克莱斯特、旺达姆本人和附近地区的几乎所有将领都认为拿破仑将会派出部队沿特普利茨大道增援旺达姆对波希米亚的入侵，向诺伦多夫前行并沿大道开进就有可能被夹在旺达姆军和拿破仑派出的增援部队之间。克莱斯特和格罗尔曼知道这么做的风险，但在反复权衡后仍然做出决定，第一束曙光出现后就向诺伦多夫前进。联军8月30日在库尔姆会战中取得的胜利的确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运气和意外，但和某些记载相反，克莱斯特出现在旺达姆后方绝非偶然。[80]
冯·舍勒上校于8月30日凌晨3点返回联军总部，弄醒了迪比奇，告知他克莱斯特的意向，联军总部的参谋们第一次看到了在旺达姆身上赢得一场巨大胜利的可能性。曙光刚出现，迪比奇和托尔就前去侦察战场，制订联军进攻计划。根据俄军高层的正常标准，或者说根据正常的人类天性，托尔和迪比奇应该是死敌才对。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干的俄军参谋，在俄军总部中，托尔在库图佐夫逝世之前一直拥有战略方面的首要影响力，也赢得了亚历山大的信任。维特根施泰因接过指挥权后把托尔踢到一边，迪比奇则成了总司令和皇帝在战略方面的主要顾问。在巴克莱·德·托利担任俄军统帅时，迪比奇继续保留了这一职位。托尔和迪比奇之间的关系起初有些紧张，大部分人都会嫉妒后者的成功，迪比奇比托尔年轻8岁，这也是嫉妒的重要源头之一。托尔和迪比奇两人，尤其是托尔，以激情四射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和坚定的意志而闻名。他俩的关系本来很容易变得更糟，然而互相尊重的情感迅速取得了胜利。两人都意识到了对方的才智、坚定和对胜利与军队福祉的全力以赴，这为他俩赢得了极大的赞赏。他们在秋季战局时已经成为坚定同盟和亲密朋友，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迪比奇于1831年逝世。[81]
返回巴克莱的总部后，两位将军确信俄军必须把旺达姆的右翼和中央钉在施特拉登和普里斯滕，与此同时，奥军科洛雷多师和比安基（Bianchi）师将在俄军骑兵协助下从南方击穿并包抄法军左翼。他俩发现旺达姆所部左翼单薄，在侧翼包抄面前十分脆弱，而且奥军接近战场时事实上可以充分利用斯特里索维茨高地隐藏行踪。如果克莱斯特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在奥军包抄旺达姆侧翼时攻入他后方，联军就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如果克莱斯特不在的话，联军与旺达姆的兵力对比大约是五比四，然而如果普军加入战斗，联军将拥有巨大优势。联军的战地指挥官巴克莱接受了迪比奇和托尔的建议，反攻将在8月30日上午开始。[82]
战况终于多少像联军指挥官所计划的那样展开了，这在1813年8月还是头一回。事实上是旺达姆在早上7点重新开始了会战，他再次试图在施特拉登冲过俄军防线。第1近卫步兵师在夜间退到后方转为预备队，第2近卫步兵师和第1掷弹兵师则接过了防务，8月28日被法军阻断的普什尼茨基所部各团也已经与欧根军重新会合。俄军没遇上什么麻烦就挡住了旺达姆的进攻。科洛雷多在上午9点30分左右投入战斗，他很快就发现有可能对面前的法军展开包抄。巴克莱同意了科洛雷多向右侧转移的请求，比安基师则上来填补空隙。来自南部的威胁出乎法军意料，他们无法阻挡持续包抄自己左翼的奥军步兵的前进。不到一小时后奥军就出现在斯特里索维茨（Strisowitz）高地上，随后继续深入旺达姆左翼，向库尔姆和奥席内（Auschine）前进。奥军得到了俄军骑兵的有力协助，俄军骑兵夺取了一个不小的法军炮兵连，还使得法军步兵一直处于警戒状态。奥军和俄军炮兵登上了旺达姆阵地南侧的所有高地，给试图在库尔姆和奥席内坚持抵抗的法军步兵造成了重大伤亡。
就在这时，克莱斯特的25000名步兵和104门火炮加入了战局。在混乱的战斗中，法军和联军指挥官起初都不清楚这些新来的军队是普鲁士人还是拿破仑的援军。以科洛雷多为例，弄清状况之前他停下了前进的步伐。然而克莱斯特手下的炮兵开火后，所有的怀疑就都消失了。旺达姆现在已经身处绝境，但是他做出的反应依然冷静而勇敢。他相信有必要牺牲自己的炮兵，计划在西面和南面对俄军与奥军展开战斗退却，与此同时在东面击穿位于特普利茨大道上的普军。旺达姆的许多骑兵的确冲破了克莱斯特的部队，沿着大道逃出重围，从这一点来看他这个计划取得了部分成功。发生这一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克莱斯特下属各个部队单位大多是国民后备军营，充斥着疲惫不堪的民兵，他们中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受过训练的步兵会横跨大道展开队形，阻挡骑兵的前进，但那些国民后备军营却惊慌失措，溃散到附近的森林里去了。不管怎么说，克莱斯特的部队还是及时重整起来了，他们挡住了试图跟在骑兵后面撤退的法军步兵。
会战到下午2点为止已经结束了。旺达姆本人被哥萨克俘获，送到了同盟君主们面前。从哥萨克手中救出旺达姆的俄军军官回忆说，旺达姆把他误认成将军，于是把自己的剑交给了他。做出这个姿势的同时，旺达姆还讲出了过于矫揉造作的言辞，“我向你交出我的剑，为了祖国的荣誉，它多年以来一直为我效劳”。当旺达姆和他的剑最终被交给亚历山大时，这段话已经是第三次被重复了，听起来也少了些快意。君主们有礼貌地对待旺达姆，但德意志民众就没这么慷慨了，因为他在整个德意志都以残忍和敲诈勒索的行为而闻名。不管在哪里出现，旺达姆都受到了当地人嘲讽、辱骂甚至石块的迎接：人们对他高喊“老虎”、“鳄鱼”、“毒蛇”，喊声中还夹杂了希望他去西伯利亚的“良好祝愿”。事实上，旺达姆抵达莫斯科后受到了当地贵族的款待，直到义愤填膺的亚历山大提醒莫斯科总督，旺达姆严酷而贪婪的行为让他在自己的部队中也受人厌恶为止。皇帝下令把旺达姆转移到维亚特卡（Viatka/Вятка），这并非西伯利亚，但也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中距离西伯利亚最近的地方。[83]
联军声称捕获了82门火炮和8000多名战俘，其中包括旺达姆的参谋长。法军死伤数量至少与被俘数量相当，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此前几天的重大伤亡。旺达姆的第一军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即便如此，联军在德累斯顿战役中的总体损失数字仍然要超过拿破仑。然而联军不但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损失，而且他们损失中最大的一块——迈什科的新兵是可以快速得到补充的，因为奥地利的人力动员已经进入了高速状态。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绝非关键之处，重要的是库尔姆的胜利对联军的士气和团结产生了巨大正面效果。联军中因德累斯顿战败而产生的严重紧张情绪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库尔姆之战是联军取得的完胜。俄军是8月29日的英雄，科洛雷多的奥军和由克莱斯特指挥的普军则在次日为胜利做出了最大贡献。
亚历山大的一名随从军官回忆说，旺达姆停止抵抗后，皇帝骑马经过库尔姆战场，“他脸上洋溢着欢乐，因为这是第一场他亲临战场时完全击败敌军的会战”。亚历山大终其一生都梦想着获得军事荣耀，然而在此刻之前，他的梦想不断受到嘲弄。在奥斯特利茨，他的军队被打得当场溃败，他本人也大为丢脸。在1812年，他最亲密的顾问们一起密谋使他远离军队，以免给军方造成麻烦，皇帝太过聪明也太过敏感，他自然看得出这些人藏在场面话下的想法是什么。直到库尔姆会战之前，他在1813年所做的众多努力却导致了吕岑、包岑和德累斯顿的失败。现在不仅至少有了一场辉煌的胜利，这场胜利的首要功臣还是他视若珍宝的近卫军。
旺达姆被押解前往特普利茨后，亚历山大已然是福杯满溢，而他这时又收到了布吕歇尔在卡兹巴赫河得胜的消息。现在甚至连他身边通常尽量约束自己行为的随从也迸发出嘹亮的欢呼。骑行返回特普利茨后，亚历山大追上了运送俄军伤员的大车，“皇帝追上了伤员，感谢他们，询问他们自己可以怎样帮助他们，并将他们称为自己的战友”。公允地说，虽然亚历山大从未体验过他部下的饥饿或露宿，他还是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战场，也承担了很少有人能够设想的精神负担。亚历山大直到死亡之前都时常谈论库尔姆附近的两天会战。他以后将很快看到其他胜利和凯旋，“但库尔姆会战永远是他最喜欢的回忆”。[84]
奖赏倾泻到将军甚至普通士兵头上，欧根和黑尔弗里希下属各师的勇士们却遭到了不公平的忽略，他们巨大业绩和牺牲所得到的关注与近卫军相比黯然无光。巴克莱·德·托利被授予圣格奥尔基大十字，这是军人的最高荣誉，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只授予过13位军事领导人。[85]巴克莱在战争大臣和总司令任上为军队所做的一切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奖赏。然而巴克莱在1813年8月的表现时常只能用平庸来形容，他得到这一奖励的时间极不合适。从这个方面来看，巴克莱的指挥是联军高层在德累斯顿战役中的典型例证。
联军无疑是极为幸运的，如此混乱而缺乏效率的指挥架构能够赢得胜利，在历史上也很少见。这场战役不仅有可能以灾难告终，从德累斯顿退却开始，战役就完全应该是灾难。联军能避免这一结局主要是幸运所致，尽管这也应当部分归因于联军士兵的勇敢和忍耐，尤其是俄军士兵在库尔姆会战第一天的表现。一些联军将领的发挥也不错，克莱斯特在向旺达姆后方突进时体现出了真正的勇气，叶尔莫洛夫在库尔姆会战第一天展现了鼓舞人心的领导能力，科洛雷多在第二天表现得也很出色。最突出的则是符腾堡的欧根，在所有联军将领中，他为最终能够取胜做出了最大贡献。
不过拿破仑和他的将领们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旺达姆为例，他在库尔姆之战中的表现远不及会战之前3天作为对联军胜利的贡献大，那时他让俄军挡住了他规模大得多的军，还让俄军在他眼皮底下潜回了波希米亚。圣西尔也应当受到谴责，因为他和克莱斯特军脱离接触，从而使它能够介入库尔姆会战。无论如何，这场灾难首先是拿破仑的错误。他先是明确地命令旺达姆向波希米亚前进，又同样明确地命令青年近卫军停留在特普利茨大道上的皮尔纳。这两道命令是导致旺达姆被歼灭的关键因素。比损失一个军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拿破仑原本能够在德累斯顿会战后3天内摧毁联军主力进而终结战争，他不仅没能抓住这个机会，反而促使一场可能的全面胜利变成十分惨痛的失败。和往常一样，拿破仑在失败面前保持冷静。库尔姆不是唯一的打击，就在同时还传来了两个消息：8月23日乌迪诺元帅向柏林前进时在大贝伦被贝纳多特的北方军团击败，8月26日麦克唐纳在卡茨巴赫河溃败。
贝纳多特军团由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部分组成：瑞典军队、俄罗斯军队和普鲁士军队。其中瑞军规模最小，而普军规模最大，处于两者之间的是由温岑格罗德统率的俄军兵团，有32000人和120门炮。北方军团在1813年战局中的历史总是由普鲁士方面主导的，这不仅因为普军是军团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在两场挫败拿破仑夺取柏林意图的会战中出力最多：一场会战在8月23日发生于大贝伦，另一场则在9月6日发生于登讷维茨（Dennewitz）。温岑格罗德的步兵指挥官是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他是一位出色的将领，在1812～1814年多次表现突出。然而在1813年秋季战局中，沃龙佐夫和他的部队没有机会展现他们的战斗素质。与之相反，普军在保卫自己首都的会战中扮演的角色理所当然地成了普鲁士—德意志神话中的一部分。
贝纳多特和他的普鲁士下属们的激烈冲突也成了神话的一部分。贝纳多特军团中职位最高的普鲁士军官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比洛。
和约克比起来，比洛是一个相对而言容易相处的下属，但他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他是一个聪明、诚实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军，但他同时直率、口无遮拦、自信十足，而且拥有暴躁的性格。比洛没什么时间去应付法国人，对那个不知用什么办法爬上瑞典王储位置的加斯科涅（Gascon）叛徒就更没工夫了，在比洛眼里，贝纳多特看上去肯定会出卖瑞典人、联军以及任何阻挡在他个人野心之路上的人。在1806年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后的溃退中，比洛所部向贝纳多特军投降，这一事实也无助于改善两人间的关系。根据一位中立的历史学家的看法，这位普鲁士将军从未忘记这次奇耻大辱。[86]
关于怎样才能最好地作战，比洛和贝纳多特拥有不同观点。如果拿破仑挥师朝北方军团方向前进——贝纳多特认为这一假设很快将成为现实，贝纳多特将会自行其是，向他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基地展开战斗退却。他谨慎、紧张，对拿破仑的天才十分敬畏。比洛则要自信且富有攻击性得多，他不仅决心保卫柏林，还希望攻击威胁柏林的法军，将他们赶得距离柏林越远越好。正如1812～1814年在联军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战略分歧很快就被人从政治角度加以诠释，还被视为对共同事业的背叛。春季在汉堡发生的状况使得普鲁士人确信了他们的怀疑：贝纳多特并不会为德意志解放事业全力以赴，他甚至可能受到自己取代拿破仑坐上法国王座这一梦想的约束。军团司令在秋季战局中的谨慎很快就遭到了来自这个角度的解读。[87]
一些俄国人也同样对贝纳多特持悲观态度。亚历山大驻布吕歇尔司令部的代表在9月3日致信彼得·沃尔孔斯基，抗议贝纳多特的无所作为。和往常一样，这种写给沃尔孔斯基的信实际上是为了博得亚历山大的注意：沃尔孔斯基不过是个过滤器。特伊尔（Tuyll）男爵写道，“瑞典王储在从8月23日算起的9天内没有前进一步，尽管根据总体行动计划，这本该是展开强力攻势的时候”。[88]
皇帝驻贝纳多特司令部的主要代表是夏尔-安德烈·波佐·迪·博尔戈。亚历山大给波佐的指示是，让他确保贝纳多特使用军队为共同事业效劳，而不是仅仅为了瑞典的利益，更不用说为贝纳多特在未来法国政治中可能的角色服务了。只要后一点还是贝纳多特快活的白日梦，那就可以放任不管，瑞典在战后对挪威提出的主权主张也必须这样处理。但波佐还是被告诫要十分警惕贝纳多特，并使自己和王储司令部内的英国代表查理·斯图尔特爵士结为同盟。亚历山大告诉波佐，俄国和英国的利益在这时是相同的：他们都要确保贝纳多特将所有交托给他的部队用于共同事业，而不是让这些部队为了单纯的瑞典利益和次要行动而动弹不得或遭到误用。波佐是执行这一任务的理想人选。到1812年为止，亚历山大已经在随从队伍中集结了一大帮可以被描述为根深蒂固的外国反波拿巴分子的人。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施泰因男爵，温岑格罗德也是这个团体的最初成员之一。波佐·迪·博尔戈的反波拿巴资格则是最完美的：他有科西嘉血统，自1793年以来一直是拿破仑在法国和科西嘉政坛上的死敌。波佐恰好是放在法国革命政治老手、前共和派人士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身边的理想猎犬。查尔斯·斯图亚特爵士和施泰因男爵都对波佐评价很高，这并不令人吃惊。[89]
与此相反，贝纳多特军团里的俄军部队喜欢这位王储，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相互的。贝纳多特喜欢十分得体地告诉普鲁士人和瑞典人，他们应当效仿杰出的俄国战友。他的司令部总是由俄军守卫，他对待俄军可谓溺爱，总是确保他们能吃得好，也保障他们的伏特加供应。他努力确保所有士兵都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住到房子里面去，只在的确有必要时才让他们露营。俄军士兵赞扬他在这方面的细致用心，也相当喜欢贝纳多特的加斯科涅式的浮夸和怪癖。贝纳多特对待他麾下的俄罗斯高级军官也颇为礼貌，因此在军官圈子中广受欢迎。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贝纳多特在柏林战线上面临许多困难，1813年秋季他还是完成了一场模范战役。至于指挥俄军“快速分队”的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和米哈伊尔·沃龙佐夫，这两人似乎把坏脾气留给了温岑格罗德，他们正确地将此人视为远不及自己的三流将军。[90]
温岑格罗德自己向亚历山大报告，贝纳多特司令部里的参谋人员们行动迟缓。实际上和所有观察者一样，他抱怨说王储在大贝伦会战后“极为谨慎地展开行动”，没能充分利用联军的胜利。然而，温岑格罗德总体而言似乎和贝纳多特关系良好。和他的司令一样，温岑格罗德并不急于向拿破仑的巢穴前进。他还对普鲁士人牢骚满腹，这主要是因为普鲁士人没能履行俄普协定，给他手下部队的补给并不充足。温岑格罗德对这一点的抱怨从7月就开始了，在整场战役中都不断持续着。以他早期的一封信为例，他抱怨说不仅他自己的部队吃不饱，甚至连借给普军弥补炮兵短缺的俄军炮兵连都得不到食物。[91]
面临普鲁士人不能向俄军提供足够补给的状况，俄国人只得依靠他们压榨波兰人的传统伎俩。巴克莱·德·托利在8月的第一周下令，在波兰再进行一次大规模征收，此次征收旨在抽取正在收获的谷物，首先养活西里西亚军团中的俄军部队。被征收的物资包括大量为士兵准备的面粉和为俄国马匹准备的燕麦，还有295000升伏特加。普鲁士政府请求巴克莱匀出一些食物，以便减轻柏林地区为温岑格罗德的部队和马匹提供食物的负担。巴克莱下达这次新征收命令一个星期后，部分征收品抵达，随后被转交给温岑格罗德。这包括可供士兵煮粥的超过50000千克去壳谷物、87000升伏特加和524000千克肉类。[92]
8月10日休战结束后，温岑格罗德立刻下令袭击和搜索分队绕过乌迪诺所部西翼，深入它的后方。拿破仑本人正在向乌迪诺司令部前进的流言甚至让俄军指挥官也相信他有可能生擒法国皇帝。勒文施特恩得到了一支哥萨克分遣队，还有把拿破仑装进袋里带回来的任务。勒文施特恩的哥萨克于是南下，在转入乌迪诺后方之前，他们迅速劫掠了途中遇到的一座富裕的庄园主宅邸。勒文施特恩记载说他给了劫掠者每人100鞭子，还把一个军士降了职，但他没能把大部分虏获品还给主人，因为他手下哥萨克隐藏财物的技巧实在太过熟练了。勒文施特恩派出的侦察兵很快发现拿破仑远在西里西亚，而防备薄弱的乌迪诺所部金库则要近得多，勒文施特恩高兴地扑了上去。这位俄军上校本质上多少是个盗匪，他战前在彼得堡打牌时经常有大笔进账，但输的时候却更多。战争中他以巨大的勇气和无畏一路从维尔纳打到巴黎，与此同时也一路勾引女子。即便如此，他也是一个光荣的盗匪，尽管他记述说战俘对袭击分队总是个大麻烦，但他始终带着战俘一起行动，他鄙视菲格纳蓄意杀害法军战俘的行为。
乌迪诺金库里的硬币价值240万纸卢布，勒文施特恩在回忆录中坚称根据俄军惯例这笔财富应该属于他，因为正是他本人亲自持剑夺取金库。安全把这笔财富带回去则是个巨大的挑战。根据勒文施特恩回忆录的评价，躲避法军的难度还比不上击败急于共享战利品的“盟友”。威胁首先来自他自己手下的哥萨克，俄军惯例也许能（也许不能）让勒文施特恩成为他战利品的合法主人，哥萨克的惯例则更加民主。哥萨克是全职劫掠者的后裔，他们惯于平均分配战利品，不过要给指挥官一份特殊奖赏。没有人能够确定，当哥萨克为皇帝效力时这一传统改变了多少。为了避免误解，勒文施特恩给了每个哥萨克100银法郎，并许诺把战利品带回柏林时再给每人同等的金额。他的下一个成功则是瞒骗并躲开附近由普连杰利（Prendel/Прендель）上校指挥的哥萨克袭击分队，普连杰利感到有迫切必要去帮助保护勒文施特恩的劫掠物，以避免可能会发生的可怕后果——法军夺回金库。
返回柏林后，勒文施特恩遭遇到了最危险的敌人——这座城市好斗的军事总督莱斯托克将军。在普鲁士正急需现款的时候，莱斯托克没理由允许这笔劫掠收入在他眼皮底下不上税。随后便是一场纵贯柏林的奇怪追逐与躲藏，总督努力尝试找到勒文施特恩的大车和车内的物品，但等到他发现大车的时候，勒文施特恩已经把他的战利品安全地隐藏起来了。勒文施特恩随后付出了相当数量的贿赂以消除可能的威胁，在回忆录中他补充说，旧相识们突然到处涌了出来，“对我而言，对我的朋友们有用是真正让人快乐的”。温岑格罗德的总监察长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的确是个老朋友，他记录说勒文施特恩运回的外国硬币数量极大，以致整个柏林地区的普鲁士塔勒都贬值了。根据勒文施特恩的回忆录判断，普鲁士首都最好的妓院和香槟酒店铺的生意也引人注目地增长了。[93]
与此同时，拿破仑正在进行他两次夺取柏林尝试中的第一次，此次的指挥官是乌迪诺元帅。拿破仑沉迷于攻占柏林的妄想，这是联军的幸事，即使他仅仅在贝纳多特军前方做出伪装，就可以把数量可观的部队调到其他地方。贝纳多特是最不可能发起一场大胆攻势的，因为他决心在渡过易北河并暴露于前任上司的突然反击下之前占据一个渡口要塞，他将会停下来围攻维滕贝格（Wittenberg）。拿破仑不仅起初命令乌迪诺向柏林进军，后来又命令奈伊做同样的事情，但他给他们的士兵人数太少、质量太低，因此无法完成预定的任务。拿破仑这么做部分是由于他鄙视普鲁士步兵，低估了他们在战场上的潜力。
乌迪诺拙劣地向前进发，于8月23日在大贝伦被比洛军击败。吉拉尔（Girard）将军指挥一个很强的师从维滕贝格出发增援乌迪诺，8月27日是联军开始从德累斯顿撤军的日子，这个师则恰好于当天在哈格尔贝格（Hagelberg）被歼灭。除了为弥补普军炮兵短缺而长期借给比洛军的俄军炮兵连之外，俄军并未参加大贝伦之战。温岑格罗德军位于联军保卫柏林的战线右翼，而乌迪诺则试图在左翼突破。会战早在俄军能够参战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法军指挥官前进时手下的各个纵队散得很开，以致无法互相支援，因此比洛和陶恩钦（Tauenzien）的两个普鲁士军不需要俄军帮助就足以将其击败。无论如何，是切尔内绍夫在哈格尔贝格会战中命令他的哥萨克突然杀入敌军后方使其陷入混乱的，他也为瓦解敌军做出了巨大贡献。[94]
法军向柏林的第二次推进是由奈伊元帅指挥的，结果于9月6日在登讷维茨会战中失败。法军又一次向由比洛和陶恩钦麾下普军所组成的联军左翼开进。和在大贝伦时一样，温岑格罗德军这次还是被部署在联军右翼，只有部分骑兵和炮兵参加了会战，即使他们也只是在最后阶段才投入战斗。没有人能够因此指责俄军，他们的部署和行动都严格遵照贝纳多特的命令。但王储的行为从那时起就成为被指责的目标，对拥有普鲁士—德意志民族主义信仰的史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另外，贝纳多特也有无数辩护者，包括可能对这场战局研究得最为出色的史学家，普鲁士总参谋部上校鲁道夫·冯·弗里德里希。[95]
贝纳多特的敌人争辩说，他对普军的支援太过缓慢，把脏活都留给普军，却把功劳归于他自己、瑞军和俄军。与之相反，他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可能通往柏林的路线有许多条，他只能将军队部署在保护这些路线的宽大正面上，并且一旦发觉奈伊正在朝比洛方向行进，他就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前去援救普鲁士人。他们也强调了俄军骑兵和步兵在会战最后阶段的巨大贡献，还争辩说即使比洛那时不得不退却，已经疲惫不堪的敌军也会落入俄军和瑞军口中。
没有人能够否认，普鲁士部队怀着巨大勇气进行了长达数个小时的战斗。比洛自己以指挥技艺、冷静和对时间的准确把握指导部下作战。国民后备军各团在战斗中的表现，要远比克莱斯特军的民兵一个星期前在库尔姆会战中的发挥出色。不容争辩的另一点是，即使普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普军士兵的勇气和毅力，法军指挥官的行为却也是法军失败的重要原因。尽管理论上普军兵力远少于法军，奈伊在实践中却从未将他的三个军成功集中到战场上来。这场仗打得相当令人眼熟。奈伊出现在战场北半部，他完全沉浸于附近的战斗中，丧失了对全局的把握。他召集整个乌迪诺军赶来增援，就此暴露了南翼雷尼耶的萨克森军，使其遭到挫败。乌迪诺因被罢免了总指挥的职务而深深感到受辱，他乐于促成继任者的失败，因此一言不发地服从了上司的愚蠢命令。比洛利用乌迪诺向北方前进的机会对雷尼耶的萨克森军发起反攻，此后不久俄军骑兵和骑炮兵冲入雷尼耶敞开的左翼，将失败转化为溃逃。伊万·利普兰季写道，击退动摇中的萨克森人的集中火力打击是他看到俄军炮兵在整场战争中所做出的最为专业的表现。[96]
圣彼得堡龙骑兵团是会战即将结束时攻入法军左翼的俄军骑兵单位之一，它的团史指出，俄军骑兵在拯救疲惫不堪的普军步兵、冲散法军炮兵、使敌军步兵惊慌失措逃跑和最终打垮一些敌军后卫的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撰写这部团史的卡缅斯基将军抱怨说，外国人从来不承认俄军做出的贡献，尽管他对会战的分析实际上和鲁道夫·冯·弗里德里希相差不大。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和撰写登讷维茨会战历史的普鲁士史学家一样怀有偏见。他在回忆录中荒诞地写道，胜利的“全部荣誉”都归于“贝纳多特的部署、俄军与瑞军炮兵的无畏和俄军骑兵的攻击”。虽然程度上要低得多，这一争执却与后来关于普军在滑铁卢角色的争论有相同之处，这是联合作战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正如俄国官方历史清楚表述的那样，普军在滑铁卢进行的战斗要远比俄军在登讷维茨艰苦。所有普鲁士和俄罗斯资料都同意的一点是，在一场全面追击就能摧毁奈伊所部的时候，贝纳多特却没能以足够的决心追击奈伊溃逃中的军队。[97]
即便没有遭到全面追击，奈伊所部的损失也非常严重。俄军估计他损失了多达18000人，其中13000人沦为战俘。由于后者多数是在骑兵追击溃逃法军时被一勺端起的，因此这一数字多少证明了俄军对胜利的贡献。总的来说，拿破仑在战争第一个月里损失了100000人和200多门炮，联军损失了仅仅50门炮和不多于85000名士兵。援军还在不断涌入联军行列之中，到10月初开始向莱比锡前进时，施瓦岑贝格已经弥补了奥军在德累斯顿所蒙受的全部损失，这些新兵的训练程度总体来说要比8月时的迈什科所部更好一些。俄军行列也被更多新来的后备军和出院的伤病员补得满满当当。尤为重要的是，俄军里还增加了本尼希森接近60000人的波兰军团。本尼希森手下的步兵的确几乎有一半是彼得·托尔斯泰伯爵带出来的民兵，他们事实上只能在围城战中发挥作用，但其余的步兵以及所有的骑兵与炮兵都是优良的部队。[98]
[1]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01，内塞尔罗德致亚历山大，1813年5月24日/6月5日，pp.236-7.W.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vol.2，Berlin，1878，梅特涅致施塔迪翁，1813年6月6日，pp.663-4；1813年6月8日，pp.664-5。
[2]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04，内塞尔罗德致利芬，6月2/14日，pp.246-9；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梅特涅致施塔迪翁，1813年7月30日，pp.680-81。
[3]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18，亚历山大给安施泰特的指示，1813年6月26日/7月8日，pp.283-92（引用部分来自p.286）。
[4]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07，内塞尔罗德致梅特涅，1813年6月7/19日，pp.257-8。
[5] E.Botzenhart（ed.），Freiherr vom Stein：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8 vols.，Berlin，1957-70，vol.4，施泰因致格奈泽瑙，1813年7月11日；致明斯特尔，1813年7月17日；致亚历山大，1813年7月18日，pp.372-81。
[6]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pp.402-5.
[7]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pp.405-8.
[8] R.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26，31；M.I.Bogdanovich，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2 vols.，St Petersburg，1863，vol.1，p.448.由卡米耶·鲁塞给出的数据（La Grande Armée de 1813，Paris，1871，p.180）是425000名士兵做好了战斗准备，其中365000人身处乌迪诺、奈伊和拿破仑的三个军团当中。在1813年8月，位于汉堡的达武和位于马格德堡的吉拉尔能够提供40000人用于向柏林推进。
[9]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33，348.
[10] N.S.Pestreikov，Istoriia leib gvardii Moskov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03，vol.1，pp.129-30.关于从雅罗斯拉夫尔团抽出的人员，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1098，fo.220。
[11] F.G.Popov，Istoriia 48-go pekhotnago Odesskago polka，2 vols.，Moscow，1911，vol.1，pp.119-27.
[1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1098，fos.177-94 and 271-391（雅罗斯拉夫尔团）；Delo 105，fos.194i-195ii（别洛斯托克团）；Delo 106，fos.111-13（库尔斯克团）。
[13] 所有信息都来自这两个团位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a 105 and 106的服役记录。在别洛斯托克团里，29名少尉、中尉和参谋上尉中有10人是下层出身。较高级军官和准尉中则没有此类出身的。
[14]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布勃纳致梅特涅，1813年8月9日，pp.684-6。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3，pp.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