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三日，伊丽莎白女王总算返回温莎堡，于是也发现诺福克公爵虽宣称自己吃了治疗疟疾的泻剂，因此当天无法外出，但事实上却忽视她的召令，甚至跑到他所属领地的诺福克郡的肯宁霍尔。伊丽莎白女王随即有所警觉，认定他的意图就是要在他的领地上激起反抗她的势力，因此在九月二十五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对他下达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命令，要求他即刻回到温莎。但又一次地，诺福克公爵实在太过畏惧而不敢听话照做，尽管玛丽·斯图亚特曾在一封信中要求他不要害怕，要勇敢面对她的表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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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巧的是，就在同一时间，英国北部也正在酝酿另一个推翻女王的行动，主要来自当地的长期斗争，与皇室长期以来对当地的干涉，因此当地贵族想要重建旧宗教作为当地主要的信仰，他们痛恨塞西尔与其他信仰新教的枢密院成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女王不愿指定苏格兰女王为王储感到十分气愤。一开始，诺福克公爵并未涉入此阴谋中，但西班牙大使却相当活跃地煽动这些反抗活动。
在英国其他地方，多数的天主教徒都对伊丽莎白女王忠心耿耿，但过去数十年来，英国北部人士一直没有完全接受宗教上的改变，因此这些英国北部的权贵们，如虔诚的天主教徒——诺森伯兰伯爵（Northumberland）与威斯特摩兰伯爵（Westmorland），便开始秘密召集大批士绅阶级人士，以户外活动为名大批聚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起义对抗，而计划内容则是要杀光英国北部所有皇室官员，营救他们从春天起就开始不断联络的玛丽·斯图亚特。但有部分人士，只想驱逐伊丽莎白女王身边那些“坏心肠的顾问”，也有些人想要罢黜伊丽莎白女王，拱玛丽·斯图亚特为王。法国国王也涉入此阴谋，他允诺提供反抗军援助，而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特·理达费则在背后金援。自伊丽莎白女王上任以来，这次的反抗事件无疑造成了最危险的威胁。此时，英国十一年来的和平，似乎就要以暴力画下句点。
塞西尔与伊丽莎白女王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已感觉到，“精心深耕的北部”天主教贵族正准备要造反对付她。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诺福克公爵从东部起义，加入反叛军势力，而且毫无疑问地，他也同时在精心策划这件事。根据威廉·康登表示：“宫廷中人心惶惶、充满恐惧，唯恐诺福克公爵加入反叛行列，于是他们决定，若他真这么做，就要置苏格兰女王于死地。”
但随即发现诺福克公爵在英国东部的支持度极低。更何况因为他实在病得太重、太沮丧，因而没有费心召集支持者。此刻他最关心的事，就是要试着控制损害，因此他写信给女王，哀求女王原谅他，并为他无法前去温莎侍候女王道歉。他继续表示，他知道自己是个“有嫌疑的人”，但他担心自己会被送往伦敦塔——“对一个忠诚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惊恐”。
伊丽莎白女王则刻薄地表示，她并不会罗织任何罪名给他，一切都是他自己应得的罪；同时发出另外两份诏书，坚持就算重病，也要诺福克伯爵尽速回宫，如果有必要就躺在担架上。塞西尔与其他枢密院成员也写信呼吁他听从女王的命令。
最后，诺福克公爵停止反抗。对于北部的谋反计划他早就知情，但忧心遭到牵连，他派了一位信差前往威斯特摩兰郡，要求对方取消起义行动：“我被召回宫中，若您不愿意，我的小命可能就不保了。”
十月三日，在前往温莎的途中，诺福克公爵遭到逮捕。塞西尔向他再三保证，若他愿意向伊丽莎白女王和盘托出，女王绝对不会对他太过严苛，但十天后，他最害怕的事情成真，他被送往伦敦塔。伊丽莎白女王的怒气直可燎原，她决定让他饱受折磨，以报复他几个月来为她带来的焦虑与担忧。同一时间，瑟洛摩顿爵士也疑因涉入阴谋中而受到质疑，被囚禁在他位于萨里卡效尔顿的农舍中；阿伦德尔伯爵与潘布鲁克伯爵也同样遭到软禁。潘布鲁克伯爵很快便获释，但来年便死亡，而阿伦德尔伯爵则在无双宫中接受严密看守，一直到来年三月，才在莱斯特伯爵的协助下获释。
十月十六日，塞西尔提醒伊丽莎白女王，英国王位最大的威胁来自玛丽·斯图亚特，并以以下的话语来提醒她身负重任。
您身边总有一定程度的危机。若您愿结婚，危机将减轻许多；若您拒绝婚姻，将更增危险。若钳制玛丽·斯图亚特，无论在英国或在苏格兰，都能降低威胁；若让她自由，则威胁蛰伏。若她真涉入丈夫的谋杀案中，她的危险性便大大降低；但若忽略其重要性，谋杀案的伤痕将加剧，更添危机。
伊丽莎白女王在枢密院中公开表示，她希望以叛国罪起诉诺福克公爵，但塞西尔并不认为诺福克公爵的行为“称得上是反叛，因此我大胆请求女王陛下，只要要求调查出事情真相，而不要以叛国罪名相待”。事实上，诺福克公爵是否意图叛国，相关证据少得可怜，自然也不足以起诉他。
女王显然气昏了头，出言威胁表示若英国法律不足以处斩诺福克公爵，她定会动用私权力来处置他。她过于气愤以致昏厥，枢密院成员只好赶紧拿来醋与烧过的羽毛。
一如往常地，当她的怒气过后，她便知道塞西尔是对的：以法律以外的手段处置诺福克公爵，便可称为暴政，就是这么简单明了，但她并不是个暴君。最后她只好勉强承认，诺福克公爵不一定有叛国意图，并同意将他关在伦敦塔中反省一段时间。此时，塞西尔则建议伊丽莎白女王将诺福克公爵迎娶玛丽·斯图亚特的想法转为寻找另一个更适合的对象。
十月二十六日，伊丽莎白女王送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给英国驻法国代表亨利·诺里斯爵士（Sir Henry Norris），信中详述了近来发生的事件，让亨利·诺里斯爵士与查理九世和凯瑟琳·梅迪奇沟通。伊丽莎白女王坚决主张：“对我们而言，（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因这些束缚而受到救赎，自她突然造访本国，便受到各级贵族尊荣礼遇、款待与侍候，我们以英国惯有的怜悯，帮助她度过这些苦恼的事，我们不计前嫌，但她却以各种方法冒犯我们，她的部分行径已然天下皆知。”关于达恩里勋爵谋杀案调查，“这些状况则让人质疑她是否有罪”。伊丽莎白女王现在希望自己没有下达调查命令。她其实还没有“全然决定要协助玛丽·斯图亚特复辟”，接着自从在约克展开调查以后，她就发现了这些“混乱、不高尚又危险的小动作”。
伊丽莎白女王认为，她的表亲不断用“连串的信件、眼泪与口信”对她疲劳轰炸，承诺“除了我们之外，再没有任何人能帮她，而来到我们国家后，除了我们的建议外，她什么也不要”。但相反，她背着伊丽莎白女王密谋下嫁诺福克公爵。与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所称完全相反，伊丽莎白女王“从未想过”要指定玛丽·斯图亚特为她的王储。伊丽莎白女王感到“相当遗憾，甚至可以说，有点羞耻，竟然被玛丽·斯图亚特如此利用，而我们竟还如此想方设法地拯救她的性命”。诺里斯爵士也强调，玛丽·斯图亚特对于在英国居住条件的抱怨，完全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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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在听闻诺福克公爵的命运并得到西班牙允诺的援助下，英国北部的贵族们动员起他们的反抗力量，集结两千五百人开始往南移动，攻陷了杜伦大教堂，继续往最终目标特伯利城堡前进，也就是玛丽·斯图亚特被囚禁的地方——“她被各界视为这些纷扰背后的动机”。伊丽莎白女王也这么认为，同时首度认真思考枢密院成员建议处斩玛丽·斯图亚特的要求。她同时也同意让枢密院着手草拟死刑执行令，以备万一发现表亲果真涉入反叛行动，或反叛行动可能会成功时使用。
在英国北部其他地方，也同时发生几起零星的起义事件。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下，玛丽·斯图亚特被带往信奉新教为主的中部柯芬特里，亨丁顿伯爵则被指派前往支持生病的士鲁斯柏立伯爵，接手看守玛丽·斯图亚特的任务。港埠全面关闭，民兵部队全都进入警戒状态。温莎则为围城做好准备。
反叛军在确定前往柯芬特里营救玛丽·斯图亚特无望后，反叛贵族们失去了信心，因为解救玛丽·斯图亚特一直都是反叛计划的核心。十二月二十日，起义正式宣告失败，反叛军成员四处窜逃，以避开皇室两万八千援军的报复，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指示下，援军听从萨赛克斯伯爵的号令北上。萨赛克斯伯爵追捕诺森伯兰伯爵与威斯特摩兰伯爵等反叛军领袖到苏格兰边境，直到他们逃入苏格兰境内。“这些害群之马已经逃入他国的羽翼之下”，塞西尔在圣诞节当天如此评论。
在面对叛军起义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女王向全世界展现了冷静无畏的态度，与潘布鲁克伯爵一起待在温莎，潘布鲁克伯爵已重新获得女王的信任，在外国势力入侵时，他被指派为贴身保护女王的人，而莱斯特伯爵则提供她精神上的支持。女王的表哥亨斯顿勋爵也被派往英国北部，以武力强力支持萨赛克斯伯爵。在反叛军撤退，王室危机过后，莱斯特伯爵则回到凯尼尔沃思过圣诞节。
在“北方叛变事件”中，最令人担心的一点，可能就是菲利普国王竟同意给予叛军援助，也显示他对伊丽莎白女王变得十分不友善。他同时也指示亚尔瓦公爵送给玛丽·斯图亚特一万元现金。于是在塞西尔的敦促下，伊丽莎白女王向臣民展现任何反叛她统治的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决心。“无论天涯海角，都要让这些反叛人士无所遁形，”伊丽莎白女王命令萨赛克斯伯爵，“别饶过任何一个反叛分子。我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饶恕他们。”
萨赛克斯伯爵一点时间也不浪费，追捕到反叛军余党杀鸡儆猴。这次都铎王朝的报复手段异常野蛮，每个村庄都逃不过至少有一人遭到处斩的命运，“被送上断头台的尸体就吊在原处直到碎裂”。到了一五七〇年二月四日，有六百到七百五十位平民被绞死，两百位士绅阶级人士被剥夺地位与利益，这些人的财产权归其他忠诚派的贵族；但只有少数人接受极刑处分，而那些协助反叛计划的人竟能活命，伊丽莎白女王感到十分不公平。
诺福克公爵被嘉德勋章除名，温莎古堡内也不再展示他的成就，并且依照惯例将他丢入护城河。诺福克公爵从牢房里写信给女王：“现在我知道接近苏格兰女王，造成女王陛下多大的不悦，但我绝对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至于反叛行动背后的首领威斯特摩兰伯爵，则与诺森伯兰公爵夫人一同流亡法兰德斯，而伊丽莎白女王则认为，应对涉入反叛行动的诺森伯兰公爵夫人施以火刑。至于诺森伯兰伯爵四处躲藏，避开追捕长达数月，但在一五七〇年八月时仍被苏格兰人逮捕，交还给英方发落，并在约克遭受极刑处置。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计划被悄悄遗忘了。
但另一场反叛冲突的再起，与北方叛变事件结束的速度几乎一样快，这次的首领是势力强大的达克列勋爵（Lord Dacre），他不满自己在英国北方的领地势力受到影响。亨斯顿勋爵则在一周内以惊人的实力将他镇压下来，随后女王诚挚地祝贺他大获全胜：“我很想知道，我的哈利，”（女王写道）“究竟是大获全胜让我感到欢喜，还是因为神指派了你为我获得胜利，我向你保证，为了英国的利益，第一件事已让我心满意足，但在我心深处，第二件事让我更满意。爱你的表妹，伊丽莎白R.。”
此事大大地巩固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地位，一五七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更令人高兴的事情，就是她在伦敦成立了皇家交易所，由托玛斯·葛莱兴爵士（Sir Thomas Gresham）建立，作为伦敦市商贾与银行家的贸易中心。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斯托（John Stow）记载：“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在贵族们的陪同下，从她居住的索美塞得宅邸前往斯庄特，接着从圣殿酒馆穿过舰队街、戚普塞街，再进入市中心，接着从交易所的北面穿越针线街，抵达托玛斯·葛莱兴爵士所在的主教门街晚餐。晚餐过后，女王陛下便从康希尔出来，从交易所的南面进入，在她仔细参观了交易所的每个部分后，便在报信人与号角声中宣布其为皇家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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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因对手忧心他企图坐大为王，苏格兰摄政王莫雷伯爵在琳璃斯哥被刺杀。当伊丽莎白女王听闻此暴行，便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仔细思量英国边境以北的邻国可能发生的政治风暴。在威廉·梅特兰的运作下形成派系致力于玛丽·斯图亚特复辟一事后，苏格兰的确陷入混乱。消息传进英国，玛丽·斯图亚特狂喜不已，并试图与儿子詹姆士六世联系，但伊丽莎白女王知道多数的苏格兰人并不希望女王复位，因而先声夺人，阻止她的妄想。
只是法国与西班牙国王都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让玛丽·斯图亚特重掌苏格兰王权。但因玛丽·斯图亚特参与了最近几起阴谋与叛变，因此若非在极度严格的条件下，伊丽莎白女王绝不考虑这一点，而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玛丽·斯图亚特一直不愿核准的《爱丁堡条约》。
苏格兰女王持续带来的麻烦，在一五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显得更加严重，罗马教皇庇护五世受到过时旧闻的北方叛变事件所启发，冲动地公布了一份教皇诏书——“教籍逐出令”，将伊丽莎白女王开除教籍，称她为“英格兰的伪女王，邪恶的魔鬼”。教籍逐出令免去她统治英国的职务，赦免所有忠诚拥戴她的天主教徒的罪，同时将诏令延伸到持续拥护她的人。罗马教皇此举刺激伊丽莎白女王的许多臣子与各国贵族起而抗之，这些反抗行动被称为圣战，同时也鼓励了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地盘上作乱。其造成最大的灾难，就是破坏了伊丽莎白女王麾下天主教臣子对她的忠诚度，让这些人都成为可能的反叛分子，每个人都有嫌疑。从此之后，这些人必须在痛苦挣扎中做出忠诚度的抉择，因为道德良知已经不再是折中办法。
此事也造成英国新教徒的态度转为强硬，他们变得更加爱国，甚至更加拥护爱戴伊丽莎白女王。他们被激化的忠诚度，让他们更坚决要处决玛丽·斯图亚特，并以更严厉的法令对付天主教徒。教皇诏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将英国的天主教议题从宗教问题提升到政治层次，但也因为这样，失去了诏书真正的目的性。多数英国人选择忽视它；一名男子前往圣保罗大教堂的院子，将这份诏书钉在伦敦主教的住所前，他随即遭到逮捕、刑求并处决。英国北部可能是这份诏书唯一受欢迎之处，然而天主教势力也受到打压。
欧洲天主教的主要势力，西班牙与法国国王都在犹疑着是否该入侵英国。相反，菲利普二世与查理九世都气愤地谴责罗马教皇之举，认为他并未事先与他们讨论，实在太过急躁。伊丽莎白女王则大胆宣誓，绝不让天主教的船舰进入英国任何港湾，否则她将受到轻视。以新教信仰为主的伦敦民众，对女王的感受产生共鸣，认定这个教皇诏书不过是“制造噪音的只字词组，徒然叫嚣罢了”。
伊丽莎白女王的想法是，让宗教与王权以平等关系在政治上成为一体，同时也认定若有任何事情影响了这个政治体，身为统治者的女王便有责任在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处理。在教皇诏令发布后，她的对策就是将天主教方面的任何阴谋视为叛变，或违反国家利益之罪，而非仅以异端视之。受到谴责惩罚的天主教徒并非宗教烈士，而是出卖国家的叛国贼。
大体上，伊丽莎白女王个人从未对天主教徒表现出厌恶感。只要他们表面归顺，女王并不在意他们内心真正的信仰为何。只有在内心的信仰转为阴谋时，她才会祭出法律手段。
大约在这个时期，塞西尔开始组织间谍网络，希望能及早发现企图谋反的人，毕竟还是有少数英国天主教徒，愿意宣誓效忠罗马教皇，以及为他们心目中认定的真女王舍生取义。这些人认定玛丽·斯图亚特才是“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则是“篡位者”，并将推翻伊丽莎白女王视为他们的天职。
四月底，伊丽莎白女王接获枢密院方面的警告，若她强行让玛丽·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复辟，她可能也无法在自己的王国中安稳过活；但受到法国方面威胁，若她不信守承诺，恐怕将导致战争，伊丽莎白女王因而拒绝听取枢密院意见。不久后，伊丽莎白女王提出一份严苛的条件给玛丽·斯图亚特，要她先答应这些条件，才愿意考虑协助她复位。条件不仅包括要玛丽·斯图亚特核准《爱丁堡条约》，还要她将儿子詹姆士送到英国作人质，以确保她不会兴风作浪。塞西尔提醒伊丽莎白女王，她这样等于是让自己人陷入危险，但却引发女王一阵暴怒的眼泪与脾气，国务大臣塞西尔只好让步。当尼可拉斯·贝肯爵士坚持地指出，考虑释放玛丽·斯图亚特简直就是神经错乱时，他也得到女王同样的暴怒响应。但这些哭闹的戏码，其实只是为了演给法国大使看罢了。
整个夏天，为了对法国使出怀柔政策，伊丽莎白女王都主张为玛丽·斯图亚特复位而努力，但事实上，她只是再度使出拖延的老招数，让玛丽·斯图亚特继续受到她的监管。没有人猜得到她对此事真正的感受。当莱斯特伯爵提议，协助玛丽·斯图亚特在有限的权力下复位时，伊丽莎白女王指责他太支持苏格兰女王，导致他一气之下再度离宫。但这次的事件很快又成过眼云烟，几天内他便再度回宫与女王和好。
女王暴躁易怒的脾气，因腿部疑似罹患了静脉曲张性溃疡而变得更严重。她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导致她疼痛不堪，但她依然坚持要出巡。但她的臣子们也不得不忍受她不断生气，以及喜怒无常的脾气。
六月份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恳，玛丽·斯图亚特送给伊丽莎白女王一个书桌，上面的锁，刻着玛丽·斯图亚特遭挟持前两位女王那几年常用的密码。伊丽莎白女王用手指拨弄着那个锁，一边叹着气：“希望神能让一切，回到我们两人制定这个密码时的模样。”直到十月，玛丽·斯图亚特才答应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条件。
七月十二日，伊丽莎白女王最赞同的人选，莱诺克斯伯爵成为苏格兰摄政王，一直要到孙子成年后才交还王位。新任摄政王马上就以共谋串通谋杀达恩里勋爵处斩了天主教汉米尔顿大主教。此举也在苏格兰的贵族派系间造成更严重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继续将莱诺克斯伯爵夫人挟持在英国宫廷中作为人质，以维持莱诺克斯伯爵的忠诚。
八月初，塞西尔与莱斯特伯爵终于成功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多数人都认为诺福克公爵冒犯王权的举动只是被耍了，没有恶意，将他从伦敦塔中释放出来——毕竟牢中已爆发黑死病疫情——改为软禁，并且要他发誓再也不会与苏格兰女王有任何交集。诺福克公爵答应了，接着才得以返回他位于伦敦的宅邸——史密斯菲尔德附近的查特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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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斯图亚特继续住在英国以及近来王权的阴谋与不平静，让伊丽莎白女王应该成婚并尽快生下自己的子嗣一事，变得更加迫切。新教王储的诞生，长远来看将能抵消玛丽·斯图亚特问鼎英国王位的势力，尤其是个男孩更好。面对外国势力的入侵与国内的反叛者，没有孩子的伊丽莎白女王只能独自对抗这一切，毫无招架之力，遭到暗杀的恐惧也如影随形。若她膝下无子而死，玛丽·斯图亚特夺位的势力将长驱直入，伊丽莎白女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因此在八月份时，尽管她一如往常地“厌恶婚姻”，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派遣特使前往哈布斯堡王朝，盼能让英国与哈布斯堡联姻的计划复活。查尔斯大公依然单身，但他清楚表示自己对伊丽莎白女王兴趣全失，而女王则假装对他的拒绝愤怒不已。不久后，他便娶了一位巴伐利亚公主，转而疯狂迫害异教徒，直到他于一五九〇年逝世。
到了九月，出现新的追求者求婚，这次是查理九世的弟弟兼王储，现年十九岁的安茹公爵亨利（Henry，Duke of Anjou）。查理九世与凯瑟琳·梅迪奇都希望透过两国联姻计划能够让英法两国携手，面对西班牙共组坚强的同盟。对于与法国之间冗长的协商过程，能为她带来的政治利益和渴望已久的邦谊，伊丽莎白女王感到十分有兴趣，塞西尔也开始评估两国同盟能带来哪些价值，并针对法国方面认真的程度提出试探性的建议。为此，他派出凶恶的新教徒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前往巴黎，作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特使。
沃尔辛厄姆爵士已近四十岁；曾就读于剑桥大学、葛雷法学院与帕多瓦大学，而后成为国会议员；最后来到塞西尔门下，在宫中谋得一职，接着担任塞西尔的秘密特务一员。因为他黝黑的肤色与黑色服装，伊丽莎白女王昵称沃尔辛厄姆爵士为她的“摩尔人”。尽管她十分中意他，偶尔也会前往沃尔辛厄姆爵士位于萨里巴恩厄姆斯的家中做客，但女王总是认为他配不上她的聪慧。沃尔辛厄姆爵士是个严肃、有纪律又有教养的人，拥有极强的信念与令人畏惧的能力，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与莱斯特伯爵十分要好。除了英文之外，他会说四种语言，是外交官中的佼佼者，对国际政治非常拿手。身为清教徒，他对西班牙与苏格兰女王抱持着相当程度的厌恶与不信任。伊丽莎白女王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就算他不赞同也一定会贯彻她的命令。但对于他人生中对宗教的使命，女王却抱持着保留的态度，因为他完全投入所有精力、金钱，甚至到最后——赔上了健康。
宗教问题依然是婚姻协商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与过去一样，坚持丈夫需遵守英国法律，而受到宗教操控的安茹公爵则坚持自己绝不会背弃信仰。而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可能对这桩婚配感到强烈厌恶，因为安茹公爵与双性杂交的恶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时他已是恶名昭彰的花花公子，但他也喜欢男人，后来更毫不掩饰地成为异性装扮癖，穿着女装华服，化着精致的妆出现在宫廷舞会上。一名威尼斯特使曾记载：“他完全受到感官享受的支配，身上搽着香水与精油。带着双环戒，耳朵上还有垂挂的耳环。”尽管安茹公爵的母亲凯瑟琳·梅迪奇非常支持这段联姻，希望能让儿子坐上王座，但安茹公爵本人对此却淡如水。怀着清教主义的沃尔辛厄姆爵士自然也不赞成。
十一月时，伊丽莎白女王派遣莱斯特伯爵召唤法国大使费奈隆前来觐见。伊丽莎白女王刻意打扮，装作腼腆的仕女，表示对自己维持单身如此之久，感到十分后悔。费奈隆大使表示可以协助改变现况，且若他能谈成伊丽莎白女王与安茹公爵的婚事，将是非常大的荣耀。伊丽莎白女王断言三十七岁的自己，结婚已太晚，尽管如此，她依然努力表现出渴望婚姻的模样。她也提到安茹公爵比自己年轻很多，但当莱斯特公爵妙语如珠地表示：“对你来说真是太好了！”女王纵声大笑。
不久，费奈隆大使决定试探一下莱斯特伯爵对此计划的态度，并对他竟然大加支持感到惊讶。由于得到莱斯特伯爵的保证，加上伊丽莎白女王表现出渴望的模样，费奈隆大使便告知王太后凯瑟琳·梅迪奇，时机成熟可以正式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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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来和平稳定的政府，加上罗马教皇的挑衅，让伊丽莎白女王在人民的心目中建立了有能力、有智慧又尊贵的统治者形象。一五七〇年十一月，人民首度表现出对女王的感激，在她的登基纪念日这一天，全国人民以公休一天来庆祝。前一年的这一天，只有全国教堂以钟声庆祝，但这一年的这一天，英国民众决定以“超越罗马教皇制定的任何假日”来庆祝。一五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这一天正式成为英国教会的重要节日，以示对童贞女王的尊敬，女王也被誉为英国的朱迪丝与德博拉[1]，甚至超越了早已被禁止的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当然部分清教徒也十分担心，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成为另一个盲目崇拜的偶像。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纪念日，人民便以对王权的感恩祈祷来颂扬他们被女王从天主教之中解救出来。布道会、洪亮的教堂钟声，各地都举办了庆祝活动，还有怀特霍尔宫著名的登基纪念日马上长枪比武竞赛。由女王亲自撰写，包含当日相关仪式内容的特别祈祷书也付梓成书，甚至也出现了许多民谣歌曲。英国各地的女王子民，都特别饮一杯酒敬祝女王身体健康、国运昌隆，甚至大开宴席、施放烟火、生起营火，而海上的皇室船舰也都“大鸣礼炮”致敬。
威廉·康登便叙述，“为了证明对女王的热爱”，女王的子民一直到她任期结束时，仍持续庆祝“神圣的十七日”。在一五八八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庆典甚至延续到十一月十九日，也就是圣伊丽莎白日。这些庆祝仪式并未随着她离世而消失，她的继位者鼓励英国民众继续这些仪式，以强调英国的伟大，于是庆祝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纪念日的传统，便一直维持到十八世纪左右。
怀特霍尔宫的马上长枪比武竞赛，通常都由女王本人在旁观赏，这是那个“黄金年代”中最辉煌的时光。马上长枪比武竞赛一直由女王的护卫亨利·李爵士（Sir Henry Lee）主持，直到他于一五九〇年退休后，才由卡门伯兰伯爵乔治·克里佛（George Clifford，Earl of Cumberland）接替。而出席的观众约有一万两千多人，给予宫廷中的年轻人一些机会展现他们英勇的骑士精神，以拓展名气。这些活动的盛况空前，参赛者总以最精致、最有创意的服装现身，而主题则通常以神话为主。当伊丽莎白女王与侍女一起坐在最顶层楼座，居高临下看着骑士比武场时，每一位参赛者也都会献上礼物给女王，这个地方也就是当今的英国伦敦皇家骑兵卫队的阅兵场。
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好装扮为正义女神阿斯特赖亚、月亮女神、“海之女神”或女猎神黛安娜、史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1596）中的女猎神妙月，或是较晚期的仙后葛罗莉安娜。在扮演这些超自然角色中，伊丽莎白女王接受骑士们的敬意与忠诚。她的护卫们穿上她最喜爱的装扮——尼可拉斯·希利亚德便曾手绘一幅克里佛全副武装，并在帽上装饰着女王手套的模样——在马上长枪比武竞赛中，以女王之名抵御所有的挑战者，在比武大会结束后，所有参赛者手中装饰着具有象征性细腻纹章的盾牌，将被放置在怀特霍尔宫的盾之长廊中。如此，象征着英格兰最后荣光的骑士精神，在伊丽莎白女王与臣子们努力之下以此方式发扬光大。
[1] Deborah（德博拉）是犹太女先知；Judith（朱迪丝）则是犹太女英雄。——译者注
13 仙后葛罗莉安娜
“在旁观者眼中，带着王冠君临天下的荣耀，比起在位者实际感受到的乐趣还多”，伊丽莎白女王有这么一句名言。与此同时，她却着迷又谨慎地保护着身为统治者的特权：“处理问题，我有权自由心证，除了神以外，我的任何行为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因为神，她深深相信，才让她通过如此多的考验仍能生存至今，还坐上王位，她也相信因为神对她的偏爱，才让她得以统治世人。一五七六年时，她向国会方面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统治带来的那些偶然的特殊利益，我都将它们归功于上帝。十七年来，在我的引导之下，上帝的羽翼赐给你们繁荣，保护你们，让你们成功，我从不怀疑同样一双稳定的手，将继续引领你们更臻完美。”
身为“上帝创造之物”，神指定的女王，她的冠冕神圣不可侵犯，伊丽莎白女王相信，她自己就能完全掌握教会与治国难解的问题。“一国之君，”她表示，“能以高贵的智慧处理世事，这是一般平民学不来的。”若她感觉有人对王权的觊觎超过那神圣特权的界线，便会以最快速度加以斥责。“她是一个不容置疑又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宫廷史家罗柏·侬顿如此记载。“她仿佛人间天神。”诺斯勋爵如此断言：“若要说有完美的血肉之躯，那肯定是女王陛下。”
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臣子的爱戴下治理国家。她骄傲地表示，自己与所有人一样“只是平凡的英国人”，并不断对人民强调自己就像是个母亲，最重视的就是“人民的安宁与平静”。“她如同献身于民，一切都为民着想。”一名西班牙使节发现，伊丽莎白女王总是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她的直觉总是能告诉她，到底什么对人民最好。她对公平正义非常顽固，但对“平凡的人”从不“摆架子”，每天都愿意收受请愿书，并全心支持平民权益。华德·莱礼爵士向詹姆士一世表示：“伊丽莎白女王总把平民的感受，摆在最伟大的参事的权威之上。她是最卑微又最伟大的王者，总是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当今的许多资料中，依然能看见伊丽莎白女王对臣子的尊重，她最常说的话就是：“谢谢你，我的好部下。”
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透露了一件小事，不难看出女王面对臣子的智慧：
她的心总像是夏日清晨从西面吹来的微风：让身旁的人感到清新芬芳。她的演说总能赢得人心，面对她的领导，她的臣子们总是展现出爱戴；而她总是说，在这个国家里，她必须仰赖由对她的敬爱中衍生出的服从，来带领国家。借此她也将自己的智慧展现无遗：无论是失去了女王对他们的信心，或是展现出对领导者的爱与服从，有哪个上位者会说这是臣民的自由选择，而非遭到胁迫？她当然展现出极大气魄，才能在毫不拘束之下赢得人民的服从。而且在人民丧失信心时，她也不畏做出改变，展现出乃父之风。
在个人王权的年代，最重要的是，统治者若能越常现身越好。而伊丽莎白女王的能见度总是很高，每年总会四处视察，常常沿着伦敦街道骑马出巡，或搭上她的专属驳船航行在泰晤士河上。
她也认为透过一连串沉着的演说，为臣子解释她的决策非常重要。许多演说内容都由她自己亲手撰写、印制成册并正式宣告。她是天生的演说家与演员，能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以出色、精炼又恰当的措辞”演说。她非常懂得掌控观众，让所有人都折服。“相较于命令，统治者的承诺更该铭刻于听众的心中”，她向国会如此说明。晚年她的写作与公开演说风格变得更加华丽、矫揉造作且夸张，跟随时下盛行的尤弗伊斯（Euphues）体，这是小说家约翰·黎里（John Lyly）在最早的英国文学小说《尤弗伊斯：才智之剖析》中发明的文体，而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这个文体的代表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待人处事多么微妙。“我看过她假装微笑，仿佛喜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约翰·哈林顿爵士仍记得：“让每个人向她吐露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但她偶尔会突然私下思考这些事情，记下每个人的意见，若有机会便与他们私下沟通，甚至会针对他们一个多月前说的话当面反驳。她这些可怜的猎物，从不知道眼前等着他们的是可怕的陷阱啊！”
她不愧为亨利八世的女儿：她要求他人即刻顺从并尊重她，而且无论怎么做“都以父亲为楷模”。“帝王的尊严，”她断言，“是人们顺服的关键。”她常喜欢谈起父亲亨利八世，甚至部分演说还以父亲的演说为本。她也喜欢提醒枢密院成员们，相较之下，她的父亲比她严苛得多。当臣子们冒失地挑战她的观点时，她便会大发雷霆，表示：“若我非女儿身，而是个汉子，诸位可就不敢如此放肆了！”一五九三年，她在国会上表达自己对亨利八世的情义：“他是一个我从小就尊敬的人，面对他，我总深感自己的不足。”不过她依然承认自己的领导风格，比起父亲亨利八世“较为温和稳健”且仁慈。
相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杰出的才智，在政治与治国上她出人意料地认真。她十分精明、务实、极度认真，从不害怕踏出妥协的一步。面对叛乱与战争时，她也能展现出无比的勇气。她派驻在爱尔兰的代表，也是个粗野海盗的约翰·佩洛特-加龙省爵士（Sir John Perrot），曾如此形容她：“看哪！她可要怕这些西班牙鬼子怕得尿裤子了！”但他随后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话，并改口表示：“她有坚强无比的心，无愧于她的出身。”
伊丽莎白女王最重视的，就是在英国建立稳定有秩序的政府。她仿佛有种天生的本能，能直觉地感应什么对国家最好，她最大的要务就是维持法规、建立教会、避免战争，同时还要精减开支。她向她亲自挑选出来的法官们表示，他们应该“宣誓效忠于真相，而非效忠女王”。她爱好和平，常常主动调解他国战争与纷争。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如此形容她：“她在执政上的智慧与得体，超越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以后的所有君主。”
“史上从未有过如伊丽莎白女王般有智慧的女性。”塞西尔称颂道，“她能说能懂各种语言，充分了解社会阶级、处理方式与各国国君，她对英国的了解更是一绝，甚至没有任何一位宫廷参事能告诉她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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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的社会中，对女性元首依然有着根深蒂固、以偏概全的观念。姐姐玛丽女王带来不愉快的经验，似乎让大众更加确定女性天生就不适合执政。一五五八年，在《反女性统治怪物的第一响号角》（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书中，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写着：“我相信上帝曾给予当代的某些人启示，女人治国，在男人之上承担帝国兴衰之责，毕竟是比魔鬼还可怕。”女人，他又强调，天性懦弱、意志薄弱、没有耐心、软弱又愚蠢，是恶魔之门，永远贪得无厌。瑞士改革派人士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则认为，女性执政的政府“背离了自然的本质与真理，就如奴役般不可饶恕”。
一名法国特使要求在他觐见女王时，枢密院成员皆须在场，表现出了男性歧视女性的典型特质，等于是暗指他特地前来讨论的国家大事，超出了女性所能理解的范围。女王陛下则怒气冲冲地回道：“大使先生恐怕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在没有枢密院的情形下响应他的问题。这也许是法国的惯例，毕竟法国国王年纪尚轻，但本国政治现况比法国好多了。”
伊丽莎白女王并非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她颇能接受那个年代的教条，认为女人受到极大限制，表示自己是一个“想要有清醒的判断力，也想保留死后名声的女人”。“我的执政经验，”她在执政晚年时曾这样告诉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让我变得如此顽强，以至于我相信自己对于身为执政者该有的特质并不无知。”
“就算我不如母狮般明智，”她总喜欢这么说，“我也是狮子之后，继承了许多狮子的特质。”她的支持者却总喜欢强调，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便符合了古先知默林的预言：“皇室将出现童贞女王统治国家，她的令牌一挥能及荷兰海岸，伟大的卡斯提亚听闻她的名号也会丧胆。”这个“伟大的卡斯提亚”指的当然就是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卡斯提亚就位于西班牙。
为了弥补“性别上的弱点”，伊丽莎白女王将这些转化为能量，让她得以在以男人为主的世界中生存。她利用女性的特质来掌控手下的男人，让他们保护她。她精于调情撒娇，让臣子们对她忠心不二，而且在臣子们彼此争宠之中，宫廷中的权力才得到了平衡。身为一国之君，她的地位高于一般人，她建立了这项常规。她曾向威尼斯大使主张：“我的性别无法削弱我的声威。”
她的策略非常成功，身为女性执政者，她克服了性别歧视的问题，她的臣民甚至将她视为英国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她可以说是最受人民爱戴的国君之一。
身为一名女性，在本身的传奇性上，反而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优势，因为在臣子、作家与诗人们的骑士精神下，她可以展现出寓言或神话中的形象。她是“被选中的玫瑰”，在她的身边，由倾慕崇拜之情衍生出的狂热油然而生，而她也被置于将近神一般的地位。到了统治的晚期，国会的一份法案曾这样形容女王：“神圣女王陛下”。英国作曲家约翰·道兰德（John Dowland）曾写过一首歌，名为《伊丽莎白圣母颂》（Vivat Eliza for an Ave Maria），毫不保留地展现在后宗教改革时期由对女王的崇敬完全代替在人民心中的女神形象。
伊丽莎白女王则将贞操德行视为最高指导原则，推动了童贞女王的形象与膜拜风气，她等于是献身给国家与人民。她将早年与圣母玛利亚连在一起的纯洁形象，变成了自己的象征与代名词：玫瑰、月亮、貂与凤凰。她也与亨利七世（Henry VII）一样，最喜欢称自己为阿瑟王后裔，有关阿瑟王的传奇，一直都是伊丽莎白一世年代露天历史剧最爱的题材。
不过，最致力于推广伊丽莎白女王崇拜的，就是诗人与剧作家了。在一五九六年出版的史诗《仙后》中，埃德蒙·斯宾塞（Edmond Spenser）将伊丽莎白女王比喻为“仙后葛罗莉安娜”与“女猎神妙月”。威廉·莎士比亚、本·琼森与华德·莱礼爵士，则称伊丽莎白女王为海之女神辛西亚或女猎神黛安娜，“贞洁又美丽”。而其他的诗人则以神圣的处女、第一个来到人间的女性潘多拉、欧莉安娜公主或“英格兰的正义女神阿斯特赖亚，白色国度的艳阳”来颂扬伊丽莎白女王，英国国教会则视她为新的朱蒂丝或德博拉。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诗作、歌曲、民谣与牧歌几乎都颂扬着她，并向神祈祷能保护她远离敌人，以及以她的美德和贞洁来称赞她。像她这样的统治者，能抓住人民的心，在英国史上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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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激励臣子之外，她亲近的参事们常常发现，伊丽莎白女王也很容易暴怒。身为一个深懂微妙的因循之道的女性统治者，她熟于拖延与假装之道，对于无法马上解决的问题，她通常以搁置处理。她的臣子们，缺乏她的敏锐度，也不懂她的动机，常常被她的行为逼得发狂，因为她不是一个轻易露出心思的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步，因为从长远来看，比起仓促决定，拖延时间能让她为国家做出更好的决定。只要状况许可，她都会玩时间游戏。
“这让我厌倦人生。”一五七四年，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显得特别不随和，另一位国务大臣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便如此表示。“逝去的时间不会重返，失去优势，却仍得承担风险，问题也没有解决。我无法得到女王的许可，许可也完全没有进展，但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要继续）延宕到下一秒，到中午，到明天。”而塞西尔则有一次发怒，表示：“女王陛下一直不给一个坚决的答案，让我烦躁难安。”
年纪越来越大后，伊丽莎白女王在签署文件时更是犹豫。国务大臣们还得因此“说些故事或演讲来娱乐她，让她因此感到愉悦”，才能让她的思绪暂时脱离政务。
女王的其中一个座右铭，非常适合她，那就是“眼观八方，紧闭嘴巴”，她与父亲一样，都有自己的主张。“说起她的心思，这我只能语带保留，因为无论是女人或女王的身份，她的心皆深不可测。”臣子杜德利·吉格斯（Dudley Digges）曾如此记载。她很早就知道，摊牌绝不是件聪明的事。哈林顿爵士仍记得：“在国家大事上，她身边最聪明的人与最好的参事，对她的想法常感疑惑，只因她很少透露她的看法。”从公主时期一直到贵为女王，她似乎从不知安全感为何物：她身边永远有毒药或刺客的尖刀等着她，敌人一再地找机会摧毁她。她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在床上安然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