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需要，伊丽莎白女王也能展现坚决与强悍的一面，在历史上已知的两次事件中，她毫不畏惧地下令刑求违法者。尽管刑求并不合法，但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这是必要的手段；这两次的事件中，遭到刑求的人都参与危害女王性命的阴谋。就连伦敦塔中的狱卒都知道，若自己做出越权的事情，女王的怒火可能烧得他们体无完肤。她最讨厌死刑，因此只要能符合公平正义，她便会尽可能对遭判极刑的重大罪犯赦免缓刑。根据塞西尔表示，她是个“非常具有怜悯心的女人”。她总是非常关心案件的审判，若有需要也会出手干涉。
从许多方面来说，她都是保守派人士，非常尊重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阶级制度的旧观念，也非常珍惜“地位、优越感与身份”等这些传统观点。弗朗西斯·贝肯爵士透过观察发现“女王陛下爱好和平，她的爱好从未改变”。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名书记，曾提醒接任者“避免成为新风俗惯例的发起人或爱好者”。
枢密院成员们常常为她出乎意料的行为感到气恼。尽管她平易近人又亲切，却也十分重视自己的尊贵地位，若有人表面上吝于展现对她的尊重，或在她面前未展现出应有的谦逊，灾难就会降临到这些人头上。英国皇室礼仪中规定与女王说话的人必须行屈膝礼，除非女王同意否则不得起身。若女王站着，没有人能坐着，晚年她同意让年老跛腿的塞西尔在她跟前坐在担架上时，显然是非常大的恩赐。
吝啬是她最常遭受的批评。事实上，她从姐姐手上继承负债累累的国家之初，便已下定决心，不仅要完全清偿债务，还要节省开支。虽然收紧银根的经济政策往往不受欢迎，但在许多欧洲国家纷纷走向破产之际，这却得以维持英国偿付的能力。在每年仅略微超过三十万英镑的小额收支之下，她支撑起自己、宫廷与政府的全面开销。为了在预算内完成任务，伊丽莎白女王展现出遗传自祖父亨利七世的精打细算之风，在她在位期间，总是能以有限的资源完成许多重要事项。
然而在个人的装扮上，她花钱绝不手软，因为在那个人王权的年代，华丽与浮夸在视觉上等于是权力的象征。“身为统治者，就仿佛高人一等俯瞰世界。”伊丽莎白女王表示。因此宫廷仪式、摆设与娱乐活动的开销，绝对省不得，伊丽莎白女王的衣柜也是，这些都是王权的象征，必须展现给外国使节与宫廷宾客们看。这仿佛是都铎王朝传承下来的习惯，维持光彩夺目的门面，不只让人印象深刻，更让所有走访宫廷的人咋舌。
在这些盛典与仪式中，伊丽莎白女王偶尔也会表现出平凡的一面，就像在册封达德利为莱斯特伯爵时，轻轻地搔了搔他脖子的动作。她非常平易近人，而且也不轻易向惯例风俗低头。她打断庄严的演说与布道会的事情，也是时有所闻：她甚至会命令啰唆得让她失去耐性的演说者闭嘴。但对于她尊敬喜欢的演讲，她也不吝于赞赏，一次下议院新任的议长进行了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公开演说后，伊丽莎白女王便激动得用手圈住了对方的颈项。她告诉身边的侍女自己感到非常抱歉，“毕竟两人并不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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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时的王权，在民间依然有着神秘的形象，伊丽莎白一世则全心全意地推动这样的形象。自十三世纪以来，便有透过御触治疗国王的邪恶（King's Evil）的风俗，君王用手触摸淋巴结结核患者，据称有治疗奇效。无论在怀特霍尔宫中还是在出巡的路上，伊丽莎白女王时常“勇敢且从不作恶”地“触摸身上有疮或溃疡”的患者，她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件好事。
每年在复活节前，她总会穿上围裙，臂上放着一条毛巾，主持皇家濯足一事，模仿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形象，为贫穷可怜的妇女洗脚（当然，她的施赈吏已经先帮这些妇女洗过一遍了），再赐给她们许多布匹、鱼、面包、起司与酒。依据传统，这些毛巾与围裙，以及君主的袍子都要赠予受惠者，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希望这些穷人为了她的衣服打架，于是创了一个新风俗的先例，将濯足礼布施钱装在红色皮包中赠予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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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治理国家，伊丽莎白女王受参事与议员们的激赏，而这些人都是依据忠诚度、诚实度与能力，由她亲自挑选出来，并拥有绝佳的洞察力。尽管她曾向一名大使表示：“我们没有枢密院不行，对国家事务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自负。”但在听过所有枢密院参事的意见后，则是由她来做出最后的重大决定，尤其在外交事务上，她有最独到的见解。她并不认为自己一定要参考参事们的意见，甚至常常对他们大吼大叫；更有甚者，要是有参事与她意见不合，她便会暂时禁止他们踏入宫中。许多参事为了提出意见，都必须有受到轻微处罚的心理准备。
女王一点也不在意让大臣们感到不便，她认为大臣必须和她一样认真工作、有效率，致力于履行国家职责。若他们办不到，她会坚持了解原因；她能洞察一切，是个严格的女主公。一次亨斯顿勋爵离开他的公职太久，伊丽莎白女王便对他的儿子发飙：“畜生！若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干脆任他自生自灭，找人来替他的职好了，我们才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
哈林顿爵士则记得她总是要塞西尔陪着她交谈到深夜，
在他离去后再召来一位臣子，偶尔测试身边的人对她的情感。每个人都会私下展现机智。若有人在她面前伪装掩饰，或不采纳她的意见，她绝不善罢甘休，有时惩罚也是不可免的。
经过这些深夜咨商后，在第二天破晓前，女王就已准备好继续处理国政。她似乎不需要太多睡眠，说她是工作狂绝不夸张，甚至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形容。哈林顿爵士证实有一次她甚至一边写信，一边下达命令，同时还可以听取简报，并下达简单明了的指示。
每天她都会与臣子们接力进行私下咨询，读信与公文，写信或向他人下达命令，了解账目并听取他人的请愿。她将信件、备忘录与手札都挂在腰间的“大型随身囊”中或寝宫中，若不需要了就丢掉。因为知道枢密院参事会在她面前隐瞒意见，因此她很少参与日常的枢密院会——尽管她非常懂得与他们的辩论之道。她宁愿在背后对事务严加管束。在她刚继任的时候，塞西尔非常努力阻止她涉入过多政务，因为他认为这不是女人家的事，但几年过去了，他变得十分尊敬她、相信她，认定她是他的统治者，认同她是一个聪颖有智慧的女性。
在日常事务上，伊丽莎白女王将决定权委派给枢密院，但当决策正确时，她会居功；若策略造成问题时，枢密院参事便得一肩扛下责任。根据哈林顿爵士记载，塞西尔“总在处理失当时流下眼泪，因为他知道最困难的不是弥补错误，而是安抚女主公的情绪”。她的坏脾气无人不知：甚至会甩国务大臣耳光，将拖鞋丢到沃尔辛厄姆爵士脸上，或是殴打惹她生气的人，有一次在一怒之下，她从枢密院会上断然拂袖而去，她回到了寝宫中看书，一直到冷静下来才停止，而每一次的情绪爆发，她都这样处理。她也从不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调整。莱斯特伯爵是这样形容她的：“感谢老天，她的批评不像其他君主如暴风般的脾气，但对期盼越高的人，她的批评有时甚至越不留余地。”
“当她微笑，”哈林顿爵士曾如此抒发心情，“仿佛温暖的太阳，人人都想沉浸其中，但当乌云瞬间聚集时，震耳欲聋的雷声可能出其不意地劈向任何人。”一名曾亲眼见证她大发雷霆的法国大使透露：“我看到她对着任何一个人发泄怒气，我只想瞬间躲到加尔各答去，她的怒气如同死亡般带来恐惧感。”一五五九年，身为年轻的女王，伊丽莎白愤怒地训斥两名仆人，他们表示将把这种恐惧的情绪“带到坟墓里去”。一位臣子大胆上前一跪，为两人向女王求情“请求恢复他们男仆的身份，但让他大感惊奇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安慰两人的心灵”。
塞西尔身为女王身边最亲近的参事，很早就知道如何判断她的情绪，也知道要如何度过她的情绪风暴。她身边的仆人们记录道：“有时候都必须忍受她暴怒之下的口出恶言，就如同我多年来的经验般。”三十多年来，塞西尔一直都是她的主要参事，也是她在枢密院中最棒的温和派力量。“欧洲没有任何一位君主，”她有一次曾表示，“拥有像塞西尔这么好的参事。”
伊丽莎白女王喜欢旧派的特权阶级，也喜欢所谓的士绅阶级，也就是“新贵族”，这些人的好运来自他们的财富，而伊丽莎白女王则以能力来决定枢密院成员人选，当然还有他们的教养。她认为这些服务国家的人必须有最高素质。她身边多数的臣子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彼此有亲戚关系，当然也因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中带来和谐的家庭气氛。尽管罗柏·侬顿曾指称，她就是宫廷派系内讧的罪魁祸首，但“西得尼文件”（the Sidney Papers）则表示，她“懂得运用智慧制衡各大势力”。
然而比起枢密院，英国国会就显得更难掌握，因为国会的层级更低。女王认为，身为一国之君，她的权力完全凌驾于国会之上，但下议院中的清教徒却常常反对许多议案，而上下两院也常常嫉妒彼此的权力与特权，总是想方设法要拓展自己的权力。女王与国会的冲突因此难以避免，就如同我们所见，伊丽莎白女王偶尔也有不得不认输的时候。只要可以，她都会尽量避开国会。在她执政的四十五年间，国会仅开议过十次，总共工时约为一百四十周——根本不到三年。女王仅在国会开议前与休会前，穿着她的长袍，带着王冠，坐着驳船或骑马而来参与仪式；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她会亲手撰写演讲稿。若上下议院议员想要与她沟通，就必须派遣代表前往她当时所居住的宫殿。在议院代表上前下跪后，她会从王位起身优雅地鞠躬或行屈膝礼回应。传令员会负责为她带来议事辩论的消息，而塞西尔则负责向上下两院传达她的期许。
“宣布召开国会是我的权力，”伊丽莎白女王一次曾如此提醒两院议长，“解散国会，或进行决策也一样是我的权力；不同意国会的决议也是我的权力。”部分事情，包括继位与她的婚姻，就是她认为不适合由国会讨论的问题，但国会方面的想法总是相反。
在外交政策上，欧洲在法国与西班牙这一类天主教强权主导下，伊丽莎白女王的政策以保持英国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为主。靠着就连参事都不见得能理解的迂回曲折的外交政策，她成功地达成了目标。战争会威胁大英王国的稳定与她的财政，因此对她来说仿佛诅咒。她与菲利普二世的态度大相径庭，她完全不想建立自己的帝国，因此在一五九三年，她向国会宣告：
这件事对我来说如此简单自然，那就是这么多年的统治下来，我并没有任何拓展疆界、扩大领土的想法；尽管我有多次的机会。我心已决，绝不入侵任何邻国疆土，也不夺取他国王权。能治理我自己的国家，以君主之名执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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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的性格复杂。她是个十分认真的知识分子，时间许可下，每天都会花上三小时读历史书（“我想像我这种不是教授的人，很少能和我一样爱看书了。”一次她向国会如此夸耀），一直到她晚年死前，都会将翻译塔西佗（Tacitus）、波爱修斯（Boethius）、普鲁塔克（Plutarch）、贺拉斯（Horace）与西塞罗（Cicero）的作品作为娱乐，她甚至也能吐出“流畅又拗口的诅咒”，就和那个年代多数好人家的仕女一样。一次塞西尔迅速而神秘地带走一位清教徒富勒先生（Mr. Fuller）上呈给女王的一本书，书中提及“仁慈的女王陛下”不时“在邪神、公众之前，最令人悲伤的是常在神与耶稣存在之处，在许多神的荣耀降临之所，圣人、宗教与禁忌之处”口出诅咒，“在女王陛下邪恶的示范下，多数的臣子也常常口出诅咒，甚至说亵渎的话，这简直是让神的名誉扫地”。伊丽莎白女王要求看那本书，但在一名侍女的默许之下，那本书很幸运地“不见了”。
与母亲安·波林一样，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喜欢俏皮话，真实的笑话及“以机智胜过最机智的人”。对于喜剧演员理查德·塔莱登（Richard Tarleton）与女侏儒滑稽的动作，总是能引发她激动大笑。但她有完美的餐桌礼仪，吃喝的动作都十分优雅，最喜欢的饮料是啤酒。
她本人也非常机智。当一名法国大使向她抱怨，自己等了六天才等到觐见女王的机会时，她俏皮地答道：“就像世界的运转是六天一样，这是神定下的规则。神的力量，是有弱点的人无法比拟的。”
她那毋庸置疑的性吸引力与自信，总是让男人趋之若鹜，而一名臣子曾表示，伊丽莎白女王的“情感并非镌刻在硬石上，而是精致地雕塑在纯白的蜡里”。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她以越来越激烈的手段，想要追回逝去的青春，而宫廷里那些具有骑士风范的臣子们，则不断向她保证，她是宫里最美丽的女子，她那极度的虚荣心，让她全然相信这些谎言。“她是一个让时间也惊艳的女子。”华德莱礼爵士曾如此感叹。
她最大的兴趣就是骑术，这是她最常见的活动，此外还有打猎与跳舞。有一幅画详细地描绘出她在彭斯赫斯特庄园与一名疑似为莱斯特伯爵的男子共舞；两人正在表演拉沃尔塔舞，这是一种极富争议的舞蹈，男伴会将女伴高高举起转圈，而女伴的腿则甩在外头，因此受到许多神职人员的谴责，认为这种舞蹈是造成放荡甚至谋杀的原因。一些比较不具争议性的舞蹈，则需要更高难度的技巧与优雅的态度，尤其是女王钟爱的双人舞，舞者先轻快地踏五步，接着凌空飞跃而起，接着双脚要同时落地。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坚持融合更多更复杂的舞步，这也有效地避免了舞技较差的臣子参与这种舞蹈。年纪渐长后，在宫廷舞蹈的场合中，她多半扮演观众的角色，但她的标准依然高得吓人。一名法国大使记述：“当她身边的侍女跳舞时，可以看见她的头、手、脚皆随着节奏轻点。若侍女们跳得不受她好评，便会受到她的责难，她无疑精通此道。”
伊丽莎白女王最喜欢的桌上游戏是纸牌与西洋棋。她也十分喜爱戏剧、马上长枪比武和残忍的斗熊游戏，在泰晤士河南岸的派瑞斯花园，就有一个她的养熊场。
钻研哲学则是她多年不变的喜好。一五九三年，在听闻法王亨利四世改信天主教的消息后，伊丽莎白女王大感心烦，于是花了二十六个小时将波爱修著作《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翻译成英文，借以平复愤怒的情绪。她是一个“好学孜孜不倦”的人，她毕生对于学问总抱持着高昂的兴趣，而她的语言天分也从未消退。“说错拉丁文带给我的恐惧，比惹怒了西班牙、法国、苏格兰国王，加上整个吉斯家族与他们的盟国还要可怕。”她曾如此说道。一次她曾自吹自擂，表示自己“一点也不害怕西班牙国王，因为他一直到十二岁，连自己语言的字母都还学不好”。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重视教育大计，致力于催生伊顿公学与西敏中学。她热切希望中上阶级人士都能有文化涵养，因此创办了文法学校，延续了英王爱德华六世草创的教育基业。此外，她还创立了牛津耶稣学院。
另外，她对音乐也十分热情。除了鲁特琴与小键琴技巧高超外，伊丽莎白女王甚至会“为芭蕾舞音乐和一般乐曲谱曲，进而演奏且随之起舞”。她大方资助当代音乐大师汤马士·泰利斯（Thomas Tallis）与威廉·拜尔德（William Byrd），两人皆对她的歌唱音质赞誉有加。她演奏过的小键琴，上面还有波林家族家徽，目前依然珍藏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
伊丽莎白女王对著名占星家暨巫师约翰·迪伊的资助护持着他，让他远离行恶魔仪式的罪名与迫害。一五六四年，约翰·迪伊曾写道：伊丽莎白女王“以她那超乎常人、慷慨大肚的智慧，给我慰藉并鼓励我，让我继续哲学与数学上的研究。”她偶尔会前往莫特莱克拜访他——一五七五年，他记录下：“女王陛下与她那伟大的枢密院，以及许多贵族人士，都来参观我的图书馆。”她甚至在宫中给约翰·迪伊备了个房间，但他并不想中断研究，因而婉拒了。
令伊丽莎白女王着迷的，不只是约翰·迪伊的科学与神秘学研究，还有他预知未来的能力；生在那迷信的年代，她对这些预言都认真以对。一五七七年，约翰·迪伊预测出“英国将建立无可匹敌的大帝国”，也就是这样的预言，启发了伊丽莎白女王，鼓励德瑞克爵士、莱礼爵士与吉尔伯特等探险家出航，发现新大陆，并试图在新大陆建立英国版图。许多事情她都会听取约翰·迪伊的意见：新的彗星、牙痛、科学疑问以及解梦。
受到感动时，伊丽莎白女王也有怜悯慈爱的一面。面对好友诺里斯小姐“生命中的噩耗”，在爱尔兰战争中失去了挚爱的儿子时，伊丽莎白女王如此通情达理地回应：“别为了无用的事伤害自己，展现出好的模范以慰藉与你同样悲痛的人。自然天理的循环已然达成，人生谁无死，而他得到应有的光荣，让身为基督徒的明智判断安慰你那沉重的悲痛，人生本无欢乐，听天意而已。”两年后，诺里斯家又有两个儿子战死爱尔兰沙场，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写信安慰悲痛的诺里斯家双亲：“我们与你们一起，只希望我们心中所有的安慰，都能在如此悲痛的意外中，聊慰两位的心。我们并不愿意动笔写下这些话语，唯恐将为你们带来更多伤痛，但我无法克制自己，尽管你们顺从神的旨意，却无法避免一再的打击。尽管我们的伤痛不亚于你们，但仍该作为楷模。”当伊丽莎白女王听闻亨丁顿伯爵的死讯，甚至将皇室全数移驾到怀特霍尔宫，只为了能好好地告诉亨丁顿伯爵遗孀这个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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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女王长寿的人生中，她的体魄一直十分健壮，让她能尽情享受严峻的日常活动。她饮食有度，活得长寿，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都能维持身体机能，让政府运作得宜。她精力旺盛，甚至能惊人地站上好几个小时，让疲惫不堪的臣子与外国使者们都感到狼狈不堪。
她年轻时的神经问题，似乎来自压力、不安全感与悲惨的童年经验。她童年时期遭遇的创伤与惊吓，尤其是了解母亲命运的过程，可能对她的神经系统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她部分的神经问题，在继位之后自然减少了，后来在她更年期时才又复发。随后她常遭受焦虑、歇斯底里、躁症发作、强迫症与逐渐加重的忧郁症反复发作的影响。她厌恶噪音，无法忍受门窗紧闭与人群，这显示她有幽闭恐惧症。她偶有恐慌症发作的情形：一次在前往小礼拜堂的途中，“她突然无法克制地遭受恐惧折磨”，根据西班牙大使表示，她甚至必须接受搀扶才能回房。
这些病症显然主要是神经性的问题。她肩负的重任带来的压力与紧张，与总是活在生命安全受威胁的意识下，可能都会让意志不坚的人崩溃。许多当代人认为，她拒绝婚姻与生子带来的满足，便是违反了生命自然。塞西尔的观点则是，结婚生子对于治愈她的精神问题，可能有奇效。
在她那个年代的标准之下，伊丽莎白女王可说是个非常挑剔的女性，容易大惊小怪。她十分厌恶特定的气味，尤其是香水皮革，在一次某位臣子穿着香水皮革靴前去觐见女王时，她随即拒绝了他上呈的请愿书，皱起了鼻子，臣子只好嘲弄地说：“啧！女王陛下，臭的是我的鞋子！”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才和缓下来。对于他人的口臭，她的忍耐度就更低了。一次在接见一位法国特使后，她痛苦惊呼：“老天爷啊！若这个人继续留下，我该如何是好？他走了一个小时后，我仍能闻到那股臭味！”特使后来得知女王陛下的话，随即羞愧地逃回法国。
伊丽莎白女王也讨厌厨房的腥臊污垢。最不幸的是，在汉普顿宫中，她的御用厨房就位于她的寝宫楼下，“女王陛下不只坐立难安，甚至影响了食欲”。用玫瑰水在空中喷洒，似乎也无法掩盖住那股气味，因此汉普顿宫在一五六七年不得不改建新的厨房。这个厨房便一直保存至今，成为宫廷中的下午茶室。
随着年纪增长，伊丽莎白女王开始有了头痛的烦恼，这可能是偏头痛、眼压高或风湿病造成的。“脚踝上有一个开放性的烂疮”于一五六九年七月首度曝光之后，她甚至有多次因而无法行走的记录：一五七〇年出巡时，她甚至不得不坐在担架上。虽然一五七一年时她的烂疮已经痊愈，但女王却留下了微跛的后遗症，而她对此事十分敏感。尽管如此，这却从未影响她每天早晨最喜欢的长途健行习惯。
尽管她的身体毛病多，但几乎都是慢性病，而非急症，她也多次展现不愿屈服的意志力。和父亲一样，她最讨厌生病，也不愿人们认为她生病了。一五七七年，她下令要莱斯特伯爵通知塞西尔，为她带来一些他居住的巴克斯顿的温泉水。但他将温泉水运抵宫中时，女王却不愿意服下，她认为“温泉水离开原始地便没有益处了”。但她不愿服用的原因，只是有人说——当然也是事实——她的“脚上生疮”，但她从未正面承认；事实上，她甚至为了莱斯特伯爵写信给塞西尔一事，斥责了他一顿。
来年她遭受“极度严重”的牙痛，但她“并不认为，也从不认为”她的烂牙需要拔除，因此她的医生也不敢如此建议。她尝试了许多减缓症状的方法，但都徒劳无功。在枢密院多次的建议下，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愿意“接受器械性的治疗”。英勇的伦敦主教约翰·艾尔墨向她表示，拔牙并不是件恐怖的事，并愿意在她面前，拔掉一颗蛀烂的牙。于是在一五七八年十二月，他接受了拔牙治疗，也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折磨后，最后终于同意让医生为她施行拔牙手术。术后，任何有关牙齿的事情都成了禁忌话题，之后每当出现了蛀牙，她都只愿意忍痛，再也不愿意接受拔牙治疗，因为她听说菲利普国王在接受拔牙治疗后，从此只能吃流质食物。这个决定让她多年来断断续续地受牙痛、牙龈疾病之苦，最后甚至出现面部与颈部神经痛。当代的数据显示她的脸颊肿起，可能就是脓疮造成的结果。她越来越喜欢含糖食物、蛋奶冻与布丁，对牙痛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帮助，但她仍成功地保住了部分牙齿，只是在她晚年时，一名外国观察家发现，她的牙齿“非常黄，而且极度不对称，还有不少缺牙”。
接近晚年，伊丽莎白女王也从不愿承认自己身体不适。一五九七年时，塞西尔曾发现“她的右手大拇指疼痛不堪，但却强忍着不让人知道，不论是不是痛风，都没人敢问，这使她签署（文件）时都疼痛难忍”。
她的医生是最顶尖的，在那个年代，多数医生犹豫不决又危险的治疗可能加速病患的死亡，但伊丽莎白女王没有时间找他们来，而且她也尽可能地避免与医生打照面。尽管她喜欢强迫生病的臣子依照她的调配吞下她认为有治疗奇效的“药草水果汤”，但当她生病时，要说服她吃药并不容易。偶尔会发现，伊丽莎白女王仿佛扮演慈母的角色，喂食这些普通又古老的方剂让友人吞服，甚至自吹自擂地表示，这些方剂能治愈全天下所有的病。伊丽莎白女王的独门配方，只剩一剂留存至今，是她亲自调配用来治疗有听力问题的诺斯勋爵的，“烤一小块豆粉糕，待它温度上升，剥成两半，两半各滴进三到四汤匙的苦杏仁油，接着睡前将两块豆粉糕固定在两耳上，贴得越紧越好，保持头部温暖”，但历史上并没有记录它的功效。
伊丽莎白女王极度反对当时流行的泻剂，因为她认为，吃了泻剂的人就有偷懒开小差的理由，于是禁止她的侍女们服用泻剂。一五九七年，两位侍女并未服从她的命令，“偷吃了泻剂”，因而被罚三天不准入宫。
伊丽莎白女王不愿承认身体上的毛病，原因也是有迹可循。“在其他人的身上，生病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而在统治者的身上就更严重了。”她认为这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会认为她失控了；也代表她向人类的弱点低头，但我们已经知道，伊丽莎白女王总希望被视为超凡入圣。生病也代表年老，这也是她极度不想承认的一件事，而年老也威胁到童贞女王形象永恒青春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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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铎王朝年代，皇室的形象非常重要，比现代的皇室形象更为尊贵，辉煌的表象就是权力与伟大的同义词。都铎时期的君主最著名的就是光彩夺目的一面，相对于个人魅力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公开演说的服装与那个年代君主所建造和居住的宫殿中，都能看出这样的表征。
伊丽莎白女王的衣柜，据传有超过三千件华服。随着她的各种服饰变得越来越浮夸、华美，她的衣着在其在世时便已成为传奇。神圣的新教处子，穿着朴素的黑白相间的服饰，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成功为伊丽莎白女王加分；继位后，她的服饰风格大幅扭转，出现色彩缤纷、炫耀卖弄的形象。伊丽莎白女王在人像绘画中，总是身着蚕丝、天鹅绒、缎子、塔夫绸或金丝织成的衣裳，上面装饰着真正的宝石、无数的珍珠，并奢侈地以金银线镶饰，硬挺的襞襟与浆过的网纱制成的立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夸张。她最喜欢的颜色是黑、白与银，并以银色的半透明头纱作装饰。她的许多衣服上，都装饰着她自己的象征物，包括玫瑰、太阳、彩虹、巨兽、蜘蛛、麦穗、桑葚、红石榴与她最爱的花——三色堇。
有时候伊丽莎白女王的服装与其他服饰，则是臣子送给她的新年礼物；有些礼物她甚至一生都没穿过。这些衣服，与其他弃之可惜的服饰与鞋子，她都会送给侍女们。但部分友人与臣子赠予的礼物，她又显得十分珍惜：一五七五年，哈维克的贝丝小组在送了女王一件上面绣着各式各样的花与康乃馨的蓝色斗篷后，听闻宫中的朋友转述：“女王陛下从未这么欣赏您送的礼物；斗篷的颜色与特殊的装饰，让这件衣服价值不菲，让女王因此用我从未听闻的好话大赞夫人您。”贝丝小姐因而感激涕零。
身为未婚女子，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喜欢穿低胸的衣服，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老年，通常她都将头发在背后扎成发髻，但偶尔也会刻意将烫卷的头发放下。年纪渐增，头发渐白后，她甚至会戴上红色假发，这在宫中的侍女间蔚为风尚。她的许多衣服都是宫中裁缝师沃特·费雪（Walter Fish）量身定做的，亚当·布兰德（Adam Bland）则负责提供毛饰。
每天早上，寝宫侍女都要花两小时，才能帮女王着装完成。在至少四个宫殿中，女王都有提供流动自来水的专属厕所，除此之外，她还随时带着专用的浴缸，让她在每个宫殿中都泡澡，此外还有一年两次的药浴。显然，伊丽莎白女王比那个年代多数人都还要频繁地泡澡，一年至少会泡三次。她用金质牙签与象牙牙签来剔牙，并用擦牙布让牙齿光可鉴人。在那个时代，因为误信吃甜食能让呼吸气味变甜，她因而吃进大量糖分。
在华丽的衣裳下，她穿着细致的亚麻布，以保护无法洗涤的服装不受汗水的侵蚀。而这些衣服则分为许多不同的部分，包括三角胸衣、短外衣、袖套、衬裙与环状领，再透过绑结或扣子固定在鲸骨束腹上，最后再穿上随着流行增大的鲸骨环——一种坚硬环状的裙状物。伊丽莎白女王从小就习惯穿这样的衣物，但她偶尔会要求宫廷制鲸骨环师约翰·贝特（John Bate）帮她稍微修改一下，因为她的衬布常碰到与三个世纪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一样的问题。一五七九年西班牙大使门多萨曾表示，若伊丽莎白女王不将鲸骨环移到一边，让他可以“走近她身边，以免听不到声音”，两人就几乎无法好好沟通。但伊丽莎白女王的仪容看起来一点也不可笑：约翰·海华德爵士则形容，女王“带着莫大的尊荣，一举手一投足间都充满贵气”。
伊丽莎白女王的每一件衣服几乎都极尽可能地精致。家庭女教师凯瑟琳·艾希莉曾送她一条手帕，周围以金银丝线收边。在她初上任之时，伊丽莎白女王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一双丝质袜作为贺礼，让她矢言此后再也不穿别的材质的袜子了。在位期间，她多数的袜子都由亨利·赫梅（Henry Herne）制作，或由寝宫侍女缝制而成。目前在哈德菲尔宅邸中，展出一双据称是伊丽莎白一世穿过的丝质袜、一顶草编的宽边帽及长指手套。伊丽莎白女王的制鞋工匠盖瑞·强斯顿，每周都会制作一双新鞋给女王穿。冬天时，伊丽莎白女王外出都会穿斗篷或披风，一六〇〇年时统计，她已有一百九十八件斗篷。
根据约翰·海华德爵士的观察，伊丽莎白女王的外貌“修长挺立；她的头发偏向淡金色，前额大而白晳，眼睛水灵有活力，但却有近视的嫌疑，她的山根较平，鼻子突起；脸部比例长，但加上些许的威严与谦逊后，仍拥有傲人的美丽”。与那个年代多数的女性一样，伊丽莎白女王也会使用化妆品让外表更有魅力，用蛋白、蛋壳粉、明矾、硼砂、罂粟籽与水做的乳液，让皮肤更白皙，并用墨角兰或玫瑰水散发出芬芳气味。她会用碱液洗头，这是一种木头烧成灰烬后与水混合的液体，她会将这种液体与镜子一起放在梳妆台上的罐子里，并将梳子放在珠宝盒中。
着装完毕后，她会戴上大量的珠宝，让站在烛光之下的她闪闪发光，让身边的人都感到光彩夺目。一五九七年，法国大使发现她戴着“无数的珠宝，除了头上，还有她纤细的颈项、手臂与食指上，她的脖子与手腕上都戴着大量的珍珠，两手各戴一个手环，看来都价值不菲”。四年后，让意大利大使感到惊奇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穿着全白的衣裳，装饰着许多珍珠、刺绣与钻石，她能撑得住这些珠宝，让我感到十分讶异”。一名德国访客则表示，伊丽莎白女王穿戴的任何衣物“都镶着大大的钻石与其他珍贵宝石，而在她那裸露的胸前，则戴着一条长长的金银丝细装饰的披巾，上面还夹着一只看起来活生生、非常逼真的丑陋蜘蛛”。
伊丽莎白女王的珠宝收藏数量庞大，可以说是欧洲最棒的，而且她的收藏声名远播，就连罗马教皇都曾对它们痴心妄想。一五八七年，她已经拥有六百二十八件收藏品了。许多都是继承自父母的收藏：她拥有安·波林那著名的姓名字母坠饰，还有亨利八世留下的一个周围镶满红宝石的大蓝宝石，后来经过德国珠宝技师史匹尔曼大师（Master Spilman）重新镶嵌。多数的珠宝都是他人相赠的礼物，新年期间，或女王前往臣子家中拜访时，臣子们都会送女王价值不菲的小装饰物，或是价值连城的礼物，而此举后来也成了英国传统。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曾送她许多套礼物，甚至有一套多达七件的珠宝。伊丽莎白女王拥有的部分珠宝，在西班牙宝藏船惨遭劫掠时遭盗取。但她还有更多的珠宝收藏，可能都来自身为金匠与微图画家的尼可拉斯·希利亚德所作。许多珠宝上面甚至铭刻着女王的一个座右铭——Semper Eaden（意指永恒不变）。
女王也拥有许多珠宝表，且都为十字架、花朵或坠饰的形状，还有许多镶着宝石的手镯、腰带、领饰、坠饰、耳环、臂镯、纽扣、香盒与扣链等。她拥有许多以珠宝镶饰把柄的鸵鸟羽毛扇，以及许多新奇的珠宝饰品，有些上面有象征意义的文字，有些则是暗藏巧妙的双关语，多数则刻着她的名字。她最爱的珠宝样式是船或动物的形状，她拥有的珍珠都象征着处女般的纯洁，全都是最上等的，甚至包括曾为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所有的长珍珠串。她拥有的部分珍珠，现在镶嵌在大英帝国王冠上；其他的都遗失了。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个戒指上，绘有她与安·波林的画像，现在则收藏在切克斯。伊丽莎白女王也常将珠宝当作礼物送给身边的参事们——托马斯·赫内基爵士（Sir Thomas Heneage）就得到精美的舰队宝石，这是一个奖章型的画像盒，由尼可拉斯·希利亚德设计，现在则存放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至于教子的儿子则得到有她侧影的玛瑙。女王的衣柜清册中，显示有许多件珠宝在出巡过程或其他地方“不小心遗失了”；这些多数都是黄金或钻石纽扣，或怪物外形的胸针。一五八四年，她就曾在温斯特遗忘一件珠宝。令人感伤的是，在她死后这些珠宝四散，只剩不到几件。“噢，这些珠宝！”一六二六年，一位英国国会议员嗟叹，“是伊丽莎白年代的骄傲与光荣！”
伊丽莎白女王拥有的较为夸张的服饰，主要都用在与国家相关的场合，包括宫廷庆典、女王现身、接待外国使者与描绘官方画像时。她的日常穿着则较为朴素——有一次她甚至“连续三天穿着同一件全黑的服装”，而每天早晨，她都喜欢穿着较宽松的衣服，周围装饰着羽毛。那些华美的服装与珠宝就是她的工作服，对外显示王权的象征，对于维持童贞女王的形象也非常重要。这是无人能及的高尚庄严，因此伊丽莎白女王的服装总是比他人还要更夸张。
当然，这样的行为也引发清教倾向人士的批评。一名主教便大胆地在宫廷的一次宣教中申斥女王浸淫在过分打扮自己的这种虚华中。之后，女王对他的冒失愤怒不已，向她的侍女们抱怨：“若主教大人再继续讨论此事，就送他上天堂吧，但他别想有人陪伴，留下他的衣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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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的画像，一直是许多重量级著作喜欢讨论的话题。尽管在继位后的几年间，她的画像需求量非常大，但根据塞西尔所说，她“非常不愿意被画出真面目”，因此画像与她的相似度不大。最早期的画像，都只画出女王戴着法式兜帽的半脸；现在留存下来的模板并不多了。在华威城堡正式举行的加冕大典的画像上，她也露出全部的脸，现在则收藏在英国国家肖像艺廊。这幅画在油画木板上的肖像，经过年轮分析，大约出自一六〇〇年，而且可能是利瓦伊娜·提尔林克（Levina Teerlinc）遗失的原作的复制品，利瓦伊娜·提尔林克是一位法兰德斯艺术家，她在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初期的几年，为女王画了许多幅肖像。提尔林克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绘制了伊丽莎白女王穿着加冕长袍的肖像，后于一六〇〇年左右由尼可拉斯·希利亚德重制。
到了一五六三年，伊丽莎白女王与塞西尔都开始担心，外界对她的形象有所误解：华德·莱礼爵士曾记载“一位学艺不精的画师所绘的伊丽莎白女王肖像，在她的命令下，被敲碎焚毁”。塞西尔提议制作相似度大的女王画像，让坊间的艺术家能复制得像一点，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喜欢这个想法，因为她认为根本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的技术够好，能画出最佳范本。一直到将近十年后，汉斯·艾沃斯（Hans Eworth）入宫成为宫廷画家，他那充满寓意的画风，让女王凌驾于司婚姻女神朱诺，司智慧、工艺、发明的女神米娜瓦与美丽的维纳斯女神之上。一五六〇年代的其他画像稀少，一五六七年时，萨赛克斯伯爵向荷兰摄政王表示，这些画像与它们真正的主角“无可比拟”。
一五七二年时，一位不知名的画家，终于绘制出日后成为所有伊丽莎白女王画像复制品的基准作品，那就是知名的达恩里肖像画（Darnley Protrait）。也就是在此时，伊丽莎白女王发现，她的金匠尼可拉斯·希利亚德，也是个极富天分的肖像画家与微图画家；伊丽莎白女王的凤凰肖像画与鹈鹕肖像画，也都是他的绘画作品。伊丽莎白女王非常钦佩希利亚德的天分，并且正式称呼他为“女王的画匠”，甚至开心地花了数个小时，与他讨论“许多艺术范畴的问题”。至此，伊丽莎白女王已年届四十，对脸上的皱纹非常在意。在她的坚持之下，希利亚德必须负责绘制她的画像，而他则记得：“在一个美丽花园的露天小径中，附近一棵树也没有，也没有任何遮阴。”伊丽莎白女王告诉他，“展现一个人的模样，不需要任何阴影，但一定要在自然光下”，最后他绘制出的肖像，并不具有君主的高贵尊严，而是穿着耀眼的衣服美化过后的形象。
此后，女王对于自己外在形象的呈现便显得十分在意，对于打扮与权威的呈现重于画像的真实性。在趋近晚年的画像中，伊丽莎白女王的面部依然是光滑、无老化痕迹、无表情变化的模样。这无疑给予她的臣子一种安慰，在充满不安的世界中，让臣子们认为女王陛下丝毫没有改变，对这些人来说，一般人性的规范似乎毫无作用。
在一五八〇年代，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绘像的需求激增。创作丰富的尼可拉斯·希利亚德手绘了许多伊丽莎白女王的微型图像，臣子则最爱佩戴在身上，至于另一位宫廷画师乔治·高尔（George Gower），则绘制较大幅的画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无敌舰队肖像画，目前这幅画像还有许多不同版本。另一位受到女王宠信的画师则是约翰·贝慈（John Bettes）。这些画家绘制的肖像画，在刻意展现王权象征、服饰与地位之下，创造了一股特殊的英国服装画像风潮，而这股潮流一直维持到下一个世纪。
一五九二年，马库斯·加拉德（Marcus Gheeraerts）绘制的充满气势的迪奇里肖像画，是伊丽莎白女王大型的全身肖像留存至今的少数作品。画中的女王脚踏英国地图，而她脚下踩着的牛津郡的迪奇里公园，是她的支持者亨利·李爵士（Sir Henry Lee）的家乡，而这幅画像便是由他委托制作。这幅画中充满了象征的符码，其中还有很多未解，但却是伊丽莎白女王肖像画中的一个亮点。女王的脸部描绘得和其他肖像一样，这是绘制一个老妇人最谨慎的方法。
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辞世前，小马库斯·加拉德（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威廉·席格（William Segar）与罗伯·比克（Robert Peake），一直维持着由希利亚德开启的传统风格。现在于多塞特郡舍伯尔尼城堡展出的一幅画中，画师比克将垂垂老矣的伊丽莎白女王描绘成一位年轻女子，坐在轿舆上，由臣子们推着前往布莱尔参加一场婚礼。在伊丽莎白女王死前六年，希利亚德依然为伊丽莎白女王绘制肖像画。他绘制的画像，有二十几幅流传到后世：这些肖像画现在被统称为“青春的假面”。至于在哈德菲尔宅邸中出自无名氏之手的彩虹肖像画，则出现于一六〇〇年左右，画中同样也充满各式各样的符码，将伊丽莎白女王描绘为届适婚年龄的美丽太阳女神。
因此，目前世上只有少数画像，呈现出伊丽莎白一世真正的面容。一五七五年时，意大利籍宫廷画师费德里哥·朱卡洛（Federico Zucczro）绘制了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伯爵的画像，令人失望的是，这幅画早已佚失；而他的初稿则透露出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一五九〇年代的奖章上，女王的面部绘像则呈现出松垮的下巴与脸颊，而且市面上流传着“让她气愤不已的”许多类似的绘像，因此一五九六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下，英国枢密院下令查封并销毁许多展现出她老态龙钟、孱弱不已与一脸病容的画像。英国王位继承问题悬而未决，政府不能冒险让臣民看见她年华老去的模样。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幅微型画，几乎可以确定是埃萨克·奥利佛（Isaac Oliver）活灵活现的作品，他试图描绘他所见到的伊丽莎白女王，但这幅画却始终未完成，现在则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展出。而那幅著名的忧郁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年代与死亡”，则绘于她死后，几乎可以说是当今留存的作品中，最接近她真实样貌的一幅。伊丽莎白女王那满布皱纹的面容与小马库斯·加拉德的作品相距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