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过柏林炮兵工场的军事据点学习了电报。在德国他见证了世界第一条水下管线的铺设，并且在德国人与丹麦人交战时，从一支前进的舰队手中救出了基尔城，从而声名鹊起。1845年，他的专利机器发送了德国议会投票赞成德皇的消息。莫尔斯发送的第一条信息也是政治消息：辉格党提名亨利·克莱（Henry Clay）为总统。更有名的是一条圣经引文，这是朋友的小女儿建议发出的一条信息：“上帝创造了什么！”33年后，也就是1877年，上帝创造了更令人惊讶的东西——电话。
对德国与美国来说，铁路是最有效的国家建设者，它刺激了经济增长。这也戏剧化地向世人展示了速度如何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变得现代化，把人类历史的前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有效地区分开来。火车站是新的公共空间。它们往往是城镇里最大的建筑，城市的建筑师把它们设计成了进步的庙宇。德国保守派人士哀叹，铁路推倒了社会阶层之间的那堵墙。是的，铁路做到了。制造商分散在德国各地，他们成为铁路的第一批受益人和最有力的赞助者。他们在降低运输成本和拓展产品市场上都看到了巨大的优势。铁轨把德国的制造商和食品、木材和铁矿石的生产者迅速联系在了一起。1871年，两德统一加强了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随着持续不断的铁路建设，德国的铁路里程首先超过了法国，然后超过了比利时，到1875年，甚至与英国持平。
因为德国非常落后，铁路建设把数百个地方市场连成了一个商业宇宙，从而开启了德国的经济。铁路是区域制造商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铁路进入德国及其国际贸易伙伴的更大更复杂的市场。铁路建设也刺激了钢铁产品的旺盛需求。铁路在这两个国家是第一个大生意，多年来，也是唯一的大生意。在美国，铁路被认为是国家统一的必备条件，所以联邦政府借调了军队工程师来设计第一条铁路路线。这个时期，美国的西点军校事实上是重要的工程学校。一旦铁路建起来，维护它们需要改进路基和铁轨的连续实验。蒸汽机可以在隐蔽的环境下运转，而铁路建设和运营的信息却很容易跨国界流动。土木工程师愿意分享他们的发现，去彼此的国家参观，他们有时是自费，有时是由政府赞助。[30]他们撰写报告，他们还印刷宣传册。
银行的角色
资本主义的历史上，铁路投资的规模和持久性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从1865年的事件中搜集到一些信息，证明铁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那时，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的资产相当于全美国制造业财富的1/4。建设铁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改变了铁路所有者的运营策略，因为铁路资产远远超过了它的经营成本。铁路资本的固定性使紧缩开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投资者不得不制定策略，刺激铁路的使用，以便有更多的货物和乘客可以分摊固定成本。[31]他们竭力保持尽可能高的交通量，或是通过提高票价来回收资本成本。工厂的固定资本及其带来的调整代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约束。时间和利润的方程极其清晰；昂贵的设备必须一直投入生产使用。
铁路对总体经济的影响从运输到生产，再到金融。经过19世纪前50年的洗礼，德国的命运已经与土地贵族的偏见和喜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喜欢投资抵押债券和政府养老金，不愿意将大把的资金投入工业冒险。新体制满足了铁路建设大量的资金需求。19世纪中叶，科隆、柏林和莱比锡已经出现了投资银行。他们集中精力进行工业投资，使德国金融业展现出了与法国和英国不同的风貌。[32]铁路对其他人的商业计划来说也不可或缺——不只是制造商，还包括农民，所有人都对价格表以及可能提高价格的诡计高度敏感。铁路迅速变成了一种公共事业，容易受到政府监管。
资本主义的资本需要相应的体系来吸引储户投资新的经济项目，而且他们一旦投资，又要让他们防范损失金钱的风险。如果货币可以流通，那么欧洲拥有支持工业化充足的资金。这正是银行的切入点。在把储户变成投资者，为工业发展汇集资金的过程中，银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银行业务向贸易互助扩展，集聚了普通民众的存款，为此，它们提供一流的服务，吸引社会资金，放款给商业借款人，之后再由这些商业借款人向储户支付利息。通常情况下，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除非银行倒闭，银行有时为了清理小账目，确实会这么做。银行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不过它很少发起经济项目。当然，银行充当了他人资金的通道，也创造了欺诈和投机的机会，即使诡计不太体面，但是对于事业来说，它们是分不开的双生子。
银行发行了允许政府覆盖非常支出的债券。保险公司向人们销售保险单来预防死亡、火灾以及太平洋、大西洋或印度洋上货船沉没等事故造成的损失。现代统计学的资料来源正是这些风险管理工作。英国的工业工人形成了互助会，如果发生事故，他们可以为其成员或家庭募集资金。当他们要求政府提供工业事故发生频次的相关信息时，国会介入，声称它是唯一可以收集这些信息的权威机构。统计学正是从19世纪早期的这会儿开始起步。
只有与没有支持的地方进行对比，政治和宗教的支持对企业的意义才能真正被理解。在穆斯林世界里，古兰经的禁令阻碍了企业的形成和合作关系的沿袭。在没有有关注册成立公司的法律文件的情况下，死亡可以终止合作关系和集资经营关系。[33]公司股份不能遗赠，业务就不能持续。而欧洲与穆斯林国家不一样，它发展了金融机构，尤其是处理投资资金的金融机构。
德国银行开始是私营机构，后来变成了股份制公司。所谓的全能银行可以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从扩展短期信贷到吸收存款、贴现票据、销售保险和处理抵押贷款，还有承保和买卖有价证券。[34]英国的工业化在以开路人的悠闲步态前进。它的大部分资金源于个人储蓄和精明的利润再投资。英国和法国都有中央银行，但是德国的区域银行恰好是他们所需要的。
1800年，拿破仑创立了法兰西银行（Bank of France）。商业银行家由此构成了财政官员核心集团的外围，法兰西银行垄断了票据发行，19世纪60年代以前，它一直拒绝在巴黎境外设立分支机构。[35]1848年，银行限令取消后，金融家创立了动产信贷公司（Crédit Mobilier），但是它并没为法国工业帮上多少忙，因为法国投资者喜欢把他们的资金投向海外，而不是离家近的地方。
1817～1911年，英国的年储蓄率为12%～15%；而德国的储蓄率是15%～20%，这一点令人钦佩。储蓄很重要，因为它们建立了启动经济项目的资金池，用凡勃伦的话说，储蓄加快了他们“追逐利润”的脚步，歪曲的观察报告很好地展现了资本主义固有的躁动不安。[36]享受向前冲的人并不欣赏放慢发展的努力，这常常使实业家和和银行家争执不一，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这种情况更加常见。据说，没人爱他的银行家。许多买卖必定很厌恶银行家坚持要遵照会计、借贷和人事政策的合理化程序。[37]
18世纪90年代，美国人在费城和纽约建立了两家证券交易所，比英国人正式创立“证券交易所”晚了20年，证券交易所最早是为了取代英国经纪商在咖啡馆里和街道上的非正式集会。尽管主要仍是发行政府债券，但是伦敦、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巴黎、里昂和马赛的证券交易所还是成了大都会的绿洲，那里聚集了很多不同民族的人在经营业务，有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也有瑞典人和法国人，交易所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潘恩说商业“激发人的热情”，他引入了一个从未流行起来的新词语。伏尔泰领会了交易的精神，他写道，“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一道从事买卖，仿佛他们信奉着同一个宗教，只有破产者才会博得异教徒的名声”。[38]当华尔街开始交易铁路股票和债券时，铁路确实开辟了美国更加复杂的证券交易。直到19世纪末，公司股票的交易才成为全球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活动。因为经纪人的吵闹，政府为了确保秩序，始终对证券交易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19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显著增长。1848年，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在他修建锯木厂的地方发现了黄金。九天后，美国签署了结束美墨战争的条约，美国多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在没有政府管辖的地区发现黄金，这一波动造成了独特的局势。财富狩猎者从南美西海岸、夏威夷、澳大利亚、塔西提岛和中国蜂拥而至。走水路到达这里的人是从东海岸赶过来的美国人花费的时间的1/3。不到四年，25个国家的25万移民挤入了加州。实际上大部分矿工是中国人。英国和法国也把犯人推进了旧金山这口沸腾的大锅。然而，当地土著男女却大量地死在了这帮无法无天的新来种族主义者手中。[39]19世纪50年代，旧金山挖出的金子比此前150年所有地方挖出来的总和还多。在黄金洪流的影响下，世界货币增加了六倍，世界贸易增长了近三倍。黄金超越白银成了本位货币。澳大利亚、阿拉斯加和南非的黄金供应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金本位。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金融史。1836年，美国唯一的中央银行——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成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决意扼杀的“怪物银行”的受害者。因为没有中央银行，美国经济也在惊人增长，所以不能说中央银行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经济活力维系了这个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1863年，迫在眉睫的美国内战终于获得了国会的支持，允许联邦政府的特许银行发行纸币。条件是这些银行必须在纽约市存入准备金，这巩固了纽约作为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战争爆发前，银行——数百家银行——通过发行纸币来提供国家货币，这给了造假者一个表演的舞台。北方发行了美钞，它的贬值速度和支付美国独立战争的大陆纸币几乎一样快。战争结束时，美钞和战争借款相当于当年美国年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的一半！税收只占无比昂贵的战争开支的1/5。战争的负担没有消失，寡妇的养老金变成了国家预算中最大的一笔支出。[40]
从19世纪初的托马斯·杰斐逊到19世纪末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许多美国领导人都明确阐述了经济的无形部分给同胞们带来的不安：流通的货币、银行的存款，企业融资的借入资本。对于想稳定货币并且建立一个联邦银行的人来说，美钞其实是眷顾。1879年，政府提议用黄金赎回美钞，很少人愿意接受。美国人对授信和纸币的旧时信心重新得到了肯定。对财政混乱局面的所有修正都很困难，大多数企业家都想避免疼痛。无论是增加国家法定硬币中的银含量，还是发行更多的银行票据，货币扩张都是发起人的口号。多数投资者都企盼着美国的经济前景一片光明，这一点相当合理。马克·吐温（Mark Twain）抓住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这种精神，在《镀金时代》里塑造了比利亚·赛勒斯（Beriah Sellers）上校这个角色。赛勒斯从一个美国小镇搬到纽约，他跟朋友吹嘘，他刚到这个城市时身无分文，现在却能欠下50万美元的债。赛勒斯是许多真实的美国人的缩影，认为债主会允许他一直欠债。[41]
与大多数战争一样，美国内战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几十年来，棉花出口一直主导着美国经济，北方的农业和工业通常都是为了满足南方的消费。不过，联邦军队对制服、帐篷、步枪、马车和食品的需求很快就取代了棉花。这个新市场推动了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战争结束后，林肯所在的党派成了新生实业家的党派。西方的经济机会也开始萌芽。1913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指《联邦储备法案》），建立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巩固了联邦政府对货币的控制权。[42]这些不同的经历表明，调动资金很重要，但是调动资金的方式并没有那么重要。
重现资本主义这样的主题故事往往着墨于推进发展或排除前进障碍的关键动态。可我想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很多事件既没有推动发展，也没有扫除阻碍。我们看见的只有数百万的美元、英镑、法郎和马克，还有工人数不清的工时，填补了这些拙劣方案的漏洞。这些方案的存在提醒了投资者，创新不可能没有风险，但是频繁又显眼的成功还是吸引了投资的不断流入。资本主义首先需要的是资本，不只是发明家及其亲友的存款，它还有那些不想自己生产却希望钱能生钱的人手里大把的现金。
公司的效益
公司注册成立的法律形式是最具革命性的产业金融，它赋予了企业的所有者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方式，城市或慈善机构因此可以永久地获得特定且高度的自主权。我们把居民区也纳入其内。如果参与者非常合拍，那么良好经营的合伙关系可以汇集资本，而且这种情况现在仍有。但是人有悲欢离合，所以合伙人通常会订立合同，每个合伙人都能够解除合作关系。契约轻易就能解除，这对公司的长期成长来说非常不利。[43]而顾名思义，注册的公司创建了虚拟的法人，这个法人要纳税，它能以公司的名义起诉要债，也可能不幸地被起诉。公司为了筹集资金可以贷款，也可以向公众出售公司股票。这也就是说，公司的档案必须公开接受股东的审查，不过随着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获取这些信息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19世纪，管理层往往控制着股份，但是注册的公司分离了投资者和管理者。公司在锁定大笔金钱方面还占据优势。此外，因为公司是虚拟的，所以它可以永久存在，这撤除了合伙关系随意解散的威胁。
公司有个缺点。公司在律师费和政府规费上要花钱。特权一经获得，就可以免费享受，这是政府及其人民给予个人的礼物。投资者与管理者的分离，这是有关公司的知识中非常著名的一条，但有时也会招致不负责任的行为，不然就是彻头彻尾的腐败。野心勃勃的公司领导可以在文书上弄虚作假，和他们自己所有的公司签订合同，或者用资本代替收益来支付红利。更恶劣的还可能为了支付股利而发售新股票，这等同于庞氏骗局。[44]尽管如此，公司还是深受美国和英国企业家的欢迎。19世纪，普通公司法让私营企业可以更容易、更便宜地变成公开注册的公司。在美国，这种情况尤其常见，各个州给成千上万的有限责任公司发放了营业执照。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公司数量远远超过英国。
18世纪，一次不愉快的经历致使英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泡沫法案，限制了公司的注册成立。1856年后，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流行。不过直到20世纪，家族企业还是很常见。[45]更令企业欢欣鼓舞的是自由破产法，这部法律对商业贷款人的支持要多于债权人，也就是说，破产法偏爱赚钱的人，而不是有钱的人。如果发生工业事故，比如铁路机车摩擦出的火花点燃了农民的干草堆，农民就很难打赢这场针对铁路公司的侵权官司。法律，甚至更应强调的是法官，在工人受工伤时，它都不愿意惩罚雇主。虽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美国法律常常坚定地站在企业的一边。[46]
整个世界不是只有投资者和企业家，所以有限责任的概念也并不是总能魅惑那些不是投资者，也不是企业家的人。法律主体的创立，最主要的控诉是回避了个人责任。还有对买卖中隐含的投机行为和账面利润根深蒂固的疑虑，因为这似乎与用一纸文书上表明的公司股份一样没有事实根据。直到19世纪末，监管一直很宽松，后来，公司受到了更多的立法和司法约束。自从股东要为股息收入缴税之后，股东和管理者一口咬定企业税代表了双重征税。
投资者既需要保护他们的投资，也希望获得定期稳健的回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投资者对他们参与的生意一无所知，只能任人摆布。在投资方程的另一边，实际开发了新技术应用的人希望投资者承担风险，并且不插手他们经营的细节。铁路建设者巨大的资金需求给正常的资金池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需要乃发明之母。金融家想到了公司债券，它的运作方式与政府债券类似，都是长期固定利率的贷款。另一个策略是向矿业公司或铁路公司的供应商和承包商发行替代现金的股东献售股。后来它发展成了优先股，优先股持有人可以在公司向普通股持有人支付股利之前获得回报。美国经济史上的大骗局之一是某个动产信贷公司。这个1867年成立的美国公司通过抬高成本来榨取铁路建设的利润，而成本则由政府补贴承担，获得的收益反过来又用来贿赂国会成员。直到1872年的总统大选，这一案件的调查工作才展开。
英美公司是资本扩张的媒介，它们的卓越成就受到了很高的关注，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代价却出奇的高。正因如此，19世纪末，德国立法者引入了一种新的商业形式，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可以订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详细说明合作关系的条款。这种商业形式消除了合伙企业的主要缺陷，即某个合伙人意外地丧失了工作能力，或者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在法国和德国找到了大本营，因为法国和德国的民法体系与英美的普通法相比，更偏向于个人权利，而不是国家问题。这种类型的合作关系不适用于普通法系的国家，所以直到1907年，英国的企业家才开始应用，而直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企业家才引入了这种商业形式。[47]
德国的实业家和银行家凝聚成了一个新阶级，不是贵族精英，也不是城市名流，而是工业巨头和他们已成为百万富翁的幸运员工组成的专业中产阶级。他们愿意为铁路项目筹集资金；他们提供货物装运，需要货运的新客户也随之而来。因为欧洲的机械工业不断升温，他们忙于开采煤矿，生产铁矿砂。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专业化和国际分工。虽然容克贵族仍主导政治，嘲笑这些新人，但是他们也只能私下嗤笑，因为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这些大实业家热心公益，他们为巩固德意志帝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贡献。[48]企业在美国是某种全民娱乐，而在德国仍局限在对贵族品味亦步亦趋的阶级之内。
1873年旷日持久的萧条
1873年是资本主义历史上非常糟糕的一年。经济开始萧条，某些领域的萎靡不振甚至持续了26年之久！自由企业制度的问题之一源于它分散的决策。个人和私营企业各自算计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依此行事，因此很难知道这些市场行为放在一起将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人管事。虽然价格和利率可以传递信息，但是这些特定的价格和利率也是由决策决定，所以决策背后的成因必须得到解释。一切顺风顺水时，很少人有动力去探寻市场行为的意义。只有出了漏子，人们需要解释时，才会有人这么做。1873年这个挑战就更大了。
生产效率超过了有效需求。换言之，市场供应的商品数量多于人们打算购买的商品数量。[49]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青春期，麻烦就像夏季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那样聚集在一起。人们称之为不景气，这个名词形象地传达了事态发展很快会自我纠正的含义。但是这一次，自我纠偏并没有实现。维也纳股票市场的崩溃和纽约大银行的破产标志着20年经济动荡的开始。除了制造商的库存过剩，还有美洲、阿根廷和俄罗斯的大丰收。低廉的粮食价格彻底摧毁了欧洲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他们仍旧遵循着传统的耕作方法。就连法国和英国的农业都陷落了。
1873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当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低迷也对南非、澳大利亚和西印度群岛的经济造成了困扰。长期经济发展累积的消极影响打倒了大多数的西方经济体。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产量不断增加，但是价格却停滞不前。大多数实业家竭力保持低工资，无意间却减少了商品的潜在购买者。节俭是美德的保守态度也是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贵族伦理仍主导着欧洲社会，雅趣之人瞧不起普通民众的消费，尤其是如果百姓的购买行为对他们构成威胁，模糊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界限，他们更是会嗤之以鼻。现在，我们只会解释说，贸易过剩造成了商品的供过于求，但是我们错了。这里面还有文化落后的原因。
19世纪70年代，白银价格剧烈波动，同时使用金银作为货币的尴尬愈发明显。英国始终坚持单一的价值来源，用黄金结算，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美国也开始有样学样地这样做。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货币——马克、法郎、英镑和美元——与黄金都有固定的兑换率。如果一位德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了200马克，他或她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笔投资相当于多少美元。金本位是看不见的工头、保姆、狱卒和预言家。它影响了从进出口到工资价格的一切。如果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黄金就会离开这个国家，国内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进而影响商品销售。制造商为了赢回顾客，不得不降低成本。而他们往往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达到这个目的。[50]
在电报、国际商业新闻和改良的海洋运输的帮助下，金本位支持了全球贸易新一轮的集约化。人们越发有信心，他们的货币可以在其他国家公平兑换；他们开始投资海外，特别是在美国投资，因为美国是目前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有机会获得高额资本回报的地方。阿根廷和埃及也因无止境地寻找最佳投资而获益。1873年大萧条开始之前，曾让德国人振奋的投机买卖已经停止。不过事实证明，压抑的创业活力的前进势头比大萧条的阻碍更加强烈。到1880年，德国经济再次崛起。但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是艰辛的几十年。
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开始抱怨这一新形式的专制，他们差点破坏了新政权。他们蒙受了19世纪90年代低价带来的痛苦，指责金本位的固定兑换率是这次灾难的元凶。他们公布了人民公敌的名单，首先是英国的金融精英，其次是通常所说的国际银行家。这些农民在民主党的旗手中找到了支持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1896年，布莱恩与农民代表一起出席了民主党会议，他用一段对股市大亨的戏剧化劝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你们不应该把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直到秋季总统大选，共和党战胜了这些变节的民粹主义者之前，形势一直都很危急。
虽然我们很少这样想，但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确实历经了一次统一。[51]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不一样，普法战争只是八个月的嬉耍喧闹——在1861～1865年的四年间，对生命、财产以及追求和平都造成了可怕的损失。1870年，最后一个南部州才重新归入联邦，而北方则准备终止对加入南部邦联各州的重建。视线转向西部，1871年，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拨款法案》，这部法律使美洲印第安人成了国家的守卫，并且取代了以前所有有关印第安人的条约。美国内战把加州整合进这个国家的工作；阿波马托克斯投降（指美国内战结束）四年后，中央太平洋公司（Central Pacific）承建的铁路与联合太平洋公司（Union Pacific）承建的东部的铁路终于贯通了。一枚金钉子在犹他州的海角点连接了这两条越州铁路。横贯大陆的铁路连接了美国的东西海岸，经过了所有人烟稀少的定居点。胜利的北方准备用国家愿景向南部和西部施加影响。
内战之前，美国利用1848年结束美墨战争的条约，在1803年收购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空地上大肆铺设铁轨。与此同时，城镇人口开始激增。1800～1890年，美国人口总数增长了12倍，城市人口惊人地增长了87倍。古斯塔夫斯·富兰克林（Gustavus Franklin）发明了冷藏车厢，迅速建立了整个大陆的经济联系。现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放养的牛可以运到奥马哈、堪萨斯城和芝加哥进行屠宰，然后再把肉运往人口稠密的东部城市。现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每个人都吃得起肉，冷藏弥补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缺失的环节。
19世纪下半叶，经济繁荣虽不稳定，但还是为工资、公共卫生和食品价格等方面带来了积极的改善。美国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范例。人口与土地的有利比例，没有封建的过去，拥有工业必需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家庭农场走出来的勤劳自律的年轻人，这些都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
19世纪20年代，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杜撰了一个词组，“万能的金钱”。一个世纪以后，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美国人民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深埋于平凡观察里的洞见不容忽视。19世纪，竞争的价值观和职业选择还非常少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父亲很富有，他慨叹这个国家的人总爱问他干什么工作，他不喜欢总被打听隐私，所以起航回了欧洲。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参与者累积的私人决策对整个经济都施加了强制的影响。高效的经营者否认垄断控制的保护，迫使低效的经营者模仿他们，或是让他们放弃对资源的积极管理。资本主义活动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人、地区和家庭。一个人错过了赚钱机会，另一个人就会看见其间的潜在收益。这是一项最优评估，它还必须权衡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财富也为贪污受贿创造了大量的机会，比如，美国越州铁路的建设者就曾向政客行贿。
19世纪初，美国人口不及400万，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北美大陆的大西洋大陆架上。他们共同的历史非常短暂。1776年，德国与美国一样，都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但是追溯到9世纪的查理曼大帝时代，德国这些不同的地区仍有重叠的历史。美国人喜欢新事物，德国人却害怕新事物。美国包容不同宗教，德国却因基督教信仰的分歧进行过痛苦的战争。德国人接受独裁政治，美国人却为政治体制的软弱而欢欣鼓舞。不过，德国在没有“特殊”优势的情况下，经济记录却几乎与美国相当。
资本主义参与者可交换性的原则逐渐破坏了继承财富的优势。一个败家子为其他习惯赚钱胜过花钱的人创造了机会。与贵族统治不同，资本主义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子孙的美德、审慎或冒险精神来实现经济增长。美国人接受并推崇资本主义的规则。德国人则不太相信这些优点。整个19世纪，德国的工程师和制造商一直在与上流社会对新贵的蔑视进行着抗争，而新贵这个词在美国几乎没什么意义。[52]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一旦足够多的关键角色启动了发展的进程，非人为的力量就会维持资本主义的动力。虽然美国人保留着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他们更容易承担风险，但是德国人严谨的韧性也为他们国家经济的成功发展作出了贡献。
像英国这样的经济发展的先驱者虽然具备明显的优势，但是也存在某些竞争对手可能利用的独特劣势。英国在开拓性的纺织业投下了重资，可成功却使它的企业家阶级变得谨小慎微。英国的投资者只能去别处寻找机会。美国和德国才因此得益。他们大可进入新行业建立资金池，寻找有前途的新投资。整个19世纪，国家建设对美国和德国来说都很重要，它促进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拥有适合耕作的广袤大地，而且进取精神无处不在。而德国的新兴工业家阶级也准备对这个容克贵族建立的国家从经济上进行整合。这两个国家都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对于铁路建设和重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它们的人民也善于仿制和改进英国的发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化学、电力和汽车制造方面很快就有所创新。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超越英国似乎有多种决定因素。英国经济没有衰退；只是如同早期的荷兰一样，它虽然保持着不错的生产能力，但是失去了相对的优势地位。[53]不过法国为什么没有踏上飞毯仍是个谜团。[54]
19世纪，无情的资本主义革命仍在快步向前。事业的规模和范围渗透了每一片大地。20世纪开始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称作是“铁笼子”。如果人们真的想要先辈们那样的生活，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只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那样活着。在铁笼子之内，产品和服务不断增加。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在延长，改善的公共卫生条件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想鱼和熊掌兼得：一边享受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硕果，同时也不会失去往昔的生活方式。
19世纪末，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匮乏则刚开始向丰裕低头。有了这个缓冲，资本主义世界随时准备证明习惯的长期后果是多么的浪费、贪婪和冷漠。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但这也让资本主义的攻击性超过了地球表面，到达了维系生命的大气层。如果不想要杀鸡取卵似的经济繁荣，我们只有建立约束，才能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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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oble E. Cunningham，Jr.，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under Jefferson（Princeton，1978），107；and L. Ray Gunn，The Decline of Authority：Political Economic Poli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ew York State，1800-1860（Ithaca，1988）.
[14] Malcolm Rohrbough，The Land Office Business：The Settl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American Public Lands，1789-1837（Oxford，1968），48，as cited in Cunningham，Process of Government，107. See also Arthur H. Cole，“Cyclical and Sectional Variations in the Sale of Public Lan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1927）：50；Andrew R.L. Cayton，The Frontier Republic：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Ohio Country，1780-1825（Kent，1986），115-17.
[15] Matthew Gardner，The Autobiography of Elder Matthew Gardner，Dayton，1874），69；Christopher Clark，“The Agrarian Context of Americ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Jonathan Levy，“‘The Mortgage Worked the Hardest’：The Nineteenth-Century Mortgage Market and the Law of Usury，” in Michael Zakim and Gary Kornbluth，eds.，For Purposes of Profit：Essays on Capit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Chicago，2009）.
[16] John C. Pease and John M. Niles，A Gazetteer... of Connecticut and Rhode Island（Hartford，1819），6.
[17] T.J. Stiles，The First Tycoon：The Epic Life of Cornelius Vanderbilt（New York，2009），90-95.
[18] Thomas P. Hughes，Human-Built World：How to Think about Technology and Culture（Chicago，2004），35.
[19] Henry L. Ellsworth，A Digest of Patents Issued by the United States，from 1790 to January 1，1839（Washington，1840）；see also Kenneth Sokoloff，“Inventive Activity in Early Industrial America：Evidence from Patent Records，1790-184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8（1988）：8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