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军在明媚的春日逼近巴黎，他们行经富裕的乡村，空气中也能嗅到胜利的气息。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以第一次吃到孔雀来庆祝胜利。彼得·帕伦想象着他将在法国首都遇到的所有年轻漂亮的女士。伊万·拉多日茨基把他的士兵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每个人，当抵达巴黎后，皇帝会给他们一人发1个卢布、1磅肉和1杯伏特加。当他的炮兵连沿着大道开进时，“站到左边，站到右边”的叫声响了起来，就像一位将军或者皇帝本人经过行进中的纵队时那样。位于大道中央的是“瓦西卡”（Vaska/Васька），它是士兵们作为吉祥物收养的一头山羊，伴着“让路，让路，瓦西卡正前往巴黎”的喊声向前猛冲。[32]
3月29日傍晚，皇帝的参谋们登上了朝向克利希（Clichy）村的一座小山，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也在其中。他在许多年后回忆道：
太阳刚刚落山，一阵凉爽的微风让白天被晒热了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天空中没有一朵云。就在一瞬间，我们从右手边偶然瞥见了蒙马特尔和首都的高大尖顶。“巴黎！巴黎！”的喊声同时响起。我们用手指着、睁大眼睛望着地平线上巨大却模糊的一块地方，一时间竟忘了战役的疲倦、创伤和倒下的朋友与兄弟，站在勉强能够看到巴黎的小山上，沉浸在欢乐之中。从那一天起已经过了20多年……但对这个难忘场景的记忆却依然鲜活，它就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带给我们新鲜感，让我们心中饱含在那一刻溢满了所有胸膛的胜利喜悦。[33]
在这场欧洲历史上最漫长的战局里，俄国军队从维尔纳退到莫斯科，然后又一路横穿整个欧洲赶到巴黎，前后一共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当敌国的首都最终跃入视野时，速度就是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必须在拿破仑抵达巴黎鼓舞人心并增强防御前将其攻克。巴伐利亚兵团和萨肯兵团已经被留在莫（Meaux）守卫联军后方，以防拿破仑试图选择最笔直的道路赶回巴黎。但其余所有的军都在当夜接到了次日（3月30日）对巴黎发起全面攻击的命令。在联军右翼，西里西亚军团将从北面的蒙马特尔和拉沙佩勒（La Chapelle）方向攻击首都，左翼的符腾堡军将沿着塞纳河北岸越过万塞讷（Vincennes）城堡从东面向前推进，久洛伊将军的奥军则会予以支援。彼得·维特根施泰因已经动身返回俄国，他把兵团指挥权交给了尼古拉·拉耶夫斯基。拉耶夫斯基将指挥联军中央向罗曼维尔（Romainville）和庞坦（Pantin）发起攻击。参与攻击的部队合计多达100000人，在拉耶夫斯基后方还有康斯坦丁大公的后备兵团，他们由近卫军和掷弹兵组成，将在必要的情况下投入战斗。[34]
法军占据的阵地相当难以攻克。北面的蒙马特尔高地和中央的罗曼维尔高地是攻城部队面临的主要障碍，城市的防御也主要依靠这两个高地。正如人们所预计的那样，作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巴黎的整个郊区也是由石质建筑和墙壁组成的迷宫。然而拿破仑根本就没有加强过这座城市的天然防御，此外用以防守这条漫长防线的法军仅有38000人，其中还有数千乃至上万人是只接受过极少的训练、步枪也并不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守城法军的最高指挥是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莫尔捷元帅负责防守北面与西里西亚军团作战，马尔蒙元帅负责防守东面迎战联军主力军团。这三个人都知道，除非守军愿意在巴黎展开巷战，把他们自己埋葬在城市的瓦砾之中，不然胜利的概率就微乎其微。如果联军的全部攻城部队在3月30日清晨同时发起攻击，那么可能到吃午饭时巴黎就已经陷落了。
联军的计划事实上出了岔子。甚至早在3月29日晚上，计划走样的情况就已经很明显了，符腾堡和奥地利部队依然远在后方，不可能在次日下午之前发起攻击。当晚施瓦岑贝格的副官传令给布吕歇尔，却在夜间迷了路，这意味着西里西亚军团的多数部队也要等到上午11点才能做好进攻准备，这比预定时间晚了6个小时。因此，最终只有位于中央的拉耶夫斯基兵团的16000人能够执行联军之前制订的攻击计划。对俄军而言幸运的是，他们发现关键的罗曼维尔村无人防守，得以在马尔蒙抽空派出部队设防之前拿下村庄。俄军在清晨也夺取了庞坦村，但3月30日上午其余时间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法军不断的反击面前守住上述据点。
所有试图冲出村庄的努力都落了空。普鲁士近卫军步兵在1813年春季以后从未参加过战斗，他们以极大的勇气从庞坦冲出，却被挡住了前进的道路，也蒙受了惨重的伤亡。在建筑物、墙壁和园圃之间，所有阵型都无法组织起来，会战演变成了令人迷乱的散兵战和交火。巴克莱·德·托利出动了两个俄国掷弹兵师增援拉耶夫斯基，自己也亲临前线组织协同作战。他十分明智地把大部分团都拉回去在后方列成营纵队，准备发动下一波冲击，但命令拉耶夫斯基只有等到左面的符腾堡军进入阵地，而且右面的西里西亚军团吸引莫尔捷的全部注意力，才能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击。[35]
下午3点过后不久，所有的联军部队都已就位，做好了攻击准备。符腾堡王储只遭遇了轻微抵抗就冲过万塞讷城堡，威胁到塞纳河畔的整个法军右翼。约克兵团从北面发起攻击，攻入正在庞坦村附近作战的法军后方，迫使他们向后撤退。在联军中央方面，拉耶夫斯基的部队和掷弹兵师以压倒优势展开攻击，90分钟内就拿下了法军所有的关键阵地。俄军炮兵连被带到前方，正从东面对巴黎展开近距离炮击。在联军战线右翼远端，朗热隆兵团向蒙马特尔高地发起突击。事实上，俄军占领上述高地时马尔蒙元帅已经试图投降，但在蒙马特尔战斗的俄军或法军都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联军损失了8000人，其中3/4是俄军，但巴黎已属于他们。俄军队列里激荡着欢乐的浪潮。近卫军开始擦拭他们的装备，拿出最好的制服，准备在巴黎大街上进行他们有生以来最盛大的阅兵式。军乐队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奏起他们所属步兵团的进行曲。朗热隆派往巴黎与距离最近的法军部队商议停战事宜的军官在几个小时后才返回，他由于庆祝胜利干了太多杯酒，处于极其幸福的状态之中。作为兵团的指挥将领，朗热隆原谅了他的属下，为了这一刻，他麾下来自前多瑙河军团的团走了漫长的道路，打过许多次会战。[36]
然而，真正艰难的战斗此时才刚要开始，这场战斗将在政治而非军事层面展开。除非联军将领犯了大错，否则他们麾下部队的压倒性数量优势和优良战斗素质都应当在3月30日迫使巴黎投降并给联军带来胜利。然而，法国首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要更甚于军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军能否把攻陷巴黎转化成政治上的优势。当然，联军领导人总体来说都对这一点有敏锐的认识，亚历山大尤其如此。施瓦岑贝格发布了一份声明，强调联军是在和拿破仑而非法国作战，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寻求和平与繁荣。随着亚历山大的部队接近巴黎，他也给俄军将领下达命令，向盟友提出请求，要求他们维持最为严格的纪律和善待平民，强调赢得法国民心的极端重要性。亚历山大派到巴黎去安排投降事宜的是米哈伊尔·奥尔洛夫上校，他就是那个在1812年6月陪同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前往拿破仑设在维尔纳的总部的年轻情报军官。奥尔洛夫向马尔蒙元帅说出的第一句话是，“皇帝陛下希望为了法兰西和全世界保全巴黎”。联军部队将住宿在巴黎的军营而非私人住宅里，国民自卫军将被保留下来以维持各个街区的平静和正常运作。在之后的几天里，亚历山大对巴黎人来说是魅力、得体和赞扬之词的完美化身，这正是他擅长扮演的角色。[37]
联军于次日进入巴黎，时为1814年3月31日，星期天。在这个明朗的春日上午，阳光普照，巴黎一派欢乐景象。上午8点，亚历山大从他的总部出发，穿着卸去装饰的禁卫骑兵团将军制服。他骑着一匹名叫“马尔斯”的灰马，带着随员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和施瓦岑贝格会合，“马尔斯”是科兰古此前在彼得堡担任大使时赠予亚历山大的礼物。联军领导人们接受了他们麾下士兵的敬礼和雷鸣般的欢呼，骑行通过蒙马特尔高地，进入城市中心。近卫哥萨克团为他们提供了身着猩红色紧身短上衣和深蓝色灯笼裤的护卫，在过去两年的战争中，一直都是这个团负责保护亚历山大的个人安全。君主们和施瓦岑贝格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停了下来，检阅从他们身旁开过的联军各团。阅兵式包括了普鲁士近卫军、1个师的奥地利掷弹兵，甚至还有1个团的巴登（Baden）近卫军。然而，俄罗斯近卫军是全欧洲都公认的军容最美观的部队，他们在这一天出尽了风头。[38]
这是近卫军和亚历山大最自豪也最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时刻，对亚历山大而言尤其如此，但在政治方面这一场景也自有它的影响。巴黎群众看到数以千计的卓越部队好像身处和平年代一般身着华丽的制服以完美的阵型行军，这提醒了他们联军的强大实力，也说明拿破仑声称“入侵者已处于耗竭边缘”的说法有多么空洞。可是如果说联军在政治层面给巴黎人上了一课的话，他们也同样在政治上受了一次教育。迄今为止，在反法同盟所征服的地区里，君主们只遇到了很少对波旁王朝表现出热情的民众。他们难以预知在巴黎情况竟会如此不同，毕竟那里生活着许多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受益者。然而，君主们受到了大群民众的欢迎，他们高呼支持联军事业和君主政体，佩戴了白色帽章，打出波旁王室的白旗，在进入巴黎市中心时尤其如此。两天后，亚历山大向一位保王党政治家承认，公众对复辟的支持“远远超过我的想象”。阅兵式结束后，君主们和施瓦岑贝格骑行前往位于附近圣弗洛朗坦（Saint-Florentin）街的塔列朗宅邸，亚历山大将在那里度过他在巴黎的关键头几天。当夜在塔列朗宅邸周围执勤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第一营第一（皇帝直属）连，这个营7年前就曾在蒂尔西特负责保卫工作。[39]
在联军进入巴黎的那个上午，内塞尔罗德也正赶往圣弗洛朗坦街。此前一天，当米哈伊尔·奥尔洛夫正在马尔蒙的宅邸里等待他同意城市投降条件时，塔列朗过来请求他“向俄罗斯皇帝陛下传达贝内文托（Benevento）亲王（即塔列朗）最深的敬意”。奥尔洛夫是一个聪明且消息灵通的情报军官，他对塔列朗的意图并无疑问。这位年轻军官回忆说，“我柔和地回答：‘亲王，你可以肯定，我会让它公开得到皇帝陛下的注意’”，“一个极轻的、几乎无法注意到的微笑飞快地从亲王脸上滑过”。内塞尔罗德在3月31日前来谋求塔列朗协助推翻拿破仑，并以既在法国人眼里合法又愿意赞同和平解决方案的人取而代之。正如亚历山大当晚向法国领导人们明确说明的那样，这是他唯一优先考虑的事情。尽管亚历山大向他们列出了法国未来政府的一连串可能方案，但他还是强调说让法国人自己从中选择。[40]
对皇帝来说，塔列朗是个完美的盟友，这并不仅是因为他的政治技巧和关系纽带。和亚历山大一样，塔列朗也并非波旁王室的强烈支持者，他在3月30日还没有下决心投身于复辟事业。他坚定认为如果王室要回归的话，就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还要接受自1789年以来已经大有变化的法兰西。在塔列朗心中，他可能更倾向于让拿破仑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继位，其他人代为摄政，塔列朗自己则成为宝座背后的权臣。亚历山大并无不同意见。然而，只要拿破仑还活着、还自由、还充满着野心，这种摄政就有显而易见的危险性。3月31日深夜，联军领导人和法国政治家在塔列朗的沙龙里召开了会议，起草联军致法国人民公告的关键时刻终于来临了。他们再也不会将拿破仑作为谈判对手，这一点没有人怀疑。当写到把波拿巴家族任何成员都排除在谈判对手之外的条款时，亚历山大“瞟了施瓦岑贝格亲王一眼，亲王点头表示同意，普鲁士国王也是如此”。即使在这之后，亚历山大的想法也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科兰古直到4月5日还相信，亚历山大依然很容易接受建立摄政统治的想法，塔列朗和他的伙伴们则大为害怕这一点。然而，到那时亚历山大已经很难再扭转局面以及抛弃那些在他的保护和鼓励下投身于复辟事业的法国人了。[41]
根据亚历山大早在2月就大体定下的次序，联军宣言呼吁召集参议院，选举临时政府并起草新宪法。在塔列朗的指导下，参议院的少数残余议员在4月1日将塔列朗和他的4位同事选举为临时政府大臣。次日，参议院废黜拿破仑和波拿巴家族，解除了所有法军士兵的效忠誓言。随着巴黎明确倒向波旁王朝的复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军队的立场了。如果拿破仑位于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军队依然支持他，那么联军就有很大可能发现他们身处法国内战之中。联军不仅担忧卷入内战会导致浪费时间并付出相当代价，也害怕内战会给他们所支持的法国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严重伤害，这一点不证自明。除了对波旁王室的怀疑之外，对内战的担忧也影响了亚历山大，使他一直在考虑建立以拿破仑幼子为君主的摄政统治的可行性。直到马尔蒙元帅的军在4月5日背叛拿破仑之后，亚历山大的怀疑才得以终止，波旁王朝复辟已成定局。[42]
在抵达巴黎后的最初几天里，亚历山大领导反法同盟，并代表同盟发言。他在巴黎时也犯过一些错误。尽管他向路易十八施压、要求后者采取温和态度并接受由参议院制订的宪法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实际上毫无必要，反而导致俄国和复辟后的法国最初关系不佳。更为严重的错误则是允许拿破仑统治厄尔巴（Elba）岛，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同盟国家和俄国内部的担心，这些担心在此后不久得到了证实。这一定程度上无疑是亚历山大对待被击败的敌人时既希望做到慷慨，又希望被人视作慷慨的愿望的结果。然而，在当时的氛围下想找到安全解决拿破仑问题的方案也很不容易，就像卡斯尔雷在给英国战争大臣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这封信并没有被收入卡斯尔雷通信集）。卡斯尔雷写道，法国临时政府也支持亚历山大的提议，因为他们害怕内战，十分想让皇帝远离他在枫丹白露的军队。厄尔巴岛方案有其危险性，但当时并没有明显更好的替代方案。而且拿破仑的自由不能受到任何限制——尽管卡斯尔雷在信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马尔蒙在把他的军带到联军一边时签署的协议规定不许限制拿破仑的自由。然而，英国外交大臣还写道，厄尔巴岛终归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因为拿破仑明显流露出居住在英格兰的愿望，而英国政府必然不会欢迎这一选择。[43]
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在巴黎的表现总体来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迷住了法国人，使自己和盟国处于同一战线，在巴黎建立了最可能既拥有合法性又能接受长久和平的政权。亚历山大曾因为主张“一旦联军抵达巴黎，就能够找到并鼓励反对拿破仑的法国人”而备受指责，但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是正确的。虽然他对波旁王室持怀疑态度，但许多法国人和反法同盟人士也怀有相同想法。正如施瓦岑贝格那时给妻子的信中所述，扫除拿破仑是对人类的恩惠，但他对复辟王朝也几乎毫无信心。对施瓦岑贝格和亚历山大来说，波旁王室仅仅是联军能够选择的最不坏的替代品，这在政治上司空见惯。在王室复辟和对法和约得以签署之后，亚历山大于1814年6月3日离开巴黎。[44]
当亚历山大忙于谈判时，他的军队则在法国首都内外体验着生活。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为自己找到了一位昂贵的巴黎情妇并置办了一辆上好的马车，他为此支付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是在打牌时赢来的10000卢布。近卫军军官得到了一份特别津贴，这让他们能够享受巴黎，也让他们能够装扮巴黎。卑微的常规部队军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位年少天真的凯克斯霍尔姆团准尉亚历山大·扎伊采夫（Aleksandr Zaitsev/Александр Зайцев），在大胆参观赌博窝点并拜访皇宫里的年轻女士后，发现他的微薄收入很快不属于自己了。至于士兵，只有近卫军士兵能够驻扎在巴黎，他们则受到严格的纪律和时常举行的阅兵的约束。听到即将回国的消息后，士兵们高兴地表示欢迎。首先出发的是非正规骑兵——哥萨克、巴什基尔人和卡尔梅克人：对急于安抚法国平民、期望被视为欧洲秩序与文明支柱的俄国而言，他们在和平时期绝非最好的使者。其后不久，常规部队各团也开始了漫长的回国行军，他们中许多人在经过普鲁士城镇时享用了大餐，这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近卫军一如既往地与众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搭乘此前18个月里以英国港口为基地活动的俄国舰队的船只返回彼得堡。[45]
[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120，Sv.18，Delo 17，fos.68-70，坎克林致巴克莱（利萨列维奇本人的报告在fos.70-71内），1814年1月14日（旧历）；fos.73-5，巴克莱致坎克林，1814年1月15日（旧历）（关于移动仓库应当怎样使用）；fo.127，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1月27日（旧历）（关于仓库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fo.160，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15日（旧历）（关于移动仓库已经以何种方式提供了一个月的饼干配给）；fo.204，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27日（旧历）（关于把孔德拉季耶夫的仓库派往茹安维尔）。
[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17，fos.50-52：施泰因给巴克莱的信阐述了在占领的法国领土上设立行政机关、划分占领区的安排，这封信落款日期是1814年1月25日（新历）。关于阿洛佩乌斯最初的反应，见：fos.188-9，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22日（旧历）和fos.201-3，阿洛佩乌斯致巴克莱，1814年2月23日（旧历）。也见Peter Graf von Kielmansegg，Stein und die Zentralverwaltung 1813/14，Stuttgart，1964，part 4，pp.98 ff。
[3]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2，Delo 126，fos.52-3，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1月22日（旧历）。
[4]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17，fo.204，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27日（旧历）；fos.205-7，阿洛佩乌斯致坎克林，2月25日（旧历）。
[5] A.Fournier，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no.27，梅特涅致施塔迪翁，1814年3月9日，pp.334-5。关于事后回顾的、“净化过的”看法，见Lord Burghersh，The Operations of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22，pp.177-85。
[6] 利芬发给内塞尔罗德的急件，1814年1月26日，附在卡斯尔雷1814年2月18日给利物浦的一封信里：Marquess of Londonderry（ed.），Correspondence，Despatches，and Other Papers of Viscount Castlereagh，12 vols.，vol.9，London，1853，pp.266-73。
[7] 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3：Traktaty s Avstrieiu，St Petersburg，1876，no.73，pp.148-65.
[8]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s.131ii-132i.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31，1881，pp.364-5包括了2月25日会议的议定书。M.Bogdanovich，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2 vols.，St Petersburg，1865，vol.1，pp.268-70。
[9] 拿破仑的退位使得苏瓦松守备司令让-克洛德·莫罗（Jean-Claude Moreau）幸运地未被枪决，复辟王朝取消了他的死刑，莫罗最终死于1828年。——译者注
[10] K.von Clausewitz，Der Feldzug von 1812 in Russland，der Feldzug von 1813 bis zum Waffenstillstand und der Feldzug von 1814 in Frankreich，Berlin，1862，pp.375-7；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ed. P.Hofschroer，London，1997，pp.146-71；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vol.2，pp.325-34.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32 vols.，Paris，1858-70，vol.27，no.21439，拿破仑致约瑟夫，1814年3月5日，pp.288-9.Henri Houssaye，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France，Uckfield，2004，pp.116-41表现得像是一个对波拿巴主义者的观点不加批驳的辩护者。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299-307。
[11] 关于作战双方的基本叙述，见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309-29；Houssaye，Napoleon，pp.142-59。R.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214-22是一定程度上中立且准确的。关于厄尔特比瑟村和俄军猎兵的战斗，见S.I.Maevskii，‘Moi vek，ili istoriia generala Maevskogo，1779-1848’，Russkaia Starina，8，1873，pp.268-73。他在会战中指挥第13猎兵团。
[12] 除了在前一条注释中引用的著作外，关于俄军的退却，尤其要参阅Ivan Ortenberg，‘Voennyia vospominaniia starykh vremen’，Biblioteka dlia chteniia，24/6，1857，pp.18-33，at pp.18-19。
[13] Lord Burghersh，The Operations of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22，p.196.Clausewitz，K.von，Der Feldzug in Russland und die Befreiungskriege von 1813-15，Berlin，1906，1862，p.379.
[14] 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324-5；Captain Koch，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4，3 vols.，Paris，1819，vol.1，pp.399-400.Houssaye，Napoleon，p.157.Alain Pigeard，Dictionnaire de la Grande Armée，Paris，2002，pp.648-9.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指出，在克拉奥讷战场实际上是俄军15000人与法军21000人作战。
[15] 在F.von Schubert，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p.345-6中对此时与布吕歇尔的会面有出色的描述。
[16]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243-8；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ed. Peter Hofschroer，London，1997，pp.167-76.
[17] I.I.Shelengovskii，Istoriia 69-go Riazanskago polka，3 vols.，Lublin，1911，vol.2，pp.251-75.斯科别列夫事实上出身独院农户（odnodvorets/однодворец），换言之就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前往莫斯科公国南方边境地区拓殖的自由农民后裔。到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独院农民（odnodvortsy/однодворцы）的负担和人身束缚已经大体与国有农民相同。
[18] 亚历山大的通信集被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其中包括了大量表达此类担忧的信件：例如在fos.147ii中收录的2月28日（旧历）写给施瓦岑贝格的信，信中催促他尽快向前推进；在fos.151i 中收录的3月5日（旧历）写给接替维特根施泰因的尼古拉·拉耶夫斯基的信，信中告诫他不要与其他部队隔绝，并时刻预期拿破仑将会出现。关于总司令部内的景象，见Karl Fürst Schwarzenberg，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p.306-8，483-4。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423。
[19]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434-7对这两种选择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20] 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ii，pp.292-4，引用了拿破仑本人后来的谈话证明这一点。
[2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154ii，沃尔孔斯基致格奈泽瑙，1814年3月10日（旧历）。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和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2 vols.，St Petersburg，1865.中对事件的基本叙述是相同的。
[22]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281-2.关于对此前对厄特尔的批评，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120，Sv.12，Delo 126，fo.71：巴克莱致厄特尔，1814年2月16日（旧历）。A.Mikhailovskii-Danilevskii，Opisanie pokhoda vo Frantsii v 1814 godu，St Petersburg，repr.1841，pp.284-5。
[23] 此次讨论的目击者中唯一一个留下详细记载的是托尔：见Bernhardi，T.von，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ii，pp.310-14。伯恩哈迪（Bernhardi）将奥地利人排除出计划作者之列是正确的，因为并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依据，奥地利人制订计划的说法也让施瓦岑贝格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然而，人们并不能这样轻易地将沃尔孔斯基排除在外。根据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说法，亚历山大本人把沃尔孔斯基的建议告诉了他。如果说米哈伊洛夫斯基只是在他公开发行的历史著作中记录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可以将这一记载视为他取悦在尼古拉统治时期依然健在的显贵的诸多努力之一，从而将其轻易否定。但他在一份并不打算刊布的手稿中也同样这么说，他还在这份手稿中对前任上司（沃尔孔斯基）总体持批评态度：Mikhailovskii-Danilevskii，Memuary 1814-1815，St Petersburg，2001，pp.33-5。不过也可以参阅迪比奇在1817年5月9日给若米尼的一封信中的简略记述，这封信被刊布在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491-3。
[24] Schwarzenberg，K.Fürst von，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323.
[25] Schwarzenberg，K.Fürst von，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p.308-9.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17，fos.227-8，235，238-9，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3月12、13、17日（均为旧历）。
[26] 拉图尔伯爵在3月17日给拉耶夫斯基写了一封有趣的信，信中表示奥军已经名誉扫地，由于它此前两次无所作为，任西里西亚军团自生自灭，从而招致了普遍的批评：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no.17，pp.281-2。关于巴克莱对坎克林的称赞，见他在1814年3月10日（旧历）的信，这封信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10/4，Sv.17，Delo 17。
[27] 关于俄国视角，可见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456 ff 的优秀又细致的记载。关于法国视角——这一回双方差异并不太大——见Houssaye，Napoleon，pp.296-311。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287-90 一如既往地公正且合理。在英文著作中，最近迪格比·史密斯提供了关于此战的一份描述：Digby Smith，Charge：Great Cavalry Charges of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2003，pp.207 ff。但和大部分关于1813～1814年的英文文献一样，它在这方面依赖德文资料，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俄军的作用。以这一章节为例，它给人以符腾堡骑兵在费尔尚普努瓦斯起到主导作用的印象，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28]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446-8.
[29] 关于主要资料，见前文注释26。关于克拉斯内之战，见本书Ch.5，pp.162-4。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也在费尔尚普努瓦斯之战现场，他提供了一份关于会战最终阶段的出色描述：Opisanie 1814，pp.294-313。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300-310为近卫骑炮兵的角色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30] Philip Dwyer，Talleyrand，Harlow，2002，pp.124-40就塔列朗的观点和他在1814年所起的作用给出了出色而简洁的诠释。关于拿破仑的动作和摄政委员会，Houssaye，Napoleon，pp.317-70。
[31] Count A.de Nesselrode（ed.），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u Nesselrode 1760-1850，Paris，n.d.，vol.5，pp.183-4，1814年3月28日。
[32] 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2，p.376.I.Burskii，Istoriia 8-go gusarskago Lubenskago polka，Odessa，1913，pp.115-17（Бурский И.Д.История 8-го гусарского Лубенского полка.Одесса，1912.С.115-117）.I.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3，pp.109-10.
[33] Mikhailovskii-Danilevskii，Opisanie 1814，p.327.
[34] 在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506-60和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301-10中对此战有详细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