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加勒比地区后，西班牙人很快就联结了新旧大陆，葡萄牙人则汇合了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古老贸易。13世纪末，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征服并连通了亚洲、印度、北非和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把贸易扩展到了印度洋。现在他们又汇通了西北欧和新大陆的欧洲殖民地。君士坦丁堡的哈里发织就了东印度贸易的巨大网络，向各地输送香料、奢华的面料和珍贵的木材。而西班牙人就将黄金、白银和当地食材从新大陆源源不断地运回祖国。世界各地的人民分隔了几千年，现在又可以彼此联系了，更确切地说，是好奇而大胆的欧洲人联络上了他们。
穆斯林商人的生意不断向东方扩张，他们的信仰也一起传到了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抑制伊斯兰教的传播成了葡萄牙人向好望角之外进发的宗教动机。1498年，突尼斯商贩在马拉巴尔海岸问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首航船队的水手，他们的航行究竟能得到什么，他们回答，“基督徒和香料”。探险传播的福音精神在不少日本信徒中物化成了实体，这些信徒开始生产并出售祷告用的精美艺术品。这些日本艺术品连同印度人手工制作的半透明的玳瑁碗，以及非洲艺术家用动物雕饰的象牙勺，显示出当地工艺品如何迅速地成为全球贸易的一部分。[1]
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织物和檀香木刺激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和味蕾，更不用说他们旅游的热情。平淡无奇的食材添加了肉桂、丁香、肉豆蔻，尤其是胡椒后，片刻就能变成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不过，由于盐糖稀贵，大多数人还是不得不食用滋味寡淡的食物。调味品带来的快感使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贸易公司纷纷在印度群岛建起了贸易前哨。因为海路比陆路更容易运送沉重的货物。
从罗马帝国时代起，欧洲和东方国家就通过陆路有过一些联系，但饥荒和疫病把它们之间的商路阻隔了几十年。阿拉伯商人也经常轻易切断欧洲的贸易路线。只有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家族这样经验丰富的商贾才会继续这种危险的陆路贸易。现在，欧洲人借助装有大三角帆的舰船以及新近发现的海上航线，能更便宜、更安全地建立永久的联系。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向东方行进，到达了好望角，四年后，哥伦布又发现了新大陆，这条航海路线自此引发了新一轮的探险活动。受过教育的人很早就听说过地球是圆的，却不知道它的周长。现在这些航行带领欧洲人抵达了西半球的岛屿和大陆，他们终于明白地球有多么大。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也获得了阿兹特克和印加的矿山。这些矿山开采出来的金银开始大量涌入欧洲。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船舶横渡大西洋，携带的动植物大大改变了大洋两岸的社会。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完成了地球上生物学和植物学的同质化。[2]
不过很可惜，新大陆土著居民易感的病菌也是大交换的一部分。当地土著完全无法抵御随欧洲人而来的致命微生物，所以西半球外来者的到来引发了一次意外的灭杀。圣多明各的阿拉瓦克人因为对旧大陆的疾病没有免疫力，整整一代人全部死去。自从新大陆的居民遇见欧洲人开始，这种致死的画面就一再重演，从16世纪的阿拉瓦克人到17世纪马里亚纳群岛的查莫罗人，再到18世纪普里比洛夫群岛的阿留申人。
在商人、海盗和海军的指挥下，不断往来的船只打破了北美和南美人民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唤醒了无数欧洲人的好奇心。马上出现的几十个雕版印刷物迎合了欧洲小部分读者的猎奇需求。平版印刷描述的伊甸园只是引述及转载，而新大陆见闻，有关人、动物和植物的生动描绘则渐渐流传开来。好奇心的历史也揭开了全新的一章。
由于到达东西印度群岛全水路航线的伟大发现，海运贸易很好地适应了传统的欧洲社会。命令、统治、狂热、侵略的尚武品德和军事实力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恐吓并征服了同样钦佩男子气概英勇壮举的男女。葡萄牙人与西班牙的功勋一样，也热爱军事冒险的贵族精神。阿方索·德·阿尔伯克基（Afonso de Albuquerque）就是典型的高贵的伊比利亚冒险家。阿尔伯克基是私生子，有葡萄牙王室的血统，他在北非和穆斯林战斗中开始了自己的事业。1506年，他53岁时，率领一支小舰队绕过好望角，因为帮助当地统治者夺权，他获准在那里建造了堡垒。1511年，他奉葡萄牙国王之命，征服了马六甲的大商业中心。
阿尔伯克基在贸易、征战和殖民化的奔劳中多次遭受监禁或遭遇海难。1513年，在政府的坚持下，他对亚丁实施了一次不成功的围攻，成为第一个使用红海水路的欧洲人。埃及人激怒了阿尔伯克基，他曾计划改变尼罗河的航道来蹂躏这个国家！1515年，他在攻下了忽鲁谟斯后，在返航途中死在了海上。与现代商人相比，阿尔伯克基这样的指挥官更像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他的绰号“葡萄牙战神”也会让人产生同样的联想。
西班牙的征战摆出了同样的贵族和军事阵容。哥伦布、赫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és）、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和斐迪南·麦哲伦等热血无畏的探险家把西班牙国旗从加那利群岛一直插到了菲律宾。西进路线减少了西班牙人追逐东方传说中巨额财富的努力，他们开始开发已发现的土地。哥伦布首航后，西班牙王室迅速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建立了殖民地。16世纪上半期，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从此掉进了金窝窝——那里有许多金银矿山。西班牙人比较善于胁迫，而不是组织劳动，他们驱使土著居民为他们工作。土著居民起来反抗，他们就从葡萄牙奴隶贩子手中买进非洲奴隶。西班牙在哈瓦那筑建了防御工事，它的宝船舰队每年从这个城市出发，两次横渡大西洋，将大量的贵金属运往缺少硬币的欧洲。后来，西班牙人还在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和菲律宾的马尼拉之间建立了贸易联系，他们载满白银向西行进，返航时带回丝绸，再转运至欧洲。新大陆带来的收入有百分之十直接送进了王室的金库。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天主教君主国，1494年，它们探险的惊人发现促使罗马教皇出手，压制了这两个国家的早期竞争。教皇把世界版图在这两国之间进行了划分！教皇承认西班牙占有除巴西之外的西半球，因为前往印度的葡萄牙探险队已经阴差阳错地跑进了巴西。而葡萄牙则获得了非洲西海岸以及东部沿海到印度洋的几处地方，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供应站，余下的地方被划归西班牙。但是教皇并没有真正制止这场竞争。16世纪60年代，麦哲伦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后，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了殖民地。他们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而且需要两条边界线。而葡萄牙人则挫败了西班牙人对东印度群岛的入侵。起初，西班牙利用当地劳动力，在新大陆创立了监护征赋制，建设了大量房产，而葡萄牙则在西印度群岛实现了贸易往来。16世纪晚期，随着巴西糖料种植园的建立，两大帝国的行动越来越一致。[3]1580～1640年，两国甚至由同一个君主统治。
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是欧洲的拓荒者。它们在新的边区都建立了防御工事，而且始终主导着殖民地的贸易。西班牙在其他欧洲国家发起挑战前，独享了一个世纪的垄断特权，而葡萄牙也尽其所能地强取豪夺。这些最初无非是在欧洲传统社会的老旧结构上长出的一些新皱纹，但是它们的成功意义深远。这两个国家通过海路到达了东方，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这使世界贸易的杠杆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西北欧因此失了势。16～18世纪，贸易和征战的势头通过大西洋，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传递到了其他国家：荷兰、法国、英国、丹麦和瑞典。
贸易限制
贸易中心的交流充满宗教的、实用的、浪漫的和政治的色彩。北美大陆西北角的炫财冬节经由赠送礼物来流通财富。国王利用税捐获得商品和服务，征服者受纳贡品，而商业交流则依靠的是金钱、中间商和簿记，这种依赖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
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三角洲建立了第一个人类定居点，以物易物也随之出现。然而，18世纪前，人们对商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使贸易一直局限在狭窄的社会空间内。商人常常与挣钱画上等号，不像贵族和法官那样，端坐着，指挥军队、率领外交使团、叙写诗篇，也不像农民那样，为人们提供粮食。商业工作虽然很重要，但从事这行的人却很丢脸。
贵族不仅瞧不起商人，而且赞赏反对支持经济发展的品质。他们追求安逸，蔑视以工作谋生的人。他们依靠租金和其他特权过活，大把花钱购置物品，用来装点他们的外表、家具和财产。他们经常入不敷出，因此产生了持久的债务，甚至还有世代相传的未付票据。他们借由肆意挥霍来逃避惩罚，因为很少有店主或工匠想招惹这些重要客户生气。
贵族和上层阶级是近代社会的名流。他们为重大的公共庆祝活动贡献了学问、品位、风尚以及迷人的仪态。他们是宫廷、军队和教会等高级职位仅有的候选人。他们可以优先要求经济盈余。商人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商人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不稳定的财产所有权、繁重的税捐，或对他们货物的直接挪用而精疲力竭。统治者很少会考虑这些负担造成的后果。尽管如此，交易因为代替了武力强夺，仍被认为是文明的力量。
上流人士能否世袭职位对家庭来说很重要。比如16世纪的欧洲贵族，他们看重的不是“你做过什么”，而是“你是谁家的孩子”。出身名门的他们赞同血统是神定的等级，完全不羞于继承身份。统治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16世纪，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和阿姆斯特丹，城市寡头政治操控了一切，贵族的价值观备受尊崇。社会公认分为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人们相信天生的不平等，认同由少数特殊人和多数普通人组成的世界。他们看向动物世界的狮子和老鼠时，更是在自然中找到了等级的证据。他们信服等级是“正确的秩序”，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坚定，这种强大的认同感随着成长而深入他们的内心。
因为我们的焦点是形成资本主义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工业生产的新事物和古老的交易方式区分开。商人自古一直是低买高卖赚取差价，他们有时运气好，可以利用市场短缺捞到一笔意外之财。因此贸易本身并不是形成资本主义的变化，资本主义的财富来自别处，生产活动才是利润的源泉。虽然机器引入生产流程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但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资本家因投资机械设备而致富，因为机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与先前经济制度之间最显著的差别是创造了巨额财富，除此之外，劳动重组以及购买新产品的消费群体的扩大也是资本主义的特征。16世纪欧洲人织就的全球商业网络扩大了资本家售卖商品的范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风生水起，投资者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跟着欧洲贸易帝国的发展脚步一路向前进。
我们不可能夸大拓展贸易路线和扩大合作伙伴的重要性。贸易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即使没有资本主义，它也能蓬勃发展，这才是阐明资本主义贸易史的要点。我们因为看到了16世纪远航东方和发现新大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总想将其与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以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着痕迹地关联在一起，就好像接连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大势所趋，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并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17世纪中期，新贸易开始时，人们不会预料到接连出现的神奇机器会改变传承几千年的劳作模式，也没有理由相信人与社会的新描述会取代长期指引大众的传统智慧。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晓未来是什么模样。
欧洲统治
虽然东亚贸易的参与者分为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但他们在葡萄牙人到来前，一致认为海洋不属于任何人。随着新来者的抵达，这个态度有所转变。阿尔伯克基的国王获得马拉巴尔海岸、锡兰、马六甲和忽鲁谟斯的控制权后，拥有了各种头衔。1509年，葡萄牙击败了埃及舰队，取得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作为该区域另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中国退出了这场竞争，葡萄牙因此控制了大部分贸易。近一个世纪以后，荷兰、法国和英国也参与进来，试图垄断它们能控制的一切。
虽然奥斯曼帝国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葡萄牙，但葡萄牙的优势是拥有更快更机动的船只。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海峡寻觅香料，不时受到友好的款待，他们进而诉诸武力，利用马来群岛统治者之间的混战，发挥了他们的军事优势。葡萄牙的新战术对有志于海战的人很有吸引力。此前，船只通常用来运送士兵。虽然它们在战斗中也会开火，但是最重要的是通过调遣，让士兵登上敌方的甲板。葡萄牙人抛开了这些常规战术，把船变成了打击敌人的海上射击平台，由于他们的船可以逆风航行，所以他们总是发起直接进攻。[4]
葡萄牙人成功利用金银和武力控制了利润可观的香料贸易，尽管他们没有实现完全垄断，但是他们创建了东部海域的新律法。[5]葡萄牙是个只有百万人口的国家，却在短时间内成功打压了过去长期占据这些海域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葡萄牙人把欧洲的工具和武器送到非洲，然后把黄金和白银运去中国，把中国的货物载至日本，再把香料和丝绸带回欧洲。葡萄牙人在非洲的东西海岸上修建了具有防御工事的城邑，在那里储存货物、修补船只：莫桑比克和蒙巴萨岛在东海岸，西海岸有埃尔米纳和罗安达。葡萄牙人为了抵御来犯者，建立了50个殖民地，从香料贸易到奴隶贸易，他们的生意遍及世界。
统治者付出这么少的努力，却获得如此多的财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香料和白银交易的巨大利润助长了皇家的奢靡之风。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内的税负都非常高，财富分配沿袭着传统方式，少数人可以放纵地追逐华贵，但多数贫困的农民和工人只能勉强生存。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孙子查尔斯五世以及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在1556～1598年统治着西班牙，这两位国王非常清楚该如何利用这些看似无穷无尽的黄金。他们为了建立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保护至高无上的天主教信仰，向土耳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新教徒，甚至教皇发动了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军事开支。即使今天在东方和欧洲，天主教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16世纪80年代，一位异教女皇在英国登基。荷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也旷日持久，他们平息这些帝国内部的叛乱，也需要资金支持。1580年，虽然经济停滞不前，但是西班牙的政治因与葡萄牙王权的联合而变得异常强大。
由于远洋船只的新需求和皇室的青睐，西班牙的造船业和羊毛产业兴旺起来。但是皇室的官僚机构通过源源不断的关税、港口税和赋税，打压了贸易商、制造商和农民的积极性。16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的国王很忌惮异端邪说，因此他们剥夺了国民旅行的权利。禁止书籍进口阻断了思想和企业之间的自由交流。西班牙贵族抗拒变革，皇室则用繁复的法规和赋税扼杀了新产业。1560年，西班牙的工业达到了它的最高点。之后，对英国、法国、荷兰工匠和商人的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多，它们一直为西班牙的消费者供货，同时，西班牙的城市如同它的土地一样日渐衰落。
商业渗透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企业的吸引力仍无法克服贵族的白眼。西班牙的大公是优雅的绅士，他们运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保护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设定了国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限，减少了国内商业的利润，同时还鼓励从国外进口廉价商品。这无疑伤害了他们自己的工匠。西班牙的贵族对农民也同样冷漠。每年冬季，经济价值高的美利奴羊都会从北部山区迁徙到温暖的南方，农民的庄稼因此面临威胁。政府明文规定绵羊不许践踏附近的田地，可牧羊公会梅斯塔（MESTA）却从不理会这些投诉，国王作为羊毛贸易税收的最大受益者，也没有强制执行这些法律。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段时代通史中非常闪亮，但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甚微。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殖民地，都扩展了大公、荣誉和英雄事迹的概念。1605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创造的人物堂吉诃德（Don Quixote）成为西班牙人的缩影，表现了他们致使经济失败的特质。堂吉诃德误以为风车是强大的对手，或许正是塞万提斯的隐喻，他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西班牙绅士深陷在过去的泥潭里，甚至无法正视这种有益的能源生产。
我们习惯听圆满的故事，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比未来更真实的黯淡过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兴衰与罗马、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起落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历史一直在发生：能量短暂爆发之后，总是逃不掉衰减。当时，即使换作其他强国，也无法跳脱出资源、体制以及内部矛盾的局限性。这些帝国繁荣和衰落的故事催生了一种感觉，历史是周期性的，改变带来的灾难往往比它创造的成就更加频繁。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战略并不算失败，这两个帝国比其他曾经辉煌的国家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只是它们在航海、探险和贸易方面的丰功伟业几乎没有改变国内的社会，这一点让人讶异。1571年，西班牙在希腊城市勒班陀附近的海域击败了土耳其（塞万提斯参加过这次战斗），它们不能无视伊斯兰教的扩张，也不能容忍国内的社会重组。
激烈又残酷的正式和非正式争斗一直在大西洋海域发生。早在1564年，西班牙就开始为从新大陆到塞维利亚运送黄金和白银的舰队护航，他们每年四月和八月从新大陆出发，这种行为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而在切萨皮克定居点，英国人为了保护高价值的烟草，也组织了防卫。欧洲的战争极为普遍，公海上的袭击有一些是具合理性的，因为所有国家都为船主出具了官方私掠证，许可他们出于追捕敌方商船的目的而武装自己。一旦两国交战，大部分私掠船都会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荷兰、英国和法国的私掠船多次突袭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也伏击过西班牙银舰队落后的船只，有两次甚至捕获了整支船队。这些国家尚未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却一点点啃噬着开拓者的利益。
英国最负盛名的海盗船长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es Drake）爵士，他几次三番攻击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和船只。有一次，他劫掠了圣多明各，释放了奴隶，放火烧了城池，毁了港口停靠的船只，最后把城市交还给西班牙后，还收取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1572年，德雷克爵士绕过好望角驶入了太平洋，厚颜无耻地袭击了正向菲律宾航行的手无寸铁的西班牙银舰队（Spanish silver fleet），这震惊了英国民众，英国女王新教徒伊丽莎白因此变成了西班牙国王的靶子。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爆发了战争，德雷克爵士再次做起了他的私掠船生意。他率领一支24艘船的舰队，沿南美洲的北部海岸洗劫了西班牙大陆。另一名私掠船船长亨利·摩根（Henry Morgan）则动员了数十艘船只和数千名海盗，随他一起劫掠了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摩根因破坏和平的罪名被捕，后来一场新起的战争为他争取了缓刑的机会，他还获得了骑士身份以及对英国新殖民地牙买加的控制权。
一旦欧洲的敌对势力签署了和平条约，这些像摩根一样有执照的私掠船船长就会变成海盗，在没有皇家授权的情况下，四处追击商船。德雷克爵士就是这样一名纵横印度洋贸易圈的海上魔王，但他更多地代表着旧秩序，而不是新规则。16世纪，海盗的钱袋一直靠的是东方和新大陆的贸易，由于他们性能优良的船只，他们常被人看做是世代盘踞地中海的腓尼基人。东印度群岛的丝绸和香料贸易对海盗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掳获一次这样的战利品就可以收回航行的全部成本。虽然的黎波里的巴夏后来发现，在正式条约中加入贡税的条款也能捞到很多好处，可是土耳其海盗还是不断在地中海地区捕掠船只。红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海的海盗也非常活跃，但加勒比海的尤其猖狂，因为西班牙人真金白银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往现代快进一点点，我们会看到，随着合法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清醒稳健的中产阶级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商人厌倦了海盗肆意夺取他们的贵重货物，厌倦了即使没有丢失船只，也不得不支付的高额保险费。大的贸易公司为了避免它们的货物落入魔爪，开始寻求保护。船长基德的职业生涯就是著名的范例。1696年，威廉·基德（William Kidd）受雇护卫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红海航行的船只。他跟随船队驶出了纽约，突然意识到当一名海盗似乎更合算。于是他弄沉了自己的船，又控制了一艘法国船，最先抢劫的正是他护航的船队。后来，政府听从了商人的意见，四年后，在基德返回纽约时逮捕了他。为了宣扬官方对海盗行为的忍无可忍，基德被审判、定罪，并送回伦敦执刑[6]。政府开始负责维系海域安全，保护合法的商业利益。爱德华·提奇（Edward Teach）在加勒比海到处劫掠，他“黑胡子海盗”的名号让那一带的海员闻风丧胆，随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诚实的公民，北卡罗莱纳殖民地的总督还把自己的第十四个妻子嫁给了他。
西班牙和葡萄牙最重要的决定是为邻居打开了门。我们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法国、荷兰和英国以海盗和走私者的身份非正式地参与了这些贸易，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丰厚的贸易利润让它们愿意铤而走险，经济发展的指挥棒也因此顺理成章地传到了它们的手上。17世纪伊始，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政府许可成立了合法的贸易公司，向控制两个伊比利亚帝国的西班牙王室发出了战书。这个赌注非常高。迷恋新大陆的英国人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敏锐地察觉：“谁控制着大海，谁就控制着贸易；谁控制着世界贸易，谁就控制着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着世界本身。”
大西洋变成了贸易世界的高速公路，贸易范围迅速扩展到全球。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接着是荷兰、法国和英国，它们都因靠近大海而得益，因为欧洲贸易商能通过海路去往各个方向。这次地理上重排的最大输家是意大利城邦、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它们原本操纵着印度洋复杂的商业网络，从而控制着整个海上贸易。直到16世纪上半期，威尼斯才派出了一支商队与英国开展贸易，这支商人组成的队伍几乎没有海军，也没有商船。当英国人成立自己的贸易公司，并向世界各地派遣船只时，一切都变了。1600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创立，在苏拉特、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建立了殖民地。到18世纪，它已经成功控制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而荷兰人则关闭了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的香料贸易，自此，这次欧洲入侵远东的赢家只剩下英国和荷兰。
内战的影响
英国和荷兰的成功吸引我们仔细观察了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变化。虽然当时不被看好，但是英国和荷兰为了争取更大的民族自决权，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了战争，挑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和东印度群岛的统治地位。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荷兰人为独立战斗了八十多年。16世纪晚期，荷兰终于赢得了自由，1648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后，它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富有。但是这些财富并没有转化为组织和技术变革，没有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描绘成制度。荷兰没有追随英国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它变得臃肿、快乐而自满。更讽刺的是，荷兰落后的邻居，直到19世纪还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比利时居然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几十年，财富没有撬开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封闭社会的大门；而荷兰的繁荣也没有转化为坚持的创新。
17世纪20年代至17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简直乱作一团。一位国王被处决，一个议会被解散，另一位国王复位，世袭继承被驳回，这无序的一切直到1688年所谓的光荣革命才戛然而止。虽然政治冲突是这场混乱的主旨，但经济问题也有助于定义对立的双方。国王是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和其他拥有土地的家庭一样，他的收入会随年景的好坏而变化。但是国王手握特权，所以他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来自许可垄断、专利和公司执照的款项。他最赚钱的是出售的一件产品、一个行业的“许可权”，或者是一项政府服务的公共专属权，比如检查烟草和征收关税。
国王詹姆斯一世发现许可垄断最容易增加收入。某位学者描述过这个状况，17世纪早期，典型的英国人住在“用垄断的砖建起的房子里……用垄断的煤加热。他的衣服由垄断的腰带、垄断的扣子、垄断的别针制成……他吃着垄断的黄油、垄断的醋栗、垄断的红鲱鱼、垄断的鲑鱼和垄断的龙虾”。[7]垄断的持有人拥有这些物品的独家销售权，所以尽可能地抬高售价。
这样慷慨地出售特权在任何时候都是负担，因为内外部市场一直在增长，垄断会扭曲整个贸易模式。商业企业也吸引了贵族，特别是如果这些企业还涉及能增强英国声望的殖民地。[8]英国统治者试图从非常规的税收、补贴和专利中榨取利润，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由此进入了议会辩论。皇家特权的捍卫者自信地鼓吹着古老的商业传统，他们争取了情感的共鸣，但没有什么经济理论。靠近权力的人不断呼唤经济活动应从属社会团结的旧时理想，但新辩论者也一直在争取发言权，谈论新经济秩序中收成、租金、贸易和税收等新词语。
英国国王是坚持传统、使用强权的代表。垄断企业和封闭式公司背负了皇家的所有恶名。在垄断和其他经济弊病的争论中，一批有议会席位的英国精英——改良的地主、贸易公司的成员、服装商——找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经济上的委屈改头换面变成了政治问题。这表明，即使英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没有引起内战，冲突也可以保证他们最终的胜利。
17世纪的动乱持续了很长时间，削弱政治威权是解除经济限制的关键。但首要问题是建立法律——庄严的法律——有法可依，而且在面对强权的躲闪时，还要有法必依。企业家与被长期内乱搞得烦躁不安的政治领导人和宗教领袖联合了起来，他们加强了国内的交通运输系统，集中了市场销售的殖民地产品，并且把伦敦变成了一个大商业中心。而当局在这三十年里并没有投入太多心力，许多人辩称这对国家更有利。因为缺少规范化的指导，非正式的合作体制占了上风。某些限制一旦被解除，商业繁荣就会随之而来，赢得更多解放经济生活的支持。最终，荷兰和英国的贸易商和制造商争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和公共话语权。
荷兰独立后，建立了松散的邦联制，每个省由摄政者领导，而摄政者通常都是杰出的商人。荷兰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散管理直截了当地把政府的位置排在了商业利益的后面。获得独立的荷兰北部省份及邻近地区居住的大多是新教徒。荷兰的领导人不仅要保护贸易商和制造商，还要拟定支持经济的新措施，构建自由港，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后顾之忧，建立诉讼的有效流程，管理学校的簿记教学，销售海上保险的代理许可，等等。
荷兰是经济模型
西班牙军队在保卫西属尼德兰的斗争中摧毁了安特卫普，于是著名的西班牙银行家干脆向北迁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在薪资和货物的诱惑下，荷兰变成了欧洲的金融中心。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提供的利率比其他地方少一半还多。荷兰为每种情形、每位客户灵活地定制信贷安排，再次获得了成功。甚至曾经抗拒的西班牙君主也开始向拥有财产的银行家借钱。渐渐的，西班牙王室欠荷兰金融家的钱越来越多，著名的银舰队经常横渡大西洋，把金银直接送达阿姆斯特丹。后来，这些仍保留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气质的天主教省份联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立的比利时。
所有人都赞叹荷兰的经济繁荣。两三百万人涌入了北海沿岸的城镇，他们是如何致富的呢？他们的贸易支柱是一种不起眼的鱼——鲱鱼。鲱鱼很容易干燥，在蛋白质短缺的地方，它是四季皆宜的蛋白质来源，所以它的需求量巨大。当代的结论是，它们的渔业拥有数百只船，雇用了50万荷兰人和妇女，从事渔业的劳动人口是农业的两倍，与工艺、零售和金融行业的总和一样多。行业工会严密地控制着渔业，确保渔民们执行政府设定的质量标准。17世纪上半期，1000多艘荷兰船在波罗的海运送谷物，与英国的比率是13∶1。[9]荷兰在英国利用家庭手工印刷的宣传页，解释了它的成功。
荷兰联合省的造船业空前繁荣。船匠们发明了快速平底船，这种精心设计的航海驳船可以运输鲱鱼、木材和谷物等沉重的货物。荷兰人可以乘船从北海的栖息地出发，跨越大西洋，到达新大陆的殖民地，再沿非洲西海岸进入地中海，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群岛。荷兰商人从转运鲱鱼、钢铁、木材、谷物和食盐等基本商品开始，贸易范围逐渐包括了世界人民想买卖的一切。他们建立了一支新舰队，规模比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此海域航行的船队总和还要庞大。[10]
《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针见血地指出，荷兰人是“贸易的中间人，欧洲的代理商和经纪人……”他继续说道：“他们庞大的贸易就是买了卖，进了出，最伟大的在于世界各地都是他们的货源，也是他们的客户。”[11]荷兰人不仅是商人，也是熟练的工匠。他们对其他国家收割或开采的物品进一步加工，提升了这些商品的价值，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把原生羊毛染色织布，把木材做成富人家餐厅的护墙板，为国内盛产的印刷机生产适用的高级纸张，把烟草制成上等雪茄。他们甚至为了运送货物和乘客开凿了运河网络，这证明了他们的融资能力和组织复杂项目的能力。他们停泊在码头的帆船看上去就像是移动的森林。他们的码头和仓库堆满了箱、盆、桶和包裹，起重机来来回回，卸载中国的丝绸、波罗的海的谷物、纽卡斯尔的煤、瑞典矿山的铜铁、西班牙的盐、法国的葡萄酒、印度的香料、新大陆的食糖和烟草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而他们从西非贩卖到新大陆的奴隶再也无法返乡。[12]
荷兰邻国的贵族非常鄙视这些专心挣钱的人。他们眼里的荷兰人粗鲁、贪婪，一身坏习惯。荷兰人出了名的节俭，而且全心全意地热爱自己的家园。荷兰有许多的艺术家和工匠，他们为人们和建筑雕刻、设计，精心制作装饰品。荷兰艺术家喜爱描摹日常工作的普通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绘画流派。这些雕刻师、图书设计师和音乐家没有贵族主顾，富足和乐的中产阶级是他们的新赞助人。荷兰出现过伦勃朗（Rembrandt）、维梅尔（Vermeer）这样的大艺术家，所以提起文化时，他们不会觉得羞愧。
荷兰的商业魄力也刺痛了葡萄牙。葡萄牙自称是“征战、航海，以及埃塞俄比亚、印度、阿拉伯、波斯贸易圈”的领主，荷兰水手曾在葡萄牙船上工作过，他们给国人描述了这个庞大的贸易帝国。他们还记录了葡萄牙的控制并不如他们声称的那么有效。[13]1635～1644年，荷兰占领了巴西最富有的地区，用俘获西班牙的银舰队支付了这次入侵的成本，这一侮辱西班牙的举动让世人震惊。
与大多数荷兰贸易的商业冒险一样，首次去往爪哇岛的航行也是由一群多样化的投资者联合资助的。尽管这是一次尴尬的处女航，但是这支三艘船组成的荷兰舰队还是带回了足以收回成本的胡椒。随后的十年，荷兰商人争先发起了十几次冒险活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成立，垄断了麦哲伦海峡以西、好望角以东的贸易。它还可以以荷兰共和国的名义行使主权。这个授权很了不起，但实际就是一张狩猎许可证；它的活动范围覆盖了东印度群岛的水域和岛屿，所以荷兰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自圆其说。20年后，荷兰西印度公司也获准垄断了西非和新大陆的商业。它和东印度公司一样，也被授予了准政府权力。荷兰西印度公司承担着辖区内的司法和管理的职责，它拥有一支陆军和海军，可以在它的贸易范围内开战。
荷兰用一代人的时间把自己塑造成了马来群岛的主导者。他们凭借惊人的效率取代了葡萄牙人，夺下了几个坚固的堡垒，他们控制着这些据点直至20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想成为这个地区唯一的欧洲势力，必须击退安汶岛的英国人，他们仔细盘算后，戏剧化地残杀了10个英国贸易商。英国人自此把目光转向了印度。荷兰人还经营着亚洲内部的贸易。他们以货易货，用胡椒对换当地商品，然后运到中国和日本换成奢侈品和金银，大部分换来的货物被运回国内，用来资助更多的出海远航。[14]亚洲和欧洲一样，也屡遭饥荒烦扰，但是中国和其他地区人口的强劲增长保证了这些贸易的扩展。
荷兰人坐镇香料生产群岛的中心，借由当地统治者之间的残酷争斗，获取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支持。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设立了总部，给这座城市起了个古老日耳曼部落的名称——巴达维亚。荷兰人摧毁了爪哇，同时也占领了它。这个群岛由几十个主权国家组成，荷兰施加的影响常常受到干扰，激进的商业政策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征服计划。到1670年，镇压当地统治者的任务终于完成。不过，香料贸易的利润非常丰厚，中国和欧洲的竞争者都不想放弃分一杯羹的机会，它们努力挤入了胡椒、食糖、咖啡、茶叶、丝绸和纺织品的贸易。然而，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垄断着与日本的商业往来，还有丁香、豆蔻香料、肉豆蔻和肉桂的贸易。[15]
荷兰自我实现的城市寡头政治监管着国内外的贸易。荷兰的摄政者一旦独立，就想方设法地把哈布斯堡时代那些天主教贵族的遗老遗少送回他们的中世纪城堡。摄政者与志同道合的贸易商一起经营着十几个繁荣的城市。在荷兰，关心贸易利益的人把主张正统信仰、难以容忍商业利益的宗教领袖成功地逼入了绝境。由于商业的多元化，摄政者对所有人都表现得热情好客；他们急切地推动贸易跨越了种族与宗教的界限。
荷兰是知识中心，容纳了异见者、自由思想家和大量狂热的怪人。荷兰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而且可以自由出版周边国家封禁的著作，所以荷兰的图书贸易一直兴旺发达。阿姆斯特丹有10万居民，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人：葡萄牙人、犹太人、比利时人，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难民。追求宗教自由的工匠用他们灵巧的双手不断丰富着艺术品的宝库。17世纪，人们喜欢用蜂巢打比方。荷兰非常适合这个比喻，它吸引着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和工匠，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融汇才能。而且这个独特的蜂巢井然有序，因为摄政者，也就是荷兰的统治者重视秩序，如同珍视利润一样。
贸易与社会
16世纪，贸易创造了新财富，并且通过货币交易深入乡村，所以它比早先的商业冒险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征服者在印加和阿兹特克窃取了大量的白银，使欧洲深陷一个世纪之久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不是莎士比亚剧中波西亚描述的雨，它并没有公平地落在每个人的身上。它伤害了依靠固定收入维持生计的人，比如签下旧租约的店主。工资远追不上物价的上涨，可通胀提振了企业家，也提高了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商人的收入。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贸易商带着货物和钱币，在一年时间里不停航行，返回时，发现丝绸、宝石、香料和香木等商品的价格比出发时高了许多。
英国贸易在以皇家为首的贵族社会里萌芽。英国不像西班牙，西班牙大公蔑视所有与贸易相关的人，并且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打压商人，而许多英国绅士却认为营利的投机活动非常迷人。英国的既定秩序虽有阶级区分，但很开放，它还有其他地方没有的社会流动性。英国贵族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无论是公爵、法官、侯爵，还是男爵，只有长子可以继承世袭头衔。
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讲究的是贵族血统，而英国贵族只限制在父系的狭小范围内。长子可以继承家庭的世袭职位，他的兄弟姐妹则只能是平民。世袭贵族和其他精英之间的边界很松散。比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是马尔伯勒公爵的孙子，但他仍是一个平民。英国和法国之间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减损的概念。法国贵族如果从事贸易，可能会失去头衔，英国则不同，一大批贵族对经济投资兴致盎然，不存在任何失去地位的风险。
股份制贸易公司是一种新的融资形式，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有钱人。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源自意大利，而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与商业公司不同，商业公司主要是活跃的交易员，而股份制贸易公司的成员必须认购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这是英国绅士和淑女的机会，他们不用积极参与经营，就能成为盈利企业的一分子。许多股份制公司利用皇家的执照，打破了区域贸易的限制。
英国贵族对建立殖民地或经营贸易的公司青睐有加，因为这些公司可以提高英国的世界地位。上流社会力挺贸易，而且下议院的成员中有很多就是商人。正因如此，英国法律前进的步子迈得比其他地方要快得多。几个世纪前，英国就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而且非常灵活，包括保护发明等新形式的知识产权。1624年的《垄断法令》明确了新设备具有14年的专利权，这平衡了发明家获得回报和公众获取有用设备的需要。法律承认公司股票等新形式的财产，鼓励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
新兴世界不可思议的贸易动态在英国第一个殖民地呈现出来，弗吉尼亚公司在大西洋另一边建立的这个贸易前哨反映了欧洲生活的脆弱。投资者向西班牙看齐，希望从金银上大捞一笔，要不然就依靠香料、檀香和珍珠贸易获利。所有股东在伦敦的公司年度会议上都可以投票，而且他们的股份都是分期缴纳。1607年用于工人和设备的初始投资很快就耗尽了。詹姆斯敦的殖民者发现把设备运回国成本很高。而且祸不单行；工人的死亡率也很惊人，股东不再缴付他们的股份。公司只好用彩票筹钱，并且开始变卖它持有的唯一资产——土地。在这个节骨眼上，人们铭记的殖民者——一位认真的英国年轻人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娶了印度公主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他将自己杂交成功的烟草命名为奥里诺科（Orinoco）。奥里诺科烟草非常优良，足以与备受推崇的西班牙烟叶竞争。
罗尔夫的杂交烟草掀动了一次热潮。17世纪20年代，一磅烟草的售价是2～3先令，高价刺激了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们，他们把钱和男性工人（还有几个女性工人）投入了种植园。后来者和当地的殖民者争相种植烟草，导致烟草的出口数量从1618年的5万磅激增到8年之后的30多万磅。所有流入切萨皮克湾的潮汐河流沿岸遍布种植园。这股需求驱动的热潮之后，供过于求紧随而至，烟草价格跌到了17世纪20年代弗吉尼亚优质烟叶价格的1/24。因为过度自信的逐利者分散决策，所以萧条是资本主义的永久特征。但祸兮福之所倚，低下的头总会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