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历史就像一则优秀的侦探故事，从一个谜题开始。几千年以来，贸易虽然蓬勃发展，却一直严格局限在传统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框架之内。直到16世纪，商贸才大胆地在新方向上迈开了步子。农作物耕作的增效方法慢慢开始为其他经济领域释放劳动力和资金，比如加工从东、西印度群岛以及周边地区运达欧洲的食糖、烟草、棉花、茶叶和丝绸。这些劳作改进提高了西欧的生活水平，也戏剧化地打破了旧有经济秩序和习俗的限制。当一群自然哲学家开始理解物理定律时，重塑世界的力量就出现了。偏好实用的发明家凭借这些知识，发现了借用自然之力生成能量的惊人方法。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资本主义——这一以个人投资为基础，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的体系——逐渐取代了满足社会物质需求的传统惯例。从早期的工业化到如今的全球经济，一系列革命无情地改变了人类的习惯和栖息地。而资本主义历史的谜题就藏在这里，即这些发展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才得以实现。
大多数改变人类努力的神奇机器都始于蒸汽和电力的简单应用。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想出利用蒸汽运转机器的方法以前，有多少人看过沸水的蒸汽顶起锅盖？更早些时候，不是还有人尝试用闪电做过实验吗？18、19世纪的创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让我们更想知道在数千年的原始农业秩序中，人类社会为什么一直固步不前。那时候的智者可以洞悉宇宙的秘密，却无法想出对抗饥饿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古代经济落后，这个答案只是语义上的推搪，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面对有限的经济生产力，解开这些文明成就的难题。
带着这些问题，我想寻找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探查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变了政治，同时在习俗的约束下，又如何改变了社会的主流行为、思想、价值观理想。这本书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综合研究，而是回望我们现今的经济体制一路走来的脚印。它并没有全面讲述不同国家如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形成资本主义的特殊地区的特定发展上着了重墨。虽然我更关注经济运行方式，但我也要在这里强调，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体系。它还体现了建立政治秩序的新方式。一旦人们扭转了有关过去和未来的看法，他们就会重新思考人性，他们就会从个人角度规划自己的人生。在传统社会的人看来，这曾是满纸荒唐言。回首过去四个世纪，人们的生活不断出现挑战，而社会的应对方式也在逐渐变化。
如果有机会参观古代的佛罗伦萨、阿勒颇和广州，我们一定会惊讶于他们庞大的集市和市场上售卖的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商品，我们也一定会赞叹他们精美的教堂、寺庙、清真寺，以及商贾的城市居所和贵族的乡村住宅。我们还会发现大量手艺出众的工匠、知识渊博的政治家、精明世故的贸易商、技术熟练的水手，所有的人都充满活力。然而，因为他们崇信的经济体制在规模和范围上有诸多限制，所以他们只能勉强糊口。各类商品经常严重短缺，他们早已见怪不怪了。
传统社会中的稀缺
全世界的传统社会都建在稀缺的基石之上，尤其是粮食短缺。无论是在古代的埃及、希腊，还是在古巴比伦和古蒙古，8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粮食生产。即使这样，农民仍常常生产不出供养全社会的口粮，于是就会闹饥荒。年复一年，除了富庶的家庭，大多数人在农作物尚未成熟的几个月里，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各处的人们都对饥荒充满了恐惧。而粮食问题一旦与经济和政治因素联系起来，饥饿往往就会变成一种手段，用来惩罚不守规矩的人。大部分成年人都经历过吃不饱的日子，这些饥馑的出现间接证明了威权统治占上风的合理性。很少有人会去想，如果农民和商人可以自己做主，那么他们会拿手中的粮食做什么，那些易受粮食短缺侵害的人要保护自己不受农民和商人的自私决定之苦。
为了避免社会动荡，统治者监控了粮食的生产、销售和出口。有立法机关的地方颁布了限制性的法律。在规则的约束下，人们没有机会闹事，也没有机会开创新事业。大部分生产活动在家庭内部进行，家族成员有的纺线织布，有的烹煮食物。日子一天天过去，风俗习惯代替激励机制，推动了社会运转，传承着工作技艺。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人们没有分工，房东、租客、父亲、丈夫、儿子、工人、妻子、母亲、女儿和仆人等继承的身份是分配任务的唯一方式。
尽管世界各地的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在某些程度上，他们又是一致的：丰年和歉年——即《圣经》提及的七年丰裕，七年饥馑——交替出现，人口也随之增长或萎缩。我们可以从欧洲教堂的施工记录中看出这场“盛宴与饥荒”的起落。大部分雄伟的建筑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工，积极建设一阵子后，一般紧接着就会有长期的停工。闹饥荒时停工，日子好过些再开工，这样反复几次，工程才能最终建成。
假如时光倒转，我们可能会讶异，社会中居然存在这么多的阻力，对改变的敌意就更不用说了。新事物在现代西方的生活中极为普遍，所以我们很难彻底理解人们曾经多么害怕它们。脆弱的经济自始至终影响整个旧社会，不但鼓励了猜疑和迷信，而且袒护了君主、神父、地主、父亲的无上权力。维持秩序对社会管理者来说从来不能等闲视之，当这么多人的生命被危险胁迫时，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财富织就了一张对抗全球饥荒的安全网，但某些社会的强大传统仍反映了近代欧洲的习俗。通过与穆斯林世界的接触，我们也承认荣誉思想的保留，承认男女角色的分离，承认女性贞操的重要性，也承认个人欲望有时该隐入群体意志。所以近期的恐怖袭击使许多西方人期盼，好转的经济可以让那些实施暴力的年轻人有其他事可忙。我们欢迎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这样的反应显露出资本主义思维的痕迹。我们没有充分地考虑过共同的宗教仪式和信仰之间的强大联系，也没仔细地思量过对这些关系形成的威胁会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在传统社会的男男女女眼中，我们对效率和利润的关注是彻头彻尾的恋物癖。他们就像是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厌烦我们看重的这些东西。
资本主义的区别
“资本”这个词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这次历史巡航的行动路线。资本是有特定用途的钱。钱可以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也可以花出去及时行乐。在这两种情况下，钱还是钱。只有当我们投资某项事业并期望获得回报时，钱才能称为资本。简而言之，生钱的钱才是资本，一般来说，这个转变总会伴随着某种生产活动。而只有当私人投资的意愿和策略成为主流时，我们才能在“资本”后面写上“主义”，这种演变最早发生在英国和荷兰，接着是西欧，再后来才是美国。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还把手伸到了临近的东欧和日本。如今，资本主义方式仍有力量左右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
资本主义的初衷当然不是要穿上“主义”的外衣。一开始，资本主义不是制度，不是名词，也不是概念，而是一些零散的行为方式，这些与众不同的方式被证明很成功，而且可以继续发展。这些行为方式和所有新事物一样，进入了一个尚未准备妥当的世界，一个担心偏离既有规范的世界。这些行为方式不仅违反了法律，遭到了当局的反对，而且与主流的正统观念相左，触怒了普罗大众。最早的创新者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权力去抗衡社会里的这些反应。因此资本主义的崛起之谜不仅包括经济主题，也有政治和道德的含义：企业家如何摆脱习俗的束缚，获得了使他们转变的力量和尊重，而不是遵从当时社会的教义？
创新战胜习惯有许多发挥作用的因素，有些因素还很偶然。百折不挠的开拓者坚持创新，直至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不再被召回事物的惯常秩序。“蝴蝶效应”的说法并不全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比喻更贴切一些。他们钻开这样一个小小的洞穴需要好奇心、运气、决心，还有反其道而行的勇气，他们必须承受环境加诸的巨大压力。
资本主义制度如今遍及全球，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全球两大部分的连接。15世纪末，欧洲、非洲和亚洲才与美洲恢复了联络。在此之前，即使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也仅仅是几条运输胡椒、肉桂等轻量级商品的陆路贸易路线。后来，欧洲对世界的好奇心激发了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其中就包括航海家亨利王子。亨利王子虽然自己从未离开过葡萄牙，但他陆续资助了一连串沿非洲西海岸的航行。贸易商禁不住非洲西海岸沿线黄金交易和奴隶贸易的诱惑，增加了航海次数。不久，沿非洲东海岸航行的葡萄牙船只就到达了好望角。16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经在非洲海岸和横跨印度洋直通印度次大陆的地方建立了两个据点。1517年，另一个葡萄牙人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也带领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完成了一次环球航海。
中国明朝的七下西洋比葡萄牙的航海还要早七十年。这几次探险由伟大的将领郑和指挥，远征船队共有27000多名水兵和200多艘舰船，其中最大的一艘船重达1500吨（与此相比，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只有87名船员和3艘舰船，每艘船的重量都超不过100吨）。这些船从中国出发，穿越东印度群岛，途经马六甲、暹罗、锡兰，横跨印度洋，沿非洲东海岸航行，最远或许到达过马达加斯加。中国的水兵们在宽敞的甲板上种植草药，并且想办法从非洲带回了一对长颈鹿。在罗盘的辅助下，中国的航海向全世界宣传了他们复杂精密的技术。不过三十年后，中国的这些探险活动都停止了。
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到达了莫塞尔港。后来，许多类似的快帆船紧随其后，使欧洲与东印度群岛有了持续的接触。葡萄牙人的航海只是吊起了欧洲冒险家的胃口。而欧洲前往亚洲的转变，从意大利出发，经由陆路到大西洋国家，才有深远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地中海国家芳华尽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和荷兰抢夺了它们的商业优势。大西洋超过城邦热那亚和威尼斯，成了世界旅行者的新航路。
历史的大谜思之一是同样能干的中国水手和葡萄牙水手之间的不同反应。与葡萄牙人相比，中国人“看世界”的热潮为什么会退去？中国人比葡萄牙人更早地表现出对贸易的极大兴趣，因此金钱动机并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更多的葡萄牙人可以随心而为，葡萄牙王室甚至承担了首次航海的费用。我们缺少准确的信息，但又急着讲故事，证实我们的猜想。西方的说书人喜欢强调探险者的无畏和欧洲人为摒弃习俗做好的准备。这种有关东西方差异的解释最经不得仔细推敲。真实往往比故事更精彩。
缺乏知识、财富或技能显然不是中国人与西方切断联系的原因。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从现实角度出发，中国商人曾在整个印度群岛建立了商业关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可能减少了他们走得更远的兴致。或许明朝皇帝发现非洲国家在科学、艺术、工艺等很多方面都比本国逊色，所以他失去了兴趣。“太平天国”正是中国人的一贯风格，对绝对优势的信仰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这有何不可？中国古代的工程魔法是很好的例证，改革家通过交替使用营火和冷水浴的方法爆破岩石，凿穿了花岗岩山脉，修成了一条用来控制洪水的长渠。[1]许多独创技术和科学成就都强调了当时的中国具有多么高水平的优秀教育。中国站在祖先的肩膀上，而且中国人也没有欧洲基督教的教会命令，不会赋予探险家以道德权威去改变外国人的宗教信仰。那么它为什么没有持续发展下去？这里存在许多的“可以”和“可能”，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体会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反应背后的深意。
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紧随西班牙人的脚步抵达了新大陆，在这片蛮荒之地上开辟他们的疆域。当时的人很快发现几乎一切都可以在热带地区生长，特别是欧洲人缺少但自己又种植不了的东西。欧洲探险家一边勘探开发，一边寻找帮他们耕种新作物的劳动力来源。自从航海家亨利第一次远航开始，葡萄牙人一直在进行非洲奴隶贸易，而且他们很快就横跨了大西洋，把奴隶贩卖到更远的地方。非洲人与新大陆大多数的土著部落不同，他们非常适应矿业和农业的规律工作。而美洲土著是可怜的奴隶，如果被迫工作，他们往往会在绝望中死去。17世纪中期，随着需求不断增长，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为了主宰奴隶贸易，与葡萄牙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航海对欧洲和非洲的影响不可估量。新的劳动力需求创造了现代的奴隶制度，这远比圣经时代的奴役制度更残忍、更不人道。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里，差不多有1200万非洲人从家乡被扭送到新大陆，先是在西班牙的矿山和牧场上做苦力，然后是在糖料、稻米、咖啡和烟草种植园里劳作，这就是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和英国人在整个西半球创建的事业。而大西洋的海上通道正好可以通向这个新的劳动力来源。
开拓者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活动。而我却非指着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岛国说，这里才是资本主义的开端，似乎有点反常。可是只有在英国，这些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才突破了社会和智力的条条框框，从而形成了商品生产的全新体系。一系列始于农业、终于工业的变化标志了贸易发展的这个时点，此前，商业长期在传统社会的夹缝里挣扎，现在它终于挣脱了法律、阶级结构、个体行为和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对它的束缚，散发出了活力。很多书都描写过这一段惊人的历史，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个谜。
几年前，我参观梵蒂冈博物馆时，被14、15世纪的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丰富生活迷住了。这些画作中满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家具、装饰品和服装！我忍不住把这些描绘日常生活的奢华与英国的平淡无奇进行了对比。这个贫乏的、寒冷的、微小的、古怪的国家居然是技术创新的始点，居然是它无情地改变了物质世界，这多么不合常理！20世纪初，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自己在“挑战与应对”的公式里，找到了所有发展的关键。他说英国人总能接受挑战，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什么令自己分心的奢侈品。汤因比的假设虽然不够严谨，但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几代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工业化，因为它标志着18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他们称之为工业革命。这可以理解，因为在外观气派的工厂里，到处都是连接的机械设备以及整齐作业的工人，这明显与以前不同，但也只是个开始，就像是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才刚刚能看出点迹象。早在这些发明还没成形时，关键的变化就已经发生了。但究竟是哪些变化，又该追溯到多久以前？
资本主义的根基究竟有多深？有些人认为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是史前时代。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此命题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他的研究强调了西方的地理优势和生物优势。而这种解释说不通的核心问题是：所有欧洲国家也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只有英国推开了资本主义的大门，其他国家都只是追随者。戴蒙德强调了物质因素，这表示在个人、想法和体制不影响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导致西方现代化的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2]
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是参与详述“西方的崛起”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这是气候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他并没有讲述这些改变西方社会的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面对相同的问题，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着重说明了欧洲人对现实基本理解的变化。13世纪，他们用量化方法揣摩世界，促进了数学、天文学、音乐、绘画和簿记方面的发展。科技成果的故事总是令人着迷，克罗斯比坚持认为，智力变化使社会和政治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概念。迪博·拉尔（Deepal Lal）则追溯到了更早的11世纪，他认为教宗诏书是“大分流”的根源，它为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建立了共同的商业法律。[3]
拉丁格言“此后，因此，由此”（拉丁文post hoc，ergo propter hoc）说的是因果关系，这提醒了我们，这件事发生之前，还发生过别的事，但它不一定是后续事件的起因。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普遍现象，它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长远眼光看待资本主义萌芽的人会注意到很多事件，比如新大陆的发现、印刷机的发明、钟表的使用以及教皇的财产安排。这些在没有改变经济方式的国家里也同样存在。从逻辑上讲，广泛共有的发展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特有反应。无数有关西方国家如何向过去挥手告别的理论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西方打破陈规、走进资本主义有很多因素。可是，请记住，演替不是过程，这一点很重要。过程是一系列有关联的行动，而演替时有中断，而且存在很多偶然性。
欧洲的分歧
英国人脱离了农业创新，释放了可用于环球贸易以及开创性机械工业的工人和资金，但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进程似乎天衣无缝，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表观推断反映了人们倾向于相信已经发生的原本就该发生。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理解它并不是人类历史注定的篇章，而是对四千年主流惯例的一次背离，那么我们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很重要。商贸同样也不具有形成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或许有成批的贸易商会在你的脑海中浮现——但他们既不是农业革命的拓荒人，也不是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我们可以说，高度发达的商业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资本主义始于英国，这并不是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活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贡献。15、16世纪，这些大胆的冒险行动打开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思想和钱袋子。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佐证了英国的例外论。尽管这两个国家不断地出外探险，但它们的贵族仍然藐视工作，完全不顾及商人和匠人的需求。正因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虽在航海方面成绩斐然，但最终还是折回了老路。英国则不同，它向前的脚步从未停留。而且这些发展吸引了评论、争辩和解释。智力参与经济变革的意义在于阻止旧思维方式的回退。因此，新做法和他们敏锐的分析是为了推翻时光沉淀的智慧。许多国家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英国却能在各个发展阶段上持续创新，所以才显得更加耀眼。
当然，始点没有定数。所有历史发展都有前提条件，有些条件甚至可以倒回数百年。史学家展示给我们的每个历史断面都证明了现代社会的根基扎得非常深。然而17世纪，英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代的人也敏锐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起初，世代沿袭的社会秩序尚可支撑既有的戒律、特权和法规。但一个半世纪后，资本主义获得的动量越来越强，可以对抗地位一成不变和皇室控制的统治方式。大大小小的企业家的风险投资和试错法中出现的成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所以他们没有了回头路。变化不可逆转且不断累积。最终，增长变成了发展，不只是扩张，而且积少成多。资本不再稀缺，事实如此，荷兰人凭借其在全盛时期，作为世界伟大的贸易商累积起来的储蓄成了欧洲的金融家。
“西方的崛起”在历史书上是非常古老的主题，但很可惜，这个主题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了很多次不公平的比较。我非常不愿意助长历史传统教育的这种嚣张气焰。我认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解释资本主义方式如何变成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时，更愿意强调不寻常的时机趋同和恰当的判例引用。聚焦英国似乎有点老套，但最新的学术成果证实了英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最近，围绕欧洲在1800年之前是否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个命题爆发了一场令人兴奋的争论。肯尼思·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研究论文，详细介绍了亚洲的部分地区在18世纪享受着与西欧不相上下的生活水准。在他看来，由于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充分发展，出现了“大分流”，才产生了欧洲霸权。[4]彭慕兰的研究非常有益，促进了新研究，并且推动了对旧观点的彻底重评。他用人的预期寿命、农业生产力和区际贸易等物质因素论证了“全球经济平等”。但彭慕兰没有注意到公众对变化的接受能力，以及政府反应的灵活性等无形资产。他也没有考虑各方面的发展如何相互作用，是加强还是阻碍了成功的创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核心是控制资源和启动项目的个人能力。英国伟大且意外的成功促使我们去寻找那些可能被忽视却始终发挥作用的无形影响力。
某一时间点采用的创造幸福的措施没有过多提及不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动力。历史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这样的先例，有些国家蓬勃发展一阵后，仍然会回到从前的水平。只有英国在16世纪成功地迈出第一步后，仍稳步走向了其他创新。[5]英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逃脱了习俗的围追堵截，充分利用了变革的影响力。这一事实令人钦佩，并不是证明了民族的优越感，而是说明意外和偶然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在强调英国特殊性的同时，也强调了资本主义这个革命性新制度的出现多么令人惊讶。
英国在经济上先进，却在政治上分崩离析。17世纪，英国的宪法和宗教冲突先是公开叫板，而后演变成内战，再后来成了共和实验，最终以君主制复辟的桥段结束。权力的划分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时间上不谋而合。无论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暴的成因或假设是什么，创新者和开拓者自此都可以无视粮食生产和销售的古老规则。1688年，君主立宪制恢复了英国的政治稳定，新经济方式的地位也得以确立。这些方式当时已经很完善了，所以老一辈甚至开始抱怨世风转变。
经济的变化与分析
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提供了思考资本主义历史的线索。他的《国富论》是第一本有关英国经济变迁的巨著，论述了1776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前的两个世纪里英国经济的变化。斯密从更长的时间序列上分析了经济的渐进，这些步骤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资本主义的历史毫不费力地向前迈进，这一说法产生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最大讽刺，它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起源，说它使自然之事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打破先例。这个观点有赖于人们看待资本主义的参照系。在斯密看来，资本主义出现得很自然，从人们的普遍想法逐步过渡到“交换与交易”。而经济发展自身实际上又促进了这一特有的文化特质。斯密把因果颠倒了。对于斯密和他的哲学同事来说，经济变化缓慢且稳定地积累了资本，这些资本后来支付了劳动分工等提高生产力的改进的成本。他们认为文化调整不是必需的，因为面对多样化的着装、饮食、举止等，经济人的心脏——特别是女性经济人的心脏都会疲惫不堪。
英国经济发展相关的完整阐述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差不多包含了七代人的生活经验——亚当·斯密描述的演化过程完全可以借此想象。但是在欧洲大陆上，与工业化一起到来的还有残酷的速度。人们被拽离了传统的农业秩序，终其一生在大小工厂中度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观察了19世纪中间数十年的分崩离析，他不接受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英国演进的解释。他认为胁迫才是导致这种转变的绝对必要的原因。马克思认为这股力量来自一个新阶层，他们联合了生产上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他们以新的工作模式组织劳动力。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宏图伟略最重要的一点是分离了穷人和私人所有的工具与农田。[6]他还强调，资本积累是摆脱传统经济方式的第一步。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欧洲教堂的实例已经证明，他们拥有建设雄伟建筑以及公路、隧道、风车、灌溉系统和码头等其他构筑物的资金。而文化资本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更为关键，尤其是生产的新技术和新思路。这些创新可能来自于一位公爵，琢磨着如何利用自己的财产进行采矿，也可能来自于一名农夫，为了防范动物入侵，利用闲暇时间修建了栅栏。
工厂的工作关系比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更直观，所有者就是从每个工人的劳动中赚取利润。工厂销出货物后，工人得到的工资很微薄，但雇主的收益很可观。马克思说，雇主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为扩大再生产积累资金，而扩大再生产可以使他们进一步榨取更多工人自己创造却得不到的财富。工人与雇主的生产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这些新行为方式的载体是外来者，也就是脱离了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的人，狭隘的自身利益驱使他们这样做。而且由于共同的政治目标，这些资本家开始挑战既有秩序，为阶级冲突推波助澜，马克思把这些称为变革的动力。马克思的论证隐含的意思是，资本家的专有优势指导了市场运作。
20世纪早期，另一位精明的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研究了斯密和马克思的宏论，发现了两人都谈及一个决定性特征：人们在资本主义方式开始前后的态度转变。韦伯追问，对于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价值观、习惯和推理模式曾植根于近代欧洲的土壤里，它们如何具有了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的生活节奏和道德词汇。韦伯之前，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很少有这样的困扰，他们一直认为男人（很少说是女人）是天生的生意人和永无止境的自我提升者，当幸福感会随生产力增加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提高效率。
经济分析家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假定人类心理能自然适应持续的经济活动。韦伯只一句话就质疑了这个假设：“一个人生性并不渴望挣多少钱，只是单纯地想过自己习惯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才要多赚一些。”[7]韦伯从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始了这个探讨：发达国家和新教教派的经济联合。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是16世纪新教改革意料之外的副产品。韦伯研究了改革者反对的天主教国家的形式和情感，详细说明了新教领袖如何教导真正的基督徒处处遵从上帝的旨意。他们把艰苦的道德观念播撒到传统社会的每个角落，用理性之刀切除了天主教的赘生物。韦伯表示，清教徒把道德和理性带入工作世界，改变了人们的习惯。清教徒给工作涂抹了宗教的色彩，遭到了贵族的否定。新教传道士总是向人们不停灌输的观念是，每个人总是晃悠在需要救赎的悬崖边缘，这引发了极大的个人焦虑，也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天意，信徒们开始仔细探寻上帝在每一事件背后留下的线索。经济繁荣经由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严密考量，变成了神旨的体现。韦伯说，这些都在不经意间把男男女女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
新教的所有召唤都在赞美上帝，它中断了宗教惯常的仪式安抚，成了现代的原型和传统的敌人。韦伯确切指出了先前有关资本主义历史讨论的错误之处：因为这些讨论始于一个未经检验的前提，即假设男男女女都急着除旧迎新。分析家把当代价值观投射在过去，并没有认真研究人们的动机。他们自以为，即使需要改变态度或参与令人不快的活动，但如果有希望能赚更多钱，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积极回应。这些推理从这样的假设出发，扫除了资本主义如何在西方世界取得胜利的所有中心难题。
韦伯否定了斯密，因为斯密认为人们存在的交易与交换的自然倾向无法控制，韦伯还批评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假设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市场心态就已存在。斯密把每个人都形容成资本家，他们在市场的物质回报的驱动下，不断寻求自我完善。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人类这一可靠的禀赋，才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出现。马克思虚构了一帮逐利的人，他们非常有洞察力，可以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韦伯把斯密意指的不懈的经济努力归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需要解释，而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
研究的影响
这些强大的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韦伯——对后续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一名学者，我一直着迷于经济发展如何改变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如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身以及工作和生活的方式。虽然我学习了所有这些主流理论，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韦伯，他强调资本主义形成的偶然因素以及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也尊重文化和智力特征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都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也把自己与当代意识形态的连续体统一了起来。我是一名坚定的左倾自由主义者，有时自相矛盾，但自由主义者的神经仍时刻紧绷。我始终对先进的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某个信念正在不恰当地左右我们，而资本主义是个独立的制度，参与者的特征和特定的社会目标并不会影响它。经济的力学模型总是强调无私的意图，但实际上削弱了我们在已有选择范围内的理智的思考能力。
1967年，我还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书，就是在那里，我迂回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美国历史讲师使用的都是同一本基础入门教程。这本书的内容很主流，包括清教徒在新英国一连串的布道，包括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联邦党人文集》等，它用一组数据展示了现代社会思想的起源。
教学是揭露无知的伟大开端。你边听别人的演讲边做笔记时，一切似乎并不困难。可当搞清楚过去的任务落在你肩头时，差异和不合理的推论就会亮起危险警示灯。我在涉及“人性”的定义中很快发现明显的异常。人性是18世纪进入公众讨论的一个术语，我们从未审视过有关人性的想法，因为它似乎是社会的常识性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友谊、婚姻和育儿，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几乎囊括了一切。我的教学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17世纪人性的根本变化。我们早期选择的教科书中，清教徒的布道词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戏剧集总把男男女女描绘得轻率又任性，再不然就是些彻头彻尾的恶棍。但是往前快进一百年来看，人类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已经发生了蜕变。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一些关于人的新观点。斯密认为自己的人性观点很合理，他说：“迅速保存的原则是我们不断改善自身条件的需求，这种需求一般是平稳的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自我们从娘胎出来，直到走进坟墓都挥之不去。”他讲到“每个人为了改善自身条件而付出的始终如一的、恒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8]我想知道亚当·斯密如何得出这个观点，认为人完全理性且会自我完善。当然，这和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以及清教徒信仰“亚当的堕落是我们所有人犯的罪”并没有相似之处。我在英国轮休了一年，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我在那儿阅读了一个新流派的著作，它们最早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是宣传页、经济短文、传单和建议书等贸易方面的文字记载。顺着这些贯穿17世纪的书面记录，我找到了丰富的线索，可以打破关于人性的传统看法。我发现大多数作者总是把他们的政策建议与有关人类倾向的主张或通常所说的自然法搞混。[9]
资本主义也是文化体系
经济体制不会孤立存在，它总是与国家的法律和习俗紧密联系。尽管资本主义依靠的是个人意愿和个别选择，但这种关联仍存在。经济一直影响着社会，而社会习俗反过来也引导了人们的欲望和野心。社会惯例决定了家庭规模，而家庭规模又影响了种群动态。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无论是贸易商，还是制造商，他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参与者，他们都有复杂的社会需求，并且在社会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们是父母、国民、邻居，也是教会、政党或志愿团体的成员。当代的企业家、公司高管、银行家以及股票和债券的大股东在财务上拥有共同的利益，特别是他们都想使资本免征税并使企业免受监管，我们因此可以把他们看成某种资产阶级的构成。然而，即使这样一群人也不会只是资本家，他们还是父母、运动员、枪支所有者、天主教徒、福音派新教徒、匿名戒酒者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AA）会员、美好生活的爱好者、自然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或者艺术赞助人。
这本书的基本论调之一是，资本主义并非不可阻挡、不可避免，它也不是注定出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小题大做？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种子不是在中世纪生根，资本主义的心态不是与生俱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概念不正确。资本主义一旦违反了传统，强大的推力就是它必然在人类舞台上出现的主要原因。
如今，抗拒资本主义方式的社会似乎很反常。然而，欧洲实际上也偏离了全球基准。更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不应该把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当成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模板，因为发展的过程永远不可能被复制。英国最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其后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并不需具备实现首次突破所需的相同的品质。这也适用于现今走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复制和创新并不一样。
因为资本主义在英国萌芽，所以进入人类历史的农业改良、全球探索和科学进步等资本主义方式都带着英式口音。18、19世纪，很多国家都追随英国的脚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换言之，市场经济对非英语国家保留了一丝异国气息，资本主义是第二语言。英国的邻居和对手除了模仿它别无选择，这也就是18世纪法国人惊叹的英国奇迹。其他国家严丝合缝地发展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变体，往往使某种风俗习惯避免了资本主义规则的冲击。随着西欧人去非洲、中东、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开采资源，资本主义也被强加给了那里的人民。还有一些人，比如北美和南美的原住居民，当欧洲人威胁到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时，他们就开始撤退，慢慢变成了故土的陌生人。
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普世原则的发现，意识到这一点使一个观点更加清晰：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的发展潜力还有待发掘。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影响了整个社会，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改变它的价值观和行为。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文化、偶然性和威权的角色也很关键，不应该被掩埋。每一代的市场都在变化，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各种可能。
资本主义在推力的作用下夺得了冠军奖牌，也在前进的过程中坚持了自然品质。所有文化都很自然，依靠的是人们天生的品性，还有人们滋生的许多潜能。并非人类所有的特质都能在每一种文化中发挥作用。文化是选择机制，可以挑拣不同的人类技能和习性，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为某个群体糅合成独有的方式。生物学、表观遗传学的新兴领域研究了在特定环境下，人类的某些基因如何被激活，又如何遗传给后代。如果没有环境的触发，基因是惰性的。这说明生物学和文化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交互，远远超出了我们熟悉的遗传与环境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是自利的，但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
我们目前的经济分析方法掩盖了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结。专业的经济学家总是利用数学精度来分析资本主义。他们构建数学模型解释了市场行为，却往往忽略了社会关系集结势必产生的混乱。所有经济学家精准预测的前提假设都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他一切保持恒常——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哲学家用“物化”这个词表示要把某个概念具体化，而不只是谈论方式方法。经济学家的课题总是在说单一的事物，而不是作为整体的风俗、习惯和体系。我认为这存在危险，也希望自己不要靠得太近。我用“资本主义”作句子的主语时，始终把资本家看成企业经营者，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开办企业，组织业务集群，一心想通过生产获得回报。
你们读了这么多定义一定觉得昏昏欲睡，可是为了铺垫后文，这一段的枯燥其实很值得。我还想进一步区分资本主义推进和随着旧制度出现的不同现象。人们指责资本主义带来了社会弊病，长久以来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说到这些，“《启示录》四骑士”——战争、饥饿、瘟疫、死亡——会立即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毫无吸引力的个人动机以及贪婪冷漠的性格往往投射在资本家的身上。贪婪几乎和《汉谟拉比法典》一样古老。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依赖贪婪的经济制度——至少亚当·斯密说过，资本主义取决于人们改善自身条件的欲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真是该死的诚实。不过贪婪也可以让企业家处于劣势。资本家一直很贪婪，但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其惊人的创富能力。这些财富的力量改变了传统社会，并持续使人类社会取得非凡的成就。
资本主义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惊人的是它对女性的影响。资本主义利用两波浪潮颠覆了女性的生活，第一波是虐待，第二波是解放。每个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女性都会被带出村舍和村庄，被扔进工厂车间完成每天12～14个小时令人肌肉酸痛的乏味工作。以前，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对她们来说既不必要也不需要。
第二波浪潮是始于19世纪的避孕技术。高生活水平和低生育率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妇女因此受益。今天，在资本主义家园里，夫妻生育的孩子甚至不能支撑国家的人口结构。女性几乎和男性一样，也进入了每个行业细分的劳动力市场。出生率仍在下降，为了适应父母都在外工作的家庭，婚姻的角色也在慢慢调整。
资本主义的特点不是剥削，而是创富。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剥削可以算是它鲜明的特征。这个创富的制度给损失惨重的冒险和人类的歹毒行为创造了环境，而且有时还鼓励它们，如果没考虑这些冒险和恶行，我们也不会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处。资本家和政府主持了资本主义事业，却无法一肩挑起《启示录》预言的人类灾难的责任，当今的许多弊病在历史上也一直隐隐作痛，尤其是那些成功背后固有的顽疾。引发工业革命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石燃料，开始是煤，后来是石油。这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范围，打破了经济的局限性，使土地不再只用来种植粮食和生产木材。时移世易，无情的革命加大了自然资源的利用，伴随而来的是环境不可避免的退化。“地球还能维持这些资本主义的成功吗？”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资本主义自16世纪开始，持续制造了一些紧张局势。稀缺处处存在的社会通常可以容忍极端财富的存在，而资本主义的创富能力过于突出，经济和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又太过明显，因此饱受批评。如果社会存在不能解决温饱的风险，政府干预不难接受，但如果参与者拥有了最大自由度，制度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政府干预就不会再受欢迎。缺乏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致使繁荣与萧条周期性出现，这一点现在家喻户晓。这些问题不断浮出资本主义历史的水面。为此找到公正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个不小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