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法同盟
在批准了与法国的和平及同盟条约后，亚历山大离开蒂尔西特返回彼得堡，并于1807年7月16日抵达目的地。在他返回首都的前一天，这座城市见证了二十一响礼炮和在喀山（Kazan/Казань）大教堂庆祝和平的祈祷仪式。在莫斯科也举行了类似的庆典，奥古斯丁（Augustin/Августин）主教告诉他的会众们，俄军官兵的英勇给拿破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其认为需要一个与他为友的俄国。奥古斯丁用这样的话语来掩饰实际的状况。东正教会的确需要做些解释工作，因为根据政府的命令，它曾经让人长年累月在讲道坛上慷慨陈词，抨击敌基督拿破仑。显然，这个故事传到许多俄国村子后就变成了沙皇为了洗清拿破仑的罪孽，与他在一条河中会面。[1]
亚历山大一时还可以忽略他的农民臣民们的困惑——沙皇突然和此前的敌基督成为朋友。但他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贵族阶层，以及精英阶层中的一个组成要素，亦即将军和近卫军军官们的意见就不能如此漫不经心了。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于1807年秋季成为外交大臣。他后来这样告知法国大使科兰古（Caulaincourt）侯爵：
就这个国家来说，拿破仑皇帝犯了一个错误，总体而言每个法国人都一样。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个国度，觉得皇帝就像专制君主一样统治，他的一纸命令就足以改变公众舆论，或者至少能够决定一切……（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尽管亚历山大皇帝的善良与温和闻名于世，但他也许比之前任何一位君主都更能给公众舆论施加影响。叶卡捷琳娜女皇无疑是最专横的女性，也是有史以来最不受约束的君主，但她在这方面所做的却比他少得多。你可以确信这一点。她从未发觉自己身处他现在正面临的艰难环境之中。她极其了解这个国度，从而赢得了公众舆论所有要素的支持。正如叶卡捷琳娜本人曾经告诉我的那样，就连几个老太太的反对情绪她都会仔细处理。[2]
事实上鲁缅采夫正在进行转换阵营的说教，而彼得堡的法国使馆也对公众舆论十分在意。人们广泛认为，推翻了亚历山大的父亲和祖父的政变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他们所秉持的对外方针的抵制，尽管科兰古本人则强调这两位君主曾经侵犯过彼得堡贵族阶层中关键人物的个人利益。在科兰古发出的急件中，他告诉拿破仑，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帕维尔皇帝的记忆和对康斯坦丁大公的厌恶让推翻亚历山大一世的企图不致成真。当俄国君主于1808年9月赶赴埃尔福特（Erfurt）与拿破仑会面时，科兰古注意到作为彼得堡督军的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完全可靠，指挥近卫军的费奥多尔·乌瓦罗夫（Fedor Uvarov/Фёдор Уваров）也非常忠诚，因此即便当皇帝不在时，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麻烦事。然而大使后来注意到，皇帝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所培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小圈子代表了对皇位的潜在威胁。除了少数极其短暂的时刻外，1809年时科兰古总的来说还是这样强调：尽管只有少数俄国人希望发动战争，但亚历山大和鲁缅采夫对俄法同盟的支持却让他们在彼得堡成了孤立且不受欢迎的人物。[3]
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法国的敌意是出于自尊心受损的感受。18世纪的俄国曾赢得了它的战争，因此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是让人蒙羞的震撼。更不用说对骄傲的贵族们——他们被培养出了对荣誉和名声的敏感关切——而言，这样的公开侮辱就更难以接受了。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回忆说，他和禁卫骑兵团的年轻军官同伴们燃烧着为奥斯特利茨复仇的渴望，用砸毁法国大使馆窗户，然后在任何人能够抓住他们之前跑开的方式发泄挫败的情绪。[4]
军队高级军官中的状况也必然不会有太大不同。在蒂尔西特签订和约后，亚历山大派驻巴黎的第一任大使是中将彼得·托尔斯泰公爵。托尔斯泰是个有英雄般直率作风的使节：他事实上不是个外交官，而是位好战的将领，盼望着逃离位于巴黎的使馆——以托尔斯泰的看法，他只是在使馆里的徒劳差事上浪费时间。他反复告诉在彼得堡的上级，拿破仑（通常状况下他一直尖刻地称之为波拿巴）一心想要主宰全欧洲，并“希望把我们变成亚洲国家，把我们赶到旧日边界后方”。法国人的傲慢和虚荣给托尔斯泰带来了排斥和侮辱，大使在对俄军做了不合法国人口味又略微高调的颂扬并争辩说法军在1807年的胜利是源于好运气和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后，就几乎与米歇尔·奈伊发生了一场决斗。[5]
亚历山大的家人也有这样的感受。甚至早在皇帝去蒂尔西特谈判时，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就写信告诉他，拿破仑是“狡诈、个人野心和虚伪的混合物”，这人应该为他能够与俄国君主交往倍感荣耀。她补充说：“我希望看到她（即俄国）受到实际上而非口头上的尊敬，因为她必定有办法、有权利做到这一点。”叶卡捷琳娜的母亲玛丽亚皇太后成了反对法俄同盟的彼得堡贵族的核心。科兰古抵达彼得堡之初，上流社会中的多数人都将他拒之门外，尽管这让亚历山大烦恼，但还是有些人在科兰古待在彼得堡期间始终对他大门紧锁。许多法国保王党流亡者居住在彼得堡，或者在俄军中服役。他们的行为方式、教养和格调为其赢得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强烈同情，也助长了他们对拿破仑的敌意。黎塞留（Richelieu）公爵是流亡者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成了新俄罗斯（即乌克兰南部）的督军，并在复辟后作为路易十八的首相返回法国。名列前茅的还有从1811年起担任俄国海军大臣的特拉韦塞（Traversay）侯爵，以及在1789年之前担任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圣普列斯特（Saint-Priest）伯爵的两个儿子。最广为人所知的则是约瑟夫·德·迈斯特，他在那些年里为流亡中的撒丁国王担任驻彼得堡使节，还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并列为欧洲最著名的反革命政治思想家。[6]
然而，彼得堡诸多客厅里的“正统主义”同情心并非仅仅出于对旧制度下法国的羡慕与怀旧。他们也有这样根深蒂固的感受：拿破仑的行动是对他们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所依靠的宗教与历史原则的挑战，也是对任何稳定的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挑战。以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Grigorii Stroganov/Григорий Строганов）男爵为例，他曾多年担任俄国驻西班牙宫廷的使节。当亚历山大要求他继续在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的宫廷里担任同一职位时，斯特罗加诺夫却予以拒绝。斯特罗加诺夫致信皇帝，表示拿破仑废黜波旁王室侵犯了“最为神圣的权力”，这事实上正是亚历山大本人赖以统治的权力基础。拿破仑劫持并废黜了他自己的西班牙盟友，也以最粗鲁的方式侵犯了“条约的神圣性和诚信”。如果让斯特罗加诺夫继续在马德里代表俄国的话，他会在西班牙人民面前感到自己受到玷污，而且“在我准备好为陛下您的光荣和贡献做出的一切牺牲中，只有我的荣誉是在当下处境里无法提供的”。[7]
在这些感受之外，彼得堡上流社会中还存在强烈的亲英情绪。在他们看来，英国不仅十分强大，还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度。和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的自由实际上似乎增强了它的力量，让政府能够以十分易于控制的代价维系庞大的债务水准。英国贵族阶层的财富、受到保障的权利和价值观被视为英国的自由与霸权的关键因素，较之拿破仑的官僚专制主义，它显得更为优越。如果说沃龙佐夫和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是彼得堡最突出的亲英派贵族的话，亚历山大的一些同辈密友也一样属于亲英派阵营。
除此之外，在那些决定了俄国经济与财政政策的要人当中，有许多人广泛阅读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十分羡慕英国经济。以决定俄国经济方针的年长国务活动家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Nikolai Mordvinov/Николай Мордвинов）为例，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斯密和李嘉图的门徒。财政大臣德米特里·古里耶夫（Dmitrii Gurev/Дмитрий Гурьев）将英国的公共财政体系称为“人类智慧最非凡的创造之一”。这一切仰慕都绝非抽象产物。这些人也认为俄国的利益与英国紧密相关。英国是俄国出口货物的主要市场和主要运输者。1808～1812年，莫尔德维诺夫感到尤为惊恐——如果俄国继续追随拿破仑对英国的经济封锁，它将永远丧失这些出口市场。他觉得与英国的互利贸易同选择性保护俄国的稚嫩工业并非不可调和。与此同时，不仅是这些亲英派人士，而且1808～1812年几乎所有俄国高级外交官都承认，拿破仑主宰欧洲的欲望是对俄国利益的主要威胁，英国则是俄国面对这一威胁时的天然盟友。如果说他们没有像彼得·托尔斯泰那样用这些主张轰击彼得堡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且时常赞同亚历山大本人的观点——尽可能延迟与法国不可避免的冲突是符合俄国利益的。[8]
作为1807年时的总司令，莱温·冯·本尼希森将军以其论述触及了此时俄国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和统治阶层精英里的大部分人一样，本尼希森支持在1807年缔结和约，但不喜欢对法同盟。在他的观点中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英国行使海上霸权时的方式间或会伤害俄国的自尊心，但法国对欧洲大陆的主宰却是对俄国关键利益的更大威胁。尤为重要的是，拿破仑的权力让他能够在俄国边境上重建一个拥有1500万人的波兰国家，这将会成为对俄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尼希森也认为如果让拿破仑压制俄国对外贸易的话，那么俄国经济将不再能够维系它的武装力量和精英阶层的欧洲文化。俄国将重归它在彼得[9]之前的半亚洲状况。
在本尼希森看来，英国的全球地位十分巩固，就算整个欧洲大陆都团结在拿破仑身后，他也难以将其打破。英国全球霸权的关键因素是它对印度的掌控，这在本尼希森看来是无懈可击的。他争辩说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了由当地纳税人提供资金的欧式军事体系。这支军队“组建的原则与我们的欧洲团一样，由英国军官指挥，装备极好，用我们掷弹兵那样的精确性展开机动”。亚洲的骑兵军队此前曾经越过印度西北边疆征服了次大陆，但这些骑兵在与英印步兵和炮兵对抗时毫无胜算。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一支与其敌对的欧洲军队能够抵达次大陆，因为英国人控制了海上通道，而让一支欧式军队越过波斯或阿富汗时所要遭遇的后勤问题则是无法克服的。本尼希森本人曾在波斯北部作战，他在这一点上的说法有权威性。本尼希森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俄国来说，与法国同盟对抗英国是自杀性的。首先，法国对英国的胜利与俄国利益极端相悖。其次，在（法国）取得与英国的任何经济战争胜利之前，俄国的财政和经济将会早早崩溃。[10]
与拿破仑的同盟在彼得堡的潜在敌人总比潜在朋友要多得多。虽然如此，这一同盟还是有可能获得支持。任何关心帝国内部事务的明智官员都知道俄国面临着众多内部问题，而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则十分有限。从这方面来看，开销巨大的外交政策和战争是个灾难。1808～1812年俄国内部事务的关键人物是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Михаил Сперанский），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对他进行了不公正的刻画——在写作这部小说时他相当程度上还是个偏狭的外省贵族。斯佩兰斯基是几乎不可能在俄国政府顶层中找到的人物。他是个赤贫的外省教士之子，单单靠着能力进入了位于彼得堡的全俄第一的教会学院。他从那里开始的职业生涯本该是成为主教或东正教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过却被亚历山大·库拉金的弟弟从这样的生活中拔擢出来，他让斯佩兰斯基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然后将其转入国家官僚体系，以此协助他处理公务。
斯佩兰斯基的出色智慧、作为法律和备忘录起草人的技能和惊人的职业道德先是为其赢得了一系列高级官员的赞赏，随后更是得到了亚历山大本人的青睐。尽管并没有理由去质疑亚历山大对斯佩兰斯基的热情，皇帝也将意识到，一位在彼得堡贵族阶层中毫无关系的主要顾问不会具备任何威胁，也可以在必要情况下轻易抛给狼群。1808～1812年，斯佩兰斯基实际上是皇帝在财政问题、重建中央政府和新近获得的芬兰相关事务上的主要顾问。1809～1812年，当亚历山大开始于鲁缅采夫背后处理俄国外交和谍报事务时，他把斯佩兰斯基当作传递秘密报告的渠道——那些报告本是被设计来只给君主过目的。亚历山大也与斯佩兰斯基秘密讨论了对俄国社会和政府的根本改革，包括解放农奴、在中央和地方上引入民选议会。
任何获得此等圣眷的个人都会在彼得堡招惹到无数的嫉妒与批评。斯佩兰斯基是个“新贵”，加之他缺乏构建有用关系的时间和技巧，这些事实让他变得越发易受伤害。关于斯佩兰斯基解放农奴的计划的各式谣言流传开来。一些出自他手、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伤害了贵族阶层成员的利益。许多贵族视斯佩兰斯基为“雅各宾党”，是革命继承人拿破仑·波拿巴的崇拜者。这一点几乎毫无真实性可言。斯佩兰斯基的确钦慕拿破仑的一些行政和司法改革，但他在计划中设定的代议制机构更接近英国模式，而非拿破仑的官僚专制主义。此外，尽管斯佩兰斯基希望能够在不受外部问题打扰的情况下展开内部改革，但他并未幻想拿破仑会让俄国和平着手此事。[11]
就某种程度而言，海军大臣帕维尔·奇恰戈夫（Pavel Chichagov/Павел Чичагов）上将则是更为真切的“波拿巴分子”。在亚历山大时期的俄国政府里，这位海军上将的所属类型要比斯佩兰斯基令人熟悉得多。尽管出身于普通贵族家庭，但奇恰戈夫受过良好教育，他本人还是一位杰出海军上将的儿子。法国大使认为奇恰戈夫是法俄同盟最强烈的支持者之一，许多俄国人也这么想。仅举一例，上将在1807年8月致信亚历山大，指责英国的海上暴政，并为拿破仑的天才喝彩。海军上将时年40岁，对一位部级大臣而言这个年纪依然是相对年轻的，他是一位聪明又精力充沛的人，还有一颗活跃的头脑。有些人说他的话语要比行为更令人印象深刻，但科兰古和约瑟夫·德·迈斯特都认为奇恰戈夫是彼得堡最聪明、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上将的不足之处中有一点是，他倾向于被自己的机智牵着走，在交谈中往往会走得太远。像大部分俄国贵族一样，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尊严被冒犯的话，他会立刻采取报复。这可能会使他成为一位不佳的下属和傲慢的指挥官。让状况糟糕得多的是，奇恰戈夫大体来说对俄国的落后秉持着鄙视态度，他还倾向于将自己国家的不足之处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拿破仑的法国。一次在巴黎长期逗留时，他以骇人听闻的程度展开此类比较，这令那里的俄国外交官们十分不快。他们紧密监视着上将，防范他将俄国机密随口说出。亚历山大实际上赞同奇恰戈夫的许多观点，欣赏他，也原谅了他的发作。但到1812年为止，在彼得堡已经有许多把磨砺已久的匕首，正等待时机插进奇恰戈夫后背。[12]
然而，倘若要让俄法同盟幸存下来的话，拿破仑最需要在彼得堡培植的关键人群是科兰古所称的“老俄罗斯人”，人们可以将他们写实地称为俄罗斯孤立主义者。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他们都来自俄罗斯族，而且时常是老一辈人，这些人不觉得仅仅是因为亚历山大对普鲁士路易丝（Louise）王后的迷恋（这是他们口耳相传的说法），或是他对世界和平友好的幻想，俄国就有理由让自己卷入欧洲事务。在某些状况下，避免与欧洲发生外交和军事上纠缠的渴望是同对法国化的行为与价值观侵入俄国社会、“破坏”它传统的不快一起出现的。然而，许多贵族孤立主义者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用法语交谈就和用俄语一样轻松。孤立主义也时常有自己的战略进攻事项单。它把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向南扩张作为俄国真正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目标所在，回顾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胜利战争，将其视为未来俄国大战略的模板。孤立主义者也追忆着在叶卡捷琳娜治下领导俄罗斯向南扩张的伟大人物——彼得·鲁缅采夫元帅、格里戈里·波将金元帅和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Александр Суворов）元帅——他们都是俄罗斯人，这与拿破仑时代中亚历山大麾下军队的许多指挥官完全不同。
这些俄国孤立主义者和18世纪时的英国人在大战略的争论方面有相似之处。许多英国政治家要求奉行真正的“民族性”殖民与海外扩张政策，指责插手欧陆仅仅是对汉诺威王朝的迎合。那些在英国能够从屋顶上大声呼喊的议论在俄国只能以窃窃私语传播。罗曼诺夫王朝也不像汉诺威王朝那样明显来自外国。但当罗曼诺夫王朝男性世系于1730年绝嗣时，皇位就通过嫁入荷尔斯泰因王室的彼得大帝之女传承下去。对某些老俄罗斯人而言，彼得三世和他的儿子帕维尔一世对“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他麾下普鲁士军队的敬重反映出来自德意志的毒素已经明显渗入了罗曼诺夫家族的血脉。1809年8月，在对亚历山大的外交政策完全幻灭后，元帅普罗佐罗夫斯基（Prozorovsky/Прозоровский）公爵致信同为“老俄罗斯”贵族和叶卡捷琳娜时代战争宿将的谢尔盖·戈利岑（Serge Golitsyn/Сергей Голицын）公爵，信中称如果拿破仑继续戏耍、削弱俄国的话，那么普罗佐罗夫斯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无疑会以某种形式保留他们的庄园，但“荷尔斯泰因王室”将不会继续据有俄罗斯皇位。[13]
俄国和英国就战略而进行的辩论中的相似之处反映出了一个基本的共同地缘政治现实。英国和俄国是欧洲边缘的大国。对这两个国家而言，向欧洲之外投送力量是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在那里攫取胜果更为轻松，而其他欧洲大国也几乎无法予以干涉。在欧洲核心地带取得利益则要付出昂贵得多的代价，不管在获取还是防卫时都是如此。然而到1800年为止，如果说英国和俄国都能够从他们的边缘位置得利的话，那么主要的优势则在英国一方。就两大帝国核心领土的安全性而言，海洋是比波兰和白俄罗斯平原好得多的缓冲地带。某种程度上来说，爱尔兰之于英国恰如波兰之于俄国，换言之，那是一片居住着宗教对头和史上死敌的脆弱边境土地。然而，在把几乎整个土著精英阶层剥夺殆尽后，英国人已经能够确信通往不列颠的爱尔兰后门相当安稳——除非一支规模庞大的法军入侵这个国度，而皇家海军的力量却让这几乎无法成真。没有一位俄国国务活动家能够对波兰有类似的安全感。[14]
英国在欧洲外围获取利益的位置也要好得多。当俄国人的向南扩张让他们进入君士坦丁堡范围，甚至把舰队派入东地中海时，他们进入的是一块其他大国也认为十分重要，同时它们也能够有效干预以阻止俄国人的地方。此外，尽管向南扩张给俄国在“乌克兰”和黑海沿岸带来了十分重要的收获，但它们却无法与英国霸权在1793～1815年的大步推进相提并论。在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海军都几乎被歼灭的状况下，英国人可以夺取南非的大部分贸易，消灭他们在印度的关键敌手，开始利用印度的输出品打入中国市场，而且还巩固了对自己遍及全球的海军基地的控制，极大地增强了它们对国际贸易的掌控。拿破仑时代潜藏的基本地缘政治现实表明了英国未来会取得主导地位，而地缘政治现实又得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最初迹象的强化，这就使状况变得尤为突出。这一点曾让一些俄国人感到忐忑不安。另外，当时最主要的地缘政治重点则是，如果任何其他大国主宰了欧陆，俄国和英国的国家安全都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15]
1807～1812年，“老俄罗斯人”最突出的代表是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他也是这一时期的外交大臣。在彼得大帝时代之前，鲁缅采夫家族只是个中等贵族，其地位远在沃尔孔斯基、洛巴诺夫或戈利岑公爵家族之下，但是尼古拉的祖父亚历山大·鲁缅采夫是彼得的亲密伙伴，他俩的关系自童年时期就已开始，并贯穿了彼得的整个统治时期。亚历山大·鲁缅采夫以上将、伯爵和富人的身份去世，彼得确保了他能够通过婚姻进入旧莫斯科贵族核心。此举的一个结果是，他孙子尼古拉的关系网络十分强大：仅举一例，尼古拉是亚历山大·库拉金的表弟。
然而，真正重要的关系同尼古拉的父亲相关。他是叶卡捷琳娜治下的大英雄、元帅彼得·鲁缅采夫伯爵。正如外交大臣曾对科兰古所述，“只有为他的国家谋取巨大利益的希望才能让鲁缅采夫元帅的儿子”留在政府当中。尼古拉·鲁缅采夫敏锐地意识到了他所拥有的遗产，他是一位骄傲的俄罗斯爱国者，坚定地认为他的国家应当列于诸国之首。他对古代俄国手稿和其他古物的极大兴趣展现出了他爱国主义情感的一个方面。他不仅资助对这些珍宝的收集、刊行和展览，还热心地参与横跨俄国寻找古物的探险。当代俄国图书馆和博物馆里收藏的最伟大的罗斯和斯拉夫古物中，有许多件藏品的源头要归于这位杰出的人物，他在临终时把自己的珍藏赠予公众。[16]
在鲁缅采夫的少年时代，俄国不仅正在他父亲的指挥下向南进军，也是欧洲第一大产铁国。然而，正如鲁缅采夫清楚了解的那样，到1807年为止，它的相对经济地位正处于衰落之中。在鲁缅采夫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俄国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派往俄国的第一任公使是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他是一位美国总统的儿子，自己也将在19世纪20年代担任总统。鲁缅采夫曾向亚当斯吐露秘密，“对一个大帝国而言，麻、牛油、蜂蜡和铁是最上等的出口产品，这并非得意之事”。他对经济事务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是个极为富裕的地主，对西欧的新耕作方法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关注。然而，他还曾多年执掌过帝国的运河和其他水道，并自1802年起担任贸易大臣。这对一位俄国外交大臣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背景。[17]
对鲁缅采夫来说，拿破仑一定程度上只是个穿插表演，或者说只是个机遇。他真正关心的是英国对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外交大臣欢迎拿破仑对英国实施经济封锁：“宁可让整个世界的贸易于10年内不复存在，也好过永远使其落入英国掌中。”正如他告诉亚当斯的那样，俄国不会走印度的道路。作为贸易大臣，他曾引入新的法令，以确保外国人不会夺占俄国国内贸易和生产份额。与此同时，英国对俄国海外贸易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种主宰，有点像他们在印度所做的那样”，而这一点是“不可容忍的”。鲁缅采夫既把美国培养为俄国贸易的另一个运输者，又将其作为对英国控制全球经济的潜在制约因素。他时常在美洲和中国为俄国商品寻找新的市场。[18]
然而，鲁缅采夫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即使拿破仑对欧洲贸易的扼杀为不少初生的俄国工业——如制糖业——提供了无限的保护，但俄国社会与俄国经济所处的地位能够让它们利用这一点吗？科兰古当然欢迎鲁缅采夫的想法，但即便是他也认为，中产阶级和大量熟练工匠的缺乏会严重限制俄国的经济潜力。就长远角度而言，工业革命还需要依靠煤与铁的结合，但是在俄国，只有铁路的出现才能够贯通庞大矿藏间的距离。在更为近期也更与政策相关的角度上，鲁缅采夫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感到绝望，皇帝希望用全欧洲对英国的贸易封锁迫使他的头号劲敌屈膝投降。在鲁缅采夫看来，这实际上是在伤害英国的竞争者，把全球贸易装在盘子上送给英国人。[19]
在政治层面上，鲁缅采夫战略的成败也系于拿破仑之手。如果拿破仑忍住不去威胁俄国安全，孤立主义就是唯一可行的战略。在鲁缅采夫看来，不构成威胁首先意味着不去鼓励波兰人。任何被重建的波兰国家都注定希望恢复到它被瓜分前的边界，这就会让俄国失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土地。正如他告诉科兰古的那样，尽管他自己的所有政治资本都已经倾注到对法同盟当中，“但我本人也会第一个告诉皇帝，宁可牺牲一切都不能同意重建波兰，也不能同意做任何最终会间接导致其复国或传递任何与复国相关想法的安排”。[20]
如果说亚历山大本人在离开蒂尔西特时的确怀有对俄法同盟的些许幻想的话，那么这些幻想很快也就消散了。首先出现的是围绕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的争端，这是俄军于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占领的两个奥斯曼省份。俄国人希望吞并它们，以此抵偿战争费用——这是一场由奥斯曼帝国于1806年主动发起的战争。尼古拉·鲁缅采夫就任外交大臣一职也很可能加大了他们从土耳其身上索取补偿的胃口。由于这一吞并行动并没有被写入《蒂尔西特和约》之中，法国人声称他们也需要得到补偿，以平衡俄国的收益。亚历山大相信拿破仑曾在蒂尔西特会谈中鼓励他兼并这些省份，因此他被这一要求吓了一跳。然而，真正使其震惊的是法国要求得到西里西亚作为补偿。西里西亚不仅要比那两个土耳其省份有价值得多，而且是普鲁士残存省份里最富庶的一个。让普鲁士失去它既令亚历山大在弗里德里希·威廉面前蒙羞，也令普鲁士降为小小公国，完全不能防护俄国的西部边境。此外，西里西亚位于萨克森和华沙大公国之间，它们的君主都是萨克森国王。萨克森—波兰君主国是拿破仑在东欧最重要的前哨兼卫星国。如果拿破仑把西里西亚和它的大批波兰人口赠予萨克森—波兰君主国的话（这是很有可能的），俄国对波兰复活这一威胁的担忧就会急剧增长。
关于奥斯曼治下“公国”的争端是法俄之间就整个奥斯曼帝国未来所进行的谈判的附属品。这既反映了鲁缅采夫对奥斯曼领土的强烈欲望，也表现出法国毫不愿意将君士坦丁堡和通往地中海的通道交给俄国。这些讨论那时候却意外碰上了法国和俄国实现《蒂尔西特和约》条款时——这要求将大陆封锁体系施加到欧洲其余部分头上——所造成的危机。俄国人在这桩事中分摊的任务是迫使瑞典加入大陆封锁体系，他们在1808～1809年的战争中击败了瑞典，从而实现了这一目标（至少纸面上如此）。从俄国角度而言，这场花费高昂的战争的主要理由是它会导致俄国兼并芬兰，日后一旦发生冲突，这会让彼得堡在瑞典的进攻面前显得安全得多。和约于1809年9月在弗里德里希哈姆签订，亚历山大显得相当满意，他将鲁缅采夫晋升为首相[21]，给予了芬兰人堪称慷慨的自治程度。
与此同时，法国将大陆封锁体系强加到伊比利亚的尝试却发生了灾难性的错误。葡萄牙政府和王室在英国海军护送下逃到了巴西。他们现在完全依靠英国的善意生存，于是即刻让整个葡萄牙帝国向英国敞开贸易。拿破仑废黜西班牙波旁王室、试图接管西班牙的结果还要糟糕得多，这让亚历山大和鲁缅采夫因他们对拿破仑的支持而在彼得堡上流社会中遭到了更多的批评。拿破仑此举不仅让西班牙与英国展开贸易，还让整个西班牙帝国都与英国通商。西班牙的起义也让奥地利人相信，这也许是他们发起进攻的最后一次机会——拿破仑正被牵制在其他地方，而奥地利的财政还能够支撑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军队。
亚历山大曾指出：“我有理由希望这将成为加速欧洲实现整体和平的方法，那正是欧洲所急需的。只要英法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就不会有任何安宁。”他以此向弗里德里希·威廉解释为何要支持大陆封锁体系。亚历山大的一些顾问曾一直警告他，即便法俄联合施压，迫使英国谈判也只是幻想。现在亚历山大本人被迫承认，拿破仑的政策已经让俄国所需要的和平越发遥远。法国在西班牙的莽撞入侵已经给了英国“极大的优势”，还促使奥地利着手集结军队，可能引发欧洲大陆上规模更为庞大的战争。[22]
就在这危险的国际环境当中，亚历山大于1808年9月前往位于德意志中部的埃尔福特，这是蒂尔西特会谈之后让人等待良久的后续会晤。在盛大的庆祝活动和公共场合所表现出的一连串互相倾慕之外，两位君主间的关系却比前一年明显冷却下来。在一定程度上这只是反映了俄国的相对地位有所提高，因此就有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空间和更少的对拿破仑无限服从的需求。俄国早已从弗里德兰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法国的军队不再威胁性地部署在它的边境上。与此相反，他们正在西班牙苦战，或者等待与奥地利发生新一场战争的可能状况。法国需要俄国，因而放弃了对俄国吞并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的反对意见。作为回报，亚历山大许诺在奥地利挑起进攻的状况下支持拿破仑，但是由于这一点已经暗含在《蒂尔西特和约》之中，俄国人事实上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比起在埃尔福特的无意义谈判和协定，亚历山大和他的家人之间与会晤拿破仑相关的书信要有意思得多，因为它们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许多想法。就在皇帝动身前一周，他母亲写给他一封长信，恳求他不要出发。由于拿破仑劫持了西班牙王室家庭，玛丽亚皇太后因而对她儿子的人身安全状况深感紧张——他身处由法军驻守的外国城镇，被一位毫无顾忌和限制的人控制着。尽管她承认在蒂尔西特达成的和平是必需品，但她也阐述了对法同盟的危险后果。拿破仑操纵俄国，使其发动一场针对瑞典的、昂贵且不道德的战争，与此同时还阻止它与奥斯曼议和，甚至试图让自己干涉俄国与波斯的关系。更加糟糕的则是与英国关系破裂和坚持大陆封锁体系给国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贸易崩溃，基本必需品价格狂涨，官员薪水的实际价值减半——这让他们只能以偷盗养活家庭。国家岁入的下降和政府官员的道德败坏与腐败预示着危机。然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艰难处境和奥地利的再武装给俄国提供了与法国的敌人团结一致、终结它对欧洲主宰的机会。皇太后指出，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亚历山大如朝圣般拜访拿破仑并巩固法俄同盟的话，那对他的声望和俄国的利益都将是灾难性的。[23]
玛丽亚的主张并不新鲜。亚历山大的许多外交官都能够提出同样的观点，托尔斯泰伯爵还时常在他发自巴黎的急件里强调这些论调。然而，让亚历山大忽略他手下官员们的意见要比让他忽略母亲的看法容易得多。尽管时常被玛丽亚激怒，但他在内心里不仅是个忠诚而礼貌的儿子，还是个深爱母亲的儿子。所以在动身前往埃尔福特之前，亚历山大在一封写给她的漫长手写书信中阐述了他的对外方针，并对其加以辩护。
亚历山大在书信开篇时表示，在这样一桩极为重要的事项上，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俄国的利益与福祉——这是他全部关心所倾注的地方。如果他让自己被无知、浅薄且漂浮不定的公众舆论所左右的话，那将是“罪恶”的。与之相反，他必须依靠自己的良心与理性，用眼睛径直观察真相，不屈服于虚假的希望或情感。此时的基本事实是，法国十分强大，它甚至要比俄奥两国合在一起都强大得多，处境也要好得多。连18世纪90年代被治理不当和内战削弱的法兰西共和国都能够击败全欧洲，那么人们对法兰西帝国又该说什么呢？统治它的专制君主同时是一位军事天才，它还有一支在15年战争锤炼过的老兵组成的军队作为支柱。认为在西班牙的少数几场失败就能严重影响这一霸权的想法是幻觉。
俄国此刻的救赎赖于避免和拿破仑发生冲突，只有让他相信俄国与其共享利益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必须投入到这一点上，以便让我们自由呼吸一段时间。在这段宝贵时间里，我们可以积累自身的资源与力量。但我们必须在完全沉默的状况下做到这一点，不把我们的军备和准备工作公之于众，也不能在公众面前高声指责我们不信任的这个人。”不去与拿破仑进行准备很久的会晤将激起他的猜疑，在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刻，这可能会是致命的。如果奥地利在这时发动战争，那是对自己的利益与缺点视而不见。必须尽一切手段把奥地利从这一愚行中拯救出来，保存它的资源，直至这些资源能够用于集体利益的时刻到来为止。但是这一时刻尚未来临，如果前往埃尔福特的远行结果是“阻止如此可悲的一场灾难”（亦即奥地利的战败与毁灭）的话，它带来的利益就足以抵消与拿破仑会面的一切不快之处。[24]
有充分理由相信亚历山大这封给母亲的信出自真心。然而，亚历山大了解她对拿破仑的厌恶，因此有可能夸大了他对法国君主的反感与不信任。亚历山大没有理由在给他妹妹叶卡捷琳娜写信时做出这种伪饰——她可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信赖的人。在离开埃尔福特、与拿破仑虚情假意地告别后，他在给她的信中这样说：“波拿巴觉得我只是个白痴，‘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长久！’我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25]
在埃尔福特会晤后的6个月里，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避免法奥战争发生。亚历山大和鲁缅采夫都确信，一旦战争到来，奥地利将无望得到德意志的暴动或英军登陆的有效帮助。哈布斯堡的军队必定会被击败，而奥地利要么会被毁灭，要么就会被削弱到只能沦为法国卫星国的地步。那时俄国将是剩下的唯一能够抵抗拿破仑主宰全欧洲的独立大国。皇帝依然对法俄同盟保持忠诚，因为这是为俄国争取时间的唯一方法。如果彼得堡公开站到奥地利一边，拿破仑不仅将在俄国的援助到来之前就歼灭哈布斯堡军队，随后还会把他的全部力量都转向远未做好生死一战准备的俄国。
亚历山大拒绝了拿破仑让法俄两国联合对维也纳发出警告的要求，一部分原因是他不希望冒犯奥地利人，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担心俄国对法国太过强烈的支持甚至有可能鼓励拿破仑本人主动发起旨在消灭哈布斯堡君主国，或是单纯劫掠奥地利金库以供养他麾下规模膨胀的军队的战争。虽然如此，他还是向奥地利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对拿破仑发起进攻，《蒂尔西特和约》中规定的相关职责将迫使俄国加入法国一方作战。另外，由于亚历山大认为奥地利的军备工作只能用对法国入侵的担忧来解释，他也做出了许诺，如果奥地利人部分解除武装，俄国就会做出公开保证——在法国主动进攻的状况下前来援助奥地利。甚至直到1809年4月10日战争爆发时为止，亚历山大都无法相信奥地利会冒着近乎自杀的危险进攻拿破仑。当这一切真的发生后，皇帝指责哈布斯堡政府竟让自己被公众意见和它本身的情绪所裹挟。[26]
奥地利对拿破仑的进攻让亚历山大别无选择，只能对奥宣战。如果他没能履行条约上明确规定的职责，俄法同盟就将崩溃，俄国与法国可能会在数周内兵戎相见。尽管俄罗斯理论上是奥地利的敌人，但它最主要的战争目标则是让奥地利帝国尽可能少受削弱。俄国最不希望去做的事就是削弱奥军，因为它的存在是抵制拿破仑向哈布斯堡施加毁灭性和平条件的主要保障。此外，俄国人还强烈反对华沙大公国增添任何领土。因此，入侵奥属加利西亚（Galicia/Галиция）的俄军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避开哈布斯堡军队和妨碍大公国（它在名义上是俄国的盟友）的波兰军队推进上。这样的战术当然无法掩人耳目，在俄军的信件被波兰人截获、意图被公之于众后更是如此。拿破仑大为恼怒，他此后再未真正确信法俄同盟有效。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战争会以奥地利战败告终。在1809年10月签订的《申布伦（Schönbrunn）和约》中，拿破仑把加利西亚的一大部分交给了波兰人，以此完成了自己对亚历山大的复仇。
奥地利和法国间的战争标志着俄法同盟终结的开端，但1809～1810年冬季的两个新进展又在表面上让两国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同盟。拿破仑赞同他的驻俄大使阿尔芒·德·科兰古的意见，认为应当起草一份法俄协定，消除俄国对可能发生的波兰复国的恐惧。大约在同时，他还和妻子约瑟芬（Josephine）皇后离婚，转而向亚历山大的妹妹求婚。拿破仑正在追求一位俄国女大公的流言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早在1808年3月，异常忧心的玛丽亚皇太后就曾询问驻巴黎大使，探究这桩事是否有成真的危险。拿破仑此时的明显目标是叶卡捷琳娜女大公。要是这位精力极其充沛、意志十分坚强的少女与拿破仑结婚，日后的发展将是有趣且令人激动的。然而，不管叶卡捷琳娜有多少野心，她都受不了嫁给科西嘉歹徒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消除这桩婚姻的任何可能性，她在1809年转而嫁给了远房表亲奥尔登堡的格奥尔格（Georg）亲王。当拿破仑的求婚提议传到彼得堡时，唯一还有可能的俄国新娘就是刚刚年满16岁的安娜女大公。[27]
亚历山大很不欢迎拿破仑向安娜求婚。他既不愿意把妹妹嫁给波拿巴，也不愿意拒绝联姻，侮辱法国皇帝。帕维尔一世曾在他的遗嘱中声明，他女儿的婚姻应当由她们的母亲决定，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亚历山大回避此事的极好借口，不过他以屈从于区区一位妇女的方式为自己的无能辩护的做法，也证实了拿破仑对他性格弱点的怀疑。亚历山大担心皇太后会在这件事上大发雷霆，但事实上母亲和儿子对此看法却完全一致，这只是他们在政治问题上观点愈加一致的一个标志而已。玛丽亚当然被联姻的想法吓坏了，但她也完全理解惹恼拿破仑的危险性。她在给女儿叶卡捷琳娜的信中说，亚历山大已经告诉她俄国的西部边境十分脆弱，连能够控扼预期入侵路线的要塞都没有：“皇帝告诉我，如果上帝给他5年的和平，他会拥有十座要塞，财政状况也会变得良好。”皇太后承认这样的事实——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己是皇室的责任，但她无法忍受把还是个孩子的女儿送给拿破仑的想法。两个年纪较长的女儿早早出嫁、最终都死于难产的事实强化了她的反应。叶卡捷琳娜女大公最终提出了这样的折中回复：不要当即拒绝拿破仑，而是告诉他，皇太后在失去了两个女儿之后，已经决心不让最后一个女儿在18岁之前结婚。[28]
俄国的半拒绝回应于1810年2月送抵拿破仑手中，他在那时早就转向了第二候选者，已经在名义上与奥地利皇帝的女儿玛丽-路易丝（Marie-Louise）女大公结婚。亚历山大把对拿破仑同时与两国宫廷谈判的愤恨和对法国与奥地利联姻将加速法俄同盟崩溃、俄国孤立的深重担忧都埋藏起来。几乎与此同时，他还震惊地得知，拿破仑已经拒绝正式批准阻止波兰复国的协定。拿破仑向俄国人保证他无意恢复波兰王国，但他不能签署让法国阻止任何人——包括波兰人自己——如此行事的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关于协定辞令的争端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人能够让拿破仑遵守他签署过的任何协定，他忠实于条约的记录也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然而在俄国人眼中，拿破仑连在波兰问题上伪装迎合俄国意愿都不肯做，这就让他的行为显得越发可疑了。法俄关系从此刻开始急剧下降，一直持续到1812年6月战争爆发为止。绝非巧合的是，新任战争大臣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在1810年3月初起草了他关于俄国西部边境地区防御法军进攻方法的第一份备忘录。[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