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沙托夫（Ilia Shatov/Илья Шатов）中尉和伊万·德米特里耶夫（Ivan Dmitrev/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中尉都是在莱比锡作战的穆罗姆团军官。这两人都在20多年前以列兵身份进入穆罗姆团，后来升为军士长，并在1812年得到军官委任。这两人都曾于1807年和穆罗姆团一起在东普鲁士作战，但沙托夫甚至曾在1799年作为该团士兵参加了瑞士作战。穆罗姆团在莱比锡幸存下来的最高级别军官是彼得·克拉季谢夫（Petr Kladishchev/Пётр Кладищев），他来自梁赞省的一个普通贵族家庭，年仅29岁就成为上校。克拉季谢夫在16岁时加入穆罗姆团，此后从未离开。1807年他在东普鲁士由于表现英勇被授予勋章，在1812年的维捷布斯克和1813年的包岑也同样得到了勋章。他是许多因为英勇和领导才能的记录而得到快速战时提拔的年轻军官中的一员。同切尔内绍夫将军和迪比奇将军那样的精彩案例比起来，这些人要不引人注目得多，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为军队的表现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28]
在法军轰击之下，欧根下属各团坚守阵地，保持联军战线完整，他们不仅挺过了10月16日的整个上午，还一直坚持到午后时分。法军炮兵指挥官们后来也向俄军步兵的坚定勇气致敬，他们在令人惊骇的损失面前依然收紧队列坚守阵地。到上午晚些时候为止，这场会战已经变成了一场竞赛。如果拿破仑能够在联军预备队抵达之前集中兵力进攻，欧根和克莱斯特麾下那些越来越薄弱的步兵营将不能抵挡他突破联军战线，也无法阻止他把波希米亚军团赶到普莱瑟河畔碾碎。
亚历山大、巴克莱和迪比奇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亚历山大刚抵达战场，就能看到两支军队在10月的昏暗光线中排兵布阵，他当即下令，让近卫军全速从勒塔赶来，但他们接到命令后需要3个小时才能抵达战场。尼古拉·拉耶夫斯基的掷弹兵军距离战场更近，但他的两个师不足以支撑整条联军战线。与此同时，即使施瓦岑贝格午后不久就抽调奥军预备队上前增援，他们也需要沿着普莱瑟河西岸南进抵达克罗伯恩（Crobern），在那里渡过涨水的河段，然后才能北上援救位于马克克莱贝格的克莱斯特军，这段路程需要奥地利步兵行军4个小时。十分幸运的是，亚历山大坚持把他的近卫军部署在普莱瑟河东岸，这意味着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近卫军将不会与奥军争抢渡口。[29]
对联军而言同样幸运的是，拿破仑组织并发起反攻的时间要比他预想得长一些。他在等待马尔蒙，但后者南下时却被迫停下来折返北上，赶往默肯村堵住布吕歇尔。最为重要的则是，拿破仑展开行动的前提是麦克唐纳元帅的整个军出现在他的左翼并向赛费尔茨海恩方向攻击奥军。只有当麦克唐纳在东面对联军形成足够威胁后，皇帝才会投入他的主力部队攻击克莱斯特和欧根。麦克唐纳抵达预定阵地并做好攻击准备时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尽管他随后将克勒瑙的奥军一路撵到赛费尔茨海恩为止，奥军在那里展开了坚定抵抗，麦克唐纳的攻势也暂时停顿了。马特维·普拉托夫率领数以千计的哥萨克突然出现在麦克唐纳东面，这也转移了麦克唐纳的注意力，对延缓他的前进做出了贡献。普拉托夫拖走了正在麦克唐纳东翼活动的塞巴斯蒂亚尼骑兵军，失去了塞巴斯蒂亚尼后，麦克唐纳既缺少包抄克勒瑙的手段，又缺乏击穿奥军赛费尔茨海恩阵地的数量。
到下午早些时候为止，拿破仑的注意力已经向西转移到克莱斯特和欧根麾下各个不断收缩的营上。他出动了近卫军、大部分骑兵、德鲁奥的预备炮兵以及他手上所有能够调遣的步兵对他们发起进攻。
到下午3点为止，克莱斯特下属各旅依然在拼命守卫马克克莱贝格，但已经被赶出奥恩海恩（Auenhain），处于法军骑兵追击之中。俄军第2掷弹兵师出现在奥恩海恩后方，但无法阻挡法军前进的步伐。对联军来说幸运的是，诺斯蒂茨伯爵胸甲骑兵军的6个优秀胸甲骑兵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抵达战场，他们驱散了法军骑兵，扭转了战局。诺斯蒂茨下属各团是从普莱瑟河西岸出发的奥军预备队中第一批到达战场的，他们身后还跟着更多的骑兵，再后面则是比安基和魏森沃尔夫（Weissenwolf）的步兵师。魏森沃尔夫伯爵麾下的掷弹兵营是奥军中最好的步兵之一。他们只要出现在战场，拿破仑击穿克莱斯特阵地的机会就消失了。到夜幕降临、战事告一段落时，魏森沃尔夫的掷弹兵已经夺回了奥恩海恩，拿破仑非但没能击穿阵地，甚至还不得不投入一部分老近卫军阻挡奥军向马克克莱贝格前进。[30]
10月16日下午，当克莱斯特麾下的普军和俄军正在马克克莱贝格和奥恩海恩为自己的性命奋战时，一场甚至更为惨烈的战斗正在他们右侧戈萨村附近疯狂展开。那里是联军普莱瑟河以东战线的中央部位，联军的3位君主和他们的参谋人员都位于戈萨村后的一座小丘上。法军的步兵先锋是洛里斯东的第五军和乌迪诺元帅的青年近卫军，协助他们一起从山脊上杀下来的还有大批法军预备炮兵，其中包括德鲁奥将军指挥的全部近卫炮兵，德鲁奥完全可以被称为欧洲最好的炮兵指挥官。
这是经典的拿破仑式战术。在对敌军两翼发起攻击之后，皇帝现在部署了大量机动火力意图粉碎敌军已被削弱的中央部位。在戈萨前方唯一能够看到的步兵是欧根那些已经被撕成碎片的步兵营，在亲王被迫把他位于二线的旅移动到左翼去对付奥恩海恩方向越来越大的威胁后，他们的行列已经越发单薄了。迪比奇将军对这次战斗有如下描述，“此前从未在战争中遭遇到的炮兵密集火力风暴”现在降临到欧根所部头上。看出联军步兵的弱点后，缪拉指挥他的骑兵发起冲锋，意图横扫联军中央战线，夺取守卫戈萨村和通往村后小丘的道路上的火炮，现在3位同盟君主和新来的施瓦岑贝格正在那座小丘上指挥战斗。这次冲锋的结果可能是莱比锡会战第一天里最重要的事件，也无疑是最著名的事件。[31]
弄清楚在一次骑兵攻击中发生了什么，甚至要比把某种秩序强加到对战局的总体描述上还要困难得多。在事态发展所带来的激动情绪、尘土和高速移动当中，参战者几乎不能成为可靠的目击者。由于缪拉在10月16日的骑兵攻击就许多方面而言都是这一天战局发展的顶点，让同盟君主和联军中央阵线处于危险之中，这也产生了击退缪拉麾下骑手的功勋到底该归于谁的争议。在所有语言中，最好的目击记录是由乔治·卡思卡特提供的。他是一位职业骑兵军官，当时就站在戈萨村后君主们所在的小丘上，由于他本人不用卷入混战，所以对事态发展有良好的观察视野。同样重要的是，因为没有英军部队参加战斗，卡思卡特是一位相对中立的观察者。
卡思卡特回忆说，大约5000名法军骑兵参与了此次攻击。从戈萨村后联军总部所在的小丘上可以看到，他们在利伯特沃尔克维茨山脊上列队准备攻击。除了欧根的步兵之外，法军骑兵前进道路上唯一可见的联军部队是俄军近卫龙骑兵团和近卫枪骑兵团。欧根的步兵营尽管已经大为缩小，但大部分步兵营还是组成了所谓的“密集阵”对抗骑兵，士兵们背对背地站立，以良好的秩序向后撤退，右翼则退入戈萨村中，这为他们赢得了极大的赞扬。不过俄军近卫轻骑兵却在展开队形之前就遭到攻击，这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的指挥官舍维奇（Shevich/Шевич）将军在行动即将开始时被一发实心弹打死。无论如何，这两个团永远不可能挡住相当于一整个骑兵军的敌军骑兵。枪骑兵被赶往西南方向，龙骑兵直接退往南方。法军骑兵夺取了部分联军火炮，越过戈萨村，距离正在村后小丘上观战的同盟君主仅有几百米远。
就在这时，这些骑手出现了停顿，卡思卡特描述了导致停顿的原因：
一条小溪或者说排水渠从戈萨村流向普莱瑟河……它的河岸恰好如同沼泽一般，除非经过农民出于农业目的修筑的两三处堤道，其他情况下要么只能艰难前行，要么就得跃过宽阔的水渠。这个障碍物是不完全的，它仅仅向右延伸几百码到戈萨村附近，并不足以拦住敌军……但敌军……出乎意料地停在这个并未预见到的障碍物面前，他们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维特根施泰因派出的俄军近卫骠骑兵团……出现在他们后方，这造成了恐慌。笨拙的骑兵集群开始喧闹起来，打算向后撤退，俄军轻骑兵立刻展开追击。站在小丘上的亚历山大皇帝抓住这个机会出动了他自己多达数个中队的近卫哥萨克护卫，在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的指挥下，他们在戈萨村附近的有利地点越过小溪，攻入撤退中的骑兵集群侧翼。这使敌军完全陷入恐慌之中，他们随即开始溃退，那些逃命的家伙直到再次得到步兵的保护后才收紧了缰绳。[32]
卡思卡特并未提到两个普军骑兵团对战局的干预，而大部分德语资料都认为它们是击败法军进攻的重要角色。尽管卡思卡特赞扬了俄军近卫骑兵，但他描述的要点是这次骑兵进攻组织得并不好。法军骑兵似乎是以纵队队形紧紧挤在一起向前开进的，并且“肯定只是挤作一团，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形式的二线部队或预备队”。缺乏纪律和领导使得法军骑兵“被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弄得陷入混乱之中，此后被“恐惧所支配”，在“加在一起也不可能有2000人的轻骑兵部队面前逃窜了”。大部分法军骑手是重骑兵，这一事实使哥萨克、枪骑兵和骠骑兵对法军骑兵的胜利变得越发令人印象深刻。卡思卡特将法军的溃败首先归因于“缺乏用以重整队形并展开一次新出击的第二条战线，没有这一预防措施，任何骑兵进攻都不应当展开”。[33]
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热爱骑兵分子”，就某种程度而言，卡思卡特显然在记载这一他口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骑兵事件”时略有偏颇，他忘记了俄军炮兵的贡献。就在法军骑兵接近亚历山大所在小丘的时候，亚历山大转向他的炮兵司令伊万·苏霍扎涅特少将，说：“看，哪一边让它的部队抢先占据这里，哪一边就会获胜。你的预备炮兵很远吗？”苏霍扎涅特当时只有25岁，在1805～1813年的战争中有大批优秀青年军官依靠军事业绩被擢升到关键职位上，他是其中的一个范例。作为一个波兰军官的儿子，苏霍扎涅特本身没有任何财富或关系，他在1806～1807年表现良好，因此赢得了上级的注意，被转入近卫炮兵。他1812年在维特根施泰因麾下和1813年在包岑的表现使其获得了圣格奥尔基十字和两次晋升。维特根施泰因被升为总司令一事对他身边的军官很有好处，以苏霍扎涅特为例，他因此被任命为俄军新任炮兵司令亚什维利公爵的副手。当亚什维利在秋季战局中病倒之后，苏霍扎涅特接替了他的职位，莱比锡会战则给了他在皇帝眼前展现自己的机会。[34]
苏霍扎涅特抓住了这个机会，证明他有资格赢得亚历山大的信任。他这样答复皇帝“预备炮兵很远吗”的问题：“两分钟之内就会到达这里。”苏霍扎涅特的行动比他的言辞还要好，两个骑炮连当即抵达：一个骑炮连直接上前支援近卫哥萨克团向戈萨村后方小溪东岸的攻击，苏霍扎涅特报称，“敌军纵队猝不及防遭到轰击，炮兵猛烈开火，迫使他们停顿下来”。与此同时，另一个炮兵连移动到小溪西岸，赶往法军侧翼展开，从那里猛烈轰击法军骑兵的拥挤队形，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对苏霍扎涅特和俄军炮兵而言，最大的考验尚未到来。就在法军骑兵如同退潮般涌向利伯特沃尔克维茨的时候，法军步兵在德鲁奥的集群炮兵支援下对戈萨展开攻击。然而和在博罗季诺时不同，俄军预备炮兵这次得到了良好的管理。苏霍扎涅特从预备队中抽出了80门火炮，将它们补充到已经就位的炮兵连那里，在戈萨后方组成了100多门火炮的战线。这次大规模密集火力攻击落到了德鲁奥下属各个炮兵连头上，最终迫使法军炮兵撤退。米洛拉多维奇将军曾经参加过博罗季诺会战，但他后来回忆说，戈萨附近的炮战是他一生中听到的声音最响的战斗。[35]
地形同时也捉弄了法军，这对俄军有利。拿破仑站在利伯特沃尔克维茨西面的高地上，从那里不可能看到同盟君主所在的小丘后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就在法军步兵接近戈萨的同时，俄国和普鲁士近卫步兵也正在抵达联军中央战线后方。他们的指挥官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和他的副官马特维·穆罗姆采夫（Matvei Muromtsev/Матвей Муромцев）一起骑行侦察戈萨附近的地形，在法军骑兵发起攻击时几乎被生擒。幸运的是，俄国马要比追击他们的法国骑兵的战马跑得更快，但这也只是侥幸脱险罢了。穆罗姆采夫此前曾经在打赌中输给了叶尔莫洛夫，他所受的惩罚则是：不管叶尔莫洛夫在什么时候唱起咏叹调的第一小节，穆罗姆采夫都必须立刻跟唱，还必须唱完一整段。重新回到俄军战线后，叶尔莫洛夫开始歌咏起来，穆罗姆采夫则唱起了《唐·乔瓦尼》（Don Giovanni）中莱波雷洛（Leporello）的一段著名咏叹调。他回忆说，叶尔莫洛夫“刚刚逃过战死或被俘的命运，在此刻却完全保持了沉着，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反应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同等的冷静”。[36]
叶尔莫洛夫在任何时候都是富有魅力且能鼓舞人心的人物。他在军事行动中表现超群，他在战场上的功勋和妙语传遍了整个俄军。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的举动也广为流传，意义却大不一样。当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在亚历山大所在的小丘后方列队时，阿拉克切耶夫骑行过去跟他的一个旧相识帕维尔·普辛上校聊天。就在这时法军炮兵开始炮击到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头上，一发榴弹在距离普辛和阿拉克切耶夫谈话处仅仅50米的地方爆炸。伯爵是一位行政管理者，却并非战地指挥官，普辛评论说这是阿拉克切耶夫在整场拿破仑战争中距离法军炮兵最近的一次。阿拉克切耶夫完全被爆炸吓着了，当他从普辛那里得知这是一发榴弹后，他的脸“变了颜色，调转马头，以跑步速度远离危险地带”。俄军军官视胆怯为最大的恶行。虽然大部分近卫军军官不管怎样都讨厌阿拉克切耶夫，但缺乏血气之勇对他的声誉来说仍然是决定性的、不可饶恕的污点。[37]
试图突击戈萨的法军步兵包括洛里斯东第五军的迈松师。俄方资料和就在戈萨后方指挥德鲁奥的一些炮兵连的格里瓦（Griois）将军都认为乌迪诺的两个青年近卫军师也参加了村庄争夺战。联军最初在戈萨的“守军”是由欧根的几个营和皮尔希旅的3个普鲁士营组成的：这两批部队都已经激战了几个小时，数量极为不足。圣彼得堡掷弹兵团、塔夫里亚（Tauride/Таврия）掷弹兵团和近卫猎兵团也进入村庄展开防御。对戈萨的争夺持续了3个小时，进攻与反攻一次接着一次。根据俄方资料，每当法军被逐出村庄，就又有一波敌军步兵生力军投入战斗，强行冲入村庄。最后解决这场战斗的是俄军第2近卫步兵师，他们一枪不发，以营纵队从西南方向突入村庄。近卫军正如字面意义上那样在“皇帝眼皮底下”作战，他们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勇气。芬兰近卫团一半以上军官非死即伤，该团长马克西姆·克雷扎诺夫斯基（Maksim Kryzhanovsky/Максим Крыжановский）少将在允许自己被运出战场之前已经4次受伤。[38]
然而，在戈萨争夺战中最负盛名的却并非军官，而是一名列兵。列昂季·科连诺伊（Leontii Korennoi/Леонтий Коренной）是芬兰近卫团第三营的一名掷弹兵。和大部分近卫军中的掷弹兵一样，他个子高，肩膀宽。他是一名老兵，先是在喀琅施塔得卫戍团服役，从芬兰近卫团成立起就一直在这个团里。科连诺伊是个结了婚的人，在芬兰近卫团中被称为“大叔”。在博罗季诺，他因在散兵线上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赢得了一枚军事奖章。现在他超越了自己，戈萨是一个拥有石质房屋、结实菜园围墙和许多小路的村庄。在战斗态势的起伏变化中，芬兰近卫团第三营营长热尔韦（Gervais）上校和其他一些军官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法军反攻中被切断了与其他部队间的联系，科连诺伊起先带着几个战友抵抗，后来竟独自挡住了法军，军官们趁机翻过围墙与该营其余部队会合。
让法军备受赞扬的是，他们不仅将科连诺伊作为战俘对待，还把他送到拿破仑本人面前，拿破仑褒奖了他的勇气，确保他得到良好的看护。由于法军并不缺乏英雄，科连诺伊能赢得这样的待遇就必定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在会战结束前，他返回了自己的团，战友们将他视为几乎从死地复生的人。在1917年之前，科连诺伊的半身像一直在芬兰近卫团军营中占据头等地位，团歌（《我们记得科连诺伊大叔》）也是为了纪念他而谱写的。[39]
就在列昂季·科连诺伊赢得美名的同时，帕姆菲尔·纳扎罗夫正在芬兰近卫团中参加他的第一场战斗。他回忆说在他们团向戈萨开进之前，康斯坦丁大公骑行来到该团队列之中，他吩咐近卫军士兵们给步枪装填子弹，随后下令他们前进。和他的许多战友一样，帕姆菲尔甚至在抵达村庄前就在进攻中受了伤，他的受伤部位是右膝上方，他也记得他的外套被子弹撕碎了。帕姆菲尔倒了下来，失血很多，他回忆说自己的血看上去是那样热。他设法硬撑着走了2公里抵达医疗点，途中又倒下了一次，路上还不断遭到呼啸而来的实心弹的威胁。当他抵达伤兵收容点时，他发现了团里的弹药、军旗、乐手和医生。他在包扎后蹒跚走到一个火堆旁边度过这个寒冷的雨夜。团里的一个战友给了他两根盐腌黄瓜，这可谓巨大的恩惠。
帕姆菲尔在晚上流了许多血，他自己重新包扎了一下，然后背着背包用步枪当拐杖前往后方。他的腿由于连日行军肿了起来，后来他不得不找了辆大车把自己送到医院。他最终在10月28日抵达了一所位于普劳恩（Plauen）的野战医院，那里伤员人数太多，因此他被安排在礼拜堂里，另外，那里也有许多德意志医护人员。这已经是帕姆菲尔包扎后的第12天，而他的伤口已经感染了。接下来的日子是极度痛苦的，绷带被换掉了，药膏则每天两次通过附在一根巨针上的棉绒直接注入伤口。直到1814年初他才返回团里。[40]
然而，帕姆菲尔和他的战友们的牺牲最终达成了目标。戈萨被守住了，而拿破仑的大反攻也停下了。当夜，叶尔莫洛夫的年轻参谋们在戈萨的废墟上即兴表演拉辛（Racine）的《费德尔》（Phèdre）。从战术层面来说，莱比锡会战的第一天是一场平局。除布吕歇尔夺取了莱比锡以北的村庄外，两支军队在战斗结束时仍然占据着和当天战斗开始时几乎完全相同的阵地。然而平局事实上就意味着联军取胜。如果拿破仑要保住德意志，他就必须在会战第一天决定性地击败联军，否则，因为在附近的生力军超过100000人，联军此后的军力将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这一点拿破仑在10月16日日落时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当然回顾时总是比会战当晚要看得清晰许多。最明智的对策应当是立刻组织起有秩序的撤退，尽可能快地运走辎重，在埃尔斯特河上修建新的渡河点，以避免仅仅依靠一座桥梁的危险局面。事实上，拿破仑直到10月17日晚上才开始组织撤退，甚至直到那时还没有采取任何能够缓解部队撤出莱比锡越过埃尔斯特河时的交通压力的措施。与之相反，他浪费时间去和被俘的默费尔特（Meerveldt）将军谈话，随后他将默费尔特交还给弗朗茨二世，似乎天真地希望联军也许会展开谈判，让他离开。
10月17日，星期日，这一天发生的战斗很少。贝纳多特和本尼希森都没有抵达战场，由于拿破仑并未表露出离开的迹象，同盟君主们愿意让他们的士兵稍作休整，等待援军的到来。当天唯一重要的战斗是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的骠骑兵师发起的精彩冲锋，这次冲锋让身为老骠骑兵的布吕歇尔兴奋不已，令法军不仅损失了许多士兵和火炮，还在城市西北方向退缩到哈雷门前方的郊区，从那里开始，他们已经不能考虑继续退缩了：如果俄军从哈雷门攻入莱比锡，拿破仑本人和整个法军的退路将被切断。然而，当布吕歇尔得到波希米亚军团不会在这天发起攻击的消息后，他被迫将萨肯从北面突入莱比锡的尝试推迟到10月18日。[41]
莱比锡会战的最后两天——10月18日和19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虎头蛇尾的，其间没有大胆的军事行动，也找不出鼓舞人心的军事领导才能的例子。以娴熟的战斗技能和勇气战斗着的法军，时常在发生于莱比锡城内和附近的许多结实建筑里的遭遇战中取得较好的结果——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当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丧失性命的时候，称一场会战“无聊”是不正确的，但对军事学者而言，当把莱比锡与奥斯特利茨或坎尼（Cannae）对比时，它的确是一场“无聊”的会战。然而关键的一点是，这种“无聊”的会战正是联军所需要的。考虑到联军难以管理的庞大规模、多民族的部队组成和混乱的指挥结构，任何展开灵巧或者说精细复杂行动的尝试都注定会以灾难告终。联军所需的是把拿破仑牵制在某一地点，在那里它可以让拿破仑军队面临联军人数和火炮优势的重压。这就是联军在莱比锡会战最后两天里所完成的事情。到10月18日下午为止，他们已经在战场上集结了所有部队和1360门火炮。
10月18日的上午明亮而晴朗。这一天，联军在莱比锡东、北、南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包围圈。也许10月18日最著名的事件是一些萨克森团倒向联军一边，但区区几千人的叛逃在一场500000士兵参与的会战里实际上并不重要。更重要的则是贝纳多特接近60000之众的北方军团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战场的事实，这反过来迫使本尼希森将他的部队分布得更为稀疏，也降低了他从东面包抄普罗布斯泰达（Probstheida）村迫使法军放弃这一据点的可能性。普罗布斯泰达是拿破仑在莱比锡以南阵地的关键据点，由于村庄房屋的坚固和联军记载中盛赞的法军守卫者的英雄气概，拿破仑得以坚守该据点一整天。联军方面，在代价高昂的试图夺取村庄的战斗中，普军首当其冲，但甚至连欧根军残部也加入了战斗，尽管他们此前蒙受了令人惊骇的损失。与此同时，俄军第1近卫师和整个普鲁士近卫军无所事事地站在不足1公里外的地方，尽管他们即使在会战第一天也一枪未开。
某种程度上来说，君主们又一次保护了他们的近卫军，但这也不过是拿破仑时代战争的逻辑：尽可能保留精锐部队单位作为预备队，直到战役或会战危急时刻才将他们投入。萨肯手下没有任何近卫军，但事实上他在试图突入哈雷郊区时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他投入了涅韦罗夫斯基的第27师和利芬的两个猎兵团，但第10师的3个久经沙场的步兵团却在整场战斗中都被保留下来作为预备队，哪怕萨肯军的其他部队在奋力攻入莱比锡北郊时遭遇了惊人的伤亡。
即便没有法军修筑的野战工事，哈雷门外的郊区也是难以克服的障碍。普莱瑟河就在郊区前方流过，而普法芬多夫（Pfaffendorf）小村和村里坚固的建筑物形成了强大的前出据点，可以阻击任何企图冲入莱比锡的作战行动。通往哈雷门的道路是狭窄的，而俄军步兵在侧射火力面前也显得脆弱，威胁不仅来自普法芬多夫，也来自他们西面的罗森塔尔（Rosenthal）公园围墙。绝不会怀有亲俄思想的奥地利官方历史评论说，“俄军士兵以惊人的勇气展开战斗，他们的军官也拼尽全力”。[42]
勇敢且极为聪明的前《军事杂志》编辑、涅韦罗夫斯基麾下旅长之一帕维尔·拉赫曼诺夫上校在这里战死，同时战死的还有第27师炮兵指挥官许纳（Huene）上校。我们上次遇到德米特里·杜申克维奇是在1812年8月的克拉斯内，他那时是个正参加第一场战斗的15岁准尉。到1813年10月，他已经成了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的一名副官，他回忆说10月18日的涅韦罗夫斯基和往常一样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周围的房屋都在燃烧，在残酷的逐房逐屋争夺战中，攻击和反攻快速交替进行。在激励试图向哈雷门突击的拉赫曼诺夫所部时，涅韦罗夫斯基被一发子弹击中左腿。他被哥萨克护卫带离战场，几天后死去。作为百年纪念的一部分，他的遗体于1912年被迁回俄国，改葬在他的师当年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守卫的阵地附近。[43]
到10月18日战斗结束为止，俄军已经蒙受了惨重伤亡，但他们距离哈雷门并没有比当天早上近多少。无论如何，与一些记载相反，他们的牺牲绝非虚掷。东布罗夫斯基的波兰师是哈雷郊区最初的守军，就像当波兰人遭遇俄国人时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之间的战斗异常激烈。但随着俄军压力逐步增大，越来越多的法国援军也被投入防守这一关键地区的战斗中，其中包括布拉耶尔的第8师，还有青年近卫军的12个步兵营和3个炮兵连。正如朗热隆所言，萨肯的攻击转移了上述部队的注意力，避免了他们前去增援舍讷费尔德的守军，而朗热隆正试图攻占这个关键村落。[44]
舍讷费尔德和莱比锡南面的普罗布斯泰达一样，是拿破仑在北面的关键阵地。它也是由大部分两层高的坚固石质房屋和菜园所组成的村庄，整个村庄外面还环绕着一条坚固的围墙。让俄军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就在村庄以南有一片筑有围墙的公墓，这给防御者提供了极好的保护。由于村庄距离普莱瑟河的沼泽河岸很近，从北面包抄舍讷费尔德也很困难。此外，对舍讷费尔德的进攻还会遭遇到任何试图攻占这些萨克森村庄的军队通常要面临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人数和勇气，尽管会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发起进攻的步兵还是能够攻入村庄的。但他们随后就将成为集结在村后、处于火力范围之外的新锐敌军和支援他们的敌方集群炮兵的反击目标。如果进攻方要携带自己的火炮穿越或绕过村庄，形成足够数量的炮群与上述敌军炮兵对抗的话，这就会极为困难。拉多日茨基上尉在舍讷费尔德正是打算这么做，却发现他的几个炮组遭到了敌军近距离压倒性霰弹火力的覆盖。只有在贝纳多特让他的所有炮兵就位、从南面炮击村庄之后，舍讷费尔德才最终在下午6点被攻陷。即便到那时，朗热隆的部队为了守住村庄，也还必须抵抗法军持续到夜间的凶猛反击。[45]
舍讷费尔德的陷落产生了这样的风险：联军部队将会攻入正在莱比锡南面作战的拿破仑军队后方，并切断他们的退路。然而，拿破仑事实上已经在10月18日凌晨决定放弃莱比锡。唯一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让大部分军队和辎重安然离开。早在10月17日，贝特朗军就奉命沿林德瑙以外的大道前进，以确保魏森费尔斯和拿破仑西撤路线的安全，奈伊元帅则派出部队接手林德瑙的防务，法军的辎重车队也开始穿过莱比锡后撤。拿破仑收紧防御外围，利用坚固的萨克森建筑物作为据点，成功地令联军在10月18日既未攻入他后方，也没有切断他的退路。
最大的考验将在10月19日到来，那时拿破仑的后卫需要阻击联军足够长时间，来让他把大部分士兵、火炮和数量依然可观的辎重挤过莱比锡的街道，跨过那座桥梁——这是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路径。不可避免的是，拿破仑的许多炮兵连被尽可能久地留在战场上，以保护后卫部队免遭联军占压倒优势的炮兵火力打击。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会极大地加剧10月19日莱比锡的交通堵塞。最重要的是，拿破仑没能在埃尔斯特河上架设更多的桥梁，这个举动毫无必要地恶化了交通状况。俄国官方历史将拿破仑的失败归咎于“那时法军管理中惯常出现的无序”。[46]
联军纵队在10月19日早晨7时开始向莱比锡前进。与此同时，拿破仑将组建后卫的任务交给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军和麦克唐纳由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师混编成的军。如果拿破仑退到莱茵河后方，可能这些非法国人部队将设法背离他的事业，这也许是值得注意的现实因素。然而，后卫部队在莱比锡城墙外战斗得颇有成效，他们利用许多建筑物和其他障碍物拖延联军的前进。即便如此，到上午11点为止，联军已经开始突破四座城门攻入内城。截至正午时分，尽管后卫部队的战斗已经让拿破仑的大部分部队撤过了埃尔斯特河，数以万计的士兵和大量火炮却依然在莱比锡的街道上奋力强行前进。在这种状况下，就算发生一场大灾难也并不令人吃惊。
在莱比锡北面，联军战线右翼远端，利芬第10师的第39猎兵团最终突破哈雷门攻入城内。第39猎兵团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部队单位，它由布良斯克步兵团在1810年改编而成，大部分军官和每个军士都在团里度过了整个军事生涯。第39猎兵团在1809～1812年与奥斯曼人作战，1812年和1813上半年则在萨肯手下表现出色。该团惯于对付坚固的奥斯曼要塞，在1813年3月以精准的射术迅速制服了波兰要塞城镇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的守军，为他们自己赢得了礼仪银号角，也令约翰·冯·利芬被晋升为中将。第39猎兵团在莱比锡由米哈伊尔·阿赫列斯特舍夫（Mikhail Akhlestyshev/Михаил Ахлестышев）指挥，他是一位优秀的军官，在最后一次攻击哈雷门时受了重伤。[47]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德·朗热隆的步兵正在上前支援萨肯。他的两个猎兵团——第29、45猎兵团——向西前进，越过罗森塔尔花园，沿北城墙行动，跨过埃尔斯特河一条小支流上无人防守的桥梁，经过雅各布（Jakob）医院攻入城内。第29、45猎兵团都参与了最近一次同奥斯曼人进行的战争中的所有重大行动，从1806年的霍京（Khotin/Хотин）围城战，到强攻布拉伊洛夫（Brailov/Браилов）和茹尔扎（Jurja/Журжа，罗马尼亚文名为Giurgiu，即久尔久），一直到库图佐夫最后在1811～1812年冬季歼灭奥斯曼主力军。1812年和1813年春季他们在萨肯军中服役，赢得了许多赞美，但并没有像那些在博罗季诺作战或是从塔鲁季诺追击拿破仑直到维尔纳的团那样损失惨重。当这两个团抵达莱比锡时，团里依然满是拥有多年狙击、巷战和小分队袭击经验的老兵。[48]
午后不久，第29、45猎兵团越过雅各布医院向前推进，从而接近了埃尔斯特河干流上唯一一座桥梁，拿破仑的军队正从那座桥上撤退，炸药已经被安放在桥底下。在撤退时的混乱状况中，负责炸桥的军官已经离开岗位去弄清楚到底何时起爆，而军官不在岗时临时负责指挥的仅仅是一名军士。炸桥部队遭到了第29、45猎兵团准确的步枪射击，而他们拿到的指示又要求在敌军接近时摧毁桥梁，这名军士非常可以理解地起爆了炸药。因为桥梁被炸毁，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数以百计的火炮被困在了城内。此后不仅拿破仑把这样重大的损失归咎于那名军士，还有许多回忆录作者也这样认为。不过当一支大军的命运仅仅取决于一座桥梁和一个孤单的军士时，责任显然要归于更高层的军方人士。[49]
联军在莱比锡会战中损失了52000人，其中最大一部分——22000人——是俄军损失的。尽管经过了3天的激战、面临着如此巨大的伤亡，联军在攻入莱比锡时很少出现劫掠和混乱，这有力地说明了联军的军纪。法军的损失当然会更大，也许正如法方资料声称的那样，他们损失了仅仅60000人，另外，当抵达埃尔福特时，法军已经只剩下70000名尚有武装的士兵和30000名徒手掉队者，因此法军在莱比锡会战及其后几天内的总损失必然更接近100000人。300门火炮和900辆弹药车也被丢在莱比锡。因此联军明白无误地取得了胜利，这也导致拿破仑丧失了莱茵河以东的整个德意志。[50]
考虑到他们的数量优势，这场会战联军本来就该取胜，而他们几乎在第一天就输掉了会战，这主要是因为施瓦岑贝格犯了错误。莱比锡会战是拿破仑保住德意志的最后一次机会，施瓦岑贝格的错误在会战第一天给了他这个机会，拿破仑也正确地把握住了。拿破仑未能在10月16日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更应归因于联军部队的英勇和坚韧，而非他本人犯下的任何错误。然而，一旦丧失了在第一天取胜的机会，拿破仑的胜利就近乎无望。此外，他拖延撤退太久，又没能为撤退做好充分准备。
联军领导人中最主要的英雄是布吕歇尔，如果没有他，联军三大军团就永远不可能在莱比锡会合。不可否认，布吕歇尔冒了很大的风险，而运气恰好在他一边。迫使马尔蒙军未能参加10月16日对波希米亚军团的进攻，以及两天后最终将贝纳多特拖上战场，这也应归功于布吕歇尔。亚历山大不管怎样也应得到巨大的褒扬，只有他的干涉能够迫使施瓦岑贝格改变原定联军战斗部署。没有他的坚持，俄军预备队就不可能在10月16日及时抵达戈萨后方。他的唠叨也为施瓦岑贝格及时动用奥军预备队做出了贡献。公允地说，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话，联军是有可能输掉莱比锡会战的。皇帝最终在战场上为奥斯特利茨的灾难做出了补偿。
拿破仑从莱比锡的撤退和他从莫斯科的撤退多少有些相似之处。法军都处于快速运动之中，都付出了许多人掉队和发生大面积无纪律现象的代价。俄军哥萨克和轻骑兵都在骚扰撤退中的法军纵队，抓获了数以千计的俘虏。施瓦岑贝格追击拿破仑的速度并不比库图佐夫快。哪怕布吕歇尔也先是被远远抛在后面，后来又因为误判法军撤退路线向北拐得太远了。奇恰戈夫的角色则由指挥巴伐利亚—奥地利联军的弗雷德元帅扮演，他试图在海瑙（Haynau）阻截拿破仑，却被击败。由于巴伐利亚刚刚改换阵营，法军尤其喜欢这场击败“叛徒”的胜利。和别列津纳一样，拿破仑的军队在处境极其艰难、自身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韧性。然而，拿破仑难以负担在海瑙蒙受的15000人的额外损失，11月2日，他跨过莱茵河返回法国。
和正好一年前从莫斯科退到俄国边境的行军相比，从莱比锡撤退无疑少了许多恐怖色彩，撤退途中只有很少的雪和少得多的复仇农民，并且没有吃人的传说。然而，路上依然发生了严重的斑疹伤寒疫情：拿破仑带回莱茵河畔的大约有85000人，但其中上千人在此后几天内死于这种疾病。与此同时，联军占领了法兰克福，神圣罗马帝国的“旧都”，向莱茵河前进。这条河流以东的德意志土地已经在联军手中。欧洲的权力平衡已经恢复，俄普奥联盟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1813年战局至此结束。
[1] 协定文本收录在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3：Traktaty s Avsrtieiu，St Petersburg，1876，no.71，pp.126-38。坎克林的评论位于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 Kankrina：General’nyi sokrashchennyi otchet po armiiam（krome Pol’skoi i Rezervnoi）za pokhody protiv Frantsuzov，1812，1813 i 1814 godov，Warsaw，1815，pp.72-6。
[2] L.G.Beskrovnyi（ed.），Pokhod russkoi armii protiv Napoleona v 1813 g.i osvobozhdenie Germanii：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4，no.214，若米尼致亚历山大，1813年8月21日/9月2日，pp.241-2。
[3] 给克内泽贝克的信被引用在Rudolph 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214-15；给亚历山大的信被刊布在Beskrovnyi（ed.），Pokhod，no.232，布吕歇尔致亚历山大，1813年8月30日/9月11日，pp.268-9。
[4] 吕勒的话被弗里德里希引用在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215：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62，内塞尔罗德致波佐，1813年9月21日/10月3日，pp.393-4。
[5]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nos.50 and 51，沃尔孔斯基致布吕歇尔，沃尔孔斯基致本尼希森，1813年9月1/13日，fos.21ii-22ii；Delo 3416，‘Zhurnal voennykh deistvii Pol’skoi armii’，fos.12i-14i。
[6] M.I.Bogdanovich，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2 vols.，St Petersburg，1863，vol.2，pp.336-41；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沃尔孔斯基致普拉托夫，1813年9月4日（旧历），fos.24ii-25i。
[7] 切尔内绍夫涵盖了此次袭击的日记保存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86，fos.26-31.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p.342-55 提供了一份叙述，尽管我的结论和他差异很大。
[8] A.Raevskii，Vospominaniia o pokhodakh 1813 i 1814 godov，Moscow，1822，pp.1-77（Раевс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оходах 1813 и 1814 годов.Ч.1-2.СПб.，1822.С.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