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他的一席话，对于这么敏感的议题，他却采取如此大胆的态度，女王感到震惊，但她很快恢复镇定，仁慈地应道：“在如此令人感到不悦的议题上，讨我欢心显然是你与全国人民的好意”。她再度重申，尽管欧洲各国拥有重权的国王纷纷前来求婚，但她依然坚持独身，而且她认定自己早已有丈夫与孩子了。她亮出手上的王者之戒，同时表示：“我已经嫁人了，我嫁给了英格兰王国。”而后来她也曾多次这么表示。至于孩子，“那就是你们每一个人，所有的英国男子，对我来说都是孩子，都是亲人。”对于议长还没提出任何人选，她衷心地感到感谢，“这对尊贵的公主来说，是不合适的，对身为臣子的你来说也是不智的。”
伊丽莎白女王继续向下议院表明，她会继续走在神指定的道路上。她向来不倾向接受婚姻，但也并非完全排斥。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结婚了，也绝不会做出任何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情，而且她绝对会选择“会和她一样小心翼翼保护王权”的丈夫。只是“如果我不将心思放在婚姻，万能的神会更欢心”。
至于继位的问题，女王允诺“绝不会让王位没有继承人”，但继承人是谁，她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只要她维持单身，她继续表示，她非常确定“神会给我们指引，你们不需要担心继承人的问题，比起我生下的孩子，这个人对全体国民可能更有贡献，毕竟最适合的婚配人选，过一段时间可能就销声匿迹了”。她认为自己的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出差错，变成没规矩的孩子”。她其实是在暗示，她亲生的孩子，有一天可能密谋推翻她，毕竟她只是一个女人，届时政坛上德高望重的大老们大概也不会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因为她可能会面临各界要她让位给儿子的压力。到了一五六一年，她向苏格兰大使透露，她认为“一国之君绝对不可能喜欢有继承权的那个孩子”，甚至举出许多实例证明许多王者与继承人之间常有争吵与冲突。尽管历史记载，她曾成为一百多名孩子的教母，但也没有证据显示伊丽莎白女王特别喜欢孩子。在多方考虑之下，她继续说，她个人宁愿将继位之事留待天命来决定，她坚信在神的旨意帮助之下“适合领导的继位者”总会浮出台面。
最后她宣布：“对我来说，这样已经足够。盖棺定论时，我希望身为统治了一段时间的女王，活着是个处子，死了也还是个处子。”而“童贞女王”的封号就此而起，伊丽莎白女王也尽可能地利用这个封号，让她在随后的几年成为令人崇拜的人物。
女王的演说稿，在二月十日这天于下议院正式宣读。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反应，国会议员自然大感吃惊与恐惧：如果她不结婚，自然也不会有亲生的继位者来对抗她安全上的威胁，而英国王位继承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有答案了。平定宗教之争原本是意料中的事，然而现在可能也有危险，更不要提她身旁那些新教臣子的性命了。在当时，拒绝婚姻的女子被视为违反自然，多数的男性都认定，他们的女主子只是在表现女性天生的害羞内向，等她知道婚姻的重要性就会清醒了。从那之后，威廉·塞西尔开始不断祈祷“神啊，请赐给女王陛下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让我们的后代可以有个男性来领导他们”。他也常常用他的期盼来提醒伊丽莎白女王，神一定会“协助女王陛下找到孩子的父亲”。对威廉·塞西尔来说，这个女人当家的政府脱离了自然正轨；他多么渴望看到男性主政，只有伊丽莎白女王结婚并被传宗接代的烦琐事务绑住，他的愿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她的丈夫便能以她之名行执政之实。
但事实上，就像一名枢密院成员说的一样，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毫无疑问地“绝对是英国身价最高的女人”，她却对婚姻之事一点也不动心。不过在政治上，她保持独身也有好处。她姐姐带给人民伤痛的经验，让下嫁外国君王成为一件冒险的事。嫁给这样的丈夫，也许可以保护英国不受外侮，但也可能掏空英国财政以支持其国家的战事。他也可能将英国视为其国家的附属，而且——如果他自己就是一国之君——他一定长年无法待在英国国内。更重要的是，英国民众具有海岛民族的特性，时而对外国人有无理的仇视与恐惧，对当年玛丽女王下嫁西班牙，他们的敌意很强，甚至暴力相对；因此要他们接受女王再度与外国君主结褵，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当然，伊丽莎白女王随时可以选择嫁给某一位臣子，这也是多数的英国臣民对她的期望。“英国全体臣民都认为，随便选个乡巴佬，都比陌生人好。”罗杰·阿谢姆曾如此写道。而伊尔·施凡诺亚的报告中亦曾提到，每个人“都同意她应该要选择英国人比较好”。持反对意见的只有威廉·塞西尔、阿伦德尔伯爵和伊丽莎白女王的表亲诺福克公爵，他们早已预见女王与他国君主成亲将带来更大益处。
然而，女王并不想下嫁给臣子，她认为这么一来，可能会引起国内与宫廷内危险的对立情形，导致像玫瑰战争时的派系之争，造成的紧张与冲突可能导致内战，毕竟不到十年前，苏格兰才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更重要的是，要贬低自己贵族的血缘身份嫁给一介平民，这让伊丽莎白女王犹豫再三。
最重要的是，从童年时期开始，她一再地受到各种拘束，她不想失去得来不易的自由。十六世纪时的丈夫们——就算是入赘于执政的女王——都专横得令人难以想象，社会也认为男人才是一家之主。做老婆的必须柔顺与服从，遵从婚姻的誓约。女人当政在那个年代算是新颖的概念，且普遍被视为难以接受的状况：尽管她受到神的指示来领导人民，但仍得对丈夫百依百顺。在婚姻议题上，玛丽女王做出了难得的让步，但每当她不愿听从菲利普国王的建议与要求时，她的丈夫就会表示愤慨。在这种状况下的婚姻自然不和谐，而伊丽莎白女王绝对比她姐姐独立许多，她杰出的智能与对皇室血统的骄傲，让她难以屈就任何男人。她天生就是独立的统治者，而且也不想让任何人干扰她的特权。如果她结婚了，她的独立与特权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私底下的她倾向维持独身主义。一五五九年时，她曾告诉一位德国大使“她觉得独身生活非常愉快，而且她也非常习惯维持独身，甚至宁愿进入女修道院生活，就算受到压力，也要誓死保护自己独身的地位”。女王也亲口告诉英国驻外使节，表示她宁愿“在街上乞讨但维持单身，也不要当个被迫结婚的女王”。又有一次，她表示自己非常认真看待婚姻大事，这对她来说是件严肃的事，因此她不想和别人一样凑合着踏入婚姻。一次她在国会上表示：“如果我是个提着桶子的挤奶女工，我的私生活根本就不会有人闻问，所以我并不想放弃单身生活，勉强下嫁给他国王者。”她似乎将婚姻视为欲求不满者的避风港：一五七六年时，她向英国国会表示，她对婚姻没有敌意，当然她也不会“用错误的态度去评断，那些迫不得已进入婚姻，而无法享受另一种生活的人”。她早已下定决心，不为人类肉欲的弱点所动。
许多作家不断地猜测，伊丽莎白女王对婚姻反感的背后，可能有更根深蒂固的原因。罗伯特·达德利后来告诉一位法国大使，从八岁起，女王陛下就宣告自己绝不踏入婚姻的决心。亨利八世的第五任妻子凯瑟琳·霍华因通奸遭到处死时，伊丽莎白女王才八岁，这件事可能让她意识到父亲用类似的手法处死母亲的痛苦记忆。到了她十五岁那一年，在她青少年时期第一个唤起她的情欲的男人——托马斯·西摩将军——也成了阶下囚。这些事件可能造成她心中的阴影，将婚姻与死亡画上等号。一五六一年，她自己向一位苏格兰大使表示，她青少年时期的某些经验让她无法将婚姻等闲视之，也不认为结婚是安全的事情。她将这样的情绪，怪罪在父亲与姑姑们的婚姻问题上：“有些人的婚姻遭质疑不合法，有些人则被视为私生子，甚至有些人依照自己的喜好态度反复。婚姻的确存在许多疑虑，因此害怕争端的我对婚姻敬而远之。”除此之外，姐姐玛丽女王悲惨的夫妻关系，与其他友人失败的婚姻经验，更加强了女王对拒绝婚姻的念头。在那奉父母之命成婚的年代，许多上流社会的人士婚姻都不甚幸福，有些人甚至与妻子离婚，其中伍斯特伯爵（Earl of Worcester）、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和士鲁斯柏立伯爵（Earl of Shrewsbury）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人私底下都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顾问，他们坚持——尽管婚姻不成功——依然能维持和谐。
伊丽莎白女王推拖婚姻大事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害怕生产。十六世纪时，妇女怀孕其实是危险的事情，当时生产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伊丽莎白女王的两位继母，珍·西摩与凯瑟琳·帕尔，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祖母约克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都因分娩导致的高烧而死。玛丽女王则因两度精神性假妊娠而成为众人的笑柄。许多年轻的新娘们，像是已故诺福克公爵夫人，很快地结婚、怀孕，却在婚后不到一年内死于生产过程。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医胡克医师（Dr. Huick）曾经警告她，生产对她来说可能并不容易，这件事也让她惊吓不已。因此多年来，伊丽莎白女王即使曾认真考虑婚姻，最后都还是紧急剎了车。没错，政治上的因素的确值得她这么做，但内心对生产的惧怕，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也有人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不愿结婚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孕，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这样的谣言甚嚣尘上。但相关事证十分矛盾。在外交上，她的生育能力自然引起各种紧张又谨慎的揣测与探询，因为她缺乏结婚的意愿，流言自然如影随形。在一五五九年斐利公爵的报告中写着：“若我的眼线没有欺瞒，我也相信他们没有，基于他们最近给我的明确事实，我已经确定她无法生育。”到了一五六一年时，接手斐利公爵的大使又写道：“许多医生已经证实了普遍的看法，这个女人并不健康，而且已经可以确定她绝对不孕。”但他也听到其他恶劣的传闻：“许多人都说她已经有了（孩子），但针对这一点，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征兆，当然我自己也不相信。”威尼斯大使曾通知威尼斯公爵伊丽莎白女王不孕的消息，他表示自己得到了与她相关的部分消息，只是“不敢写出来”。
此后，外国特使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追求这脆弱的真相，以保护其君主与王朝的利益。女王寝宫的侍女常常受到许多人谨慎的探询，而西班牙方面则定期贿赂女王专属的洗衣妇，希望她透露女王陛下的经期是否正常。女王的洗衣妇则透露，伊丽莎白女王的女性功能和一般妇女一样正常，自此菲利普国王便时常进行外交协商，希望伊丽莎白女王能结婚生子。如果有其他合理的理由让他相信女王不孕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伊丽莎白女王本身也助长了流言。她曾一度神秘地告诉萨赛克斯伯爵，“对她来说，她对婚姻的厌恶感与日俱增，但个中原因她坚决不说，就算她有双胞胎姐妹，她也不愿意吐露。”而一五六六年时，法国大使的侄子好奇地向女王的其中一位御医询问女王生育能力的问题。他告诉御医，女王陛下过去曾一度表示自己从医生处得知自己无法生育，他想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如果这是真的，那他绝对不能让法国王室的任何一个人与伊丽莎白女王成亲。御医则郑重表示，女王陛下简直是在胡言乱语，女王有时就是会突发奇想。如果女王陛下真的要结婚，他可以拍胸脯保证，她绝对可以生十个孩子，或更多，“在大英王国之中，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女王陛下的体质。”
到了一五七九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四十岁中期，威廉·塞西尔仔细地讯问了女王的医师、洗衣妇与侍女，以了解女王是否还有生育的希望，在他的私人回忆录中记载着：“依据她的身体状况，身高方面并没有过矮，也没有过胖，没有患病，生殖系统方面也没有非自然的状况出现，但相反地，依据最了解她身体健康的医生判定，及对女王身体状况的侍女们的说辞，只能断定‘女王还是非常有生育的可能性’。”这个调查行动的起因，也出自担心女王在如此大的年纪怀孕，将有可能危及生命。这份报告并未公之于世，也未在宫廷内公布，但塞西尔似乎对调查结果相当满意。
然而日子一年年过去，女王依然膝下无子，因此许多人相信，她从来就不孕。而多年后，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宣称哈维克的贝丝小姐（Bess of Hardwick）告诉她伊丽莎白女王“和一般的女人不一样”，但因为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曾与贝丝小姐发生争执，希望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将她丑化成三姑六婆，因此她的造谣生事定是别有用心，我们不应该太看重她的指控。较可信的消息来源应是伊丽莎白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他在一五九〇年代时发表了一些观点，成为普遍性的看法，当时他写下：“她的内心深处厌恶婚姻，而且（就和许多人想的一样）她的身体微恙，并不适合婚姻生活。”伊丽莎白的确可能向哈林顿爵士吐露内心深处对性的厌恶——尽管这在当时人尽皆知——但对于伊丽莎白女王身体的状况，却完全是他的片面之词。事实上在少女情怀之时，伊丽莎白女王总是认为自己的婚姻应该十分美满。
直到伊丽莎白女王死后，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绝对不是钦佩她的人——在觥筹交错间告诉一名苏格兰友人，霍松丹的威廉·左蒙德（William Drummond of Hawthornden），“伊丽莎白女王身上多了一层膜，尽管她多方尝试，但依然不能解决。”但他的消息来源并不确定，他很可能只是散播谣言，也可能只是在酒精的作用下胡言乱语罢了。
许多现代作家质疑流言背后有其可信度，伊丽莎白女王的处女膜可能不正常地肥厚，要不就是有痉挛的症状，导致性交的过程痛苦难耐。近来，作家麦可·布罗克（Michael Bloch）曾提出新的说法，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和温莎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Windsor）一样患了睾脂酮不敏症候群（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bdrome）。罹患此症者出生时身上带有男性的XY染色体，但因为身体无法正常制造男性荷尔蒙，因而出现女性性征。患者没有卵巢，只有畸形的子宫与狭窄的阴道。当然这样的患者自然无法生育，而且某些人甚至无法性交。患者成人以后身高较高、有男子特质、四肢修长而且声音尖锐，但有时候这样的患者也会非常有女人味。麦可·布罗克指称伊丽莎白女王可能也罹患了这个病症。但除非有人认真思考本·琼森疑点重重的论点，不然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也没有其他类似的理论佐证了。
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伊始，托马斯·查伦纳爵士（Sir Thomas Challoner）曾向她提出警告：“对一位女性统治者来说，维持外在的谨言慎行绝对不算太过分。”换句话说，她的行为必须极尽谨慎之能事。但不久之后，她私生活混乱的各种流言便如影随形，尤其是各天主教国家的国君们时不时辱骂她——程度所及，大概就如同她的母亲一般——说她是个花痴。有人说她拒绝婚姻是为了拥有更多爱人满足欲求。不幸的是，伊丽莎白女王从来就不隐藏自己对性事的兴趣，在谈及性事时也常展现兴致勃勃的样子。再加上她向来喜欢帅气、强壮、聪明的男人，以及她喜欢调情与偶有的失控举动都是人尽皆知，导致许多人认为流言有其真实性，而伊丽莎白女王也绝非她所创造的“童贞女王”形象。
也有不少传言表示她私下生了孩子，但她的生活暴露在公众的眼光之下，她到底要怎么背着人们生下孩子，这一点却没人能解释。哈维克的贝丝小姐妒忌心很重，她最喜欢的事，就是向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回报任何她听到有关伊丽莎白女王的龌龊传闻，例如伊丽莎白女王常常和莱斯特伯爵上床，或是她逼迫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与她做爱。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则冲动地将这些故事全都以信件书写的方式传达给她的一位表亲，蓄意陷贝丝小姐于不义。幸运的是，塞西尔拦截了这些信件，确保女王永远不会看到这些内容。后来贝丝小姐向枢密院方面承认，这些故事都是她捏造的，海登爵士也向约翰·哈林顿爵士发誓，“自己打从心底深处强烈厌恶这样的指控，他绝对和女王陛下没有任何肉体关系”。
至于海外，许多天主教作家，包括英国耶稣会信徒尼可拉斯·桑德斯（Nicholas Sanders）、罗伯·帕森斯（Robert Parsons）和枢机主教威廉·亚伦（Cardinal William Allen），都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放荡形象背后粗鄙又不真实的流言的帮凶。
在英国，如同我们所知，因为担心无知的人民信以为真更加深谣言的流传，因此只要恶意散布有关女王的流言都会受到政府的惩罚。一五九八年时，多塞特郡的爱德华·弗朗西斯就因为要说服一名叫作伊丽莎白·贝莉的女子与他同居，说了一些禁忌的话而遭到审判，他说：“在英格兰最适合这么做，在贵族中就有三个私生子，而她自己出身也很卑贱。”
晚年时期，曾在伦敦塔中虐囚，英国恶名昭彰的虐待狂理查德·塔克里夫（Richard Topclyffe）吹嘘自己摸过伊丽莎白女王的胸部，也看过她的大腿。尽管他应该只是幻想，但我们知道，在伊丽莎白女王晚年时，似乎很喜欢在法国大使面前暴露她的胸部。
然而伊丽莎白女王是个淑女，也是个很棒的女政治家，不可能屈服于不正常的性关系。她是个非常骄傲、自视甚高的女人，非常重视自己崇高的地位，对于资产非常关注，她不太可能为了肉体的欢愉而赔上自己的名声，或危及执政地位。在那个年代，并没有有效的避孕方法，非婚怀孕可能毁坏她得来不易的一切。她能轻易地隐藏对某些男性的爱意与景仰，显示她对于和这些男人谈恋爱不屑一顾。但这些传闻始终未经证实。一五六一年，传闻沸沸扬扬之际，瑞典首相尼尔斯·盖德斯登（Nils Guilderstern）为主子埃里克王（King Erik）求婚。在宫廷中贴身观察过伊丽莎白女王后，尼尔斯·盖德斯登在报告中写道：“她没有任何举止是不合乎礼仪的，我看到许多贞洁、纯洁与端庄稳重的象征；因此我能用性命担保她绝对贞洁无瑕。”
后来几年，许多国家的大使也都有相同的感受。大部分的使节都理解到这些流言大概都是“出自于妒忌与恶意”。一五七一年时，法国大使费奈隆（Fénelon）向法国王太后表示，伊丽莎白女王是“贞洁的好女人”，同时还强调只要体验过英国宫廷生活的人，就绝对不会相信此等流言，因为女王的生活周遭总有“无数的眼光”，这些人对她都是敬畏有加，在这环境下也杜绝她任何不正派行为的可能。
另一位法国大使麦可·卡斯泰尔诺（Michel de Castelnau），与伊丽莎白女王相识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他表示：“如果有人毫无根据却想要以混乱的男女关系来指控她，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外国使节的恶意攻击，以击退其他国家想与英国联手的企图。”多数的西班牙使者对英国女王都怀着敌意，只有一位例外，他就是席尔瓦（de Silva）。他承认自己从未找到有关伊丽莎白女王私生活淫乱的证据。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则曾告诉他：“我不会钻牛角尖。每天有上千人看着我的一言一行，诽谤不会永远困住我。”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臣子们来说，她的贞洁无疑神圣不可侵犯。几年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弗朗西斯·贝肯形容女王“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就如她一心想要的表现一样”，他的感受也得到其他了解女王的人的认同，包括威廉·塞西尔和连任几届国务大臣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
女王刻意表现出的贞洁形象非常重要，这不是她个人的选择，而是国家政策使然。在许多方面，她因此付出不少代价，也被迫终生面对孤独、情感剥夺与禁欲。她的行为的确达到她认为必需的美德，但有时可看出她沉重的压力。她有时会逗弄爱人并给予部分自由——她绝对是个多情种子——但行为绝不超出分际。性事本身在某些方面很可能让她感到恐惧，她内心深处无法将自己交付给某个男人。就算这是真的，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比起作为一个结婚的统治者，身为一个童贞女王让她更感强大。为了维持她的力量，她不仅需要童贞女王这个封号，更必须将这个角色内化。这也代表无论她个人的感受如何，不正当的性关系将永远与她沾不上边。
当时许多人相信，现在也依然如此，伊丽莎白女王享受追求与调情，她在性事上更是不道德，但事实上她的生活循规蹈矩——几乎从不落单，（就像她自己所说的）“身旁永远有寝宫侍女与有贵族血统的侍女在侧”，她们甚至住在女王房间——她非常看重自己与自己的名誉：“若英格兰的女王成为男人的玩物，那成何体统。”“我的生活就摊在阳光下，有这么多人看着我。”听到国外关于她的部分传言后，她曾如此说道：“我不知道，关于我，怎么会有这么难听的传言出现。”更重要的是，她当然知道某些女王——更甚至是某些后妃——都疑似挑战了道德的界线，这对她来说都是很残酷的一课。更甚者，她维持高高在上的形象之际，也严格控制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她心之所向。
当伊丽莎白女王表达独身的意愿时，很少有人把她的话当真。英国国会与枢密院依然认为为女王寻夫指日可待，而外国使节则不断为其主子求婚，希望能打动她的芳心。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些游戏非常起劲。毕竟她最爱的就是男人的注意与调情，陶醉在受到追求的欢愉之中。这部分她表现得好极了，让很多人以为她早已改变维持独身的决心，只要时间到了，她一定会选择步入婚姻。这个观点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喜欢谈论可能到来的婚礼，或是表示“自己也是个人，对人类的情感并非无感，如果是为了国家的幸福，或其他重要原因，她也可能因此改变心意”而逐渐受到采信。一名臣子说，她变得“对求婚的提议贪婪不已”。在国力羸弱又贫穷时，有欧洲的领导人争相向她求婚，盼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对她有绝对的益处。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有成功的机会，因此也就不会轻易兴战或引起纷争。
伊丽莎白女王的婚事，成为英国政坛的重要议题与政策方向，也引发长达二十五年的臆测，一路上的曲折导致女王陛下的智囊们数不清的困扰，大多数的臣子们都对她固执的行为感到困扰不已。少数人，像是塞西尔，则清楚知道她说到就会做到，就像她多次的表述一样，她没有结婚的意愿。
* * *
从一五五九年二月继位的那天开始，便有使者提出婚姻请求，她被迫经历长达二十五年的谎言生活。斐利公爵后来总算得以私下觐见，并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菲利普国王的求婚。面对菲利普国王给予的荣耀，女王竟一点也不知珍惜，这让斐利公爵大感困窘，当女王以委婉的态度表达自己维持独身的意愿时，斐利公爵更感不解。不出所料，西班牙大使斐利公爵果然表示，如果伊丽莎白女王拒绝结婚生子以延续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法国国王将起而抗之，另立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为王。
这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女王怒气攻心，于是她开始将怒气“发泄”在法王亨利二世（King Henry II）、法国王储和他的儿媳妇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以及法国人和苏格兰人的身上。她的怒火实在太猛烈，经过一段时间的暴怒与跳脚之后，她全身瘫软地倒回王位上，然后告诉斐利公爵自己需要时间思考菲利普国王的求婚。
几天后，她恢复了理智，但仍指出这段婚姻的许多缺点。菲利普国王若迎娶小姨子，会让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普国王本身都陷入姻亲结婚的禁忌中；虽然教皇应该不太可能拒绝菲利普国王的特许请求，但这在英格兰境内将造成争议，因为亨利八世不也曾谨慎地询问教皇是否能特许他迎娶兄弟的遗孀吗？最后英国法院宣布这桩婚姻无效，因此若伊丽莎白女王与姐姐的鳏夫成亲，婚姻的合法性可能也会出现争议。伊丽莎白女王援引希伯来《圣经》中的《利未记》来向斐利公爵表达自己的立场，她说她不想接受罗马教皇的教令，因为那与神的旨意相违背。因此，她继续说，她无法在不污蔑对父亲的记忆之下，嫁给姐姐的鳏夫。
然而，仍有一线希望。她承诺会在英国国会与枢密院商讨此事，同时让斐利公爵回报菲利普国王，若有一天她决心步入婚姻，菲利普国王将是她的第一人选。
接下来一个月的思考时间，斐利公爵顿觉更有希望。但伊丽莎白女王的顾问们听到求婚消息后，对于女王竟然考虑接受求婚，全都感到惊骇不已，同时热烈地讨论要如何劝阻她打消念头。她向臣子们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出违背英国利益的事情：“我是父亲与母亲身上纯正英国血统的后裔，绝不是西班牙人，我和我的姐姐不一样。”她如是说。然而直截了当地拒绝菲利普国王，不能算是考虑周到的策略，因为英国依然需要与西班牙友好，尤其是在英法还未取得和平之前。因此在这之前，斐利公爵还是能幻想得到更好的答案。
3 鸡毛蒜皮的争端
从伊丽莎白女王青少年时期开始，便因接受剑桥改革运动分子的教导，而深受其信仰与教条的影响，但尽管她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而且信仰新教，她自己本身却不具改革思想；她喜欢的只有唱诗班那传统的宗教仪式、辉煌的赞美诗与圣歌，同时神学作品对智能带来的满足感，也让她深受吸引。她非常了解神学，她在一五六六年向国会宣达：“直到我登基前，我都在钻研神学。”再者，在那人们可能因信仰而遭到焚烧的年代，她却有着相当开明的见解。“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她向一位法国大使迈斯公爵安德烈·赫洛特-加龙省（André Hurault，Sieur de Maisse）表示，“其他的问题都无关紧要。”
她与姐姐玛丽女王不同，她并非宗教狂热分子，无论天主教或新教，她都讨厌他人对宗教盲信的狂热，她也没什么时间去听主教们的意见或鄙视那些强硬派的新教神学家彼此称呼对方“基督信仰的兄弟们”。她也不会让主教的职位空闲下来，以维持王国的岁收。
对她来说，针对神学研究与神性的争辩，根本毫无意义。一五九〇年时，她曾在国会的演说中这样表示：“有很多人对神的态度十分鲁莽，过于探究他赐予的福，仿佛是精明的律师在探究证据般。若我无法确定自己走的正是神指引的道路，神定将阻止我继续存在与领导诸位。”在登基后不久，她偷偷告诉斐利公爵，她的信仰与天主教徒“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她也相信在圣餐礼中得见上帝圣体，而且她只对弥撒中的三四项仪式持有异议”。但她说这句话时，英国急需西班牙的支持。她也非常懂得如何诋毁旧有信仰，一五七七年时，她曾在一封写给德国新教徒的信中提及“黑暗又肮脏的天主教会”。
当她听闻西班牙菲利普国王在西属尼德兰迫害新教徒时，她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询问他，如果臣民自己决定走向恶魔之道，为什么他要干涉那么多。此举震惊了菲利普国王的一位大使，因为他曾私自轻率地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希望自己能受到被英国人称为教皇的罗马主教的救赎。在后来的任期中，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喜欢神学辩论的感觉，而拒绝让疑似为无神论者的华德·莱礼爵士接受调查。
因为这些态度，许多人便指控她毫无信仰。一名西班牙大使夸德拉（de Quadra）观察道：“新教徒让她感到不舒服，另一边，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因此许多人开始质疑她可能为无神论者。”但她时时阅读《圣经》，而她生命告终时则说：“在我执政前，已将最后的审判放在心上，因为最终我也要接受更高审判。”对圣餐变体的观点，在这段有点蹩脚的诗句中算是表达了出来，而这段诗句最先则是收录在一六四三年理查德·贝克（Richard Baker）的编年史中：
基督真理字字珠玑
他将面包配给
他的每一言每一句
都是我信奉与谨记的真理
她同时也相信神圣的天命在背后操弄，导引、眷顾着她与她的王国。一五八〇年代，英国面临西班牙的强大威胁时，伊丽莎白女王向法国大使费奈隆表示：“我想最糟的状况就是，神仍未决定英国是否该终止其命运，但至少神也还没赐予他人权力，让那些野心勃勃的男人来终结英国的气数。”
布道会——是新教教会日常早会中最主要的一环——是她最恐惧的事情之一，牧师每每超过一小时的长篇大论，总让她头痛不已。对于在讲道坛上想要跟她说教的人，她更是缺乏耐心，每天她都坐在皇家专属小房间的格子窗旁，窗户或开或关但看女王心情。“照稿演讲，司祭先生！照稿演讲！”有时她会大吼大叫，或是会向布道的人传达讯息，警告他们打消念头，别讲述容易引起女王反感的主题。一五六五年时，圣保罗大教堂司祭诺威尔（Dr. Norwell），抨击了一份写给女王的天主教小册子，同时对偶像崇拜——耶稣受难像——一事口出狂言，而伊丽莎白女王一向坚持要将耶稣受难像收藏在皇室礼拜堂中。
“不要说这个！”女王怒气冲冲地打断他，但司祭先生却故意忽视她。“别再说了！”女王再度大声斥责。“这和你要讲的主题无关，而且这根本是陈腔滥调。”
另一位讲道者约翰·艾尔墨主教（Bishop Aylmer），反对“将遗体装饰得太过精致”，女王也强烈地要求他换个布道主题。“也许，”女王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对此表示：“主教显然很不了解女王的个性，要不然他绝对不会选这个主题。”
一五九六年时，伊丽莎白女王年届六十三岁，这在都铎王朝时期被视为大厄年的开始，许多人都无法活过那个年纪，坎特伯雷大主教告诉陆德主教：“女王陛下年轻时对才智与雄辩的迷恋已然不再，可以打动她的心的一般布道，让她感到最开心。”陆德主教因而选择布道的主题：“神教导我们如何计算时间，让我们的心有智慧能依靠。”接着他继续提及许多重要神圣的数字，包括“3”代表三位一体，“7”代表安息日，而“7”乘以“9”就是大厄年，六十三岁。此时，女王开始皱起了眉头。陆德主教慌了手脚赶快转向启示数字“666”，“他能以此证明教皇反对基督”。当他结束布道演说时，伊丽莎白女王倾身探出皇室专属的小房间，恶狠狠地叫他不要乱打如意算盘。“现在我知道了，”她甚至说，“最棒的神职人员都不是最聪明的人。”
“伊丽莎白女王，”英王詹姆士一世时期任格洛斯特主教的葛菲·古曼（Godfrey Goodman，Bishop of Gloucester）回忆道，坚持着“她宁愿自己与神沟通，也不想听别人谈论神的事情。除了四旬期外，她很少听布道会”。来到宫廷中进行布道演讲的人，都收到指示将演说时间缩到最短，布道题目也得从主教认可的主题中选出。约翰·哈林顿爵士就记得，伊丽莎白女王可以在布道会中神游四方。她曾经在一位神职人员说了一些可能冒犯她的话后，还向他道祝贺，显然她是完全没有专心聆听。
但伊丽莎白女王对布道会的厌恶，还有更有力的原因：布道会让男人有机会大放厥词，在当时的宗教气氛之下，这些话只会带来争端，导致社会不安。有一群极端主义的新教徒，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女王打从心底不喜欢他们，原因不只是他们对宗教的狂热，还包括他们坚持要由牧师进行布道。对于女王反对清教主义，多数的臣子都额手称庆，尤其是在一五八五年时，伊丽莎白女王撤销了一个反对周日举办任何体育会和娱乐活动的清教法案。女王认为在每周唯一休息的一天，她的子民有权用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度过，不用受扫兴的人或事物干扰。她也拒绝同意一项——也是来自清教徒的——建议，将异端邪说、通奸行为和亵渎上帝都立为犯罪项目。她认为这些是道德，非法律范畴。
她对清教徒的抵抗，最有名的事件可能是在艺术领域。许多城市尤其是伦敦的清教权威人士，都非常讨厌博物馆，同时煞费苦心地想要禁止民众观赏戏剧，因为这些都会占去人们上教堂的时间。但女王站在戏剧爱好者那一边：因为她也讨厌布道会。一五七五年，当女王发现，在柯芬特里，著名的四大《圣经》连环剧遭到清教当权者禁止演出，她随即下令恢复。伦敦的清教徒则开始抱怨，市区中爱上戏院的人就是每年夏天导致黑死病传染和大流行的病源。一五八三年时，伦敦市政当局关闭了萨里岸边的剧院，但伊丽莎白女王回敬一招，组织了自己的剧团，也就是著名的女王剧团。最后市政当局只好让步，但到了一五九七年时，市政当局终于成功说服枢密院同意关闭剧院，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剧院是反政府思想酝酿的温床。伊丽莎白女王听闻此事感到十分气愤，枢密院只好仓促地撤回成令。后来直到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前，都不再有其他反剧院的行动出现。
伊丽莎白女王特别讨厌已婚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与大主教。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承认其妻子的存在，而且她多次以不礼貌的态度对待马修·帕克大主教（Archbishop Matthew Parker）的妻子，让大受惊吓的主教“连听闻女王名讳都胆战心惊”。一五六一年时，他写信告诉塞西尔：“女王陛下对神职人员的婚姻，依然抱持鄙夷的态度，若非我当时十分坚强（他自认如此），可能会完全公开地遭受责难与禁止。”伊丽莎白女王要求那年纪约在七十到九十岁的伊利主教（Bishop of Ely）上枢密院解释自己为什么续弦娶了年轻女子。他的解释是，他再婚只是为了避免受到诱惑犯了通奸罪，但这样的答案也无法说服女王，而许多臣民也抱持与她相同的看法。
玛丽女王当年废除了父亲亨利八世的国王至高权法案，随后当伊丽莎白女王继位时，英国基本上依然是个在教皇管辖下的天主教国家。但多数人都认为，最高权威法案应该会透过国会恢复，就像许多人期待新教的宗教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变。自从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就针对重要的宗教议题做出许多暗示，而这些暗示让许多人相信，英国将会再度脱离天主教会。至于伊丽莎白女王的考虑，则在于英国的教会只能有一个领导人，这个人一定要是国家领导人。她自认受到神性的召唤，“要为神的荣耀，让英国王权底下的人民得到宗教上统一的秩序，建立新的教会和国家的稳定”。
她最主要的考虑，在于希望大众的礼拜仪式都能遵照正确的方式，并且使用英文，而且她也坚持——主要是因为对更严格的新教臣子感到反感——维持部分天主教仪式。在她专属的小礼拜堂中，她留有蜡烛与耶稣受难像等物品，坚持神职人员戴着帽子、穿着斗篷式长袍与斜襟衣；不过她摒弃了许多更复杂的仪式与习俗，这些都贬抑了天主教，包括相信神迹、特赦权，以及对圣母玛利亚的尊敬。因为讨厌强烈气味，因此她憎恶教堂中的焚香，并且下达禁令。然而清教徒依然时常抱怨她对宗教的态度。
尽管对圣徒的礼拜背离新教理念，但伊丽莎白女王鼓励民众对圣乔治（St. George）的膜拜，当时圣乔治被视为英国的国家象征，同时也是嘉德勋位的守护神。女王也没有禁止濯足仪式，女性宫廷画家利瓦伊娜·提尔林克（Levina Teerlinc）一幅精细的微型画，就记录下女王在登基之初便参与了濯足仪式。伊丽莎白女王也恢复了触摸皮肤肿瘤患者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国王的触摸”（the King's Evil）。在中世纪时，这个仪式她的先祖们已经执行了有三世纪之久。她非常看重自己在这个仪式中几近神秘的地位，下定决心将手放在患者身上的患部，希望能达到治疗的效用。她严格限制自己上礼拜堂的次数，大约是每周日一次，以及在四旬大斋期，每次上教堂她一定穿黑色的衣服。
尽管在她的任期中，严重压迫了天主教，但伊丽莎白女王其实一点也不讨厌天主教，她甚至欢迎拒绝服从她的贵族进入宫廷，有时还会到他们家中拜访；她也会雇用天主教徒，包括作曲家威廉·伯德都住在宫廷中。若天主教徒展现对她的忠诚，必定会让她欣喜不已，这样的场景当然也时常出现。一次出巡时，一名男子上前大喊：“女王万岁！心怀邪念者蒙羞！”女王只是转身朝着也在场的西班牙使者，告诉他：“这个好人定是旧宗教神职人员。”又有一次，在她一五六四年拜访剑桥大学时，看到一群大学生演出了奚落天主教弥撒的一出假面剧；其中一个角色打扮得像条狗，出场时还将圣体衔在口中，伊丽莎白女王见此起身拂袖而去，“并用强烈的言语响应”。后来许多清教徒总是费尽心机地指控她站在天主教徒那一边，对新教的忠诚度不如这些清教徒。
其实伊丽莎白女王任内对天主教压迫的恶名，都是来自政治上的需求，而非宗教狂热的问题，在后面的章节将有更详尽的剖析。遭到处决的教士，几乎都是犯下了违反国家利益，可能严重侵害国家的情事。当年玛丽女王曾在三年内下令焚烧三百多位新教徒；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年代，遭到处决的天主教徒远低于这个数字，在伊丽莎白女王长达四十五年的任期中，仅仅只有四位再洗礼派教徒被处以火刑。和多数的臣民一样，伊丽莎白女王对西班牙宗教法庭大举对异教徒施以火刑的消息感到惊惧和烦恶。当时她的考虑在于，一个人的良心在于个人。根据弗朗西斯·贝肯爵士所述，女王笃信的箴言为“人的良知无法强迫”，而她“也不想无谓地探究他人对旧宗教的情感”。“女王陛下，”他如此写道，“一点也不想窥探他人的内心与任何秘密思想”。她想要的只有臣民的忠诚度、国家，以及对她执政之下的主要宗教达到外表的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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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的议事程序，现在准备要通过许多法令的初版了。一五五九年二月九日这一天，恢复英国国教中国王至高权的一项法案，进入了下议院的议事堂，但这项法案在许多方面都有缺失，经过了多次辩论后，法案仍然流产。
在罗马方面，于二月十六日这天，教皇保罗四世（Pope Paul IV）公布了一份教皇诏书，宣告若有支持异端教义之情事，便可能遭废除王位的命运。此令一出，合理化了天主教强权国家圣战出兵英格兰，也让英国对法国可能企图以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进逼王位的恐惧更甚，同时也测试了伊丽莎白女王麾下天主教臣民的忠诚度。
当时，伊丽莎白女王坚持中间路线。新教信仰成为英国既定的宗教，同时她打着谨慎、和解与温和的旗帜。为了不冒犯欧洲的天主教盟国，他们必须行事小心，当然也绝对不能采取激进手段。当新教主教们拒绝明定神职人员必须独身，在教堂中摆上有耶稣像的十字架、一般十字架和蜡烛时，女王本身也不得不让步妥协。至于温和的路线，碰上天主教的主教因反对新观念而被送往伦敦塔时，也再度打了折扣。此时，全国信仰陷入了一片混乱，天主教与新仪式同时存在于教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