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屋顶的工厂出现之前，田地里就已经有了工厂。与20世纪的石油一样，蔗糖只能在巴西和加勒比群岛等几个上帝垂青的地方生产。而蔗糖和石油还有另一个相似点，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需要它。生产这些商品的丰厚利润诱引西班牙的欧洲对手也来到了新大陆，他们在热带地区用奴隶劳工发展起了密集型农业。过去三百年间，共有1100万非洲人像牲口一样被运往西半球。18世纪，虽然英国正值鼎盛时期，控制着大部分的贸易，但是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丹麦和荷兰分享了人口贩卖的生意。这是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而肤浅的辩驳只会让它更加可憎，说什么直到这些奴隶毫不夸张地倒地死亡为止，欧洲人一直都是有偿使用他们的。他们说，伪善是向美德致敬的副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伪善种下了苦果。为了减轻这种巨大的不公造成的良心不安，欧洲人进行了可恶的种族比较，这种比较甚至比奴隶制还早一个多世纪。
资本主义历史上，与糖料种植园的残暴同时翻开的还有温良甚至是令人惊叹的一个篇章。从18世纪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发明天才发现了如何使用自然力进行推动、抽取、提升、翻转、旋转、冶炼、研磨。大英帝国从来没有想过进口奴隶，但是工人工资的高成本成了寻找替代资源的强大动力。
这是发明家开启技术传奇的助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速。借鉴17世纪水力学和流体静力学方面的科学实验，这些先驱工程师设计出了机械奴隶，可以利用能源的机器设备。牛顿有关重力如何使行星保持在轨道上的精妙计算引起了人们对人类理性的新的尊重。亚历山大教皇这样写道：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茫茫黑夜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于是就有了光。
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和瓦特证明凡人也可以从牛顿那里获得普罗米修斯之火，构建出比人类和牲畜更加努力的引擎。
这两种现象——奴隶劳作的美洲种植园，以及泵水、冶金和为纺织厂供电的机械魔法——似乎没有什么关联。当然，我们一直不愿意把奴隶制与自由企业制度的贡献关联起来，但在17世纪，它们被公认为是资本主义巨人逃出传统神灯的双重答案。因为这两者都代表了对既往行为方式的彻底违背。从事农业、种植粮食作物一直都是每个国家农民的职责。虽然农活艰辛又卑微，但是长久浸淫在农村习俗中的家庭仍做着各种各样种植和准备食物的工作。在没有农村传统的情况下，糖料种植园只能重新开始（拉丁文 de novo）使用被拽离家园的劳工，让他们像机器人一样，以军事化的方式耕种某种异国作物。
化石燃料的利用永远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发明才能并不新鲜，但是蒸汽动力的适用范围是新发现。人们创造了复杂的水轮机、风车、喷泉、波纹管、枪支和水坝，但是他们之前从未参透过物理学的秘密，也没利用这些秘密设计出操控自然力的方法。而现在可以生成大量的力量，并且在所有改造的生产流程中得到多样化的应用。与糖料种植园一样，这些动力创利的能力解释了人们愿意为蒸汽动力的开发投入时间和金钱的原因。这两者都需要集中资本，而破土开垦新的糖料种植园的成本大大地超过了兴建一家棉花加工厂。这种资本投资成为新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对当时的工人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田里的工厂和屋顶下的工厂都引入了工作程序，需要训练有素的劳动者进行长时间的工作。雇主总是喜欢勤奋，不喜欢懒惰，但是他们在奴隶和设备上的可观投资把这个偏好变成了命令。
17世纪晚期，政治改变了欧洲的贸易模式，从而改写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激烈的王朝对抗使英国和法国，法国、奥地利和荷兰，西班牙和英国，法国、俄国和西班牙，还有一些意大利城邦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1689～1815年，这些国家以不同的组合互相打了8次仗，交战的时间加起来有63年。[1]这些战争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急剧缩减了前两个世纪大幅增长的欧洲内陆贸易，特别是邻近的英国和法国，它们原本视彼此为贸易伙伴，现在却开始竞争海外资产。战争本身迫切需要增加收入，所以繁重的进口关税提上了议事日程。新大陆的欧洲殖民地都变成了补助母国经济需要的希望。
欧洲列强之间持续的战争造成了某种困窘的局面。交战国为了支持战争，需要从亚洲和新大陆掘取财富，但是为了控制这些利润丰厚的贸易，它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又引发了更频繁的战事。法国和英国在全球五个不同的地方发生了对峙：印度的棉花与丝绸、非洲西海岸的奴隶、加勒比地区的糖料种植园、北美大陆俄亥俄河谷的印第安同盟以及哈德逊湾地区的毛皮。看到法国和英国的军队为了打仗，被迫在北美长途跋涉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对这种竞争进行了风趣的评价。
奴隶贸易因其对糖贸易的核心影响，变成了欧洲面向全球最激烈的冒险。数字本身可以更清晰地证明奴隶贸易的重要性。1501～1820年，奴隶贩子把870万戴着镣铐的非洲人贩卖到了西半球；从1820年开始，到1888年巴西最终废除奴隶制为止，超过230万名奴隶被运送到巴西。与同一时期穿越大西洋的260万欧洲人相比，总共1100万人从非洲到达了新大陆殖民地。仅仅运送这些人类货物的航行次数就超过10万，其中70%是英国商人或葡萄牙商人所为。[2]
蔗糖是资本主义最初的金矿之一，它的成功也显示出利润激发的力量可以践踏任何针对极端剥削的文化禁忌。奴隶制由来已久。埃及的奴隶建造了金字塔；罗马的奴隶修筑了桥梁和沟渠。而资本主义引入的奴隶制却是建立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商品制造之上的持续而系统的暴行。区分现代奴隶制与希腊和圣经时代的古老制度的不单是规模，还有种族问题。奴隶制往往掺杂民族因素，因为奴隶常常是战争俘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种族。15世纪，葡萄牙人开始抓捕非洲人，并将他们带回人口稀少的里斯本工作，这项贸易就和阿拉伯人在非洲中东部进行了好几个世纪的奴隶买卖没多少区别了。一百年之后，这个人口交易加进了些新因子：他们被整合进不断扩大的生产体系。大批非洲奴隶被送往加勒比地区，他们种甘蔗、砍杂草、收庄稼，在磨坊里压榨甘蔗，把它们变成糖浆和蔗糖。为了满足新的奴隶需求，这项贸易的规模促成了非洲大地上的战争。
西班牙人是第一批到达新大陆寻找黄金和荣耀的欧洲人，他们很高兴用土著居民为他们劳动。欧洲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工。但情况并不乐观，因为新大陆的土著居民特别容易被欧洲疾病打倒。他们以前一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隔离，亚洲人、非洲人和欧洲人早已杂居了很多个世纪，而他们却与这些地方的人甚至没有相同的血型。新大陆和旧大陆的连接造成了一次意外的种族灭绝，西半球的部落因欧洲人带来的疾病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北美和南美的土著居民仅仅剩下一点点“拯救下来的残余”。
研究历史的人口学家认为，哥伦布到达以前，美洲大陆的人口数量为9000万～11000万，其中，1000万～1200万人居住在墨西哥北部。而麻疹、天花、胸膜炎、伤寒、痢疾、肺结核、白喉则消灭了所有的部落。连番接触新疾病使土著人口锐减到了原本的1/10。土著居民以惊人的速度患病、死亡。在搞不清楚是什么导致疾病的情况下——直到19世纪细菌才被分离出来——没有人可以理解这种现象。看着自己人不断死去，征服者却存活下来，印第安人承受了沉重的心理打击。因为原因不明，欧洲人更愿意相信是上帝之手拯救了他们，同时摧毁了他们的异教徒敌人。
新的劳动力来源
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葡萄牙人试图奴役幸存下来的土著居民，但是很少成功。1495年，哥伦布甚至把500名被俘的印第安人送回了塞维利亚。16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一批接一批的西班牙征服者奔赴大安的列斯群岛，强迫土著居民为他们淘金和生产粮食。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1511年血腥征服古巴的见证人之一。卡萨斯是牧师、历史学家、辩论家、多米尼加的修道士以及恰帕斯的主教，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成了印第安人最伟大的守卫者。也正是卡萨斯，他为了保护土著居民，建议西班牙人进口非洲奴隶。他说，非洲人为工作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而印第安人还没达到同样的文明程度。[3]加勒比地区最赚钱的手段之一——贩奴许可证即是听从了他的建议，西班牙官方每年都会签署这个供应奴隶和欧洲货物的合约。1595年，第一份贩奴许可证使葡萄牙人获得了专有权，每年可以带4250名奴隶在卡塔赫纳入境。1713年，一纸和平条约结束了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英国人也因此获得了贩奴许可证。
西班牙人在矿山、畜牧场和生产粮食的农场中使用印第安奴隶和非洲奴隶，用蔗糖的利润为进口奴隶买单。印度的先驱农学家种植甘蔗的历史超过两千年，而甜食传入地中海也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在那里，威尼斯商人控制了欧洲的蔗糖市场。[4]与阿拉伯人在埃塞俄比亚和桑给巴尔岛所做的一样，意大利人在西西里成功地学会了种植甘蔗的方法。压榨甘蔗生产食糖的加工技术同样也来自阿拉伯世界。葡萄牙人在入侵摩洛哥的休达后，想必学会了这项技术，短短几年后，它就将马德拉群岛开辟为殖民地，其拥有的岛屿离摩洛哥海岸不远。15世纪，葡萄牙人很快就开始在马德拉群岛，以及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圣多美岛等各处尝试种植甘蔗。西班牙人紧随其后，也在他们的大西洋群岛和加纳利群岛如法炮制。
在马德拉岛和圣多美岛，最惊世骇俗的新鲜事就是葡萄牙组织奴隶进行了严格的劳动分工。[5]从前大量的工人也聚集在同一屋檐下，但是现在，葡萄牙的蔗糖生产商想出了协调复杂任务的方法，可以通过分工协作，完成从大桶煮沸的甘蔗碎屑中结晶蔗糖的一系列工作。13世纪至15世纪，意大利商人总是活捉东欧的斯拉夫人（slav，因此称为“奴隶”）去地中海工作，而16世纪到18世纪，阿拉伯商人也奴役了100多万西欧人。起先，葡萄牙人使用的奴隶都是白人，但是自从葡萄牙商人定期带回非洲人开始，糖料种植园的园主就转为使用黑人奴隶了。15世纪中期，葡萄牙人每年带回里斯本的只有1000个非洲人，一个世纪之后，这个人数就增加到了3500人。[6]
好运和好风使葡萄牙人在南美的巴西拥有了一片广阔的立足之地。最初，他们只是集中精力出口著名的巴西木，这种以巴西命名的木材能生产红色染料（事实上，葡萄牙牧师最开始把这片广袤大地称为圣十字）。巴西的东南沿海和内陆地区绵延着好几英里的森林。葡萄牙人依赖图皮人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从这些树上提取资源。结果发现，图皮人只能是临时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拒绝耕种。如果葡萄牙人企图强迫他们工作，他们就会逃进森林深处或者自杀。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是掠夺，而不是生产。所以这项贸易结束时，巴西的葡萄牙人转向了更易掌握的糖料种植。[7]
西班牙湖上的违约
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欧洲在新大陆殖民地刮起的蔗糖风。哥伦布在第二次航行时，把甘蔗幼苗带到了加勒比地区。西班牙当局鼓励殖民者种植甘蔗，但是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贵金属。所以这项业务就留给了巴西的葡萄牙人，他们证实了一旦拥有可以做苦差事的工人，利润就会随煮沸的甘蔗流淌出来。马德拉群岛和圣多美岛的糖料种植为葡萄牙人在新大陆建立种植园提供了模板。过去的三个多世纪里，巴西进口了约400万名奴隶，成了欧洲最大的奴隶贸易基地，其中超过1/3的奴隶被运往了新大陆。难怪巴西人在远眺里约热内卢海港的山脉时，只会看到一座糖面包山。
虽然教皇让西班牙接受了葡萄牙占领巴西的事实，但是塞维利亚的印度群岛理事会（Council of the Indies）还是下定决心要保住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控制权。很可惜，16世纪，西班牙的战争耗尽了国家和皇室的金库，而恰逢此时，法国、荷兰、英国，甚至丹麦都急着进入新大陆争抢财富。西班牙制造商又提供不了这些殖民者想要的货物——至少肯定不会像荷兰人和英国人供应的货物那么便宜，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很愿意把工具、武器、布匹和食物等走私带入西班牙在新大陆的众多的港口城市。西班牙维持垄断控制的努力只会将不法之徒吸引到加勒比地区。不久，加勒比地区就被认为“越线”了——僭越了欧洲文明及其国际条约的规范。加勒比地区的欧洲人可以容忍强奸、绑架、抢劫、虐待、攻击、剽窃以及各种欺诈，而他们对待非洲和印第安奴隶惨无人道的行为使这一切更显卑劣。[8]
荷兰人想在西班牙大陆找到一个立足点，于是集中精力发展贸易。1634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贸易商从剽窃到走私，终于占领了离委内瑞拉海岸不远的库拉索岛。库拉索岛附近是盐的来源，盐是宝贵的食品添加剂，对荷兰的鲱鱼贸易至关重要。荷兰西印度公司用价值差不多24美元的货物买下了曼哈顿，同时，它已经在北美大陆建立了新尼德兰。库拉索岛凭借其天然港，成了荷兰奴隶贸易的中心。荷兰人利用这条通往西班牙大陆殖民地的要道，加入了西班牙贩奴许可证的竞争。
西班牙很少关注小安的列斯群岛，也就是圣多明哥和卡塔赫纳殖民地以东500英里，所谓的向风群岛和背风群岛。英国人和法国人却非常乐意占领它们，法国人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建立了定居点，英国人则在圣克里斯托弗、巴巴多斯、安提瓜岛、蒙特塞拉特岛和尼维斯安置了下来。英国企业家开始用白人契约佣工在岛屿上种植烟草；但是白人佣工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而且这个劳动力供给总是很不确定。这些自由佣工的劳动合同四五年后到期时，雇主必须为他们提供土地或工作。作为劳动力，非洲奴隶显然更有吸引力，如果用一种出口作物可以标明他们的售价，那么一定就是蔗糖了。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富有且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法国企业家不得不与未改革的绝对君主制抗衡，绝对君权的任意使用对他们的投资安全构成了威胁。法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各种路桥通行费阻塞了它贸易的内部通路，同时，大部分农民也缺少经营农场的技能和投资。不过，法国人在新大陆学会了如何生产糖。18世纪，法国的糖收益大幅增长，但也只是受到一小群投资者的青睐。法国君主制的财政危机因新大陆糖料种植园上缴的大量税金而推迟到了18世纪末。
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仅侵入了西班牙控制的加勒比地区，而且挑战了葡萄牙的奴隶贩子，他们组织了一场激进的运动，打破了葡萄牙对西非奴隶贸易的垄断。就海岸线的长度而论，后来者想进入这个利润丰厚的贸易并不困难，他们可以在非洲海岸购买奴隶、与各种各样的非洲统治者做生意。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穿越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近海岛屿坚固的城堡或工厂里经常聚集着奴隶货物。有时，成群结伙自由武装的非洲人会袭击村庄，把他们的俘虏卖给奴隶贩子。奴隶贩子沿着从塞内冈比亚到安哥拉3500英里的海岸线，收集他们用来交换欧洲商品的奴隶货物。奴隶贩子特别喜欢枪，因为用枪能抓住更多人。为了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他们把俘虏按性别分开，塞进船舱，在8～12周的时间里，每个奴隶都只能窝在四平方英尺的空间内。一次典型的航行一般能装运150～400名奴隶，通常，12%～15%的奴隶会在途中死亡。而且约10%的航程会爆发起义，几乎总是在第一周发生。[9]
16世纪末，欧洲的制糖中心从安特卫普转移到了伦敦；西西里的制糖业缩减至只能满足当地需求。英国人通过垄断公司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进入了奴隶贸易，但是到17世纪末，垄断时代就结束了。闯入者大声抱怨，贸易之门大开。利物浦变成了英国的中心，相当于兰斯之于法国的价值。18世纪90年代的高峰期，每隔一天就会有一艘奴隶船驶离英国港口。英国自1713年获得了西班牙的贩奴许可证开始，控制奴隶贸易长达一个世纪，直到国内的改革者叫停了这项可怕的事业。
英国大陆殖民地的商人，尤其是罗德岛州和纽约来的商人，与从利物浦起航的奴隶贩子共同参与了奴隶贸易。北方的英属殖民地在为西印度殖民地供应补给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印度殖民地宁愿进口所有东西，也不愿转移投入糖料种植的人手和土地。它们用糖浆换取美洲殖民地的进口商品，新英格兰人把这些糖浆运回国，蒸馏成了朗姆酒。除了最贫穷的欧洲人之外，蔗糖从奢侈品几乎变成了所有厨房的必需品。仅一项食糖进口的价值就相当于亚洲国家贸易总价值的四倍。[10]每个通往大西洋的欧洲国家都加入了这场甜蜜的利润之争，这种甜味剂不仅能让茶更好喝，布丁更好吃，而且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一年四季地保存水果和蔬菜。
糖料种植园主把资本投入了种植园，催促他们的奴隶和土地尽可能多地产出。他们追求快速的回报，因此接受土壤的必然退化。这种作物太有赚头，种植园主又太残酷，他们简直在把奴隶往死里用。加勒比地区的劳动力每10～13年就得更换一批。欧洲企业家因为远离家乡，所以他们不再理会礼仪和道德的约束。许多种植园主把财产留给他人管理。这些在外地主最终都乘坚车策肥马返了乡。几乎没人会质疑他们巨额财富的来源。英国有十几个这样的食糖权贵在下议院占有席位。他们没有把钱再投进种植园，种植园的土壤肥力因此下降，这为新的种植园进入市场创造了机会。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西都处于很重要的地位；1690年前后，巴巴多斯达到了顶峰；1700年后，海地和牙买加很辉煌。18世纪的后半段，历史上最伟大的奴隶起义结束了圣多明哥的鼎盛时期；整个19世纪，古巴一直很兴盛。古巴控制着制糖业，奴隶在那里的售价是非洲买入价的30倍。[11]即使这样的差价仍能找到买家。
英国大陆殖民地的奴隶
所有欧洲国家探索新大陆的初衷都不是带回非洲奴隶，为全球市场种植异国作物。弗吉尼亚、巴巴多斯和南卡罗莱纳三个转向奴隶劳动的英属殖民地为这种转变如何发生提供了真实的例子。弗吉尼亚是英国于1607年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它被寄予厚望，可以找到黄金和白银。一位殖民者经过十年的失望和困苦，杂交出了可与西班牙烟叶媲美的品种，最终是烟草拯救了这片殖民地。在英国，吸烟和咀嚼烟草颇受欢迎，这个需求带动了弗吉尼亚的再次繁荣。所有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人都开始种植烟草。[12]决策分散是自由企业制度的特征，这个特征导致了烟草的过度种植，很快烟草就沦为过剩的“肮脏的杂草”。烟草价格陡然下跌，一下子进入了许许多多消费者的预算范围内。一个新的市场机会豁然出现：学会如何削减成本，在新低价上获利。
奴隶制不是种植烟草的充分条件。英国的契约佣工和家族农民早先已经种植了几十年的烟草，但是对富裕的种植园主来说，使用奴隶劳工仍是诱人的选择。1619年，一艘荷兰船把20个奴隶带到了弗吉尼亚，但是更早些时候，投资奴隶并没什么吸引力。几十年后，为了在更宽广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事业，大量的移民带着足够的现金抵达这里。英国国王不想让荷兰人随心所欲地进入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奴隶贸易。现在英国人的奴隶贩子可以以不错的价格，直接从非洲向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供应奴隶。英国人从契约佣工转用非洲奴隶的决定性诱因主要是，佣工在履行完劳动合同后，有可能成为不守规矩的下层阶级。州长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他感叹道：“哦，那个人太惨了，他必须管理的人，七个有六个都是穷巴巴的，债台高筑，满腹牢骚，还全副武装！”奴隶的价格虽然比佣工的高，但是他们至死都保持着奴隶身份，比佣工更好控制。[13]
卫生条件的提高降低了弗吉尼亚最初的高死亡率，奴隶代替白人佣工，成了更好的购买选择。弗吉尼亚现在具备条件成为种植园里的中坚分子，有资源的人可以在这里开辟奴隶劳作的种植园。与此同时，它的母国也开始了一项赚钱的生意，向欧洲大陆出口烟草。一位牧师曾抱怨弗吉尼亚缺少神职人员，受到了英国司法部长的斥责，“灵魂！该死的灵魂！还是种烟草去吧”。18世纪10年代，黑人人口的占比仅为10%，后来迅速增长到了40%的高点。当时，英国海军每年护航的烟草舰队由300艘船组成。也就在那个时候，穷人们从低洼的海岸迁移到了马里兰州、北卡罗莱纳州或内陆山谷等山麓地区，他们在那里经营着小规模的农场，种植几英亩的烟草，用来换取毯子、工具和器具。
巴巴多斯经历了相似的转变，糖料种植取代了耕牧混合的农业生产。当有路子的人来购买土地、奴隶以及种植和加工甘蔗的机械时，贫穷的移民只能去新大陆寻找另一个家园。1663年，南卡罗莱纳州收到了一张特许证，引发了巴贝多大批的白人和黑人向北去往美洲大陆。南卡罗莱纳州开始也是混合经济。他们的奴隶引入了非洲人熟悉的开放式放牧，但是引进了作为出口作物的稻米之后，这一切就改变了。非洲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塞拉利昂的非洲人拥有长期水稻种植的经验，他们知道水稻要求的准确水量和其他特殊的种植条件。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当地的草本植物，一些人利用这些植物来毒害他们的主人。[14]与甘蔗和烟草一样，水稻也产生了足够利润，吸引了买得起奴隶劳工的富裕移民。1720年，南卡罗莱纳州的每位英国移民都至少有两个非洲奴隶。与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使用奴隶劳工的做法类似，为了消减他们对奴隶起义的担忧，卡罗莱纳州的种植园精英们也通过严酷的法律来控制奴隶行为的方方面面。
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对烟草、稻米和靛蓝染料的补贴，美国南部幸运地找到了新的经济作物——棉花。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使所有地区都能生长的短绒棉的利润大增。很快，这种作物就向西传到了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州，奴隶制也因此植入了这个新国家的经济。1815年，南方种植园主向兰开斯特和曼彻斯特的工厂发送了1700万包棉花。到1860年，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1.92亿包，奴隶人口也翻了两番，包括孩童在内的黑人加起来，差不多有400万人。
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南部构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软肋，它们残酷地剥削外籍劳工，为新上瘾的欧洲消费者生产药物。药物范围很惊人。1714年，法国从也门引入了咖啡，并传到了海地和中美洲地区。阿兹特克人喝调味的冷可可。因为有了食糖，可可和茶变成了欧洲的流行饮品。中国人是最大的茶叶供应商，但是加勒比地区也可以种植茶叶。除了蔗糖，所有这些作物都是药物。有人可能会说，糖也能让人上瘾，当然了，将甘蔗大桶里不断涌出的糖浆进行发酵，很快就可以变成朗姆酒。欧洲人一直不能接近这些令人迷醉的新作物，是因为欧洲的气候条件不适宜热带作物的生长。欧洲各国的政府也喜欢这些味觉增强剂和情绪转换剂，因为可以向它们征收“罪恶”税。[15]道德家抱怨它们的大范围流行，但是随着个人自由的价值提升，他们的斥责也失去了效力。毕竟，如果人们可以在大量的可用商品中自由选择，那么需求也就变成了稳定工作习惯的有力刺激。
要求合理化的劳动制度
存在四个世纪的奴隶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欧洲文化中有什么允许这样的暴行，让他们对非洲人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土著居民犯下这样的罪？其一，当时世界各地的残暴水平使奴隶制并没那么显眼。举例来说，一份19世纪的议会报告曾冷静地描述了拖鞋少女的工作优势，说她们可以拉着煤车通过狭窄的矿道。他们对非洲人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所有依附者的不人道的待遇。再就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正当合理，展示出了人类的惊人能力。
与我们今天对待数百万饥民的态度一样，“眼不见心不烦”一直都是主流。只有很小比例的欧洲人口接触过奴隶制。这可能解释了美国南方奴隶制更温和的原因，那里的主人和奴隶非常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但英属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那里居住的很多奴隶是白黑混血儿和麦斯蒂索混血儿，种族成了奴隶制捍卫者紧握的把柄，他们认为永久奴役这些人正当合理。
资本主义非常丑恶地扭曲了种族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同时又很晦涩。资本主义以生产制度为起点，贪得无厌地追逐利益。全世界但凡有自然资源的地方都对投资者有吸引力。这些欧洲人带去了资本，但是没有劳动力去提炼或种植那些广布的资源。他们不得不依靠资源所在地的工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动员亚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这些有色人种。身在国外的欧洲企业家组织劳工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一般的做法是收买当地权贵来帮他们摆平。欧洲人评判新工人的标准是他们调整工作习惯的速度。但这些工人往往被认为不合格。欧洲人在家书里写满了对工人的懒惰和不讲卫生的习惯的感慨，而这些工人正是他们所依靠的劳动力。
奴隶制的合理化使我们注意到回旋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良心不安。有时，学者认为，欧洲人对非洲人的偏见并不是他们为奴隶制找到的借口，而是他们推动奴隶化的原因。一旦奴隶制就位，各种贬低非洲人的说法随即产生。他们黑色的皮肤引起了与黑暗相关的一系列贬义的意象和表达方式：黑鬼、黑市、黑暗守卫（恶棍）。不可思议的循环论证也开始了：奴隶制向孩子及其父母灌输的不招人喜爱的个人特质——懒惰、傲慢、迟缓、嗜睡——完全是用来替奴隶化辩护。虽然直到1888年，最后一个西方国家巴西才结束了奴隶制，但是18世纪末，欧洲自由和平等的新承诺已经宣判了奴隶劳工的命运。没人愿意再谈起它。20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挖苦道，他们的历史书中出现的奴隶贸易只有废除这一部分。
学者争论说，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奴隶制度更仁慈，因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习惯于这种体制，他们把奴隶制纳入了法律。这两个国家与北非的穆斯林有着长期的联系，所以能持续接触到有色人种。此外，天主教会还坚持要改造奴隶。因此葡萄牙奴隶贩子在起航前，会例行为他们的人类货物施浸礼。天主教会认可奴隶婚姻，但新教徒不承认。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律例书写了非常具体的条款，奴隶可以根据这些条款恢复她或他的自由，风俗、法律和宗教也鼓励奴隶主解放他们的奴隶。奴隶甚至有权作为证人和诉讼当事人出入法院。[16]
因此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许多混血儿童也被宽容对待。当时人们把黑人和白黑混血儿称作巴西的“手和脚”，因为他们做着社会中的所有工作。白人认为劳动会降低身份，这反映了西班牙绅士们的态度。一位外国旅行者谈及阿根廷时说，黑人是他遇见的最聪明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匠人、建设者、农民、矿工、运输员、厨师、护士和普通劳动者。“如果没有奴隶，”他说，“这里根本无法居住，因为无论多么贫穷，西班牙人都不会做这些工作。”[17]
我们仔细研究记录会发现，纵然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与美洲土著居民和非洲奴隶很容易地实现了社会融合，可巴西和古巴的奴隶剥削仍然非常极端。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殖民地的奴隶没有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奴隶那么容易存活下来，因为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更高。1/4的非洲奴隶的后代生活在美国，这一点很惊人，虽然他们还不到非洲总人口的6%！[18]这个情况有几点原因可以解释得通：更多女性被带到了大陆殖民地，更高的出生率超越了非洲人的进口数量，而且气候也有利于他们的健康。3/4的黑人在不到50个奴隶的小型种植园里劳作，相比之下，在西印度群岛，一个种植园的奴隶劳工通常都是几百人。制度仍然很残酷，但是使人虚弱的力量更少了，种族主义色彩更重了。
这段历史更明显的问题是，大西洋的奴隶制度对资本主义有多么重要。奴隶制最起码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其中大部分被运回了欧洲投资者的家乡。直到18世纪末，新大陆仍是英法海外投资最大的受托地。他们的殖民地贸易雇用了数十万名同胞，海上和西印度群岛糟糕的卫生条件使这些欧洲人和非洲人一样，深受其害。驻扎在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士兵有一半客死异乡。贩奴船船员的死亡率甚至更高。糖料种植岛屿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在外地主，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逃出这些致命的地区。1789年，英国枢密院报道，共有5万名白人居住在英属岛屿殖民地，其中大多数是男性，略少于与他们在岛上共同生活的50万奴隶和100万左右被解放的有色人口。[19]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南美、西印度群岛、美国南部和非洲使用奴隶劳工并没有持续地推动经济发展。大西洋体系的盛与衰都很短暂。整个复杂的制糖结构就像是沙滩上的脚印，在奴隶制废除后即销声匿迹。美国的奴隶制持续的时间虽长，但故事的结局是一样的。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奴隶的市场价值将近30亿美元，比制造业和铁路的价值总和还高。四年后，南方成了一片废墟。战争和12年军事占领造成的伤害抑制了美国南方的经济发展，直到新政开始，情况才逐渐好转。
1883年，英国首先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1848年、1863年、1886年，法国、荷兰和西班牙也先后废除，两年后，也就是1888年，巴西成为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地方。无论是废奴主义者，还是食糖权贵，他们都未曾预料到当奴隶获得自由时，西印度群岛的制糖业会几近崩溃，它们用脚投票，搬到了远离伤心之地的小型家庭农场。[20]1867年，牙买加想把奴隶制转换成某种奴工偿债制度，结果引发了一场暴力起义，这场起义最终被残酷地镇压了下来。同时，在美国南部，刚性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一直规范着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制度直到20世纪中期才被废除。
种植园生产的急转直下启发了一些学者，他们认为推动废奴运动的是英国制糖业的败落，而不是道德恐慌。[21]这个论点提出后的60年里，历史学家证明了当英国议会通过废除奴隶贸易的法令时，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进出口都呈上升趋势。接下来的几年间，为了防止其他国家进口奴隶，英国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海域巡逻的海军中队上花费了数百万英镑——这可以说是一项永无休止的苦差事。尽管英国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但还是有200多万名奴隶被送到了古巴，19世纪中期，古巴的生产力达到了它的顶峰。当议会废除奴隶制时，糖市场仍处于成长期。
工业发明
说起大西洋奴隶制度的结束，我们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18世纪的另一个篇章，其中一个问题是，技术奇才改变工作世界的时候，英国本土发生了什么。曾有个笑话说，只有最好的毕业生才会被告知没有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问题卡在了“革命”这个词上。革命隐含了戏剧性的变化和意外。而这个名词的解释里，只有戏剧性变化的部分符合19世纪英国的真实情况，因为隐藏在革命标题下的工业创新和早期的农业革命一样，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进行构思、设计、测试和调整。而那以后，它又耗费了更多的时间才使新机器可以应用在纺纱、编织、制造餐具、烧制火砖、冶炼钢铁上，并且通过铁路和水路运输货物和人。
“工业进化”是个更准确的表达，它可以说明机械设计的起点是为了代替人们完成繁重的工作。我们在讨论人类进化时用到的词组——“稳定不变的自然法则”“复制”“随机变化”“损耗”和“适者生存”——放在这里都恰如其分。因为在完善蒸汽机的过程中，所有这些词组描述的都派上了用场。如同进化一样，特定机器从开始到完成的一系列步骤都不是最优的，但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令人满意的模型还是会出现。我知道“工业进化”这个词组流行不起来，所以后文中，我还是称它为“工业革命”，但是我希望我的读者记住，改变工作世界的速度是可以测量的。
欧洲政治秩序的变化被证明有利于工业。18世纪，因为英法之间的激烈竞争，贸易模式从欧洲内陆贸易变成了殖民地贸易。这种转变导致各国开始在国内加工原材料，让竞争对手陷入困境，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精炼食糖和轧制烟草的就业岗位。殖民地是原材料的理想来源，也是制成品的好顾客。而且它们必须服从——或多或少地——母国订立的法律。英国的航海法规定，食糖和烟草必须直接运往英国，殖民地从欧洲进口的物品也必须首先卸载在英国港口。英国减少了从德国、荷兰进口亚麻布，也减少了从法国进口葡萄酒。因为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融洽的外交关系，所以波尔特葡萄酒成为了英国人的首选饮品。当然，其他国家也用自己的保护性立法进行了报复。这些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谴责的政策。他计算了维护英属殖民地的成本，认为这个国家最好的贸易伙伴是它最近的邻居。
大量的经济建设增加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但没有一项发展是根本原因。条件使某些形势成为可能的工作的理由，但这些不是起因。首要的是戏剧性的农业改良，它减少了一半——从80%减到了40%——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虽然荷兰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以创新方法进行生产制造，但是如果农民不能提高生产力，制造业仍旧只能是经济的配角。英格兰农村冗余的工人最终变成了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而且不仅工人脱离了农业，农业支出也减少了，剩下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其他经济领域，也可以用来购买食品之外的其他商品。盈利贸易进行了一个世纪，整个英国都积累并且分散了资本。
说的更具体一点，英国主要的两个经济现实对寻找节省劳力的设备都给予了高度重视：高工资和廉价煤。考虑到田里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手，英国的高工资似乎有悖常理。尽管如此，英国工人的报酬还是大大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也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人工资。这可以归因于17世纪平稳的人口增长以及其他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的出现。许多冗余的工人仍留在农村，成为散工制的一部分，服装商把原毛带给这些佃农，他们的家人负责洗、缝、梳、纺，最后织成布。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顶尖匠人在自己家里就完成了国家钢铁厂的很多工作。
在这种家庭工业制的生产体系内，雇主按件付酬。一家之主设定工作的时间、速度和条件。母亲纺线，父亲织布，孩子——根据他们的年龄、性别和灵巧度——完成操作流程的其他环节，从羊背上剪羊毛，把它变成布匹。[22]散工制把许多以前的农村人口变成了现代的工人阶级，也导致了家庭规模的扩大。佃农可以早些结婚，他们在建立一个家庭前，不必再久等一块田地，这都得感谢不断扩大的工业经济。而他们的早婚则推高了人口出生率。[23]
几十年里，英国的农业人口逐渐缩减，伦敦逐渐成为欧洲城市的楷模。1650年，伦敦的人口数量约为40万，之后不断增长，1700年，增至57.5万，1750年，继续增长到67.5万，到1800年，伦敦已有80万人。相比之下，法国的总人口虽然是英国的六倍，但伦敦的人口超过了巴黎。因为死亡率比出生率高，所以每年都会有8000～10000名农村人稳定地流入伦敦。一位学者估计过，每六个英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曾在伦敦生活过。[24]
这个城市的贸易商为他们出海的船只雇用了船员、码头工人、仓库管理员，以及捻缝工、修帆工、黄铜制品装配工和走绳索的人。进口的原材料付清了加工糖、咖啡、烟草、茶叶、杜松子酒等高收入工作的工资。杜松子酒是18世纪最受喜爱的饮品。更高的工资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有能力购买产自英国车间的商品。伦敦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首都不同，这里没有太多的官老爷和朝臣，到处都是市场参与者。1666年，大火烧毁了伦敦，之后私人投资家以惊人的速度重建了这座城市，它的活力因此被形象化地展现出来。
还有一个经济因素解释了工业革命错综复杂的诱因和有利因素。英国一直洋洋得意于自己巨大且易用的煤储量。一旦这个国家的森林资源被耗尽，木炭价格大幅上涨，人们就会把煤当成燃料。煤对于工业行业是天赐之物，吹玻璃和制砖等行业都需要大量的热能。用煤替代木材作为碳源，也缓解了土地的压力。英国人利用廉价的煤烧制砖块建造房子，进一步卸去了土地的负担。尽管木材越来越多地从瑞典进口，造船也转包给了美洲殖民地，但是木材节省下来，仍可以用于船舶建造和制作构筑物的框架。煤还可以转化成高炉可用的焦炭，为武器、工具和建筑结构铸铁。新的工业生产过程不只是生产速度更快了，而且越过了土地、粮食以及燃料供给为生产带来的限制，在此之前，生产只能强调什么可能被生产出来。[25]当时化石燃料廉价又丰富，人口也相对较少，几乎没人想过两个多世纪以后，开采并燃烧煤会给地球造成什么影响。
广受欢迎的印度棉布和纱布表明了国内强势的棉花市场。如果能找到方法，棉花的纤维比羊毛和亚麻更容易用机械处理。最终，大量的行业对煤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利用廉价煤生成人工能源多么合算一目了然。[26]18世纪，英国的高工资和廉价燃料激发了强大的动力，他们不断开发替代方法，用便宜的代替昂贵的，用更多的燃料减少人类劳动或简化工序，或是发明使用燃料的机器，从而大幅提高人力的产出。这一概念正是制造商所不具有的。据说，15世纪末，也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生活的时代，现代汽车的每个部分都存在，只是缺少引擎的概念，不懂得通过化石燃料的燃烧，把热能转化为驱动力。[27]
科技革命
并不是所有愿望都可以产生新的想法。俗话说，“如果愿望是马，乞丐也有马骑”。我们知道一小撮发明家发明了神奇的机器，因此我们相信，如果找到他们的动机，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他们踏上魔毯的原因。但机械设计需要的不只是良好的动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天资也说明不了问题。托马斯·塞维利（Thomas Savery）、纽科门和瓦特，他们都把创造力积累成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总结出了以前并不为人所道的知识。技术遇见了科学，从而形成了永久的联盟。用人物打比喻的话，就是伽利略碰见了培根。
1632年，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强迫伽利略发誓放弃他的信仰，不再宣扬太阳是中心体，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着太阳旋转的学说。伽利略是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职业生涯非常漫长，他在沉默前，构思好了准确的运动定律并且改进了折射望远镜。伽利略还感染了同时代的一个英国人，培根。培根虽然是一名律师和法官，但他却醉心于伽利略的观察结论和归纳推理。培根在著作《学术的推进》中写到了是什么促进了我们获得有用的知识，培根认为实验，而非理论，才是支撑整个欧洲大陆形成新科学的关键因素。更准确的应该称之为自然哲学，因为“科学家”这个名词直到19世纪中期才常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