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和他手下近卫军军官们之间的关系具备奇怪的双重性。皇帝一方面对他的近卫军感到极其自豪，在身处有文化的贵族军官当中时倍觉亲近。但是另一方面贵族化的近卫团里的军官们却以稀奇的方式在俄国绝对君主制的核心中形成了某种共和国。一名军官回忆说，“在军事上存在严格的服从，但是除此之外，所有军官都是平等的”。如果这一点有所夸张的话，那么年龄与军阶相去甚远的军官们之间不拘礼节的程度令人惊讶，却是千真万确的。非常多的军官家庭都有亲戚联系，或者是世交，这一事实也有助于不拘礼节。对君主而言，近卫军军官们的共和国可能会成为烦恼之源。当主管近卫军部队的“外来人”试图收紧纪律、对待军官态度粗鲁时，他们就很容易面对相当于罢工的事件。皇帝心中的角落里也一定潜藏着近卫军在18世纪发起多次兵变的记忆，其中最后一次兵变就发生在蒂尔西特会谈之前6年。事实上，近卫军军官们最后一次尝试大规模兵变是在亚历山大死后不久的1825年，其目的在于以君主立宪制乃至共和国代替绝对君主制。[69]
《蒂尔西特和约》签署后的7月9日，两位皇帝在法国与俄国近卫军的阅兵式上接受敬礼。阅兵结束后，拿破仑以能够恰如其分地总结君主们在过去两周里所玩弄的把戏的戏剧性姿态，请求亚历山大允许他将荣誉军团勋位奖给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最英勇的士兵。该团团长米哈伊尔·科兹洛夫斯基（Mikhail Kozlovsky/Михаил Козловский）完全被拿破仑的平民主义惊呆了，他径直招来了站在第一营最右边的掷弹兵阿列克谢·拉扎列夫（Aleksei Lazarev/Алексей Лазарев）。作为一名士兵的孩子，拉扎列夫突然发现自己被拿破仑拥抱，成了荣誉军团的军官，得到了1200法郎的年金，这让他大惑不解。
但无论是普遍的亚历山大治下的俄国，还是特别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都不能适应这种戏剧性的法国式“社会流动性”范例。两年后拉扎列夫因对一名军士长无礼而被逐出该团。1819年时，他在以准尉身份返回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残废营（即老兵营）后，又因袭击两名平民而被拘留。也许这只是因为拉扎列夫的性格难以相处。但是跃入军官团的士兵之子们通常都会面临偏见，在适应新身份时会遭遇一段艰难时光。即便在常规团里，也有许多这样的军官在战后遭到开除或严厉批评，他们的个人档案中记录了酗酒、无能以及其他缺点。如果说从士兵行列中晋升上来的军官们在常规团里都面临着困难，那么作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半退休准尉，拉扎列夫就完全有可能发现生活简直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他在自己的案件解决之前便自杀了。[70]
在条约得到批准、阅兵也结束之后，亚历山大离开蒂尔西特返回彼得堡。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最近这些事件的内心想法。他对自己和法国的新关系有多少希望或信心，这非常难说。亚历山大的确相信，不管俄法关系此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至少为自己的帝国争取了时间，将它从极端危险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关于亚历山大的想法，也许最确切的指南是他在普鲁士国王和王后面前对拿破仑所做的评论：“他会折断自己的脖子。不管我怎样表演、外在行为如何，我都是你们的朋友，希望能够以我的行动向你们证明这一点。”[71]
无论是同时代的人还是历史学家都发现，亚历山大并不容易让人理解。他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在迷人和奉承的掩蔽下进行表演，他一直保持着深藏不露、令人难以理解、无法信任、难以捉摸的形象。对当时和后世的许多观察者而言，他表现的像是一大堆矛盾的结合体。他一方面是启蒙与开明原则的捍卫者，然而另一方面又对改良他所继承的威权主义政府形式或者这一政府形式所依靠的主人与农奴世界无所作为。在谈论自由主义改革时，他听上去像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迷恋般地关注训练和士兵在阅兵场上外表的准确细节时，他做得又像父亲帕维尔一世。在外交事务中，他提出了高尚的国际和平与秩序计划，与此同时又在奉行现实政治的方针。这一切都导致某些批评家认为，他只不过是迷惘与虚伪的。[72]
皇帝的确混合了继承自他祖母和父亲的不同兴趣与热情。像叶卡捷琳娜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以大动作吸引欧洲旁观者，试图将自己描绘成真正的欧洲文明人和开明君主。亚历山大的瑞士家庭教师带来了欧洲启蒙主义思想，而他后来又被迫在俄国背景下处事，这就让皇帝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俄国与他并不相称。倾向于信任外国军事顾问而非自己的将领便是这个事实导致的副作用之一。亚历山大的某种天性让他希望引诱遇到的每一个人，赢得他们的感情。虽然这一点在他对待女性时表现得最为强烈，但他同样以诱惑、情感和魅力对待男人。亚历山大敏感而极易激动。他逃避对抗，不愿意伤害他人感情，以间接方式行事。亚历山大个性中的这些元素对他管理政府和军队的方式有很大影响。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有时会通过外交大臣和驻外大使并不知情的秘密个人渠道接收消息并处理事务。在军队方面，他使用与下属的私人关系纽带监视他手下的指挥官。这种甚至带有某种道德怯懦成分的格外敏感令他无法精减将领已然过剩的指挥架构。他也非常倾向于避免为艰难的决定肩负明确责任，躲在将领背后自行其是，使自己远离可能发生的失败。
亚历山大的个性对决定俄国怎样面对拿破仑1807～1814年的挑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如此，除非人们能够理解俄国君主的处事背景与所受的约束，不然他的举动乃至想法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被推翻并被谋杀的不仅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还有他的祖父彼得三世。彼得之前的一位男性君主伊万六世也是如此。亚历山大自幼就被宫廷政治的派系和阴谋围绕着。作为皇帝，他是荣誉、财富与地位的至高源头。与他交谈的大部分人都希望利用他获取自己的利益，或者实践自己的方针。他们以庇护人—受庇人的网络活动，试图对他隐瞒真相，削弱他的独立性。这些网络遍布宫廷、政府和依然在本质上自成一体的军队。经营着这些网络的人们傲慢、野心勃勃又喜好妒忌，管理他们时常会令人精疲力竭。但皇帝要是想让自己生存下去，并且让军队和官僚机构高效运转，就得管住这些人。面对着彼得堡的社会环境，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变得猜疑、推诿且口是心非，这也是可以谅解的。长年累月下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悲观厌世的绝望几乎注定会滋长。正如他的一位知己曾评论的那样，“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上，一位天使也会养成猜疑的性情”。[73]
这些年里彼得堡最精明的外国观察家是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他是大陆领土已被拿破仑吞并的撒丁国王的使节。迈斯特评论说：“亚历山大的个性与他统治体系的天然性质让高官们仅仅在自己有限的圈子内活动。他对同时使用两位死敌并且不让其中任何一个吞掉另一个的做法并不排斥，而且从中获得乐趣。”通过这些手段，发生阴谋的概率得以降低。此外，皇帝还有更大的可能了解到，他的大臣们一贯恭顺与服从的表象下真正发生着什么。亚历山大一直准备着铁拳，有时也会动用它，但是总体而言他更倾向于采用隐秘手段。秘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几乎已经是目的本身。不过得为亚历山大说句公道话，君主使用操纵、诱惑与贿赂行事不仅更加安全，也是更加有效的。君主有时会寻找身处彼得堡人际网以外只能完全依靠皇帝本人的顾问，这也完全是自然的。外国人是此类建议的明显源头。[74]
当亚历山大越过彼得堡人际网络向外观察时，他看到庞大的俄国由不健全程度令人悲哀的官僚政府统治着。在他90%以上臣民生活的乡村，公共秩序、税收和征兵完全需要依靠地主的配合。亚历山大并不喜欢农奴制，但他无法摧毁他整个行政体系所依靠的根基，至少在需要动员全国资源抵抗拿破仑时不能这么做。无论如何，考虑到当时俄国政府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削弱地主权力难道不是更可能导致混乱而非进步吗？他让自愿释放农奴变得更容易，而且最重要的是，与此前君主们将成千上万国有农民“赠给”私人农奴主的政策分道扬镳，从而切实开始着手逐步消除农奴制。[75]
人们有诸多理由相信，亚历山大总体上是倾向于代议制机构的，俄国的现实却对宪政改革起了强大的抑制作用。考虑到国家政府机构的虚弱和彼得堡庇护人—受庇人网络的强大力量，难道皇帝真的希望给予他们一个议会，让他们通过议会对法律、税收和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从而加强这些人际网络吗？俄国的任何代议制机构都会被农奴主们所掌控：其他任何团体都无法在财富、教育和地位上与之相提并论。这样的代议制机构难道不会让俄国的现代化与废除农奴制变得更加艰难吗？增强官僚机构而使之能够为保守的社会带来启蒙革新难道不是更有效吗？皇帝亲近外国顾问，这就更不值得批评了。亚历山大既渴望获得更为和平互助的国际秩序，同时又在追求本国利益，他并不比20世纪那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领导人们更伪善。[76]
尽管在事后回顾时，人们可以提出这些对亚历山大有利的论点，但在当时他被普遍视为虽然好心却女子气的柔弱人物。这一看法在1812年时影响极大。当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伯爵在法军深入俄国、最终占领莫斯科的时候写下“我无法指望亚历山大皇帝具有一点点坚定”时，他代表了大部分外国使节和许多俄国精英阶层成员的看法。除非人们将这样的估量考虑在内，不然拿破仑自己的战略就没什么意义。但是亚历山大的勇气并没有在1812年离他而去。它也足以克服俄国1813年入侵中欧时遭遇的艰巨挑战与困难，建立起国际同盟，领导同盟一路前往巴黎。[77]
早在1810年9月，随着法俄关系开始滑向战争，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就试图向他的政府发出预警，亚历山大实际上要比看起来坚韧得多。
人们认为他是软弱的，可他们错了。他无疑可以容忍许多烦恼，隐藏他的不快，但这是因为他面前有终极的目标，这一目标是欧洲的和平，那也是他希望不经过暴力危机便争取到的。但他的忍耐个性也是有极限的，他不会逾越它们：这些极限就像钢铁一样坚固，不会被他放弃。他的个性里充满了善意、真挚和忠实，他的情感与原则也是高尚的，但是在这一切之下，存在后天得到的、皇室式的虚伪，以及任何事物都无法将其挫败的顽强坚持。[78]
[1] 关于18世纪俄国外交关系的综览，见D.Lieve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Cambridge，2006一书中保罗·布什科维奇（Paul Bushkovitch）和休·拉格斯代尔（Hugh Ragsdale）撰写的章节vol.2，pp.489-529。
[2] 关于叶卡捷琳娜和她的统治，权威书籍是Isabel de Madariaga，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London，1981.关于“希腊计划”，见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卓越作品Simon Sebag Montefiore，Prince of Princes：The Life of Potemkin，London，2000，pp.219-21，241-3。
[3] 关于18世纪奥斯曼的发展，近来最为全面的综览是Suraiya Faroqhi（ed.），Turkey，vol.3：The Later Ottoman Empire 1603-1839，Cambridge，2003.关于奥斯曼军队，见Virginia 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Harlow，2007。我在D.Lieven，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London，2001，ch.4，pp.128 ff.对俄罗斯和奥斯曼进行了对比。
[4] 关于欧洲的旧制度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关于欧洲国家形态的长期观察，见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A.D.990-1992，Oxford，1990。同样令人深思的是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1974，和Brian Downing，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Princeton，1992。
[5] 近来关于俄国农民阶层的最好研究是David Moon，The Russian Peasantry，1600-1930，London，1999.关于同时期欧洲的精英阶层对土地的占有，见D.Lieven，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Basingstoke，1992，chs.1 and 2，pp.1-73。
[6] 即英国陆军中的购买军职制度。——译者注
[7] 准确数据是7.3%，这是从Entsiklopediia中包括的近500名将军中算出的数字。关于波罗的海省份的教育和启蒙运动，见G.von Pistohlkors，Deutsche Geschichte in Osten Europas：Baltische Länder，Berlin，1994，pp.266-94。
[8] 最好的资料是俄国军事工程官方历史：I.G.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7，St Petersburg，1902（Фабрициус И.Г.Главное инженер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Т.7.СПб.，1902）。关于医生见：A.A.Baranov，‘Meditsinskoe obespechenie armii v 1812 godu’，in 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vol.1，Moscow，2002，pp.105-24（Баранов А.А.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армии в 1812 г.//Эпоха 1812 года：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Источники.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Т.1.М.，2002.С.105-124）。
[9] D.G.Tselerungo，Ofitsery russkoi armii，uchastniki Borodinskogo srazheniia，Moscow，2002，p.81（Целорунго Д.Г.Офицеры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участники Бородин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М.，2002.С.81）.关于总参谋部起源的最好资料是N.Glinoetskii，‘Russkii general’nyi shtab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Voennyi sbornik，17/10，1874，pp.187-250（Глиноецкий Н.П.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T.1.СПб.，1883）。也见：P.A.Geisman，Vozniknovenie i razvitie v Rossii general’nago shtaba，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1/2/1，尤其见pp.169 ff：‘Svita Ego Imperatorskago Velichestva po kvartirmeisterskoi chasti’（Гейсман П.А.Свита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 квартирмейстерской части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Т.4.Кн.2.Отд.1.СПб.，1902）。
[10] 这是借用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文中描述18世纪英国的术语。
[11] 俄国的统计是不准确的，因为政府只计算有义务服兵役的臣民数量。这并不包括妇女、贵族、教士、商人和俄罗斯人之外的一切少数民族。关于欧洲人口的基本统计资料，见R.Bonney（ed.），Economic Systems and Finance，Oxford，1995，pp.315-19 and 360-76。关于1812年的欧洲人口详细分类，见由约瑟夫·帕尔杜斯（Josef Paldus）少校在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1：O.Criste，Österreichs Beitritt zur Koalition，Vienna，1913.一书的附录当中汇总的统计结果。所有这些统计资料都必须仔细审视，例如帕尔杜斯的俄国人口数据就太低了，尽管他很可能使用了俄罗斯族而非皇帝的所有臣民的估计人数。邦尼（Bonney）引用了彼得·乔治·缪尔·迪克森关于哈布斯堡的数据（P.G.M.Dickson，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2 vols.，Oxford，1987，vol.1，p.36），但是迪克森的数据并没有包括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哈布斯堡臣民。
[12] 关于俄军的薪饷和配给，见F.P.Shelekhov，Glavnoe intendantskoe upravlenie：istoricheskii ocherk，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5，St Petersburg，1903，pp.87，92（Шелехов Ф.П.Главное интендант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СПб.，1903.Т.5.С.87，92）。关于威灵顿的部队，见Matthew Morgan，Wellington’s Victories，London，2004，pp.33，74。
[13] E.K.Wirtschafter，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Princeton，1990，ch.4，pp.74-95.
[14] Loi Jourdan，原文误作Loi Jourdain。——译者注
[15] 关于俄国的征兵制度，见Janet Hartley，Russia，1762-1825：Military Power，London，2008，ch.2，pp.25-47。关于法国的征兵制度，见Isser Woloch，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l Order，1789-1820s，London，1994，ch.13，pp.380-426，和David Hopkin，Soldier and Peasant in French Popular Culture，Wood-bridge，2003，pp.125-214。关于全民武装，见MacGregor Knox，‘Mass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as Military Revolution：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After’，in MacGregor Knox and Williamson Murray（eds.），The Dynamics of Military Revolution.1300-2050，Cambridge，2001，ch.4，pp.57-73。
[16] ‘Zapiski I.V.Lopukhina’，Russkii arkhiv，3，1914，pp.318-56，at p.345（Записки И.В.Лопухина//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1914，Кн.3.С.345）.关于民兵和围绕动员民兵展开的争论，见V.V.Shchepetil’nikov，Komplektovanie voisk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1/1/2，St Petersburg，1904，pp.18-40，69-72（Щепетильников В.В.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войск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СПб.，1904，Т.4.Ч.1.Отд.2.С.18-40，69-72）。
[17] I.Merder，Istoricheskii ocherk russkogo konevodstva i konnozavodstva，St Petersburg，1868：引用部分位于第84-85页V.V.Ermolov and M.M.Ryndin，Upravlenie general-inspektora kavalerii o remontirovanii kavalerii.Istoricheskii ocherk，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3/3.1，St Petersburg，1906（Мердер 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русского коневодства и коннозаводства.СПб.，1868.С.84-85；Ермолов В.В.，Рындин М.М.Управление генерал-инспектора кавалерии о ремонтировании кавалери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СПб.，1906.Т.12.Кн.3.Вып.1.Это ключевая работа.）.这是一本重要著作。
[18] Marquess of Londonderry，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30，p.31.Sir Robert Wilson，Campaigns in Poland.1806 and 1807，London，1810，p.14.
[19] 关于马匹的购买和保养：除了梅尔德（Merder/Мердер）的著作，还可参见Shelekhov，Glavnoe intendantskoe upravlenie：例如马匹购买价格位于第104页。关于俄国骑兵的一部有用的当代历史著作是A.Begunova，Sabli ostry，koni bystry，Moscow，1992（Бегунова А.И.Сабли остры，кони быстры.М.，1992）。关于和奥地利人发生的事件，见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book 7，pp.183-4。
[20] 有两篇极为有用的俄罗斯副博士（大约相当于当今的英国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军事经济，见S.V.Gavrilo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ia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g 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gg：Istoricheskie aspekty，candidate’s dissertation，St Petersburg，2003和V.N.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 podgotovka Rossii k bor’be s Napoleonom v 1812-1814 godakh，Gorky，1967（Сперанский В.Н.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 к борьбе с Наполеоном в 1812-1814 годах.Горький，1967）。关于原材料的基本统计见Gavrilov，pp.39-42。斯佩兰斯基的论文是实用信息的宝库：他表现出来的唯一弱点是忽视了相当重要的彼得堡兵工场野战火炮产量。维克托·别佐托斯内好意证实了这一兵工场的确生产了绝大部分俄国野战火炮。
[21] 关于彼得罗扎沃茨克和其他工场产量的基本统计，见L.Beskrovnyi，The Russian Army and Flee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Gulf Breeze，1996，pp.196-7。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pp.38-58，关于炮兵在1812～1814年的装备，火炮和战术，见A. and Iu.Zhmodikov，Tactics of the Russian Army，2 vols.，West Chester，Ohio，2003，vol.2，chs.10-15。也见：Anthony and Paul Dawson and Stephen Summerfield，Napoleonic Artillery，Marlborough，2007，pp.48-55。
[22] 关于这3个兵工场，最好的介绍材料是EntsiklopediiaV.Bezotosnyi et al.（eds.），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2 goda：Entsiklopediia，Moscow，2004，pp.296，654 and 724-5.上的文章。
[23] 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ch.2，especially pp.82 ff.，362 ff.关于图拉兵工场最细致的一手材料是由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斯温因撰写的极有意思的文章P.P.Svinin，‘Tul’skii oruzheinyi zavod’，Syn Otechestva，19，1816，pp.243 ff（Свиньин П.П.Тульский оружейный завод//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1816.№ 19.С.243 и далее）.尽管V.N.Ashurkov，Izbrannoe：Istoriia Tul’skogo kraia，Tula，2003（Ашуркова В.Н.Избранное：История Тульского края.Тула，2003）的许多评价是天真的苏联时代说法，但它也包含了有趣的细节。
[24] 关于法国人的测试，见K.Alder，Engineering the Revolution：Arms and Enlightenment in France，1763-1815，Princeton，1997，p.339。关于英国人的批评，见Philip Haythornthwaite，Weapons and Equipment of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1996，p.22。关于在1812～1813年分发给军队的枪支来源，见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pp.458-9。
[25] 即便是威灵顿的部队通常情况下也不会期望仅仅依靠步枪射击击退敌军。他们在齐射之后会用刺刀发起迅速反击。
[26] 关于俄国财政和税收的两本近来著作：Peter Waldron，‘State Finances’，in Lieven（ed.），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vol.2，pp.468-88和Richard Hellie，‘Russia’，in R.Bonney（ed.），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15-1815，Oxford，1999，pp.481-506。
[27] 所有这些统计数据都应当以一定的怀疑态度审视。俄国的数据尤其应当受到怀疑，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其引用数字是对应银卢布还是纸卢布。大部分统计数据摘自Bonney，R.（ed.），Economic Systems and Finance，Oxford，1995，pp.360-76。法国数据来自Michel Bruguière，‘Finances publiques’，in J.Tulard（ed.），Dictionnaire Napoléon，Paris，1987，pp.733-5。英国数据来自J.M.Sherwig，Guineas and Gunpowder：British Foreign Aid in the Wars with France 1793-1815，Cambridge，Mass.，1969，p.96。
[28] W.M.Pintner，Russian Economic Policy under Nicholas I，Ithaca，NY，1967，ch.5。在该书第186页有一个有用的表格，它显示了每年发行的纸币量和纸币与银币的相对比价。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国家给士兵的薪饷很不足，由农民来负责供养士兵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定制：L.Klugin，‘Russkaia soldatskaia artel’，Russkaia Starina，20，1861，pp.90，96-7（Клугин Л.Русская солдатская артель//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1861.№ 20.С.90，96-97）。
[29] 后文的大部分讨论都是从基本文献中搜集的，添加了我个人的看法：尤见Paul 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Oxford，1994；H.M.Scott，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1756-1775，Cambridge，2001；H.M.Scott，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Harlow，2006；A.N.Sakharov et al.（eds.），Istoriia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Pervaia polovina XIX veka，Moscow，1995（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ека，М.，1995）。
[30] Isabel de Madariaga，Britain，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London，1962.Ole Feldbaek，The Battle of Copenhagen 1801，Barnsley，2002的第一章 对这些海洋权益争端的幕后真实状况有出色的描写。Jeremy Black，‘Naval Power，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1775-1791’，in Michael Duffy（ed.），Parameters of British Naval Power 1650-1850，Exeter，1998，pp.93-120对皮特的误算进行了总结。
[31] 除了通常所见的外交文本之外，还要特别注意H.Heppner，‘Der Österreichisch-Russische Gegensatz in Sudosteuropa im Zeitalter Napoleons’，in A.Drabek et al.（eds.），Russland und Österreich zur Zeit der Napoleonischen Kriege，Vienna，1989，pp.85 ff。
[32] Elise Wirtschafter，‘The Groups Between：raznochintsy，Intelligentsia，Professionals’，in Lieven，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vol.2，pp.245-63 是对俄国中产阶级发展的良好介绍。关于拿破仑时代的国家和社会，Nicholas Riasanovsky，A Parting of Ways：Government and the Educated Public in Russia 1801-1855，Oxford，1976依然是有价值的。
[33] Jerzy Lukowski，The Partitions of Poland，Harlow，1999是对这一问题的可靠介绍。
[34] J.Hartley，Alexander I，London，1994，pp.58-72.A.A.Orlov，Soiuz Peterburga i Londona，Moscow，2005，ch.1，pp.7 ff（Орлов A.A.Сою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и Лондона.М.，2005.С.7 и далее）.
[35] 指一战后期提出“十四点原则”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译者注
[36] 关于这一点的关键文本是亚历山大于1804年9月11/23日给他派往英国政府的特使尼古拉·诺沃谢利采夫（Nikolai Novosil’tsev/Николай Новосильцев）的训令：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1st series，2，pp.138-46 and 151-3（Внет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Т.2.М.，1961.С.138-146，151-153）。也见Patricia Grimsted，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lexander I，Berkeley，1969，pp.32-65。
[37] 关于1805年战局，首先应当参阅两本近来的著作：R.Goetz，1805 Austerlitz：Napole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hird Coalition，London，2005；Frederick W.Kagan，Napoleon and Europe 1801-1805：The End of the Old Order，Cambridge，Mass.，2006。
[38] 关于普鲁士政策的一篇有趣辩护，可参见Brendan Simms，The Impact of Napoleon：Prussian High Politics，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Executive 1797-1806，Cambridge，1997。1806年的俄国外交大臣，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公爵，对普鲁士的困境毫不同情，见W.H.Zawadski，A Man of Honour：Adam Czartoryski as a Statesman of Russia and Poland 1795-1831，Oxford，1993，pp.61-136。
[39] 关于这一点的最好资料是Shelekhov，Glavnoe intendantskoe upravlenie，chs.VI-XIV；F.Zatler，Zapiski o prodovol’stvii voisk v voennoe vremia，St Petersburg，1860也是一份很好的资料，在第23页、第78～79页提供了相对人口密度的统计资料：甚至在人口快速增长了几十年之后的1860年，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人口密度依然只有西里西亚、萨克森、波希米亚和法国东北部的1/4。Gavrilov，Organizatsiia，p.59.关于薪水，见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0，23542，17 March 1809（OS），pp.885-6（ПСЗ.Т.XXX.17 марта 1809 г.（ст.ст.）.С.885-886.В 1809 г）。在1809年，所有基层官员的薪水增长了33%，以抵销纸卢布贬值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