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比锡会战
登讷维茨会战标志着秋季战局第一阶段的结束，9月的剩余时间则属于间歇期。秋季战局的第二阶段，即决定性阶段在10月初开始，最终以莱比锡会战结束。拿破仑原本有可能在9月打破僵局，随后按照习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敌人身上。然而他的战略处境，尤其是他的损失使得这无法实现。在秋季战局之初，拿破仑曾经希望指挥他的近卫军和后备军北上攻击柏林，来给联军毁灭性的一击。这样的举动现在看来已经不可想象了：监视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就已经让他腾不出人手。拿破仑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麦克唐纳所部的秩序，并试图向布吕歇尔方向前进。但后者只是向后撤退，赌拿破仑不敢一路追过萨克森东部和西里西亚，因为这样就会把德累斯顿让给施瓦岑贝格。
拿破仑在9月中旬沿着特普利茨大道南进，怀着击败联军主力军团的目标深入厄尔士山脉之中。无论如何，追击施瓦岑贝格的强大军团和试图深入波希米亚迫使其展开会战是不可能成功的。施瓦岑贝格可以找到足够多的良好防御阵地，与此同时，拿破仑与后方的交通线也会在蜂拥而至的联军骑兵面前变得十分脆弱，而布吕歇尔甚至贝纳多特也将出现在德累斯顿城门前，摧毁他的萨克森基地。到目前为止，除非拿破仑决心放弃德意志中部，他唯一实际的选择就是等待联军入侵萨克森，而后努力利用他们的错误。
主动权落入了联军手中。然而，只有当波希米亚军团再次越过厄尔士山脉时，联军才有可能发动对萨克森的入侵，但施瓦岑贝格还不愿意再次尝试。这部分是由于他需要时间接收并训练奥地利军队，以便补充德累斯顿会战留下的部队空缺。在8月底越过群山的混乱撤退中，联军丢失了许多大车和更多的物资与弹药。在计划发动一场新攻势之前，这些损失也需要得到弥补。许多马匹也在山路的烂泥和石子里，尤其是在进入特普利茨河谷的陡峭斜坡上失去了马蹄铁。在1813年9月，波希米亚的马蹄铁供应极为短缺，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运补充。
总体而言，对波希米亚北部的联军部队进行补给是相当困难的，这也导致奥军、俄军和普军之间产生了许多分歧。奥地利人指责俄罗斯人的劫掠行为，俄罗斯人则回复说，原本两国政府间的协定已经包含了俄军驻扎在奥地利境内时的维持费用，而奥地利人不能根据这一协定养活俄军部队，所以俄军不得不去自行搜寻食物。坎克林后来说，奥俄协定理论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唯一的替代方法是利用私人承包商，而这要昂贵得多。但奥地利人却没能有效履行协定条款。最后，一个部分解决补给问题的办法是把许多骑兵移到饲料充足的波希米亚中部地区，让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联军做好恢复进攻的准备为止。[1]
战略考量也延迟了联军的军事行动。8月下旬发生的近乎灾难的事件，证实了奥地利人对沿着横穿厄尔士山脉的道路前进的危险性的恐惧，它也为奥地利人对拿破仑会利用联军深入厄尔士山脉的时机攻入（波希米亚军团）右翼和波希米亚后方的担忧提供了充分的证明。除非施瓦岑贝格确信，他已经对此类威胁采取了良好的防范措施，否则他便不会向萨克森前进。若米尼在9月3日撰写的一份备忘录对该问题做了详尽阐述。主力军团需要至少170000兵力才能攻入萨克森，而其中必须有20000人监视德累斯顿方向。拿破仑曾计划从德累斯顿以南的易北河一线发起攻击，而旺达姆事实上在8月进行过此类尝试，但联军主力军团将不能同时在这一线投入足够兵力进行防御。若米尼的解决方案得到了施瓦岑贝格的欣赏，也被三国君主批准：布吕歇尔军团必须向波希米亚进军，以便在主力军团进入厄尔士山脉向前推进期间保护它的右翼。要是拿破仑并未在右翼构成威胁，西里西亚军团可以自行沿着特普利茨大道向德累斯顿及其他地区推进，加入对萨克森的入侵。[2]
登讷维茨的胜利和援军赶赴波希米亚军团改变了若米尼方案中的一些数字，但并未调整方案的战略核心。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布吕歇尔极不愿意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仅仅成为施瓦岑贝格麾下笨重军队的一部分。他致信克内泽贝克，内容如下：为了“共同利益，不要让我（的军团）和主力军团合为一体；这么庞大的一群人在那种地形条件下能做成什么事？”另一封布吕歇尔书信由格奈泽瑙起草，标明日期为9月11日，直接传给了亚历山大。这封信强调，如果布吕歇尔远离贝纳多特转而进军波希米亚，会给贝纳多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9月6日的会战（即登讷维茨会战）肯定已经改变了该战区的战线，但是假若瑞典王储发现西里西亚军团正在远离他，他就可能有充分理由陷入毫无动作的状态。”[3]
在写下上述得体的语句时，写信人需要谨慎从事。和这封信一起抵达亚历山大与弗里德里希·威廉那里的还有布吕歇尔的优秀参谋，吕勒·冯·利林贝格（Rühle von Lilienberg），以便将布吕歇尔的观点口头表述给他们。吕勒强调了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的看法，“只要王储被独立部署在一个单独战区里，由于他的政治立场，我们就无法期待他采取任何行动”。书信和口头请求的联合力量说服了君主们，也对战役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布吕歇尔被允许继续独立作战，并准备跨过易北河与贝纳多特会合。内塞尔罗德致信波佐，让他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确保王储与联军保持一致。与此同时，本尼希森的波兰军团将改变原来穿越西里西亚的行军路线，转而南下波希米亚，保护施瓦岑贝格的右翼和后方。[4]
亚历山大在9月13日致信布吕歇尔，告诉他冯·德姆·克内泽贝克将军正带着指令赶往他那里，在制订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计划时，这些指令将给予布吕歇尔广阔的回旋余地。他同一天还写信给本尼希森，命令他向波希米亚进军。皇帝直白地告诉本尼希森，“我认为让他（布吕歇尔）改变已经选好的方向是困难的”，并告知波兰军团司令进入波希米亚的行军路线。他强调了这一行动的紧迫性，本尼希森必须每天向他报告。9月17日，本尼希森在海瑙接到了亚历山大的命令，他立刻催促下属各军军长加速前进，只让托尔斯泰伯爵的民兵在利格尼茨休整了一天，告诉将军们把任何不能上战场的部队都留在身后。然而，本尼希森的部队沿着糟糕的道路开进，在已经被过路部队吃得一干二净的地区行军，又赶上了恶劣天气，最终还是花了至少两个星期才抵达波希米亚。尽管存在上述问题，本尼希森此后还是坚持每天向亚历山大提交报告，他还补充说，为了确保部队吃饱，奥地利军需官们在这种状况下做得很不错。[5]
就在本尼希森所部不停行军的同时，大部分联军部队则处于休整之中。军事行动大多数状况下仅仅局限于轻型部队，他们现在已经涌入拿破仑的后方，对他的补给造成了巨大破坏。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轻骑兵和哥萨克迫使拿破仑不管在莱比锡以东还是以西，都投入规模越来越大的护送部队保护补给车队。9月11日，一支由4000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护送的补给车队在莱比锡以西被一支联军部队击败。亚历山大命令布吕歇尔抽出6个哥萨克团，他希望把这些部队部署到萨克森西部的敌军战线后方。亚历山大通过彼得·沃尔孔斯基要求普拉托夫指挥他们，他给普拉托夫的信里充满了优雅的礼貌用语，仿佛顿河哥萨克的阿塔曼还是独立君主一样。普拉托夫接受了这一职位，以行动证明他不负亚历山大的信任。9月28日，他和其他联军轻骑兵部队一起在彭尼格（Pennig）附近击溃了勒费弗-德努埃特（Lefebvre-Desnouettes）将军的第二近卫骑兵师，这个师是拿破仑专门派到后方对付联军游击队的。[6]
由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指挥的北方军团俄军轻型部队的军事行动更加出色。切尔内绍夫写道，他劝说贝纳多特同意给他10天时间在易北河以西的敌军战线后方自行其是。他的部队由5个哥萨克团、6个薄弱的正规骑兵中队和4门火炮组成。在9月14日夜间渡过易北河之后，切尔内绍夫决心径直西进卡塞尔（Kassel），它也是热罗姆·波拿巴摇摇欲坠的威斯特伐利亚傀儡王国的首都。他的日记还说，攻击这一目标而非莱比锡，部分是因为后者附近法军数量众多、组织良好。切尔内绍夫指出，对卡塞尔的成功进攻能够在整个地区引起暴动。
切尔内绍夫行动得快速而隐秘，仅仅在一天内就行军85公里，于9月29日拂晓时分展开了对卡塞尔的攻击。奇袭、勇气和虚张声势的结合，以及法军深知他们在当地毫无民心，这些最终导致热罗姆国王出逃，他的首都也随之投降，俄军还夺取了庞大的仓库和内含79000塔勒军费的金库。切尔内绍夫并非盗匪：他在撤出卡塞尔之前将其中的15000塔勒分给部下，剩余部分则上交给温岑格罗德。他在日记中认为，如果他在城里找到了足够的武器，他会武装平民志愿者，奋力坚守卡塞尔直到援军到来。他的奇袭战果极为辉煌，这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无畏和领导才能。另外，与前几次具备重大的战略意义的袭击不同，暂时夺取卡塞尔在1813年秋季对联军事业并没有明显贡献。真正侵蚀拿破仑在德意志西部根基的是梅特涅正在与莱茵同盟各国进行的秘密谈判，这场谈判已经渐渐把巴伐利亚带到了倒向联军阵营的边缘。意义最为重大的则是将在莱比锡发生的大会战，这将决定德意志甚至也许是欧洲的命运。和普拉托夫及其他萨克森境内的游击队指挥官不一样，切尔内绍夫并没有迫使拿破仑分派部队削弱主力，也没有阻断拿破仑主力的补给。他此时诚然是一颗明星，很大程度上却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7]
与此同时，本尼希森军团正赶往波希米亚。一位名叫安德烈·拉耶夫斯基的年轻民兵军官正在军团队列中行进，作为民兵军官，拉耶夫斯基的视角与正规军军官多少有些不同。他的回忆录盛赞了志愿离开家乡的贵族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在为国效力多年后已经得到了安度晚年的机会。他虽然满怀自豪地指出地方精英正为国做出牺牲，却没有为他们指挥的农民士兵说一句话。在这方面拉耶夫斯基的回忆录同亚历山大·奇切林的日记形成强烈反差，奇切林的日记里包含着对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士兵细腻而富有人道关怀的评论。
然而就大多数层面而言，在那些经过波兰、西里西亚长途进军到波希米亚的俄国军官们的著作中，拉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是有代表性的。他把波兰的肮脏和贫穷同西里西亚的整洁和富裕加以对比。进入波希米亚之后，他注意到当地居民同样也是斯拉夫人，并补充说和西里西亚的德意志人比起来，他们要不快活得多。他们不仅非常贫穷、不够干净，对待远道而来的俄军也不够热情，还格外吝啬。和他的许多同类一样，拉耶夫斯基因俄国的权力、声望和慷慨而振奋。他为俄国人不仅打败了拿破仑，还要把欧洲从他的轭下解放感到自豪。一定程度上来说，他的回忆录也是一部浪漫游记。以在洛伊特梅里茨（Leutmeritz）的经历为例，他回忆说俄军民兵遇见了主力军团的马车队：“一长排大车，马匹不计其数，到处是巴什基尔人和卡尔梅克人的营火烟雾，他们聚集在车队周围，让人想起漫步在乌拉尔草原和狂暴的叶尼塞河（Enisei/Енисей）两岸的野蛮游牧部落。”[8]
本尼希森在洛伊特梅里茨收到了亚历山大关于即将展开的战役的命令。他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主力军团在波希米亚的基地和交通线。如果拿破仑入侵这一省份，本尼希森将退到埃格河后方的坚固防御阵地上去。如果法军并未入侵，反而迎击主力军团，本尼希森将沿着特普利茨大道攻入他们后方。9月30日，多赫图罗夫将军的部队抵达特普利茨河谷，开始占用波希米亚军团此前留下的露营地。莱比锡战役即将开始。[9]
施瓦岑贝格的前卫部队于9月27日开始北进，波希米亚军团这次只使用了两条穿过厄尔士山脉的大道中的一条，换句话说就是从科莫陶经过开姆尼茨前往莱比锡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地延缓了部队前进的速度，施瓦岑贝格和巴克莱都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军队从山中涌出时遭到拿破仑的突袭，它将极易被击溃。由于许多轻骑兵已经被派到了莱比锡附近的袭击分队，侦察也成了一个问题。维特根施泰因和克勒瑙指挥联军先头部队：前者手下没有哥萨克，后者手下仅有1200名轻骑兵。尽管巴克莱很担心补给，但开姆尼茨和阿尔滕贝格之间的地区从未被战火波及，当地的食物和草料被证明是相对充足的。施瓦岑贝格带着160000人走出了厄尔士山脉，他面前仅有若阿基姆·缪拉麾下的40000人。但是联军的行动十分缓慢且缺乏协作，因此缪拉能够轻松地拖慢联军前进的速度，甚至在前哨战中赢得了许多小胜。缪拉所部身上要承载的压力非常轻微，这让缪拉相信他面对的仅仅是波希米亚军团的一部分而已，施瓦岑贝格和军团主力可能还会试图向德累斯顿开进。缪拉带有这一想法的报告误导了拿破仑，但施瓦岑贝格谨慎行为的主要后果则是拿破仑能够摆脱束缚，带着绝大部分军队对付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10]
布吕歇尔的军队于9月29日开始北进，意在与贝纳多特会合。10月3日，布吕歇尔的俄国舟桥连让他手下的普军在瓦滕堡（Wartenburg）跨过了易北河。瓦滕堡的法军尽管数量上处于劣势，却占有十分有利的防御阵地，约克手下的步兵则怀着极大的勇气对阵地展开突击。与此同时，贝纳多特履行了他越过易北河与西里西亚军团会师的诺言：他的3个军于10月4日在罗斯劳（Rosslau）和阿肯（Aken）渡河。温岑格罗德收到贝纳多特的命令：如果法军前进与布吕歇尔交战，就攻击奈伊的后方。西里西亚军团则向东南方向的迪本（Düben）前进，先头部队是约克，朗热隆紧随其后，萨肯军则走在最后面。在放弃了易北河以东的基地后，朗热隆的士兵已经开始从附近乡村搜刮食物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陷入饥饿。拉多日茨基上尉抱怨说，跟在普军后面行军总是让人不快的，因为他们把乡村掠夺得干干净净，比起俄军在同年早些时候行经华沙大公国时对待波兰人的做法，普军对待萨克森人的行径要恶劣得多。[11]
从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的自身安全出发，也为了能够赢得战役的胜利，这两个军团应当同时行动。实际上贝纳多特和布吕歇尔都不能向另一个军团司令下达命令：他们必须在战略上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布吕歇尔的大胆和贝纳多特的谨慎，一致意见注定是很难达成的。布吕歇尔的目标是拽着贝纳多特和他一起行动，在莱比锡附近与施瓦岑贝格会合，进而使3个联军军团合起来同拿破仑展开一场决定性会战。贝纳多特理论上并不反对这一战略。如果拿破仑向莱比锡前进并与施瓦岑贝格展开会战，贝纳多特完全愿意像特拉亨贝格计划要求的那样攻入拿破仑的后方。然而贝纳多特很有理由担心，如果他和布吕歇尔在波希米亚军团来到他们附近之前就向莱比锡进军，他们将会暴露在拿破仑全部军队的攻击之下。在展开这样冒险的行动之前，他们至少需要清楚了解到施瓦岑贝格的下落和拿破仑的动向。此外，贝纳多特相信拿破仑可能会充分依靠施瓦岑贝格的迟缓，在波希米亚军团来得及加入战斗之前就亲自北上摧毁其他两个联军军团。贝纳多特的这一预见完全正确，他的谨慎也是有足够根据的。
莱比锡战役打响时，拿破仑还在德累斯顿。他起初发现联军的动向难以掌握，这部分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骑兵，但也是因为他不能轻易相信布吕歇尔居然会胆大到放弃他在西里西亚的基地和补给，带着全部军团越过易北河，深入拿破仑的巢穴。皇帝直到10月7日才离开德累斯顿前往迈森（Meissen）和武尔岑（Wurzen），并于次日抵达两地。不管他是要前往莱比锡迎战施瓦岑贝格，还是要北上对付布吕歇尔，这都是合情合理的路线。他只有在抵达迈森之后才必须摊牌，到底是西进莱比锡，还是沿着穆尔德河（Mulde）东岸朝东北方向开往迪本。
然而，拿破仑就在这时犯下了他在这场战役中可能最严重的错误。他起初命令圣西尔放弃德累斯顿，带着他的军和主力部队会合。在皇帝改变心意下令圣西尔应当留在德累斯顿保卫城市的时候，圣西尔已经撤走了他在厄尔士山脉的前哨部队。现在德累斯顿的补给已经被耗尽，它几乎毫无作为基地的用处。由于这座城市并没有进行适当的要塞化处理，它作为渡河点的价值也要比易北河上如托尔高、维滕贝格和马格德堡之类的其他渡河点小得多。无论如何，联军对萨克森西部的入侵给了拿破仑赢得1813年战局、保住他在德意志地位的最好机会，这也是他最后的机会，他需要为决定性会战集中全部兵力。在这种状况下，本尼希森能够动用托尔斯泰伯爵的民兵部队将圣西尔堵在萨克森——在野战战场上民兵几乎是无用的——同时带着他手下的大部分正规军及时与联军大部队会合，加入莱比锡会战。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之后，圣西尔在德累斯顿的饥饿守军已经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他们最终于1813年11月投降：35000名原本足以令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取得优势的士兵沦为战俘，他们在关键的10月对拿破仑的事业毫无贡献。[12]
布吕歇尔和朗热隆在10月9日抵达迪本，朗热隆军在村庄内部和周边驻扎下来休息。午后不久警报声就响起了。拿破仑从武尔岑率领大军出发，正在赶往迪本的途中，而他的前卫部队已经十分危险地接近了联军。朗热隆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布吕歇尔原本可能会轻易被俘虏。显然，朗热隆的骑兵在侦察中一败涂地。这可能和从布吕歇尔军团抽调哥萨克团加入普拉托夫在莱比锡附近的袭击分队有关。附近地区的森林也的确妨碍了情报搜集工作。然而，这些原因都不足以解释为何会遭遇如此重大的挫折。尽管朗热隆和布吕歇尔都十分尊重通常情况下指挥俄军前卫的鲁德泽维奇和埃马努埃尔将军，但他们对朗热隆兵团大部分高级骑兵指挥官的评价都很低。朗热隆写道，“在整场战役中，我手下的骑兵都因为他们的指挥官的疏忽、懒惰和缺乏信念而陷于瘫痪”，他指的首先是骑兵军总指挥、中将科尔夫男爵，迄今为止他都在战役里沉溺于绅士生活方式，安于舒适的生活。[13]
由于卡普采维奇将军的冷静和他手下第十军展开的娴熟后卫作战，朗热隆把他所有的部队都安全带出了迪本，退往西北方向，在耶斯尼茨（Jessnitz）渡过了穆尔德河：但拿破仑的前进将萨肯兵团和西里西亚军团其他部队分割开来。在此后递交给巴克莱·德·托利的报告里，萨肯描述他的兵团于10月4日越过易北河，在随后几天里，他麾下的骑兵，包括一个卡尔梅克团，同法军展开了许多次成功的前哨战。突然，在10月9日，“（我的）军发现它正处于整场战争里所遭遇的最危险的处境中”。由兰斯科伊少将指挥的萨肯所部前卫发现“数量很大”的敌军正挡在它的前进道路上。与此同时，优素福维奇少将手下的后卫部队遭到法军猛攻，攻击后卫部队的包括塞巴斯蒂亚尼的全部骑兵、6000名步兵和从托尔高方向赶来的18门火炮，法军似乎出现在四面八方。
幸运的是，萨肯从来都不是一个会惊慌失措的人，而他麾下以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为首的骑兵指挥官们也非常能干。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挡住了法军，使得萨肯能够让步兵沿着乡村小道穿过森林，赶往挡住法军的北面。在10个小时的行军之后，萨肯于午夜时分抵达了普雷斯尔（Presl）村，他在那里找到了部分骑兵，而塞巴斯蒂亚尼就在不远处。然而，法军骑兵指挥官容许自己被这样的事实欺骗了，“我们的辎重车队正在赶往易北河畔的埃尔斯特：他认为我们军也会向相同方向前进”。事实上，萨肯把他的部队派往相反方向，换句话说就是跟随军团其他部队的脚步向西北方向前进。塞巴斯蒂亚尼最后跟丢了绝大部分辎重车队，和所有萨肯的部队。对萨肯而言，他的下一段行军——“从迪本延伸到维滕贝格的主干道”——是最危险的时刻。他的士兵在夜间通过主干道，“我们把我们的猎兵部署在这条道路两旁，我们在他们中间通过，敌军的露营地就在视野之内，但敌人并未注意到我们的行动”。[14]
朗热隆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道：
一个不如萨肯大胆的将军会急忙经过斯米德贝格（Smiedeberg）赶往瓦滕堡的桥头堡，但萨肯坚持不与我们分离，他同时也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将军，行军十分娴熟：他在夜间距离拿破仑不到1里[15]的状况下，成功从侧翼越过了他，从他的主力和前卫部队之间杀出，展开强行军，在拉贡（Raguhn）渡过穆尔德河，最终与我们再次会合。他从未被拖入战斗行动，也没有损失哪怕一个辎重部队的士兵。几乎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大胆、执行得更好的机动作战了。[16]
萨肯的壮举避免了联军立刻陷入灾难之中，但是他们的处境依然危险。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一致认为，北方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都应该向西进军，在萨勒河（Saale）另一边（也就是西岸）占据阵地。联合起来的两个军团与拿破仑之间还隔着一条河流，他们可以在寻找施瓦岑贝格下落、打探拿破仑意向的同时安全地等待。如果状况像布吕歇尔预测的那样，皇帝赶往莱比锡与波希米亚军团作战，那么他和贝纳多特就可以安全地沿着萨勒河西岸南下，从北面攻击莱比锡。如果状况像贝纳多特担忧的那样，拿破仑试图越过萨勒河撤退，或者赶往马格德堡和元帅达武（守卫的汉堡），那么联合起来的两个军团也将处于阻拦拿破仑前进的良好阵地上。如果拿破仑试图攻击柏林或者俄普联军的交通线，这两个军团也不难到达位于罗斯劳和阿肯的易北河渡口。
然而，布吕歇尔和所有普鲁士将领到目前为止已经对贝纳多特极不信任，他们越来越确信他将成为联军事业的潜在叛徒。普鲁士人原先相信王储为约克军在韦廷（Wettin）搭建跨过萨勒河的浮桥的诺言，但是当他们在10月11日抵达那里时，却并没有发现任何桥梁。他们将这解释为迫使普军沿萨勒河向北退往易北河渡口的卑鄙手段，换句话说也就是优先服从于贝纳多特的考虑。布吕歇尔则转而南进，在上游的哈雷（Halle）渡河。对这位普鲁士指挥官来说十分幸运的是，拿破仑麾下骑兵的侦察能力低下，而拿破仑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北面的易北河方向上，他相信萨肯和联军的许多剩余部队都在向那里撤退。如果拿破仑把注意力向西转移到萨勒河上，他就会有抓住孤立的约克军，把它钉在河岸上最终加以歼灭的良机。
到10月12日为止，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都已经位于萨勒河西岸，它们的指挥官则试图弄清楚令人困惑且互相矛盾的各类信息。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都不可避免地按照他们预先的想法去解释这些迹象。考虑到拿破仑此时也正待在迪本，不能决定究竟是集中兵力在莱比锡迎战施瓦岑贝格，还是越过萨勒河西进或向易北河北进，他们的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令人吃惊。从这一点来看，实际上是联军总司令替拿破仑下了决心。如果施瓦岑贝格利用他4∶1的兵力优势击退缪拉，后者将不得不放弃莱比锡，向北退往拿破仑那里。那时皇帝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依照贝纳多特的预计，渡过萨勒河杀出一条退路或者继续北进前往马格德堡。与此相反，施瓦岑贝格既缺乏速度，又没有决心，这使得拿破仑在10月12日接近黄昏时做出决定，他最好的机会将是在莱比锡集中兵力，抢在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能够干扰之前粉碎波希米亚军团。然而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拿破仑于10月11日派出两个军向易北河畔的德绍（Dessau）和维滕贝格展开袭击。
在高度紧张、不确定性盛行的气氛中，不仅贝纳多特把此次袭击解释成拿破仑意图攻击柏林的证据，连易北河以北的普鲁士指挥官冯·陶恩钦中将也这样认为。陶恩钦向贝纳多特提交的报告称，拿破仑本人和4个完整的军正在北上，准备渡过易北河。这增强了王储退到易北河后方保护他的交通线和普鲁士首都的决心。对联军事业来说幸运的是，拿破仑军队的接近使得阿肯和罗斯劳的联军指挥官拆除了浮桥，而贝纳多特原本希望通过那里的浮桥撤退。
因此，贝纳多特军团沿着易北河向南进军，路程长得足够让来自布吕歇尔的新消息到达，这些消息为“拿破仑正在赶往莱比锡”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贝纳多特不仅受到普鲁士人的强大压力，也被他总部里的俄国使节和英国使节（波佐·迪·博尔戈和查尔斯·斯图尔特）施压，他再次转向南方。即便如此，展开行动时贝纳多特也十分犹豫，他并没有直接赶往莱比锡，而是前往布吕歇尔在哈雷的后方。连这样的行动也在10月15日暂时中止下来，越来越迷惑的贝纳多特对“法军纵队正从东面赶来”的报告做出了过激反应，他将纵队展开成横队，对抗这个新的却是虚构的威胁。这一切混乱的最终结果是北方军团距离莱比锡太远，没能赶上10月16日的第一天会战。
最好将莱比锡战场看作3个明确区域。北面是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所部部署的区域，帕尔特河自东向西在联军和拿破仑大军之间流过，河岸附近是默肯（Möckern）村、奥伊特里奇（Eutritzsch）村和舍讷费尔德（Schönefeld）村，这3座村庄中都将发生激烈的战斗。在帕尔特河（Parthe）汇入普莱瑟河（Pleisse）的莱比锡正北面哈雷门附近地区，战况也将同样激烈。所有这些地方都在最近200年间被并入了扩张中的莱比锡城，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战地遗迹留存下来。
莱比锡以西的第二区域也没有战地遗迹保留，原因则略有不同。这一地区受到埃尔斯特河（Elster）和普莱瑟河的支配，这两条河相距很近、平行流淌，直到在莱比锡附近交汇到一起。1813年时这片地方遍布着如迷宫般大大小小的河道，河道间的大部分区域是沼泽地，在下了几个星期雨后的10月尤其如此，该地区的少数村庄和更稀少的道路几乎就是沼泽和河道间的孤岛。现在整个地区已经被打扫干净，沼泽被排干，河道上也加筑了堤坝。除了德利茨（Dölitz）还能让人在十分有限的程度上体会到当年的地形之外，今天的地形根本无法让人感受到1813年时任何试图在该区域部署大量部队的将领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莱比锡南面和东面的第三区域保存状况则非常不同。直到很晚近的时候，它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原状。[17]在关键的第一天会战中，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战斗局限于莱比锡南面，战线从普莱瑟河畔的马克克莱贝格（Markkleeberg）延展到利伯特沃尔克维茨（Liebertwollkwitz），从那里又延伸到赛费尔茨海恩（Seifertshain）。这一区域的主要特征是山脊从普莱瑟河岸一路延伸到利伯特沃尔克维茨，长约5.5公里。
亲临战斗现场的乔治·卡思卡特写道，利伯特沃尔克维茨位于
小丘顶端，而小丘为它组成了一道整齐的斜堤。一条山脊从利伯特沃尔克维茨所在的隆起高地经过瓦豪（Wachau）后方一路延伸到普莱瑟河，从山脊上可以俯瞰瓦豪。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必定能够发现这个地点，它是这片乏味乡村中唯一能够用来掩护莱比锡免受南面进攻的地方。[18]
利伯特沃尔克维茨的山脊给了拿破仑许多优势。它提供了观察东面和南面大部分区域的良好视野，也给集群炮兵提供了完美的射击线。在它的斜坡后方的部队可以不被敌军观察到。对设法攻击山脊的敌人而言，卡思卡特用来描述地形的“斜堤”一词极为准确。从南面的戈萨（Gossa）到利伯特沃尔克维茨与瓦豪之间山脊的斜坡尤其如此，这是一块光秃而开阔的杀戮地带，没有任何地物可供掩护。
最好的莱比锡会战历史学家之一注意到，“地形对拿破仑的目标十分有利”。拿破仑在南面拥有极好的防御阵地，这一防御阵地也有作为反攻跳板的良好潜力，当联军部队正被他们上面的炮兵密集火力攻击压制的时候，可以从利伯特沃尔克维茨的山脊后方突然出其不意地发起反攻。普莱瑟河以外城市西面地区的地形使得任何从那个方向发起的攻击都会面临巨大困难。规模相对较小的守备部队就能堵住少数几条通往城市的狭窄道路，可以在几乎无限的时间内挡住数量优势极大的敌军。此外，整个普莱瑟河以东的地区都点缀着村庄，村里的房屋通常情况下都是用石头建造、被结实的菜园围墙环绕的大房子。越接近城市，房屋就越密集、越结实，而莱比锡的老城门、老城墙以及郊区仍然能够给防御者提供令人满意的保护。
与之相对的是，拿破仑的防御阵地也存在不利条件，普莱瑟河以东的地区能够让一支大军完全展开。如果联军得到了动用全部人力和火力优势的机会，皇帝将难以挡住联军。如果拿破仑被迫撤退，他的整支军队就需要沿着莱比锡的狭窄街道退却，跨过莱比锡唯一一条位于埃尔斯特河上的桥梁，沿着经过林德瑙（Lindenau）的漫长堤道向西撤退，这样才能进入安全地带并最终抵达莱茵河。如果联军占据了林德瑙，法军就要大难临头了，但这个村庄和通向它的道路都十分易于防守，因此只有出现了极大的疏忽，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然而，即便联军没有占领林德瑙，让一支大军和它的伤员、辎重通过莱比锡和林德瑙也注定是令人棘手的事情，在法军失败后尤其如此。[19]
然而，施瓦岑贝格亲王关于这场会战的行动计划似乎是要确保拿破仑不用担心失败。总司令不该因贝纳多特或本尼希森未能在10月16日赶到战场的事实而受到责备，贝纳多特的谨慎已经得到了解释，而本尼希森的波兰军团正在尽可能快地从德累斯顿赶来。无论如何，施瓦岑贝格把布吕歇尔所部和大部分波希米亚军团部署在莱比锡西面的计划是错误的，那里的地形保证了大部分部队都不可能与敌军交手。奥军核心部队按照计划应当在孔内维茨（Connewitz）和德利茨渡过普莱瑟河，而后席卷拿破仑在河流东岸的右翼战线，切断它通往莱比锡的退路。这毫无意义，哪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渡过普莱瑟河也代价高昂、极费时间。即使奥军最终依靠数量优势取胜，一些奥军部队得以渡河，他们也将很快撞上不远处的拿破仑预备队，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他们起初的胜利。
无论如何，施瓦岑贝格将康斯坦丁大公包括了俄国和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军部署在埃尔斯特河以西以便协助奥军进攻的计划都是十分怪异的。此外，他打算利用布吕歇尔军团和久洛伊（Gyulai）将军的奥地利“军”攻击林德瑙，在那种地形上部署数以万计的部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施瓦岑贝格最初的计划得到执行，54000名士兵将汇集到对孔内维茨的攻击中去，75000人会试图攻入林德瑙，另外72000人则留在河东迎战拿破仑的主力。[20]
这个计划错得实在太明显了，亚历山大的所有高级顾问都对此提出了抗议，皇帝本人也被鼓动起来，去与施瓦岑贝格展开较量。亚历山大对待总司令的态度通常是十分谨慎的，而施瓦岑贝格也是对这位君主保持礼貌尊重的典型。然而，那个奥地利人这次顽固地为他的计划辩护，两人发生了一场大声争吵。最终结果是布吕歇尔战线的前进方向被移回埃尔斯特河东岸，他将从哈雷沿主干道向莱比锡前进。康斯坦丁大公的后备军也被调回东岸，尽管近卫军只被移动到正好位于一座跨普莱瑟河桥梁附近的勒塔（Rotha），仍然在各个一线俄军师后面10公里。但是，任何争吵都不能改变施瓦岑贝格的基本想法：在埃尔斯特河西岸使用奥军部队。[21]
在这个问题上总司令听从了他的参谋长冯·朗格瑙（von Langenau）将军的意见，他原本是个萨克森军官，在1813年才转入奥军。奥地利资料承认，作为当地人，朗格瑙对地形的了解被寄予了过高的信任。但他们毫无说服力地声称，仅仅是由于最近的暴雨才使得埃尔斯特河以西确实无法通行。他们还宣称法军骑兵阻止了施瓦岑贝格亲自对这一地区进行彻底侦察。近来有位作者甚至怀疑朗格瑙实际上是联军的叛徒，尽管这一说法并无实据。也许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朗格瑙制订会战计划时更多地参考了地图，而非任何实际观察过地形的人。在地图上，他冲过埃尔斯特河攻入拿破仑侧翼和后方的计划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计划取得成功，胜利的主要荣誉总体上将归于奥军，特别是朗格瑙本人。为联军在莱比锡的怪诞部署寻找解释时可能并不用偏得太远。[22]
施瓦岑贝格喜欢这一计划的一个理由是，他起初从未打算在莱比锡展开一场大会战。他贯穿10月战役始终的目标是堵住拿破仑向西撤退的道路，迫使皇帝攻击挡路的联军。尽管这作为战略理念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他将这一理念付诸莱比锡附近的战术部署时就引发了灾难。奥军的计划无论如何都有一个基本问题：拿破仑把部队集中在莱比锡不是为了向西撤退，他是打算粉碎波希米亚军团，进而赢得这场战役。
拿破仑想当然地认为敌军主力将会部署在唯一合理的地方，换句话说也就是埃尔斯特河和普莱瑟河以东。他的作战计划是从利伯特沃尔克维茨以东包抄联军右翼，粉碎联军中央，将施瓦岑贝格的军队赶下普莱瑟河。即使贝纳多特和本尼希森未能赶到，联军在10月16日也有205000兵力可供调用，他们面对的则是拿破仑的190000大军。但即使在为了安抚，亚历山大做出调整之后，施瓦岑贝格的计划也意味着在关键的南部战场将是138000法军面对100000联军，其中康斯坦丁的24000名预备队在几个小时内都无法抵达战场。联军当然在其他战场上对拿破仑拥有数量优势，但那里的地形使得联军无法运用这一优势。因此，施瓦岑贝格在莱比锡会战的第一天给了拿破仑一个毫无来由的胜机，让他能够从联军手中夺取胜利，扭转秋季战局此前的态势。[23]
10月16日，布吕歇尔军团从北面开往莱比锡。朗热隆占领了奥伊特里奇村，约克军在一场持续到傍晚的凶残死斗后最终强攻拿下了默肯村。然而，要点在于布吕歇尔成功地压制住了法军位于北部的两个规模较大的军，其中包括马尔蒙军，拿破仑原本准备依靠这个军对施瓦岑贝格发起攻击。布吕歇尔在莱比锡的成就和他在滑铁卢之战中的影响类似，他抵达战场的时间比拿破仑预计得要早很多，以此迫使一部分关键的法军战略预备队进行转移，而皇帝原本打算依靠他们去决定主战场的成败。
在莱比锡西面，久洛伊的奥军向林德瑙前进，迫使拿破仑让贝特朗的第四军全体出动过河，以确保村庄和向西撤退路线的安全。在更南方，奥军在孔内维茨和德利茨附近渡过普莱瑟河的所有尝试都未能成功，这让施瓦岑贝格越来越沮丧。到近午时分为止，他已经准备屈服于亚历山大的要求，同意朗格瑙计划已经失败。他因此下令让奥军预备队渡过普莱瑟河协助打退拿破仑的进攻。联军在普莱瑟河以东的处境如今已经越来越凄惨。关键问题在于，奥军预备队到底能否及时赶到支撑联军的战线。
符腾堡的欧根麾下的俄军第二军被部署在普莱瑟河以东的联军战线中央附近，戈萨村前方。欧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0月15日可以从戈萨看到拿破仑正在瓦豪附近的高地上检阅部队并颁发奖章。欧根和他的军官们预计，他们自己会在次日遭到攻击，但“当我军第二天就会得到北方军团、波兰军团和科洛雷多伯爵的军一共130000兵力增援的时候，我们无法理解为何施瓦岑贝格要决定在16日发起总攻”。看上去联军高层指挥官希望能够压制拿破仑，害怕他会转而袭击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甚至可能向北逃跑。[24]
为了避免这一状况，普莱瑟河以东的联军部队奉命在10月16日早晨以四路纵队发起进攻。左边是克莱斯特的普鲁士军和黑尔弗里希的俄军第14师，他们将向马克克莱贝格前进。克莱斯特右侧是向瓦豪发起攻击的欧根第二军，克吕克斯（Klüx）的普鲁士旅为其提供支援。第三纵队由安德烈·戈尔恰科夫中将指挥，下辖戈尔恰科夫的第一军和皮尔希（Pirch）的普鲁士旅。戈尔恰科夫将从西南方向攻击利伯特沃尔克维茨村，与此同时，由克勒瑙将军的奥军组成的第四纵队将从东南方向对这个村庄发起攻击。
10月15～16日的夜间是寒冷的，风也很大，树木被连根拔起，屋顶也被损毁了。第二天早晨，克勒瑙的部队延误了攻击时间，戈尔恰科夫不得不在自己的部队已经展开攻击队形、暴露在法军炮火下的时候继续等待他们。在这个寒风依然凛冽的10月清晨，克莱斯特和欧根无论如何还是按时在天没大亮之前就发起攻击。到9点30分为止，克莱斯特已经占据了马克克莱贝格，欧根也攻入了瓦豪。然而，事态很快起了变化：法军步兵向瓦豪和马克克莱贝格发起反攻，山脊上法军炮兵集群凶猛的火力开始倾泻到俄军和普军头上。但联军不管怎样还是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向前攻击。在瓦豪的法军炮兵上校让-尼古拉·诺埃尔（Jean-Nicolas Noël）回忆说，俄军和普军“以我在敌军中此前未曾见到的坚定发起攻击”。[25]
双方的伤亡数字迅速上升，欧根在瓦豪以东光秃斜坡上的俄军损失尤为严重。欧根的大部分火炮早在11点前就被打哑了，俄军找不到隐蔽物，而部署在瓦豪以东的法军骑兵也是阵型被打乱的任何步兵的额外威胁。普鲁士总参谋部历史学家鲁道夫·冯·弗里德里希评论说，“这需要俄军士兵的全部韧性和蔑视死亡的品质，以及欧根公爵的全部英雄勇气，才能在那样的阵地上岿然不动”。到当天战斗结束为止，欧根已经损失了2/3的部下，他所有的团长非死即伤。欧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博罗季诺，他的部队也遇到了类似处境，被炮火覆盖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莱比锡的第一天里，他们的煎熬“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26]
由于仅仅几个星期前，欧根下属各团已经在库尔姆蒙受了惨重损失，因此他手下步兵的英雄主义就越发令人印象深刻了。以穆罗姆和雷瓦尔团为例，这两个团先是在1812年损失了许多士兵，然后在库尔姆和莱比锡作为伊万·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第3步兵师的一部分参加战斗。在库尔姆战后，这两个团需要从其他单位抽调军官和军士填补死伤导致的空缺。无论如何，莱比锡会战时团里的许多老前辈依然在队列中，其中包括了雷瓦尔团的大部分军士长。雷瓦尔步兵团在1813年事实上将数目罕见的虽不识字却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士提升为军士长，其中包括军士长阿列克谢·费奥多罗夫（Aleksei Fedorov/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米哈伊尔·拉什宾（Mikhail Lashbin/Михаил Лашбин）和米纳·阿法纳西耶夫（Mina Afanasev/Мина Афанасьев），他们3人在这个团里服役的时间加起来长达70年。拉什宾是个来自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的国有农民，阿法纳西耶夫是个来自斯摩棱斯克的农奴，而费奥多罗夫实际上是个楚瓦什人，楚瓦什是一个位于伏尔加地区的小民族，并不信仰基督教，不过费奥多罗夫的家人已经成为基督徒。3个人全都拥有军事奖章，总计10位军士长里也有7个人拥有军事奖章。我曾见过的其他团的记录中没有一个团能够与之媲美。[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