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瓦岑贝格的大军几乎毫无抵抗地向朗格勒开进的同时，规模小得多的西里西亚军团则在着手展开更加危险的行军，他们需要在莱茵河中游渡河，然后穿过法国要塞和河流防线的主要地带。亚历山大在12月26日给布吕歇尔的指示中命令他越过莱茵河，前进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具体选择哪条前进路线则取决于布吕歇尔本人。亚历山大所坚持的一点是，“关键在于保持两个军团间的联系，这样军团所处的位置会让它们总是能够并肩作战”。布吕歇尔被迫留下几乎全部朗热隆兵团封锁美因茨大要塞，整个约克兵团则被用于监视梅斯（Metz）、蒂永维尔（Thionville）、卢森堡（Luxemburg）要塞群。被布吕歇尔带着向前推进的只有萨肯兵团和扎哈尔·奥尔苏菲耶夫中将的小型分遣队，麾下总计不过27000人。这位元帅从来不厌恶冒险，但他手下的哥萨克缴获了关键的敌军信件，从而使得他对法军的人数和部署位置了如指掌，这无疑对他的处境极其有益。由于拿破仑正在巴黎动员新兵，而法国野战军的精锐后备军则被部署在低地方向，布吕歇尔知道他面对的只不过是精疲力竭并且分布单薄得如幕墙一般的敌军，敌方可以调动的所有部队在数量上勉强超过他自己的部队，而且面前的法军还被分成了由不少于三位元帅所指挥的不同分队。这种状况鼓励着布吕歇尔向前推进，将法国人赶过摩泽尔河、默兹河和埃纳河（Aisne），随后再转向西南方向与施瓦岑贝格会合。[38]
到1814年1月底，联军已经征服了法国东部的庞大条状地带，使得拿破仑无法利用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源、税收和食物补给。在拿破仑动员法国资源的努力已经遭遇了空前困难和阻力的时候，对他的战争机器来说这又是一个沉重打击。令人畏惧的征兵系统的效率在1810～1813年达到了最高程度，此时则在拿破仑贪得无厌的需求面前终于开始走向耗竭。在1813年11月被召往兵站的新兵后来大部分都没有出现，他们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得到武器、装备，甚至连军官都没有。拿破仑没有预料到联军会在冬季入侵，他们的攻势使他征集新的“大军团”的计划陷入混乱。此外，亚历山大恰当地坚持把被围困在德累斯顿、但泽、莫德林和其他中欧要塞的大批法军都作为战俘对待，而这些要塞在1813～1814年冬季及时地逐一投降了。他拒绝批准允许要塞守军返回法国的投降条款，如果这些人回国，毫无疑问最后其中有些人会为拿破仑训练新兵，并成为军队的核心。到1814年1月底为止，拿破仑的处境已经愈发绝望。看上去亚历山大“让军事行动决定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限度”的战略此时正在让他的期望成真——换句话说就是拿破仑的失败和倒台。[39]
在法国土地上的第一场大战发生在1月底。拿破仑于1月25日离开巴黎，前往他位于沙隆（Châlons）的总部，从那里转向东南方向，希望能够在布吕歇尔所部与施瓦岑贝格会合前将其捕获，并予以歼灭。对布吕歇尔来说很幸运的是，俄军骑兵俘虏了一位携带着拿破仑制订的计划的参谋。与之同样幸运的是，彼得·帕伦和部分主力部队骑兵就位于布吕歇尔附近。帕伦延缓了法军前进的速度，掩护布吕歇尔所部于1月29日午后抵达布列讷（Brienne）。
就在那个冬日下午的晚些时候，拿破仑的步兵列成3个纵队对布列讷发起攻击。布吕歇尔的总部就设在布列讷城堡，他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在前进的敌军。他当即发觉法军左翼的纵队易受骑兵攻击，便下令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向敌军侧翼和后方冲锋，这使得法军步兵陷入了停顿。然而，法军步兵于当天傍晚时分在黑暗中越过奥尔苏菲耶夫规模较小的军，从联军另一翼攻入布列讷。布吕歇尔和萨肯差点沦为战俘，后者的一位重要参谋战死。在度过了最初的混乱阶段后，俄军官兵再次集结起来，布吕歇尔则向位于布列讷南方几公里的特拉讷（Trannes）高地上的主力军方向撤退，以便与其会合。但萨肯对奥尔苏菲耶夫暴怒不已，他将整个事件都归咎于奥尔苏菲耶夫。[40]
拿破仑一路跟踪布吕歇尔，在邻近特拉讷高地北方的拉罗蒂耶勒（La Rothière）村设立总部，其后两支军队一动不动地对峙了两天。到2月1日正午为止，拿破仑确信联军的目的在于绕过他的西侧采取行动，因此下令他的预备队离开拉罗蒂耶勒，去监视（该方向的）联军。然而战局不久就变得清晰起来，布吕歇尔即将攻击法军战线。拿破仑手中只有不足50000人，却要控制长达9.5公里的战线，他的部队人数实在是太少了。拿破仑的右翼在迪安维尔（Dienville）村，紧靠着奥布河，拉罗蒂耶勒村位于战线中央，而战线则一直延伸到左翼的拉吉伯里耶（La Giberie）村。布吕歇尔负责指挥西里西亚军团的萨肯、奥尔苏菲耶夫所部，他们位于战线中央，正对着拉罗蒂耶勒。在他们左侧的是久洛伊的奥地利兵团，久洛伊奉命攻击迪安维尔。右侧则是由符腾堡王储指挥的符腾堡兵团，他们的任务是攻击拉吉伯里耶。联军自身的数量略微多于法军，但他们在战场周边地区能够利用的部队超过法军两倍。
久洛伊对法军设在迪安维尔的坚固阵地的进攻失败了，符腾堡王储也面临严重困难，他很难在拉吉伯里耶周围的狭窄道路和沼泽地带上部署足够击退法国守军的部队。符腾堡王储最后被弗雷德的巴伐利亚军救了出来，巴伐利亚人出现在敌军左翼，迫使马尔蒙元帅撤退。施瓦岑贝格并未命令弗雷德加入战斗，但这位巴伐利亚指挥官主动向炮声传来的方向前进。
然而，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拉罗蒂耶勒及其附近地区，这场会战中联军3/4的伤亡都是在这里产生的。萨肯的步兵列成两个纵队进攻拉罗蒂耶勒：约翰·利芬沿道路正面进攻，阿列克谢·谢尔巴托夫则在东面几百米远处向前推进。这是西里西亚军团第一次在亚历山大眼皮底下作战，萨肯也打定主意要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普鲁士官方历史写道，“利芬纵队的乐队奏着军乐，士兵唱着战歌攻击村庄”。一阵暴雪吹到了俄军步兵的后背上，他们却没有停下来开火，而是直接端着刺刀突入村庄。由于道路十分泥泞，萨肯的炮兵主任尼基京（Nikitin/Никитин）少将不能把他的全部火炮拖上来支援进攻，因此他把36门炮留在后方，剩余火炮则用双倍的挽马拖曳。利芬和谢尔巴托夫经过一番苦战才将位于他们中间的拉罗蒂耶勒守军清除干净，接下来却马上要在傍晚时分面对拿破仑近卫军的凶猛反击，乌迪诺元帅和利芬双双在这场战斗中负伤。会战的结局最终由俄军预备队决定——此战中是第2掷弹兵师，他们前来增援萨肯，一劳永逸地将敌军赶出了拉罗蒂耶勒。法军损失了73门火炮和5000人，联军的损失略少一些，但联军的胜利主要体现在士气方面。在此次战役的第一场会战里，拿破仑就在法国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他所部的士气大受影响，随后几天里许多法国士兵逃离军队回家。[41]
萨肯关于此次会战的报告是以廷臣式的华丽辞藻结尾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胜利之日，拿破仑不再是人类之敌，而亚历山大可以说，我将赋予全世界和平”。这类语言是危险的早熟说法。拿破仑还没有死透，而西里西亚军团将会在此后的短短几天里由于它的过分自信受到惩罚。然而，这场会战对萨肯自己而言则是一次完胜。由于他在1813年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萨肯已经被擢升为上将，还获得了一系列奖章。这次亚历山大授予萨肯他极其渴望的圣安德烈勋章，又赠给他一份价值50000卢布的礼物。不过对萨肯而言，最重要的也许是皇帝在会战后一天对他的评价，“你不仅征服了国外的敌人，也征服了国内的敌人”。他与本尼希森的争斗可以上溯到1807年，这不仅使萨肯痛苦，也威胁到他的职业生涯，而这场战斗现在已经决定性地有利于萨肯一方。他的大敌将以上将和伯爵的身份退出军旅，萨肯则会超过本尼希森，他既是元帅，也是公爵。[42]
战后次日，联军领导人在布列讷城堡召开会议，以决定未来的战略。然而会议开始时，布吕歇尔却似乎不知所踪了。众多显贵四散出去寻找，最后亚历山大在酒窖深处发现了他，那时布吕歇尔正在架子上挑选最好的瓶装酒。会议决定联军主力和西里西亚军团必须分开，这据说是因为如果联军集中在一起，地方上就会无法供养。施瓦岑贝格将沿着塞纳河（Seine）从南面向巴黎前进，布吕歇尔则沿着马恩河从西面进军。[43]
这在许多方面都会重蹈1813年的覆辙，面临同样的危险，拿破仑会在两支联军部队中间展开内线运动。迄今为止，他已经习惯了面对施瓦岑贝格的谨慎、迟缓与布吕歇尔的大胆、敢于冒险。拿破仑在1813年秋季曾失去了利用这一弱点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现在却以更加清晰的形式出现了。拿破仑现在不必像上个秋季那样长途跋涉攻击敌军，使自己疲惫不堪。由于所有军事行动都将发生在狭小区域内，他可以期望击败一支敌军后只花几天时间就折返回去面对另一支敌军。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运动，拿破仑可以利用对地方的了解、动员当地的运输工具和人力，以此来使用小道、获取食物补给、预警敌军行动。他还控制了大部分关键渡河点。除此之外，由于布吕歇尔对广为流传的“拿破仑濒临毁灭”这一说法表示赞同，他在1814年2月时甚至表现得比之前都要更倾向于冒险。到了2月7日，他已经开始和亚历山大讨论抵达巴黎后如何安排部队宿营的问题。[44]
与此同时，施瓦岑贝格显得比前一年时还要谨慎。他对指挥和供养这样一支庞大军队时面临的困难感到担心，而联军巨大的数量优势似乎仅仅让他的担忧越发严重。他高度关注延伸到巴塞尔和莱茵河对岸的漫长交通线的安全。施瓦岑贝格高估了拿破仑的军队规模，也夸大了奥热罗元帅试图在里昂（Lyons）组建的部队规模，他相信奥热罗有可能攻入联军在瑞士的后方。在这种状况下，施瓦岑贝格十分抗拒任何继续前进的做法，正如他1月26日给妻子的信中所言，“任何向巴黎的推进都在最大程度上违背了军事科学”。[45]
为了公平地对待总司令，必须指出在联军将领中，持有这一观点的并不只他一个人。克内泽贝克争辩说，向巴黎进军时必须经过特鲁瓦（Troyes）附近的地区，而想要在那里供养军队是非常困难的。联军的许多个军只能沿着通往首都的南北方向大道行动，因为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小道是几乎无法通行的。因此即使是在最好的状况下，联军的侧向行军和各军间的互相支持也将十分缓慢。而拿破仑此时却能够在巴黎以西的肥沃地区养活自己，利用内线交通和他控制的路况较好的侧向道路集中兵力打击迟缓笨拙的联军纵队。如果拿破仑的宝座受到威胁，他无疑会战斗至死。而法兰西民族将要抛弃他的证据何在？说到底，向巴黎进军就等于在法国政局中碰运气，和拿破仑在1812年“占领莫斯科会导致和平”的赌博一样，这最终难道不会被证明是靠不住的？[46]
施瓦岑贝格的观点和计划严重受到政治考量的影响。在他看来，向朗格勒进军是给拿破仑额外施压、迫使他以联军能够接受的条件议和的一种手段。甚至在过了这么多年后，施瓦岑贝格现在依然没能真正掌握拿破仑的心态和作战方式。梅特涅对总司令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在1814年1月多次建议施瓦岑贝格拖延行动，为和平谈判争取时间。拿破仑则任命科兰古为外交事务大臣，摆出似乎打算接受圣艾尼昂所传达的联军和平条件的姿态，表现出了妥协的态度。和会最终将于2月3日在沙蒂永（Châtillon）召开，此刻施瓦岑贝格、梅特涅和弗朗茨二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情愿让军队在拉罗蒂耶勒之战后立刻向前推进，也不愿让军事行动决定外交方针与和平解决方案。由于总司令是个奥地利人，哈布斯堡的政治观点便能够悄悄破坏联军的军事战略。[47]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竭尽全力破坏梅特涅在沙蒂永的外交战略。当和会于2月5日起进入磋商阶段时，俄国代表拉祖莫夫斯基（Razumovsky/Разумовский）伯爵宣称他尚未接到相关指示。然而，俄国人的拖延战术不可能像梅特涅给施瓦岑贝格的建议一样秘不示人，这很快惹怒了他们的盟国。迄今为止反法同盟在谈判上的立场已经变得强硬很多，在法兰克福时，它们准备给法国开出的条件是保留天然疆界，在沙蒂永却只计划让法国保留1792年的“历史疆界”。梅特涅向盟国展示了一份备忘录，迫使它们决定：假若拿破仑接受上述条件，是否就此与拿破仑达成和平，梅特涅以此压制住了亚历山大，强迫他明确表态。备忘录也要求盟国决定，如果它们届时拒绝拿破仑的条件，此后到底是应该致力于恢复波旁王室还是让法国人选择另一个统治者。[48]
亚历山大发现他在面临这些质问时得不到支持。俄国皇帝相信，即使拿破仑接受联军的和平条件，他也只会把和平当作临时休战，一找到合适的机会就将又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领袖风范能够给他所统率的任何军队增添数以万计看不见的士兵，只要他还坐在法国的皇位上，他在法国以外的许多前盟友就永远不会相信将会迎来稳定的和平。然而，只要拿破仑接受1792年的法国疆界，并交出大批要塞作为保证，英国人和普鲁士人都希望与其签订和平条约。反法同盟中没有人赞同亚历山大的观点：他们的军队应当先拿下巴黎，然后判断法国人的看法，由此决定应当同怎样的一个政权签订合约。对他们而言，这个方针看上去太不可靠了。联军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掀起一场群众暴动，或者说发现他们被迫卷入法国内战。但是如果拿破仑确实倒台了，在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看来，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波旁王室回归，亦即波旁家族的合法领袖路易十八即位。[49]
亚历山大对波旁王室复辟并不热心，这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了他对路易十八的轻视。路易十八曾在俄国流亡多年，却并没有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亚历山大不是一个正统主义者，反而多少有些时髦的激进思想。他的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试图给伏尔泰和狄德罗留下深刻印象，亚历山大则喜欢赢得热尔梅娜·德·斯塔埃尔（Germaine de Staël）的赞美，在候选者中她倾向于让贝纳多特元帅统治法国。亚历山大自己曾一度无意考虑过让贝纳多特即位的可能性，这激怒了他的盟国，甚至导致这样的流言：皇帝试图把一个俄国的附庸摆上法国王座。[50]
事实上这个说法并不靠谱，亚历山大考虑过很多可能的王位候选人，而瑞典王储仅仅是其中之一。讨论这个问题时基本的一点是，亚历山大相信一个像法国这样高端而现代化的社会只能由尊重公民权利、允许代议机构存在的政权来统治。如果这个政权打算生存下去，它也必须接受革命的部分遗产。皇帝怀疑复辟的波旁王朝不会做上述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一如既往地，亚历山大在告诉旁人他们不愿听到的话时显得最为可信。甚至迟至3月17日，亚历山大还告诉一位保王党使者维特罗勒（Vitrolles）男爵，他不仅考虑过贝纳多特，也考虑过欧仁·德·博阿尔内和奥尔良公爵成为法国统治者的可能性，和路易十八不一样，他们并未沦为回忆与要求为过去复仇的支持者们的囚徒。皇帝还说，甚至一个以明智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和国可能最适合法国，这让维特罗勒大为吃惊。[51]
亚历山大最期待的还是一个稳定的法国，它不仅将在国内保持和平，也能与邻居和平共处。皇帝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带着一支俄国军队横跨欧洲时遭遇的巨大困难，也更好地理解实现这场行军的独特环境，这种努力很有可能是无法重复的。正如他在同盟各国于2月初盛行的争吵中向卡斯尔雷勋爵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需要一个能够持续下去的和平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休战。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亚历山大反对与拿破仑达成的一切和平协定，但也正是这种焦虑导致他寻找波旁王室的替代者。事实上亚历山大低估了路易十八，但他最后还是及时怀着善意接受了波旁王室的复辟。不过他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无能的查理十世此后被推翻便说明了这一点。[52]
在1814年2月第二周和盟国展开激烈争辩后，亚历山大最终还是被迫做出让步。布吕歇尔被拿破仑击败的消息于这周末传来，更进一步确认了俄国被孤立的危险。皇帝只得同意，如果发生复辟，那么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王室首领路易十八。从亚历山大的角度而言，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沙蒂永谈判将继续下去，假如拿破仑接受1792年的疆界并交出若干要塞，联军就会和他缔结和约。另外，盟国也同意如果拿破仑拒绝联军开出的条件，它们就会一直将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打败他为止。梅特涅提出，如果俄国君主拒绝让步，奥地利将以退出战争相威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拒绝加入这一威胁，这多少给亚历山大一些慰藉。普王坚持，只要俄军还在战场上，普鲁士王家军队就会和他们并肩作战。[53]
布吕歇尔就在这时遭遇了近乎灾难的事件。在2月2日的布列讷会议后，他带着萨肯和奥尔苏菲耶夫麾下的18000名俄军北上，打算同约克兵团正在沿马恩河北岸向蒂埃里堡（Château Thierry）前进的16500人和正从东面赶往沙隆的15000名由克莱斯特和卡普采维奇指挥的普俄军队会合。麦克唐纳元帅指挥的一个法国军正在约克前方撤退，布吕歇尔命令萨肯向前急进，试图将其截住，其间他本人则和奥尔苏菲耶夫所部一起停在韦尔蒂（Vertus），等待克莱斯特和卡普采维奇的到来。麦克唐纳事实上从萨肯的指缝间溜掉了，但试图捕获麦克唐纳的尝试让萨肯所部一路赶到了位于马恩河南岸、距离蒂埃里堡很远的拉费尔泰苏茹阿尔（La Ferte-sous-Jouarre）以西。布吕歇尔的军团现在已经分散在70多公里的距离上，这让军团内部的交通变得困难，各部间的互相支持时常无法实现。
其后发生的军事行动细节上十分复杂的，本质却很简单。拿破仑经塞扎讷（Sézanne）北上，攻入布吕歇尔军团中央，然后逐一击败被孤立的军团各部。由于布吕歇尔是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最大的英雄，可以理解一些普鲁士回忆录作者和历史学家有种保护他名誉的倾向。他们给出了许多关于此次失败的片面借口，正确地指出如果施瓦岑贝格向拿破仑的后方施压，那么西里西亚军团就不会有任何危险。然而，主力军不但只是向前缓慢挪动，它的总司令还把维特根施泰因兵团向西撤退，没有把它留下来联系布吕歇尔。元帅的辩护者还争辩说，如果奥尔苏菲耶夫中将在军团受到从南方袭来的威胁时毁掉小莫兰（Petit Morin）河上的关键桥梁，拿破仑就永远不可能攻入布吕歇尔军团中央。和在外国土地上作战时往往出现的状况一样，联军的地图无疑是劣质的，他们得到的当地路况信息也很不准确。以布吕歇尔和萨肯为例，他们都相信拿破仑从塞扎讷北上时走的那条道路是无法让军队通行的。然而，关键之处仍然在于布吕歇尔尽管接近敌军，却把整个军团分散到既无法集结起来作战，他本人也无法有效指挥的地步。布吕歇尔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拿破仑已经到了最终失败的边缘，巴黎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54]
拿破仑于2月10日从塞扎讷出发，随后在尚波贝尔（Champaubert）彻底击败了奥尔苏菲耶夫规模很小的军。皇帝刚刚从西班牙战场调回了数千名经验丰富的骑兵，而奥尔苏菲耶夫麾下总共只有17名骑手。一个机敏的指挥官也许会及时撤退以拯救他的部下，但奥尔苏菲耶夫在两周前未能在布列讷守住阵地，遭到了萨肯的批评，他依然为此大感苦恼。因此尽管他的下属将领们乞求他向布吕歇尔方向撤退，奥尔苏菲耶夫依然坚持遵照守卫阵地的命令，他似乎还相信布吕歇尔本人正在从东面攻入敌军后方。拿破仑声称捕获了6000名战俘，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因为奥尔苏菲耶夫的“军”仅有3690人，其中几乎一半人还带着军旗和许多火炮，在冬夜和附近森林的掩护下成功躲开了法军。然而关键的一点是，拿破仑现在已经带着30000名士兵开进萨肯在拉费尔泰（La Ferte）的15000人和布吕歇尔在韦尔蒂的14000人之间，恰好位于连接西里西亚军团两翼的道路上。[55]
萨肯最安全的抉择是退到马恩河以北，与约克在蒂埃里堡会合，约克催促他这么做，但是毫无效果。萨肯从布吕歇尔那里接到的命令是向东折返，经过尚波贝尔前往埃托日，他本应在那里与奥尔苏菲耶夫和布吕歇尔本人会合。布吕歇尔签发这些命令时对拿破仑的运动尚无清晰了解，这些命令此时也已然过时，但萨肯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于2月10日晚上出发，知道布吕歇尔已经命令约克渡过马恩河支援他，却不知道那位普鲁士将军对这些命令持怀疑态度，因而拖延了行动。收到命令的时候，萨肯对拿破仑已经横亘在他即将通过的道路上的事实还一无所知。
2月11日上午晚些时候，萨肯在蒙米拉伊（Montmirail）村西面不远处撞上了敌军前卫部队，此后他很快从俘虏口中得知，拿破仑本人和他的主力军都在战场上。就在战斗全面展开的时候，这位俄军指挥官收到了约克的消息，声称从马恩河通往蒙米拉伊的道路状况很差，因此他只有一小部分步兵能够前来援救俄军，没有一门火炮能够赶来增援。联军的地图显示这是一条铺设了路面的道路，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一条乡村小道，而最近的融雪更是把道路变成了深深的泥淖。
由于萨肯所部步兵的严明纪律和坚定意志，他还是成功地指挥部队带着大部分辎重和火炮脱离战场，在傍晚和夜间沿着向北通往马恩河畔的蒂埃里堡的糟糕道路进发，一路上每隔200步就点起火炬来引导步兵前进。在浇得人全身湿透的大雨里，俄军步兵的枪支根本派不上用场，他们不得不以紧凑的“密集阵”行军，以便抵抗敌军骑兵，但是为了把火炮拖出泥淖，他们又必须时常解散队形。尽管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和他麾下那些出色的骑兵团在数量上大大地处于劣势，可他们依然给予步兵极大帮助，协助拖走了大部分火炮。拿破仑猛烈追击撤退中的俄军，当俄军最终渡过马恩河后，他们已经损失了5000人。如果不是约克的普军步兵展开了英勇的后卫作战，俄军的损失肯定还要大得多。萨肯是个久经沙场的顽强老将，也是个“政客”。紧张而疲惫的参谋们在撤退途中与萨肯失散，直到战后次日才终于找到他，而他那时仍然一如既往地镇静、自信。依照联合作战中的最佳传统，萨肯在官方报告上将失败归咎于普军，尤其强调了约克未能遵照布吕歇尔的命令及时赶来救援。[56]
在击败了约克和萨肯之后，拿破仑着手准备南进堵住施瓦岑贝格的前进道路，却在2月13日吃惊地得知，布吕歇尔正沿着通往蒙米拉伊的道路前进。布吕歇尔误读了负责监视道路的法军部队的撤退，相信拿破仑已经南下攻击主力军团，而拿破仑事实上却于2月14日上午抵达沃尚（Vauchamps），布吕歇尔发现自己正面对拿破仑本人和他麾下在人数上远远超过联军的主力部队。和3天前的萨肯所部一样，布吕歇尔的步兵不得不在敌军重压下列成方阵撤退了几里远。然而，萨肯的步兵至少有瓦西里奇科夫的骑兵和约克的普军协助，与之相反，布吕歇尔的16000名步兵无可依靠，他们需要在明亮的白天通过对骑兵极其有利的地区，而己方却只有很少的骑兵能够提供帮助。和萨肯手下的老兵不一样，俄军卡普采维奇中将规模为6000人的军中大部分士兵都是新兵，这是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射击时常热情有余却效力不足。这批士兵蒙受了1/3的战损，但正如法国观察者所承认的那样，布吕歇尔的整个部队没有遭遇毁灭，这一事实是对俄普两国步兵伟大勇气和纪律的赞扬。[57]
在5天的战斗中，布吕歇尔军团损失了几乎1/3的部队。拿破仑狂喜不已，早在2月11日夜间，他就致信兄长约瑟夫，信中称，“西里西亚军团是联军最好的军团”，这一点千真万确。相比之下，拿破仑随后补充的话就没那么让人信服了，“敌军的西里西亚军团已经不复存在，我将其完全击溃”。即使在一个星期之后，拿破仑有时间掂量此次会战的最终结果时，他依然在一封写给欧仁·德·博阿尔内的信中声称他已经捕获了超过30000名战俘，这意味着“我已经摧毁了西里西亚军团”。事实真相则与此大相径庭。在拿破仑写信次日，亦即2月18日，从朗热隆兵团里赶来增援布吕歇尔的8000人就已抵达，更多的从属于西里西亚军团的俄普部队现在已经从封锁要塞的任务中解放出来，正在赶往前线的路上。在战后的短短几天内，联军就解救了数以百计的战俘，许多失踪士兵也返回了部队，布吕歇尔军团的实力很快就恢复到2月10日的水准。[58]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拿破仑本人最终成为他对布吕歇尔取得的这一系列胜利的头号受害者。在拉罗蒂耶勒会战之后，拿破仑非常吝惜地给予了科兰古接受联军和平条件的全权。外交大臣于2月5日被告知，“皇帝陛下授予你谈判全权，以此取得良好谈判结果、拯救首都、避免发生关系到国家最后一线希望的会战”。科兰古被这些指令弄得迷惑不已，他请求拿破仑做出解释，询问自己是应该立刻接受联军所要求的全部条件，还是尚有一些谈判时间。在拿破仑有时间做出回复之前，他已经击败了布吕歇尔，调门也随之全然不同。[59]
拿破仑在2月17日撤销了科兰古的谈判全权，指示他不接受所谓“法兰克福条件”之外的任何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只能接受法国的天然疆界。拿破仑对他的立场做出了如下解释，他此前准备接受联军的条件，是为了避免冒输掉一切的风险展开会战。既然他已经面临了这样的风险，并且俘虏了超过30000名联军战俘，事态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已经把西里西亚军团打得粉碎，现在正向施瓦岑贝格军团方向前进，以便在该军团逃出法国边界前将其歼灭。4天后，拿破仑给弗朗茨二世写了一封言辞傲慢的书信，表明他永远不会对低于法兰西天然疆界的条件感到满足。他还补充说，即使联军成功地将1792年的边界强加到他头上，这样令人蒙羞的和平也必然是不会长久的。在给兄长约瑟夫的信中，拿破仑说得更为露骨，“如果我接受了历史疆界，我会在两年之后再次拿起武器，我将向全国说明这并不是我签署的和平，而是被迫接受的屈服”。事实上，这时候令人陶醉的胜利气息让拿破仑渴望获得天然疆界之外的土地。他在给欧仁·德·博阿尔内的信中写道，法国现在也许能够保住意大利。拿破仑在这些天里的言辞和行动完全处于亚历山大的掌握之中，印证了俄国皇帝此前向他的盟友所说的一切。法国和俄国君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同一战略——让军事行动决定和平解决方案，但亚历山大在真实的军事力量对比状况和战局预计结果上的态度更加现实主义。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多少懂得些限度和妥协，对外交和战争间的联系有灵敏得多的掌握能力。[60]
然而，当联军事业在1814年2月中旬处于最低谷时，这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模糊不清的。在击败了布吕歇尔之后，拿破仑便快速南下对付施瓦岑贝格，他在此时的表现绝非1812～1813年那个倾向于纯粹依靠人员数量和炮兵集火攻击威力的指挥官可比，过去那个以速度和大胆让敌人目瞪口呆的拿破仑又回来了。对施瓦岑贝格来说，拿破仑必然快得太过分了，因为联军主力军团还在沿着塞纳河缓慢前进，在路上还停留下来好好休息了若干天。即便如此，施瓦岑贝格军团依然在2月16日推进到了距离巴黎仅有三四天路程的地方，他麾下的4个兵团（比安基的奥军、符腾堡军、巴伐利亚军、维特根施泰因的俄军）都各自走在通往巴黎的道路上，但这4支行军纵队之间的距离达50公里，正如克内泽贝克预计的那样，泥泞、塞纳河和乡村小道的低劣状况使得部队间的横向交通速度异常缓慢。施瓦岑贝格相信，这是让他的军团能够自行前进或者自行取得给养的唯一方法，但这也让联军在敌军集中兵力的攻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俄军和奥军的预备队依然位于塞纳河南岸，让事情更为糟糕的是，维特根施泰因对施瓦岑贝格的迟缓十分不耐烦，因此径自向前推进，这让他在联军右翼变得更加孤立了。尤为突出的是维特根施泰因麾下有彼得·帕伦指挥的为数4000人的前卫部队，他们一直前进到莫尔芒（Mormant），然后正如帕伦和亚历山大所担忧的那样，完全暴露在法军面前。[61]
在维特根施泰因能够反应过来之前，拿破仑于2月17日上午展开突击。帕伦是一位优良的后卫指挥官，但他手下的4000人毫无挡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军的可能。帕伦的骑兵逃离了战场，但全体步兵几乎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以其中的爱斯特兰团为例，在该团战前的338人中，仅有3名军官和69名士兵于2月17日晚上还在队伍里。这个团曾以巨大的勇气在维特根施泰因麾下参加了1812年战局，此后于1813年参加了库尔姆会战和莱比锡会战。维特根施泰因公正地承担了此次溃败的全部责任，完全宽宥了帕伦，但指挥官的绅士行为并没有给爱斯特兰团的士兵带来多少安慰，他们本该享有好一点的命运。拿破仑的前进随后就把整个联军军团赶过了塞纳河。施瓦岑贝格的唯一想法就是向西南方向的特鲁瓦和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前进，退到安全区域。他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天气突变导致地面冻结，让撤退中的联军纵队能够脱离道路越野前进。[62]
2月中旬的军事灾难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联军内部的紧张状况。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指责施瓦岑贝格拒不帮助布吕歇尔，并相信他的缓慢前进是出于政治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奥地利人特意保存他们自己的部队，却让俄国人和普鲁士人“流血”，以便在战争结束后的和会上瓜分战利品时拥有较强地位，这种令人不快的流言也开始广为流传。对过分注重荣誉感，因而不可能做出此类举动的施瓦岑贝格而言，这一说法无疑是不公平的。他自己对这些状况的解释则是：布吕歇尔及其同僚荒谬地冒险，“像猪一样机动”，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施瓦岑贝格在2月20日给弗朗茨二世的信中写道，最近几天里主力军团损失的6000人是一个相对来说尚属低廉的代价，它表明这场进军正如他此前一直预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63]
与此同时，联军各团一直在民穷力竭的地区来回行军，士兵们的怨言也开始滋长，他们深知将领们缺乏自信，还时常互相内斗。撤退和日益严重的饥荒一如既往地侵蚀着士气和纪律。现已成为俄军宪兵司令的厄特尔将军接到命令，要求他统一协调所有位于交通线上的守备司令，以消灭劫掠现象。伊斯梅洛沃近卫团的一名士兵特罗菲姆·叶夫多基莫夫（Trofim Evdokimov/Трофим Евдокимов）甚至试图杀死亚历山大的一名副官，仅仅是因为后者当时正在阻止他抢劫。[64]
供养人员和马匹的问题直到2月的第二个星期才变得严重起来。正如巴克莱在2月10日所写的那样，这些问题在军队停止前进、集中起来准备会战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地方能够长期供养集中起来的无数联军部队。”部队偷盗原本指定给友邻或同盟部队的补给。俄国人痛苦地抱怨奥军监管人员控制着穿过瑞士的后方交通线，偏爱奥军自己的补给纵列。和平日里一样，马匹是最严重的问题，在隆冬时节找到干草对骑兵而言可谓日益严重的梦魇。收集粮草所需的活动范围越来越远，但报酬却越来越少。以库尔兰龙骑兵团的士兵为例，他们发现“收集粮草的行动实际上需要派出一整个骑兵团，而付出巨大的努力后只能弄到很少一点食物和草料”。[65]
如果这一场景令人不快地联想起1812年法军在莫斯科附近的体验的话，法国农民日益增长的对联军征用和劫掠的抵抗也同样勾起了糟糕的回忆。甚至早在1月29日，坎克林就报告说，“除非向居民强烈施压，否则他们就什么都不提供”。随着拿破仑运势的上升，法国地方行政当局此后通常更倾向于遵守他下达的抵抗联军的命令。农民们有时会放弃已被毁灭的村庄，躲藏在森林里，伺机袭击沿着道路前进的联军补给队伍。坎克林麾下从瑞士赶来的移动仓库中就有若干分队遭遇了伏击。一支法军侦察队潜入炮兵仓库附近，伏击了正在蒙斯昂拉昂努瓦（Mons-en-Laonnois）村休整的俄军补给车队，屠杀了车队的哥萨克护卫，在这次袭击中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损失的马匹和其他财产价值总计80000卢布。温岑格罗德将军希望焚毁这座村庄作为报复，但这个念头被阻止了。不过巴克莱·德·托利还是下令，那些曾经攻击过坎克林补给纵列的“罪犯”“必须得到惩罚，以震慑他人”，俄军在附近地区执行了公开绞刑，并张贴了宣传海报，以此来减少今后可能发生的袭击。坎克林是一位有能力且头脑冷静的后勤总监，到目前为止他在粮秣补给方面积累的经验也十分丰富。如果连他都在3月4日表示，当前的补给状况比自从1812年开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的话，事态显然已经非常严峻。[66]
[1] 关于俄国与奥地利、普鲁士的条约，见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3：Traktaty s Avstrieiu，St Petersburg，1876，no.70，pp.111-26和vol.7：Traktaty s Germeniei 1811-1824，St Petersburg，1885，no.259，pp.96-112。奥普间的条约与之相似。
[2] 例如汉诺威国务活动家明斯特尔伯爵写给摄政王（未来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在1月份针对法国的军事和政治方针争论：“所有这些争论中的主要因素是，俄国并没有表明它究竟要把边界向波兰延伸多少。”A.Fournier，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sect.IV，no.1，明斯特尔致摄政王，1814年1月30日，pp.295-6。
[3] 即便在英文当中，也有关于梅特涅及其政策的大量文献。这些著作中的两大柱石是Paul 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Oxford，1994和Henry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London，1957.施罗德（Schroeder）的书是一部尤其出色的学术著作。艾伦·斯凯德（Alan Sked）在 Metternich and Austria，London，2008中戳破了一些对梅特涅“体系”过分拔高的说法。关于这本书的焦点，也就是梅特涅在推翻拿破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对他的怀疑主义抱有一定程度的赞同。
[4] 关于克内泽贝克的看法，见R.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81-2。
[5] 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1967，pp.92-3，100-101，418-19.
[6] 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见本书Chapter 9，n.18。
[7] Fournier，Congress，p.10.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在‘An Unnatural “Natural Alliance”：Castlereagh，Metternich，and Aberdeen in 1813’，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0/4，Nov.1988，pp.522-40中尝试为阿伯丁辩护，但他的说法并不完全令人信服。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91，亚历山大给利芬和波佐·迪·博尔戈的命令，1813年12月6日，pp.492-500。
[8]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London，2004，pp.572-3表明了英国霸权的要素。
[9]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249，杜巴切夫斯基（Dubachevsky）致鲁缅采夫，1814年4月2日，pp.230-37。
[10] 卡斯尔雷的关于英国战争目标的表态收录在他给阿伯丁的一封重要信件中，落款日期是1813年11月13日。见Marquess of Londonderry（ed.），Correspondence，Despatches，and Other Papers of Viscount Castlereagh，12 vols.，vol.9，London，1853，pp.73-6。
[11]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80，并未注明日期，但应当不晚于1813年11月20日：切尔内绍夫致亚历山大，pp.447-51。
[12]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71，古里耶夫致内塞尔罗德，1813年11月3日，pp.429-31；N.Kiselev and I.Iu.Samarin（eds.），Zapiski，mneniia i perepiska Admirala A.S.Shishkova，2 vols.，Berlin，1870；A.de Jomini，Précis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s campagnes de 1812 à 1814，2 vols.in 1，Geneva，1975，vol.2，pp.231-2；Fournier，Congress，annex VI，哈登贝格日记，1814年2月27日，p.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