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伦敦的人，似乎都挤上街头只为一睹她的风采，也为此感到欣喜若狂，尤其当女王“屈身低头向平民致意”时，他们的热情更达到最高点。约翰·海华德爵士（Sir John Hayward）曾执笔写道：
如果要说英国史上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天赋与风度，天生就能赢得民心，这个人一定是伊丽莎白女王。她举止皆宜，一举一动都恰如其分，她着眼某一件事，耳朵听着别的声音，同时心里不断地做出判断，还要同时发表演说；她似乎能一心多用。对某些人，她给予怜悯；对某些人，她给予鼓励；对某些人，她做出感谢，至于对其他人，她则和气又机智地发挥幽默感，绝不谴责任何人，绝不遗漏任何一位政府官员，恰到好处地微笑着、眼波流转着，同时散发着善意，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她的好感，所有人都愿意为她效命，而且在臣子间流传着的，都是对君主的赞颂之词。
高贵的斐利公爵看到她对臣子屈尊俯就的态度，感到十分惊讶，但伦敦民众可不这么认为：他们早就为伊丽莎白女王十分着迷，对她亲民的态度激赏不已，这都是因为女王要求自己在不失尊贵的前提下，实践“刚柔并济的风范”。民众被她的关心、年轻活力与真诚笑容打动，热情地献上了他们满心的祝福。
当大队人马抵达伦敦塔，伊丽莎白女王停下了马，回忆起上一次来到这里时，她还是个戴罪之身，成天忧惧着可能遭到处斩。此时，她在大批群众的眼光之下，再度为当年获释，感到感激不已：“主啊，全能永生的上帝，我要打从心底献上我的感谢，因为你对我的怜悯，我才能有今天。”接着，她转向人民：
有些人从一国之君成为此地之囚徒，而我则从一介囚犯成为一国之君。当年的挫折是神的旨意，而我今日的一切则是他的怜悯。
接着她策马骑入伦敦塔院落并进到了皇家大院，同时召来伦敦塔管理中尉，加入她的行列。他就是亨利·贝汀菲尔德爵士（Sir Henry Bedingfield），以前看守女王的狱卒。但她和蔼地感谢贝汀菲尔德爵士对已故玛丽女王的忠心，同时告诉他将解除职务的消息。只是女王对这位狱卒竟没有一丝怨怼。
“神会原谅你不堪的过去，我也会。”她这样告诉贝汀菲尔德爵士，同时幽默地说：“以后如果我想严加看管哪个人，把他交给你就对了！”
在伦敦塔中临时居住一周后，伊丽莎白女王与她的大队人马改走水路，“在小喇叭吹奏的音乐与欢乐”之下，改道前往斯庄特的索美塞得宅邸，这里是伊丽莎白女王在公主时期居住的地方。在冬日的夜晚，总会有人看见她乘着驳船，在乐音的伴随下穿越泰晤士河，周围还有许多小船，而伦敦的子民们也逐渐习惯，天天都可以看到她穿梭在首都街头，通常都是为了前往某处宴请臣子。她清楚明白，想要继续抓住民心，她就必须维持自己的能见度。
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她再度迁居到怀特霍尔宫，尽管她并不非常喜欢，但这里才是她的主要居所。在这里，皇室上下展开夜夜笙歌的日子，皇室成员们总是想要和女主人一样“调剂一下身心并且狂舞到深夜”，女王当时想要好好享受终获自由的感觉。当时的她刚从幼年时期以来的恐惧中解放，成为各界注意的焦点与奉承的对象，而且还掌握这块土地上最大的权力，在在都让她兴奋不已。
抵达怀特霍尔宫后，斐利公爵发现了一件让他愠怒不已的事情，在伊丽莎白女王主政下宫中打破了过往的惯例，并没有留房间给他；他无法觐见女王，也无法与女王的近臣说上话——他发现女王身边的人纷纷避开他，“好像我是恶魔一样”。事情至此，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清楚表明，在治理国家的议题上，绝对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决心。
伊丽莎白的执政风格与亨利八世迥异，亨利八世执政早年期间，几乎将所有时间用在玩乐上，而治理国家的大事则交给其他臣子；伊丽莎白女王则是日日勤政，为宫廷确定计划，随时注意朝政。她坚持送进宫廷的每封信件都要亲自审阅，但这件事却让塞西尔感到十分气馁，因为他一直认为，女人不该插手这些属于枢密院的工作。当他发现一名外国使节的急件没有先让他这个国务大臣过目，而是直接送到伊丽莎白女王手中，他越发感到恼怒；随后女王又不经意地透露，她已经直接与送信的人讨论其中事宜后，塞西尔更加恼火。于是，塞西尔找来那位可怜的信差训话，告诉他，信差没有权力直接将信件送给女王陛下，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不是女性的智慧能处理的”。
年纪轻轻的女王，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连串的日常例行公事。她总是早起，除了天气极差的日子之外，她每天都会到宫廷的花园里快走。然后在寝宫吃为她准备好的早餐，她也会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传唤大臣，让大臣行跪拜礼后再呈上需要御笔签名的信件与文件。接着她会主持枢密院会议。到了中午再回到寝宫中吃午餐，她很少在大众面前进食。下午的时间，她会在谒见室接见外国使节与其他访客，常常都要站好几个小时，并且用拉丁文交谈。通常她会不顾时间上的限制，让自己沉浸在舞蹈的世界中：在谒见室中随意跳六支轻快的双人舞，对她来说是司空见惯。当然，这样的活动也对她善变的情绪有正面帮助。
晚间则有许多国家级的晚宴或皇室余兴节目要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喜欢各式各样的音乐，也欢迎各种表演进驻皇室宫殿。有时候她自己也会演奏鲁特琴和小键琴。稍晚，用过晚餐后，她会与臣子玩些纸牌游戏，在上床就寝前，她通常还会再花一个小时左右批阅公文，但晚上的时间就算她需要参事的建议，也不会随意召来塞西尔或其他臣子。她常常在夜半时刻做出决定，却又在清晨改变心意。可以想见，她这样的行径必定让智囊团感到焦躁不已。
* * *
十二月十四日这天，玛丽女王正式在西敏寺下葬，而在新任女王的指示下，她的安魂弥撒则以传统天主教仪式进行。至此，伊丽莎白女王仍未正式提及宗教议题，但大家对她的宗教倾向似乎都心知肚明。在玛丽女王下葬的这一天，斐利公爵写了一封语气阴郁的信给菲利普国王：
这个国家掌握在一群毛头小子、异教徒与叛国者手里。长者与天主教徒极度不满，但却不敢说话。对我来说，女王陛下比她姐姐恐怖多了，她下达旨意的方式，简直可以媲美她的父亲。看来我们失去了这个国家、躯体和灵魂。
斐利公爵开始觉得任务希望渺然。珍贵的英国—西班牙联盟可能触礁，他甚至还没有机会觐见女王。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影响伊丽莎白女王择偶的条件，同时，宫里的传言也让他紧张不已。“大家都认为她绝不可能嫁给外邦人士，也没人知道她喜欢谁，因此每天都会有人建议她尽快大婚。”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发现让各界持续揣测的乐趣与益处，她俨然成为这个游戏的高手。斐利公爵害怕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和枢密院官员都不会考虑“陛下的求婚”。他唯一的希望就只能设法说服部分枢密院官员，若女王下嫁英国人，可能不利于英国。如果他能见到女王，他就能从“与她谈谈对陛下的观感开始，消除她嫁给英国人的想法，这样她才不会连那个不可能下嫁臣子的姐姐都比不上”。英国国内没有人配得上她，这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大陆有这么多王子等着她的青睐，也可以保护她不受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威胁，如果她随便嫁个贵族就实在太糟糕了。
但菲利普国王也还没正式提亲，斐利公爵只要想到菲利普国王可能不提亲，便日复一日感到焦虑。于是他便更加大胆地施压：“若要她对陛下倾心，请下达指令给我，让我继续执行计划，要不便放弃计划，转而与奥地利的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合作，因为我认为其他的婚配人选，恐怕也不能让她点头答应。”他又苦涩地表示：“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我想我大概会是英国国土上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 * *
一五五八年的圣诞节，伊丽莎白女王终于暗示了未来宗教政策的走向。通常在圣诞节的早上，坎特伯雷大主教都会在女王的私人礼拜堂举行弥撒，但因为前任的波尔主教与玛丽女王同日逝世，当时英国大主教的职位陷入真空。许多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任职过的天主教主教们，都让有新教倾向的伊丽莎白女王难以信任，而在最高阶主教缺席时有权代理职务的约克大主教尼可拉斯·赫司，却声明自己绝对不会为有异教倾向的女王加冕。因此当时便由卡莱尔大主教欧文·奥格尔索普（Owen Oglethorpe）来到怀特霍尔宫，与女王一起进行圣诞弥撒。在弥撒仪式之前，伊丽莎白女王向他下达指示，要他略过举扬圣体的步骤——因为对天主教徒来说，这是弥撒中最神圣的仪式，但新教徒却否定圣餐变体的奇迹。然而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却决定仪式必须依据他的信念正常进行。当他朗诵福音书时，大主教开始在教众面前举起面包与酒，伊丽莎白女王大声下令要他停止，此举让出席弥撒的人士纷感讶异。但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仅蹙眉表示不满，便继续弥撒仪式，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在盛怒下，起身离开了礼拜堂，决心不看这个冒犯了她的仪式。
两天后，她颁布一项声明，裁定部分弥撒仪式可用英文取代拉丁文，并指示在新公告出来之前严禁任何讲道会。她希望透过这个强制令可以吓阻两边的宗教狂热分子，不要再有言语上的角力，也希望能平息动荡。在加冕仪式完成后，国会预定于一月份开会，届时宗教议题将有定夺。
那一年的圣诞假期十二天非常丰富又开心。罗伯特·达德利负责皇室的娱乐节目，包括舞会、宴会和化装舞会等。十二夜显现节当日的一个活动，其内容充满明确的反教权主义，曼多瓦公爵政府代表伊尔·施凡诺亚（Il Schifanoya），为此感到惊愕不已，于是提笔向主人回报：
公爵阁下理应听说了女王陛下在显现节这天看了一出闹剧的消息，以及晚餐过后那装模作样的仪式，他们让乌鸦穿着枢机主教的衣服，驴子扮成了大主教，狼则变成了男修道院院长。我会保持缄默，也不会恣意记录下皇室的轻蔑与不寻常的放荡。
依循传统，在圣诞假期的第十二夜要交换礼物，就在这天晚上，伊丽莎白女王首度穿上了全新而且昂贵的丝质长袜。她非常喜欢这双长袜，同时矢言再也不穿一般布料的袜子了。
斐利公爵之前沮丧的口气，让菲利普国王决定采取行动。一五五九年一月十日，菲利普国王通知大使斐利公爵：“我已决心将其他相抵触的考虑摆在一旁，也已决定牺牲个人，将婚配大事献给上帝，迎娶英国女王。”因此，当斐利公爵终于有机会私下觐见女王时，他便以菲利普国王之名，正式向伊丽莎白女王求婚。
但菲利普国王显得心不甘情不愿：“相信我”，他私下向他人吐露，“若非要服侍神，我绝不想这么做。要不是清楚了解，如此一来便能得到这个王国好献给神、服侍神，否则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除了维系英国—西班牙联盟“对基督教信仰有莫大帮助”之外，他觉得自己“像个被诅咒的人，等待着命运的判决”。然而，身为西班牙、葡萄牙、欧洲低地国家与新大陆许多地方的统治者，他仿佛认定自己是欧洲天主教之王，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必须拯救英国落入异教的命运。他不想透过暴力手段达成目的，或请罗马教皇将英国革出教门，而是寻求外交手段；但背后的真相其实是在经历与法国多年的战争后，他的财政枯竭，早已没有立场兴起宗教争端，但为了商业利益，他又需要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只要伊丽莎白女王答应求婚，同时像这么多年来一样，愿意维持忠贞的天主教徒身份，让英国“坚持、确保”罗马信仰，这么一来，菲利普国王就愿意帮助她取回加莱港。
然而在一月十日嘱咐斐利公爵求婚后，他认为这么做“会有许多困难”。他是西班牙王室的领导人，不可能常常待在英国境内，这件事当年让玛丽女王十分不满。加上伊丽莎白疑似有异教倾向，他已经可以预见，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会针对继位问题更进一步施压，然而西班牙与法国间的战争，似乎永无止境。他与英国王室的联姻，可能无法像前一任女王那么顺利。他娶伊丽莎白女王，只是为了服侍上帝，只是为了让她愿意发誓弃绝新教信仰，公开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同时向教皇请求前罪之赦免。但为了达成这样的结果，伊丽莎白女王必须宣告自己与英国皆受到菲利普国王的救赎，才能免去永远的诅咒，“这样就可以证明，我娶她都是为了服侍上帝”。
但在菲利普国王意料之外的，是英国人对女王再度与西班牙王室联姻的态度。一五五四年，当英国政府宣布当时的菲利普王子与玛丽女王订婚时，许多英国民众纷纷起而抗之，不少人也认定玛丽女王之过，都是受到菲利普国王影响，尽管事实上他曾竭尽所能，阻挡玛丽女王对救赎灵魂的过度狂热，他深深了解此举对她——和他的声誉影响很大。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此时嫁给西班牙国王，不但会让她失去民心，可能也会失去王位。
最后一个问题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罗马教廷严禁男性迎娶亡妻的姐妹，然而菲利普亲王深具信心，认为教皇一定能够理解，并给予特许状同意两人的婚配。
国王陛下终于求婚了，这让斐利公爵松了一口气，而且十分开心。他自信满满地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一定能感受到他们赐予她的荣耀——一个小岛的领导者要嫁给欧洲大国的国王了。他似乎已经忘记，在伊丽莎白女王正式登基前曾透露过，玛丽女王之所以失去民心，就是因为嫁给了外邦的王子。他希望伊丽莎白女王能够珍惜，了解这绝对是良缘一桩。
他的第一步就是私下觐见女王，这件事得以最细腻的手段处理。但目前看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正忙着计划她的加冕大典。
她希望挑一个适合的日子，来进行这个仪式——这件事是罗伯特·达德利的建议——她也向精通天文的约翰·迪伊博士探询一番，他告诉女王只要在一月十五日进行加冕，就能确保她的治理之路荣耀又昌盛。时间确定了，罗伯特·达德利便负责安排事宜，同时开始与伦敦市长讨论铺张壮丽的典礼与欢迎仪式。由伦敦市来主办，这可是女王赐予的莫大荣耀。伊丽莎白女王坚持，她的加冕典礼与相关庆典要极尽可能地豪华，这样才能抹去那些曾质疑她合法地位与继承正统性的人心中的疑虑。光彩又威严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在那个年代非常重要，当时的人认为豪奢的表象就等于伟大与崇高，因此女王此举是希望透过加冕典礼，来作为一种政治语言。
在十二月底时，准备工作大有进展，人们“夜以继日，每日无休”地赶工。用安特卫普进口的丝、天鹅绒与绸缎制成了金银华服，让英国财政部花了将近四千英镑，还要制作制服、帘子、海报和参与游行与嘉勉仪式者的服装。小号手和传令官都得到新的粗呢大衣，甚至连宫中的弄臣威尔·桑莫斯（Will Somers），和许多次要官员，包括洗衣女琼·希尔顿（Joan Hilton）、鱼商威廉·杜塞（William Toothe）都有新衣可穿。皇室裁缝师修改了玛丽女王加冕典礼所穿的礼袍，又瘦又高的妹妹才穿得下，同时下令，女王一抵达伦敦港时，就得有各种红色的丝袍可挑选。西敏寺安排了更多座位，伦敦的街道上则到处都是凯旋拱门。一般民众家中门窗纷纷挂上织锦与挂毯，女王游行队伍将经过的街道则铺满了全新的石砾。为了制作一张从西敏寺到国会大厦的地毯，特地购买了七百码蓝色的布。每个细节都设想周到，甚至连“女王在加冕典礼的抹油仪式过后要用来擦拭”的棉花都有。伊丽莎白女王加冕仪式总花费高达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一英镑。
只是，在圣诞假期中伊丽莎白女王与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发生了冲突后，就没有任何一位主教愿意帮她进行加冕。约克大主教尼可拉斯·赫司更不客气地向女王表明，既然她不愿意见证举扬圣体，那她就是不折不扣的异教徒，他自然不能帮她加冕了。其他的主教也多是天主教徒，都听令于赫司大主教，最后只剩下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在经过多方劝说后——终于受到劝服愿意主持仪式。
最后，一切都计划好了。在一五五九年一月十二日星期四这天，女王陛下从怀特霍尔宫登上了她的船，沿着泰晤士河抵达了伦敦塔，依据传统，英国君主登基之前，都必须在这里过一夜。“在市长与市府参事、各界同业公会的船只护卫下，女王的船装点着一缕神秘”。一名威尼斯特使表示，这一幕让他想起威尼斯的耶稣升天节，威尼斯总督象征性地与海成婚。
来到伦敦塔后，首相正式地欢迎她，接着她在“乐团甜美又神圣的演奏下，由美丽又伟大的乐音”引入皇室居所。隔天，她封几名人士为巴斯骑士，接着在星期六的早上，离开了伦敦塔，正式踏上前往伦敦进行加冕仪式之路。
[1] 按当时习俗，富贵人家的做法是生完小孩后不亲自哺乳而是到乡下高薪雇用奶妈授乳。——编者注
2 上帝啊！请让我们的女王快点嫁人吧！
在加冕大典前一天的早晨，伊丽莎白女王盛装穿着一袭以二十三码金绢与银绢织成的长袍，旁边点缀着貂皮，上面还有金色拉花蕾丝的装饰——这是她指定的四种加冕装扮之一，她的头上则戴着一顶金色帽子以及公主的皇冠。窗外雪花片片飘落，天空十分阴郁，女王的随行人员中，臣子们也纷纷穿上绸缎与天鹅绒制的华贵衣裳，戴上耀眼的珠宝。游行队伍逐渐成形，上千位达官显要骑着马，而女王则走向等着她的马儿，马儿身上也披着白色绸缎，旁边以金色缎子装饰，并由两位非常帅气的马夫牵着。
在上马之前，女王大声祷告：“全能永生的上帝，我要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的怜悯，才让我能拥有今日的喜悦。你对我的好与怜悯，就如狮子穴中的但以理般，获得你的救赎逃出狮穴，远离狮爪的折磨。即便我感到不知所措，仍将扛起汝之交付。”这是非常贴切的祷告，因为伦敦塔中的狮子刚好出现，开始吼叫、咆哮，周围的人们则给予热情的掌声。
再度重申自己的坚定信仰，全能的神才是带给她王权荣耀的关键，接着伊丽莎白女王走向她的坐骑，在八层绸缎制的坐垫上坐稳，在头顶上象征阶级的顶篷遮蔽下，展现出“君临天下”的气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伦敦街头拉着四英里长的人龙激动地欢迎着她。女王的登基仪式成为一种政治宣传，盼望能帮伊丽莎白女王与人民打好关系，同时宣告新时代的来临。
在女王坐骑旁边的则是御前护卫——士绅卫队，他们身上的制服由深红色的缎子制成，身上象征性地带着金色战斧。在女王的游行队伍中，也有许多男仆，穿着深红色天鹅绒无袖紧身短上衣，上面装饰着金银纽扣，用红白相间的线，绣上象征都铎王朝的玫瑰与缩写“ER”字样。在女王通过一片鲜红的号角手之前，可以看到女王身后的是骑士统领罗伯特·达德利，带领着女王的驯马，后面跟着三十九位侍女，这些侍女全都身着深红色天鹅绒长礼服，还有金色袖子。枢密院成员也在游行的行列中，穿上绸缎制的闪亮长袍，展现英勇的姿态。
伦敦市也非常用心，伦敦市长与市府参事投入了大笔金钱，在游行队伍会经过的五个路段上，布置了“华丽游行、豪奢表演与相关装置”，汹涌的人潮都将见证这一切，其中甚至有许多民众彻夜露宿街头，就只为一睹女王风采。在木栏、各色垂帘与绣帷后的，是伦敦同业公会派出的许多代表，他们慎重地穿上镶有毛皮边的礼服，以及各行业的制服。伦敦是新教的大本营，而为女王登基举办的壮丽场面，皆特意结合了玛丽女王年代民不聊生的记忆，这些已然过去，人民可以从继位的伊丽莎白女王身上，找到更多希望。其中的一个主轴，就在于建立真正的宗教概念，当伊丽莎白女王听到这里时，忍不住睁大眼睛双手举向天，仿佛祈祷一般，不断地重复：“阿门”。
伦敦街头的庆祝活动就从芬乔奇街展开，一个孩子将在喧闹的民众面前吟诵欢迎诗。女王要求群众安静，“并迅速变换脸上表情展现极大的专注力仔细聆听，仿佛这孩子的话语让她深受感动”。
第一个盛大欢迎的活动，也就是“玫瑰庆典”，就在慈爱教堂街的三层式舞台上演，由剧团演员出演都铎王朝中的要角，象征着统一与和谐。在三层台的最底层出现的是——二十五年来首次——亨利八世与安·波林同台的场景，最高层则是伊丽莎白女王本人。
在康希尔的一处喷泉旁，由一名孩童代表女王，登高坐在统治者大位上，旁边则有四美德的象征，其中一美德则是“虔诚信仰”，将迷信与愚昧等罪恶踩在脚底下。
戚普塞街因为号角声而显得嘈杂，伦敦合唱团则在为庆祝女王登基而装饰华美的艾琳诺十字碑旁，静静等待着。依照惯例，市政记录员要在此献上装在深红色钱包中的一千个金币（相当于六百六十六英镑）。她优雅地收下，并开口说：
感谢市长阁下、诸兄弟与各位民众。有鉴于各位的请求，我定会继续作为一位淑女和女王，请各位放心吧，我会与历代的君王一样以良善对待人民。让诸位了解，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宁静，如果有需要，我一定花费所有心血在所不辞。愿神恩降临你们。
她的演说引起群众一阵赞叹与欢乐，纷纷为女王的发言陷入“一阵狂喜”。
小康城的庆祝活动，主题则为“时间”。女王仔细打量了表演内容，才若有所思地说：“是时间！时间让我走到这个方向。”这个表演描绘了两个乡村场景，一个逐渐蓬勃富有，另一个则逐渐凋零。接着一个代表“真理”的角色，在时间的酝酿下，于两者之间崛起，并且收到一本来自天堂的英文《圣经》。一个孩子用美丽的诗歌解说，《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将残破的国家变成兴旺的帝国。“真理”将《圣经》献给了女王，女王亲吻了《圣经》，接着紧紧抱在心窝，伦敦展现出的温暖，让她感谢不已，同时“承诺从此以后将当个勤奋的读经者”。
在圣彼得大教堂外，圣保罗中学的一名学者用拉丁文发表了一段演说，赞扬伊丽莎白女王的智能、学习力与各项美德。女王通过拉得关与舰队街时，伴随着背景音乐，欣赏了最后一段表演，这是有关女先知底波拉“预言并重建了以色列”的故事，神派她前来领导他的子民四十年。在剧中，底波拉身穿国会礼袍坐在王位上，并向社会的三大阶级咨询，了解如何成为良善的政府。女王在这里收到一首诗，提醒她底波拉如何在错误之中重建真理。
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个表演展现极大的兴趣，甚感欢心，同时也不断对臣子表达感谢之意，为她得到的欢迎之声真心地感动。群众爆出欢呼声时，她也对群众挥手致意，并“一直露出欣喜的表情”，“愿神拯救他们！”在游行的路上，她更数度展现她的人道关怀精神，停下坐骑，以“最温柔和善的语言”向平民诉说，也收下民众馈赠的小礼，包括穷苦的妇女致赠的小花束。在前往西敏寺行经舰队街时，她保留了坐骑旁一位妇女递上的一枝迷迭香。部分外国观察家认为，她和臣子太过亲近，也超过了一位君主为保持威严该有的端庄礼仪，但伊丽莎白女王太了解人民了。她知道人们对她的亲民风格产生共鸣，如果这样能赢得民心，保持民心之所向，她还是会继续循着自己的直觉前进。她的父亲就有这样的风范，有一个人似乎看出了其中的相似之处，直接大喊：“记得老亨利八世吗？”伊丽莎白女王似乎给了他一个微笑。
“你们放心吧，我会成为良善的君主。我不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与平安，那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她向人民如此宣誓，人们也深深相信她。一名长者转身即去，只是为了不让她看见他感动的泪水。“我敢说那是喜悦的泪水。”她悄悄告诉身边的人。
来到圣殿酒馆，为了女王登基仪式，特地安上了两尊与伦敦神话有关的雕像——那就是巨人歌革玛各（Gogmagog the Albion）和战士柯里纽斯（Corineus the Briton）——伦敦市政府用它们正式向伊丽莎白女王道别，并且由一名孩童朗诵一首诗：“再会了，伟大的女王！”十天后，出版商李察托希，推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详细记载女王登基日的一切，后来这本小册子成了女王登基日抢手的纪念品，甚至让出版商三度印刷。
在这漫长又成功的一天过后，伊丽莎白女王终于来到西敏寺，夜里终得安寝。
* * *
一月十五日星期日——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日——天气冰冷严寒，地面上覆盖薄薄的一层雪。女王出现在西敏寺大厅，穿着加冕的长袍，外面罩上以丝线刺绣和貂皮装饰的斗篷，脚上则有精致的金银长袜，头戴以威尼斯的金子与珍珠装饰的深红色天鹅绒帽。在横笛、鼓、手风琴与伦敦各教堂钟声带来的欢庆气氛下，女王从西敏寺大厅沿着蓝色地毯，以及英国东南五港口的男爵们手持的顶篷走进了西敏寺；在她身后跟着的是诺福克公爵夫人，轻轻提着女王的裙摆。只要伊丽莎白女王行经的地方，后面就会涌上人潮，每个人都想留下些什么作纪念，因此跟在女王身后的公爵夫人几乎是踉踉跄跄地前进。
数百支火把与蜡烛照亮了整座西敏寺，让墙上垂挂的织锦散发光辉，这些织锦是依据拉斐尔（Raphael）的设计，由亨利八世委托制作。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仪式有其重要性，这不只是因为仪式中采用壮丽的音乐，同时也是在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坚持下，英国最后一次以中世纪的拉丁礼仪进行加冕，不过其中有部分仪式——包括使徒书与福音书——都以英文朗诵。加冕仪式就在奥格尔索普大主教的主持，与西敏寺修院最后一任院长约翰·费肯汉（Dr. Feckenham）的协助下进行。在弥撒的过程中，进行到举扬圣体仪式时，女王仍拒绝在场，她撤到圣爱德华堂内的靠背长椅，并以帘子遮蔽直到举扬圣体仪式结束，这样的举动受到新教臣民的喝彩。尽管她被视为“纯正古老的天主教信仰捍卫者”，但她的加冕誓词却来自威廉·塞西尔手中的那本英文《圣经》。
英国贵族几乎全体出席在西敏寺的加冕典礼，当臣子们对女王表达欢迎之意时，群众爆出热烈的叫喊声，教堂中的管风琴、喇叭与钟声大作，展现仿佛世界末日般的气势。在接下来的冗长仪式中，伊丽莎白女王一度先行离席更衣，接着在涂油仪式过后再现身时，身穿深红色天鹅绒，头上则戴着金丝。她以这样的穿着准备登基，同时在喇叭的伴奏下，在右手无名指上佩戴象征许配给人民的戒指。接着就是加冕典礼的最高潮——加冕仪式，首先戴上圣爱德华王冠，接着再戴上重达七磅、象征英国王权的帝冠。
在加冕仪式结束后，伊丽莎白女王穿戴完整的王权穿着，并戴上小一点的王冠——可能是一五三三年时，制作给安·波林的那一顶——手执象征君权的球顶令牌，沿着来时路一路往回走，她一边微笑着，一边对着夹道欢迎的热情群众大声问好。“我认为，”曼图亚大使嗤之以鼻地说，“她超出了贵族该有的严肃与端庄。”
随之而来的，是在西敏寺大厅举办的传统豪华晚宴，这项习俗在一八二一年乔治四世登基时取消了。这场晚宴从下午三点，一直到隔天凌晨一点才结束，在晚宴中，按照惯例，女王之护卫者爱德华·戴默克爵士（Sir Edward Dymoke）全副武装进入西敏寺大厅，捍卫女王不让任何人挑战她。这时的伊丽莎白女王高高在上地坐着，头顶上则有象征王者地位的天篷，同时身上又换了一套礼服，这次是一套紫色天鹅绒服。音乐不停歇，女王的表舅威廉·霍华勋爵（Lord William Howard）及萨赛克斯伯爵（Earl of Sussex）不断行屈膝礼，并将各种美味的餐点送到她面前。席间贵族都获得特许可以戴着他们的冠冕，只有在女王起身敬酒祝他们身体安康，感谢他们对女王的服务时，才需要暂时摘下。
到了一月十六日，因为“女王陛下感到特别劳累”而且得了重感冒，因此将当日原定计划中的马上比武大会延期，镇日留在寝宫中休息与处理政务。接下来几天，女王登基庆祝透过宴会、化装舞会和一连串的比武大会持续下去，罗伯特·达德利在参赛者中表现十分杰出。这些活动都办得十分有条理，让人感受到英国富有与权威的形象，因此外国观察家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大典与随之而来的庆典一致感到印象深刻。伊丽莎白女王穿着加冕时的长袍，由人绘制了一张以脸部为主的肖像画，然而这幅画现今已不存在，不过这幅画却曾被用在她的第一个国玺及早期的许多文件上；后来有人在一六〇〇年左右复刻了这一幅画，一度存放在华威城堡，现在则在英国国家肖像艺廊展出。
* * *
现在终于坐稳了王位，伊丽莎白女王将注意力转向她的议会即将针对国家要务进行的首次辩论。在这个会议中，主要可能有两项议题：最受争议的宗教议题和最棘手的女王的婚姻问题。对多数人来说，最想知道的不是她会不会结婚，而是她会嫁给谁。和女王婚配关系最大的，是都铎王朝继承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纷扰政界长达四十年之久；没有人知道，万一伊丽莎白女王早逝，该由谁来继任王位。
在政治议题上，许多人开始期盼英法间能取得和平，由此斩断那些想要支持亲法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让法国军队留驻苏格兰的念头。从一月十六日起，苏格兰女王玛丽与她的丈夫开始自称为英格兰的国王与皇后，事已至此，英法之间的和平更显重要。更重要的是，英国必须维持与西班牙间的友情，借以保护两大强权间贸易频繁往来的利益，还可能制衡法国的野心。显然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要透过外交关系赢得这场战役，就只能策动两个敌国——法国与西班牙——形成互相制衡的关系。
财政赤字更是不得不重视的大问题。伊丽莎白女王每年赚进二十五万英镑，这笔钱要用来支持皇室与政府运作，还要负担姐姐玛丽女王留下的二十六万六千英镑债务。物价不断上涨，但伊丽莎白女王却身体力行最严苛的开销限制，加上贩卖皇室部分的土地来过日子。因此在她任内，每年的花费从未超过三十万英镑。
女王的感冒与恶劣的天气，导致许多国会议员延后抵达伦敦，议会日程已延宕了两天。一五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伊丽莎白女王穿着加冕典礼的礼袍现身，在四十六位议员的陪同下，国会总算正式开议。斐利公爵通知菲利普国王，表示：“天主教徒非常担心英国国会即将做出的决议，而伊丽莎白女王本身的行为已经透露了可能的结果。在为议会开议而前往上议院前，女王当着所有修士的面与西敏寺修院院长会面，这些修士全都手持点燃的细蜡烛，这是传统天主教信仰的一环，但新教徒却视如敝屐。”
“把那些蜡烛给我拿走！”女王勃然大怒厉声说道。“我受够这些东西了！”她正在一个神圣的地方，这些话语让修院院长感到心惊。此时女王的心情极差，踩着重重的脚步，走向西敏寺中高坛上的王座，直到已故的爱德华六世的导师理查德·寇克斯博士（Dr. Richard Cox）的布道中，用谩骂的口吻指控他们参与烧死新教徒的恶行，女王的情绪才稍稍平复。他大声怒斥，神拔擢他的仆人伊丽莎白成为尊贵的女王，让她来结束玛丽女王复兴的天主教信仰，他要女王打倒圣徒形象，净化教会中盲目崇拜的习气，并解散玛丽女王重建的所有宗教组织。寇克斯怒吼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女王向来最讨厌冗长的演说，开始越来越烦躁恼怒，一旁的臣子们则胆战心惊冷汗直流。
在国会登上那放着金丝椅垫的王位后，伊丽莎白女王便清楚表明绝不容许任何下议院放肆的举动，许多人原以为女性当政可能较为柔软容易操弄。
玛丽女王当年登基后通过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宣告自己的合法身份，毕竟父亲亨利八世下令宣告与她母亲的婚姻不合法。伊丽莎白女王也面临相同的情景：她在一五三六年被认定为私生子，在继承的法令上长年受到“驱逐与排斥”。她的私生子丑名从未被撤销，亨利八世仅在一五四四年的继承法中，将伊丽莎白的继承顺序排在爱德华与玛丽之后。因此，伊丽莎白女王的合法地位备受质疑，于是关于是否该针对自己的合法性采取进一步手段，她向尼可拉斯·贝肯爵士讨教。尼可拉斯·贝肯爵士的建议是谋定而后动，她也接纳了这个意见，但身为私生子的污点及这件事对王位的威胁，直到她离世的那一天都仍是个敏感议题。
伊丽莎白女王的继位人选则是另一个敏感议题。都铎王朝并不是多子多孙的家族，若伊丽莎白女王膝下无子而逝，可能就会面临王位后继无人的窘境。一五四四年的继承法与亨利八世的遗诏中提到，在伊丽莎白女王之后，王位可传给亨利八世的妹妹萨福克公爵夫人玛莉·都铎（Mary，Duchess of Suffolk）。玛莉·都铎有两个女儿，法兰赛丝（Frances）与伊莲娜·布兰登（Eleanor Brandon）。年龄较长的法兰赛丝也生下了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就是噩运连连的英国“九日女王”珍·格雷（Lady Jane Grey），另外两个女儿则是凯瑟琳·格雷小姐（Lady Katherine Grey）与玛莉·格雷小姐（Lady Mary Grey），在一五五九年时，她们分别为十九岁与十四岁。
她们两个都是新教徒，只是伊丽莎白女王打从心底讨厌她们，尤其是凯瑟琳——“女王连正眼都无法瞧她一眼”。在都铎王朝中，她似乎看来最有嫌疑，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五五九年时，传闻菲利普国王认定凯瑟琳·格雷小姐是继承英国王位最有希望的人选，于是策划绑架她，让她成为哈布斯堡王朝下一任继承人即颓废的唐卡罗王子的妻子。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厌恶，凯瑟琳小姐心知肚明，于是一五五九年三月，她向西班牙大使表明，她的阿姨并不希望自己接下王位。不过伊丽莎白女王对驼背矮小的玛莉·格雷小姐也没什么好感。伊丽莎白女王对格雷姐妹的憎恶受到许多人的支持，甚至还有人说她们的父亲支持诺森伯兰公爵的叛国计划，才是导致她们无缘继位的主因。
在萨福克公爵家族血脉中，紧接在格雷姐妹之后，下一顺位的是伊莲娜·布兰登唯一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她嫁给了后来成为德比伯爵的亨利·史坦利（Henry Stanley）。玛丽女王在位期间，部分人士认定玛格丽特将可望成为王位的接班人，因为他们认为玛格丽特与其他格雷家族的人不一样，并没有参与一五五三年诺森伯兰公爵的叛变。尽管玛格丽特对接下王位没有任何兴趣，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坚持让她常常到宫中走走，“因为她是我们的血亲”，同时也有一点监管她的意味。可怜的玛格丽特讨厌宫廷生活，也讨厌自己的家庭生活，更讨厌那和她时有龃龉的丈夫，因而从不知内心快乐与平静的滋味。
其实萨福克郡的几位可能接班人，身上都背负着私生子的可疑污点，因为萨福克公爵与前两次婚姻结束的过程疑点重重，使得萨福克公爵夫人玛丽·都铎与萨福克公爵的婚姻合法性也堪虑。
另一位可能的新教人选，就是亨丁顿伯爵三世亨利·哈斯汀（Henry Hastings，3rd Earl of Huntingdon），他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他和玛格丽特一样，对问鼎英格兰一点兴趣都没有，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偶尔会（他后来这样告诉姐夫罗伯特·达德利）“私下偷捏他太太一把”，警告他们野心不要太大。他根本一点野心也没有，甚至尽量避免“展露自己的长才，忠诚地服侍女王”。
亨利八世的继承法通过后便与苏格兰兴战，当时他的目标是让儿子爱德华迎娶甥孙女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将英格兰与苏格兰一统于英国麾下。苏格兰民众则用暴力加以反抗，因此在决定接班人选时，亨利八世跳过嫁给了苏格兰王詹姆士四世（James IV of Scotland）的姐姐玛格丽特·都铎，也就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祖母。因此，尽管许多天主教徒主张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才是英格兰的合法女王，或至少比伊丽莎白女王还更有继位的正当性，但在英国法令的规定下，她却无权问鼎王位。许多人也认为，不在英国出生的外国人，的确应该自动被摒除在王位继承权之外，因为根据英国法令，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继承英国的财产。然而也有人辩称王位的继承应该不在此限。
被亨利八世的继承法跳过的，还有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小姐（Lady Margaret Douglas），她是玛格丽特·都铎梅开二度与安格斯侯爵（the Earl of Angus）所生的女儿，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小姐则嫁给了莱诺克斯伯爵马修·史都华（Matthew Stewart，Earl of Lennox）并诞下两子，这一点对她非常有利。只是她父母的婚姻关系存在着合法性问题，这代表多数人都不看好她继承王位的可能性。然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小姐却有着强盛的野心，这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她的大儿子，出生在英格兰的达恩里勋爵亨利（Henry，Lord Darnley）。光是这一点，就让许多人觉得，他比身为外国人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更有继承的权利。
到了一五六一年，苏格兰大使告诉伊丽莎白女王，除了玛丽·斯图亚特之外，“其他对王位有野心的人都没有资格，也不值得一统英国”，但女王不置可否。事实上接班人选的问题，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是一种禁忌。从一开始她便清楚表达自己十分厌恶必须指定接班人的举措。对于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后，成为各种阴谋与反抗的焦点，女王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就算不成为王位继承人，她的人身安全受到的威胁也够多了。她曾表示，如果让其中一位接班人得知继位消息，她一定会在“一个月内再度回到伦敦塔去蹲苦牢”。
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她得要结婚生孩子，针对这一点，斐利公爵已经准备好了。伊丽莎白女王实在太过忙碌，因此斐利公爵只在一月份某日她从寝宫出来时见过她一面。女王尽管感冒了，与斐利公爵交谈时，仍显得“十分开心”，至于斐利公爵小心翼翼提出的问题，她表示她的婚姻问题会在国会中正式讨论。因此，斐利公爵决定稍加等待试试水温，再为菲利普国王求婚。
在二月四日星期六这天，英国下议院起草一份请愿书上呈给女王，要求女王尽快结婚以保护王室血脉的延续。两天后，国会派了一位代表，将请愿书送到怀特霍尔宫，交到女王手里。
请愿书中，议员们提醒伊丽莎白女王，“为了她和她的王国着想，她应该找个配偶，才能帮她分担政务上的重担，这些都是男人该做的”，下议院议长托马斯·贾格雷佛（Sir Thomas Gargrave）屈膝跪在女王面前直率地向女王表示国君寿命有时尽，但全体人民福祉的影响无穷远。万一她始终保持“不婚与处女之身”，绝对会与公众意见“互相抵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