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法兰西
在1814年战局里，军事行动被卷进了外交和法国国内政治中，这是联军在1813年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1813年9月在特普利茨签订的同盟条约使俄罗斯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献身于将拿破仑赶过莱茵河、恢复德意志独立的事业，到1813年11月为止，这一目标已然达成。联军现在必须决定，究竟是坚持此前的有限战争目标还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加码。如果他们选择后者，那么联军就需要一致认同新的目标。不管联军做出怎样的决定，他们都需要一个愿意展开和平谈判并信守和约的法国政府。厌战情绪很可能会让法国人在短期内欢迎和平，但在22年的战争岁月之后，反法同盟渴望的是可以长久持续的和平，而不仅仅是临时休战。设计一个能够确保欧洲和平与稳定、满足同盟大国的利益，同时也可以被法国社会接受的和平方案注定是十分艰难的。[1]
反法同盟应当容许法国保留所谓的“天然疆界”——就是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为标志，且在《特普利茨条约》中设想过的边界吗？还是应当将法国缩小到它的“历史疆界”——1792年法国国王统治的领土？这个问题和联军是否应当与拿破仑谈判或是否应当试图推翻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关联。也许可以想象的是，拿破仑将会容忍基于“天然疆界”上的和平，但只有极为乐观的人才会相信，他并不会把与旧王国时期疆界联系在一起的和平协定视作暂时休战。然而，反法同盟知道，给法国强加一个政府既不是同盟的权力，也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军队无法永久占领法国。它们需要尽早找到一个拥有足够合法性以接受和平协定的法国政权，并且即使在原先的厌战思潮从社会上退去之后，它也能继续保有权力。在同盟当中，关于何种法国政权最符合上述要求，存在很坦率的分歧。但是有一点显而易见：这个政权看上去越像是反法同盟扶植的，它就越难得到法国人的接受。
这些问题相当复杂，也不会有明确答案。然而，由于在整个欧洲最终和平解决方案上的利益纠纷，联军阵营里的猜疑与争吵越加严重。拿破仑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波兰、德意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所有这些领土的命运现在都需要被决定，这对所有反法同盟国家的权力、地位与安全影响深远。最重要的则是波兰，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华沙大公国。整个大公国此前都是普鲁士或奥地利的领土，而亚历山大希望为俄罗斯赢得它。世人普遍认为，在这三个主要欧陆反法同盟国家间维系的东中欧权力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问题。关于怎样瓜分波兰的分歧曾经导致针对革命中的法国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破裂，这些分歧也是最有可能导致这次同盟瓦解的源头。波兰问题也不可能同如何处理拿破仑和法国的问题分开。面对俄普两国的团结一致，奥地利将法国视为可能的盟友。如果和平协定导致法国太过衰弱或太过蒙羞，它将无法担当这一角色。另外，一个因为相对宽松的和平方案而受惠于维也纳，又被弗朗茨二世的女婿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可能会对俄国权力构成有力制衡。[2]
尽管在所有同盟大国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紧张状态，但最为重要的冲突则发生在奥地利和俄罗斯之间。一个关键的分歧领域是巴尔干，在1808～1812年，俄国人看上去几乎征服了现在的罗马尼亚全境，并把塞尔维亚转变为他们的附庸国，从而使俄国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声望和影响大为增加。拿破仑的入侵威胁是导致彼得堡最终退缩的唯一原因，但在维也纳没有谁会天真到相信，俄国对巴尔干的觊觎就此告终。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看，奥地利人害怕俄国日益增长的实力，1812年发生的种种为他们敲响了警钟。几乎不可伤害的地理条件、军队的高质量和资源的庞大规模都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值得恐惧的帝国。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夸大其词：1814年的奥地利在国力上与俄罗斯还没有太大差距。此时我们距离1914年那个时代还十分遥远，那时俄国的巨额人口增长增强了国力，而奥地利军队则被哈布斯堡帝国内部众多民族间的冲突削弱了。在1814年，即使仅仅依靠自己，奥地利人也有希望对俄国人展开顽强抵抗。如果与普鲁士结为同盟，他们就完全有可能击败俄国。对梅特涅来说，1814年的主要问题在很多层面上都是由俄普两国的团结一致引发的，这增强了俄国的自信心，也给了俄国进入中欧的安全通道。俄普同盟使得奥地利面临孤立的威胁，也与梅特涅建立德意志集团、将法俄两国影响力排除出中欧的愿望相抵触。在德意志集团内部，奥地利的资源和哈布斯堡的历史将给予维也纳天然的主导地位，而梅特涅设想中的欧洲整体和平与均势则应由法国和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保护。[3]
奥地利的观点在普鲁士政府内部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当俄罗斯和普鲁士在1813年2月就《卡利什条约》进行谈判时，对华沙大公国境内前普鲁士领土的不同处理意见曾导致两国间产生严重紧张局面。普王最亲近的军事顾问卡尔·冯·德姆·克内泽贝克少将和奥地利高层一样害怕进军巴黎、废黜拿破仑的企图。[4]
反对克内泽贝克的有布吕歇尔、格奈泽瑙和西里西亚军团。他们的观点有时被贬低为仅仅是出于对复仇和军事荣誉的渴望。这种说法并不公允，西里西亚军团的军需总监米夫林男爵是一位冷静的参谋，就私人关系而言，他同克内泽贝克要比同格奈泽瑙或布吕歇尔亲密得多。但米夫林也赞同他们的观点——为了实现持久的和平，必须让拿破仑退位。他相信只要皇帝依然握有权力，在得到短暂的休息并重组资源后，他就必然会试图推翻任何和平协定，而目前所有被联军俘虏或尚在医院治疗的老兵到那时都会做好支持他的准备。米夫林还补充说，当拿破仑越过莱茵河时，俄军将至少位于1000公里外，无法赶来援救普鲁士。[5]
普鲁士的政策最终取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国王与米夫林持有同样观点，对在卡利什达成的协定相当满意。1813年2月之后，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度过了做出支持俄国这一决定的痛苦时期，出于性格原因，他非常不愿去回顾它。不管怎样，国王都是信任并钦慕亚历山大的，他也对沙皇在蒂尔西特拒绝放弃普鲁士和在1813年从拿破仑手中救出他的王国的事实感恩在心。很快，国王长女与亚历山大的弟弟、后来的皇位继承人尼古拉大公的婚姻就使得俄普同盟更为紧密。[6]
在欧陆反法同盟国家间的倾轧中，英国多少有些置身事外。在1813年解放德意志的反法同盟里，它的角色大部分时候局限于为盟友的军队提供补助金。然而，到1813～1814年冬天为止，事情已经起了变化。随着德意志重获自由，最终和平也即将到来，英国便逐渐移动到了事件的中心。欧陆反法同盟的痛苦经历告诉它们，如果英法两国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它们最终也会被卷入战火，复员军队、恢复财政状况和重建国际贸易将十分困难。因此，英国必须在和平解决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它的欧陆盟友则希望它能够将1793～1814年征服的许多海外殖民地归还法国，以促使其接受和平条件。
1813年时，派驻于三个反法同盟国家宫廷中的英国外交使节的表现并不引人注目。卡思卡特勋爵和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都是将军，他们更渴望参加战役而非从事谈判。年仅28岁的驻奥地利公使阿伯丁（Aberdeen）勋爵甚至不会说得体的法语，他不可避免地被梅特涅随意摆布。一份奥地利资料评论说，“在这三人里，只有阿伯丁有些外交天分，可他却毫无经验。而另外两人既无天分也无经验。”同盟国家要求伦敦派出能够从事和平谈判的重量级政坛人物，英国的回应则是让卡斯尔雷子爵于1814年1月抵达联军总部，他是英国历史上最能干的外交大臣之一。[7]
然而，基本的一点是，从某种程度而言英国是反法同盟四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在输掉了美国独立战争后，联合王国一度面临法国、西班牙和荷兰舰队的联合挑战。而在1814年，这些舰队大部分已经被摧毁了，英国海军主宰了海洋。海军的后盾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商船队和造船业，为这些提供支持的还有英国巨大的财政与商贸资源。英格兰历史上的后门苏格兰和爱尔兰现在也已经牢牢处于伦敦的控制之下。除了以上的这些基本要素，评估英国的实力时还要加上威灵顿和他麾下的士兵，他们是过去200年间英国最为优秀的将领和军队。同盟君主在1814年已经知道威灵顿深入法国南部牵制住了苏尔特元帅和超过40000名法军，使得他们远离北方的关键战场。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国际关系的逻辑对英国有利。欧陆上的同盟国家也许会经常愤恨英国的财富和安全，但它们的关键利益总是受到陆上邻居更为严重的威胁。出于自身安全因素，它们和英国一样致力于达成权力平衡，而欧陆大国间的权力平衡一旦实现，就意味着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主宰地位不会受到严峻挑战。[8]
这一事实在和平谈判中得到了体现。英国坚持“海上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国际海洋法——不应当受这场谈判支配。英国如愿以偿，俄国则对此感到不快。俄国驻伦敦总领事写道，直到战争结束为止，英国海军依然扣押着俄国的军舰和商船。这些船只有时确实携带了虚假证件，但是无论如何，在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官员面前，要证明它们的证件合乎法律也是非常困难的。英国方面从未告知俄国使馆船只曾被扣押，所有的后续程序都是秘密而缓慢地进行的。即使英国最终承认俄国商船是在从事合法贸易，长期的拖延也导致了毁灭性的损失。英国从未给出任何道歉或补偿，也没有英国官员因为错误或恶意扣押船只而受到处罚。然而，俄国政府在1814年有比海洋法更为优先的议题，它不能承担惹恼伦敦的恶果。[9]
联合王国在1793～1814年最重要的领土收益——如果没有海上优势的话是不可能获得的——是从印度王公身上拿到的，因而并非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不列颠商业帝国非正式地向南美渗透，填补西班牙在当地统治崩溃后留下的空缺，这也并非谈判的一部分。从法国和它的盟友那里夺取的殖民地则是谈判的对象，伦敦方面在归还殖民地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智慧与节制，例如它将富庶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归还给了荷兰人。但英国保留了马耳他、好望角和印度洋上的许多岛屿，这加强了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英国在欧洲的一些战争目标到1813年12月为止已经实现了，如西班牙已经得到解放。剩下来最优先的目标之一是将法国人赶出比利时，确保比利时海岸掌握在对英友好的政权手中。卡斯尔雷写道，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英国海军将永远处于战时状态。但除了法国之外，没有一个欧洲大国与英国利益相悖，就在卡斯尔雷做出上述表态的时候，荷兰人掀起了针对拿破仑的暴动，这为伦敦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比利时问题解决方案。在这种状况下，英国能够在反法同盟间保持平衡，协助缓和它们的争吵，在某一国家的力量或诉求可能威胁到英国的利益时加以打压。[10]
在1814年，上述的大部分“打压”是针对俄国的，这一方面仅仅是因为它是欧陆盟国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亚历山大的目标和行为在英国人看来有时很不明晰，甚至显得咄咄逼人。事实上，亚历山大对他的国家外交政策的主导程度要比梅特涅更深。梅特涅之所以能够主导奥地利外交政策，是因为他的君主甚至整个奥地利精英阶层的见解都和他一致，这些人将捍卫他们利益的任务交托给梅特涅。而亚历山大掌控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原因是，他是君主和独裁者。皇帝所表达的观点与俄国统治精英的共识时常相去甚远，就某些关键问题而言，他很大程度上是个少数派。
对亚历山大的许多顾问来说，关键的一点是，精疲力竭的俄国依然在那些同帝国核心利益距离甚远的问题上大量投入财富和士兵。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不仅对皇帝非常忠诚，也是个圆滑到极致的廷臣。即便是他也在1813年11月致信给皇帝，“在所有同盟大国中，俄国是最需要尽快得到和平的国家。在被剥夺贸易许多年之后，它需要恢复自身的财政秩序……俄罗斯最为富庶的省份已经被破坏了，它们需要马上得到帮助。只有终结战争才能治疗这些创伤。”[11]
亚历山大的顾问里只有很少人不同意这一点。海军将领希什科夫此前就反对越过涅曼河攻入德意志境内，而越过莱茵河攻入法国的想法更是几乎让他陷入歇斯底里。财政大臣德米特里·古里耶夫提出警告，再进行一年战争将让国家面临破产。库图佐夫已经去世，鲁缅采夫则被边缘化了，但若米尼接过了他们的古老呼号，提醒皇帝一个保有莱茵河边界和比利时海岸的强大法国将对俄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国才能制约“可怕的不列颠强权”。在亚历山大的高级将领中，西里西亚军团的俄军指挥官和布吕歇尔处于同一战线。作为一个保王党流亡者，亚历山大·德·朗热隆有足够的个人理由希望将拿破仑赶下台，而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则恐吓那些集合起来试图不顾一切保持中立的南锡（Nancy）城显贵们，他以一种“愿长久以来作为法兰西民族灾祸和欧洲瘟疫的暴君得到死亡和毁灭”的口吻呼吁这些人加入他的事业。另外，在亚历山大自己的总部里，他的许多最亲近的顾问则要谨慎得多，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妥协达成和平。[12]
卡尔·内塞尔罗德并没有理会他的岳父亦即财政大臣的担忧，他用皇帝肯定会认可的话回复说：“部队的吃穿或多或少是由他们作战时身处的国度负担的。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协定对我们完全有利，华沙大公国的岁入只流入我们这里，所以我不理解为何战争会非常昂贵。”另外，亚历山大的主要外交事务助手和皇帝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有所分歧，这两个问题对俄国君主和俄国与它的盟友间的关系都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具体内容则是波兰的命运和是否向巴黎进军推翻拿破仑。尽管内塞尔罗德知道他的建议不会受到欢迎，他却还是表现出了道义上的勇气——坚持捍卫他所认为的真正国家利益。[13]
内塞尔罗德早在1813年1月就向亚历山大提交了他在波兰事务上的关键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建立一个自治的波兰王国以取悦波兰人实质上将不会增加俄国的实力，反而会产生致命的政治后果。它既会疏远维也纳，也会激怒俄罗斯爱国者，这些人相信波兰人最近对俄国的行为导致他们不该得到任何让步。从长远角度而言，让独裁的沙皇同时作为波兰的立宪国王也是极为困难的。由于波兰精英的独立愿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抹煞，将华沙大公国并入帝国的最终结果也许将是丧失那些由波兰人占主导的省份，它们现在已经成为帝国西部边境地区的一部分。[14]
内塞尔罗德的观点到1813年冬天为止都未改变。与此同时，他还向亚历山大提交了关于和拿破仑谈判的令人不快的建议。内塞尔罗德写道，联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战争目标。如今存在这样的和平可能，它“将能够令陛下在安全的环境下为臣民的福祉而工作，为医治战争的创伤而工作，同时还能确立对陛下有利的帝国西部边界，对其他政府施加仁慈和公平的影响，让它们对您给予的帮助留下根深蒂固的记忆”。与这一可能性相比，“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给予的机会是无法估算的，更何况进行这场战争还是为了并不明晰且过分的目标”。[15]
内塞尔罗德的观点削弱了亚历山大对他的信任。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写信给她的丈夫，认为他在个人关系和观点上都与梅特涅太过接近了，为了他自己着想，（应该有所疏远）。内塞尔罗德的私人信件则泄露了被他勉强压下的对皇帝的挫折感。1814年初，在联军的许多关键领导人身上都能发现这种挫折感。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不仅过于骄傲专横，也时常被纯粹个人的、狭隘的动机所驱使。在最早从盟军总部发到英国首相处的一批报告中，卡斯尔雷勋爵写道，“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大的危险来自亚历山大皇帝如同中世纪骑士般倾向于推动战争的语调。他对巴黎有一种个人感情，与任何政治或军事因素无关。他看上去似乎打算寻求让他带着壮观的近卫军进入敌国首都的机会，这可能是为了和莫斯科的毁灭作对比，展示他的仁慈与节制。”[16]
卡斯尔雷的评论体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在1814年，亚历山大有时确实会让自己被个人考虑甚至狭隘想法所摆布，而这些与俄国国家利益并没有太大关系。他把自己的“胜利者与和平给予者”角色视为个人生涯的巅峰。他也记得是他在1812年独自抵抗看上去不可战胜的敌人——他们的军队里还包括强大的奥地利和普鲁士部队。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在将普鲁士和奥地利先后拉进他的胜利同盟的过程中冒了许多风险，展现了出色的技巧和极大的耐心。到1814年2月为止，他感到所做努力的回报却是程度本来不该如此的不信任与批评，而这些不仅来自他的盟国，还来自他的许多顾问。混成一团的兴奋感和挫折感永远都是难以处理的。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亚历山大在国际关系上的看法永远都不是纯粹基于现实政治的。长久以来他对国际合作持有理想主义观点，现在这种观点又受到新确立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这在很多方面都让那些脚踏实地的、对其他大国外交政策起主导作用的现实主义者们感到不安。[17]
然而，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理解亚历山大的情感，还要认识到他的政策核心通常都是理性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都显得比他的批评者们更加正确。将波兰的诉求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予以调和，对他的帝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亚历山大的这种尝试是慷慨而富有想象力的。尽管它最终失败了，但此后俄国的每一次努力也都没能取得成功。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皇帝不摊牌并将波兰事务的讨论推延到战后的决定招来了不确定因素和猜疑，但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任何其他尝试都一定会造成同盟的破裂。
亚历山大当然理解他某些顾问的主张——法国作为大国，对制衡英国野心至关重要。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俄国在蒂尔西特和之后几年内外交政策的部分基本原则。鲁缅采夫曾希望利用拿破仑对抗英国，正如梅特涅希望利用他平衡俄国一样。但基本的一点是，法国实在太过强大，而拿破仑又过于野心勃勃，结果奥地利人和俄国人都没有把握利用他。这种尝试只会让欧洲陷入更长时间的冲突与不稳定。亚历山大的见解——拿破仑永远不会遵守任何对反法同盟来说可以接受的和平协定，持久的和平只能在巴黎确立——是正确的。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责任推翻拿破仑。如果联军的领导权归于梅特涅和施瓦岑贝格，那么1814年战局完全有可能这样告终：拿破仑仍然在位，联军位于莱茵河后方，欧洲注定还要面对无休止的冲突与混乱。在巴黎最终投降的那一天，卡斯尔雷的异母兄弟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写道，不承认亚历山大领导联军走向胜利的成就和他因此应当“当之无愧地得到人类解放者的称号”的做法“将是不公平的”。[18]
然而，当联军于1813年11月初抵达法兰克福、在莱茵河畔宿营时，巴黎看上去依然遥远。联军领导人在法兰克福就政治和军事的联合战略达成了一致。他们将给拿破仑开出十分温和的和平条件。不过甚至连梅特涅都向他的一个奥地利下属坦言，皇帝极有可能拒绝这些条件，但主动提出和平有助于阐明联军的目标，向法国人揭露拿破仑的拒不让步。在1814年战局中，联军的一种主要战术就是强调他们是在和拿破仑贪得无厌的野心作战，而不是同法国及它的合法利益和尊严作战。令联军害怕的是，拿破仑可能会效法他的共和国前辈在1792～1794年的做法，动员“全民族拿起武器”，抵抗联军对法国的入侵。与之相反，如果联军能够将拿破仑和法兰西民族分离开来，这要么会增加拿破仑身上的议和压力，要么就会鼓励建立起另一个能够和联军谈判的法国政权。[19]
联军力量的最大来源将是军事方面。在看到拿破仑怎样利用1812～1813年冬季从在俄国遭遇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新军后，联军决心不给他第二次这样的机会。因此他们致力于发动对法国的全面冬季入侵，如果任何联军领导人对这种全力以赴的做法有所怀疑，那么怀疑感很快就被从巴黎传来的消息驱散了。在1813年秋季宣告征募280000名新兵的基础上，拿破仑又于11月15日宣告进一步征兵300000人。联军对此的反应则是发出了面向法国人民的嘹亮宣言，内容如下所述：
法国政府刚刚下令进行新一轮数量为300000人的征兵。颁布这条征兵法令的理由是要挑衅同盟国家……同盟国家不是向法国发动战争……而是针对拿破仑皇帝长久以来在他的帝国疆界之外给欧洲和法国带来不幸的统治……同盟君主希望法国强盛、伟大而欢乐，因为一个强盛而伟大的法国是全世界秩序（édifice sociale）的基石之一……但同盟国家本身也希望生活在自由、幸福和平静之中。它们希望处在以明智的权力再分配和公平的平衡实现的和平状态中，保护它们的人民今后免于20年来降临在欧洲身上的难以计数的灾难。[20]
联军的和平条件通过圣艾尼昂（Saint-Aignan）伯爵传达给了拿破仑。圣艾尼昂伯爵是一位法国外交官，也是科兰古的内兄，他在莱比锡会战后的追击中被联军俘虏。10月29日，梅特涅和亚历山大就和平条件达成一致，11月10日，圣艾尼昂在梅特涅本人、内塞尔罗德和阿伯丁勋爵在场的情况下写下了这些条件。联军容许法国保留它的“天然疆界”，换句话说就是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这将会使法国继续领有安特卫普和比利时海岸，它们正是英国最渴望剥夺的法国领土。法国必须放弃一切在上述边界之外的领土主权，尽管它仍然可以像任何一个大国那样对弱小邻国施加影响力。虽然拿破仑必须从意大利国王的位置上退下来，但联军并未完全排除以现任意大利副王欧仁·德·博阿尔内取代拿破仑的可能性。甚至更让人惊讶的是，和平条件也包括英国将为和平做出巨大牺牲的许诺，这意味着归还许多法国殖民地，并承认“自由贸易与航海”原则。尽管这一许诺本身是模糊的，却意味着和会将讨论“海洋权利”的全部议题，这对英国政府而言可谓诅咒。[21]
如果拿破仑立刻同意上述条件，即使是梅特涅都有可能向后退缩，因为这大大约束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力。俄国或英国事实上也不会签署基于上述条件的和平条约。然而，一定程度上来说，亚历山大同意提出这些条件的原因无疑和梅特涅一样，他希望拿破仑会拒绝它们。从1812年夏季以来，这一信念就在亚历山大心里深深扎下了根：牢固的和平协定只可能在巴黎签署，而签署对象最好是除拿破仑之外的法国统治者。然而，提出这种战争目标会吓坏他的盟友们，因此亚历山大小心翼翼地将这一看法深藏于心。哪怕是在1813年11月，谈论向巴黎进军和推翻拿破仑都依然时机未到并且十分危险，在梅特涅的耳力范围内说这些话时更是如此。对亚历山大而言，关键的一点是，军事行动应当全力以赴地继续进行下去。他一直相信会决定并且应当决定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是在战争中的运数。至于阿伯丁，他无疑害怕与联军的共识相悖，然而在面对像梅特涅或亚历山大那样大权在握、老奸巨猾的外交官时，他不过是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罢了。[22]
事实上，联军迅速调低了他们的报价。12月1日向法国人民发布的宣言就并未承诺保留法国的天然疆界，而是“一定程度上比在任何国王统治下的法国还要大的领土，因为一个勇敢的民族是不该仅仅因为在一场顽强而血腥的战争中遭受失败就降低地位的，而它在这场战争中则以一贯的无畏展开战斗”。这一调整部分反映了伦敦对于阿伯丁所同意的条件的恐惧。此外，亚历山大的基本信念——正在发生的军事和政治事件终将决定和平条件——无论如何都被证明是正确的。[23]
联军一出现在荷兰边界，当地就随之发生了暴动。此后的景象和1813年春季在汉堡和北德意志发生的起义十分类似，荷兰人和汉堡市民一样都深受拿破仑的经济政策的危害，他们渴望得到解放。由亚历山大·本肯多夫指挥的温岑格罗德兵团先锋驰入荷兰境内，支援人民暴动并确保阿姆斯特丹安全。他的步兵——第2猎兵团和图拉步兵团——在不到36小时内行军60公里。本肯多夫的分遣队中也包括了一个团的巴什基尔人，对洋溢着布尔乔亚气息的荷兰而言，他们是富有异国情调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解放者。本肯多夫手下不到2000人的小部队之后前往布雷达（Breda）抵抗法军反攻。关于这场战役，最早的法方历史记载对亚历山大·本肯多夫倍加赞赏，认为即使是在试图展开防御的战斗中，他都表现出了勇敢和积极主动的品质，更不用说在此后脱身的战斗中了。[24]
和前一年在汉堡时不同，联军现在有大批正规部队支援哥萨克并支持暴动。比洛的普鲁士军进入荷兰，在几个星期内横扫了大部分低地地区。即使就军事层面而言，征服低地地区也对入侵法国有重要作用，更不用说政治影响了。它为联军打开了一条可能的补给线，而这条补给线会穿过富庶且并未遭到破坏的国度直抵海岸，联军可以利用这条补给线在巴黎地区展开活动。它也使拿破仑确信联军于1813～1814年冬季发起的攻势将会在低地地区展开，因此他将质量低劣的后备军中相对而言最优秀的一部分向北调动。[25]
与此同时，联军领导人则计划在南面很远处越过莱茵河发动入侵。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争辩说，应当趁拿破仑的军队依然规模不大且组织混乱时立刻发起攻击，此后的普鲁士历史学家也赞成这一战略。但联军也因秋季战局而变得疲惫、饥饿、人数稀少，他们也需要时间去休整、重新组织部队，在后方建立军用道路、仓库和医院。事实上，在莱茵河畔休整的7个星期内，联军得到了比拿破仑更多更好的援军。当他们在年底开拔向前时，法国东部轻而易举地落入他们手中，联军的人数依然远远超过拿破仑的部队。此后的战役变得更为困难，但这与数量没有什么关系：是联军低劣的指挥和让政治考量破坏军事行动导致了这种后果。[26]
11月9日，巴克莱·德·托利向皇帝提交了俄军在秋季战局结束之际的状态报告。他估计，“尽管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目前的战役已经消耗了我们……一半的军队”。在一些部队单位中，不在行列里的人员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维特根施泰因伯爵的骑兵甚至还不到它（在8月底）离开西里西亚时兵力的1/4。”在5个前线兵团里，只有两个还能够继续自行作战，“看上去还像正规士兵”。这两个兵团是康斯坦丁大公由近卫军和掷弹兵组成的预备兵团，以及北方军团中的温岑格罗德兵团，“该兵团参与战斗较少，因而损失也少于其他兵团”。在其他3个兵团（维特根施泰因、朗热隆和萨肯）里的许多单位中，除非立刻采取行动，不然它们就将面临“完全解体”的威胁。“士兵们被弹药严重短缺所困扰，而靴子、衬衫、外套则更为缺乏。”在一些团里，只有不到100人还在队列中。军官在秋季战局中伤亡率已经很高，而“甚至连这么一点残余部队都无法恢复良好秩序的原因就是缺乏军官”。许多其他资料，包括团史记载和布吕歇尔给亚历山大的报告，都证实了巴克莱所描绘的景象，强调部队亟须暂时停止行进，以便补充士兵，休整部队，储备弹药、食物和装备。[27]
在俄军于莱茵河畔停留的7个星期里，情况发生了转变。掉队者和出院士兵返回了他们所在的团，在秋季战局中分遣到后方的部队单位也被带了回来，例如阿列克谢·谢尔巴托夫公爵从柏林出发的军就在此期间作为萨肯的援军抵达。然而，最为重要的还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后备军团的下一波补充兵最终抵达前线。因此，正如在1813年夏季休战时发生的那样，俄军精神饱满地以完整建制参加了1814年战局。驻扎在莱茵河畔的7个星期里，朗热隆和萨肯得到了25000名补充兵，维特根施泰因和康斯坦丁大公从洛巴诺夫那里得到了19000名补充兵。一共有63个后备骑兵中队，也就是至少12000名骑兵前来补充俄军各个正规骑兵团，还有更多的骑兵正在赶往前线的路上。朗热隆和萨肯在抵达莱茵河一线时，手下还只有不足30000人，但是到1814年战局开始时，他们麾下已经有60000人之众。[28]
补充兵通常都秩序良好、质量较高，骑兵的质量则同往常一样是最好的。尼古拉·普雷拉多维奇将军在11月18日检阅了前来增援骑马禁军团的后备骑兵中队后汇报说，“我发现部队秩序可谓完美：士兵着装良好，马匹状态优良。”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也报告称，抵达他的兵团的后备部队单位状况都相当好。与洛巴诺夫在1813年春季派出的第一波补充兵完全不同，此次后备部队单位以完整建制抵达，只有很少人得病或掉队。当然，在德意志的秋天行军和在白俄罗斯的冬天行军是大不相同的，但这一对比也反映出坎克林对军队后方军用道路、医院和仓库的管理运作良好。[29]
在某种意义上，补充兵的行动几乎成功得过了头。和春季一样，后备连在出发时仅有3/4的士兵配备了步枪。只有很少的士兵中途掉队，因而萨肯兵团的一些士兵实际上要等到1814年1月初从法军那里夺取大批储备物资后，才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步枪。装备也是一个问题，当亚历山大钟爱的近卫军士兵配着猎兵团的斜挂肩带和子弹袋出现时，他变得近乎歇斯底里。每个人都指责新兵军服的悲惨状况，那些军服现在常常已经破烂不堪。在1814年，许多常规团的军服模样也很奇怪，有些时候士兵还穿着缴获的法军服装。事实上，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新军服已经在德意志、波兰和波希米亚定做了，但俄军前进的速度意味着这些服装都被远远抛在后方。原先的计划是，率领洛巴诺夫下属各单位赶往野战军的军官应当返回波兰继续训练新兵，然而实际上由于常规部队现在十分缺乏军官，洛巴诺夫的一些训练核心不得不留在莱茵河畔参加1814年战局。[30]
与此同时，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也在休整并补充他们的部队。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反法同盟正在动用已被它们征服的德意志地区的资源，以维持它们对抗拿破仑的新战役。这一任务的具体责任者是通常所说的“中央行政”，其首脑是施泰因男爵，早在1813年3月他就建立上述机关管理联军征服的土地。施泰因起初不仅将“中央行政”看作为联军事业动员德意志资源的手段，也希望借此替战后可能建立的统一的德意志政治实体奠定基石。在这样的政治实体里，君主们的主权将受到联邦机构和选举产生的议会的限制。这一计划对梅特涅和前莱茵同盟的君主们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团结起来对此加以破坏。历史学家集中研究这场政治战争，而亚历山大在此战中并没有进行任何挑战梅特涅的尝试。
为了保住他们的主权，君主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慷慨支持联军的战争动员。在这一点上，梅特涅和施泰因同样坚定。在和反法同盟签订的条约中，君主们许诺向联军提供正规军，其数量与他们之前提供给拿破仑的相同，此外还要派出和正规军人数相等的国民后备军。他们还要向联军贡献一年的岁入，尽管这显然不能立刻以现款缴纳。最终，巴伐利亚军和符腾堡军在施瓦岑贝格军团中作战，此外还建立了其他5个德意志军。一些军接过了封锁法军要塞、看守联军基地和交通线的任务。这种做法把大批俄普一线军队解放出来，使得他们能够向巴黎地区开进，参加1814年2、3月间与拿破仑的战斗。如果没有这些援军，联军在这场战役中几乎是必败的。[31]
对许多反法同盟领导人和将领而言，进军巴黎并推翻拿破仑的想法看上去是十分冒险的。许多世纪以来法国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1415年之后，还没有外国军队曾经攻占过巴黎。正如库图佐夫在1812年11月回忆的那样，就在一个世纪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即将结束时，法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而联军以两位可以跻身历史上最伟大将军之列的人为统帅——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ène of Savoy）和马尔博罗（Marlborough）公爵。在整整6年的连战连败之后，法国的崩溃已经隐约可见，但这个国家却依然能够集中资源击败入侵者，与欧洲其他国家打了个平手。法国在1792～1794年也做到了同样的事情，尽管看上去处于混乱中的共和国不仅要与全欧洲对抗，还要面临内战的威胁。假如联军的入侵燃起了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激起了大规模抵抗，那么没有一支军队的规模能够大到成功压制如此庞大的国家和人民。此外，法国的东部边界由一条又一条的河流保护着，不仅包括莱茵河，还有摩泽尔河（Moselle）、默兹河（Meuse）、马恩河（Marne）以及孚日山脉（Vosges）。除了这些天然防线，法国东部边境上还分布着世界上最密集也最昂贵的链状要塞群，任何试图利用从东部边境延伸到法国心脏地带的大道的入侵者都将受到要塞群的阻挡、牵制和骚扰，而这正是它们的设计目的。最为重要的是，联军还试图在冬季展开入侵。[32]
如果联军要在动员人员和物资的方面抢先拿破仑一步，一场冬季战役就是必不可少的。它将确保皇帝缺乏受过训练的士兵，让他既不能坚守堡垒群，也不能在战场上投入大军。另外，它也对联军的补给、运动及给平民留下的印象造成了严重影响。到这时为止，联军各部补给里最庞大的项目是给马匹准备的草料，但军队的马车只能运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冬季的野外是没有草的。因此大部分草料都需要从当地仓库征收，士兵口粮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要这么处理。辎重车队越庞大，军队的行动就越笨拙，在许多小道难以通行的冬季更是如此。与拿破仑作战时缺乏机动性将被证明是致命的。
然而，就地补给只有在地方当局协助征收且人民不加以抵抗的状况下才能够运作良好。只要联军还在运动、部队相对分散并且看上去有可能获胜，地方上就有可能表现出合作的意向。一旦军队需要集中起来准备作战，问题就会成倍增加，尤其是联军静止不动、拿破仑看起来却占了上风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一支庞大敌军就地取食更能激起大众的抵抗、更能帮助拿破仑了，而联军队伍中饥荒正在蔓延，纪律也松弛下去，情况就尤为严重了。士兵们对联军领导人此时发出的保持良好行为和基督徒的忍耐的呼吁充耳不闻，人民抵抗和军事暴行的恶性循环极有可能发生，规模越来越大的分遣队不得不越来越深入乡村，寻找被藏起来的补给物资。巴克莱·德·托利预言过不少此类问题，不过事实上它们对任何一个多少有点学问的将军而言都是不言自明的。[33]
为了将此类问题降到最低限度，特别是为了包抄法国要塞地带的侧翼，联军决定主攻方向应当经过瑞士境内。他们将从那里向西北方向前进，进入朗格勒（Langres）高原。一旦在朗格勒站稳脚跟，他们就将决定进军巴黎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亚历山大在11月10日给贝纳多特的一封信里阐述了这个计划的所有优点，他在信中声称已经将计划推荐给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而他们也接受了这一主张。但皇帝此后又改变了主意，争辩说联军应该尊重瑞士的中立。亚历山大之所以这么做，似乎是出于若米尼和他前任家庭教师塞萨尔·德·拉阿尔普（Cesare de la Harpe）的请求，这两人都是瑞士公民。看上去奥地利人准备放弃入侵，可他们随后还是侵入了瑞士，还让瑞士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为这一举动提供支持。发现自己被骗了以后，亚历山大大为光火，而当奥地利人后来开始干涉瑞士内政、使其向保守方向倾斜时，他就更加恼火了。事实上，总体而言亚历山大这次做错了。由于瑞士政府允许法国在它的领土上征兵和移动部队，它的中立只不过是伪装而已。也许正如最擅长研究这场战役的普鲁士历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联军的计划无论如何都是粗疏的，但是一旦这个计划得到一致赞成，奥地利人就完全有理由拒绝变更计划。最为重要的是，瑞士的内部事务对俄国而言无足轻重，而皇帝却让纯粹的私人考量干涉整体战略，从而损害了联军的团结。[34]
最终在巴塞尔（Basle）渡过莱茵河并行经瑞士的不仅有奥地利人，还有俄国近卫军。联军渡过大河的行动被推迟到俄历1月1日，这正好能让渡过莱茵河的日期成为俄军越过涅曼河开始解放欧洲的一周年纪念日。对某些外国观察家而言，这又是一个亚历山大出于个人琐碎原因影响军事行动的例子，不过这次延迟事实上并没有（对联军事业）造成什么损害。
目睹了俄国近卫军跨过莱茵河这场阅兵仪式的其他观察家思考得更加认真深入。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写道：
用多么夸张的语言来描述这些部队的完美状况都不过分，他们的仪容和装备令人钦佩。如果有人能想到他们曾经忍受过什么，而且考虑到这些俄国人横越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中有些人是从邻近中华帝国的鞑靼地区出发的，在短短几个月内从莫斯科一直行军到莱茵河，他就会惊讶不已，并对这个巨人般的大国产生政治上的敬畏感。俄军骑兵表现出来的状况应当得到关于这一兵种的最高赞誉，而他们的炮兵也是值得赞赏的。
但在这份很大程度上与联军有关的陈述中，斯图尔特的钦佩之情里却掺杂了警觉的成分。“在那天看到这些俄国近卫军之后，我不由自主地一次次回想起这个过于庞大的帝国给人留下的严肃印象……整个欧洲的政治系统应当正如它的首要原则和特征那样，确保以下公理：必须对这一可怕且不断渗透的大国设置限制”。[35]
联军自巴塞尔出发，向朗格勒开进。驻施瓦岑贝格总部的英国代表伯格什（Burghersh）勋爵对这位元帅的领导才能印象并不深刻：
在入侵法国期间所观察到的事情中，没有哪件比联军此刻的运动更能不可思议地体现出他们的谨慎了。联军的目标是在朗格勒立足，只需5天行程就能从巴塞尔抵达那里。没有一个法国兵能在12月底抵抗从这个方向开来的联军，而他们却包抄阵地侧翼，一英寸一英寸地克服河流和链状山地的障碍，这些“科学的”运动都要诉诸复杂的行军，因此他们直到1月17日才占领朗格勒，而不是在12月26或27日即控制此地。[36]
向朗格勒进军途中，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帕维尔·普辛在日记中写道，道路状况恶劣，天气糟糕透顶，而且当地的法国人非常贫穷。由于法国当时总是被俄国军官当成欧洲文明的顶峰，其他许多军官也被他们眼前的贫困景象震惊了，法国的贫穷与萨克森、西里西亚令人钦慕的富庶在他们的日记和回忆录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国人起初显得胆怯而精神萎靡，既没有体现出保卫拿破仑的热情，也没有支持波旁王室的热情。然而规模庞大的侵略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毁灭和劫掠。一位近卫龙骑兵团的军官回忆说，他的士兵在寻找下榻庄园的隐藏财富时有准确的直觉，最后该团团长成功地找出了大部分劫掠品，将它们物归原主。当近卫军骑兵带头（劫掠）后，哥萨克就不大可能保持谨慎了，他们的大部分军官都要比近卫军团长无所顾忌得多。在进入法国之后不久，亚历山大就致信普拉托夫，抱怨说甚至有些哥萨克将军和上校也在洗劫法国住宅和农场。对亚历山大而言这固然令人羞耻，而且也十分危险，因为这种做法冒的是激起人民战争的风险，而那正是联军极力想要避免的。[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