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认识成了迫切需要，想要获得这些知识，我们先要形成有关自然力的假设，然后再设计实验，去检验这个假设。培根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在法庭上听过许多充分又直率的观点，所以他重视事实多过重视观点。他说，自然会回嘴，他的意思是指，如果某人有关事件顺序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验就不会证实它们。另外，这些观点仍会有增无减地继续盘旋，因为通常也没有证伪的方法。培根支持新知识的广泛传播。这是另一个不同的出发点，因为长期以来，知识都被看作是秘密，只能传授给特定的群体。公开分享观察结果和分析论断的做法拓宽了调查研究的范围。发表的言论就像一块磁铁，把好奇心的铁屑从各处吸向特定的问题。
整个欧洲大陆，最优秀的数学家和哲学家都在研究伽利略的命题，关于运动定律，关于光学定律以及模型的使用。17世纪，科学的好奇心一直在发酵，尤其是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法国，这种情况也很明显。两个英国人，牛顿和波义耳完成了对工业发明影响最大的实验。1642年，牛顿出生，伽利略去世，波义耳15岁。一个接一个的预言家次第出现。
自然哲学的主要范式来自于生活在20世纪早期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用物质和形式的二分法描述世界。他的工作跨度虽然惊人，但是只描述和定义了事物的性质，并没有作出解释。根据性质和形式，物质的反应会有所不同；气、水、土和火四个基本要素传达了干、湿、冷、热的性质。重物会落地是因为重量是它们的固有性质。牛顿有关万有引力的理论为物质的作用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原理。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都会受到万有引力的作用。这些规律不只是原理，它们还可以用数学方法表达，可以被论证。当时尽管只有极少数人会做数学题，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基本原理》还是于1689年印刷出版了。
亚里士多德还说，自然厌恶真空。伽利略用吸泵实验回答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怀疑。波义耳最终用气泵和钟罩证明了真空的存在，这意味着大气是有重量的。因为英国公共生活的开放性，知识从自然哲学家的深奥难懂的调查研究发展成了广泛的好奇的科学团体。空气压力、真空和水泵的魅力成了科学文化广泛共享的一部分，除了有空学习的人，匠人和制造商也可以接触科学知识。宗教宽容、通过出版物和讨论自由交流的思想，以及普通公民与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融合，使这些有关世界的理论被广泛接受，而正是这些理论推翻了几个世纪的知识学问。[28]
虽然伽利略在教会的权威面前落败，但是新权威也逐渐建立起来，这个哲学家团体阅读他人的著作、复制他人的实验，形成专家的共识。英国比梵蒂冈更容易接受这种新的探究方法。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推动并保护着实验法。英国皇家学会在培根生产有用知识的哲学精神的指引下，并且可能也是为了证明它受到皇室支持的合理性，它首先考察了整个英国的农耕方式。它还资助了一项用土豆作为食物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英国皇家学会把研究物理、力学和数学问题的人汇集在了同一个屋檐下。学会成员很快发现，把有用的“知识”转化为有用的技术非常困难，但是他们发起了一系列讲座，推广这些知识，或许会有人想出应用这些知识的方法。[29]
当然，这一切对工作世界都没什么影响，鼓风炉旁，人们依旧挥汗如雨，织布机边，人们也仍然在费力织造，他们研究的物理定律并没有改变提举、推挤和旋转等行为。蒸汽机的发明是17世纪的关键创新，而有关这项发明的两个重要发现是真空的存在和空气压力的测量。这些知识可能仍锁在空气泵和钟罩里，没有成为普及的信仰，因为牛顿写道，自然可以为人类工作，自然的力量可以理解和控制。
天主教会在欧洲大陆很强势，因此牛顿学说被质疑，几乎被视为是神秘学。即使在英国，教会人士也担心太多的自然研究可能导致人们成为唯物主义者，而18世纪，唯物主义相当于无神论。但是在荷兰和英国，很少有人理会这些反对意见。我们可以尊称为世界导师的人写书简化了物理学，发行了不同语言的版本。参与式的社会形成了一大堆的民间组织，自我提升的会社、书店、期刊、酒吧和戏剧。很多流行的牛顿导读出现，有些甚至是为孩子而写，而且它们找到了现成的读者。十几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去伦敦学习印刷的机械原理，发现了牛顿物理学。大概在同一时间，伏尔泰也在英国待了三年，这个注定要成为著名启蒙运动哲学家的年轻人宣称牛顿理论是人类一次伟大的胜利。[30]
教会反对学习新物理学，这使伏尔泰等批评家又添加了一条针对法国旧政权的指控。18世纪，法国陷入许多问题，工业化迟迟不能实现，但是它的知识分子却对牛顿学说及其应用痴迷不已。1751年，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出版了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结合了预测性和实用性。这本书的编辑，也就是这两位哲学家拜访了几十个车间，写下了72000项关于实用艺术的条目，包括从钟表制造到离心机等各种内容。亚当·斯密显然是从这本书里获得了他描述劳动分工的灵感。[31]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是一个伟大的流派，他们在英国找到了出版商，这些出版商预见到了便捷组织技术信息的来源的吸引力。
英国存在足够的好奇心，可以维持相当昂贵的新物理学成人课程。潘恩从家乡来到首都，报名参加了这样的课程，后来他设计了一座铁桥，证明了课程学习的成效。穿梭于伦敦的年轻人在整个国家传播着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理念。不久，专家就开始在利兹、曼彻斯特、伯明翰以及更小的城镇提供巡回系列讲座。他们还拖带着几百磅的空气泵、太阳系仪、杠杆、滑轮、液体比重计、电气设备和小型蒸汽机模型。他们利用这些仪器，可以演示牛顿定律的“吸引力、排斥力、惯性、动量、动作和反应”。[32]而始于特定目标的力学结构开始为工人们讲授新机器如何运转，还有——更重要的是——它为什么会这样运转。
发明家和他们的发明
全世界人类创造才能的普遍性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大陆可以锁住这些创造力。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关键进步远比欧洲要早。他们甚至还开发了复杂的液压系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工匠们可以熟练地采矿，并用金、铜、锡和铁制作器物。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玛雅人、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在没有利用铁骑或轮子的情况下，已经修建了宏伟的建筑。这些例子都是为了告诉我们，不是文明的智力，而是技术好奇心和经济机会的顺利结合，再加上有利的社会环境，工业革命才会出现。简言之，社会为智力和知识应用于生产过程提供了动力。环境也为个人实验提供了行动范围。或者更准确地说，官方没有运用权力转移研究领域的好奇心，也没有动用法律惩罚或歧视那些进行创新，扰乱传统工作场所的人。
两位有创造力的铁匠塞维利和纽科门最早利用了大气重量的新知识，使得蒸汽带动了发动机。矿井抽水使用蒸汽机非常有效，1705年，纽科门的发明为一些没什么赚头的煤矿注入了活力。有些明白人建议矿主购买蒸汽机，这些矿主可能来自英国国教，或者牛津大学，再或者是地头上有矿藏的贵族。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想出了如何使用焦炭，这种燃煤的固体衍生物可以代替木炭在高炉里使用。这是很不错的共生关系，蒸汽机的锅炉里使用煤，反过来，它又可以用来从生产煤的矿井里泵水。和其他许多发明一样，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铸铁才可以容易地使用焦炭，才可以利用蒸汽机的抽吸把空气鼓入熔炉。[33]
纽科门的蒸汽机在采矿和炼铁上替代了水轮机和风箱，这是无止境替代的第一波。这些机器需要耗费大量的化石燃料，但是英国有很多煤。这就意味着蒸汽机必须在英国中心靠近煤田的地方使用。经济学家把这种企业集中在煤矿周围的现象称为集聚经济。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工房聚集在一起，它们就可以利用同一批技术工人、同一项专业服务，还有价格更低的原材料，这是燃料限制产生的一个意外但有益的后果。[34]1800年，英国共有1600台纽科门发动机在运转；比利时有100台；法国有45台。荷兰、俄罗斯和德国有一些，葡萄牙和意大利没有。[35]在煤炭稀缺的地方，如果想让蒸汽机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需要一些新要素，但在此期间，纽科门机器成功地解决了煤矿的排水问题，使英国因其81%的开采量，成为欧洲主要的矿业中心。
苏格兰的仪器制造商瓦特因为修理纽科门发动机，而进入了我们的历史画面。这次遭遇激发他成了一名机械工程师。瓦特自学成才，消化吸收了他从认识的格拉斯哥学者那里学到的所有知识。他一生都热衷阅读和收藏图书。[36]瓦特以实验科学家的精准度要求不断尝试，苦思冥想如何解决纽科门发动机的气缸在加热、冷却、再加热的过程中产生可怕的蒸汽浪费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他设计了一个冷凝器，可以把蒸汽排到一个独立但连通的小室内。1769年，他为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与利用蒸汽的力量移动物体一样，冷凝器也利用了自然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大气压力。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瓦特一直都在制造蒸汽机，培训蒸汽工程师，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伯明翰的工厂里度过，不断优化改良他的设计，正如一位学者近期的评论，他说瓦特把蒸汽机从“粗笨的装置变成了工业动力的通用来源”。
18世纪晚期，瓦特模型的平均容量是水轮机的五倍，而且它们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37]一匹马的力量是一个人的十倍多。瓦特从这个统计数据入手，确定了人工能源的计量单位。一马力相当于在1秒内将550镑的重物举高1英尺，约为750瓦特。瓦特的儿子是看出蒸汽发动机发展潜力的实业家。凭借父亲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对他的勤勉指导，小瓦特专心致志地为船舶设计引擎，19世纪10年代，一群美国人正在急切地寻找可以载运旅客和货物沿哈德逊河逆流而上并且通过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方法。从蒸汽船到铁路是明显的接续步骤，19世纪20年代，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发明了铁路。瓦特和他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为各种可能的工业应用生产了数百种发动机，到1819年，瓦特去世的那一年，他们生产发动机的种类已经过千。他们对自己的专利极力保护，而且与许多发明家不同，他们成功地依靠自己的独创性设计赚到了钱。获取专利的过程常常就像是一场超越障碍的训练。更令人吃惊的是，瓦特同时代的人看出了他成就的征兆。
改良的纺织和制陶
19世纪20年代标志着蒸汽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大气层、生物圈、水圈和地表。100年前，世界人口开始增长，到20世纪末达到了顶峰。越来越多的嘴要吃饭、身体要穿衣、家庭要住所，工厂要燃料，对长期不为人知的化石燃料的贪欲部分地推动了人口膨胀。回顾历史，无数工业技术次第产生的意外后果带来的级联效应非常可怕。又过了一个半世纪，人们才意识到，数亿两足动物集体行为的影响已经跨越了地方和区域的限制，波及全球。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从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到20世纪，人工能源使劳动者的效率提高了200多倍。一位专家计算过，全球产量仅在20世纪就增长了40倍。[38]但要不是19世纪，工程师不断改良瓦特蒸汽机的设计，积聚了力量，今天也不会取得这样的进步。
利用蒸汽制作美丽的物品也变得容易起来。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一直从中国进口瓷器。这些精美的器物让欧洲陶器作坊生产的笨重陶器自愧不如。欧洲的陶器匠人认为他们也可以制作精美的器具。18世纪的最后25年，法国赛夫尔、里摩日以及英国斯塔福德郡的公司接受了这个挑战，研究制作媲美中国的瓷器。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领导了这次工作。韦奇伍德出生在一个窑匠家庭，他从小就熟悉斯塔福德郡陶器作坊的日常组织。当时，工人买走工艺品大多数是为了守夜、婚礼、参加集市，以及酒醉撒酒疯。陶匠的工作时间并不规律，大陶匠通常都经营一家作坊，有八九个雇用工和学徒，没有多少有工头。每个陶匠都知道大部分把黏土捏成锅的手法，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并不关心成功。作为工业化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韦奇伍德将这些特点看成是改革的挑战。
韦奇伍德像科学家、艺术家和工头一样对待陶器制作。他尝试使用混合了金属氧化物的黏土和石英，并且发明了测量箱温的高温计。他使皇室家族使用的奶油色陶器更加完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因为他组织工厂生产和把雇员塑造成行家里手的才能如同他把黏土制成盘子、碗和杯子一样神奇。韦奇伍德非常有远见卓识，他会想象理想的样子是什么，然后竭尽全力去实现它。他打破了陶器作坊惯常的工作程序，把不同的生产线安排在单独的房间，原来需要完成所有工作的制陶工现在只专注于一项任务。举例来说，韦奇伍德工厂生产一件彩色陶器，油漆工、打磨工、印刷工、衬层工、兴边工、磨光工和擦洗工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一起工作，而建模师、制模工、消防员、搬运工和包装工则属于所有部门。[39]
韦奇伍德理解工人在面对工资单时表现出的复杂的人性，他利用工资单把他们塑造成了现代劳动力。他用铃声和钟声向工人灌输守时的观念。他根据准确的记录惩罚不听话的工人。他将女工引入了工厂，尽管男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女工，但这个举动还是激怒了他的男性员工。他不能容忍父辈闲散的工作习惯，但他很注意工人的物质需要，他付给他们高工资，关心他们的健康，并且建造房屋来代替他们曾经居住的临时小屋。
韦奇伍德在英国西北部建立新工厂不久，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就订购了1000件著名的奶油色陶器。当得知女皇想要在她的盘和碗上饰以如画的风景，绘出古代遗迹和华厦，韦奇伍德才意识到他没有从事这类工作的艺术家；而且他要培训这样的人也很不容易。他给女皇送去了952个餐具，总算应付了过去。这次死里逃生说服他开办了一所学校，开始从小培养设计师和装饰工。长远来看，把青少年塑造成技艺高超的男女匠人，这或许是他意愿的最好证明。去过中国的游客在报道中惊讶地表示，中国工厂生产出来的每一个盘子都要经过70双不同的手。韦奇伍德的工厂组织和中国这种极致的劳动分工之间有一定的区别，虽然韦奇伍德在意质量，但他仍然坚持效率。[40]
18世纪最后几十年，韦奇伍德用船将大量的奶油色陶器、黑色玄武岩系列和碧玉器皿运送到波兰、丹麦、意大利、南非、德国、法国和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他是当时陶器制作风格、工艺、釉料、材料和生产设施的标杆。18世纪末，他在陶器作坊安装了蒸气发动机，现代陶器行业就此诞生。18世纪90年代，韦奇伍德为英国修造运河的狂潮推波助澜，成了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之间相互加强的早期证明。[41]自然宠爱英国，让它拥有了许多河流；运河使这些水路运输变得更加便利。
与韦奇伍德出场之前的斯塔福德郡陶器作坊一样，英国纺织业也墨守着旧式的生产程序。虽然水力运转的工厂聚集了一些工人，但是许多人仍然在家人和学徒的帮助下在家工作。铁匠和钟表匠用木材和一些铁零件打造工具。[42]纺织业是工业化时机成熟的行业，棉花是最有成功希望的织物原料。它的纤维比羊毛、丝绸和亚麻更容易处理，而且市场空间巨大。工业化的目标是将纺织工和编织工的手和手臂的动作实现机械化。
四人独立工作，分别用珍妮纺纱机、走锭纺纱机和动力织机进行织造，所有这些发明都是为了加快羊毛捻线、线织布的生产过程。这些发明不同的成功成了它们的发明者各异的命运缩影。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和托马斯·阿克莱特（Thomas Arkwright）设计了珍妮纺纱机，这是一个简单的装置，通过一个轮子的旋转带动多个纺锤。一旦它开始运转，带动的纺锤很快就会从8个增加到80个。哈格里夫斯是一名纺织工人，但阿克莱特与投资者的关系更好，他成功地开办了一家工厂，把600名工人带到了同一屋檐下，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埃德蒙德·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乡村牧师，在拜访了一家棉花纺织厂后，他也投身于织造工艺。一年后，也就是1785年，卡特赖特申请了动力织机的专利，它主要是利用蒸汽动力运转普通织机。动力织机是现代织机的原型。卡特赖特开的织布厂最终还是破产了。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发明了走锭纺纱机，顾名思义，它是珍妮纺纱机和动力织机两项发明的结合。但因为克朗普顿实在太穷了，支付不起申请专利的费用，所以他不得不卖掉走锭纺纱机的专利权。
蒸汽动力是英国纺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棉花织造方面。他们能以低于几乎所有印度和中国制造商的售价卖出产品。棉花市场是全球市场，英国的面料实在太便宜了，因此打开了世界上许多受保护的市场。棉花销售旺盛使染料也得到了重视，大部分染料产于新大陆。巴西苏木可以提供红色染料，土耳其的茜草植物也可以。人类常常产生各种奇思妙想；有人不经意间发现了墨西哥仙人掌上的一种昆虫，胭脂虫，它的雌虫尸体干燥后呈鲜红色。于是它也出现在了棉花染色的调色板上。靛蓝起源于印度，是一种美丽的渐变蓝。在化学染料时代来临之前，这种颜色非常难得，穿着艳色服装是财富的象征。为数不多的女性创新者之一伊丽莎·卢卡斯·平克尼（Eliza Lucas Pinckney）尝试在南卡罗莱纳州种植槐蓝属植物，结果获得了成功。现在殖民地的两种气候都可以为世界市场生产某种物质：潮湿的地区种植稻米，干燥的土地种植槐蓝属植物。这些鲜艳的染料从奢侈品变成了女店员和她的情郎都能享受的乐趣。普通人现在也可以穿着紫色的衣服，这曾经是专属国王的颜色，但最初穿着紫色衣服还是相当引人侧目。
蒸汽使纺织制造业成了19世纪的主要行业。与甘蔗相比，棉花可以在更多的地方种植，但是种植区域仍然受到限制。直到1793年，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美洲人才开始种植短绒棉。后来，短绒棉的需求飞涨，50年间增加了20倍。随着殖民者和他们的奴隶进入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处女地，曼彻斯特的工厂才最终有了稳定的棉花供应。内战期间，北方成功封锁了运往英国的棉花，因为埃及政府一直在促进棉花生产，英国即向埃及求助。再后来，廉价的电力可以实现长距离的泵水，才使中国以及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种植的棉花能够盈利。但这些对18世纪资本主义的故事来说都是很久以前的记忆。
工厂的外观
工人在酿酒厂、造船厂、高炉、矿山和造纸厂中已经工作了很久。虽然工厂工人仍是现代社会各种劳动大军中的一小部分，但随着纺织制造和制陶的工业化，工厂成了新工业时代的象征。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难忘地称它们为“黑暗邪恶的工厂”。使用水力的工厂散布在英国乡村，但是大多数蒸汽动力的工厂仍聚集在英国中部的煤炭产地周围。工厂是黑暗、肮脏和危险的地方，对员工来说工作条件仅比矿山略好一点。妇女、儿童和男人一起在矿山工作，他们提着满满一篮的煤，走过通风不良的长隧道。无论是水力，还是蒸汽动力，工厂都结束了一家人一起在家工作的自主性。最初，亲属还继续在工厂单位共同工作，但是现在因为要协调工人的日常生产活动，所有者或管理者必须监督员工的表现。机械越来越复杂，而且消费者坚持要求标准产品，这使监督变得越来越重要。[43]雇主把工人带到一个地方，强制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这在19世纪是惯例。
韦奇伍德的成功把就业机会带到了斯塔福德郡。韦奇伍德的有生之年，他的家乡的就业机会增加了5倍，但其他省时的发明让人们丢了饭碗。各种创新大大改变了工人的生活。经济学家认为，长远来看，商品价格下降往往会释放出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最终创造就业机会。疼是短暂的，但许多英国工人用痛来止疼。19世纪20年代，约克郡的工人砸毁了剪羊毛机，他们的家庭以前世代都在剪羊毛，但是剪羊毛机的出现逐渐瓦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以早期的反对者内德·勒德（Ned Lud）之名向机器宣战，这些勒德分子违反了严肃的工作制度，放弃了工作场所的舒适与欢乐。
实际上，英国西部的羊毛布料生产商很早就开始竭力阻止服装商引进珍妮纺纱机。珍妮纺纱机来势汹汹，一台可以完成20台老式纺纱机的工作。这些手艺人摆出了对羊毛贸易监管的悠久传统，他们呼吁议会执行这些世代记载的法律。经过10年的请愿、游说和时事评议，羊毛料生产商最终获得了议会的质询。这些工人一直在努力维持古老且稳定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的雇主想节约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工人重新提起抑制创新的一次荣誉规则，制造商却认为这些过时的法律总是弄巧成拙。对传统与改革之间、连续与变化之间的长年论战来说，这是一次新的转折。
1809年，议会废止了约束布料贸易的旧法令。两年后，勒德分子的战斗精神鼓舞了英国广袤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布料生产商砸了织袜机，农场工人则攻击了另一项发明，用钢球挖掘排水渠的鼹鼠犁。顾名思义，这种工具能像鼹鼠一样挖出一条小道，因为鼹鼠只在地下活动，所以它们略微地增加了污垢。政府为了平息农村的暴动，派出了一支由1200名士兵组成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支更壮大的队伍则在威灵顿公爵的率领下，去西班牙对抗拿破仑了。资本主义的罪状上已经列出了几百条，议会穷追不舍地又在这张罪状上加了一条，勒德运动。在工业革命发生的这一个世纪，勒德运动有超过400例针对英国工作场所的工作节奏和范围变化的直接行动。对财产的毁坏激起了地主、制造商、金融家和贸易商的狂怒反应，而他们才是牢牢掌控着英国政府的一群人。1846～1848年爱尔兰的饥荒使支撑法律的控制方式和价值观现出了原形。几十万男女老幼正在挨饿，爱尔兰却把粮食运往富裕的英格兰，因为法律不允许当地人用在外地主土地上生长的粮食来养活自己。[44]
对创新的零星的抵抗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从砸机器发展到了暴乱威胁。19世纪30年代，“舰长之舞”（The Captain Swing）的示威延迟了打谷机的使用。而排字工人、锯木匠以及从事鞋靴贸易的人与机械化的战斗则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除了技术创新，农场工人还有更多的抗议内容，比如使用爱尔兰劳工，还有济贫法的执行方式。[45]工人反应的返祖现象通常强调的是他们有关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真正不满总是得不到重视。
技术通常体现为减轻了苦差事，可实际上工业任务的必要协调、持续的噪音，以及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发生事故的紧张心情，这些都使体力劳动更加讨厌。高压成了工作的常态，不仅因为机械的运转，而且因为机器的所有者总是希望资本投资能获得最大的回报。矿井越挖越深，爆炸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机械化的工作使工人的肺里充满了污物。[46]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表现的情况下，工人会利用特别手段，仔细聆听叮当作响的金属发出的噪音。他们以错误的速度运转机器。他们忽略了颠覆自己工作生活的工具。机器的使用减少了生产所需的人力，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因此增加了。工人协会几经努力寻找机械化的替代方案，最终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机器上。男男女女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不得不适应比先辈们更加繁重的工作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人参与的攻击性的运动更多的是防卫战斗，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得生活，抗议者却屡次赢得了让步。公众常常会站在他们一边，因为他们手握着传统。议会撤销了太平绅士调整工资的权力，法律保护对工人有利有弊。家长式作风的统治时代为进步的时代让出了位置，而一个想法牢牢抓住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想象力。很少有媒体在面向大众时是代表工人的立场，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刁钻地评论说，制造商绝不会为了吃饭而齐聚一堂，但是他们决定了工资数额。雇主很容易订立非正式协议，但是如果工人施压要求让步，那么他们就抵触了反对阴谋的法律。又过了一个世纪，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才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劳动者才可以享受到工业化为工作和家庭带来的好处。
科技进步的智力影响
人们可以用他们喜欢的英国品质来解释英国的工业发展——高工资和低燃料成本、稳定的土地所有权、农业技术改进、低税收、城市的崛起和科学文化——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承认，所有这些元素都是互相加强的呢？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发明掺杂着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就像基因一样，利用它们的反馈机制交互作用，才实现了这一生产过程的革命。一些人强调财务动机如何激发人们发明了省力机器，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培养利于经济企业发展的态度是英国优势的主要部分。这些企业中，许多都可追溯到17世纪政治动荡结束之时。
每一代“风云人物”选择的毕生事业都与他们年轻时形成的价值观存在很大关系。如果瓦特出生在前一个世纪的英国，他很可能会投身于英国国教的改革——不过或许他已经达到了这项事业的巅峰，因为威斯敏斯特教堂现在就放置着一座他的巨大雕像。[47]18世纪，有天赋的年轻人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倾注在了工业发明上，有时他们也可以名利双收。而且事实上，这几代人确实人才辈出，持续了工业的发展。他们还是合作的竞争者，虽然渴望注册专利，但是更兴奋的是分享工作的灵感。发明的才能在许多家族延续了下去，比如瓦特家族和莫兹利家族。
18世纪，即使不确定，但创新是资本主义背后的秘密的活力第一次变得那么明显。我说“不确定”，是因为没有办法强迫创新。当然，创新可以鼓励，有些文化显然更能培育创新，但是创新的想法只会在某个特定大脑的隐秘角落生根发芽。大多数发明家都是自学成才，这一点令人吃惊。这些人不仅是能工巧匠，可以用自己如何使用滑轮、齿轮、轴、槽楔、飞轮和杠杆的知识改良既有的机器，而且像R.罗伯茨（Richard Roberts）和J.默瑟（John Mercer）这样真正的天才还自学了力学方面的科学文献。1825年，罗伯茨使纺纱机实现了自动化，这项革新一直持续使用到20世纪；默瑟开创了棉布印花的工序，其中包括可以使布料具有抗拉强度的丝光处理。[48]
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
18世纪，在对欧洲社会的变革至关重要的思想剧中，法国和英国有着迷人的关系。英国人以全新社会的姿态走进了这个世纪，这个新社会放弃了审查制度，并且在国王、贵族和平民之中进行了权力分配，用平衡宪法代替了政治专制主义（下议院并不完全代表普通民众。下议院成员积累的财富比贵族还多，但下议院仍是人民的象征）。而在法国，晦涩难懂的法律使想成为企业家的人陷入了困境。工人和农民都拥有阻碍经济发展的特权。无论是一个省、一位贵族、一项个人拥有的可继承的垄断权，还是一家企业、社会的绝大部分都可以抵抗一个名叫改变的怪物。
直到1787年，垂死的法国君主制仍坚持它不受制衡的权力，空虚的国库迫使国王召集了旧议会。这个议会差不多有两个世纪没召集过了，于是它迅速地变成了国民大会。这致命的一步使国家突然陷入了革命。也正是这一幕突破了羁绊、繁文缛节、许可证，还有注册公司的信件——使法国这个强大的巨人从所有拴住它的侏儒中突围而出。19世纪，法国奋起直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的人均资本财富已经与英国不相上下。
法国革命的激进吓坏了大多数的英国人，他们享受了几代的经济繁荣，现在对任何惹是生非的行为都感到十分恐惧。这种保守主义影响了英国社会的所有阶层。比如，听说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赞同1794年的法国革命，一群暴徒居然摧毁了他的房子。他因此逃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郊区。这一个世纪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不过在很多方面英国一直是法国革命的缘由。法国人阅读了英国的历史，研究过牛顿和洛克，他们看到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开放、好奇、雄心勃勃、勤勉，从而催生了他们认为旧政权需要改革的想法，这个想法甚至比他们的初衷更重要。[49]
基础环境的明显变化对想象力的作用就像是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一样肯定。特别强烈的好奇心吸引西欧国家走上了创新之路，随着人们越来越漠视惯常做法，这条路也越走越宽。欧洲人在人类发明的广阔大道上遇见了他们自己，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宇宙。这样的实现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不符合他们的宗教传统。世界似乎不再是被研究且被崇尚的天成之物，而是被改进的在制品。
1776年，两本出版物和一份意外的文件对资本主义历史具有关键的影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还有美国的《独立宣言》。斯密认为经济应该摆脱政府干预。他用大量有说服力的细节详述了他主张的“自然自由明显又单一的系统”。支持他这一经济想法的是一个人类行为的模型，这个模型明确地打破了人是不可预测、反复无常而又不负责任的传统观念。读一读他的话可以证明一个论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性、经常性和不断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大原因。”斯密还坚持认为：“促进保留的原则是改善我们条件的愿望，这种愿望尽管通常平静且不带感情，但与生俱来，而且直到我们走向坟墓才会离开我们。”[50]
正如牛顿看出了纷繁复杂的行星、流星和星辰等背后的一致性一样，斯密也发现了五花八门的商业交易中的稳定性，正是这些交易组成了市场。他描述的经济宇宙不受国家法律的限制，反而是国家受制于它的法律。斯密写道，以工业化告终的发明才刚刚开始，但已经有足够多的改进可以让他预言未来。
亚当·斯密推理的依据是意外后果定律，这是苏格兰哲学家一个有趣的洞见，他解释了自私自利的个人的意志如何支配行为，但是产生的结果对群体有益。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它用竞争把利润动机变成了一股正义的力量。斯密解释，“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51]这个概念有助于加深以下印象，即现实往往掩盖在表象之下。斯密一生都在面对他的事业发展，1723～1790年，有抱负的年轻面包师如果想找资金自己开店，与既有的竞争者进行有效的竞争还相对容易。后来，资本越来越集中，“看不见的手”很难再施展它的灵活性。
亚当·斯密和他的苏格兰同事提出了一段有关人类历史的推测性假说，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最早是从狩猎和采野果开始，后来演变为游牧，再发展为定居的农民，最终形成了商业社会。而发现南美和北美的土著民族仍在狩猎和采野果，这一显著的观察事实有助于证实苏格兰人的假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是逐步改变的缓慢过程，而不是历史书上所说的，是偶然事件和大人物推动了历史前进。亚当·斯密谨慎地结合了经济事实，提出了一些主张，他认为人类是始终如一、纪律严明并且有合作精神的市场参与者，自然法则管理着自发性活动的领域，因为人类的品质非常可靠。
苏格兰人断言，人类历史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它没有在变化的周期中摇摆不定，相反的，是累积的不可逆转的改进的形态在推动新方向上的事件发展。时间随着人类历史一起在发展，这发展不仅只有变化。这一认识改变了欧洲人看待过去和未来的立场。伊甸园时刻提醒着基督徒，他们生活得很堕落，而文艺复兴则赞颂了古希腊。传统的周期变化的概念把人类生活与可观测的周期连在一起，从出生、茁壮成长到成熟，然后是不可避免的衰弱和死亡。而现在，因为时间都分配在了可靠的进程、序列模式和不可逆的轨迹中，所有人类活动的小溪流都可以看着汇入发展的大河，不过直到19世纪，货币这个术语才出现。一旦不可避免的退化这种辛酸的故事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时，发展的新脚本就会占据想象的空间。恐惧为希望腾出了空间。
托马斯·潘恩是希望最成功的代言人之一。1773年，潘恩移居宾夕法尼亚州，他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写了一本叫《常识》的书。他是一位难以征服的偶像破坏者和充满激情的斗士，他认为改革不只是能让雇主和地主获益，对普通男女也有好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攻击了英国人为之骄傲的平衡宪法的整体概念。他评述英国宪法是“在黑暗的奴隶时代建立的，所以它是光荣的”，潘恩诋毁了过去。他大方地引用圣经来解释国王为什么会把人遣往以色列以示惩罚。他把社会——后来，社会成为一个新单词和新概念——和政府进行了比较。社会源于自治组织，是奖励者，而政府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讨人厌的惩罚者。潘恩认为商业是战争的另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描述商业是“温和的方法”，把商业“同国防结合起来，我们的兵力和财富可以互相发生有利的作用”。[52]
潘恩停下了笔，不再继续写煽动性的传单，他全心全意地开始设计一座铁桥，后来这座桥落成了。为了满足自己对经济进步的热情，他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政治讲坛。他主要抨击贵族社会的残余的不公，而不是工业社会的新弊端。他的作品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仅因为他推动美洲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控制，而且因为他也攻击了传统，这才是他受欢迎的原因。像潘恩这样的人钦佩创业型经济，因为它向人才开放，而不是为具有继承地位的人保留坐席。这在今天仍是事实，只是如今获得资金更难一些。
旧敌的威胁渐渐消失——至少它们已经消失在想象里。潘恩继续猛烈地抨击英国贵族，同时，新实业家更进一步地巩固了他们的权力。这个时代，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很多自由。19世纪，工厂主这个新固化的强大阶级为了行使他们的控制权，毫无缘由地随意利用着他们手中雇用和解雇的权利。他们拒绝接受工人与他们拥有同等自由的想法，他们使私有制成了额外的社会福利。因为工人试图在老板的私有财产上成立组织，而法律却保护他们，所以工厂主往往将工人运动视为对自由的攻击。对其他人而言，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就安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等问题旷日持久的战争反驳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毫无疑问，这种结合确实曾经出现过，当时资本家正在对抗顽固的地主阶级。
18世纪，很明显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方式的累积影响正在形成体系。组织生产追求的是利润的回报，而不是为社会生存提供补给。在政府当局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并且自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这些个人决策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对价格设定意义非凡的经济现实。信息以价格、利率或租金的形式在非正式的沟通网络中流动，进而影响了其他参与者的选择。雇主代替风俗习惯，组织人们完成工作任务。通过客观的市场运作，那些赚了钱的人获得了个人权力。强大的教会和地主阶级仍在不断地施加影响，但是他们也时常向那些在经济领域拥有权力的人低头。
我们追查了美国的工业化轨迹，发现工业化在奴隶制中也参过一脚。奴隶制在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主导部门——纺织制造业的转型中发挥了战略作用。19世纪，美国北方和南方形成了某种兼容的经济关系。北方的制造商为南方的种植园主提供衣服、木材和工具，而南方的种植园主则把他们的资本集中在棉花生产上。19世纪50年代以前，棉花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如果没有来自南方奴隶制的利润，美国经济肯定会发展得慢一些，但本质上，节奏慢并不是不前进。
对工薪阶层的自由的限制通常很难发现，但是奴隶制的锁链实在太过明显。我在这一章的开始就已经将加勒比地区糖料种植园对奴隶劳工的剥削与导致工业革命的发明联系在了一起。物质与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由相同的利润动机驱动，并且利用的是相同的资金，但是到18世纪末，它们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在历史上知识发展最丰富的一段时期，国内出现了工业创新；而奴隶制在视线之外偏远落后的地方一派繁荣，但也并未被完全遗忘。情感进一步划分了物质与文化。国内的社会进步充分证明，神奇的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曾为大西洋奴隶制度创造过机会的沉睡的良知。
推进人权事业的原因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鼓舞了18世纪的两代改革者。[53]许多新主张呼吁关注人们和他们演变的本性。当时，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丰富的食品货架、大量的布料、瓷器、书籍、工具和橱窗展示的小玩意儿上，而在此之前，这个可能的——这个可能性随着时间不断加大——有利的变化已经舞动了起来。过去一再重演，这一点似乎非常肯定，现在所有人都在憧憬未来。
道德持续发酵，人道主义的新精神感染了西欧大众的想象。好奇心做出了新承诺，受启发的组织转而发起了政治运动。论战的宣传册、奴隶的回忆录、贸易参与者的见证将锁链下非洲人的形象生动地推上了前台。很明显，为自由而战与坚持奴隶制之间的矛盾令美国革命领袖和他们的英国对手非常尴尬。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有关“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普遍权利上与英国决裂。《独立宣言》发表四年后，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废除了奴隶制。根据《十三州邦联宪法》，宾夕法尼亚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州，所以它成了第一个证明像圣经一样古老的体制可以通过民选立法机关的作用而和平结束的政府。
北方的其他州跟随宾夕法尼亚州进入了新时代。1801年，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的州界，梅森—迪克森线成为美国自由和奴隶劳动之间分化的象征。北方各州逐步地废止法律强制规定，某一特定日期以后出生的奴隶，只要年龄到了25岁、26岁或28岁，就可以获得自由。而在南方，反对奴隶制的社团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奴隶制因利润丰厚的棉花种植又维持了40年。英国人总是把法令应用在远离母国的属地岛屿，而美国的北方人则不同，他们和解放的奴隶生活在一起。北方各州的奴隶远比南方的要少，但是据估计，奴隶在曼哈顿的劳动人口中仍能占到1/4。纽约的法律否认了持有人类财产的合法性，构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私有财产的和平入侵。1868年，美国内战使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第十四条修正案》进入了联邦宪法。如果有人还在怀疑平凡世界中的思想是否具有力量，看看结束奴隶制的运动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