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国的俄罗斯
对俄罗斯国家而言，18世纪是一个胜利时代。在彼得大帝在位（1689～1725年）之前，欧洲精英视俄国人为野蛮人、陌生人和无足轻重之辈。像奥斯曼人一样，他们被当作欧洲的局外人：和奥斯曼人不一样的是，俄罗斯人甚至都无法赢得源自恐惧的勉强尊重。然而，到彼得逝世时，欧洲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俄国在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中痛击瑞典，取代它成为欧洲东北部最为强大的国家。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当中，俄国给欧洲人的头脑里留下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它的军队占领了东普鲁士，多次在交战中击败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甚至短暂占领过柏林。是叶丽萨维塔（Elizabeth/Елизавета）女皇在1762年的逝世和她的继任者彼得三世戏剧性地改变了俄国政策，才使得普鲁士免于毁灭。[1]
其后便是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Екатерина II）在位时期（1762～1796年），在此期间俄国的领土、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大部分波兰联邦领土被并入俄国，此外纳入版图的还有现在被作为乌克兰南部和东部，但当时人称“新俄罗斯”的地方。在彼得治下成为波罗的海头号大国之后，俄国现在也开始主宰黑海，并让它的舰队驶入地中海。拓殖者们开始填充由叶卡捷琳娜征服的肥沃乌克兰草地。随着新俄罗斯经济迅猛发展，俄国未来的国力看似几乎无可限量。叶卡捷琳娜与她最著名的情人格里戈里·波将金计划恢复拜占庭帝国，让她的孙子康斯坦丁（Constantine/Константин）大公坐上皇位。这一计划野心勃勃又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同样具备这种特征的不仅是叶卡捷琳娜本人的生活，还有俄国在18世纪激动人心的崛起。[2]
这些胜利的影响之一就是令俄国精英们习惯于胜利，为他们培养了骄傲、自信与自大。或好或坏，这都对俄国在1812～1814年如何作战有所影响。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胜利强化了罗曼诺夫（Romanov/Романов）王朝和政府专制体制的合法性。俄国是瑞典和波兰宪政原则的强烈支持者，因为它了解瑞典和波兰君主国的弱点，认识到这会逐步削弱它的邻邦兼对手。在1768～1792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软弱的苏丹不能控制宫廷派系和行省总督。俄罗斯沙皇和奥斯曼苏丹都面临着过时的军事力量阻碍创建现代化欧式军队的挑战。这些团——俄国的射击军（strel’tsy/стрельцы）和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janissaries）——因为部署在首都，又和抵制一系列必要改革的政治、宗教保守团体有关联而愈加危险。彼得大帝在17世纪90年代毁灭了射击军。但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有一位奥斯曼苏丹拥有足够摧毁耶尼切里的权力和坚定信念。到那时为止，沙皇的国度早已在国力上超越了奥斯曼帝国。[3]
国家权力的基础是罗曼诺夫王朝与土地贵族间的政治同盟。俄国在这方面与其他四个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类似，它们也都是依靠王室与土地精英间的类似同盟关系。在每个案例当中，同盟关系都有其特殊之处。以英国为例，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贵族则是包括了金融和商贸精英在内的联盟中的高级合伙人。[4]
尽管四个欧陆大国在理论上都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但没有人会怀疑俄国皇帝的权力较之他的法国、奥地利乃至普鲁士同行更为绝对。他未经人民许可便能制订法律、征收赋税，俄国也没有法律保护哪怕最为高贵的贵族臣民免于他的专制冲动。与此相反的是，其他大国则有继承自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贵族议会和司法机构乃至有时包括君主本人及其亲属在内的社会精英道德风貌，来约束君主权力，在法国和奥地利尤其如此。其他因素也增强了俄国专制君主的权力。例如，在欧洲新教地区，此前庞大的天主教会地产已经在宗教改革中被没收，大部分最终落入贵族手中。在18世纪，欧洲天主教地区的大部分此类土地依然由教会掌握。然而，到18世纪60年代为止，俄国君主制政府已经查扣了东正教会的庞大财富，并将大部分此类财富纳入自己名下。这也是为何到18世纪90年代的所有农奴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并不属于私人地主，而是属于皇室的重要原因之一。[5]
专制君主的庞大专断权力是俄国政治与政府的日常现实。专制君主管理政府机构和贵族精英二者的方针与技巧是至关重要的。但俄国君主既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又是在某些方面受到严重制约的。即便是俄国的欧洲部分在面积上也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其他大国，而它的人口直到18世纪50年代才超过法国，到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年代按照欧洲标准依然是人口稀疏。陆上交通线相当原始，在春季和秋季会崩溃成无法通行的泥淖。国家的官僚机构不但规模较小，而且腐败无能。在1763年，俄国的国家官员人数仅仅略多于普鲁士，尽管后者的国土面积只有俄国欧洲部分的百分之一。普鲁士君主可以从诸多德意志大学里招募接受了法律和行政管理培训的官员，其中一些大学自中世纪起一直存续。当亚历山大在1801年登上俄国皇位时，俄国只有一座大学，而它是1755年在莫斯科创立的。在1775年的行省政府改革后，国家在乡村的行政管理有所加强，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新官员们都来自地方的乡绅地主，而且时常是由乡绅地主们推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时候都是在军队中服役若干年后才回乡结婚并继承小庄园的。因此，地方行政机构的扩张强化了君主政体和地主阶级间的互相依靠。
从一方面看，倘若不依靠地主，罗曼诺夫王朝便会一事无成，一位君主曾称地主为国家的无意识征税人和乡村的征兵代理人。倘若没有贵族在官僚机构中效力，特别是倘若没有贵族在军队中作为军官服役，那么国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但贵族们也十分需要国家。军官或官员职业是重要的收入补充来源。国家也为地主提供免遭农民反抗或暴动威胁的保障。在叶梅利扬·普加乔夫（Emelian Pugachev/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ёв）的领导下，哥萨克和农民于1773年在乌拉尔（Urals/Урал）地区发动了范围广大的起义，并一路沿伏尔加河（Volga/Волга）下游蔓延。成千上万的正规部队展开了好几个月的作战才将这一反叛平息下去，这场反叛让数以百计的贵族失去了性命，给精英阶层的意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一小部分（尽管其绝对数目依然很大）小贵族而言，军队乃至官僚机构都提供了跃升为贵族精英从而获得财富的渠道。18世纪的频繁战争为年轻的贵族们提供了许多证明自己的机会。
除了罗曼诺夫家族之外，18世纪俄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在这一时代主宰着宫廷、政府和军队，构成了帝国贵族精英的一小群家族。这些家族中有的历史比罗曼诺夫家族还要悠久，其他人的祖先起源则要晚近得多，但到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为止，这些人已经形成了单一的贵族精英阶层，他们之间以财富和婚姻网络抱团。他们的财富、社会地位和政府职位带来了庞大的能量。这些人的庇护人—受庇人网络遍布在俄国政府和武装力量当中。罗曼诺夫家族自身也来自这一贵族环境。是皇室地位后来让他们远远高于普通贵族，而君主们则决心保护自己的自主权，永远不让自己被任何贵族小圈子绑架。虽然如此，就像任何其他欧洲君主那样，他们视大贵族为天然盟友和伙伴，是运转良好社会的天然秩序与等级的屏障。
贵族们使用了许多诡诈手法以保持他们的权力。在18世纪，贵族们把自己的儿子早在童年时期就送入近卫军团。等到贵族家庭的小年轻长到二十多岁时，便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深”服役年数和近卫军的特权地位一跃进入普通部队各团上校之列。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帕维尔一世（Paul I/Павел I）在1796～1801年统治俄国，他终止了这一诡诈手段，但在1812～1814年担当俄军高位的许多贵族已经得益于此。更为重要的则是贵族们利用宫廷职位。尽管这些职位大体是荣誉性的，但它们让年轻贵族宫廷侍从（Kammerjunker/Камер-юнкер）和宫廷侍从官（Kammerherr/Камергер）能够转入政府中的所谓同一品级高位。
在18世纪欧洲的大背景下，这并不是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年轻的英国贵族们用金钱开路，在军中各个等级间快速攀升[6]，依靠他们父辈的口袋选区进入下议院，有时还会年纪轻轻便继承上议院席位。和英国贵族不一样，俄国贵族无法凭借对下议院的主宰控制政府。不过，若是一位俄国君主施政拙劣或过度惹恼了彼得堡精英，他也有可能被推翻和被谋杀。帕维尔一世曾经评论说，俄国国内除了能够与皇帝交谈的人之外，根本就没有显贵（Grands Seigneurs），而且就连那些人的显贵地位也只能在皇帝屈尊与其谈话时维持。他的话对了一半：与他们在伦敦或维也纳的同类相比，俄国显贵更附庸于皇权，自主程度更低。但他也错了一半，在1801年由于这一误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帕维尔的专断行为激怒的俄国贵族们，在彼得堡督军彼得·冯·德·帕伦的率领下将其谋杀。
俄国贵族和乡绅构成了帝国的统治精英与军官团核心。但罗曼诺夫家族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他们使自己与帝国的非俄罗斯贵族结为同盟，将他们纳入朝廷和军队。最为成功的非俄罗斯贵族是波罗的海行省的德意志地主阶级。根据一份保守估计，1812年所有俄军将领中有7%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波罗的海人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得益于路德宗教会和18世纪北欧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教育程度要远优于普通的俄国外省贵族。[7]
在那个时代，帝国由多种多样的外来精英统治实在极为平常。在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期，它的统治精英阶层是由改宗的基督徒奴隶组成的。清帝国和莫卧儿（Mughal）帝国分别是由来自中国和次大陆边界以外的精英统治的。根据上述标准，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已经是非常俄罗斯化了。即便根据欧洲标准，俄罗斯国家的状况也并非独一无二。奥地利帝国的许多重要军人和国务活动家来自哈布斯堡的领土之外。普鲁士在1812～1814年三位最伟大的英雄——布吕歇尔、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都并非生为普鲁士臣民，也都不是在普军中开始军事生涯。
当然，俄军中的外来者人数可能确实要多于奥军和普军。欧洲移民在彼得堡的地位也要比在柏林或维也纳更为突出。在18世纪里，有许多欧洲军人和官员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和职业前景转而为俄国效力。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逃离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统治的流亡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最重要的是，欧洲移民填补了由于俄国职业教育或职业中产阶级发展缓慢造成的空缺。职业医生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即便到了1812年，俄军当中的医生人数也只有800出头，其中许多人是德裔。军事工程师也面临短缺。18世纪时的俄国工程兵是炮兵的小兄弟，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尽管他们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获得了独立，但受过训练的工兵军官数量依然太少，而他们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范围又极其广阔，因而俄国依然在寻找能够被吸引到俄军来的外国专家。在1812年战争前夕，最为资深的两位俄国军事工程师分别是荷兰人彼得·凡·叙赫特伦（Peter van Suchtelen）和德意志人卡尔·奥珀曼（Karl Oppermann）。[8]
更为重要的外国人巢穴则是为军队提供总参谋部军官的军需总监部门。在博罗季诺会战当中，“俄国”参谋里有几乎1/5的人连沙皇的臣民都不是，只有不到一半人拥有斯拉夫姓氏。总参谋部一定程度上源自制图局，那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部门，对工作人员的数学能力要求相当高。这一点确保了它里面充斥着外国人和非俄罗斯人。随着军队在拿破仑时代规模膨胀，变得更为复杂，参谋机关的作用变得相当关键。让许多俄国人感到越发憎恶的是，他们的参谋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有非俄罗斯族的姓名。除此之外，拿破仑在1812年的入侵引发了俄国的排外主义浪潮，这一浪潮有时会针对俄军中的“外国人”，这一用语并未对真正的外国人和并非俄罗斯族的沙皇臣民做出多少区分。然而，倘若没有非俄罗斯人参谋，帝国是永远无法在1812～1814年取得胜利的。此外，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完全忠于俄罗斯国家，他们的家庭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融入俄罗斯社会。这些外国工程师和参谋也协助培养了日后取代他们地位的新一代年轻俄罗斯人军官。[9]
就像其他大国一样，对沙皇俄国而言，拿破仑时代的巨大挑战在于为战争动员资源。有四个关键要素可以被描述为俄罗斯实力的源泉。[10]它们是人员、马匹、军事工业和财政。除非了解到上述四个要素中每个要素的基本优势与局限，不然就无法理解俄国怎样进行这些战争，也无法领会到它为何取得胜利。
对任何国家而言，人力都是最明确的资源。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7年逝世时，俄罗斯帝国的人口大约是4000万。与之相比，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拥有2900万臣民，同时期的哈布斯堡属地则有大约2200万居民。就算到了1806年，普鲁士人口也只有1070万。联合王国的人口介于普鲁士和更为庞大的欧陆大国之间。包括爱尔兰人在内，1815年的联合王国人口大约是1500万人，不过印度的人力也正在成为英国全球力量中的一个因素。因此，俄国的人口数量根据欧洲标准是很庞大的，但它并不比旧制度的对手们大太多，还要远小于拿破仑控制的人力资源。法兰西帝国，或者说由巴黎直接统治的全部领土，在1812年拥有4370万人口。但拿破仑还是拥有650万人口的意大利王国国王、拥有1400万居民的莱茵同盟（Rheinbund）保护人。他还可以掌握其他一些领土：从俄国角度而言，最显著的就是华沙大公国，它的380万人口为1812～1814年的战争努力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简单地列出上述数字，就多少反映出了俄国在那些年里面临的挑战状况。[11]
从国家层面而言，动员俄国人口的优点在于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价格低廉。威灵顿军中列兵的生活与王公相去甚远，但即便俄军以银戈比计饷，英军列兵的年收入也是他们俄军同行的11倍之多。实际上，1812年的俄军列兵更有可能拿到贬值的纸卢布，其实际价值仅有票面价值的1/4。由于时常弄不清楚摘引材料中的俄国卢布究竟是纸卢布还是银卢布，对价格和收入的比较总是问题丛生的，而且俄国的生活成本无论如何都和其他国家相去甚远，其差异之大尤以英国为甚。更为现实主义的比较则是这样的事实，即便在和平时期，英军士兵除了面包之外，还可以拿到米、肉、豌豆和奶酪。而俄军列兵拿到的只有面粉和谷粒，尽管他们在战时还可以得到肉和伏特加的补充。士兵们把拿到的谷粒煮成麦片粥，这就是他们的日常主食。[12]
俄军的团有时拿到的也不是制服和军靴，而是衣料和皮革，以此自行制作衣服和鞋子。火药、铅和纸也被分发到各个团里，让他们自己制成弹药。国家能够动用的免费劳力也不仅是士兵。一小部分征募人员并没有被送进军队，而是被派到了矿山。更为重要的是，当彼得大帝第一次建立作为俄国军事工业基础的钢铁工场时，他将若干个村庄永久性地整体分配给工场劳作。他在建立一些为军队提供衣料的纺织工场时也是如此。分配给工场的劳动力总是要更为廉价，因为工人的家属依然保有农地，政府期望他们以此自给自足。[13]
只要整个欧洲的军队都是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俄国的军事体系就能在竞争中发挥出色。按照年度征召新兵的系统让俄军成为欧洲最庞大也最廉价的军队，与此同时却没有给人民施加不可承受的负担。然而在1793～1815年，法国和普鲁士相继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给俄国军事体系的长期生命力打上了问号。革命中的法国开始普遍征召整个“年龄阶层”的年轻人，希望一旦战争结束便让他们作为崭新共和国的公民重回平民生活。1798年时，所谓的《茹尔当法令》[14]确立了6年兵役制，从而将这一制度固定下来。在一段有限时间内征召整个年龄阶层的国家可以投入比俄国更多的军队，它日后也将拥有由依然相对年轻的退役士兵们组成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如果俄国试图效法这一制度，它的军队就不再是国家内部的独立集团，整个沙皇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也将发生改变。公民军队是与基于农奴制的社会极不相容的。军队在镇压内部叛乱时会比之前更不可靠。贵族地主会面临这样的前景：成群回到乡村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农奴（要是现存法律依然有效的话），而且接受过军事训练。[15]
事实上，拿破仑的挑战来得太快，去得也太快，以致无法让这一威胁完全成为现实。临时的应急措施就足以克服危机。在1807年以及1812～1814年，虽然政府领导人中有人担忧民兵在军事上无用，反而可能转变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但政府还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只需在作战期间服役的民兵。当组织民兵的主张于1806～1807年冬季首次被提交讨论时，亚历山大资历最深的顾问之一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洛普欣（I. V. Lopukhin/И. В. Лопухин）公爵便如此警告，“在当下的俄国，削弱（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关系纽带是比外国入侵更加危险的事情”。皇帝愿意冒这种风险，他的判断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大量增加正规军和召集民兵对俄国人力进行动员，就足以击败拿破仑，并不需要对俄国政治秩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16]
作为军事资源，马的重要性仅次于人，而俄国在马匹资源方面拥有超出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自然馈赠。俄国南部和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分布着无数的马群。这些马匹体格健壮、行动敏捷、适应性极强。此外它们也相当便宜。一位研究俄国马匹产业的历史学家称这些草原马是“巨大且取之不尽的储备资源”。最接近纯粹草原马的俄军骑兵马匹出现在它的哥萨克、巴什基尔和卡尔梅克非正规骑兵团里。顿河（Don/Дон）哥萨克马其貌不扬、体格矮小、行动快速、易于操纵。它可以在恶劣天气中的崎岖地形里，只携带最低限度的饲料连续数日长距离行进，这种方式对正规骑兵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本土上的哥萨克马总是被放养出去吃草的。在冬季，哥萨克马会用前蹄挖出浅沟，寻找藏在冰雪下的草根和草叶。哥萨克在从军时自行携带马匹，不过1812～1814年政府会为在作战中丢失的马匹提供补偿。哥萨克是极为出色的侦察兵，即便身处黑夜中也能够在任何地形上找到道路，哥萨克还让俄军轻骑兵免于从事让其他军队里的同行们疲惫不堪的勤务，但是俄军骠骑兵团、枪骑兵团和猎骑兵团自身也拥有强壮、坚韧、廉价又快速的马匹，它们也混有相当程度的草原马血统。[17]
从传统上看，中型马（供应龙骑兵）和重型马（供应胸甲骑兵）是大得多的问题。事实上，在七年战争前夕，俄国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胸甲骑兵团，甚至连龙骑兵团状况也非常糟糕。然而截至1812年，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首先是因为俄国的马场产业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急剧扩张。截至1800年，俄国共有250个私有马场，它们几乎都是在过去40年中创立的。这些马场提供了一些龙骑兵战马和大部分胸甲骑兵战马。在1812～1814年与俄军一同作战的英国军官们赞同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爵士的观点：俄军重骑兵“无疑十分出色”。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爵士写道，俄军重骑兵的“战马是无与伦比的体格、力量、活力、坚韧的结合；既有英国挽马的块头，又有绝不粗劣的血统，而且性格极为和顺，自然而然地使其便于管理，还得到了最佳的梳刷装饰”。[18]
要是说俄军胸甲骑兵的战马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它太过昂贵了——至少在亚历山大一世眼中是这样。就连重骑兵战马的官方价格都高达骠骑兵战马的两倍半，近卫胸甲骑兵——换言之就是禁卫骑兵团和骑马禁军团——的马匹花费自然更是远多于此。胸甲骑兵战马的饲育与养护开支也要比轻骑兵战马昂贵，而且作为体型较大的马匹，它们通常在耐力和韧性上也有所欠缺。因为它们来自马场，所以补充这类马匹也要困难得多。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俄军胸甲骑兵在1813～1814年时常被留作预备队，参战次数颇为有限。有一回某个奥地利将军动用俄军胸甲骑兵从事前哨勤务，让他们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亚历山大因此大发雷霆。[19]
俄国军工业通常可以仰赖国内的原材料资源，不过也存在一些关键性的例外。俄国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硝石和铅，1807～1812年，当大陆封锁体系令俄国海外贸易难有作为时，铅就成了军工方面一个昂贵而危险的弱点。军队制服所需的羊毛也是个问题，因为俄国只能生产军队所需总量的4/5。随着军队规模在1807年后膨胀起来，俄国也没有足够的毛纺工场满足军事需求。然而真正至关重要的原材料是铁、铜和木材，而俄国拥有充足的此类资源。亚历山大在位之初，俄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铁国，在铜产量方面也仅次于英国。彼得大帝曾在欧洲与西伯利亚边界上的乌拉尔地区建立了俄国的第一批大型钢铁工场，以此开发当地丰富的铁矿和木材资源。尽管俄国的金属冶炼技术已经开始远远落后于英国，它却依然能够满足1807～1814年的军事需求。俄国的主要武器生产中心位于彼得堡和坐落在莫斯科以南194公里的图拉（Tula/Тула）城，乌拉尔地区和那里相距甚远，但效率相当高的水路运输却将这三个地区连接了起来。虽然如此，任何在乌拉尔地区生产的武器或弹药都不可能在一年之内运抵部署在俄国西部边境的军队。[20]
武器生产可以分成两大类：火炮和手持武器。绝大部分俄国铁炮都是在位于彼得堡东北面的奥洛涅茨（Olonets/Олонец）省彼得罗扎沃茨克（Petrozavodsk/Петрозаводск）小镇的亚历山大火炮工兵工场生产的。它们主要被指定用于防守要塞和攻城。大部分野战火炮来自圣彼得堡兵工场：它在1803～1818年生产了1255门新炮。这两座工场都采用了最新的生产技术。彼得堡兵工场在1811年引进了一台蒸汽动力发生器，以此驱动所有的车床和钻探器械。还有一小部分火炮在位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交界处附近拥有庞大仓库和工场的布良斯克（Briansk/Брянск）进行生产和维修。当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Aleksei Arakcheev/Алексей Аракчеев）针对炮兵的改革于1805年完成后，俄国的火炮与炮车也跻身世界最佳之列。改革削减了火炮的种类数目，对装备进行了标准化和轻量化，也仔细思索了如何让武器和装备与它们计划完成的战术任务相适应。唯一可能的缺点是俄国榴弹炮，它所能抬高的仰角不及法国型号，因此在与法国榴弹炮对决时不一定总能打到目标。另外，得益于炮车的轻巧和马匹的质量，1812～1814年俄军骑炮兵表现得最为机动灵活。[21]
至于手持枪械，状况就远没有那么乐观了。步枪在三个地方生产：邻近乌拉尔的维亚特卡（Viatka/Вятка）省伊热夫斯克（Izhevsk/Ижевск）工场在1812～1814年生产了大约10%的各类枪械；距离彼得堡35公里的谢斯特罗列茨克（Sestroretsk/Сестрорецк）工场生产的比前者还少，不过谢斯特罗列茨克在修理现有兵器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因此，图拉城是1812～1814年最为重要的步枪来源。[22]
图拉国营兵工场是彼得大帝于1712年建立的，但生产任务则由兵工场和私人作坊分担。1812年时，尽管国营工场生产了大部分新枪，6位私人承包商也提供了相当多的步枪，然而，这些承包商并没有自己的工场。他们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己相对较小的工坊满足国家订单需求，但是大部分工作被分包给了许多在家工作的手工业者和工匠。战争部抱怨此举浪费了时间、运力和燃料。然而国营工场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把小作坊凑在一起，其生产过程时常纯粹依赖手工。劳动力被分成五个行当，每个行当负责一部分生产任务（枪管、木枪托、击发装置、白刃兵器、其他所有步枪部件）。制造枪膛是生产过程中最复杂的部分，也造成了最大的延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熟练劳动力。
工场和私人工坊里的最大问题都是技术过时和加工机械不足。蒸汽动力机器直到拿破仑战争末期才被引进，而且此举无论如何都被证明是个失败选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需要在图拉地区价格极其昂贵的木柴充当燃料。水力是传统的动力来源，图拉兵工场于1813年引进了有效得多的机器，大大减少了对水的消耗，让水力机器传动生产能够持续整周运转。然而即便这种机器被引进之后，缺水依然意味着在春季时会有若干周没有动力。同年还引进了用于给步枪钻膛的机械传动钻头：此前这一工作需要500人以手工方式完成，是对生产的严重制约。一位曾经参观过英国类似工场的俄国观察家注意到，英国工场在每个生产步骤中都采用了适当的加工机械。而在图拉状况却与此相反，许多专门工具是弄不到的，榔头和钻头尤其如此，弄到优良的铁制加工机械更是几乎不可能。俄国工匠有时候只能使用刨子和凿子。[23]
考虑到它所面临的问题，俄国军工业在拿破仑时代上演了奇迹。尽管俄国武装力量在那些年急剧扩张，1812～1814年的武器损失也相当大，但绝大部分俄国士兵依然拿到了枪支，而且大部分枪支都是在图拉生产的。这些步枪的花费只有它们的英国同类的1/4。另外，倘若没有1812～1813年从英国进口的101000支步枪，俄国也不可能武装在1813年增援野战军的后备部队单位。此外，俄国加工机械的问题，以及对生产速度和数量的庞大压力也让其中一些步枪不可避免地不合标准。例如，一份英国资料就对1808年的图拉步枪质量进行了严厉批评。另外，法国针对步枪击发装置进行的一次测试却得出结论，俄国型号的步枪多少要比他们自己的步枪更可靠，尽管还是远远比不上英国和奥地利步枪。基本的一点是，那个年代的所有欧洲步枪都是完全不可靠且不完美的兵器。俄国步枪无疑要比英国步枪差，或许也时常会劣于其他主要军队的步枪。尽管俄国军工业在1812～1814年实现了宏大的生产规模，但它依然无法提供足够的新式步枪，确保一个营里的所有士兵都拥有同一型号、同一口径的枪支。不过这是所有欧陆军队要共同面临的问题，俄国只不过再次成为一个极端案例而已。[24]
也许枪支的质量对俄军战术确实有所影响。可能只有持乐观态度的俄国将领会认为，装备了此类武器的士兵能够效法威灵顿的步兵列成两列横队，以射击打退推进中的敌军纵队。[25]俄军之所以拥有欧洲军队中最大的火炮—步兵比例，并以庞大火炮数量支援步兵以密集队形作战，步枪的缺陷可能也是一个额外因素。然而，尽管俄国步枪的缺陷可能影响到军队的作战方式，它们却必然没有削弱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拿破仑时代距离克里米亚战争依然十分遥远，那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改变武器装备，英国和法国的线膛化步枪相对于俄国滑膛枪的优势让俄国步兵几乎无法生存。
俄国力量中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素是财政，换言之就是岁入。在18世纪的欧洲，作为一个大国的代价十分昂贵，每当发生战争，开支就要进一步升级。军事开支不仅会导致国家发生财政危机，还会在国内引发政治危机。最著名的案例便是，法国的波旁（Bourbon）政权由于介入美国独立战争花费巨大，导致国家破产，最终引发了1789年的政权崩溃。经济危机也削弱了其他大国。例如，在七年战争当中，经济危机迫使哈布斯堡帝国逐步削减军队规模。
财政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影响延续到了拿破仑时代。1805～1806年，缺乏维持军队动员并使其对拿破仑持续构成威胁所需的资金破坏了普鲁士的政策。与之类似的是，奥地利在1809年也因为国家无法负担现有军事开支水准，面临着要么立即与拿破仑作战，要么就削减军队规模的抉择。奥地利人选择了战斗，接着被击败，随后背上了令其在此后若干年里军事潜能大为削弱的战争赔偿。更为沉重的破坏性战争赔偿则在1807年被施加到了普鲁士头上。俄国在1789年的债务水平要高于奥地利和普鲁士。1798～1814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加了债务。和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不一样，俄国在1807年被拿破仑击败后不用支付赔款。然而，要是它在1812年战败，状况就将大有不同。
即便没有战争赔款的负担，俄国依然在1807～1814年遭遇了财政危机。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场战争（1768～1774年）起，年度支出就经常性地超过了岁入。国家起初以向荷兰银行家贷款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赤字。但这一方式到18世纪末就不可能再持续了：利息支出已经成了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不管怎样荷兰都已经被法国占领，它的金融市场也对其他大国封闭了。即便在1800年之前，财政亏空就要靠印发纸卢布来弥补。到1796年时，纸卢布的实际价值只相当于同等票面价值银卢布的2/3。1805年后的持续战争导致开支骤增。应付开支的唯一方法就是印发越来越多的纸卢布。到1812年时，纸卢布的实际价值大约只相当于“真实”（亦即银卢布）币值的1/4。通货膨胀导致国家开支激增，其中武器、装备和军队给养的开支也占了相当重要的部分。让岁入迅速增长到足以抵销开支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财政部则时刻生活在对通货膨胀失控和纸币信用全面崩溃的恐惧之中。即便没有这一点，对贬值中纸币的依赖也给俄军在国外的行动能力带来了严重风险。有些食物和装备需要在战区购买，在盟国领土上作战时尤其如此，但是没有外国人愿意以货物和服务交换纸卢布。[26]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6年去世时，俄国的岁入为7300万卢布，或者说1170万英镑；如果将征收费用考虑在内的话，它将降低到893万英镑，倘若考虑到纸卢布贬值因素的话，实际收入还会进一步降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岁入也处于同一级别：以1800年为例，普鲁士的总收入是865万英镑；奥地利在1788年的总收入是875万英镑。即便在法国财政处于深度危机的1789年，法国王室岁入依然高达47500万法郎，或者说1900万英镑，这要比上述国家高得多。英国再次处于另一个级别：1797～1799年开征的新税将它的岁入从2300万英镑提高到3500万英镑。[27]
纵然如此，俄国仍然保持着可畏大国的地位，这是因为在欧洲范围内对岁入进行粗略比较的错漏之处很多。此外，正如我们在这一章中看到的那样，俄国境内的所有重要军事资源价格都要远低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即便在和平时期，国家都很少为某些服务与货物付款。它甚至还让大部分军队在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里驻扎到各个村庄，成功地把供养军队的部分费用丢给了农民。1812年时的大规模征用乃至更大规模的志愿捐献将这一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俄国之所以能够在18世纪以有限的代价取得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几乎都是在敌国领土上作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由别国负担战争开支。这在1813～1814年再次发生了。[28]
1812～1814年，俄罗斯帝国几乎将自己权力肌腱的每一部分都尽力使用到接近断裂的程度，惊险地击败了拿破仑。即便如此，如果俄国仅仅是依靠自身也还是永远无法摧毁拿破仑帝国的。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欧洲大同盟。创建、维持并在某种程度上领导这个大同盟是亚历山大一世最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面前的道路上横亘着许多障碍。如果想理解为何会有这些障碍、这些困难又是怎样被克服的，就需要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运作方式有所了解。[29]
在18世纪下半叶，欧洲拥有五个大国。这五个大国当中，英法两国是根深蒂固的死敌，普奥两国也是如此。俄国则是其中唯一没有仇敌的，这一点对它极其有利。总的来说，俄国在英法冲突中站在英国一边。这首先是因为，法国在传统上是瑞典、波兰、奥斯曼帝国的庇护者，而这些国家是俄国的近邻兼对头。英国也是俄国货物的最大出口市场。虽然如此，英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有时也会陷入紧张状态。和其他欧洲人一样，俄国人也因英国在战时对中立国贸易进行的严厉打击而深感不满，在英国海权处于最低点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俄国领导波罗的海国家结为同盟，捍卫中立国权利。1787～1791年，法国的内部危机似乎削弱了它的实力，从而让英国外交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恰恰是这个时候，俄罗斯军队正在粉碎奥斯曼军队，向巴尔干纵深挺进。维多利亚时代英俄争夺亚洲主导权的“大博弈”阴影首次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任首相的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扮演了对抗俄国的土耳其拯救者的角色，还试图迫使叶卡捷琳娜二世放弃她的一部分征服果实，尽管这最终并未获得成功。此后不久，法国的扩张就把这些考虑推到了一边，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事情也只是欧洲外交的边角料而已。彼得堡的人们却没有忘记皮特的努力。[30]
对俄国而言更有用的是奥地利与普鲁士间的对抗。哈布斯堡王室和霍亨佐伦王室从七年战争中学到的教训是：它们的安全依赖于俄国的善意，未来的扩张就更不用说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精明地拍卖俄国的支持。在18世纪70年代，她已经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俄国通过打击奥斯曼帝国、向南扩张可以得到最大的收益。就这样的方针而言，奥地利要比普鲁士更有用。女皇因此礼貌地允许维也纳赢得她的拍卖。奥地利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788年，他们发现自己被迫卷入了一场针对奥斯曼人的战争，那场战争符合俄国的利益，却于奥地利无益。
早在拿破仑时代，许多在1914年让奥地利向俄罗斯开战的问题就导致两个帝国之间关系紧张。这首先是奥地利对越发增长的俄罗斯势力的忧虑。例如，到18世纪90年代为止，俄国海军不仅主宰了黑海，一支强大的分舰队还在亚得里亚海上，也就是奥地利的后院里活动。在1768～1812年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三场战争中，俄国军队占领了今天的罗马尼亚。俄国很有可能吞并这块领土，而这对奥地利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巴尔干的基督徒人口中，俄国的强大势力和在他们的奥斯曼领主身上取得的多次胜利令许多人转而拥护俄国。此外，这些基督徒是与俄国人一样的东正教徒。1804～1812年塞尔维亚人发起了对奥斯曼统治者的反抗，希望俄国人向他们提供援助。俄国外交官们此时的举动令研究1914年之前俄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们倍感熟悉，他们既希望塞尔维亚人成为忠实的代理人，又担心塞尔维亚的野心会把俄国拖进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灾难性冲突之中。从奥地利角度而言更糟糕的是，在哈布斯堡治下的东正教臣民中，倾向俄国的人口数量也日益增加，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在18世纪下半叶移民到了南俄和乌克兰的草原上。[31]
较之其他任何欧洲大国，俄国起初不怎么关注法国大革命和法国随后的扩张。叶卡捷琳娜不喜欢革命，把少数几个俄国异议分子投入牢狱。她粉碎了波兰的“雅各宾主义”，用这个好借口摧毁了波兰国家地位的最后残余。然而，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害怕在俄国发生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俄国没有“第三等级”，就算勉强认为这一等级存在，那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多数来自外国，接受政府的雇用。除了少数个例之外，俄国商人和工匠多数依然十分传统，他们在心态上是东正教徒，就效忠对象而言是君主主义者。启蒙的民意依然为贵族所垄断，它视君主政体为俄国最开明的力量，期望它将整个帝国现代化并欧洲化。在产生了普加乔夫的土地上，对每个受过教育或拥有一定财产的俄国人来说，任何群众革命的想法都是诅咒。[32]
至于法国的领土扩张，俄国起初也可以秉持相对放松的看法。法国位于欧洲的另一端，它需要扩张相当一段距离才能威胁到俄国利益。与此相反，法国军队只要稍作推进，就能够迅速进入莱茵兰和比利时，从而触及哈布斯堡帝国和英国的根本利益。当英国、法国、奥地利（甚至可能加上普鲁士）在欧洲另一端卷入战争时，俄国就没有必要担心它的国家安全，可以满怀信心地追求它的国家利益——波兰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33]
到18世纪90年代末时，俄国就不能再感到如此放松了。法国事实上吞并了莱茵兰、瑞士、尼德兰以及意大利的一部分，这令俄国对法国的势力越发感到担忧。当法国将注意力转移到东地中海乃至奥斯曼治下的埃及时，帕维尔一世就多少有理由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了。不过他加入同盟的方式却表明，他视俄国为战争辅助力量，一线作战国家则是奥地利和英国。此外，俄军参战不到一年，帕维尔就同他的盟国失和了。到他统治的最后一年里，帕维尔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俄国退出了同盟，禁止了与英国的一切贸易，领头建立了保护中立国家海洋权利的新同盟，甚至派出一支哥萨克部队准备对印度发起不切实际的远征。当帕维尔于1801年3月被暗杀时，就其主要意图而言，俄国已经与法国结为同盟，协助其对抗英国。
新任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立刻恢复了与英国的良好关系，然而他最初优先考虑的主要是避开国际纠葛，让自己全心投入内部改革当中。俄法间的关系要到1804年才开始再次滑向战争。两国会再次开战的主要原因是，让俄国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地缘政治关切再次出现，而且轮廓比上次更加清晰。那时的法国要比1798年时的法国强大得多。在法国的压力之下，神圣罗马帝国已告解体，德意志的格局也在未曾考虑俄国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了重新安排。拿破仑在1804年宣布自己为意大利国王，他通过此举不仅坚持了对意大利半岛的主宰权，还为法国向东地中海、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扩张建立了强大的基地。在这些基本关注之外，在亚历山大岳父的领土上，拿破仑绑架流亡的法国王室远支成员昂吉安（Enghien）公爵，后来又将其处决的做法，也为开战增加了道德义愤因素。许多法国保王党流亡者生活在彼得堡，俄国贵族们视谋杀昂吉安为拿破仑真正继承了雅各宾恐怖的证明。亚历山大本人的正统主义者成色要比那些彼得堡显贵低得多，但是拿破仑对昂吉安的所作所为，绝非法国领导人蔑视国际条约与规则的仅有案例。[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