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俄国于1805年加入战争。这一回俄国人要比1798年时全力以赴得多。虽然如此，亚历山大依然视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为前线参战国，而俄国则会为它们提供无私援助——尽管此战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俄国的关键利益。普鲁士不愿意尽自己职责这一烦恼导致亚历山大计划强迫柏林加入同盟。尽管亚历山大对俄国利益保持密切关注，但是他心中也涌动着巩固欧洲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宏大原则。作为启蒙运动之子，他喜欢讲述此类言辞，并用这类眼光审视自己。但他有时会表现出近乎威尔逊式[35]的倾向，提出一系列重大的国际秩序原则，这种做法与其说植根于亚历山大毋宁说是美国式的想法——像俄国那样拥有庞大势力与地缘政治安全的国家，是可以超出普通国家视野、居高临下地为共同利益制订准则的。[36]
1805～1807年的战争对俄国而言是一场灾难。一部分奥地利军队并未等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俄军抵达，便在1805年战局之初攻入巴伐利亚（Bavaria），继而被法军切断退路，被迫投降。库图佐夫将他的军队从潜在的陷阱中解救出来，以杰出的指挥技艺率领俄军向东退入摩拉维亚（Moravia）。俄国士兵保持了一贯具备的冷静纪律，在多次艰苦的后卫作战中挡住了法军。最著名的战斗是1805年11月16日的申格拉本（Schongraben）之战，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令其不朽。此战中俄军由性情激烈又富有魅力的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指挥。到12月初为止，这场战局已经开始显得对联军有利了。拿破仑的交通线拉得相当长，而普鲁士似乎也即将加入奥地利与俄罗斯一方。但亚历山大一世否决了库图佐夫的建议，让联军发起进攻，最终导致了12月2日灾难性的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会战。其结果是奥地利对法媾和，而俄国人则要越过边界退回国内。[37]
其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俄国人与法国人处于一种奇怪的中间休息状态，双方既没有议和，实际上也没有作战。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806年10月拿破仑和普鲁士开战。此前的10年中，普鲁士人尽力在法国和法国的敌人间保持中立与平衡，以此保护自身安全、扩张本国领土。然而到了1805年秋季，法国独霸德意志的暗含意味就令普鲁士倾向于联军一方。但是柏林含糊其辞了太久，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便让普鲁士人任凭他宰割。随后的几个月里，普鲁士人体会到了成为拿破仑附庸的羞辱性代价。普鲁士最终于1806年秋季投入战争，希望恢复它作为骄傲、独立大国的地位。然而普鲁士军队并未试图坚守易北河（Elbe）一线等待俄国援军，而是向前推进，最终在1806年10月14日的耶拿-奥尔施塔特（Jena-Auerstadt）会战中惨遭毁灭。[38]
在战争的剩余8个月里，俄国人发现，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普军幸存下来，所以他们几乎是在波兰和东普鲁士独力与拿破仑作战。在那几个月里，俄军表现得相当不错，给法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尤其是在1807年2月双方打成平手的艾劳（Eylau）会战当中。俄军的指挥官是莱温·冯·本尼希森（Levin von Bennigsen）将军，一位有才智的战略家，也是一位颇有技巧的战术家，他在还是个年轻军官的时候就离开了故乡汉诺威（Hanover），转而加入俄军。然而，力量对比总是对俄军极其不利。拿破仑现在已经控制了西欧、德意志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只能动用俄国和小小东普鲁士行省资源的同盟注定要被击败。不管怎样，俄国人既没有打算好，也没有准备好依靠自身和拿破仑展开一场生死决斗。帝国的资源远没有全面动员起来。
成千上万的俄军士兵在1806～1807年冬季由于缺乏食物而病倒或逃亡。俄军军需官则以迟缓和腐败臭名昭著。本尼希森在战术上的表现远好于后勤。他对当地的普鲁士承包商太过信任，未能在他的后方组织运输、交通和补给基地。然而需要为他说句公道话，俄军是在毫无预警的状况下被迫卷入一场冬季战役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换言之紧邻军队后方的地区——要比帝国的大俄罗斯核心地带或是南俄与乌克兰的富庶农业行省贫穷得多，人口也稀疏得多，更不用说与德意志、波希米亚（Bohemia）或法兰西相比了。歉收在那里时常发生，这让为人马弄到粮草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原始的交通条件，从大俄罗斯本土将食物和草料运到这一地区路途困难、代价高昂。此外还有货币问题。在大俄罗斯本土，纸卢布几乎是普遍被接受的。而在帝国西部边境，纸卢布要么被完全拒收，要么在相对于银卢布打上一番明显折扣后才被接受。这就让在这一地区维持军队的代价昂贵得令人咋舌。[39]
政治与地理因素是拿破仑在1805～1807年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原因。三个东方大国并没有团结起来对抗他：普鲁士在1805年、奥地利在1806年先后保持中立。事实上，就连其中两个东方大国的主力军都从未在战场上联合起来抵抗拿破仑。当俄国部队抵达战区时，他们的盟军已经被打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采用了愚蠢的战略，但地理因素已经让联军处于下风。1805年时，法国在财政与后勤上都能将若干个军集结到布洛涅（Boulogne）地区，以此为基地，他们可以部署全军对抗奥地利。同样从财政和后勤原因出发，俄军不可能在邻近奥地利或普鲁士边境的地方连续集结若干个星期，更不用说集结几个月了。即便俄军有可能如此集结，战争结果或许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英吉利海峡到巴伐利亚与奥地利国界的距离要远远小于从俄国边境到那里的距离。此外，法军可以沿着许多优良道路通过富饶的乡村，一路以征用满足自身需求。试图以这一速度在俄奥边境行进的军队则会面临饥饿乃至解体。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在1805年以不错的效率管理库图佐夫所部的运动，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到得太晚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马克（Mack）。[40]
1806年时联军的地缘政治处境又要恶劣得多，因为拿破仑此时已经在德意志西部和南部拥有了一连串基地和盟友。与俄军相比，他的部队离柏林和普鲁士核心地带近得多。也许普军能够在易北河上阻挡拿破仑，为俄军抵达争取足够长的时间，但这绝没有什么把握。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后继者们不大可能（如果不是绝不可能的话）去避免决定性会战，放弃几乎整个普鲁士，退到奥得河（Oder）上等待俄国援救。1805～1807年的基本教训是，不仅三个东方君主国要团结起来，而且俄军也必须在军事行动开始时即部署到中欧。这一幕最终在1813年发生了，那时的背景却没有人能够预计到。
较之俄军的任何弱点，政治和地理因素是1805～1807年更重要的灾难源头。哪怕是在1805年，俄军依然有诸多方面令人生畏。这首先是因为普通士兵近乎传奇般的英勇、坚韧与忠诚。民族上的团结也有助于军队的实力。大部分士兵都是俄罗斯人，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少数民族。乌克兰人在骑兵中分布尤为广泛，由于普通乌克兰人要比来自俄罗斯北部和中部的农民更熟悉马匹，这对骑兵很有好处。然而在这个时代，阶级与宗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真正要紧之处在于，这些人是信仰东正教的农民。无论如何，从民族—语言学层面而言，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要比一个法国团里从布列塔尼（Brittany）、洛林（Lorraine）和阿基坦（Aquitaine）征集来的士兵们更加接近。[41]
兵役条件在实现团结一致中更显重要。军事史学家们强调，战争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国家或意识形态的宏观效忠，而是将士兵和战友及其所属单位联系到一起的忠诚。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当中，这一忠诚达到了最高程度。1812年之前的10年里，新兵的平均年龄只有不到22岁，[42]而士兵们则要服役25年。考虑到就算在和平时期死亡率也很高，对许多士兵而言这就是终身刑罚。很少有新兵识字，因此他们无法通过信件和家中联系。团里的人员记录显示，大部分军士从未休过探亲假。即便在退役之后，大部分幸存士兵也没有返回自家村庄。父母早已过世，而兄弟姐妹们很可能并不欢迎多出一张吃饭的嘴。征兵有时候被当成除去社区中无依无靠年轻人的手段，其执行过程经常并不公道，在私人庄园中更是如此。地主和村社都不一定会欢迎这样一个老人归来，他可能已经不适合干农活，也许还对当年把他作为新兵送走的人们怀有怨恨。事实上贵族地主是可以禁止退役士兵返回村庄的。[43]
另外，一旦新兵适应了军事生活，团就有可能成为他的新家。和新兵一起开伙的战友们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家庭。如果其中一个人过世了，他的财产就会分给战友们。每个连都有自己的伙食互助社（artel’/артель），每个士兵的一部分薪饷、一半外来收入和大部分优异表现奖金都会转入其中。团互助社的资金往往能够累积到数千乃至上万卢布之多，在近卫军当中尤其如此。这笔钱被用来给士兵购买“奢侈品”，作为面包和麦片粥正餐之外的补充，并通过大批量购买食物、水壶、运输工具及其他物品来节约资金。在理想情况下，一名士兵会在一个团里服役终身，实际情况下也有许多人确实如此。就算士兵转到新的团里，通常也是全连一起调动，因而能够保持相互之间的不少忠诚和团结。[44]
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是亚历山大皇帝的表弟，他在1807～1814年先是指挥一个俄军旅，接着统领一个师，最后统率一个军。他相当钦佩下属士兵，不仅由于自身的勇猛指挥表现有良好声誉，还因为不顾皇室身份和士兵们“打成一片”而声名远扬。他的回忆录可能是俄军将领撰写的拿破仑时代战争回忆录中最有用的。欧根回忆说：
年轻的新兵通常是有耐心的，也非常渴望学习。与其他国家被强制征召入伍的人们相比，俄国新兵更情愿接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很快团就会成为他的新家，你只有目睹过士兵对团的依恋，才能理解它会激励士兵为这一家庭做出怎样的行为。难怪怀着这种情感的俄军士兵会战斗得如此出色。[45]
亚历山大一世理解团内团结一致的力量，试图尽可能确保军官在升到高级军阶之前始终留在同一团里，从而使这种力量保持下来。对亚历山大而言，这有时是场失败的战斗，因为军官们可能有转移到其他团的强烈个人动机。亲戚们喜欢在一起服役。若是团里有个军阶更高的兄弟或叔伯，就可以提供相当重要的帮助。而军队的利益有时也会要求军官转入其他团填补空缺，在战时尤其如此。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军队的大规模扩张也对军官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仅仅在1801年和1807年之间就新建了十七个团：需要为它们找到经验丰富的军官。在这种状况下，从准尉到上尉之间的全部军官中有超过一半人仅仅服役于一个团，少校中有许多人也是如此，这就相当令人惊讶了。尤其是掷弹兵团，在布良斯克、库尔斯克（Kursk/Курск）步兵团，普斯科夫（Pskov/Псков）龙骑兵团之类资格比较老的团里，军事生涯全在同一团中度过的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比例极高。正如人们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俄军中地位最高的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是个极端状况，团里几乎所有军官都在该团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是，绝大部分俄国军官都是单身汉，他们对所在团的奉献力量变得相当明显。[46]
虽然如此，承载了最多团内忠诚与传统的人群还是军士。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新建的团里，建团之初高级军士会被从外界调来，随后就在团中度过余下的职业生涯。老资格的团会有强大的军士核心团体，其中的军士们曾在这个团里服役至少20年。在像布良斯克步兵团和纳尔瓦（Narva/Нарва）龙骑兵团这样的少数极端案例中，每一位军士长、中士和下士都在团里度过了整个军事生涯。在俄军当中，军士长（步兵中的fel’dfebeli/фельдфебель，骑兵中的vakhmistry/вахмистры）和10倍于此的中士与下士（unterofitsery/унтерофитсеры）之间有清晰的界限。绝大部分中士与下士都是农民。他们作为在和平时期表现得可靠、清醒、技能娴熟，且在战场上发挥勇猛的老兵获得了军士资格。像应征士兵的整体状况那样，大多数中士和下士都不识字。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军士长则具备读写能力，尽管有些表现出勇气和领导才能的文盲中士会被提拔为军士长——在战时这种状况尤其普遍。许多军士长都是教士的儿子，不过这些教士主要是执事以及其他协助参与东正教活动的低级神职人员。大部分神职人员的儿子能够读写，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教会中找到工作。这些人便作为军士加入军队，填补了关键的空缺。然而军士长的最大来源是士兵的儿子们，他们被看作军事阶层的世袭成员。国家为这些男孩设立了特别的义务教育学校：1800年时，有将近17000名男孩就读于此类学校。仅仅在1805年一年，士兵的儿子中就有1893人加入军队。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相当基础，纪律也是严酷的，但它们的确为军队训练了许多鼓手和其他乐手，还培养出了一些团属神职人员。然而最重要的是，它们培养出了能够读写、自幼便浸润在军事纪律与价值观中的军士。费奥多尔·卡尔涅耶夫（Fedor Karneev/Фёдор Карнеев）在1807年时担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团军士长，作为俄军地位最高的团里级别最高的军士，他是职业军人的典范：在团里服役长达24年的军人之子，清白无瑕的服役记录，因作战英勇而赢得一枚军事十字勋章。[47]
尽管俄军的基础要素极为强大，但1805年时俄军在战术和训练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这让俄军除了轻骑兵之外全面劣于法军。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法军在1792～1805年几乎毫不间断地与其他大国的军队作战。而俄军除了相对较少的若干个团参加过1799～1800年的意大利与瑞士战役之外，缺乏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战时经验。在几乎没有与大国进行实战的状况下，阅兵场上的价值观便主宰了训练，有时竟达到了迂腐乃至痴迷的程度。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俄军的射击水平劣于法军，士兵的散兵战技能也同样较弱。俄军使用密集刺刀冲击驱赶散兵，这一做法代价高昂且效果不佳。1805～1806年，俄军炮兵连在面对敌军散兵火力时，时常得不到较好的保护。[48]
军队最糟糕的问题与团以上规模作战行动中的协同有关。1805年时，没有任何比团更大的固定单位。在奥斯特利茨，直到最后时刻才凑到一起的俄军和奥军纵队在机动中远不如固定的法国师有效。俄军在1806年创建了自己的师，但战地协同依然是它的弱点。俄军骑兵若是想效仿缪拉（Murat）在艾劳的集群冲锋，就会弄得焦头烂额。塞纳蒙（Senarmont）的炮群在弗里德兰（Friedland）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集结与机动性，这也必然是俄军炮兵比不上的。
然而俄军最重要的弱点在于统帅部，这就意味着高级将领，特别是总司令们是极大弱点。在这一层面上，俄军注定要劣于法军。没有人能够与既是君主又是军事天才的人相匹敌。尽管俄军的军事表现受到了将领间对立的妨碍，但拿破仑不在时法国元帅间的配合也好不到哪儿去。亚历山大在奥斯特利茨战前从库图佐夫手中夺取了实际指挥权，其结果是一场灾难。亚历山大此后便一蹶不振，在1806～1807年始终远离战场。这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又制造了另一个问题。当君主不在现场时，最高指挥官需要是一个拥有足够声望，在资历上也无疑高于其他所有将领，从而能够获得下属服从的人物。然而到1806年年底为止，叶卡捷琳娜时代战争中的所有伟大领袖均已逝世，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是剩余人物中的最佳人选，但他自奥斯特利茨起便失宠了。考虑到米哈伊尔·卡缅斯基（Mikhail Kamensky/Михаил Каменский）元帅拥有资深地位、丰富经验和相对较好的军事记录，亚历山大任命他指挥军队。不过当卡缅斯基抵达军队时，他令人困惑的甚至表现出衰老特征的行为很快吓坏了下属们。在与法军展开最初激战的前夜，一位年轻将领约翰·冯·利芬（Johann von Lieven）伯爵发问道：“难道是这个疯子统率我们与拿破仑作战吗？”[49]
卡缅斯基很快就抛弃了军队，自己直奔后方。亚历山大令他回到自家庄园养老，此后不久，卡缅斯基就在那里被自己的农奴们谋杀了。当卡缅斯基不在时，他麾下两位军长中地位较低的莱温·冯·本尼希森或多或少地控制了军队，在给君主的报告中，他夸大了俄军在戈维明（Gołymin）和普乌图斯克（Pułtusk）后卫战中的胜利，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本尼希森的彼得堡盟友们在亚历山大耳畔讲述他的指挥技艺和成就。皇帝则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忽略本尼希森在谋杀其父皇一事中的作用，任命他为军队总司令，给他塞满了勋章和经济奖励。平心而论，本尼希森必然是卡缅斯基的现有替代者当中最富才能的一位，也是能够迅速控制局面的人物。他让军队从战役之初发觉自身所处的危险境地中解脱出来，表现得令人信服。但这并没有让他的军队不至沦为高级将领间的阴谋之巢。另一位军长弗里德里希·冯·布克斯赫夫登（Friedrich von Buxhoeweden）憎恶本尼希森，拒绝与他合作，还向他提出决斗挑战。亚历山大本人则派出奥托·冯·克诺林（Otto von Knorring）将军前去监视他的总司令。
1807年春季战局之初，本尼希森和他手下资历最高的师长——中将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男爵（他又是一位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尤为激烈的争吵。两人间的斗争值得稍作注意，这不仅是因为它体现了军队上层间主要且持久的问题症状，而且因为这两人会在1812～1814年再次扮演重要角色。
和许多俄军高级将领一样，奥斯滕-萨肯坚韧、妒忌、固执、雄心勃勃、骄傲自大。他在社交中表现得迷人且机智，在对待下属官兵时却截然不同。他感觉自己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满怀辛酸，直到于1813～1814年赢得光荣和普遍尊重后才得以摆脱此类情绪，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个性。他的父亲威廉于1740年成为安娜（Anna/Анна）女皇的军政要员明尼希[50]元帅的副官。要是安娜女皇或是她的侄子伊万六世（Ivan VI/Иван VI）能够继续统治下去，威廉可望得到光荣的职业生涯。他的儿子法比安出生不久便会被编入近卫军，到25岁左右便成为上校和皇帝副官。事与愿违，伊万六世被推翻，明尼希惨遭流放，威廉·冯·德·奥斯滕-萨肯也被贬入一个卫戍团，在那里度过了此后的漫长军事生涯，没有得到任何晋升。他的儿子法比安有困苦的童年，在常规步兵中凭着勇气和辛勤工作一步步赢得晋升，艰辛地沿着军事阶梯努力向上。这一进程始于法比安凭借在1769年对土耳其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获得准尉军衔——军官阶级中的最低一阶。[51]
奥斯滕-萨肯憎恶本尼希森。他在1806～1807年的日记就是一连串针对上级指挥官抱怨的记录，萨肯认为此人对军队的卫生和给养管理不当，在艾劳未能抓住胜机，而且在关于如何作战方面从未征询过他的副手，也就是奥斯滕-萨肯的意见——这在萨肯看来可能是最重要的错误。1807年战局之初，本尼希森计划让俄军各师从不同方向协同进军，突袭并包围奈伊元帅势单力孤的军（第六军）。奥斯滕-萨肯行动迟缓，奈伊得以逃脱。本尼希森指责萨肯蓄意破坏计划，企图使他名誉受损，继而让自己接管军队。奥斯滕-萨肯则声称下达的命令自相矛盾。最初的调查毫无头绪：可以预见的是，本尼希森与萨肯各有一个支持自己的“朋友”网络。调查进程拖延了几个月，直到1808年才有军事法庭认定萨肯犯了错。[52]
战争在那时早已结束。拿破仑于1807年6月14日在弗里德兰会战中击败了俄军，将其赶回了（俄罗斯）帝国边界之内。弗里德兰是一场惨重的失败：俄军起初估计他们的损失高达20000人。虽然如此，它并非奥斯特利茨那样的溃败，更不是耶拿-奥尔施塔特那种规模的溃败。绝大部分俄军以相对较好的秩序安然退过了涅曼河（Neman）。当涅曼河隔在他们和拿破仑之间时，俄军各团迅速恢复了他们惯有的纪律、秩序和无畏。由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Dmitrii Lobanov-Rostovsky/Дмитрий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公爵和安德烈·戈尔恰科夫（Andrei Gorchakov/Андрей Горчаков）公爵指挥的两个师从国内前来增援，恰好赶到。俄国已经征集了200000民兵，这些人也很快会被用于补充军队。新的正规团正在组建，新兵们正在征募，这些都见证了俄国人力资源远未枯竭。拿破仑此时尚未越过俄国边界，他要走很长一段路才会威胁到位于莫斯科和彼得堡地区的俄国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要是俄国有必要在弗里德兰会战之后继续作战，她毫无疑问可以这么做。
虽然如此，俄国人依然有寻求和平的绝佳理由。财政已经破产，军队的军火库和仓库空空如也，训练、武装新兵，并为其配备军官和装备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此前的6个月中，上万名士兵和许多将领已经因伤病而死亡。亚历山大对本尼希森再没有任何信心，但是又找不到足以代替他的其他将领。要是战争持续下去，俄国就要真正地孤军奋战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英国人不仅在大陆上没有任何军队，也不愿意给予俄国补助金，甚至连贷款都不想给。与此同时，伦敦似乎依然能展开军事远征，试图征服好望角和西属美洲的一部分地区。拿破仑至此已经控制了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能够为对俄战争动员庞大的资源。入侵俄国心脏地带无疑得让他花上几个月，但这并非亚历山大的顾问们关心的主要问题。真正让他们极为担忧的是，拿破仑此时正在俄国瓜分波兰后获得的行省——这些省份多数位于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边界上，而瓜分也仅仅是上一辈人时的事情。波兰地主和官员依然控制着这一地区，若是拿破仑入侵帝国西部边境，就完全有理由担心波兰人会起来支持他。[53]得知弗里德兰的消息后，亚历山大就同意了本尼希森的休战请求，派中将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采夫公爵去和法国人展开休战谈判。皇帝在给洛巴诺夫的训令中告诉他，“自己不要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但是倘若法国人首先表达出停战意愿，他就应当回复说亚历山大皇帝也渴望和平”。[54]
对这个半外交使命而言，洛巴诺夫在某些方面是个奇怪的选择。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外表和举止也不像外交家。与此相反，他是个相当粗鲁、急躁的人，还有些笨拙，根本不是用奉承和礼貌抚平误解的人选。洛巴诺夫中等个头，略有些东方式的斜眼，两次在1788～1792年的俄土战争中受了重伤（一次还是伤在头上）的事实也无助于他的举止。然而他是位英勇的士兵，这个事实可能让他赢得了与其谈判的法国将领们的尊敬。洛巴诺夫也有其他的优势，他刚刚和自己的师一道从俄国赶来，完全独立于本尼希森以及他麾下派系丛生的军队中其他将领之外。洛巴诺夫也是忠诚可靠之人。同有些高级军官和官员不一样，亚历山大可以仰仗他执行信中的命令。[55]
洛巴诺夫迅速发现，拿破仑不仅希望得到和平，还希望与俄国结为同盟。在俄国方面，和平条约与同盟条约的具体谈判事宜是由洛巴诺夫和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执行的。1807年6月时，库拉金是亚历山大总部里资历最高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在帕维尔一世统治时期，他曾一度执掌俄国外交政策，此时则正准备奔赴新的职位——驻维也纳大使。库拉金痴迷于级别、地位和外表的细节，他可能是迂腐的。库拉金本人却要比批评者们眼里的他聪明得多、机灵得多，也更加老于世故。在俄国统治精英中，有一部分人将英法对全球霸权的争夺视为自1793年以来破坏欧洲的战争的关键起因，库拉金也属于这些人之列。他认为，只要有可能，俄国就必须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利用英法竞争获取本国利益。尽管在奥斯特利茨战后，他已经将拿破仑的法国看作对俄国安全的威胁，但他还是相信此时保护俄国的最好方法就是与拿破仑签署协定，将欧洲划分为法国与俄国的利益范围。[56]
洛巴诺夫和库拉金是表兄弟，两人都来自古老的贵族世家。尽管库拉金家族相当富裕，到1800年时德米特里所在的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家族分支却相对贫穷。这首先是因为库拉金家族在整个18世纪都占据着政府中的顶级职位，而那个时代的政治权力通常会带来丰厚的经济报酬。该家族的联姻也使其位居俄国贵族阶层的核心。库拉金家族每代也仅仅出现一个或至多两个男丁，因此家族财富也没有消散。与此相反，洛巴诺夫公爵在军事或政治上扮演关键角色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的祖父虽然富裕，却似乎通过三场婚姻成了29个孩子的父亲。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需要一个虚构的家族来将宫廷世界和彼得堡上流社会具体化时，他称呼这些人为库拉金家族（Kuragins/Курагины），不过与托尔斯泰对玩世不恭的贵族廷臣瓦西里·库拉金公爵以及他那一窝被宠坏了的讨厌孩子的嘲弄相比，真实生活中的库拉金家族要有趣得多，也更为多面。正如托尔斯泰的小说角色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Boris Drubetskoy/Борис Друбецкой）公爵那样，德米特里·洛巴诺夫是在他富有的表兄弟家里长大并接受教育的，这个表兄弟便是库拉金。[57]
尽管库拉金、洛巴诺夫与塔列朗（Talleyrand）、贝尔蒂埃（Berthier）元帅讨论谈判细节，俄国真正意义上的主要谈判者却是亚历山大一世，他花了几个小时与拿破仑进行一对一谈话。两位君主于1807年6月25日第一次会面，这次著名会面是在涅曼河中央的一条仪式性木筏上进行的。这条河是两支军队的分界线，俄军位于东岸，法军则位于西岸。
在陪伴亚历山大会见拿破仑的6个人——他们全都是将领——当中，级别最高的是他的弟弟兼皇储康斯坦丁大公。皇帝幸运地更像他高大帅气的母亲，而不像他矮小、丑陋又塌鼻子的父亲。康斯坦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不仅外貌像父亲，在个性上也与之类似。这两人都沉迷于军事训练和制服的准确细节。更重要的是，他俩都十分易于激动又反复无常，以令人迷惑的方式不断在各类情绪和主张间摇摆。最关键的是，这两人都容易受到突发暴怒的影响，要是谁足够不幸地成了他们宣泄怒火的目标，就会遭到狂风暴雨般的威胁和侮辱。他俩实际上都能够表现出极大的慷慨和亲切，但骄傲的贵族们对在公开场合蒙羞极为敏感，帕维尔的侮辱正如他反复无常的政策，也正如他对贵族职业生涯的打击，都是不可容忍的。
在1807～1814年，康斯坦丁不仅是皇位继承人，也是罗曼诺夫家族中除了亚历山大之外唯一的成年男子。在那时的俄国，推翻君主制或是用其他人选取代罗曼诺夫家族在位都是不可想象的。对200年前的所谓混乱时期，亦即统治俄国的王朝绝嗣，从而导致内战、外来入侵和国家解体等无法无天状况的记忆，让人们忌讳产生此类想法。但是不管俄国贵族们可能有多么厌烦亚历山大，也几乎没有人会梦想让康斯坦丁继位。平心而论，大公无论如何都是尊敬他兄长的，也极不可能支持任何阴谋活动。虽然这一状况巩固了皇帝在国内的地位，不过康斯坦丁距离皇位仅有咫尺之遥的事实却让外国政治家们担忧。康斯坦丁的父亲帕维尔以及祖父彼得三世都以突然急剧改变外交方针而臭名昭著。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外交方针具有不可预测的固有特性，就算没有康斯坦丁那种已经潜藏在幕后的个性，也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人害怕俄国不可依赖了。[58]
亚历山大的随从中，最年轻的将领是少将克里斯托夫·冯·利芬（Christoph von Lieven）伯爵。他为人冷静、圆滑、谦虚又努力工作，获得了一个听上去似乎只属中游的职位——皇帝私人军事秘书处处长。这实际上是个权力极大的职位。帕维尔一世将普鲁士的军事行政管理体系引入俄国，在这一体系中，君主是军队的总司令，通过他手下的副官长们管理军队，而副官长名义上不过是个荣耀的秘书罢了。真正的战争大臣待在柏林，很少与国王会面，他负责的是确保军队有合适的靴子。即便是在普鲁士，国王的副官长们也不可避免地攫取了庞大的权力。在对军事细节的了解上，俄国的帕维尔和亚历山大都无法与弗里德里希（大王）相比拟，这就必然增加了他们属下副官长们的重要性。有位历史学家曾正确地称呼利芬为“皇帝军事方面的第一副手”。[59]
虽然利芬家族的中世纪起源与其说是德意志人，倒不如说是利沃尼亚人，但利芬本人却最好被定义成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成员。然而，正如许多其他波罗的海德意志将领和高官一样，利芬的身份虽然混杂，忠诚却是明确的。身为德意志人首先意味着他是个虔诚的路德宗信徒，并具备这种宗教所强调的一切尽职、努力工作和服从的品质。利芬在他父亲担任基辅督军时出生在那里，在彼得堡受教育，整个成年生活都投入到了帝国宫廷和外交事业中。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他最青睐的两种语言是法语和俄语，前者是国际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后者是军队的语言。他的政治忠诚完全献给了俄国，不过哪怕是和大部分波罗的海人相比，利芬对亚历山大一世和罗曼诺夫家族的个人忠诚意味都要强烈得多。[60]
克里斯托夫·利芬是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军官，而亚历山大自少年起就是该团团长，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纽带有利。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和它的姐妹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是彼得大帝于1683年一道创建的，它为亚历山大提供了许多最亲近的助手，其中包括利芬的前任副手彼得·米哈伊洛夫斯基·沃尔孔斯基公爵。在政府本身由许多关系网和“家族”组成的体制中，谢苗诺夫斯科耶团是皇帝的私人追随者群体之一。在帕维尔一世被推翻的那天晚上，也正是这个团负责宫殿附近的警卫工作。
然而，利芬的母亲是亚历山大之母玛丽亚（Marie/Мария）皇太后最亲密朋友的事实，才是决定利芬的生活与忠诚的最重要因素。夏洛塔·利芬（Charlotta Lieven）是玛丽亚的女官长，也是皇室儿童的女教师，她教出来的孩子们在成年后都始终对她保持忠实。她照管过的孩子们中有后来成为荷兰王后的安娜女大公，她写道：“难道训斥皇室家庭不是她的独有特权吗？因为这既不会得到法令批准，也不是世袭权力。”与皇室家庭如此牢固的关系简直贵重得像黄金一般。头衔、庄园和庇护雨点般地落在夏洛塔和她的孩子们头上。克里斯托夫的哥哥是一位将军，后来成为教育大臣。他的弟弟约翰则在1807年发挥出色，于艾劳会战中负伤。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以玛丽亚皇太后的忠实密友安娜·舍雷尔（Anna Scherer）的晚会开篇。在现实生活中，最接近安娜·舍雷尔的人就是夏洛塔·利芬。[61]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在6月25日第一次会面时交谈了几乎两个小时。这两人都是奉承和迷惑的专家，都旨在赢得对方的同情与好意。他们之间交流的许多想法无疑不会付诸笔端，更不用说写入条约了。在早期的一些文献中，俄方和法方有时都会记载亚历山大被拿破仑弄得不知所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法俄条约的条款。然而，人们在解读亚历山大对拿破仑字面上的仰慕时需要非常小心，尤其应当小心提防的是他对法国外交官说的话。在和法国皇帝进行一系列会晤后，亚历山大对俄国和拿破仑的利益、短处与长处有冷静的现实主义理解，他向库拉金和洛巴诺夫下达的秘密训令便植根于此。[62]
在蒂尔西特签署的条约中，亚历山大最终得到了他渴望的大部分东西。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暂时休战的和平，却不用付出失败方通常会蒙受的割地赔款代价。[63]除此之外，他最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保全普鲁士，这既是出于对普王夫妇的忠诚感，也是因为俄国希望在法国未来向东扩张时，普鲁士可以成为俄国的盟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亚历山大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法军现在已经占领了整个普鲁士，俄军也没有任何可能将其夺回。拿破仑倾向于瓜分普鲁士，将它的东部领土（多数是波兰土地）留给亚历山大，并让他的德意志仆从国们分割王国的其余部分。
因此，普鲁士的幸存是俄国外交的胜利，尽管这是个意义不明的胜利。普鲁士损失了它的一半领土和人口。它的波兰省份成了一个崭新的小国，也就是所谓的华沙大公国。它的统治者将是萨克森（Saxon）国王，此人的祖先曾在18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波兰国王。新生的大公国将会完全服从于拿破仑，对俄国而言也可能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它既是未来越过帝国西部边界展开入侵的基地，也是所有梦想着恢复旧日波兰王国全部版图的波兰人的希望之源。刚刚遭遇割地的普鲁士又被迫削减军队、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就让它在拿破仑的势力面前变得太过虚弱，无法作为俄国的防御缓冲存在，这一点在1811～1812年表现得十分明确。虽然如此，亚历山大对保留普鲁士的坚持将在1813年被证明是极为重要的，那时普鲁士将在推翻拿破仑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俄国为普鲁士的存续付出的主要代价是同意加入拿破仑的对英战争。这首先意味着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将英国商船和货物逐出俄国港口。根据《蒂尔西特和约》的条款，俄国人也一定要把大陆封锁体系强加到瑞典人身上，在必要情况下还可以为此开战。1807年6月时亚历山大对英国未能支持俄国的战争努力倍感恼怒，可他必定并不希望与伦敦发生冲突，理解这将给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怎样的伤害。然而，他认为俄国此刻在英法之间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如果想确保得到可以接受的和平，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俄国的经济利益从属于拿破仑的主要关注点，亦即封锁对英贸易。在皇帝看来，要是英国贸易被逐出欧陆，而拿破仑的条件又不过分，那么伦敦是可能接受和平的，他以这种希望安慰自己。一场相互妥协的和平将让英国在欧洲之外的扩张和法国在欧陆上的推进都暂停下来，也就无疑会完美地服从于俄国利益。事实上，《蒂尔西特和约》并没有对俄国做出必须与英国交战的约束，而对瑞战争取胜也许能够让俄国吞并芬兰，从而令彼得堡在瑞典此后发起的任何进攻面前都更为安全，亚历山大可以从中感到更加现实主义的宽慰。[64]
亚历山大可能对拿破仑做出了不必要让步的领域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奥斯曼帝国在法国的怂恿下自1806年起即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希望利用俄国在奥斯特利茨的失败收复它此前30年里损失的一些省份。在《蒂尔西特和约》中，法国许诺自己将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调停，而且土耳其人要是被证明是顽固不化的话，它就得前来支持新的盟友。亚历山大希望拿破仑会接受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主导地位，以此来平衡法国对西欧和中欧的主宰。事实上，不管拿破仑关于俄法在东方的合作和即将消亡的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多少浮夸谈话，他的根本方针都是阻止俄国扩张。不管《蒂尔西特和约》怎么说，拿破仑都无疑会悄悄执行这一方针。给他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只是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实现目标而已。[65]
出于方便谈判的考虑，亚历山大和他的顾问们前往位于涅曼河西岸的蒂尔西特，拿破仑将他的总部设在了那里。两位君主一起共度了许多时光，沉浸在范围远远超过和平谈判的交谈之中，还对拿破仑的部队进行了检阅。半个蒂尔西特被交给了俄国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第一营前来保护他们的皇帝。然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拢在法军身上。尤其是对亚历山大这样一位在军事方面感兴趣的君主而言，观察征服了欧洲的士兵们、聆听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解释他的成功秘诀是不容错过的机会。无论如何，这都符合（俄国）皇帝扮演恭敬弟子的角色，从而达到恭维拿破仑的目的。不过法国君主本该好好观察一下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士兵，因为他的最终倒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俄军中久经沙场的各个团。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是俄军的典型代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俄军各团应当达到的完美要求的化身。它的军官和经验丰富的军士们自然都十分忠诚于他们所属的声名远扬的团。像所有俄国团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在诸多方面都是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士兵们兼职裁缝、鞋匠、建筑工。除此之外，每个俄国团的队列中还有全职的军械士、铁匠、细木工、木工、修车工、蹄铁匠和其他工匠。军医是相当晚近时才出现的补充：不同寻常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有四位军医。教士与其他低级神职人员则是传统得多的存在，而且在每个团中都可以找到。周日和主要节日时会举办全套东正教弥撒。教士们会向部队士兵发表演讲，宣传士兵有责任为东正教信仰和社群的保护者——沙皇忠诚服务。恰当对待敌军战俘和平民是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一些教士会在战斗中真正出现在火线上，不过他们通常是和医生在一起，安慰受伤者，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任务——为死者准备合适的葬礼。[66]
与军队整体相比，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军官是最不具代表性的。尽管绝大部分俄国军官都是贵族，但其中6%是劳工、农民或士兵（这种状况更为常见）的儿子。无论如何，大部分俄国贵族都只能依靠少量收入过活，大部分军官也是如此。1812年时大约1/4的军官拥有庄园，或者是庄园财产的继承人，而且这些庄园一般都不大。常规团里很少有军官家中拥有超过100个“魂灵”（即男性农奴）。在亚历山大治下的俄国，几乎找不到任何有质量的免费教育。炮兵军官通常在军官武备学校（Cadet Corps/Кадетский корпус，亦即旨在将男童培训为军官的军校）接受教育，大部分人都对数学和外语有基础性的了解。然而绝大部分步兵军官甚至常规骑兵军官都是以俄文读写的，他们可能对算术一知半解，但不会有其他的受教育成果。[67]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军官就非常不同了。尽管个人档案低估了军官们的财富，但是就连这些档案都显示，团里2/3的军官来自拥有100个或更多“魂灵”的家庭。超过1/4的军官家庭拥有1000个以上的“魂灵”，第一营营长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则是24000个“魂灵”的继承人。财富带来了教育和文化。压倒多数的军官会说两种以上语言，几乎一半人能说三种以上。近卫军军官的回忆录和日记谈论着文学、历史和哲学。他们所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人成为全面的绅士和有趣的健谈者，而不仅仅是狭义上的职业军官。他们是法国文学和罗马历史哺育出的俄国与欧洲贵族精英阶层的成员。[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