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倒台
在出战后的4个星期内，拿破仑就把联军打得溃不成军，并且似乎已经阻止了这场入侵，他在1812年和1813年大为受损的无敌声望和军事才能也有了明显恢复。然而，就在坎克林陷入绝望之际，战争的三个关键方面实际上都已经开始变得对联军有利，换句话说就是补给、外交和军事行动。
关于补给方面，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坎克林的大部分移动仓库已经在利萨列维奇少校（Lisanevich/Лисаневич）和孔德拉季耶夫（Kondratev/Кондратьев）少校的指挥下冲过莱茵兰，与前线部队会合，它们随后给部队提供了足够维持1个月的饼干。在俄国为战争所做出的诸多努力中，利萨列维奇和孔德拉季耶夫都是其贡献未被赞颂的英雄，他们让移动仓库中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大部分原有的大车和马匹——从多瑙河畔和白俄罗斯一路通过德意志和瑞士进入法兰西中部地区，这一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一路上战胜了雪堆、洪水、牛瘟、伏击和业已过载的农民大车的不停损坏。他们带给部队的饼干里有许多是在1812年秋季烤制的，在冬季受潮后又晾干了，它们无疑不会非常可口。但这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多了，和1813年一样，坎克林利用大车在交通线上的兵站间输送物资、疏散伤员，这些大车可谓天赐之物。非常重要的是，坎克林还能够派出孔德拉季耶夫少校的整个移动仓库赶往洛林的茹安维尔（Joinville），以此为俄军建立起一条全新的专用补给线，终结了俄军依靠通过瑞士的已然过载的道路和奥地利军需官的历史。[1]
打通这条新的补给线需要依靠洛林占领区总督戴维·阿洛佩乌斯（David Alopaeus）的合作。施泰因男爵的“中央行政”在1814年1月承担了管理已被征服的法国领土的责任。奥地利官员负责管理施瓦岑贝格军团和莱茵河之间的省份，普鲁士人则管理法国的北部省份，换句话说就是邻近低地和莱茵河下游的地方，布吕歇尔军团在1月征服的中间地区则由俄国人管理，俄国总督阿洛佩乌斯进驻南锡。阿洛佩乌斯起初对坎克林的请求并不十分赞成，因为他已经要承担供养布吕歇尔军团的任务，担心继续征用物资会导致农民的抵抗激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尽管洛林要比由奥地利人管理的邻近省份富庶，但它境内还有许多封锁并不严密的法军要塞，有时封锁兵力甚至比守军兵力还少，因此联军要持续面对要塞守军展开突围并与外围农民团伙连成一片的威胁。此外阿洛佩乌斯还抱怨军队从未归还他运送补给所需的大车，而俄国军需官的数量和效率都远不及他们的普鲁士同行。[2]
坎克林在读到上述抱怨时必定咬牙切齿，因为他的补给线一直延伸回俄国境内，会说德语和法语的后勤军官也不可避免地长期短缺。正如他向巴克莱报告的那样，他为了解决补给线上的问题，甚至不得不把自己的秘书都派了出去。[3]但坎克林实在太需要阿洛佩乌斯的帮助了，他无法承担发泄愤怒的后果，就像他在给巴克莱的函件中所写的那样，“新的食物补给运输线路至关重要”。事实上两人的关系很快热乎起来，总督在信中这样写道，“如你所见，我们并不缺乏善意，你所需要的补给也并非全然短缺，但我们受制于严重缺乏运输工具和监督官员”。作为回应，坎克林派出了他能够抽出的所有官员，还出动了孔德拉季耶夫的大车。与此同时，西里西亚军团的移动仓库如有神佑般地抵达了南锡，这为阿洛佩乌斯和孔德拉季耶夫提供了大量的额外预备车辆。即使这并未完全解决坎克林所面临的问题，它也的确终止了迫在眉睫的紧急状况，将军队的补给前景维持在稳定得多的基础之上。[4]
在外交战线上，受惠于拿破仑（的失策），事态对联军而言也变得更为光明。他拒不妥协的态度损毁了梅特涅的战略，也提醒了奥地利人依靠拿破仑并孤立于反法同盟之外会有多么危险。正如梅特涅所知，甚至连英国驻联军总部的军事代表也变得对施瓦岑贝格的拖延战术极不耐烦。自卡斯尔雷抵达联军总部以来，他和梅特涅之间就已经建立起了一种非正式的政治上的互相理解。但这两人都意识到英国抚慰维也纳的愿望终归有个限度。英国公众对任何与拿破仑签订的和约都不信任，英国政府也是如此。[5]
卡斯尔雷在联军总部内谈判的时候，俄国驻英大使克里斯托夫·利芬正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利物浦（Liverpool）勋爵及摄政王谈话，这两人都反对与拿破仑签订和约。摄政王的观点恰好印证了亚历山大的观点，正如利芬所述：
已经流了这么多血，如果不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就会违背天意……这个世界从未目睹过能够团结起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如此强大的手段。然而这些手段是独一无二的，联军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在未来任何时候都不会恢复到当前的水准。现在是确保欧洲获得数个世纪的幸福的时候，可是与拿破仑缔结的任何和约，不管条件有多么有利，所能给予人类的不外乎或长或短的休战罢了。他整个人生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又一个背信、残暴和野心的案例，如果和平要依赖于同这个永恒的祸乱源头签订的和约的话，流遍整个欧洲的鲜血不会止住，只会可疑地暂停一阵子而已。[6]
只要和约确保比利时（不在法国治下），并建立起抵抗新一轮法国侵略的强大缓冲地带，只要法国还不存在能够缔结和约的另一股势力，卡斯尔雷就有可能与拿破仑签约。然而，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法国的“天然疆界”，甚至连奥地利人都暗示关于“天然疆界”的条款会把卡斯尔雷推到亚历山大一边。因此到2月底为止，梅特涅已经完全有理由寻求（与俄国的）妥协，不过俄国皇帝也正需要妥协。2月初的时候，他在政治上被孤立于盟国之外，这和拿破仑的军事胜利一起表明了拒不妥协的危险。因此，四个同盟国家于1814年3月1日签订了《肖蒙条约》，发誓只会接受建立在法国仅保留“历史疆界”、建立独立且版图有所扩大的尼德兰及奥普两国主导的德意志君主国邦联这个基础上的和平。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这份条约也是同盟四国间的军事同盟条约，军事同盟将在和约签订后的20年内持续生效，如果法国试图破坏和约条款，四国将以联合军事行动确保和平。《肖蒙条约》无法决定联军究竟是同拿破仑缔结和约，还是选择另一个法国政权作为谈判对象，所有联军领导人都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法国人自己。无论如何，这份条约在实际层面和精神层面上都对反法同盟的团结大有益处。[7]
然而说到底，还是军事行动最有可能决定拿破仑的命运。只有彻底的失败才能迫使拿破仑接受1792年的边界——即使可能只是暂时接受而已。皇帝的失败也最有可能成为法国精英反抗拿破仑统治的催化剂。然而在2月下半月，皇帝的失败又一次看上去极其遥远。施瓦岑贝格军团正处于全面撤退之中，原先的计划是让布吕歇尔南下与主力军团会合，并且向敌军挑战。但是当西里西亚军团于2月21日抵达主力军团附近地区时，施瓦岑贝格却改变了主意。总司令坚持让他的大部分奥军部队南下封堵奥热罗元帅在里昂的部队，在他看来这是日益滋长的对交通线的威胁。这一举动给了他继续向南撤退回避会战的绝佳理由——施瓦岑贝格的批评者则称之为借口。布吕歇尔大为光火，亚历山大则认真考虑让他本人和俄军离开主力军团，转而与布吕歇尔会合。
2月25日，联军领导人最终在奥布河畔巴尔进行的会议上达成妥协。施瓦岑贝格在必要情况下将一直退到朗格勒，他将在那里与新近赶来的奥军后备部队会合。如果拿破仑还在追击他的话，他将在朗格勒转而与拿破仑展开决定性会战。与此同时布吕歇尔则会向北进军，希望通过威胁巴黎来吸引拿破仑的注意，使其远离施瓦岑贝格的后方。假若拿破仑如其所愿掉头去追击布吕歇尔，施瓦岑贝格就将恢复攻势。此前贝纳多特北方军团下属的比洛兵团和温岑格罗德兵团已从荷兰边界向巴黎进军，现在正接近埃纳河畔的苏瓦松（Soissons），他们将和新近组建的德意志联合部队萨克森军一起加入布吕歇尔麾下，不过萨克森军的任务是守住低地地区。即使不把萨克森人计算在内，布吕歇尔的混合军团现在的总人数也超过了100000人，该军团的兵力已经远远多于拿破仑的全部部队。亚历山大给普鲁士元帅的指示既反映出他意识到只有布吕歇尔拥有胜利所需要的充满自信的攻击性，也反映出他对布吕歇尔可能重蹈覆辙、毁坏联军大业的担忧。上述指示最终以这样的言辞收尾，“只要你能使下属各军的行动协调一致，我们就希望你着手展开攻势。只要进攻的决定是在审慎考虑的基础上做出的，就有希望获得最令人高兴的结果”。[8]
布吕歇尔立刻着手北上，和他此前向巴黎发动的攻势不同，这回俄军骑兵被从南到北部署在道路两旁，负责一路上的戒备。到3月2日为止，从俄军骑兵的报告中已经可以明确看出，拿破仑正在指挥大军追击西里西亚军团。因此布吕歇尔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的已经实现了，下一个任务则是与当时正在苏瓦松周边地区的温岑格罗德和比洛会合，由于苏瓦松的桥梁为联军提供了越过埃纳河的安全通道，因此这座城市军事意义相当重大。联军指挥官派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作为特使进入此城，他用尽自己作为赌徒的一切愚弄、攻讦和赌咒伎俩，最终劝说法军守备司令于3月2日交出苏瓦松。
拿破仑大为暴怒，他下令枪决守备司令[9]，宣称如果不是苏瓦松投降的话，他就可以把布吕歇尔逼到埃纳河岸上牢牢钉住，继而歼灭他的军团。大部分普鲁士史学家愤怒地否定了这一说法，宣称西里西亚军团可以在其他地方渡过埃纳河。另外，冯·比洛将军的一些支持者则十分乐意争辩说，是他们的英雄把布吕歇尔从艰难处境中拯救出来。他们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一点，这次拯救行动的主要人物并非普鲁士人，而是勒文施特恩。俄国在1813～1814年战争中的角色一直遭到普遍的忽视，真实状况被淹没在法国与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男子气概的杂音之中，这次的事情不过较为严重而已。也许普鲁士历史学家的看法是正确的，布吕歇尔照样能够逃出拿破仑的魔爪，但至少有一部分联军会需要借助西里西亚军团的俄军浮桥过河，在拿破仑即将到来的状况下架设浮桥不会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而埃纳河水位的上涨使得这一任务更加艰巨。[10]
3月5日，法军在苏瓦松以东的贝里欧巴克（Berry-au-Bac）渡过埃纳河。拿破仑打算向拉昂（Laon）前进，他正处于“联军正在撤退”的错觉支配之下，认为他会碰到的不过是多少有点抵抗决心的后卫部队罢了。布吕歇尔则决心在法军向科尔贝尼和拉昂前进时展开突袭，他把米哈伊尔·沃龙佐夫指挥的16300名温岑格罗德所部步兵放在克拉奥讷村附近通往拉昂的道路以西的一块高地上。布吕歇尔正确地相信，皇帝不可能在这样一支部队正位于他侧翼的情况下径直向拉昂推进，他需要首先集中兵力击败沃龙佐夫。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兵团被部署在沃龙佐夫后方几公里远的高地上，以便在必要时刻支援他。布吕歇尔打算在沃龙佐夫的俄军拖住拿破仑、吸引他的注意力时，以温岑格罗德的10000名骑兵和整个克莱斯特的普鲁士兵团绕过法军北翼包抄后方。与此同时，比洛会掩护拉昂以及布吕歇尔和低地间的交通线，亚历山大·德·朗热隆的一部分部队则留下来守卫苏瓦松。
布吕歇尔的计划存在下列问题：朗热隆和比洛的部队将不会参与战斗，因而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被浪费了。联军并未对给温岑格罗德和克莱斯特选定的侧翼包抄行军地区进行充分侦察，而这些地方将被证明是难以行军的。甚至连骑兵都因岩石、山丘、溪流和破碎的地表而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延迟，更不用说火炮了。一个优于温岑格罗德的将领也许会克服上述困难，但是在温岑格罗德指挥下，包抄行军的全程都以缓慢速度进行，最终也只得彻底放弃。
因此沃龙佐夫在3月7日的克拉奥讷会战中几乎孤军奋战了一整天，而他面对的是不断增加的拿破仑大军。幸运的是，沃龙佐夫据守的阵地非常有利。俄军占据的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贵妇小径”（Chemin des Dames）闻名，它自东向西延伸了大约17公里，高地相当狭窄，有些地方甚至只有几百米宽。高地两侧十分陡峭，使得法军难以包抄俄军阵地，因此俄军可以展开纵深防守。沃龙佐夫颇有技巧地部署了炮兵，将第14猎兵团部署在战线前方的厄尔特比瑟（Heurtebise）村结实的农舍中，以便削弱、拖延法军攻势。第14猎兵团是个极为优秀的团，团里满是来自前温岑格罗德兵团混合掷弹兵营的神射手，那些混合掷弹兵营在战役开始前刚刚解散。这次轮到俄军占有在结实墙壁后面作战的优势，而第14猎兵团在3月7日的表现极其出色。[11]
3月7日上午10点过后不久，奈伊元帅14000人的军向俄军战线左翼前进，由此拉开战幕。奈伊在其他的步兵师能够赶来助战之前就过早地展开攻击，他麾下年轻的新兵们怀着巨大的勇气去战斗，但他们需要在难以通行的地段上跋涉，而且还要面对许多占据良好阵地的俄军炮兵连，他们展开的多次进攻都毫不令人惊讶地失败了。布瓦耶（Boyer）将军的师由从西班牙撤出的优秀部队组成，它一抵达战场就被拿破仑投入激战之中。该师一路杀过厄尔特比瑟的农舍攻入高地，让4个法军炮兵连爬上斜坡，架设火炮协助攻击。然而，沃龙佐夫的一次反击就把布瓦耶和奈伊都赶下了高地。直到午后时分沙尔庞捷的步兵和几个骑兵旅加入进攻后，俄军的阵地才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威胁。
此时沃龙佐夫收到了来自布吕歇尔的命令，要求他向后撤退，整个军团也向北退却集中到拉昂。这些命令是合情合理的，在侧翼攻击一无所成的状况下，让沃龙佐夫和萨肯暴露在整个法军面前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不可避免地，正处于激战中的沃龙佐夫不会这么看。他的士兵极为英勇地拖住了拿破仑，而他们的牺牲现在看起来竟要白费了。战士的自尊让他难以从这场迄今为止都处于优势的会战中撤退。无论如何，至少从短期来看坚守阵地要比在占据数量优势的敌军面前有秩序地撤退容易，一旦选择后者，敌军将会因为看到他们的敌人后撤而备受鼓舞。
萨肯一再下达命令以后，沃龙佐夫才终于开始了撤退。和他手下的士兵一样，沃龙佐夫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冷静，法军骑兵尽管展开奋战，却未能攻破俄军步兵方阵或者缴获俄军火炮。沃龙佐夫在瑟尔尼（Cerny）村附近的隘路上暂时停止了撤退，来为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的骑兵到达战场争取时间。当萨肯接到布吕歇尔的撤退命令后，他让步兵立刻撤退，但是向前派出了瓦西里奇科夫的骑兵，掩护沃龙佐夫下属各团通过瑟尔尼以西更为开阔的高地。瓦西里奇科夫和沃龙佐夫的合作让追击的法军与俄军间保持了相当一段距离，这在他们联手伏击了一支追击时不够小心的法军分队后仍是如此。高地在西部边缘又变得狭窄起来，法军被迫挤在一起列成紧密纵队，如此才能继续前行。萨肯麾下十分能干的炮兵指挥官阿列克谢·尼基京少将在这些地方预先部署了相当数量的炮兵连，它们的集中火力打击挡住了法军的追击，给他们造成了惨重伤亡，随后又在瓦西里奇科夫的骑兵掩护下毫发无损地退出战场。[12]
由于英国在联军中并无部队，因此它在联军总部的军事代表伯格什勋爵是一个相对中立的观察者。他把俄军在克拉奥讷的表现称为“整场战役中最好的作战行动”。沃龙佐夫、瓦西里奇科夫和他们的部队当然都展现出了极好的作战技艺、纪律性和勇气。沃龙佐夫所部步兵的表现尤为惹人注目，因为他手下只有很少几个团自1813年春季以来参与过激烈战斗，许多士兵在克拉奥讷都是初次上阵。法国人随后宣称他们在此战中获得胜利，因为布吕歇尔的计划已经失败，也因为会战当天他们最终控制了战场。仅就这一狭窄方面来看，他们的确赢得了胜利，就像他们在1812年向莫斯科前进时所遭遇的每场俄军后卫行动中都赢得了这一层面的“胜利”一样。但俄军没有扔下一门火炮，只有很少人被俘。克劳塞维茨用这样的言辞总结克拉奥讷会战，“俄军在克拉奥讷自我保护的作战相当成功，使得主要目标——不受干扰地抵达拉昂——得以实现……这是由异常英勇的士兵、十分冷静的指挥官和极好的阵地共同实现的”。[13]
俄军损失了5000人，关于此战最早的法军完整记载将己方损失定在8000人，由于法军十分不愿意夸大他们的损失，这个数据可能是准确的。然而，其后的法国史学家们开始着手修改这些数字，亨利·乌塞（Henri Houssaye）写道，“俄军损失了5000人，法军损失了5400人”。一位当代法国专家进一步调整了相关数据，声称联军损失了5500人，拿破仑仅仅损失了5000人，这可能是为了给他们所声称的胜利提供额外的支撑。在同样的精神指引下，他们说29000名法军士兵要面对50000名联军士兵，如果把距离战场一日行程之内的每个联军士兵都算进去的话，也许这个数据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完全扭曲了3月7日在战场上发生的状况。实际上，所有这些统计数字的游戏都无关大局，尽管这确实有助于阐明历史学家得到真相时所要面临的重重困难。就算俄军和法军事实上在克拉奥讷损失相当，最根本的一点则是，拿破仑再也无法负担此类消耗了。[14]
拿破仑追击布吕歇尔直至拉昂，于3月9日对当地的俄普联军发起攻击。他又一次相信面对的只是联军的后卫，还严重低估了联军的规模。事实上，布吕歇尔将他下属各军都集中到了拉昂附近，合计近100000人，是法军的两倍还多。除此之外，拿破仑的大军还被分成两部分，皇帝本人沿着经过苏瓦松的道路前进，马尔蒙则从经过兰斯（Rheims）的道路开进。由于俄军轻骑兵和沼泽地带的影响，法军两翼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拿破仑在3月9日的攻击最终失败，这丝毫不令人惊讶。普军在日落之后自行对马尔蒙所部展开奇袭并将其击溃，这是整场战争中最为成功的夜袭之一。拿破仑的军队现在任凭联军宰割了，不过布吕歇尔的精神崩溃却拯救了他，这场精神崩溃导致西里西亚军团陷于瘫痪状态。元帅时年72岁，之前两个月的高度紧张状态毁坏了他的健康。在普鲁士于1806～1807年战败之后，布吕歇尔就曾发作过一次精神崩溃，它的副作用之一则是认为自己分娩了一头大象的惊人幻觉。那些前来请求下达命令的参谋们发现布吕歇尔已经处于另一个世界，根本无法回复他们的请求。任何进入他眼中的光亮都会让他痛苦不已。[15]
此后几天里的状况暴露出了联军指挥架构的脆弱和西里西亚军团是多么需要布吕歇尔的推动、勇气和个人魅力。军团中级别最高的上将理论上是亚历山大·德·朗热隆，但约克和比洛毫无服从他的可能性。朗热隆自己也不敢接过指挥权，他指出应当由格奈泽瑙接替指挥，因为他是布吕歇尔的参谋长，也是最了解总司令意图的人。然而约克和比洛都不怎么尊重格奈泽瑙，此外格奈泽瑙的军衔也低于这两人。约克抓住这个机会大发脾气，还离开了指挥岗位，直到布吕歇尔给他乱写了一通恳求，还附上了普王的弟弟、约克属下旅长之一威廉亲王的请求后，约克才最终返回岗位。在失去了布吕歇尔的意志和鼓舞之后，格奈泽瑙也丧失了自信和勇气。一个天生的弱点——坚信普鲁士将被其盟国出卖——令他烦扰不已。其结果则是，在拉昂之战后的一个多星期里，西里西亚军团四散出去寻觅食物，却没有在战争中扮演任何有用角色。[16]
西里西亚军团的迟钝使拿破仑得以逃脱、休整，继而突袭由埃马纽埃尔·德·圣普列斯特指挥的12000人的分队。圣普列斯特在1812年是巴格拉季翁的参谋长，于3月12日攻占了兰斯。尽管拿破仑在拉昂至少损失了6000人，但从巴黎开来的援军将他的部队人数恢复到40000人，这本来就足够打败圣普列斯特，更何况拿破仑还对他展开了奇袭。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因为圣普列斯特犯下了没有充分预警的错误，但没人会预计到布吕歇尔军团竟然毫无行动，根本探察不到拿破仑的行踪，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动向的警告。圣普列斯特手下的一部分部队是普鲁士国民后备军，法军3月13日发起攻击时他们已经分散出去寻觅食物，对法军几乎毫无抵抗。不过，来自圣普列斯特自己的第八军的各个俄国团则要坚韧和顽强得多，尽管他们的将军在开战之初就受了重伤退出战斗，他们依然展开了顽强的抵抗。
俄军的抵抗核心是梁赞团，该团由彼得大帝在1703年创立，是一支战斗记录优良的老资格部队。在眼下这场战争中，梁赞团参与过博罗季诺、包岑和莱比锡会战，在莱比锡有35%的军官非死即伤，还有32名军人获得军事奖章。圣普列斯特将军十分关怀下属士兵，例如在1813～1814年冬季利用缴获的法军金库为士兵购买新衣，因此在部队中广受欢迎。他和梁赞团的关系特别融洽，将这个团称为“第八军的近卫团”。擅长鼓舞人心的该团团长伊万·斯科别列夫（Ivan Skobelev/Иван Скобелев）上校是个国有农民的儿子，得到军官委任前他已经在部队里服役12年。在3月13日的混乱中，梁赞团第三营在兰斯主城门外修建了一道胸墙，挫败了法军攻入城内的努力。与此同时，在城墙以外大约2公里处，梁赞团第一营列成方阵抵抗法军骑兵，带着位于方阵中央、业已受伤的圣普列斯特一路杀回他们第三营的战友坚守的地方。梁赞团的两个营随即组成了俄军后卫核心，在斯科别列夫的指挥下抵抗法军，为第八军大部分部队逃出兰斯和在城外重整部队争取了足够时间。法军切断了梁赞团自身和俄军大部队之间的联系，但他们在一个当地保王党向导的指引下经由城中小巷成功撤退。[17]
击败了圣普列斯特以后，拿破仑让他的部队在兰斯休整两天，随后挥师南下对付施瓦岑贝格。而在联军总部当中，3月前3个星期的氛围也高度紧张，对亚历山大来说尤其如此。皇帝并非毫无军事才能，但他过分紧张，缺乏自信。他在1814年3月的信件表明他极为担心历史将会重演。施瓦岑贝格又一次以令人愤怒的谨慎和缓慢速度展开推进，与此同时，布吕歇尔军团则面临着很大的危险。皇帝时常试图催促施瓦岑贝格前进，同时还焦急地打听布吕歇尔和圣普列斯特的安危，叹息从他们那里传来的消息太过稀少。当亚历山大在3月12日质问梅特涅是否存在奥地利给施瓦岑贝格的密令，让他有意限制主力军团的行动，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怒斥奥地利人正在背叛联军事业，让布吕歇尔军团的普鲁士和俄罗斯士兵陷入毁灭境地时，联军总部内的状况可谓异常狂暴。圣普列斯特战败的消息更无助于缓解亚历山大的恐惧。一想起在2月发生的事件，他就害怕维特根施泰因兵团和帕伦的前卫部队会被互相隔绝，从而极易遭到法军突袭。朗热隆回忆说拿破仑在2月表现出的速度和大胆让联军指挥官们坐立不安，“我们相信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他”。最相信这一点的莫过于亚历山大了。[18]
无论如何，亚历山大正确地坚信，拿破仑此时的战略将是攻入主力军团右翼和后方，以期分割、歼灭其中一个兵团。事实上，如果拿破仑还打算攻击主力军团的话，这已经是他唯一可行的选择了。他必须留下马尔蒙元帅和莫尔捷（Mortier）元帅的20000人去监视布吕歇尔的100000人。麦克唐纳元帅则指挥30000人守卫从南面通往巴黎的通道，对付施瓦岑贝格的122000人。这就使得拿破仑在3月17日从兰斯南下时仅仅带了20000人，他期望对施瓦岑贝格展开奇袭。拿破仑在前进途中有望得到从巴黎赶来的数千援军，但就算他随后和麦克唐纳会合，联军主力军团也会在数量上占有至少两倍的优势。3月21日，当皇帝发觉他在奥布河畔阿尔西（Arcis-sur-Aube）面对着施瓦岑贝格的整个军团时，他知道此次攻势已然失败，除了撤退别无选择。
联军抢在拿破仑组建起一支新军之前就于冬季入侵法国的决定，到这时才真正被证明是合理的。皇帝的兵站里已经没有后备军了，连续2个月毫无止歇的行军和战斗让他的军队疲惫不堪。从阿尔西撤退之后，拿破仑实际上只剩下两个选择了。他可以退到首都，把能抓到手的所有士兵和国民自卫队集中在一起保卫巴黎，他在首都出现会震慑住那里的任何反对势力。依靠巴黎周边的山丘、园圃和建筑物，即使拿破仑麾下只有90000人能够用于防守，巴黎对联军而言也将是难以敲开的坚果。[19]
另一个选择则是进攻联军通向莱茵河的交通线，这也是拿破仑在3月22日采取的选择。施瓦岑贝格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说明，总体而言他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特别是对任何出现在后方的威胁都感到非常紧张。因此，拿破仑合理地坚信，如果他以主力部队攻击施瓦岑贝格的交通线，联军总司令就会从巴黎地区撤出，试图保护他的基地和补给线。施瓦岑贝格此前的作战方式表明，他根本不会冒险让拿破仑处在他的背后，自己却向巴黎进军。如果联军的确这么去做的话，拿破仑就有必要牺牲自己的首都了，就像亚历山大牺牲莫斯科一样。拿破仑在1814年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他认为出于政治原因，自己不能这么去做。随后发生的事件将证明他是正确的。法军曾经占领过莫斯科、维也纳和柏林，但那些地方并没有滋生任何针对罗曼诺夫、哈布斯堡或霍亨佐伦王朝君主的大规模国内反对派。可联军抵达巴黎后不到一个星期，拿破仑本人和他的王朝就被一并扫除。拿破仑认为自己的宝座要比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世袭君主更为脆弱，这个信条是正确的。另外，他在1813～1814年的所作所为使得法国精英相信，他为自己荣誉而战的动机优先于为法国的利益而战。[20]
施瓦岑贝格和亚历山大直到3月22日还不知道拿破仑赶往哪里。彼得·沃尔孔斯基于3月22日给格奈泽瑙写信说，拿破仑在他的后方留下了大片骑兵幕，以隐蔽自己的运动。联军倾向于紧追拿破仑，如果敌军攻击西里西亚军团，那么这一回主力军团就将恰好位于拿破仑身后并攻击他的后方。如果拿破仑选择其他方向，两个联军军团就将会合在一起，随后前进寻求与其会战。当天夜间，布吕歇尔发现了敌军到底开往哪里，因为他手下的哥萨克俘虏了一名法军信使，信使身上携带了一封拿破仑写给玛丽-路易丝的信，信中说他打算攻击联军的交通线，以此来吸引联军远离巴黎。[21]
这封信的一份抄件立刻被送到联军总部，3月23日下午，军事会议在普吉（Pougy）召开，会上对它的寓意展开了讨论。亚历山大最亲近的俄国军事顾问中，只有彼得·沃尔孔斯基当时在普吉，而他从不在此类会议中发表意见。然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联军就算在这时回头也会被拿破仑落下两天的行程，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攻入联军后方。任何折回去保护联军基地的尝试都会导致联军的士气和纪律承受重压，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部队将行经已被战火蹂躏过的地区，他们在那里会很难养活自己。联军领导人此时倾向于坚持原定计划——和布吕歇尔会合，然后前进迎击敌军展开会战。与此同时，紧急命令被下达给后方的城镇守备司令和部队指挥官，让他们把尽可能多的补给物资、运输纵列和补充兵置于部队保护之下，或者使其远离主干道。总是精神紧张的宪兵司令厄特尔此前曾臆想过对俄军交通线的威胁，做出了过头的反应，因此受到了申斥，现在巴克莱终于给他下达了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俄军基地、补给和金库的急切命令。厄特尔这一回做得很好，他用拉脱维亚文向巴克莱做了关于对应保护安排的报告，俄军总司令同样来自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能够看懂拉脱维亚文。即使这些报告被截获，普通的法国人也无法辨识出其中含义。[22]
3月23日夜，施瓦岑贝格、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他们的参谋人员从普吉出发前往松皮（Sompuis），他们最终于次日清晨抵达松皮，途中得到了俄军骑兵截获的更多敌军信件。这些信件反映出拿破仑的部队和将领士气低落，也暴露了巴黎的兵站和军械库已经空空荡荡。最为重要的则是警察总监萨瓦里（Savary）写给拿破仑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联军逼近巴黎，他将无法保证首都的忠诚。波尔多（Bordeaux）已经倒向波旁王室以及此城已被威灵顿占领的消息也在同一晚从南方传来。虽然如此，当施瓦岑贝格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于3月24日上午离开松皮时，联军的计划依然是先让两个军团会合，然后出击搜寻拿破仑。
两人离开后不久，上午10点左右，亚历山大召集了巴克莱、迪比奇和托尔，向他们展示了截获的信件和部队此刻在地图上的位置，向他们征求关于最佳行动路线的建议。亚历山大给了他们两个选择：联军要么追击拿破仑，要么向巴黎进军。也许亚历山大此前已经和沃尔孔斯基有过谈话，后者曾私下主张进军巴黎。与之相反，巴克莱则是一个谨慎且想象力并不丰富的战略家，他主张继续执行与布吕歇尔会合并追击搜索拿破仑的既定计划。迪比奇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和他的上司唱反调，而是建议他们应该同时派出一个充实的军夺取巴黎。和迪比奇比起来，托尔始终是一个不够“政治化”且不够圆滑的人，和上司意见相左是他的第二天性。他指出仅仅派出一个军是不足以夺取巴黎的，与之相反，两个军团都应当向巴黎前进，同时则应该派出大部分由骑兵组成的快速纵队跟踪拿破仑，报告他的行踪。[23]
皇帝期待的可能正是托尔的看法，他立刻接受了这一意见。亚历山大派了一名副官去寻找施瓦岑贝格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求他们停下来等他。亚历山大最终在普朗西（Plancy）村附近的一座小丘上找到了他们，在这个明媚的春日里，托尔在地上展开了他的地图，一场即兴户外会议随即展开。普王立刻同意了亚历山大的建议，施瓦岑贝格也不用怎么说服就同意了，尽管他的一些参谋提出了反对意见。把拿破仑抛在背后、向法国首都进军的计划对施瓦岑贝格而言并非全然意外，这个计划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而且他最能干的参谋拉德茨基中将也显然在之前几天里私下赞同该计划。虽然如此，之前过分谨慎的总司令竟会没费多少波折就同意这样一个大胆的行动，这点实在令人吃惊。还没有明确原因表明施瓦岑贝格为何会这么去做，但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猜测。[24]
尽管向巴黎进军是大胆的，但另一个计划也同样要冒很大风险。就在10天前，施瓦岑贝格还在感慨从“已经支撑了我们3个月的穷困香槟（Champagne）”搜刮食物的艰难。让会合后的联军军团通过这一地区追击拿破仑将十分困难。事实上，威胁巴黎可能是迫使拿破仑远离联军后方的可能性最高的方法。巴黎周边地区相当富庶，也没有被战火波及过，一旦联军抵达那里，他们供给自己时遇到的麻烦和追击拿破仑或者留在原地相比都会少很多。目前主力军团补给车辆里携带的食物足以支撑他们赶到巴黎附近地区。3月25日，一个俄国军报称它下属各团的大车里还有足够消耗8天的补给，4天后坎克林告诉巴克莱，200辆来自利萨列维奇移动仓库的大车正和军队在一起，车上尚有足够食用4天的饼干配给。正如坎克林和弗朗茨二世都注意到的那样，随着主力军团的北进，现在正是建立通过低地地区的补给线的良机，当地不仅富裕，而且大体上未曾受到战火破坏。[25]
巴克莱·德·托利并不是一个容易给出褒扬的人，但他这时在给坎克林的信中说，“我对你的热忱和为军队福利做出的合理安排有充分的信心”。这次表扬是坎克林应得的，因为联军的后勤部门很好地同时应对了保护后方基地和供养前进中的军队这两个挑战。如果说军队的补给军官们让联军有可能前进的话，在施瓦岑贝格看来，政治和军事上的理由才让此次前进变得富有吸引力。在沙蒂永和会结束以及与拿破仑的谈判也搁置下来之后，显然只有军事胜利才是确保和平的唯一方法。夺取巴黎是迫使拿破仑接受联军和平条件或者鼓舞法国精英摆脱拿破仑的最好方法。最近联军总部里的火药味儿也定然使施瓦岑贝格意识到，俄国、普鲁士甚至英国对他谨慎战略的耐心都已经所剩无几，就连他麾下的一些奥地利高级军官也在抱怨他们的军队迄今为止在战役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也许最终做出向巴黎进军的决定时，总司令脑海里的想法就是以上这些。此外，对一个指挥官而言，展开一场明确了解敌军位置、弱点和担忧的军事行动难道还不够愉快吗？[26]
费迪南德·温岑格罗德则奉命率领8000名骑兵追踪拿破仑，他被告知应当尽力蒙蔽皇帝，使他相信整个联军正在展开追击，并且还要让联军总部对敌军行动了如指掌。与此同时，两大联军军团以彼得·帕伦和符腾堡的亚当亲王所部骑兵作为前卫，开始沿着从维特里（Vitry）经过费尔尚普努瓦斯（Fère-Champenoise）通往塞扎讷的道路进军。南面几公里外，巴克莱和军队的预备部队经过小道和田野平行进军。在联军主力北面，朗热隆和萨肯的部队沿着从沙隆通往贝尔热雷斯（Bergères）的道路前进，他们前方是科尔夫男爵和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的数个骑兵师。胜利的气息让布吕歇尔进入半康复状态，他坐在一辆马车里和部队一起前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布吕歇尔戴着一顶女用的绿色丝绸帽子，帽檐做得很宽，以便遮挡射向眼睛的光线。天气也变好了，联军士兵们终于感到他们是在自信而团结的领导层指挥下前进，因此士气十分高昂。
3月25日上午8点刚过，帕伦和亚当亲王就在苏代圣克罗伊村（Soudé Sainte-Croix）附近撞上了正在横穿通往费尔尚普努瓦斯的道路的马尔蒙元帅军，附近不远处还有莫尔捷元帅军。这两位元帅合计指挥12300名步兵、4350名骑兵并拥有68门火炮。而即使把哥萨克计算在内，帕伦和亚当亲王手下也只有5700名骑兵和36门火炮，其数量远少于法军。但法国元帅可以看到有大批敌军出现，因而着手开始撤退。即使在2500名奥地利胸甲骑兵到达之后，法军步兵方阵仍然足够安全，不过他们的骑兵已经被赶走，两个轻步兵团也被隔断在苏代圣克罗伊村里被迫投降。
到了下午2点左右俄军重骑兵抵达战场后，法军的状况才变得凶险起来。禁卫骑兵团和骑马禁军团自从博罗季诺会战以来就没有参加过激战，指挥他们的尼古拉·普雷拉多维奇将军乞求巴克莱让第1胸甲骑兵师投入战斗。他们出现时恰好赶上一阵暴雨和冰雹，法军步兵那时正试图穿过科南特赖（Conantray）附近的深沟，雨滴和冰雹直打在他们脸上。法军步兵的步枪已经失效，在俄军近卫骑炮兵的准确炮火打击下，两个法军步兵方阵陷入崩溃，随后遭到俄军胸甲骑兵和符腾堡骑兵的践踏。惊慌情绪在剩余的法军步兵中迅速蔓延，许多士兵拔腿逃跑。最终马尔蒙和莫尔捷得以逃脱，但他们在数量处于劣势且没有任何步兵的敌军面前损失了1/3的士兵和大部分火炮。[27]
他们最终得以逃脱的部分原因是，接近下午5点时联军骑兵听到后方发生了激烈炮击，一时弄不清出现的到底是哪一方部队，炮火又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是两个大部分由国民自卫军士兵组成、规模较小的法军师，他们正在护送一支规模庞大的火炮和补给车队，途中遭到了来自西里西亚军团的科尔夫和瓦西里奇科夫麾下骑兵的追击。法军护送纵队由帕克托（Pacthod）将军和阿梅（Amey）将军指挥，数量在5000人上下。上午11点左右，它先是在从沙隆延伸出的道路附近遭遇了科尔夫的骑兵。科尔夫男爵在1812年战局之初就是个胖子，到1814年为止，他已经大腹便便，也变得越发懒惰。科尔夫不喜欢露营，在下属将领的陪同下，他于前一天晚上赶往附近的锡耶里（Sillery）城堡就寝。他手下的哥萨克同时发现了一座存有60000瓶酒的仓库，科尔夫的所有骑兵都沉浸在愉悦之中，他们第二天早上出发得很慢就毫不奇怪了。[28]
然而，法军到正午时已经沿着从沙隆行经费尔尚普努瓦斯附近通往贝尔热雷斯的道路展开全面撤退。此刻包围他们的已经不仅是科尔夫的部队，还有可怕得多的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俄军一共有4000名骑兵和3个骑炮连，法军将领在下午三四点放弃了辎重车队，但是即使这么做也无法拯救他们。法军原本已经十分疲惫，在与科尔夫和瓦西里奇科夫作战的过程中又蒙受了惨重损失，当撤退时一头撞上费尔尚普努瓦斯的联军主力军团骑兵和骑炮兵后，他们的抵抗便毫无希望。最终整个法军纵队要么战死，要么被俘。
费尔尚普努瓦斯会战常被描述为法军英雄主义的赞歌，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公平的。帕克托和阿梅的国民自卫军士兵表现出了哪怕是老兵都要为之自豪的勇气、纪律性和忍耐力，但马尔蒙和莫尔捷麾下各团却并非表现得都很好。此外，联军骑兵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16000名骑兵——其中有3/4是俄军——击败了23000名大部分为步兵的法军，杀死或俘虏了其中一半的士兵，还夺取了几乎所有火炮。费尔尚普努瓦斯会战完全可以同1812年8月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与缪拉元帅在克拉斯内展开的殊死战斗相提并论，尽管涅韦罗夫斯基的兵力劣势要大得多。和在费尔尚普努瓦斯的法军一样，涅韦罗夫斯基的士兵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新兵，他们在第一场战斗中表现出了极好的勇气和纪律性。俄军将领在费尔尚普努瓦斯得胜，而缪拉在克拉斯内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俄军将领把他们的骑炮兵带到了战场上，缪拉却没能这么做。俄军将领展开协同攻击和根据地形调整战术的技艺也更为娴熟。[29]
随着马尔蒙和莫尔捷的溃退，通往巴黎的道路已经敞开了。法军守住首都的唯一机会就是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准时回到巴黎，即便皇帝只身一人回城，他也有可能激励士气、组织防御，并震慑城中的潜在叛徒。然而，拿破仑直到3月27日才得知他遭到欺瞒和联军已经向巴黎进军的真相，现在联军足足领先他3天的行程。在咨询了科兰古、巴萨诺（Bassano）以及诸位元帅后，他做出决定：必须放弃对联军后方的攻击，折返回去拯救首都。但这已经太晚了，他在3月30日傍晚接近巴黎时，法军已经输掉了巴黎之战，他的首都正处于投降边缘。更糟糕的是，拿破仑在巴黎的敌人活跃起来了。根据皇帝的命令，他的妻子、儿子和政府成员在战斗前夜离开了巴黎，以免被俘虏。波拿巴政权的所有关键人物都已离开，而联军又即将占领巴黎，拿破仑的对手们夺取主动权的时刻来临了。塔列朗和其他所有高官一样接到了离开巴黎的命令，但他试图在并不公开藐视拿破仑权威的同时躲避这些命令。[30]
在战线另一边的是卡尔·内塞尔罗德，尽管两边现在相距不过几公里而已。在1812年之前，塔列朗曾经向他泄露过许多秘密建议和消息。当拿破仑在3月22日发起对联军的攻击后，几乎所有反法同盟外交官都和总部失去了联系，被迫向安全的南方逃跑，这让许多乐于摆脱外交官的将领们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喜悦。内塞尔罗德则是其中的一个例外，他及时逃出肖蒙，找到了退往亚历山大那里的路。就在3月28日——拿破仑的皇后、儿子和政府应当离开首都的日子——内塞尔罗德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给妻子写信，信中说他正在享用“一只精致的阉鸡”，这只鸡原本是奈伊元帅的夫人从巴黎寄到她丈夫那里去的，还附上了几瓶烈酒。哥萨克截获了这份礼物，机敏地把它献到他们皇帝的餐桌上。当时弗朗茨二世、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哈登贝格都不在场，一旦联军抵达巴黎，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将代表反法同盟发言。无论如何，有内塞尔罗德在身边总归多了一个有利条件，尤其是在和塔列朗谈判的时候。随着胜利景象依稀可见和亚历山大期望的正在实现，两人之间此前存在的紧张关系也消失了。[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