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大陆封锁体系开始给俄国造成巨大困难。亚历山大一直承认，俄国坚持加入拿破仑对英国的经济封锁是“我们（与法国）联盟的基石”。如果要恢复俄英关系，那么就会粉碎《蒂尔西特和约》的核心，让俄国与拿破仑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出于这一理由，在1812年6月法军真的越过边界之前，他都忍住不去做这件事。然而到了1810年，他显然必须要有所作为，以此来减轻大陆封锁体系给俄国造成的损失了。[30]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纸卢布价值的崩溃，到1811年为止，它已经几乎是帝国的俄罗斯核心地带中唯一的一种通行货币。在1804年6月，纸卢布的价值一度相当于同面值银卢布的3/4还多，到1811年6月，它的价值就不足银卢布的1/4了。这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国家负担它在1805～1810年巨额军事开支的唯一方法就是印发越来越多的纸币。其次，大陆封锁体系与经济和政治上总体的不确定性导致商业信用崩溃，甚至连银卢布在1807～1812年都相对于英镑贬值了1/5，纸卢布对外币的汇率更是直线下跌。这对在芬兰、摩尔达维亚、高加索和波兰作战的俄军部队的维持费用有巨大影响：据科兰古估算，在（俄国）与瑞典的战争中，每名士兵每天要消耗亚历山大相当于15银法郎的费用，他评论说，“瑞典战争正在毁灭俄国”。到1809年为止，国家收入不足支出的一半，危机正在迫近。那一年政府税收的实际价值只是5年前的73%。在俄国需要准备对抗拿破仑帝国时，这简直就是潜在的灾难。[31]
政府针对这一危机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反应措施。它发出了响亮的声明，保证将纸卢布视为国债，届时可以兑取现金。不会再允许印刷纸币。所有一切不必要的开支都会被裁掉，同时开征新税。最重要的是，所有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进口都将被立刻禁止或征收高额关税。与此同时，停泊在俄国港口、运输俄国出口货物的中立国船只将得到鼓励和保护。紧急开征的新税只带来了很少的现金，当战争于1812年再次爆发时，不再印刷纸币的保证也被忘记了。但进口禁令和对中立国船只的鼓励的确当即对俄国贸易和财政产生了影响。
不幸的是，它们也给拿破仑造成了很大影响。他声称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俄国从法国进口的商品——这事实上是不确切的。他指出中立国船只被俄国当作对英贸易的掩护——这一点就要真实得多。由于他本人当时正在兼并北德意志的许多地区，以便收紧对贸易的控制，俄国与法国的政策可谓是截然相反。然而，哪怕是在法国的抗议面前，亚历山大也拒绝让步。他指出是必要的需求迫使他做出这些改变，而在不触及条约约束的前提下决定关税和贸易规则，也是他作为主权国家统治者的权利。
同他的倔强有关的是可怕的金融危机和俄国的自尊。大陆封锁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从针对英国的经济战争手段，变成了法国榨干欧洲其余部分以扩张自己的贸易与岁入的政策，倘若皇帝和鲁缅采夫没有正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们都会更倾向于妥协。当拿破仑要求基本断绝俄国对外贸易时，他却正在给法国商人颁发越来越多的对英贸易许可证。给俄国的伤口上撒盐的是，携带此类许可证的法国船只甚至时常试图在俄国境内出售英国货。正如科兰古告诉拿破仑的那样，当法国本身都越发回避对英经济战争时，法国是难以期望俄国接受这一战争代价的。许多俄国国务活动家早已开始指责大陆封锁体系的后果。然而到1812年年初时，就连鲁缅采夫都承认拿破仑的政策完全缺乏诚实和连续性，他告诉约翰·昆西·亚当斯，“许可证制度是建立在谎言和不道德基础上的”。[32]
然而到那时为止，关键的问题早已不再是法国与俄国之间的具体分歧，而是拿破仑正在明确准备对沙皇的帝国发起大规模入侵。在1812年1月初，法国战争大臣吹嘘说，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拿破仑的军队已经达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良好装备、训练和补给程度：“我们已做了超过15个月的准备工作”。考虑到法国在1812年之前的安全水准，这种吹嘘是在俄国情报人员耳力范围之内的。俄国人事实上对法军的意图和准备工作异常了解。早在1810年夏天，一大批通常都十分能干的年轻军官就被派到俄国遍布在各个德意志宫廷里的使团中担任武官。他们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在德意志范围内，最大的情报来源是自1810年1月起由克里斯托夫·利芬领导的俄国驻柏林使团。准备入侵俄国的拿破仑军队中的大部分单位要么会越过普鲁士进军，要么就部署在普鲁士境内。由于普鲁士人厌恶法国人，因此可以毫无困难地获得大量与这些部队及其动向相关的消息。[33]
截至此时，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则是俄国驻巴黎外交与军事代表团。彼得·托尔斯泰在1808年10月被召回，与拿破仑打交道的大使换成了亚历山大·库拉金。虽然如此，到了1810年，库拉金也被拿破仑甚至亚历山大和鲁缅采夫都晾到一边去了。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位已经受尽痛风折磨的大使于1810年初在奥地利使馆举办的大型舞会上被严重烧伤——此次舞会是为了庆祝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女大公的婚礼。不过，这也是因为身处巴黎的两位年纪更小又极有能力的俄国外交官使他相形见绌。
这两人中的一位是卡尔·冯·内塞尔罗德伯爵，他先后在托尔斯泰和库拉金手下担任使团二把手。内塞尔罗德事实上通过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与亚历山大保持着直接联系。另一位俄国人则是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他不是外交官，而是禁卫骑兵团的军官、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也是皇帝此前的侍从。在被任命为驻巴黎使团副团长时，内塞尔罗德27岁。当切尔内绍夫受亚历山大派遣把私信转交给拿破仑时，他只有22岁。之所以两人的职业生涯变得十分出众，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关键的这几年里他们在巴黎的出色表现。内塞尔罗德和切尔内绍夫将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分别担任外交大臣和战争大臣。
这两个年轻人在某些方面截然不同。卡尔·内塞尔罗德来自莱茵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父亲为普法尔茨选侯效力的事业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选侯因他妻子迷恋年轻的威廉伯爵而将其辞退。在为法国和普鲁士国王效力后，威廉·冯·内塞尔罗德成为俄国驻葡萄牙大使，他的儿子卡尔出生在那里，并在英国驻里斯本公使馆教堂受洗为圣公会（英国国教）教徒。卡尔·内塞尔罗德直到青春期末尾才体验到俄国的生活，但他后来娶了财政大臣德米特里·古里耶夫的女儿，这巩固了他在彼得堡上流社会中的地位。内塞尔罗德是一个冷静、圆滑，有时甚至是十分谦逊的人。这导致一些观察家未能注意到他出色的智力、敏锐与坚定。
没人会说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为人谦逊。与此相反，他是个自我鼓吹的天才。切尔内绍夫来自俄罗斯贵族阶层。他的舅舅亚历山大·兰斯科伊（Aleksandr Lanskoy/Александр Ланской）曾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之一。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最初是在库拉金公爵于1801年为庆祝沙皇加冕举办的舞会上博得了亚历山大皇帝的注意。他当时年仅15岁，却以自己的稳重、机智和自信打动了皇帝，让他成了一名皇家侍从。对一位在上流社会中光彩照人、总喜欢出风头的优雅帅气年轻人来说，这是个相当合适的起点。切尔内绍夫曾致信一位军官同伴，称其“充满了任何希望令自己知名的人都会有的高贵雄心”。这必然也是他的自我写照。但切尔内绍夫不仅有雄心和光辉外表，他还是个拥有杰出智慧、勇气和决心的人。尽管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但他和同时代的其他聪明贵族军官一样，洞察力远远超过狭窄的军事世界。就像内塞尔罗德的报告有时会讨论大战略一样，切尔内绍夫也深刻领会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政治环境。[34]
两位年轻人一起经营俄国在巴黎的谍报行动。这有助于他们对法国的意图达成共识，并成为坚定的朋友。总的来说，正如人们会预计到的那样，内塞尔罗德的资料主要是外交方面的，而切尔内绍夫的则大多在军事方面，但这些资料有许多重叠部分。例如，内塞尔罗德曾获得了关于华沙大公国军事资源的一份报告。他花了大笔金钱购买秘密文件，为得到某些备忘录支出了3000～4000法郎。有迹象表明，时任法国警务大臣的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和前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都曾是这些资料的提供者，但十分明智的内塞尔罗德并没有在他的报告中提到是否存在其他中间人，也没有表明酬金的具体安排和文件的获得方式。
他购买或以其他方式获取的信息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以其中一份报告为例，它关注了拿破仑在朗布依埃宫（Rambouillet）停留时期的怪癖、饮食习惯和越发健忘的表现。考虑到拿破仑帝国的存亡和欧洲的命运很大程度上都系于这个人的生命与健康，这样的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内塞尔罗德乞求斯佩兰斯基确保只有他和皇帝能够看到或提到这一资料。拿破仑的此类行为细节极其私密，任何泄漏都会导致他的情报来源暴露。关于买来的另一份备忘录，内塞尔罗德也提出了类似的完全保密请求，它详细列出了法国在俄国西部边境的情报活动，提到了许多姓名。内塞尔罗德补充说，他得到这份文件的源头极为宝贵，如果善加保护的话日后可以得到更多的此类文件。关键的一点是，俄国反间谍部门必须监视文件上提到的个人，但在逮捕时需要采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情报来源的方式。[35]
也许内塞尔罗德买到的最重要一份文件是法国外交大臣尚帕尼（Champagny）于1810年3月16日，换言之恰恰是在拿破仑迎娶俄国公主的计划失败、他拒绝批准关于波兰的协定、巴克莱·德·托利正在起草他关于俄国西部边境防御的第一份报告的决定性转折点上，应拿破仑要求呈递给皇帝的关于法国未来外交政策的绝密备忘录。尚帕尼写道，地缘政治和贸易意味着英国是俄国的天然盟友，这两个大国间的修好是可以预料的。法国必须回到它扶植土耳其、波兰和瑞典的传统政策上去。例如，必须确保土耳其准备好在未来与俄国发生战争时成为法国盟友。事实上，法国代表已经为此在奥斯曼帝国秘密展开工作。
至于波兰，哪怕连尚帕尼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方案都是把西里西亚交给兼任华沙大公的萨克森国王，以此增进他的实力。尚帕尼称之为“更宏大、更具有决定性，也许更适合陛下天才”的第二方案则设想在对俄战争取得胜利后全面重建波兰。这需要把俄国边界推到第聂伯河（Dnieper/Днепр）以外，让奥地利东进对付俄国，用伊利里亚（Illyria）补偿它交给新生波兰王国的波兰土地。无论如何，普鲁士都必须被毁灭，因为它是俄国在欧洲施加影响力的前哨。短短几周内，这份备忘录就出现在了亚历山大的书桌上。在当时的环境中，它的内容充满了爆炸性。[36]
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手下也有许多固定的、开支薪水的特工。其中一人在拿破仑政府心脏附近的国务委员会工作，另一人在军事行政部门工作，第三人则在战争部的某个关键部门工作。至少在某些偶然时刻，还有更多的特工为其效力。较之内塞尔罗德购买的大部分备忘录，刊印的文件提供了更多关于他们报告内容的细节。从关于国内政治状况、在西班牙处境的概要备忘录，到关于给步兵营重新配属火炮的细节信息，为未来战役组织的运输和后勤工作，关于新武器装备的报告，一切应有尽有。
其中一些文件口径明确地指出，法国即将与俄国发生战争。切尔内绍夫报告说，拿破仑正在迅速扩张他的骑兵规模，他的做法证明了“他有多么害怕我们的骑兵优势”。特别的马车——较之之前型号更大、更坚固——被建造来适应俄国的环境。切尔内绍夫曾化装进入一座生产马车的工场，并绘制了相关草图。他报告说自己的一个情报来源表示，拿破仑打算让他的中央纵队发动决定性一击，它将在皇帝本人率领下向维尔纳推进。拿破仑希望能够在俄国西部边境地区征募到大批波兰士兵。也许切尔内绍夫手下最有价值的特工是位于战争部核心的官员，他此前就在为俄国效力，但切尔内绍夫将其价值发挥到了极致。战争部每个月都会出版一本列出了军中每个团数目、行动和部署的秘密簿册。这一簿册的副本在每次出版后都会送到切尔内绍夫手上，他则在一夜之间将其复制完毕。俄国人因此可以了解到拿破仑大军向东重新部署的精确细节。正如切尔内绍夫本人评论的那样，考虑到此次重新部署的庞大规模和花费，说它不会以战争告终是难以想象的。[37]
切尔内绍夫和内塞尔罗德都远非仅仅购买秘密备忘录的人。他们在巴黎上流社会中活动，以此搜集了大量信息。其中一些信息是由厌恶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人提供的，但绝非所有信息都是这样获得的。尤其是切尔内绍夫，他被纳入了拿破仑家族和私人圈子的核心。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曾致信亚历山大，表示普鲁士外交官报告说切尔内绍夫“与许多要人的关系为他提供了其他人所没有的手段和机遇”。由于内塞尔罗德和切尔内绍夫所具备的才智与政治上的练达手腕，他们可以对收到的大量信息进行评估，并以十分精明的倾向将其压缩到在寄往彼得堡的报告中。例如，这两个人都煞费苦心地纠正亚历山大的幻想——只要西班牙战争还在继续，拿破仑就不会或不能进攻俄国。他们强调了拿破仑所掌控的庞大资源，也指出了他因准备俄国战局而产生的国内问题。两人都报告说，战争被拖得越久，拿破仑越深入俄国内地，他的处境就越绝望。[38]
切尔内绍夫从巴黎呈交给巴克莱·德·托利的最后一份报告体现了他总体看法与手法的特点，也表明了这位年轻上校致信在年龄和军阶上都远高于他的战争大臣时所拥有的贵族式自信心。他注意到，“我时常同拥有美德与广博知识而且不喜欢法国政府首脑的军官谈话。我曾询问过他们这样的问题：考虑到作战地区、对手的实力与特点，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采取怎样的战略才最好”。这些法国人一致告诉他，拿破仑渴望大会战和速胜，因此俄国人应当避免给予他想要的东西，转而以轻型部队骚扰他。法国军官告诉他，“我们（指俄国人）在此次战争中应当采用的战争方式是法比乌斯（Fabius），当然还有威灵顿勋爵已经提供了最好范例的方式。自然，我们的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大部分作战区域都是开阔乡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后方保持大规模后备部队、不至于让一场会战就导致战争失败是十分关键的。但是假如俄国人能够“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三次战役，那么即便我们没有赢得大胜，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欧洲将被从它的压迫者身下解救出来”。切尔内绍夫补充说，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他自己的观点。俄国必须动员它包括资源、宗教和爱国主义在内的一切，来维持一场漫长的战争。“拿破仑的目标和希望都直接指向集中足够的力量发起毁灭性打击，在一场战役中决定局势。他强烈感到自己无法远离巴黎超过一年，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两三年的话，他就会失败。”[39]
从1810年夏季开始，对亚历山大和他的大部分主要顾问来说，战争不可避免而且会很快到来就是清楚的事实。就最好状况而言，它的爆发也许能够拖延一年左右。在这一状况下，关键点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战备工作被分成了三个独立范围：纯粹的军事计划和准备（这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确保俄国在与拿破仑作战时盟友尽可能多、敌人尽可能少的外交努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果俄国要从拿破仑入侵的巨大震荡中生存下来的话，政府还需要创造尽可能大的内部团结与一致。尽管在理论上互相独立，但军事、外交和内政领域事实上存在重合的部分。例如，普鲁士到底是在俄国阵营还是敌方阵营作战，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亚历山大在军事上采取攻势还是守势战略。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由于战争的逼近，军队的影响力，尤其是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的影响力随之增长。例如，战争大臣坚持有必要立即终止与奥斯曼人的战争，从而入侵了外交领域。他也强调了提升人民士气和民族自豪感的关键性。在1812年2月初写给亚历山大的一封重要信件中，除了军事准备方面的单纯考虑外，巴克莱还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努力鼓舞俄罗斯本国人的士气和精神，唤起俄罗斯投入到一场战争之中，它的拯救和存在正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我在这里大胆补充一点，最近的20年中，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压制一切真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东西，但一个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传统习惯与价值观的伟大民族是要迅速走向衰落的——除非政府停止这一动作，并采取措施促使民族复兴。难道有什么会比对君主和国家的热爱、一种想到他自己是十足俄国人时的自豪感更能有助于这一（鼓舞）进程吗？只有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主导动作，才能带来这些情感。[40]
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自然不是一个民族学意义上的俄罗斯人。他的家族源自苏格兰，于17世纪中叶定居在波罗的海地区。对大部分俄罗斯人而言，他只不过是又一个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而已。在1812年战局中，这一点让他成了许多俄国人猛烈攻击和毁谤的目标。但在他于1812年2月给亚历山大的建议中，巴克莱却恰好附和了“老俄罗斯人”和“孤立主义者”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曾反复叙说多年的话语。在彼得堡，“老俄罗斯人”阵营里最著名的公众人物是海军将领亚历山大·希什科夫（Aleksandr Shishkov/Александр Шишков），在莫斯科则是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Fedor Rostopchin/Фёдор Ростопчин）伯爵。俄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以及一份爱国主义刊物的主编谢尔盖·格林卡（Serge Glinka/Сергей Глинка）都与罗斯托普钦关系亲近。卡拉姆津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没有个人政治野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亚历山大·希什科夫是位海军将领，但他从1797年起就没有在海上服役，行为举止与其说像位军官还不如说像位教授。在个人关系中，希什科夫是个善良又慷慨的人，但在捍卫他投入了一生中许多时间的事业——保护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和它的古老斯拉夫根基，使其免遭外来的西方词汇与概念的腐蚀——时，他就成了一只老虎。
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有与卡拉姆津和希什科夫一样的热忱，希望保护俄罗斯文化与价值观不受外来影响。他在1807～1812年出版的小说故事都指向这一目标，产生了显著效果。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西拉·博加特廖夫（Sila Bogatyrev/Сила Богатырев）是位代表俄国传统价值观、完全不信任所有外国人、严肃认真的乡绅。在他看来，法国家庭教师们正在腐蚀俄国年轻人。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正在被英国人操纵、被法国人戏弄，为了他们的利益牺牲自己的鲜血与财富。和卡拉姆津、希什科夫不同的是，罗斯托普钦极为野心勃勃，是一位老练的政客。作为帕维尔一世的宠臣，从帕维尔去世开始，他就被撵下了台。亚历山大不相信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他们的主张。他尤其讨厌罗斯托普钦。这位伯爵的确在许多方面是个无情又不讨人喜欢的人。他尽管是个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却缺乏卡拉姆津或格林卡那样对普通俄国人的慷慨或温暖情感。与此相反，在罗斯托普钦看来，“暴民们”永远不值得信任，必须通过压制和操纵加以管理。
罗斯托普钦是个敏锐而有趣的健谈者。他可以显得口无遮拦。据说罗斯托普钦曾谈到奥斯特利茨是上帝对亚历山大的惩罚，因为他曾参与推翻其父亲的行动。皇帝在表现高姿态时非常谨慎，对拿他开涮的愚蠢评论并不客气。父亲遭遇谋杀和他本人在奥斯特利茨灾难中的角色是他生命中最苦涩的回忆。但亚历山大也是个敏感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有时甚至要使用不喜欢的人，尤其是在极度危急的关头——例如即将与拿破仑展开的战争。不管他有多么不喜欢罗斯托普钦、多么不相信他的想法，亚历山大都知道这位伯爵是个能干且坚定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是个手腕娴熟的政客。最重要的是，他是个优秀的宣传家，绝对忠于政权，又能操纵大众的情感——在发生于俄国土地上的战争中，他们的举动关系重大。罗斯托普钦在1810年得到了宫廷中的高位，但是亚历山大却鼓励他不要过多出面。他被保留起来，以备需要时使用。[41]
让亚历山大和罗斯托普钦恢复联系的人是叶卡捷琳娜女大公。叶卡捷琳娜出嫁之后，她的丈夫于1809年被任命为俄国中部三个省份的督军。他和他的妻子把住所设在距离莫斯科很近的特维尔（Tver/Тверь）。叶卡捷琳娜在特维尔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既聪明又有抱负的访客，其中就包括罗斯托普钦和卡拉姆津。她身为皇室中最“俄罗斯人”一员的名声广为人知。正是她委托尼古拉·卡拉姆津撰写《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的札记》，这是对“老俄罗斯人”观点最有影响力也最著名的表述。札记并未对公众意见产生影响。这本著作是单单为了让亚历山大过目而设计的。考虑到札记中对政府政策的尖锐批评，在当时它是绝不可能刊行的。其后的数十年中，知道它的人也只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卡拉姆津于1811年2月把札记交给了叶卡捷琳娜。当亚历山大在下个月和他的妹妹一起待在特维尔时，叶卡捷琳娜召来卡拉姆津，让他与皇帝会面，向亚历山大朗诵札记中的段落，与君主讨论书中的思想。
卡拉姆津尖锐批评了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俄国外交政策。在他看来，帝国卷入了本不该关注的争端，时常无视自己的利益。诡诈的英国人总是敏锐地利用其他国家，让它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承担英国与宿敌法国间斗争的主要责任。至于法国和奥地利，不管其中哪个帝国主宰欧洲事务，都会嘲弄俄国，称其为“一个亚洲国度”。除了反映俄国这些根深蒂固的不安与怨恨外，卡拉姆津也做了许多具体批评。在1806～1807年冬季，俄国要么就该大举增援本尼希森所部，要么就该与拿破仑议和。在蒂尔西特签署的现行和约是个灾难。俄国最主要的利益是，波兰必须永远无法复活。允许创立华沙大公国是个重大错误。为了避免波兰复国，就无疑要把西里西亚留给拿破仑，还要放弃普鲁士。这是不幸的，但在外交事务中，人们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与法国的同盟有根本性的缺陷。
我们应当欺骗拿破仑吗？事实就是事实。他知道我们在内心憎恶他，因为我们害怕他；在上一次奥地利战争中，他有机会观察到我们过于可疑的热情。我们的矛盾心理不是一个新错误，而是《蒂尔西特和约》给我们所处的地位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难道可以轻易信守支持天然敌人、增加他权势的诺言吗？[42]
对亚历山大内政方针的总结甚至可能显得更富有批评性。亚历山大一直让叶卡捷琳娜了解到他与斯佩兰斯基的讨论，而她将其中一些转达给了卡拉姆津。《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的札记》的核心部分是对专制政体的辩护，认为它是唯一能够让俄罗斯帝国免于崩溃、确保有序发展的政体。然而对卡拉姆津而言，专制政体并不意味着暴政。专制君主在统治时必须与贵族和乡绅保持和睦，就像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做过的那样。国家和社会绝不能分离，绝不能让前者只是命令后者。卡拉姆津承认帕维尔事实上行事专横，但是在他过世后，亚历山大就应当回到叶卡捷琳娜的基本统治原则上去。与此相反，他却允许引入外国官僚制度模式，如果它继续发展下去，就会把俄国变成某种拿破仑式的官僚专制主义。植根于俄国统治阶层中的贵族在政府中的地位将被在上流社会毫无地位的普通官僚们所取代。此外，如果农民被解放的话，无政府状态将接踵而至，因为官僚制度在管理乡村时显得太过虚弱。[43]
卡拉姆津的论述很有意义。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统治时与“政治国民”亦即精英阶层关系融洽。此后数十年里却出现了一个在社会上甚至在传统精英中都没有坚固根基的官僚制君主政体，那将成为在此后更长一段时间内导致帝制孤立并最终衰亡的主要因素。另外，就卡拉姆津指向斯佩兰斯基的批评而言，它们大部分是不公平的。俄国的管制水平十分糟糕，它要是想实现繁荣，就需要大得多也专业得多的政府机构。社会是无法用让贵族从宫廷高位跃入政府顶级职位那样的老方法控制正在发展的官僚机器的，只有法治和代议机构有望实现这一目标，而斯佩兰斯基——可能卡拉姆津并不知道这一点——正在计划引入它们。
然而，即便卡拉姆津了解到斯佩兰斯基的全部计划，他也依然有可能反对它们。考虑到外省乡绅的文化水平，他很可能认为引入代议制议会过于早熟了。他必定会争辩说，在与拿破仑展开大战前夕的狂乱时刻，基本政体的改革会使俄国陷入动乱。与斯佩兰斯基的大部分敌人不同，卡拉姆津并不是由私仇或野心驱动的。虽然如此，他还是有可能向亚历山大指出，大部分俄国贵族视斯佩兰斯基为雅各宾派、拿破仑的崇拜者兼叛国者，在一场全国团结至关重要、战争努力将在极大程度上依靠俄国贵族和乡绅志愿奉献的战争前夕，这一事态是十分危险的。
事实上，皇帝作为政治人物的能力过于出色，以至于他不用旁人指点，就自己领会到了这一点。1812年3月，斯佩兰斯基惨遭免职和流放。在战争爆发前的若干个星期里，亚历山大工作得过分劳累，压力极大。他也厌恶像斯佩兰斯基去职之前两人进行的漫长私人会面那样的冲突。皇帝还被斯佩兰斯基关于他优柔寡断的讥讽评论——这是彼得堡的小道消息忠实传递出来的——激怒了。其结果是皇帝歇斯底里般的暴怒，并激化到威胁要枪毙斯佩兰斯基。由于亚历山大有时候相当喜欢表演，而这次他的听众是个极为愚蠢又深受其感染的德意志教授，我们可以把这一切歇斯底里的表现当成一位优秀演员的发泄演出。亚历山大在斯佩兰斯基倒台后的行为实际上体现出了一位政治家的冷酷理性主义。斯佩兰斯基在某种程度上被亚历山大·希什科夫取代了，他于次月被任命为皇帝秘书，在此后的战争年代中主要被用于起草呼吁俄罗斯人民做出爱国主义回应的文稿。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于5月被提名为莫斯科督军，负责管理这座城市，维持城中士气，莫斯科不仅是军队在后方的主要基地，也对维持帝国内陆地区的公众战争热情十分关键。
至于战争的外交准备工作，亚历山大并未努力与英国修补关系。这在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希望尽可能久地拖延战争爆发，不让拿破仑有合法借口入侵俄国。他也知道，一旦战争开始，英国就会自动成为他的热心盟友，所以准备工作是没有必要的。无论如何，英国不能给在俄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提供太多的直接帮助，尽管它在1812～1813年冬季提供的101000支步枪是十分有用的。然而就间接帮助层面而言，在西班牙的英国人做出了比他们1808年之前任何经营都大得多的工作。威灵顿和他麾下部队的表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英军及其指挥官的看法，也在1810年时体现出战略撤退、焦土抵抗和野战工事何以能令占据数量优势的法军精疲力竭，并最终使其毁灭。威灵顿于1812年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取得的大胜不仅鼓舞了所有拿破仑敌人的士气，也确保了上万名法军依然要被束缚在伊比利亚半岛。
然而，1812年之前的关键问题在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将以何种方式行动，但俄国外交正是在此处遭遇了非常艰巨的斗争。的确，鲁缅采夫——甚至可能是亚历山大——顽固坚持保有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并无助于事态发展。在维也纳，有些影响力很大的人物视俄国为比法国更大的威胁——因为拿破仑的帝国很可能是短暂的，而俄罗斯帝国则将长期存在。无论如何，不管俄国做了什么，奥地利都很可能会加入拿破仑阵营。
弗朗茨（Francis）二世羞愧地承认存在针对俄国的法奥军事协定，更让他难堪的是，这份协定的条款是由在巴黎的俄国谍报人员发现的。但他告诉俄国公使施塔克尔贝格（Stackelberg）伯爵，他是出于保全奥地利帝国的“绝对必要”才被迫加入这一协定的；弗朗茨补充说，同样的必要性导致他把自己的女儿牺牲给了拿破仑。基本的一点是，奥地利在1810年做了一个和俄国在蒂尔西特时类似的决定。与拿破仑对抗实在太过危险。再一次失败便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和他们的帝国就此终结。奥地利以倒向拿破仑一边的方式保证它得以存续，等待更好的时机。如果法兰西帝国继续存在下去，奥地利就会成为它的头号卫星国。如果拿破仑的帝国反而崩溃的话，恢复实力后的奥地利所处的位置可以让它获取许多好处。1809年时俄国和1812年时奥地利的重要不同点在于，哈布斯堡王朝处于虚弱得多也更加危险的地位。因此，哈布斯堡在1812年支持拿破仑的战争努力要比俄国在1809年对抗奥地利的战役中认真得多。无论如何，两个帝国1812年时仍然自始至终悄悄保持着外交关系，奥地利人也坚守了他们在战争前夕做出的许诺，绝不把他们派出的辅助部队规模扩大到3万人以上，而且将会让部队经过华沙大公国进入俄国，以此确保俄奥两国在加利西亚的边界中立化。[44]
普鲁士的处境就更为明确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厌恶拿破仑，也害怕拿破仑。如果双方的其他状况都均等的话，他显然会倾向于同俄国结盟，但实际状况并不均等。普鲁士被法军部队包围着，他们能够在俄国援军从涅曼河另一边赶来之前早早横扫整个国家。在国王看来，普鲁士与俄罗斯结盟的唯一可行方法是俄军入侵华沙大公国，先发制人对拿破仑发起奇袭。若想有效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奥地利的协助和波兰的赞同。为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力劝亚历山大支持重建由波兰人君主统治的独立波兰王国。[45]
如果俄国人被拿破仑击败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但他们不可能在战争爆发前这么做。皇帝当时事实上正和他的老朋友兼波兰事务主要顾问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公爵讨论波兰复国事宜。可想而知，假若他对波兰人的试探得到热情的回应，他也许会计划先发制人占据华沙大公国、赢得普鲁士的支持，但是俄国外交或军事档案中并没有任何同1810年或1811年时准备进攻有关的证据。不管怎样亚历山大还是坚信，考虑到俄国的国家安全和公众舆论，无论哪个复国后的波兰都需要由俄国皇帝兼任国王。在1811～1812年，这个主张无法与波兰人心中恢复到完整旧边界、得到征服一切的拿破仑保证的波兰复国希望相竞争。俄罗斯与波兰两国的合并对奥地利人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46]
到1811年夏季为止，亚历山大已经决定采取防守战略。他向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从而排除了这两个国家和他一起抵抗拿破仑的最后一线希望。1811年8月，皇帝告诉奥地利公使圣朱利安（Saint-Julien）伯爵，尽管他理解采取进攻战略的军事理论依据，但在当前环境中，只有防守战略才是有效的。如果遭遇进攻的话，他就会向自己帝国内部退却，把所放弃的地区变成一片荒漠。尽管这对平民来说是悲剧性的，但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他正在安排补给基地梯队和新的后备兵力，以便让他的野战军得以后撤。法军会发现他们在远离基地、离家乡更加遥远的地方作战：“在必要情况下，只有准备好坚持十年的战争，才能令他（拿破仑）的部队精疲力竭，耗尽他的资源。”圣朱利安把这一切都报告给了维也纳，但是补充说，他显然怀疑亚历山大在入侵真的发生时能否沉住气，能否坚持这一战略。[47]
亚历山大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就更直白了。他于1811年5月致信国王：
我们必须采用最有可能成功的战略。在我看来，它必须是个小心翼翼地避免大会战，并组织漫长的补给线，维持向筑垒营地退却的战略。那里的天然条件和人工工程会增强我们的实力，使之能够与敌军的作战技能相抗衡。这是曾削弱法军、带给威灵顿胜利的作战体系，也是我决心遵照的作战体系。
亚历山大建议弗里德里希·威廉设立自己的筑垒营地，其中一些营地应当设立在海岸上，以便由英国海军提供补给。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一前景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并无吸引力，他的国家将先被俄国人抛弃，接着被法军当作敌国领土作战并加以破坏。在他于战争爆发前给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封信里，弗里德里希·威廉解释说，他看到除了屈从于拿破仑的压力、与法国结盟外别无其他原则。“陛下忠实于你不采取攻势的战略，从而剥夺了我得到任何激励或实际援助的希望，让我身处窘境——普鲁士的毁灭将成为对俄战争的开端。”[48]
尽管俄国对奥普两国的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但俄国外交却以结束对土战争和消除来自瑞典的威胁实现了其他重要目标。
在奥斯特利茨战后，奥斯曼帝国于1806年向俄国宣战。这看上去是夺回帝国在过去40年里丢给俄国的领土和消除其他对俄让步的良机。但俄国人反而迅速横扫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以获得这两个公国为俄国的主要战争目标。鲁缅采夫无疑对他父亲的成就印象太过深刻，因而尤其执着于吞并这些地区，过于乐观地认为土耳其人会轻易放弃它们。随着与拿破仑的战争渐渐逼近，大部分俄国外交官和将军都渴望终结在巴尔干的附带事件，鲁缅采夫的顽固让他与许多人为敌，不过事实上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亚历山大比他的外交大臣更愿意放弃战果。
土耳其人表现得如此顽强的一个因素在于，先是英国人鼓励他们拒绝俄国的要求，后是法国人力劝他们反抗。因为自1810年起，他们就很清楚拿破仑与俄国正在酝酿一场战争，因此他们完全有动机继续坚持，等到俄国人变得拼命想要减少损失、把他们的部队向北调动与法军作战为止。
这场战争之所以会拖延下去也有军事因素。奥斯曼军队在会战战场上是无可救药的。要在那个时代赢得会战，就必须有接受过快速齐射、在战场上以队形机动等训练的部队。部队必须能够根据周边状况在纵队、横队和方阵间迅速且秩序良好地进行转换。步兵需要得到机动炮兵和受过以密集队形展开冲锋、抓住敌军中任何一点动摇加以利用相关训练的骑兵支援。尽管这些听上去都很简单，在战场上的恐怖之中，它们却绝不简单。军队为此需要良好的训练、强大的老兵核心、经验丰富的军官与军士。在军队后方还要有能够提供可靠军官，承担人员、武器、食物和装备庞大开支总和的国家与社会。欧洲主要国家的军队都能做到这一点，英国在印度的军队也是如此。奥斯曼军队却由于诸多原因无法达成上述要求，其中奥斯曼帝国财政资源短缺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到18世纪70年代为止，他们征召来的未经训练、纪律低劣的士兵已经很难在正面会战中挡住俄军了。
然而，奥斯曼军队在守城战中依然是令人生畏的。拿破仑在由他指挥的埃及战局中发现，虽然他在会战战场上没遇到什么困难就把穆斯林军队打散了，但他却在阿克要塞前面停了下来。巴尔干是奥斯曼人的主要战略地区，这里的要塞要比阿克坚固得多。守军通常都会逐房逐屋地坚持抵抗，不仅具备相当的战斗技能，而且极为坚忍。也许拿破仑战争中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是萨拉戈萨围城战，法军最终在遭遇剧烈抵抗、付出大量伤亡后才夺下此城。巴尔干的地形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一地区盛行围城战。与西欧不同的是，那里缺乏良好的道路，人口密度低下。一座优良要塞可以挡住通往一个地区的唯一一条可行的入侵路线。奥斯曼人也是破坏乡村、袭扰、伏击的行家。一支停顿下来围攻要塞的军队会发现它的补给纵列遭到袭击，粮秣征集队被迫分散到广阔距离内搜寻给养。1806～1812年，俄国人面临着上述所有问题。在亚历山大要求终结战争的压力下，俄军指挥官有时会尝试仓促对要塞发起突击，从而蒙受惨重伤亡。以1810年的鲁斯丘克（Rushchuk/Рущук，土耳其文名为Rusçuk）攻城战为例，在一次突击城市的不成功尝试中，一支仅有20000人的军队里有8000人非死即伤。[49]
最后，在1811～1812年的冬天，狡猾的俄军新任司令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包围了试图与其展开运动战的奥斯曼主力军，并迫使其投降。在开战之前，库图佐夫就这样为1812年战局做出了他最大的贡献之一。苏丹的主力军业已覆灭，国库已经空虚，君士坦丁堡阴谋成风，他只得同意议和，最终于1812年6月签订和约。和平来得太晚，以至于无法让多瑙河（Danube/Дунай）军团北上迎击拿破仑的入侵，不过却足够让这些部队在秋季抵达白俄罗斯，对拿破仑的交通线和后撤军队构成巨大威胁。
在俄国战线另一端亦即北端，明显的威胁在于，随着法国霸权的抬头，瑞典将恢复它作为法国仆从国的传统角色。当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元帅在1810年8月被选为瑞典王储时，这一威胁似乎已被确认。贝纳多特既是约瑟夫·波拿巴的连襟，又是拿破仑手下的元帅，因此他表面上很可能是个忠实的法国附庸。事实上，他已经积攒了对拿破仑的诸多怨恨，并且很快就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他对俄国怀有和平意图。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早在关于瑞典王位继承的任何问题出现之前就与贝纳多特建立了紧密联系，在贝纳多特刚被选为瑞典王储、两人都身处巴黎时和他于1810年冬季前往斯德哥尔摩承担重要的特别使命时，切尔内绍夫都可以作为他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可靠中间渠道，这对双方的沟通有极大帮助。在贝纳多特最终被选为瑞典王储之前，切尔内绍夫就能够向彼得堡保证，他已经十分了解这位元帅，贝纳多特对俄国态度良好，也必定不是拿破仑的仰慕者。[50]
尽管有个人因素的影响，但冷静的算计也指导着作为瑞典实际统治者的贝纳多特的相关行动。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加入拿破仑一方，协助他打败俄国，就会给欧洲和瑞典带来“对杜伊勒里（Tuileries）宫命令的盲从”。俄国的胜利会更好地确保瑞典的独立，考虑到“这位君主拥有的巨大资源和他所具备的以良好计划展开抵抗的手段”，他也感到亚历山大有望获胜。此外，即便瑞典成功地从俄国手中夺回了芬兰，这也不会意味着故事就此结束。俄国不会走远，它总会比瑞典强大，为了增强彼得堡的安全性，它将不断试图夺回芬兰。因此，从丹麦手中夺取挪威来弥补丢失芬兰的损失要好得多。
英国的立场也必定是贝纳多特想法中的关键因素。如果拿破仑攻击俄国，英国和俄国将成为盟友。由于瑞典的主要外贸完全处于英国掌控之中，加入拿破仑对俄国的进攻就意味着灾难。与此相反，如果瑞典夺走拿破仑忠实盟友丹麦王国的挪威领土，伦敦和彼得堡都不会太过介意。出于上述考虑，俄国和瑞典于1812年4月签署同盟条约。这份条约许诺向贝纳多特提供一支俄国辅助部队，帮助他打败丹麦人，并将此任务的优先级排到了在拿破仑位于德意志的后方组织联合登陆之前，这就为未来埋下了一些隐患。然而在1812年春天，让俄国人真正关心的是他们不需要抵抗瑞典针对芬兰或彼得堡的入侵。[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