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进口彩色的印花棉布和条格棉布。英国民众原本终其一生都裹着厚重的羊毛和亚麻，现在有机会穿着轻薄鲜亮的衣料，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观察家对于人们的反应感到很惊讶，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大肆宣扬物质欲望的好处。有位观察家写道：“心里的欲望是无限的，人自然而然地渴望，而且随着精神的提升，他的感官会变得更加雅致，更能喜悦。”接着，他把这些唤起的品味与为了消费努力工作的倾向联系起来。资本主义战胜传统秩序重要的一点在于让人们改变了关于基本价值观的想法。一整套连贯完整的观点把他们的世界紧紧结合在一起，这些观点很好地描述了资源稀缺的世界的行为方式。歌曲、布道和古语传达的赞誉和非议使人们各得其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处世原则，而后，我们也很少认真地思考它们。研究这些原则如何作用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领域。但是在资本主义历史中，这些处事方式不容忽视，因为资本主义有赖于人们不同的行为：承担风险，认可新事物，还有创新。印花棉布的热潮是开启世界新存在方式的缩影。
传统社会是围绕地位而构建的，社会结构中贵族或平民等身份是永久的。社会阶层与资本主义一起出现，是以他们的财富多少和他们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区分成不同的群体。企业精神显著而深刻地背离了传统的社会规范。比如，现代社会中，享受富有生活的愿望是经济创新的主要诱因之一，而继承身份的等级制度阻塞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身份继承与美德没有任何关系。一心发财的念头冒犯了绅士，他们认为这些野心勃勃的平民非常庸俗。绅士不用努力，只有仆人才会东奔西走忙个不停。谁是雇主、谁是雇员，阶层固化了职业。今日的美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可中产阶级或布尔乔亚原来是指那些富有的商人、医生和律师，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但又不是绅士或贵族。
如果没有推力，人们只有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时，才会缓慢地改变他们的行为。通常这需要有新想法的一两代人成长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变化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新事物必须融入文化形式，而这是表达和讨论的工作。我是想说，人们需要打量创新，评估它们的效果，找出它们对人生的意义，并且确知社会的其他切面会受到什么影响。创业型经济的支持者解释说，创新促使他们奋力争取各种社会变革。大多数参与变革的人最先这样讲，然后才有更多的社会辩才加入。这些话说出口，似乎人尽皆知，但资本主义起源的故事很少讲到培育支持新制度的价值观等非常必要的任务。人们好像认为，因为经济关乎物质，所以只有物质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事实上，经济包含人类，他们没有想法就不会行动。
制度改变前，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像李和摩尔这样的神职人员对待圈地问题一样，必须研究备选方案的利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不能由权威规定，因为新创业型经济的精神内核是个人能动性。这些无名人士凭借自己的力量作出重要的选择。穷人可能会因为食物和住所的需要而被间接强迫，但是制度实际上给了他们更大的空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在哪里落脚以及如何工作。“新的”“改良的”“盈利的”“利益”等成了人们口中的褒义词，同时旧时工作和生活模式的明显的瓦解激起了痛苦和愤怒的哭喊。社会地位高的一群人对究竟是接受改革，还是维持旧方式持不同意见。说服能力在随后的世界观争论中成了强大的武器。
新经济论述
英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历经了两个世纪，自始至终都存在一股活力，而这股朝气蓬勃的劲儿最初是由17世纪的宗教和宪法纠纷培育出来的。生财的新机会越来越明显，当时的人开始寻求解释，他们很容易就会发表关于传统经济正在发生什么的看法。他们往往写文章来证明自己作为积极的市场参与者的特定利益。某些分析家是“代笔”，他们为海外贸易公司或国内制造商进行辩护。道德家则常常借由书写来哀叹罪恶的个人利己主义，痛心他们藐视旨在保护穷人的旧规则。然而相当意外，几乎所有观察市场的人——尽管并非所有人——普通百姓都对新机遇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这证明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行动能力，这使他们的社会上层十分惊讶，因为这些社会上层一直认为，单纯的农民和小城镇商人并不拥有想象力采取惯常之外的行动。
在稀缺世界中劳动力和资源全力投入才能用一年的生产置换一年的消费，而现在，这个世界渐行渐远。各种各样的欲望带来的煎熬仍普遍存在。17世纪末，一位受人尊敬的专家曾推测，英国有一半人口需要援助才能度过一年，他们不得不依靠全国税收支持的救济制度。[1]户外救济一点也不慷慨，自从地方政府就位，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时，革新派雇主解雇或取代工人就更加容易了。
很快，经济发展新现象的观察者就开始广为宣传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的行为方式。他们描述人们天生就喜欢生产、销售和购买，这种固有的倾向推动了市场的扩张。这些言论散落在小册子、订购目录、宣传页和学术专著里，其中许多是出自洛克、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笛福等杰出人物之手，聚集了赚钱的普遍感召力。民众的能动性最紧要，比如，为了在春季种植中抢占先机而播撒草种，或是把本地奶酪运到远地市场。这不再是罕见的行为，注重商业行为的反馈被看作是新发现的人类能力。即使是洛克这样清醒的人类历史事件的见证人，都沉溺在未来的幻想之中，他写到，如果所有人都工作，那么世界的工作差不多半天就能完成。[2]
每一条有关汇率、工资、租金和账户余额的建议都召唤着有关人们对选择如何反应的新概念。英国经济脉动规律的观察家认为，参与者不是冲动，他们计算过成本，也权衡过收益。多数评论家经过几十年的观察，开始相信市场上的生意人有一致的反应。因为人们会计算自身利益，所以他们可以指望。18世纪中期，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评论说，“赚钱是一个人可以使用的最天真的手段”。[3]决定性的文化转变终于豁然开朗了。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即《国富论》）；18世纪末，知识分子把斯密视为理解资本主义现象的亚里士多德。斯密出色地阐释了英国创造出空前财富的原因（1707年，根据《联合法案》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建立了大不列颠王国）。他倡导“天赋自由”的制度，构建了新的概念，说人类会负责任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他认为如果撤除大部分监管，市场“看不见的手”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人们少有选择的机会，所以他们表现得善变又冲动，并且对自己的激情太过执著。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他们沉浸在罪恶之中。因为人性有这一面，所以让人们利用自己的资源，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似乎有点疯狂。但有关人们市场交易行为方式的新事实支撑了亚当·斯密的这个建议。斯密自己似乎没意识到，他的前辈不仅观察了新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戏剧化地提升了人性。这些想法在他心里积存已久，他视之为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新论断变成了普遍真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写到斯密时，给予了某些肯定，“像你这样的基于人性的理论，始终如一，必会持久；而那些基于个人观点的理论，千变万化，必将被忘记”。[4]多么诱人的想法：不变的人性。
在英国，所有这一切都在公共舞台上上演，编写小册子、演讲报告，以及宣传大多数人关注的争论。这个国家在17世纪的发展中已经高度同质化了。它只有一位国王、一种语言、一个国立教会、一套法律制度和一家充满活力的媒体。随着各地的农民和工匠进入这个日益扩大的圈子，一个国家市场形成了。伦敦就是英国团结一致的最佳表达。1690年，伦敦的居民人数超过了50万，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并且仍然在快速增长。500万英国人中，差不多10%生活在伦敦。
伦敦的增长模式包含一些有趣的特征。由于高死亡率，伦敦每年至少需要8000个外来人口迁入，才能维持它的增长。因为未婚人士的流动性最高，所以我们推测，大多数来自其他城镇、村落和乡村的男女都是年轻人。英国大都会中心的这种频繁迁徙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有学者计算过，超过1/6的英国人曾在伦敦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他们而言，伦敦——政府所在地、企业策源地和公众社交中心——传播了思想，培养了品味，刺激了欲望。[5]
经济变革可能仍是精英事务，它没有以激烈的宗教争斗拉开内战，有关这一话题的争论扩大了读者和评论员的范围。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纠纷催生了庞大而多样化的撰稿人群体。英国人习惯了公开的不和谐。英国和其他欧洲社会相同的是，它也有审查制度，但不同的是，这个制度很少被强制执行。经济的领先优势无论如何都没什么可特别诟病的。重要的是很多作家，甚至更多的读者，他们习惯参与公众讨论。17世纪，英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从而平定了政治纷争。1689年，开创先河的《权利法案》为所有英国人的人身和财产提供了重要保障。审查出版物的许可法获准终止，英格兰银行成立。这首先促进了思想的流通，接着又推动了货币的流通，这都是创新的润滑剂。新上层阶级巩固了它的权力，它对经济发展始终保持着进取心。
英国由于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走出了“世纪革命”。这个世纪开始时，英国还坐着一位相信自己是“王权神授”的国王，而结束时，却变成了国王和议会之间权力平衡的宪制安排。虽然上层阶级渴望稳定，但是它无法压制现已进入大众文化的强大的反权威阵线。过去的三代人对权威的敬畏已经大大降低。他们只会想起这一连串不同寻常的新事物：国王想戴上王冠，只能把权利法案奉给他的臣民，贵族成员表现出对商业的明显兴趣，企业家扩大了事业领域，年轻人毫不费力地在这个国家四处迁移，资金随着争议的欢宴来回流动。回顾这些，不是要赞美英国人，而是想指出必要的社会环境可以使资本家冲出德高望重的社会秩序筑起的藩篱。
所有这些新事物的新颖之处都考验了人们理解生活中无形力量的能力。关于英国商业和资本的热烈讨论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研究中似乎只是拐弯抹角地出现。比如，学者在对比中国与英国时，很少关注17世纪英国的经济变化引发的公众讨论。荷兰主张言论自由，而且确实比英国出版了更多的书籍，但是荷兰经济主题的出版物非常罕见，通常是由政府发行。而欧洲其他地方有力的审查制度扼杀了公众阅读和讨论的导入，处处都是对无序的恐惧。
利润导向型企业的熙熙攘攘与贵族注重的品味和安逸，即伯克口中“买不来的优雅生活”极不相称。主导欧洲社会——其实是统治全球社会的贵族伦理——冷眼旁观了这些粗野的奋斗。19世纪早期，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把英国称为“一个店小二的民族”，他可不是在恭维英国。打动人心的倡导者使人们接受了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忍受了资本主义。只有在英国，提倡创业的人才能一而再公开地证明自己。贸易的加剧引发了通向想象经济的新方式的公开讨论。英国的这些经济辩论对智力和道德方面产生了影响。这些辩论必须经过理解、分析、评议和争执，它们迫使争论双方及其受众对基本价值观都进行了反思。
自身利益驱使大多数文人拿起了手中的笔。经济生活的变化使很多人感到不安。那些输给变化的人很快就开始抱怨创新，而成功的创新者则写文章道明为什么新事物对国家有益。制造商围绕约束员工的方法连篇累牍。贸易公司——尤其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雇了写手，为他们出口金条等违背传统智慧的行为进行辩护。农业改革者出版了指导书籍。现有行业的闯入者在他们的小册子里鼓动解放经济奋进。一些政治家也踏入了这个战场，描绘了有关未来的大画面。私营企业这次严肃而持久的检查导致了经济问题的概念重建。虽然这些因素难以量化，但是对英国制度能否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动态平和地进行调整来说，这些因素绝对至关重要。在私人与公共、个人与道德的争斗中，经济学领域的作家必须创造新的伦理。
评估雇主对工人的责任
1994年，世界银行在马德里召开年度会议。西班牙最受欢迎的广播名人I.加比隆多（Iñaki Gabilondo）相当反常地派出了一名记者去采访教堂外等候免费圣诞大餐的人群，询问他们如何看待金融家会聚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用哄笑回应了采访记者的这个导引问题。记者使他们相信，他是很认真地想知道他们的观点时，这些等待免费食物的人热切地发表了他们对国家经济需要的意见。不出所料，这些人一致认为，企业应该拿出一些利润，为像他们这样运气不好的人提供就业岗位。而且如果企业不情愿这样做，政府应该介入，向依靠富人的商业计划而谋生计的人施以援手。[6]
这些西班牙乞丐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出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古老的争议问题之一：雇主不再能从雇员的劳动中获利时，他们是否还该为员工承担责任。员工生产的产品需求下降时，雇主是否该像散伙的“酒肉朋友”一样解雇员工。这个问题总是以某种方式——今天大概是外包——不断地跳出来，最先是受到挑战的经济举措，然后是旨在使雇主成为员工保护神的过时法律。这个问题对君主来说尤为突出，因为国王认为所有臣民都是排列好的，从属于联邦部署的层级结构。
17世纪20年代，欧洲布料的供过于求影响了英国服装商，这个问题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在之前几十年，英国羊毛出口的扩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创造了工作机会。他们的就业岗位源自国际贸易，他们代表了新类别的工人。冲动的服装商将会停止布料生产，直到市场再次好转。这震惊了当时的人。人们习惯于恶劣天气造成的可怕后果，但他们还不能适应市场低迷所致的苦恼，即使痛苦都是一样的。人们可以忍受天灾，却无法容忍雇主的选择。在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看来，雇主反社会的反应破坏了富人照顾病人、弱者和穷人的道德义务。服装商希望保护他们的资本，他们认为目前收紧资金才是明智之举。如果现在大笔花销，市场好转时，他们就没有用于投资的储备资金了。起初，皇家政府积极回应了穷人对保护的要求，它承诺私人事务从属于整个社会的福祉。
这个问题没有消失。17世纪早期，贸易下滑重新引发了争议，并且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次贸易过剩恰逢硬币短缺和汇率不稳定，致使国家陷入了经济萧条。事态越来越糟，国王为了研判形势，任命了一个由商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研究报告随即发表。贸易衰退的严重程度不再能常规地归为当地妖风邪气等简单的原因。英国政府出乎意料地否决了约束服装商的提议。这是这场争辩最不朽的推论；自此以后，国王和他的顾问为了防止国际贸易跌宕起伏引发的社会动荡，再也没想过要回到更加包容的经济。[7]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人物托马斯·孟（Thomas Mun）从争论中得出了一则绝妙的经济推理。他跳脱了常规的思维方式，不再将经济视为政治统治者为了达到社会目的而控制的体系。他的辩词很有说服力：英国当局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带回经济繁荣，因为买卖或货币流向国外都是紧随私人贸易商的交易而发生的，并不听从政府的命令。孟建立了一个贸易模型，是客观且高度自发交互的连贯系统。他说，如果卖多于买，那么英国就会有更多的货币。他借着令人愉快的繁荣阐明了自己的论点：“让小交易所拼命滥干；让王子压制、律师敲诈、高利贷啃噬、浪子挥霍……随着对外贸易超过或低于价值平衡，这么多的财富也只会被带进或带出英联邦而已。”然后，他拿起笔，继续大胆断言：“而且这需要超越所有阻力才能实现。”[8]我们过去常常相信无情的经济规律，但是1621年，孟写下的这些话表明，经济不在主权的控制之下，因此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孟的著作导致了贸易平衡理论的流行，也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观点，国家财富源自成为更好的卖家，而不是更好的买家。事实上，孟还有更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货币是通过国际通商贸易结算账户的迂回渠道，被动地跟从着商品交换。他不是想诠释贸易顺差的好处，而是要扑灭家长式统治的概念，使人们不再相信官方规定的汇率可以治愈经济萧条。重商主义的目标是实现贸易顺差，各种评论推动了这个目标的发展，虽然它再三暴露出基本谬误，但它一直尾随着经济讨论。英国对平衡贸易的痴迷——即买不能超过卖——主要是个政治反应，是被得益于控制国内消费的人培养出来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兴隆源自国内消费，所以它推高工资来提升购买力。制造商更关心出口，他们想压低工资水平，从而保持较低的商品价格和较高的市场竞争力。重商主义的中心假设是，世界财富是一张零和馅饼。国家财富的目标是要争得更大的一块。虽然财物具有明显的互换性，但重商主义者仍然更重视金钱。在国家不安全和经济不稳定的时代，某些形式的重商主义思想总是悄无声息地潜回公共讨论，这种情况一再发生。
17世纪20年代，经济现实主义生硬地推倒了家长式统治之墙，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这表明，商业圈的人可以说服他们的社会上层——坐在国王枢密院里的贵族——相信他们的建议里蕴藏的智慧。这些顾问和小册子写手创建了一个讨论经济关系的公共领域。如果不是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我们可能不会强调企业家和地主精英合作的重要性。西班牙国王和贵族们的特权一旦受到质疑，他们就会践踏商人和匠人。这反映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差别。
孟和著名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同一时代的人，培根认为17世纪英国的自然哲学不断在向科学的观察与分析发展。培根是大师级的导师，也是相信事实的伟大信徒。他建议当时的人研究自然。他认为，人们用实践检验想法可以获得经验，因为自然会回击。培根特别讨厌的是观点——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因为观点只能促进激烈的交谈，而不能寻求真理。从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关于宇宙的想法开始，到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研究气体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工作，经验主义越来越多地控制着欧洲的想象力。不可知又无法计算的学科猜想开始枯萎。哲学的进步巩固了发展有关经济的可检验假设的兴趣。
高利贷的讨论
在实际层面上，把资金放在知道如何投资的人手中，这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来说是重要的挑战。借贷要求偿本付息，违反了圣经有关高利贷的禁令。根深蒂固的宗教缘由阻止了人们自由地使用金钱。商业扩张的批评者大加利用了旧约传达的社会愿景，他们认为，钱不可生钱，不能为了获得回报而出借。对犹太人来说，《摩西五经》的法律篇则清晰地订立了希伯来人兄弟会的盟约。
《申命记》高利贷的有关章节明确否认了以获利为目的的借贷的合法性：“你不可向你的兄弟放债；金钱的高利贷、食物的高利贷、任何可以高利贷出借的东西：你可以向外邦人放债；但不可向你的兄弟放债……”《申命记》反对高利贷的禁令是道德准则的一部分，明确了社会成员和外来者之间不同的可接受行为。反对者不能批评躲避公众监督的商业交易，他们只能死死地抓着捆绑贫富的慈善纽带。他们屡次引用圣经的劝诫，说人与人彼此都是兄弟。
天主教坚称，基督的降临抹去了兄弟和他人之间的差别，一位撰稿人这样描述，“从部落的兄弟情到全世界的博爱”。[9]尽管如此，希伯来法还是变成了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代表着教会的立场，反对不受约束的商品经济。强制执法与所有简单的禁令一样，依赖的是明确的犯罪性质；14世纪和15世纪，在欧洲信奉天主教的核心地区，商业发展弱化了许多高利贷和非高利贷形式上的差别。商人虚构的遁词和文人辩士的曲解使针对收取利息的简单禁令难以执行。[10]
从路德（Luther）到卡尔文（Calvin），新教神学家舍弃了政策，不再把希伯来法作为积极的民法执行，他们宁愿相信基督教徒的良心驱使。高利贷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该受到谴责。慈善行为和金科玉律可以引导基督徒。英国的立法人员动摇了。1488年，反高利贷的法令宣布，所有的高利贷将被根除，有息借贷的人将被处以一半本金的罚款。随后，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法令规定利息率不得高于10%，到詹姆斯统治时期，这个上限降低到了8%。1652年，这一比例再次降至6%，并一直保持到17世纪结束。与此相比，在穆斯林世界中，所有利息形式仍是罪恶的，由此产生了诸多托辞。簿记加入透明度原则是接受高利贷的意外后果，自此账目更清楚了。[11]
商业世界有很多让人反感的东西，谋求私利、财产征税、吃亏的买卖，还有被利用的倒霉竞争者，等等，道德家使高利贷变成了它们的象征。社会和宗教的保守派认为，高利贷问题是揭露市场经济存在危险的手段。高利贷不只是理性地追求利润，从而违反了行善的律法，而且它暗含的自我依赖愚弄了节俭主义。保守派认为，宗教和利润导向的商业活动本质上就不相容。17世纪，市场影响愈发普遍，一些人非常敌视企业家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精神，这些人可能是商人、地主、农民，或者制造商，他们仍不断向高利贷问题开火。15世纪和16世纪大部分有关高利贷的文献都在集中表述钱不能生钱的事实，而经济变革削弱了这条进攻路线。金钱作为资本已被证明是硕果累累。生产力的提高紧跟工农业投资而来，向许多人证明了收取利息是正当合理的，但这还需要一些新的论证。
在这场公众讨论中，荷兰人刺激了市场体系模型的成形。英国观察家在嫉妒和怀疑的刺激下，悉心揣摩如何效仿荷兰的非凡成就。17世纪，荷兰人从冲刷英国海岸的水域中捕获了成吨的鲱鱼，他们组建了欧洲最大的商船队，以最低的利率向外借贷，吸引西班牙黄金存入他们的银行，而且他们在波罗的海、地中海和西印度群岛的商业往来中击败了所有的挑战者。荷兰的繁荣就和它的土地一样，似乎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而不可避免地对比之下，西班牙这个金银矿的拥有者现在正徘徊在破产的边缘，只能更加让荷兰成功这个谜语扑朔迷离。
一方面，荷兰是反童话的代表。中世纪民间传说里，白手起家的英雄总是凭借英勇的行为才找到金盆或获得财富。小精灵术士、仙女教母和被制服的巨人都是巨大财富的授予人。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壮举完全遵从了惯常的传奇模式。征服者利用军事实力赢得了印加和阿兹特克传说的矿山。甚至葡萄牙人不那么光彩的征服行动也符合获得财富“宝藏”的想象。他们冒险进入未知的海洋，勇敢开拓了一条通往东方财富的水路。
另一方面，荷兰人在用最平凡的方法赚钱。荷兰人最初的成功没有金银、香木、稀有宝石或奢华织物的光环。他们的快速平底船定期在北海海域来来往往，无休止地往复运送着欧洲的主要产物。勤劳的低地国家人民以这个并不光鲜的出发点开始，把他们的城市变成了世界商场。荷兰人总是在尽力追赶，但追赶并不容易，因为市场经济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人类活动的复杂混合体，这些活动似乎能自我维系。
经济推理的第一步是把价值、利润和各种比率等关键变量从它们参与的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分析的这一步最困难，因为这一步要求我们不因嘈杂的真实的细节而分心。此外，17世纪，人们脑海中的社会往往就是国王与他的王国，而不会去思考这个社会内部相互作用的部分。荷兰人被公认为英国思想家走向分析的助力。
17世纪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评论家在嫉妒羡慕恨的驱使下，一直在质疑市场对荷兰的意义。这提供了一种观察买进、卖出、生产、出借和货物交换的方法，独立的个人和政治考量往往掩盖了这些行为纯粹的经济要素。有时，只是为了表明荷兰可以推翻一项政策。1663年，议会撤销了对外国硬币出口的处罚——这项限制反映了增加国家黄金持有量的重商主义目标——荷兰人允许硬币自由进出国家，说服议员相信放开这项限制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荷兰的成就利用恰当的贸易秩序热情地鼓舞了一些英国人，同时还推动了有投机偏好的人去寻找新市场经济的秘密春天。对荷兰经济的分析鼓励了市场抽象模型的建立，并且加快了对其中无形作用力的认识。随着市场的扩大，统一已知的价格取代了地方市场上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总需求就像万有引力（1687年，牛顿解释过这个概念），表现出远方通过空间传递而来的力量。因为终端消费者与制造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连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步骤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需要澄清。荷兰经济中对外贸易的优势可以用来研究这些关系。
荷兰的例子存在着表象与实质之间具有挑战性的矛盾，也表明了基于既定事实的期望与实际发生之间令人费解的分歧。荷兰人没有矿，怎么会有大量的硬币？荷兰人少有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如何吸引其他国家的生产？荷兰人如何实现低利率和高地价？随着人口日益增加，荷兰人如何维持高工资？高价格和普遍繁荣在低地国家如何同时存在？17世纪中间的几十年，荷兰人是英国贸易商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是价值不可估量的原始数据的来源。
这一时期结束，有关市场关系的主要假设以某种方式进入了公共讨论，对后续的社会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购买与支付、雇用与收入、生产与销售，这些离散事实被编入了单一的、易于跟进调查、质疑和调整的经济范式。分析市场关系的核心是坚信存在一个可检测的秩序。但这不是统治者主持的政治秩序，而是人们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致而有序的行为。
分析者否认主权能控制贸易，也没说明个别的市场决策是随机的，还是特殊的。相反，他们假设各个层级的运作形式具有一致性，进而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这反过来导向了一个信念，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外部控制的必然选择。文学作品中，人类本性冲动的老旧描述退出了讨论，取而代之的是描绘自私、精明且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很多旧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如果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查找“职业生涯”（career）、“个体”（individual）、“专业知识”（expertise）、“利息”（interest）、“经理”（manager）这些单词，你会发现这些词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含义变化，19世纪之前，“职业生涯”是指赛马，而直到17世纪，“个体”才适用于人。
东印度公司的成员为他们出口硬币的做法进行辩护，也加入了争论者的名单，但只要人们认为黄金储备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这个做法仍会受到怀疑。东印度公司成了无视公约赚钱的主要榜样。它的首航回报丰厚，能获得200%的利润，只有海盗行为可以超越。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东印度公司安定了下来，专心赚取每年20%以上的利息。因为东方客户的需求小于欧洲的供给，所以公司船运为了进货只能自掏腰包。
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是托马斯·孟的小册子讲述的知识点之一，但货币揭秘并不简单，因为它与强烈的囤积本能背道而驰。货币揭秘藐视了人们的普遍观念，即认为对外贸易的全部意义就是聚敛金银。英国怎么会从减少金银储备中受益？国内消费耗费了英国的资本储备，王国如何保持健康？最好就是把英国货卖给外国人，换回他们的黄金。在稀缺社会的政权中，这个观念能够长期盛行是有道理的。鉴于传统的消费模式，囤积很可能比消费更好。贵族和上层人士的生活奢靡浮华，穷人则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对王国的财富都没作出什么贡献。但是随着购买新商品的新消费者出现，财富创造在国内就能完成。货币和商品可以互换。人们有时需要钱，有时需要商品。所有社会几乎如出一辙。
贸易差额解释了国家财富的增长方式，从而强调了生产，掩盖了消费的作用。而当特立独行的时尚精神显示出改变行为的力量时，贸易差额的真实性受到了挑战。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进了廉价的印度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印花棉布的热潮。1690年，轧光印花布、印花棉布和纱布流行开来。这些不起眼的棉布开始只是使用于西装的衬里，后来演绎成了窗帘、床罩、挂毯、衬衫和连衣裙的印花风潮。[12]新面料的名称泄露了它们出身的秘密：“平纹胚布”（Calicut）和印度城市（卡利卡特）同名；“轧光印花布”（Chintz）在北印度语中是“斑驳的”意思；“泡泡纱”（seersucker）相当于波斯语的“条纹”；“条纹棉布”（gingham）是马来语的“条纹”。英国民众世代都包裹在羊毛和亚麻材质的服装里，现在却疯狂地追捧新颜色、新设计和新面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新面料的喜爱沿着社会阶梯快速下移，劳动者成了它新的消费群体。但这其中隐藏着冲突与摩擦。如果人们购买棉织品，就会减少购买羊毛和亚麻制品，而后两者正是英国布料产业的支柱商品。东印度公司曾派遣英国技工向印度的纺织品制造商展示如何设计符合英国品味的样式，同时英国国内的布料生产商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迫使政府下令禁止了大多数印度面料的进口。
很明显，色彩丰富的印度面料既装饰着女仆，也点缀了女主人的身体。在新消费品位的影响下，人们的开销变大了，而且会莫名其妙地有意花钱。国内市场的商业价值突然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经济学家说，需求弹性愈加明显。模仿、奢华之爱、虚荣，或者仅仅是爱美之心成了人类积极的驱动力——至少促进了经济——因为它们让人们更投入地工作，以便他们可以花更多的钱。年轻人本身就对流行搭配很敏感，而且伦敦年轻人的数量又不断增长，因此他们的消费转入了新方向，完全跟随工业化一起成熟。[13]正是这个新的消费盛况引发了一次积极的讨论，关于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内的布料生产商为了报复，毫不客气地唤醒了人们有关贸易平衡理论的记忆，重新提起了世界财富是零和馅饼的假设，以及“全胜政策”的常用招数。他们强调了个体消费偏好与经济总体良好之间的区别。
一位热情洋溢的观察家仔细审视了印度棉的新品味，他详细论述这样一个事实，人“渴求稀有的一切，而他的欲望与这意愿一起膨胀，可以满足他的感官、点缀他的身体，并且许他一个轻松、愉悦和华丽的生活”。另一位时事评论家则与那些哀悼进口奢侈品流行的人展开了争论，他坚持认为，这些商品不仅不是罪恶之源，而且“确实促进了美德、勇气和心灵的提升，鼓励了行业的正当回报”。[14]圣经针对奢华之爱的禁令正在被经济发展的世俗热忱吞没。
东印度公司的捍卫者跳出来，解释了国内消费对国家有益的原因，这与国内储蓄、国外销售的重商主义观点之间矛盾重重。“贸易的马刺（英国作家喜欢与骑马相关的比喻），或者更确切地说，产业和独创性的主要刺激是人们过高的欲望，人们不惜一切地满足欲望，所以当别无他法时，他们愿意投入工作，如果人们仅仅满足于基本需求，我们只会有一个贫穷的世界。”[15]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散布这些观点的先锋。他们还领悟到，如果劳动者可以改变习惯，更有规律地工作，他们就可以赚得更多，那么企业家也可以从他们身上挣钱。这种乐观主义违背了上层阶级的传统观念，他们一直认为凡夫俗子改不掉他们的坏习惯。东印度公司出口金条，进口商品供应国内消费，为了自身利益，它经常要应对这些假设说词。
消费热忱听上去就像是麦迪逊大道的宣传口号，但实际是一条有效结合了需求和纪律的信息。人们想要丰衣足食，就会为此努力工作。这一见解使一些作家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工资上涨，穷人就会增加他们在衣服和家具上的开支，而他们增加的消费正是他们生产的商品。这些言论表明，消费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想法。精英们一直都看不起穷人，所以他们不愿承认这些刺激经济的新主张。毕竟，长久以来，社会上层阶级控制下层阶级的正当理由都是因为他们认为普通人任性懒惰，而且很粗鲁。
1700年，英国人的工资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动者的工资。他们也吃得更好。一项有关18世纪欧洲人平均卡路里摄入量的研究表明，英国仅凭自己的粮食产出就能养活它80%的人口，所以英国人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他经济活动。[16]当时的人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城市人民丰衣足食的一幕，琳琅满目的橱窗，以及工作日熙来攘往的人群。不断增长的英国工人阶级现在有能力购买新陶器、印花棉布、餐具和廉价的印刷图片。这个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刺激了英国的商业扩张，充分阐释了依附市场的物质文化。
普通人搭建起了国家市场的基础架构。海外贸易则把国内贸易与正在扩张的全球商业串联了起来。物体的新附加值、对新产品的深嗜笃好以及城市社交带来的愉悦显示出人们已深陷于物质世界，消费显然已比节俭更有利于经济。人们离开了报酬低的农活，因此平均工资有所上涨。他们每周延长的工作时间证明了他们的劳动需求。节假日天数大幅减少，同时，工人的旧日喜好，不敬地被称为圣周一，即尚未从周末的宿醉中清醒过来的情况也越来越少，这都是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对高工资的渴望。[17]18世纪，工人的年均工作日从250天增加到了300天。
低价棉的流行使羊毛生产商恐慌，他们用贸易平衡理论来解释，用优良的英国货币购买花哨的印度棉布究竟错在哪里。他们指望把经济描述成某种巨大的股份制贸易公司，人们为了囤积金条而通力合作。生产商和贸易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开化，分析质量有所提高。许多时评家嘲笑愚蠢的重商主义观念。东印度公司的捍卫者指出，任何限制英国人购买本国商品的法律都会迫使他们为了自己的需求支出不必要的成本。消费者权利是个全新的概念，不符合传统的智慧。一些人很快重新构建了新的概念，认为经济是自利男女的聚合体，他们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贵族以前认为，他们和平民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现在这些激进的言论动摇了他们的信念。对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人们是欲望无限膨胀的消费动物，他们能把经济发展推向新水平的繁荣，这个想法激发了几十个作家的想象力，但他们是企业家，而不是道德家。国家财富始于刺激欲望而非组织生产的命题侵蚀了支持社会立法的理由。一旦自由贸易主张成为经济增长新解释的一部分，早期为了保证高价而精心管理贸易的商业智慧就会受到挑战，一个世纪以前，亚当·斯密就解释过在经济问题上自由为什么优于控制。
对流行时尚的反应可以表明一些需求是弹性的。如果需求是弹性的，那么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就需要关注人们的品味和需求。甚至败家子也会被赞颂为社会的捐助者，因为即使他个人破产了，他的大笔开支也帮助了其他人，所以他不是守财奴。在这些新品味的背后，作家开始探讨调整个人支出的人类动机，他们发现了人类动力和市场机制，这些逐渐瓦解了静态的、金银导向的重商主义观点。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通过记述，描写了“多多益善”的包容态度带来的购物乐趣。人们也发现，英国的新消费者并不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冲动生物，他们在享受幻想之前，总是克制自己去努力工作。所以欲望牵引出必要的克制和警醒。正是这方方面面的原因，资本主义夺走了古老社会伦理的阵地。
18世纪，作家开始谈论人性，这是他们在当时创造出来的一个新术语。一位评论家说，“从农民到国王，所有人都是商人”。这是社会进步，不是社会均化，因为新的消费习惯证明了提振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以前这个阶级总是被否定。社会过去常常根据功过和继承身份奖励人们。接纳市场回报，甚至称赞市场回报意味着认同利己主义参与者的集体行为形成的这个客观体系。虽然自然不平等的旧信仰转变为信奉平等的新观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17世纪末，长征的第一步已经跨了出去。
英国的货币危机
英国有关经济学的思考的另一个突破是货币危机。在事业和交易的新世界里，货币是最令人头痛的新要素。这个词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意义。货币一直代表着大量的财富，现在它还变成了远地市场交易的润滑剂。而货币也是现金，是即时享乐的手段。而且货币是——好吧——金钱——也就是说，在君主许可的数量和纯度的保证下，金银被铸造成了法定货币。
想到货币就会眩晕。比如，金银铸成硬币后与它们本身有不同的价值，这一点令人困惑，但要谨记。英国的铸造比率——也就是，一定数量的白银的面值或面额——非常低。硬币中的白银被贬值了。这诱使人们把硬币熔炼成银条，然后出口欧洲，获取更高的价格。出口英国硬币是非法的，但即使是重罪，这种行为也很普遍。这样做造成了硬币短缺。而且恰好赶上了艰难的时光，政府当时正在与法国交战，需要定期把钱运往大陆，支付士兵的工资并为英国的盟军购买补给。
国外白银价值的上升进一步导致了欺诈。一些无视法律的人开始削去银先令的边缘，把它们熔成银块，卖去国外，然后，把这些锉边先令兑换给别人。奇怪的是，锉边硬币和完好无损的硬币一样容易流通，这似乎不合常理。硬币短缺的情况日益严重，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货币机制。如果最开始，这个不稳定的交换媒介就不被理解，那么为何会统一应用它？
1695年，国王的大臣们提出了硬币短缺和剩余银先令磨损这一对双生问题。他们寻求财长的建议，财长以一份货币分析模型的报告回应了这个问题。财长告诉他们，如果在同等重量下，银条的价值超过了硬币，那么大量的白银就不该铸成硬币。这就好像拿着一磅重的鸡到了商店，结果把它变成半磅包装的鸡件。当然啦，对立的情况也会发生：尽管非法，硬币仍会被熔成银条运出去。锉边硬币的问题引出了另一个不同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使用磨损，硬币的银含量已经比它们原本的低了许多。新的铣削加工可以在硬币上压出凹槽，变成不能锉剪的边缘。财长因此建议，减少25%的银含量重新铸造在英国流通的银币，这反映了当时货币流通中大多数先令的真实价值。
货币危机凸显了两个惊人的事实：货币的交换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银含量，而且根据不同的形式，白银的交换价值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白银是硬币，还是银条，在价值上是有差别的。一讨论到货币机制，听者常常放空，所以我会很快跳过铸造比率和官方面值，来说说硬币短缺导致的政治斗争。在英国的统治阶级内部，贵族和上层人士仍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希望避免货币贬值的情况出现。银含量较低的新硬币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通货膨胀，这对支付租金的租户来说是恩惠，但不利于贵族和上层阶级。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开始寻求更多重铸硬币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