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早期，公众的目光都集中在携带着革命思想穿越欧洲大陆的拿破仑的军队上。但是同一年士气不断高涨的英国工业化是更持久的革命，因为工业化的基础是之前两个世纪的农业和贸易的进步。一个集成的现代经济正在形成。英国技术突破的效益直到19世纪才物化为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此前，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就已经非常明显了。近2/3的英国人在制造业、零售业和运输业找到了工作，城市人口不断膨胀。伦敦成为闪闪发光的金融、贸易和时尚的世界之都，它也是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聚集了很多社团会议、示威、剧院，以及大大小小的流行杂志。
英国虽然被剥夺了大陆美洲殖民地，但仍保留了卓越的海运力量，还有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印度等殖民地。当时的人看到“太阳永远照耀着大英帝国”时，他们明白了它的全球影响力。工业化刺激了对原材料的控制，因为原材料可以带回国加工成制成品。英国失去的大陆美洲殖民地变成了独立的美国，英国从此把注意力转向了印度，这提升了英国的南非海军基地的重要性。
然而资本主义历史19世纪的这一篇章并没有关注英国的成功，而是讲述了德国与美国如何绕过英国，在世界经济体中遥遥领先。这个故事在许多方面都有悖常理，因为英国早已建立了自由贸易，并且不遗余力地把其他国家带入了以它的银行和产品为中心的全球商务。德国与美国通过设置关税保护了民族产业，从而阻隔了英国的磁力，创建了韦伯所描述的“封闭的民族国家，使资本主义有了发展的机会”。[1]
居住在人迹罕至地区的移民很少是直接搬去的。在没有地图和视觉线索的情况下，他们四处流浪，走入过死胡同，徘徊在枯井旁。创新者到达了没人去过的地方，他们不再害怕竞争。当其他人决定追随成功的拓荒者时，他们的路线就会更直接。在德国与美国的例子中，它们不断现代化的农业和工业也成为创建国家的部分推力。它们的前进运动表明，资本主义不是英国的越轨，而是世界历史的新阶段。19世纪伊始，人们预计进一步的改变即将到来，未来不再是盲目地复制过去。
英国的邻居（或竞争对手）感觉到了追随榜样的巨大压力，因为古老的政治力量、军事实力现在都依赖于工业能力。挑战者必须先搞清楚英国如何创造了它的神奇机器，它们寻找答案的唯一选择是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一些社会与西欧的财富和战争决策中心充分隔离，只要它们不被拉入大英帝国，它们可以忽视英国的收获。但与英国比邻的国家却不能忽略英国的举动。
其他人一旦见过英国惊人的新机器，很可能就想复制它们。盗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私人投资者和英国官员，但英国是非常开放的社会，所以对保守秘密并不是很在行。蒸汽机对制造工具和纺棉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革新，这吸引了来自法国、德国，甚至英国原美洲殖民地的间谍。这些国家的任务相同：找出是什么把传统的手工作坊变成了生产力空前的制造工厂。英国禁止技术工人移居国外，但是18世纪，法国居然说服了差不多1000名英国的工厂操作工移民。[2]虽然英国的专利机器不能合法出口，但是德国可以走私机器，或者从比利时购买。记忆超群的美国人考察完英国工厂后就复制了它们。英国工人有时也会离开自己的国家，在他们的新家园复制机器的生产流水线，正是这些机器改变了英国制造业的面貌和生产速度。
许多国家都开办了纺纱厂，但是事实证明，英国成功的原因不只是机器。英国管理者和工人的灵活度和效率也应该效仿。不过这是文化问题，难以复制。早期工业革命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没有国家的纺织品产量可以追得上英国。尽管它们的工人工资远远低于英国，但是法国与德国都没能成功地利用这种成本优势。1811年，英国运转着世界40%的棉纺锭。同样高工资的加拿大与美国运转着另外22%的棉纺锭，而剩余38%的棉纺锭分散在德国、法国、俄罗斯、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印度、日本、中国和墨西哥！这是一项惊人的记录，是机械设计和工人专业技能的一次胜利。[3]几乎同一时期，1780～1830年，英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而它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近300%——这是惊人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大多数时间，英国还在和法国打仗。
始于1701年的蒸汽机开启的创造力在英国一刻不停地向前发展。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准备为她的人民的聪明才智举行庆祝仪式。在阿尔伯特亲王的赞助下，“工业作品”的伟大展览在一座惊人的建筑里举行，这座建筑是以钢铁为框架，由玻璃构筑而成。游客可以在这座水晶宫殿中，观看到从世界各地煤矿、码头、办公室、厨房、工厂和实验室收集的13000件发明。这次展览的隐形英雄是“发明家”“艺术家”和“作家”，他们成为新的浪漫主义人物。这次吸人眼球的工业成果展览的持久影响是让人们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所有人似乎都在无情地向伟大的科技成就靠近。19世纪和20世纪初，神奇机器的出现让当时的人眼花缭乱，他们无法想象先辈们为什么没有竭尽全力早点进入机器时代。
历史书开始把工业化描述成人类的普遍目标。古希腊的辉煌和十字军的狂热等曾使欧洲人着迷的过去都悄悄溜进了阴影里。作家不无优越感地认为，现代以前出生的人非常不幸。人们经常把工业化比喻成一个目的地，好比一座伟大的城市，男男女女一直都在向它靠近，虽然他们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就像我们同样也不能预料22世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一历史展望直至20世纪晚期才逐渐淡去，作家开始提及“后工业化社会”。现代化已达成，很明显，人类生活正带着新愿望和新忧虑在继续向前。
一段好奇的历史被缓慢地写入了资本主义，因为煤矿里的马拉轨道车变成了轰隆隆穿越世界大陆的铁路机车，这个转变笼罩着必然性的迷雾。人们为这一从未减弱的改进找到了一个名字——进步。早期的“进步”只表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比如“乡村的进步”。现在，这个词有了新含义。进步扰动了过去和未来指定的价值。变化不再使人害怕；变化确认了进步。
水晶宫展览后的20年里，德国与美国超越了伟大的开创者，在资本主义的持续行进中走到了队首。1850年，美国蒸汽动力的规模超过了英国，到1870年，美国已经远远把英国抛在了后面，不到十年，德国也大步赶了上来。如果把钢铁产量作为另一项衡量标准，1886年，美国的钢铁产量超越了英国；7年后，德国的钢铁产量也超过了英国。其他指标的对比也有同样的变化。[4]而且德国人与美国人的发展成果不只是喷吐烟气和蒸汽（炼钢和蒸汽机应用）。他们还在化学、电力和内燃机上开始了新一波的创新。震惊世界两个世纪的领跑者头一次落后了——不只是生产能力，创造力也被比下去了。工业后来者的优势是更新的设备以及尚未使用的资本。它们的农场不断缩减工人，满足了实业家的劳动力需求。大英帝国的陨落与它的技术成就达到顶峰一样，似乎有悖常理，但是这段历史追寻的是资本主义无情的革命，而不是编目它的各种成功。
德国与美国并不相似，经济成功是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工业化的关键要素一旦显现，就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文化差异。这两个不同国家的成功的经济发展轨迹告诫我们，经济成功不依赖于同一个公式。但是超越领跑者需要有一些特别的天赋。美国是经济优势明显的竞争者。当美国还接受英国的殖民指导时，当地的殖民者就已经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能力，将他们的经济冒险整合进了欧洲商业的大计划。独立使他们跳脱了英国指定的渠道，也解放了他们的商业智慧。如果拂去传统和继承特权这层厚厚的尘土，德国也具有大量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德国在物质和文化上都有优势：重要的自然资源、促进科技进步的教育体系，还有以技能和自律为傲的劳动人口。
对美国来说，经济进步的推力成了这个新兴民族性格的一部分。美国人赞美他们的进取心和效率，认为这是他们区别于衰败的封建欧洲的一种方式。美国人缺少强大的贵族传统，他们珍视无畏的品质，往往夸张地讲述着其他国家死抓住过去不放的故事。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美国总人口接近400万，大多数是适应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地球几乎最肥沃的土地上。他们在来到这个国度的途中，发现了丰富的煤、铁、黄金和石油。第一次人口普查还统计出了75万多名被奴役的人口。随着轧棉机的发明，整个地区种植的短绒棉都开始赚钱，奴隶的价值因此飙升。由此，革命理想燃起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整个南方的奴隶制并没有衰落。
1789年，美国通过了一项宪法，旨在联合十三个半自治州，创建一个国家。同一年，德国还只是个称呼，而不是一个国家。德意志在地理上包括奥地利在内的三百多个独立的王国、公国、自治市。民族主义助长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在德意志，许多不同经济体现代化的任务为创立国家提供了手段。美国人曾经遭受过被殖民的痛苦，习惯了扮演母国的小配角。德国则承担着它的邻居——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俄罗斯、西班牙和葡萄牙——关系长期破裂的责任，获得了强大的民族认同。整个19世纪，民族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美国和德国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走上了国家建设之路。这个驱动力为经济努力增加了道义与浪漫的美感。
德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余威。拿破仑把革命军队磨炼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19世纪头10年，拿破仑在所有他征服的地方都实施了体制改革，他的现代化冲劲跟随他的军队一起，在欧洲大地上转战南北。自公元800年起，神圣罗马帝国就与中欧德语区的国家结成了松散的联盟，而拿破仑却抹去了它的名字。他在神圣罗马帝国原来的版图上建立了包括奥地利在内的三十九州省的联盟。拿破仑的遗赠和奥属尼德兰这个小镇的名字被人们长久铭记于心，就是在这个小镇上，拿破仑落败。
滑铁卢后，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议，创建了称为欧洲协调机制（Concert of Europe）的独特实体。法国大革命的过激行为令人胆寒，所以为了打败拿破仑，甚至以前的敌人都联合了起来。在维也纳会议上，精疲力竭的参与国主要使用外交手段完成了周边土地的分配，从而实现了某种权力的平衡。一个世纪的敌对行动使和平看似值得用一些牺牲来换取。英国人成功地借他人之口讨伐了奴隶贸易，但是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仍是安抚欧洲大陆。一切并没有回到过去，所以保守派唯有维持他们的现状。他们指责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想煽动了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代表了对宗教、家庭和执政当局的攻击。这一教训非常明确：人们需要铁腕，而且这只手最好隶属于高贵的传统。后革命保守派并不想换一套更好的理念；他们希望完全地消除政治思想，更好地依靠习俗，遵循服从的习惯。
在学习曲线的另一边，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从法国大革命的信条中择优选择了非常适合他们改革概念的新事物。他们厌恶拿破仑的狂妄自大，但是赞同他合理化的法律。他们倡导自然权利，并且增加了一项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承诺。他们也支持更广泛的选举权，以抵消拿破仑的失败重新授予贵族的影响力。在德国，现状的坚定捍卫者和开明代表之间开始了第二回 合的对峙。只是现在，这个对峙不再是两组想法之间的争辩，而是自由派与贵族之间的角力，正是这些贵族策划了维也纳会议。[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尤其是普鲁士王国，获得了两个城市和富含铁矿的鲁尔谷，它们走出了欧洲的长期创伤，成为胜利的一方。不过，和意大利一样，“德意志”仍代表着公爵领地、封邑和独立城市的集合体。
经济发展和德国国籍
德意志各州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因为它们是拼接的百衲衣，而不是国家之毯包裹的集团。350个德国公国缺少统一的度量衡、消费税、公路通行权、商业惯例，更不用说统一的货币、银行机构和免费运输。自治城市并没有推动商业，而是担起了教会、大学或王室法院等行政中心的角色。特别是在普鲁士，它的军队控制着大部分的公共基金，各处的行政开支都是臃肿的。18、19世纪虽然英国的农业改良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贫困的农奴仍在田里劳作。[6]
法国人惊人地在一夜之间立法废除了压在农民身上沉重的封建税。但是德国花了很长时间才结束了农奴制——1807年，普鲁士废除了农奴制，而萨克森直到1832年才废除。普鲁士有65%的工人仍在务农，所以重组农村的土地所有权等同于改造整个社会。普鲁士的地主羡慕地看着英国和荷兰仅40%的人口务农，却有如此高的农业收益，他们开始认为，自由的劳动力可能会提高农业产量。政府通过法律解放了所有农奴，同时也用罚金和租金补偿了地主的收入损失。此外，改革还把那些不能有效务农的农奴的土地给了地主。现代读者获悉这些并不会感到震惊，控制政府的地主从刚刚获得自由的农奴手里得到了几十万英亩的土地，这些农奴只能成为自谋生计的农业劳动力。[7]
从农奴制度到自由劳动力的过渡已完成，但德国的西南部地区仍保留着小农场的传统。普鲁士的农场数量翻了一倍，1816年，它的农场不到100万个，1858年，已增加到200多万个。以前拥有足够土地的农奴为自己工作，现在伟大的普鲁士庄园都由无地工人进行耕作。粮食产量直到19世纪末才显著提高。
德国的城市中心并不比农村先进。直到19世纪中叶，公会一直压制着竞争，保有排斥创新的能力。难以逾越的障碍阻止人民、产品和思想在许多行政辖区内流动。只有共同的语言和一度一起在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记忆支撑着德国统一的梦想，但这对于普鲁士的领袖来说已经足够了，普鲁士的军事实力使它有机会成为统一的得胜者。普鲁士有煤、铁、投资者，以及资助经济发展的政治意愿。它的领导人意识到，即使容克贵族讨厌主导贸易的城市中产阶级，但建国之路仍需由商业发展奠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们需要财富来维护军队以及受人尊敬的军事传统。
普鲁士王国集中了成就伟大德意志民族的希望，因为它比另外三大州巴伐利亚、汉诺威和威斯特法利亚加在一起还大。1817年，普鲁士建立了统一的商业联盟，关税同盟。在经济诱因和政治诱因的反复刺激下，它吸引了德意志越来越多的州加入。扩大的内部市场和免受外国竞争的保护措施使一些企业家获益，但是其他地区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只有地方运价能略微缓和一下竞争。关税同盟逐年扩大，主要是因为普鲁士为了争取南方各大州的加入，愿意作出一些财政让步。经济进步仍怀抱着将德国各州合拢成一个国家的希望。
新概念有助于推动德意志的统一。过去，人们认为经济有强有弱，但是现在，由于英国设定了一个远高于以往生产力水平的快节奏，人们开始用先进和落后来形容经济。[8]这一思考经济活动的新视角非常惊人。以前的经济只是简单地包含重复性的古老的任务，哺育人民，生产有用的物品并且交换它们。而现在，经济期望发展，否则就得承担落后的责任。“落后”是与“传统”不同的警钟。落后的概念加剧了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我们非常熟悉线性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渐进运动，所以我们很容易漏掉历史最初的影响。以前，军事实力最重要，尤其是在德意志，处处都是战争的炮火。维持军事基地的高昂成本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保持国际地位的重中之重。而因为英国工业的冉冉升起，财富创造和权力运用交织得越来越紧密。
德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发展提供了刺激。在运河的辅助下，莱茵河、奥得河、威悉河和易北河等大河干道成为德国主要的商业交通动脉。19世纪20年代，轮船出现，更多的运河修建接踵而至，但是德国在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发明是铁路。铁轨上不再是煤矿长期使用的四轮马车，而是由机车牵引着装载货物的车厢，它们上山下坡、穿越平原，驶向港口城市的码头。铁路需要铺设轨道，最好是用标准尺寸。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对铁路进行了完善，铁路就像三个世纪以前的大三角帆船，再次缩短了地点、人和产品之间的时间距离。而在德国与美国，运河都是铁路运输的重要补充。
德意志各州横贯欧洲的中心，连接着现代化的西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以及落后的东部俄罗斯、波兰，还有仍是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巴尔干半岛诸国。德国铁路联起了欧洲的这些部分。铁路建设促使日渐衰落的陆路贸易路线重新繁荣起来，并且刺激了德国邻居的经济——一个国家有东西可卖总是良策。随着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公国加入，关税同盟不断扩大，正好赶上了铁路建设的投机热潮。[9]这就如同技术领域经常发生的一样，一个成果会激发另一个的出现；铁路建设支持了德国的采矿、金属冶炼和机械制造。在法国，铁路以巴黎为中心，向外辐射；在德国，铁路连接了各个工业中心。
与如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不同——“不发达”是20世纪的名词，代替了不友善的形容词“落后”——德国有建设铁路的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和门德尔松家族这样的私人银行家是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它们都是犹太人的公司，这使保守派将反犹主义的毒药注入了经济问题的讨论。其他著名的私人银行都属于胡格诺派教徒。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银行家是局外人，但是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的分支机构和人脉提高了他们为德国工业化筹措资金的能力。金融机构在工业化早期非常重要。资本不是供不应求，而是分散在未受过投资教育的人群里。
普鲁士把奥地利排除在新布局之外非常必要，这样它才可以控制未来的德意志联邦。德意志伟大的建设者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熟练地部署了普鲁士的军队，针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展开了一系列短时战争，从而以他开出的条件赢得了德国的统一。1817年，以普鲁士国王为皇帝的新德意志帝国出现了。圆滑的霍亨索伦王朝推开了权力式微的哈布斯堡帝国，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缩小到了只剩下奥地利和匈牙利。德国实现了统一，成为欧洲的工业巨头。俾斯麦成功地利用“铁血”政策对付了他的自由主义对手，他轻蔑地称他们为只会“演讲和多数决定”的人。
普法战争后，德国除了获得战利品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还得到了法国的大量赔款。富含铁矿的鲁尔谷的并入引发了一次德国内部的大迁移，人们从人口过剩的东部地区迁徙到了工业化的西部地区。随之而来的繁荣证明了大迁移有利于经济发展。而文化差异也再次证明了它的影响力。可以这么说，德国人口比法国人口具有更好的流动性，在法国，分遗产的机会使小儿子坐在家，等待分享父母的财产。而德国人却开始横渡大西洋，在新大陆开创他们的新生活。19世纪中期，美洲900万移民中有80%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他们主要的目的地是美国。[10]
美国的私人倡议
在美国，商业社会在不寻常又极其不同的环境下苦心经营。商业和民主的互动加快了国家的发展。美国人用鲜血和债务为他们的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1789年，长期的经济低迷终于结束了。复苏的经济推动了道路建设、扩大的邮政服务和报纸出版。如果不论大小的话，美国发行的报纸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根据宪法建立的新政府恰巧赶上了经济形势好转的时机。
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认为，亚当·斯密主张经济可以自我调节的观点很疯狂。或许因为汉密尔顿知道，凭借自己的权威和专业知识他可以将革命债务变成资产。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合并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持有的所有欠条。之后，他发行了“股票”来偿还这些债务，并且用特定税作为偿付股息的基金。投资者很快就买完了这些债务。多亏汉密尔顿的财政实力，美国变成了安全的资金存放地。大多数购买了汉密尔顿股票的欧洲人把所得收益继续投入了美国众多的私人企业中。可以说，美国成为金融界的第一个新兴市场。同时，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欧洲战争使美国粮食获得了溢价。粮食的托运人成为交战双方的中立运输公司。
竞争和障碍如果不是压倒性的，就会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刺激。自17世纪以来，北方人一直努力在世界市场中寻找有利的定位，他们发展出了推动资本主义的体制和个人特质，而南方从事大宗生产的种植精英们则在吃老本，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仍然依靠的是特定作物创造的丰厚利润，首先是烟草与稻米，然后是棉花。种植园主挥金如土，他们保留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且尽其所能地遮掩他们依赖奴隶劳动的残酷事实。
拥有奴隶是主人的一种保险政策。1774年，杰斐逊的岳父去世，他继承了135个奴隶，其中包括伊丽莎白·海明斯（Elizabeth Hemings）和她的9个孩子。52年后，杰斐逊去世时，他已拥有70多个海明斯的子孙。惠特尼轧棉机使南方各处都可以种植的短绒棉成为生财作物，奴隶的价值也因此飙升。发明总是在最合适的时机出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纺织厂自此激增。北方人负责供应食品、木材产品和制成品，而南方的专业化加剧了他们对这些物品的需求。为奴隶生产廉价的鞋帽衣袜成为许多拥有较少资源的企业家的创业起点。
奴隶劳动创造的可衡量的财富必须以南方文化资本不可估量的损失为背景来看，他们没有掌握技能，投资机会也没有得到开发。更何况，为了捍卫他人眼里越来越站不住脚的社会制度，这个地区已经无形地耗费了大量的道德资源。1801年，北方各州找到了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方法，1808年，美国宪法开始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随着南方边境的扩张，国内市场的奴隶价格在十年内翻了一番。而对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种植园主来说，土壤衰竭使他们很乐意出售奴隶。
国内的奴隶贸易代表了南方一项伟大的创业活动。由于棉花的过度种植，东部土地开始衰竭，边境的空地成了富矿。南部扩张的新时代里，最大的输家是非洲裔美国人（即奴隶），一旦他们的价值上涨，他们获得解放的机会就会越来越渺茫。在亲友的生拉硬拽下，这些大人小孩被迫前往西部的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他们带着奴隶制度深入大陆。在铁路推动长途贸易之前，内部的奴隶贸易代表了最重要的州际商务，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提及这一事实。1820年，100多万非洲裔美国人跨越州界，去往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11]
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大选成功，他迅速推广了汉密尔顿的成果，废除了联邦财政计划，减少了税收，精简了行政机构。因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经济纲领，美国在两个世界占据了优势地位。汉密尔顿不相信普通民众可以明智地运用他们手中的钱，从而忽略经济中最变化无常的因素，但他赢得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另外，杰斐逊不信任金融家，他想让工人阶级中的白种人摆脱上级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他限制政府权力的信念也是源自奴隶主的果敢，而不是受到联邦政府的干扰。
杰斐逊拒绝了汉密尔顿中央指导经济的建议，他解开了国家束缚货币和信贷的绳索，把控制权交给了各州和私人企业，利用相互竞争的银行来为国家提供所需。[12]19世纪的后半期，宪法扫清了阻力，率先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构建了银行、公路和运河的基础结构，同时，向所有前途未卜的企业提供了出口奖励金、营业执照和特许权。[13]相当讽刺的是，为了监督新当选的杰斐逊总统，联邦党人在最后时刻任命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做出了重要的决断，反对州授权的垄断和其他违反合同的行为，而这些都是为了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促进基于竞争而不是基于特权的贸易，是杰斐逊的另一个目标。
如果说宪法奠定了美国自由社会的基石，那么自由企业经济就是自由社会的脚手架。宪法通过后，新的经济秩序形成，消除了大多数由英国控制的痕迹。宪法卸除了至高无上的土地和信贷控制，使无数经营者可以利用被寄予厚望的金融活动，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杰斐逊致力于分散政府的权力，把机会散布到美国乡村，那里有丰富的溪流可以转化为水力，这是美国制造业几十年以来的主要能源。这次主动权的离心运动意外地顺风顺水，先是公路和运河，后来是电报和铁路连接了整个联邦。国会也利用它不断扩大的邮政服务促进了非正式的统一，为国家不断增加的报纸邮费背书。
永不停息的美国人渴望拥有自己的农场，他们满怀享有土地权利的信心向西推进。他们想获得当地部落的土地，必须购买、协商，或者从在那里居住了几百年的原住民手里暴力夺取。后来，“敌对”这个形容词就与“印第安人”这个词连在了一起。作为野蛮行为的例子，报纸描述了美洲印第安人为了保留祖先的狩猎场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入侵者则认为他们的侵入合乎情理，因为当地居民无法充分利用这片土地，至少不能以欧洲的方式提高土地价值。资本主义用持续稳定的发展，为美国人深入旷野提供了似是而非的正当理由。入侵者和捍卫者之间的冲突和争斗在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谷的定居点不断爆发。
没什么能阻挡渴望土地的人潮，他们从美国人早期据为己有的土地上汹涌而来。他们把1774年的第一个立法机构称作大陆议会。15年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组建他的第一任内阁时说，他想让人“能从大陆范围内考量问题”。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后，国会将伊利诺伊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160英亩土地奖励给了退伍军人。西进运动不断加速，使家庭远离了东部的权力和礼仪中心。边境开办了地政局，土地销售因此直线上升。大多数退伍军人把他们的土地权卖给了东部城市的投机者。边境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四处发芽。1815年，美国国有土地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50万美元，四年后又增长了一倍多。[14]粮食生产成了美国人的伟大事业。整个19世纪，美国农民一直不停地在向更好的土地搬迁，他们最终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那里的中央山谷郁郁葱葱，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棉花、蔬菜、牲畜、家禽、坚果和水果的最大出口地之一。
美国的地理流动性让外国游客惊愕，他们大书特书美国像蛇一样蜿蜒的火车，他们坐着火车去往匹兹堡，再从匹兹堡乘竹筏到达俄亥俄州。对这些游客来说，随着人们的迁移，美国社会提供了不断变化的视觉景观，在物质环境的重构过程中，道路分级、土地清理，建筑物加高永无休止。普通民众拥有了空前的机会来创造他们自己的资本。他们借助廉价的土地、宽松的信贷以及国内外的现货市场兴旺起来。有些人会闯入新土地，然后当其他人搬到此地时，他们再加上可观的利润将其出售。获得土地意味着家庭劳动的最大化。一位俄亥俄州的拓荒者发现，他的百亩农场并没有让他的儿子们“充分的就业”，于是他投入全部积蓄，购买了充足的土地，能充分动用他们的劳动能力。农民不仅打算把自己的劳动资本化，而且认为他们儿子的劳动也应该算进去。
尽管俄亥俄州的许多土地排水不良，但是大多数边境的年代史编者仍会谈起它惊人的产量。虽然棉花外销的收益有助于解决国际债务，但是北方边境把经济发展推向了城镇建设，数百城镇因此涌现。1860～1920年，400万家庭开辟了新农场。内战后，由于州立法机构的推动，抵押贷款利率降到了12%以下，农场抵押贷款变得更为普遍。[15]多年来，农业一直充满传奇色彩，但是当时许多人仍认为农场工作枯燥乏味。一个新英格兰人惋惜，他小时候，还没有工厂工作，所以他只学会了农民的技能。他们的儿女——特别是有学术嗜好的人——用脚投票，离开了家庭农场，去寻找教师等其他领域的工作。
除了少数例外，企业家都出生于富有的殖民家族圈之外。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职业道德和容易接受新思想是他们的特征，他们借用朋友和家人的钱，投入自己的血汗，利用规律自力更生。“恐慌”和“萧条”随着这种波动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人们的金钱损失和失望非常明显，但是初期的经济充满了活力，可以迅速恢复。清除制造业的殖民限制也为美国人的创造力松了绑。工业革命后出生的一代中，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发现了他们在制造钟表、纽扣、工业导线、纺织品、鞋、帽、钢琴、硫化橡胶以及各种蒸汽机等方面的天赋。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还获得了一份为军队制造步枪的合同，从而首创了制造业的通用件原则。专业化向整个社会提供了商业机会。比如，康涅狄格州的韦琴斯菲尔德每年为市场提供150万个洋葱。[16]李维·迪金森（Levi Dickinson）用玉米秸秆制成了扫帚。到1883年，马萨诸塞州哈德利的镇民每年能生产50万把扫帚。一位英国旅行家指出，他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人的交谈是没有‘美元’这个单词的发音的”。他说，美国人的谈话无论是发生“在大街旁、马路上、田地里，还是在剧场、咖啡屋，还是家里”，场所并不重要，谈的都是钱。[17]
市场机会对新参与者来说已改头换面。第一位专利局长发布的专利摘要展示了商业想象力的全景图。因为获取美国专利便宜又简单，普通人也可以利用它的保护。随着公路、运河和铁路系统联通了村镇与全国市场，专利申请大幅增加。许多美国普通人为冶金设备、化学工艺、液压机具、机床以及家庭便利装置申请了专利。而其他梦想发明的人，比如宣传页的写手，他为读者编造出200英尺高、1英里长的帆，可以将风能转化为相当于20万人的动力！[18]
1834年后，美国专利局（Patent Office）开始审核新颖性和实用性的申请。此举减少了专利授予的数量，成为默默无闻和资金不足的发明家的福音，他们成功地获得专利充当了这项发明的信任票。[19]新人工制品中用物质表现出的所有想法都证明了老前辈错得有多离谱，他们曾援引过去的经验，预测说世界上的钟表、蒸汽机、炉灶——凡是能说出的东西，都已经太多了。新事物往往会打破事物原本的期望，而现在这却成了美国人生活不变的特征。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变革阻力之后，19世纪，新产品有时会流行起来只是因为它们的新鲜感。
美国商人摆脱了英国的限制，他们派舰队沿加州海岸上行，穿越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美国第一个百万富翁伊莱亚斯·哈斯凯特·德比（Elias Hasket Derby）用他的钱叩开了俄罗斯和东方的市场。美国的轮船设计师和托运人利用新英格兰海岸沿线修造的快船，有幸地打败了英国人。纽约的黑球航线公司（Black Ball Line）控制了北大西洋的客运和邮路航线。美国的贸易商还推动了进一步的竞争，他们开始把快船派往中国，去运送供应伦敦市场的茶叶，这引起了一次中国大竞赛。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通过大量的观察，预测了经济的上升趋势。他写道，“英裔美国人对于海洋始终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爱好……现在，美国人消费的欧洲产品，9/10都是用自己的船运输的。他们还用自己的船把新大陆的3/4的出口货物运给欧洲的消费者”。他继续解释了美国人为什么能用比欧洲人低得多的成本经营航运。他说：“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船只更便宜，它们并不便宜。美国海员的工资甚至高于欧洲海员，”他还强调，“从物质的优势去寻找这个原因是徒劳的，而要到纯智力的和纯精神的特点中去寻找。”
欧洲的航运公司办事谨慎，从不在海上冒险。它们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让船出海，一遇到不测，便令船回港。夜里，船员们收起一部分船帆；当海上的浪花发白，表明快要接近陆地时，船员会立即降低航速，仰目看一看太阳调整航向。美国人不这样小心翼翼，他们敢于冒险。风暴还在低啸，他们就拔锚起航了。白天和夜里，他们都会全帆前进。他们一边航行，一边修复风暴给船舶带来的损伤。当他们接近航程的终点时，他们会继续扬帆前进，就像已经看到港口似的急欲靠岸。美国的船舶常在海上失事，但哪一个国家的船舶都没有他们的船舶航海迅速。由于他们用较少的时间做完了同他人相等的工作，所以才得以降低航运成本。[20]
粮食和棉花作物迅速给很多州带来了收益，它们用充足的钱填满了许多为新事业筹措资金的口袋，无论新事业是谋得一个好的教职、开办一间商店、启动一项发明、为前沿工程采购耗材、投资一艘去西印度群岛的货船、买进一个奴隶，还是为了摆脱奴役争取自由的罢工。从会计的角度来看，年轻的美国人贫穷鲁莽，且愿意借钱；但是冒险精灵已经逃出了家长约束之瓶，并不是所有时代的谨慎都可以把这只精灵再塞回瓶子里。出乎意料的是，美利坚共和国成立后，民主实践迅速展开，这对年轻人非常有好处。英国人的离去使殖民地上层阶级失去了政治权力，普通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在杰斐逊和他的继任者决定撤除监管的经济中追逐这些目标。
然而，与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依照现代标准来看，美国经济也很原始。19世纪20年代末以前，只有生活在国家河流附近的人有把握长距离运输，而且后来这种运输仅仅朝着一个方向进行。道路没有深入内陆，而且在雨季也无法通行。大多数人住在他们自己建造的简陋房子里。奴隶家庭则挤在军营似的小屋中。奥利弗·克里夫兰·克拉克（Olive Cleaveland Clarke）在西部的马萨诸塞州长大，她记得自己17岁以前从没见过地毯。她去了北安普敦才认识了钢琴。[21]乐器很罕见。在肖像画上颇有建树的画家切斯特·哈丁25岁才第一次看到图片。而17世纪，荷兰就夸耀它拥有200万件艺术作品。
19世纪，人们的预期寿命并不高，20岁以上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5岁。而非洲裔美国人的统计结果要令人沮丧得多，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1800年，白人女性平均生7个孩子；奴隶女性平均生9个孩子，每次分娩都对产妇的健康构成了威胁。[22]这么高的生育率造就了一个年轻的国家，1820年，2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是58%，1899年，这个比例是44%，现今是22%。[23]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工资水平很高，但是如果考虑生活成本的因素，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宽裕。对典型的每周工作60小时的工人来说，食品、衣服和住所的开支至少要占工资的80%。[24]而在欧洲，根据收成的好坏，每周仅食品一项就得花掉一个家庭60%～80%的预算。人们能观望历史，却不能知晓未来难以想象的生活水平。19世纪的前50年，美国人稳定地改善了物质环境：耕作田地，以各种独创性的方法应用蒸汽机，在河流和小溪上筑坝蓄水提供动力，还有长长的运河和公路穿越旷野。
德国与美国的技术
美国与德国借用了英国纺织制造和机车设计这两个基础工业的技术。这两个国家以英国的设计作为出发点，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和辅助发明，它们非常善于完善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发明。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对铁路的贡献就是范例。英国的机车不太容易急转弯，所以杰维斯重构了它们，与他的英国先辈进行了一场创造性的对话。1836年，美国制造商不再从英国进口机车，因为他们在国内就可以买到。同样，19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使用高炉生产钢铁，为了使用宾夕法尼亚州丰富的无烟煤，他们对英国的高炉原型进行了创新设计。19世纪40年代，美国80%的生铁要从英国进口；而到1856年，美国国内的钢铁生产量已经超过了进口量。[25]
德国丰富的煤、铁和可用资本很快转变为铁路里程。19世纪中叶，铁路运营里程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优良指标。英国铺设的铁路接近1万英里；德国紧随其后，铁路里程占欧洲总和的58%；法国占29%，奥匈帝国的占比是19%，意大利和俄罗斯的不到1%。[26]美国的铁路里程数接近9000英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最初，高效的美国线路是由私营公司建设，因为无论路程多么遥远政客们总是引导舆论，为通向他们选区的铁路筹措资金。[27]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为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它的版图还包括数百英里人烟稀少的地区。美国政府成了铁路建设的主要赞助商，它用批地来激励铁路公司。随着铁路建设横贯大陆，充斥着腐败的房地产投机也四处开花。尽管如此，铺设铁路对德国和美国来说仍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附属物。
19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与德国培育的创新符合经济发展的节奏。因为每个改良的设备都会淘汰掉它的前身，所以持续创新并非没有代价。在更大销量和更高利润的诱惑下，不断进行发明创造的人伤害了既有的行业和企业。20世纪初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提出了以新换旧“创造性破坏”的概念。[28]很少有人如此一针见血，暗示出与“创造性”和“破坏”有关的影响。经济学家对此的说法——“提早退化”，则不太容易记住，这个习语意在表明商业物品不会衰老；只有出现更好的替代品，它们才会被淘汰。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创新推动了资本主义无情的革命，但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技术领先优势的原因和方式仍有点模糊。
电报为反复改进的适应性发明提供了极好的例证。18世纪的最后几年，法国的两兄弟克劳德·查普和伊格纳茨·查普想尽法子，通过10～15英里远的信号中继站，把信号转换成单词发送了出去。1837年，英国仪器制造商查尔斯·惠斯通（Charles Wheatstone）设计了用五个指针指向字母的电力电报系统，并且申请了专利。尽管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在电力、光学、声学方面所做的实验非常出色，为他在伦敦国王学院赢得了一席教授职位。惠斯通接触电报始于他测量光速的工作。就在惠斯通发明电报机的两年前，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以另一位美国人的工作成果为基础，证明了信号可以通过电线传输，他利用发送装置的电脉冲，经由电路连接了接收器，操控电磁铁在纸上做标记。由此，著名的以点和破折号代表字母的莫尔斯密码就形成了。
很快，莫尔斯就公开展示了他的电报模型，但是从模型过渡到实用的机械装置又经过了五年时间，并且花掉了国会的补助金。最终，莫尔斯电报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此前，德国伟大的电器工程公司的创始人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Ernst Werner von Siemens）在惠斯通的基础上，开发了东欧国家普遍采用的电报系统。所有电报方面的这些成功都历经了几十次的失败教训，因为它们没有解决通过空间传输信息的技术问题。[29]当时的人认为在短短几秒内能传输信息非常神奇。不久，电报就成了铁路运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的信号能跨越大陆，快速地来回传送到达、离开和故障等信息；它的架空线杆排列在路基两旁，生动地证明了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空间正在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