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向伟大的哲学家洛克求助，洛克对经济学科很感兴趣，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他更是兴致勃发。洛克反驳了财长的推理，他坚持认为，白银具有立法者甚至国王都无法改变的自然价值。他说，硬币只有一个价值来源，那就是它的银含量。面值的改变皆是徒劳的欺诈。硬币只能体现内在银的价值；君主不可能通过把白银变成硬币就创造出新的外在价值。他错了，但错得很自信，因为只有他一个哲学家可以这么自信。
熟悉洛克政治哲学的人必能领会，这场辩论对他来说利害攸关。他在解释人们如何形成政府时曾声称，货币的使用是在自然状态下出现的。因为人们赋予金银以虚构的价值，所以货币就变成了有用的价值储存手段。这意味着，财产在政府出现之前已经形成，这是他支持限制政府权力的关键理由之一。货币是实现商业的基本途径，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不依赖任何人的权力。银币与银条的价值等同，因为统治者没有权力提升自然之物的价值。建立政府是人们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采取的行动，他们之所以会选择政府，因为它是达成这些目的的便利手段。洛克让英国人知道了政治义务的自然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裹挟了有关货币机制的不准确描述。
牛顿和笛福等三百多名时评家加入了随后重铸硬币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锉边硬币是根据官方的银含量重铸，还是根据降低的银含量重铸，才能匹配凿刻造成的硬币贬值。争论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反对者把货币的概念进一步复杂化了。洛克的反对者——多半是商人和企业家——姑且可以这么说，他们以当时的现实情况开始举例说明。压印加工的银币增加了价值，因为很明显，人们把硬币放入口袋时，从未区分过它们是锉边的，还是毫无缺损的。君主行使权力，把白银铸成了法定货币，在白银的内在价值之上又增加了外在价值。
许多作家退离了洛克教条主义的立场，他们更加务实，不再充满哲学意味。他们接受了货币的定义，承认它是交换媒介，可以从贵金属中分离出来。他们完全更改了洛克对货币兴起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他们认为，货币具有交换媒介的效用，因此才推动了金银的使用，货币使用的并不是金银的虚构价值。货币有价值，因为它有用，而不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赋予它的虚构价值。一位作家嘲讽洛克的虚情假意，“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府和自然状态下的政府拥有同样多的权力”。[18]他的话一针见血；洛克说过，政府不能影响货币的价值，就像它不能阻止暴风雨一样。但是洛克也不同于过去的理论家，他不会辩称经济关系是自然的，不是政治的。
其他批评人士指出，洛克“表达了他对债权人和地主的关心，却没有考虑债务人和租户的实际情况；过去四五年间，人们因锉边硬币被夺走了数千英镑，但他说这没什么不合理，也不存在不公平，他迫使他们用大笔的金钱再次偿还了这些债务，这负担或许是之前的两倍还多”。[19]这导致了更多有争议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么明确的利益声明唤起了人们对通货紧缩的关注，他们开始留心通缩对有钱人及其依附者的不同影响。这一指控昭然若揭，很可能破坏了人们心目中国王的顾问们是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客观论证的印象。
洛克在这场论战中论述的理由最糟糕，但影响力也最大。议会最终决定回收锉边硬币，并按旧标准重铸。洛克反对者预言的灾难一夜成真。重铸的银币并没为英国提供良好的货币，大部分硬币很快就被熔成了银条运往国外。而半数仍在流通的银币则引起了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地主和债权人从中渔利。硬币短缺使贫苦大众的生活雪上加霜，他们开始在一些城镇闹事。甚至连政府也没钱再兑付士兵的工资。
锉边硬币即使被削掉1/4到1/2，仍可以按面值流通，这一事实证明了其他物品也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如果货币的法定身份最紧要，那么金银应该可以寻找替代品。作家利用土地银行签发的文件，开始兜售各种增加货币的方案。
英国新政权下的经济发展
1689年，玛丽和她的丈夫威廉登上了英格兰的宝座，这一事件促成了英国与法国的第一次战争。这些战争种下的仇恨影响了经济发展，筑高了关税之墙，引起了欧洲贸易的倒退。新国王的特权受到限制，而且更糟的是——或者说以人民的立场来看更好的是——国王从今往后必须与议会分享权力。自此，英国人在议会中的国王这个新政权下，可以限制并集中国家的权力。这两项成就对企业来说都是好消息。五年后，议会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准公共机构，可以获得税收收入、向政府发放贷款，发行如同货币一样可以流通的汇票。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征税都是中央政府和辖下各地方省、州或区县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君主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花费税收收入。光荣革命之后，全国应用了统一的费率，议会开始监控国王如何花费税收收入。新引入征税和预算的透明度原则增加了收支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这两项对企业都非常重要。有关自由市场的华丽辞藻常常强调要承担风险，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投资者更关心的是保护资本，而且他们为了降低风险，愿意做任何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国家银行做到了这两点。1712年，议会创建了国家邮政服务。1715年，贸易统计数据可以用来指导政策的制定。
一位具有拼搏精神的苏格兰投机者约翰·劳（John Law）在法国创立了第一家银行，他利用这家银行为法国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的发展筹措资金。劳把这家银行称为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他通过它为新大陆数千平方英亩的土地开发发行了银行票据。政府对劳很有信心，他因此拥有了铸币和募税的特权。人们为了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几乎发生暴动，但劳不懂适可而止。票据的过度发行造成了突如其来的破产，密西西比公司变成了密西西比泡沫，泡沫也因此成了一个新术语，用来描述物品价值突然地膨胀和紧缩，这件物品不是郁金香，就是房地产，反正是某种投资。
劳知道如何描画未来财富的大饼能够让人眼花缭乱。18世纪20年代，他这样的成功案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清楚地表明了利润动机的心理因素。法国具有假设结果的警世故事最终变成了超警世故事。政府不愿继续容忍纸币70年。甚至英国人也厌恶了把纸币当作经济刺激来使用。一股正统的观念逐渐会聚。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坚持认为，经济繁荣与货币供应并不相干，而是取决于经济中的实体，比如商店、仓库和工厂。增加货币量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个观点成了经典，在整个19世纪都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于这个观点的见解，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他精妙绝伦的著作中，也把它奉在神龛的位置。[20]
事实上，荷兰人建立了第一个现代银行体系，开创了由银行金库的黄金支持的汇票。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也是荷兰人开办的，他们还摸索出一种房地产抵押的贷款方式，这是我们现代抵押贷款的先驱。但是直到19世纪初，荷兰有了国王时，荷兰人才发展出集中税制。尽管这样，他们也不能查新国王的账。法国的问题更具拜占庭式风格，君主必须与强省协商才能设定税率。同时，法国的免税范围覆盖各个省和大多数贵族。赋税都落在了穷人的身上，而他们的贫困又限制了税收收入。政府最终因筹集不到足够的税收收入而停止了正常运转。[21]
18世纪，英格兰银行成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因为英格兰银行公开了税务状况，向人们证明它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英国的金融家愿意把钱借给政府。管理公共债务意味着，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对政府借贷及其税收流的细节具有知情权。他们利用这些信息，很容易通过风险评估来保持低利率。这些事实或许比其他因素都有利于英国在18世纪的大多数欧洲战争（美国革命是个例外）中获胜。随着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资本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要，而英格兰银行却稳定了资本市场。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政府征收的人均税是最高的，但是它也回报了人民物有所值的服务和稳定。甚至皇家海军与英国企业都联手合作，护卫回航的烟草和食糖舰队。[22]
从近几个世纪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任何经济体中的要素都可以流通和转让，这与长久以来要求的停滞完全相悖。有时攥着钱比拥有商品要好，有时情况则相反。土地投资和贸易投资趋向平衡；一位时评家解释说，这是因为“突然的变化频繁发生；今天是金融家，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地主；而今天拥有土地的人可能就是明天的金融家；每个人根据自己对事物的感觉来回调换财产，随着他……这些谋划终归对他是最有利的”。[23]其实在英国，拥有土地是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个地位绝不会授予“金融家”，但是时评家准确传达了新的价值观，英国人在商业问题上都是实用主义。
英国人不再认为市场是面对面讨价还价的地方，他们开始把它说成是一个看不见的实体，由成千上万的交易组成。纵观一个世纪，价格、需求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作品都达到了骄人的成熟水平。资金、食品和土地失去了特殊地位，价格和利率把它们同质化了。人类在议价时表现出的一致性微妙地削弱了天生不平等的普遍观点。虽然让道德卫士和固化阶级的拥趸接受可互换的市场参与者的流行观点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经济作家已经为即将侵入的商业逻辑建起了滩头阵地。没有人打算改变社会的价值观。但在应对新经历的过程之中，社会的价值观确实改变了。英国人在经济分析上的专长是他们的优势，这是他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法国人和荷兰人所没有的。除了英国，没有其他地方这样彻底而理智地否定了旧秩序。荷兰几乎没有关于市场的抽象讨论，而法国的经济思想家则在全力发展政府财政与货币政治，并没有让商业利益得势。
新的经济思想
从17世纪晚期开始，路易十四的重臣、闻名于世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就让法国政府成了商业规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积极地推广新技术，建立行政机构处理工业和劳动力问题，并且广泛地提供如何提高利润的建议，但结果并不讨喜。两代过后，提高法国养活人民能力的强烈需要激发了一群新的经济学家与君主走在了一起。这些分析家赋予农业一种近乎神秘的特殊品质，他们命名为“重农主义”，取“自然规律”之意。他们宣称，所有价值皆源于土地。因此所有课税都应落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
法国的例子或许最好地揭示了理论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方式。英国人成功地实现了丰衣足食，从而实实在在地把农民从法律限制中解放了出来。重农主义者头顶上坐的是专制君主，所以他们认为，为了赶上英国的经济发展，只有国王的权威可以让国家做应做之事。重农主义者与科尔贝尔不同，他们想为农民、中间商和制造商争取更多的自由，但是政府援助都来自于像他们这样的公职人员，也需要帮市场参与者自救。[24]
依靠垂死的君主制来主持国家的农业改革是令人气馁的努力，但重农主义者仍在继续推进。他们在许多宣传册里敦促投资从制造业和贸易转向农业。[25]他们准确地注意到英国的收益来自于粮食的自由贸易，于是他们把这个目标连同单一税一起变成了他们振臂高呼的口号。18世纪70年代，德·杜尔哥（de Turgot）男爵当上了国王的首要大臣，他许可放开了国内的粮食市场。但自然没有支持杜尔哥；歉收破坏了他的努力，恰好成了对手的口实。尽管他们的朋友位重权重，但是重农主义者太少了，他们过于理论化，而且很软弱，在法国的旧政权下，他们不能克服制度针对一切形式的变化的阻力。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重农主义者一直试图通过命令来完成英国企业家利用宽松的执法环境为自己所做的事，把地方的商业关系编织成一个国家市场。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在英国，是自作主张的个人实现了创新，无论这些人是改良的农民和地主、股份制贸易公司的经理、侵占他人权益的商人、奶酪贩子，还是专业的放款人。他们没有大局观，他们搞砸的次数和达到目标的一样多。虽然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反复试验才能形成优化的操作，但是英国的经济冒险不仅在生产上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功地证明了允许人们做出自利选择，可以带来意外的社会效益。
资本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步子虽然迈得慢一些，但这种方式也让它走得更持久，因为它一边发展，一边也教育并改变了民众。权力带来的变化依赖的是统治者或统治团体。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找到其他利益，或者有不愿分享他们的目标的继承人，派遣郑和探索非洲东海岸的明朝皇帝就是个例子。这一点很好地补充说明了一旦资本主义成为主导的经济制度，资本家就获得了和新企业家阶级同样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权力来压制劳资纠纷。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非常不利于工人的老式的从属关系，还保留了把劳工组织解读为凶恶的阴谋集团的法律。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上层阶级的压迫。它只是改变了它们立足的基础。社会流动性的阶梯似乎四散在人们可见之处，但实际上，今天没有资本的人的遭遇和以前没有继承身份的人是一样的。
18世纪，英国重新流行起重商主义，但在实际应用时，大多数企业早已摆脱了法律的约束。重商主义者利用18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主张对进口商品收取高额关税，从而加强民族工业，而且他们常常把外国商品说成是奢侈品，刻意用高价格帮助国内制造商阻止人们购买进口商品。或许正是这场运动触动了语言学家塞缪尔·约翰逊，他发表评论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重商主义者可能会摇头叹息，他们不相信追逐私利的人能够建立市场秩序，但是他们并没怎么成功地说服其他人。
虽然上层阶级的保守派可以减缓变化的速度，穷人可以求助于慈善的道德准则，但是私营企业仍潜藏着动力。如果食品价格飙升，像歉收时的情形那样，人们就会开始谈论联邦，弱势群体的问题就会变成头等大事。最终，改良的农业技术成为长期救济的方式。直到18世纪末，反对独占、垄断和倒卖的法律一直都有记载，但是它们必然会被废弃，因为在市场上从事粮食交易的人差不多达成了他们的心愿，他们学会了生产，实现了五谷丰登。
在经济变革开始时，某些智力发展曾经至关重要，但是资本主义建立后，它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日本就是一个例子。2006年，日本首次采用陪审团制度。外行参与司法体系的想法与根深蒂固的不能质疑权威的偏见背道而驰，政府不得不推出大规模的公关活动，教导人们在陪审团中如何表现。日本人不喜欢挑战他人或在公开场合抒发己见，而这正是陪审团的审议工作。这种文化特质可能不会抑制经济发展，但一开始还是设立了障碍。相比之下，17世纪末，英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大声喧嚷，从救助到穷人的坏习惯，他们可以就所有事公开进行辩论。质疑权威是使新事物被接受的关键。一旦所有人都看到资本主义实践已建立起来，当局很可能就会采用这个体制，就像19世纪晚期的日本政府。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混乱嘈杂，充满争议。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因为只有复制成品才能是有序的，甚至是可以预见的。
除了知识上的开放性，难以捉摸的信任在资本主义初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乎每个研究过初次贸易扩张的人都表示，让贸易商信任远方的代理商和客户有多么困难。他们通过复杂的商业网络发货与付款，常常就像买彩票一样要撞大运。一般情况下，欧洲的商船公司会把他们的子女、表亲和姻亲当成代理人，派去特纳利夫岛、巴达维亚或太子港，让他们小心照看家族利益。英国在奠定信任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这个国家拥有接近600万的同源群体。虽然不同地区的人讲不同的方言，但英语仍是他们的通用语言。17世纪末，各种新教徒之间以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教义争端几近消失，与英国国教达成了一致。期刊在区域之间传播消息。议会中的国王意味着君主以及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成员都是在代表全体人民讲话。18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产权纠纷交给法庭处理。英国人好争论，但是他们相信执法机构会为他们的利益作出公正的裁决。
英国的内战分裂了精英，但是当威廉和玛丽登上王位时，更务实的新一代接管了这个国家的未来。英国法律一直保护个人财产，可是1689年后，“英国人的权利”变成了英国人及其北美殖民者的战斗口号。虽然上层阶级支持针对财产犯罪使用严厉的法律，天主教徒和异见人士也都被排除在公职之外，但是与当时其他地方的人相比，英国人仍能更自由地跨越阶级和地位实现融合。人们分享出版物中的观点，降低了发生冲突的概率，并且对宗教、经济，以及国王和议会之间宪政的权力制衡问题，更容易达成共识。这些都为信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英国人有相同的傲慢与偏见，而且不知何故，这些共同的信念甚至还教会他们信任外国人。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凭借亚当·斯密的大师之作《国富论》获得了某种凝聚力。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研究一样，成了一门专业。这门学科具有足够的精密度，可以用算法和随机统计数据来提出它的主要原理。我对这个精密度深表怀疑，不知道它的应用何时能超越单一比率或单一度量衡。一个国家的经济植根于它的文化，而文化混杂了各种在集体生活里发挥作用的特质。这里，“发挥作用”是个恰当的词，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包含生动的情感、信念、期望、厌恶、禁忌、秘密乐事、违法行为、传统态度和礼貌形式。这种无序绝不适合归纳成一个方程式。社会科学的预测通常有个前提说明，其他条件不变（拉丁文ceteris paribus）——“如果其他条件保持恒定”——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是其他一切很少保持不变。
直到资本集中于工业厂房，新无产阶级成为劳动力时，许多学者才开始相信资本主义的存在。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工业化的同义词。而对其他人来说，资本主义和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文明一样古老，因为人们自始至终都在为未来的事业积蓄财富。我认为，私人投资开始推动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开始了，企业家和他们的支持者也获得了权力，可以使政治和社会制度偏向于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正是17世纪末英格兰发生的事。推动市场经济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借了舆论的东风，因为公众不断在讨论国家如何变得富有。效率、创造力、纪律严明的工作和教导有方的实验，这一切都成了新伦理的一部分。虽然这些看待工作世界的新方式必须与强调地位、固化和公共义务的旧价值观长期共存，但是生产力的诉求最终占据了优势。以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都渴望成为朝臣，甚至是神职人员，可到了18世纪，制造业、金融、零售和对外贸易的职位变成了热门之选。
没有资本主义文化，就不会有资本主义，这和选择资本主义做法不一样，而直到传统社会的主要形式被怀疑并且被战胜时，资本主义文化才出现。但是必须说的是——而且要经常说——在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传统社会组织的道德观念也不会完全消失。相反，它们会重新部署，借由新领导和新借口再次还击。资本主义的历史必定倒映着反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子，有时它们是以新理论之名出现，但更常是18世纪以前主流价值观的重新表述。
我详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取代德高望重的既定秩序，是想强调资本主义一路走来的艰辛。我希望读者能抵御诱惑，不要相信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是发展的必然，因为这不是事实。现今多样化的社会应该强化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有些社会并没有按照工业经济的要求，作出态度和实际行为的调整。家庭、宗教信仰等社会体制，或是政权的型态——专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都会对经济决策施加巨大且独立的影响。站稳脚跟是西方世界谈论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前提假设是经济发展不可阻挡，资本主义正是这么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但是过去四个世纪不规则的发展模式表明，某些传统社会也找到了续命仙丹，可以限制威胁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今，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甚至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内——反对谈论共性和一致性的告诫在自然界可能出现，但在社会领域很少见。
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制度。它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它自身也受到了各种塑造其参与者的机制和身份的影响。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文化形态，激发了新品味，并且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词语，可以讨论私营经济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最终，传统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失去了它们的控制能力。它们成了备选项，而且被冠上了品味问题的大帽子。与其让人们自由地把经济自由和个人权利变成基本价值观，不如形成一股不同的主流社会思潮。一旦它创造财富的神奇力量被发现，大多数国家，至少是西方世界都会想参与进来。18世纪，资本主义在英国出现，之后，其他国家复制英国的创新就相对容易许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还可以区分哪些是它们想效仿的，哪些是它们反感的。法国的资本主义和英国的原版不完全一样，而德国的资本主义虽是法国的翻版，却也进行了调整，这个丰富的经济体制充满了个体特色。
* * *
[1] D.V.Glass，“Gregory King’s Estima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1695，” Population Studies，2（1950）.
[2] Locke Manuscripts，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Cambridge，England.
[3]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ed. George Birkbeck Hill（Oxford，1887），Ⅱ∶323.
[4] Quoted in R.D. Collinson Black，“Smith’s Contrib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 Wilson and A.S. Skinner，eds.，The Market and the State：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Oxford，1976）.
[5] E.A. Wrigley，“A Simple Model of London’s Importance in Changing English Society and Economy 1650-1750，” Past and Present，37（July 1967）：44-47.
[6] Puerta del Sol，vol.5，no.6（1994）.
[7] B.E. Supple，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1600-1642（Cambridge，1959），231-36.
[8]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London，1664[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622]），218-19. Spelling has been modernized.
[9] Benjamin Nelson，The Idea of Usury：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2nd ed.（Chicago，196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9]）.
[10] Benjamin Nelson，The Idea of Usury：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2nd ed.（Chicago，196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9]），229ff，74ff. See also Jo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1978），63-69.
[11] Timur Kuran，“Explaining the Economic Trajectories of Civilization：The Systemic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9，in press）.
[12]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158-98.
[13] 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y-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June 1994）：257.
[14] [Nicholas Barbon]，A Discourse of Trade（1690），15；[Dalby Thomas]，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West-India Colonies（London，1690），6，both quoted in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169-71.
[15] [Barbon]，A Discourse of Trade，15；[Sir Dudley North]，Discourses upon Trade（London，1681），14；[John Cary]，An Essay on the State of England（Bristol，1695），143ff.，quoted in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169-70.
[16] Robert C. Allen，“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2006）：3-7，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17] H-J. Voth，“Time and Work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58（1998）：36-37.
[18] [Henry Layton]Observations Concerning Money and Coin（London，1697），12，quoted in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237.
[19]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234.
[20] Irwin Unger，The Greenback Era：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Finance，1865-1879（Princeton，1964），38-40.
[21] This and the previous paragraph have been drawn from Mark Dincecco，“Fiscal Centralization，Limited Government，and Public Revenues in Europe，1658-1913，” Paper given at the Van Gremp Seminar（UCLA，April 28，2007），also available through scholar. Google. com.
[22] Richard B. Sheridan，Sugar and Slavery：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1623-1775（Baltimore，1974），436-37.
[23]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Better Security of Our Trade and Navigation（London，1685），4.
[24] Jeff Horn，The Path Not Taken：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50-1830（Cambridge，2006），51-53.
[25] Elizabeth Fox-Genovese，The Origins of Physiocracy：Economic Revolu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Ithaca，1976）；Horn，Path Not Taken，21，30，5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