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出类拔萃的工业强国——伟大的英国及其两个对手，德国和美国——改变了物质世界。它们铺设的铁轨跨越了数千英里的大地。它们建造的庞大工厂吸引了无数男女，其中很多人才刚刚离开农场。它们利用银行筹资，消耗煤，加工钢铁，挖矿，将高山夷为平地，改道河流把水引入运河，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人类前所未见的力量和智慧。尽管这些都是客观变化，但确是由特定的人引起：神气活现的企业英雄和工人。工业化颠覆了人们的生活。少数人完全理解资本主义的动力，所以他们创办的公司现在仍跻身世界前列。虽然这些实业家掌握了主动权，可他们的工人却凭借胆识找到了其他方法，组织成立工会，充满斗志地反抗着世界的新统治者。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劳工运动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政治策略、意识形态和历史先例。但故事总是以企业家开头。
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经济中史无前例的行动自由，所以资本主义的历史缀满了个人奋斗的故事。科学与工程方面的主要成就为19世纪的企业家指明了方向，他们仔细挖掘了这些发明的商业潜力。随着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一些人开拓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伟大的经济领域。19世纪，美国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以及德国的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卡尔·蔡司（Carl Zeiss）和西门子都是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把自己的国家推上了经济优势地位。他们在德国成立了卡尔蔡司公司、蒂森克虏伯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在美国成立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这些工业巨无霸具有君主般横扫一切的力量，讽刺的是，这也意味着这些超级竞争者缩小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因为它们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他们组建的这些巨型企业大到无法由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来经营，描绘出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特征。
这些人没有挣得巨额的财富；但他们开创了主导时代的产业：铁路、钢铁、电动工具、科学仪器、药物和燃料。像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以及苏格兰出生的卡内基这样的美国企业家是激烈的竞争者，他们为了打倒对手的公司，大打价格战。而蔡司和西门子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德国企业家领袖则依靠制度对研究的支持，从而推进德国的经济发展，使其更加多样化。蒂森被称作美国人，这是一个兼饰两角的绰号，因为有评论说他凶猛的个人主义更像典型的美国企业家，而不像是德国企业家。
巨型企业的创始人通常都出身名门。德国实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接管了他父亲的钢铁厂。蒂森家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家族。而在我们的时代，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父亲很富有，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但是在其他突然闯入贸易世界的工业巨头的背景中，我们却很少能看出他们未来神话般的成功。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是个完美的榜样，他的发家致富始于斯塔顿岛上一个不起眼的滨水农场。卡内基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洛克菲勒也是由从企业的基层干起。西门子从服务德国军队起步，蔡司在一个玩具制造商的家庭里长大。
从经营渡轮到横跨大西洋的汽船，再到铁路，范德比尔特的才华在美国的交通运输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早期铁路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少不了区域协调。所以范德比尔特重组了不同铁路驶入纽约的混乱局面，中央车站因此成了他的组织才能的永久献礼。[1]范德比尔特最初是以个人储蓄和家庭贷款的旧方式开始，在中年时顺利地进入了股票交易、并购和清算所交易的金融新领域。虽然他保留了很多老式习惯，但是对企业资本主义这种股份价值波动的非固定贸易，他适应起来完全没有困难，许多人就不能适应。范德比尔特天不怕地不怕的行事风格搞坏了竞争的名声，而国家不同寻常的一点是相信个人努力和自由放任的政策。
范德比尔特与纽约金融界的新手不同，他保留了年轻时的野性，他在中美洲的历险可能就是最好的例证。当许多美国人跟着淘金热冲去加州时，范德比尔特设计了一条经由尼加拉瓜的路线，他在那里修建了公路，打开了朝向太平洋的通道。因为范德比尔特的竞争对手试图让政府撤回他的经营许可证，所以他弄垮了尼加拉瓜政府。范德比尔特的事迹使当时的人，尤其是背叛了他的人惶恐不安。而他80岁时应对1873年大恐慌的举动也惊世骇俗，他收购了一些岌岌可危的公司，进一步扩大了他的铁路帝国。还有他260英尺长，内有大楼梯和10个配有高雅家具的特等舱的游艇也让人大开眼界。这艘游艇有个真正金光闪闪的名字——“镀金时代”。[2]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也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蒸汽动力织机的出现打翻了卡内基父亲的饭碗，他母亲开小店攒的钱正好够他们全家从苏格兰搬去煤烟笼罩的莫农加希拉河岸。卡内基当电报员时展现出的惊人才能使他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 Company）不断升职，逐渐成长为一名经营铁路、桥梁和石油井架的风险投资家。
卡内基是个懂得如何施展魅力的人，他在欧洲出售债券时——常常是价值不确定的债券——这一点就派上了用场。他投资了苏必利尔湖周围的钢铁厂和铁矿田，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美国内战对武器装备的需求把匹兹堡变成了主要的工业中心。19世纪70年代，国会筑高了关税壁垒，恰好为陷入成长烦恼的匹兹堡和卡内基提供了保护。他是第一个自下而上、从原材料的开采到钢铁厂的精加工一体化经营的实业家，他的主要业务是轨道交通。卡内基是一个无情的竞争者，他的目标总是“铲底”，用更低的价格击溃对手，这常常需要与工人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1892年，他合并了自己的各种投资，都投入了卡内基钢铁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3]
10年后，银行家J.P.摩根收购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创办了美国钢铁公司。摩根声称，卡内基是全国最富有的人。1919年，卡内基去世时，他价值1亿美元的遗产被清算，这相当于当时全美国1/20的美元！那会儿，非技术工人的周薪约8.5美元（相比之下，2009年的最低工资是每周290美元，也就是说比尔·盖茨530亿美元的资产中，每130美元才相当于1919年的1美元）。卡内基热心慈善事业，他散钱的热情同赚钱一样高涨，他的财产因此迅速缩减，去世时估计只剩下2300万美元。他对孩童时期可以进入的私人图书馆心存感激，于是，他在美国、加拿大和家乡苏格兰建起了2500个公共图书馆。
卡内基可能是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否定正规教育，却终其一生都在研究文学和历史。他消耗脑力的爱好不只是阅读。他还写了很多有关政治制度和企业理念的文章。他的商业档案中塞满了写给美国总统的信、带注释的董事会会议记录，还有给自己的咨询备忘录、给下属的备忘录、会计报表以及许多交付出版的文章草稿。卡内基区别于他的苏格兰亲戚的一个特点是他并不像他们一样，在支持劳工问题上偏向激进主义，这是他来美国时丢弃的传统。他是典型的白手起家，所以他相信，任何男孩在美国只要不理会顶部有限的空间，都能够成功。然而，他认为追求利润令人反感，他写道，“拜金最可耻了”！
与范德比尔特和卡内基一样，洛克菲勒也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当他想成为代销商，销售谷物、干草、肉类、家居用品和农具时，他的父亲至少能借给他1000美元。1853年，一位出身于新英格兰高贵家族的子孙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证明了产生难闻的、烟雾缭绕的光的石油其实是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可以通过分馏进行提纯。石油可以制备润滑剂和廉价清洁的光能源，这个制备工艺的不断完善提高了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广泛分布的石油的价值。洛克菲勒决定从事炼油。他给自己的初创企业起名为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铁路公司需要稳定的投资回报，才能抵消它们的固定成本，洛克菲勒许诺了稳定的货运量，从而换取了更低的运输费用，他通过铁路往克利夫兰炼油厂运送原油，然后再将成品油运回纽约。洛克菲勒利用这个成本杠杆，开启了他漫长的吞并其他炼油厂的事业，他常常只是为了摆脱某个竞争对手，就将价格降低到成本线之下。洛克菲勒对石油的未来充满信心，甚至在内燃机改良之前，他的信心也从未动摇过。1870年，石油产能过剩致使价格大跌，洛克菲勒趁机从许多失去信心的所有者手中买下了他们的公司。[4]然后，他展开了积极的营销活动。
分馏包括加热石油。因为不同的组成部分有不同的沸点，所以石油加热的过程中会依次生成瓦斯、石脑油、汽油、煤油和润滑油。当时，只有汽油没有实际使用价值。30年后，汽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标准石油公司垄断了石油产业。1882年，约40家独立的公司形成了第一批托拉斯，洛克菲勒创立了其中之一，托拉斯这种商业形式可以统一决策。这些企业合并引发了不少争议，洛克菲勒为此辩称，这样做可以统筹资本，并且以较低价格提供产品。实际上，托拉斯强化了集中管理。到1896年，洛克菲勒的身家已达两亿美元，是20年前，范德比尔特去世时的财富的两倍。
洛克菲勒的商业策略没有逃出批评家的视线。洛克菲勒是一名虔诚的浸信会教徒，却获得了铁石心肠的名声，特别是伊达·塔贝尔（Ida Tarbell）在一本揭露丑闻的流行杂志上连载了他的故事后，洛克菲勒退缩了。他听从了公关顾问的建议，增加了向浸信会教堂的捐赠，并且开始资助医学院。洛克菲勒在57岁的时候，揭开了他职业生涯中作为慈善家的新一页。他发起了配套资金的概念，通过配套资金，他可以捐助别人运作的项目。他利用这个方式，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后来，为了“提升全世界人类的福利”，他又于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捐出自己的5亿美元后，洛克菲勒作为一位受人爱戴的人去世了。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成功企业家的生活似乎都相似的乏味，特别是如果他们出身贫寒。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得心应手，他们是早熟的自我修行者，表现出自己建立事业的决心，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们吸引了赞助商的注意，然后投入了新的产业，他们一直都在预言着经济增长的方向。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专心和永不停歇的向上攀登，直到他们登顶，甚至是创造了无人企及的事业巅峰。范德比尔特在铁路行业、卡内基在钢铁行业、洛克菲勒在石油行业都骑着固定资本成本这只大老虎，步入了巨头公司和托拉斯的新世界。他们与同龄人一起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亚当·斯密认为，随着企业家奋力地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看不见的竞争之手”会发挥作用，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商品。但这也很容易成为新竞争者的入口。相反，高固定成本限制了竞争，只有拥有准备资金的竞争者才可以参与进来。
德国企业家
奥古斯特·蒂森去世时，《纽约时报》的讣告戏称他为“鲁尔的洛克菲勒”。这么说是为了押r字头韵，蒂森其实更像是安德鲁·卡内基。他脾气火暴而且求胜心切，他的活力改变了德国的钢铁行业。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莱茵兰银行家族。30岁时，他的婚姻甚至为他的事业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为了满足用于桶、包、箱、导管和管线的带钢日益增长的需求蒂森开始收购钢铁厂。他将他的商品远销俄罗斯，建立国外的销售网络是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873年，经济危机压低了钢铁价格，蒂森大胆地扩大了生产，并且开始促销，把他的事业推向了多元化。当然，范德比尔特也有相同的举动，他们两个人都展示了冒险精神，做出了违反直觉的决策，这使他们充满了传奇色彩。
19世纪80年代末期，蒂森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煤矿开采、钢铁冶炼、高炉冶炼轧钢厂和机械工程。与美国公司标准化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同，蒂森公司提供给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商品目录中的都是专业化、高品质的产品。他接受过良好的技术教育，而且是天生的商业组织者，他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经营结构。他希望他的部门经理——往往是二三十岁的男人——都像他一样，是处理技术和营销问题的多面手。他在大部分生产线上实现了垂直整合，这使他拥有了巨大的成本优势。然而，尽管他的经营规模如此之大，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他仍一直坚持家族控制。蒂森是个超凡英雄。他持续追加资本，投资新技术，这与谨慎的英国企业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
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是个生意人，但也是一位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创立了世界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西门子长大时，普鲁士的教育预算几乎与它的军事预算一样多。1835年，西门子因为没钱学习土木工程，于是进了普鲁士的炮兵部队。六年的技术研究免除了这个年轻人两年的兵役并允许他加入陆军预备役，还给了他一套制服！军队也因这个项目而受益。西门子的早期发明包括金银的电镀工艺、微分调节器，还有几个可以改善惠斯通电报机的设备。西门子离开军队后，开始专心研究发明的实际应用，为他钟爱的实验赚钱。他是第一个建议使用古塔波胶的人，这是一种从热带树木上提取的乳胶，可以用来缠绕地下和水下的电缆线路。他持续不断地为连接英国和印度这样的试验电缆开发仪器。
1847年，西门子的第一家公司大举进入了新的电力领域。西门子发现了电动原理，可以使电池产生连续的电流和高电压。19世纪60年代，他为电力方面的发明申请了专利。他的实验室利用太阳系的规律研发了新产品。西门子发表了许多篇发电机、热电阻、测量仪器和电磁设备方面的论文，指导德国工业开发了新工艺和新产品。他留下的西门子公司如今在能源、电气工程和通信领域仍保持着他创办的初衷。
德国的许多城市和地区都有它们的特色手工艺：奥格斯堡的金银和铜制品，纽伦堡的木工艺和玩具，莱茵兰的刀和剪刀，雷姆沙伊德的钢制工具和斯托尔伯格的黄铜工具，我们还可以加上巴伐利亚州的啤酒。而卡尔·蔡司正是从德国这些强大的手工艺传统中走出来的。12年的学徒期满时，蔡司从生物学家研究细胞的新兴趣中看到了机会。1846年，他得到了一份合同，为耶拿大学制造和修理所有的科学设备。20年后，他的公司出产了千分显微镜；40年后，他的公司又出产了万分显微镜。1866年，蔡司与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联手，研究了最新显微镜对玻璃的压力要求。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要修饰玻璃来满足这些需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进行相机的试验，这是一项对于消费者、科学家和制造商来说都越来越重要的发明。蔡司和阿贝发现，光线经过透视镜会集中在不同的位置。研究这一现象的数学模型最终形成了新的光的波动理论。1870年，另一位玻璃化学家奥托·肖特（Otto Schott）加入了蔡司和阿贝的事业。
蔡司公司强调新产品的设计，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大多数德国工匠的视野。蔡司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不断改进科学仪器，他和同时代的西门子以及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把德国的资本主义与技术前沿对接了起来。1888年，蔡司去世后，他的公司生产出了放大倍数为2000倍的显微镜，通过这种显微镜能够辨别好细菌和坏细菌。现在，蔡司公司还生产望远镜、照相机、行星仪、显微镜、半导体、纳米技术、光谱分析仪和光电产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伯开始了他对农业的研究，因为当时，英国的封锁切断了智利和秘鲁供应的硝酸盐，所以他想找出一种方法，来代替德国农民需要的化肥。哈伯用合成氨法生产的氮肥可以提高全球作物的产量。他的诺贝尔颁奖词说他从空气中抢夺了面包。哈伯还进行了化学气体方面的试验，从而推动了农药的发展，其中就包括奇克隆B。一段成功的人生却有一个痛苦的句点，纳粹在集中营使用了奇克隆B，哈伯的几个亲戚就死于那里。[6]如今我们发现这些进步中，许多都加速了化石燃料和化肥的使用，从而破坏了大气的未来，这虽没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但仍使人担忧。
整个19世纪，人们进行了连锁性迁移，从农场到乡村工业，从小镇商店到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作。如果没有财富带来的保护，无论想不想，他们都必须接受变化。[7]这些人在态度上可能是守旧的也可能是现代的，忠诚的、不顺从的、勤勉的、懒散的、迟缓的或聪明的，人类一直都是这样。但在资本主义的演算中，他们被计为商品，必须遵循供求规律。马尔萨斯解释了一条适用于劳动者的规律，他预测说，新生儿数量的增长对应的是年轻人就业机会的增多，这个增长迟早会因为收成减少而下降。因为他没有料想到农业改进措施会提高粮食产量。不过他关于出生人口增多的短期效应的观点非常切题。
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不是一帆风顺。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都在下降。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生死平衡被高生育能力和低道德观念打乱了。工资赶不上支出的增加，特别是女性劳动者深受其害。农村的穷人一直生活不易，而城市也出现了明显的就业歧视。粮食供应的持续短缺使女人必须让着更需要营养的丈夫。英国的农民被新农场设备所吸引，开始从饲养牲畜转向种植谷物，他们强迫女人放下高薪的农活，去做低收入的工作或者回家做苦工。[8]女人还得承受丈夫容易被裁员或遭遇工业事故这些痛苦。
为穷人改变的选项
农场设备最开始依靠的是马力，接着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驱动，农场设备的机械化影响了全球。美国农场的大丰收多亏了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发明的收割机，它为美国的家庭农场迎来了一段繁荣期，并且压低了世界的商品价格。早在19世纪70年代，价格低廉的美国谷物就唤起了欧洲国家的关税保护。航运业采用了蒸汽动力，使横渡大西洋的运输更加容易，这导致美国的大丰收逐渐摧毁了东欧和南欧的农民经济。随着各个国家急着在全球农业的专业分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农业生产的重整随之而来。在新农业体系中，农民只种植一两种作物，而不是像早期那样进行多样化的种植。农业公司开始取代种植户，而这些农家成员则纷纷涌入附近的城市或移居国外。
逃离欧洲恶劣生活条件的方法之一是去北美或南美国家寻找新家园，或者走向更远的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早在1818年，威斯特法利亚的官员就记录过“流浪精神”和“移民美国的热潮”。19世纪40年代，每周有1000个欧洲人抵达美国。20年后，大部分欧洲国家取消了对女性和服役结束的男人的旅行限制。从19世纪末开始，波兰、俄罗斯、匈牙利、意大利、塞尔维亚和希腊多余的农村劳动力选择横渡大西洋，到国外开始新生活。其他人则搬到了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城市。1892年，纽约港的埃利斯岛成立了一个接收中心。20世纪10年代，移民高峰期时，每年有差不多100万人从这里入境。
人们四处迁移。太平洋上有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动身去了暹罗、爪哇、马来半岛、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南威尔士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地方也吸引了不少日本移民。据估计，300万印度人作为流动工人去了尼泊尔和东非。[9]差不多5000万人离开中国南部和印度，到达东南亚，相同数量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迁往了中亚、西伯利亚和满洲。[10]西班牙把100多万人送到了古巴和拉丁美洲。意大利人去了美国、阿根廷和突尼斯；法国人去了阿尔及利亚。虽然英国经济发达，但还是有1200万英国人去了美国、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时，600万德国人移居巴西和北美。而一旦巴伐利亚人、爱尔兰人或瑞典人在国外建立了滩头堡，他们的亲友就很容易跟来。显然，这都是与资本主义关联的新经济实践产生的深远影响。
欧洲人口膨胀的同时，美国人口也从1800年的550万爆炸式地增至1900年的7600万。十年后，美国人口已经达到9200万。白种拉丁美洲人渴望欧洲移民来美白他们的人口，美国的制造商也需要男男女女来使工厂运转。总之，当时有5600万欧洲人穿越大西洋来到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11]之前，奴隶贸易还带来了1100万人。因为大部分移民都是年轻男性，男男女女都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所以美国的抚养率很低。年幼或年老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相对较少。
1750～190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欧洲人口从1亿4000万增长到4亿3000万。欧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占比曾经是17%，现在是1/4。人口大幅增加最直接的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19世纪至20世纪初，健康、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延长了人们的寿命，霍乱、斑疹伤寒、肺结核、天花和伤寒症等旧时杀手致死的比例也有所下降。生育率的提高也是人口长期增长的原因之一。1870年，生育率急剧下降，但是由于预期寿命延长，人口仍在继续增长。
人口过剩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加剧了民族矛盾。1880～1914年，发生在俄罗斯、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大屠杀掀起了大批犹太人移民美国的浪潮。他们背井离乡的动机有很多，包括逃避兵役和征税、渴望冒险、想要更高的工资、想要土地，还有寻求政治和宗教自由。[12]蒸汽船加快了航行的速度，但是客船统舱的等级依然很低。对美国企业而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来得正是时候，随着工厂流水线的建立，许多没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正需要他们。
匹兹堡、布法罗、扬斯敦、托莱多和纽瓦克的钢铁厂、炼油厂、血汗工厂等无数的工厂向在埃利斯岛登陆的人张开了怀抱。工厂里大多数工人是移民，但是也有一些是从瑞典和挪威往西走，定居在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新开垦的土地上的人。因为家乡的习俗，来自希腊、德国或爱尔兰等地的女性可能会进入工厂工作、担任公务员或在家里制作人造花卉、帽子和衣服。对于在家工作的人来说，缝纫机是非常重要的发明。每天吃过早餐后，整个家庭就开始在租住的公寓里辛勤劳作，公寓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这些编外工人就像是供应充足的生产要素，因此价格——即工资——就会降低。在大部分人口接近50万的美国城市里，2/3的人或他们的父母出生于外国。因为他们到达的国家仍由具有英国和德国血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管理，所以根据原籍，他们成了有定语的美国人，比如波兰裔美国人或意大利裔美国人。
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
工业化改造了工人阶级。新无产阶级的成员对重新划分了他们国家的经济变化有着不同的反应。19世纪中叶，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比利时和法国更快地实现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降临攻击了习俗，然而，在英裔美国人的世界里，开始于18世纪的机械化车间慢慢地蔓延开来。这种从容不迫的发展步伐延续了几代人，所以人们相信，工业化是社会自然的经济发展潜能进化演变的一部分。亚当·斯密曾论证过这个观点。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大陆却不是如此。也有批评者认为，工业化是新贵阶级设计的一次掠夺式的转型，想同时摧毁贵族和农民，这次转型曾免于经济动荡的侵害。
反对者支持有关工业资本主义的破坏和剥削的共同观点，他们的人数成倍增加。区别在于，他们的建议超出了他们对打击欧洲的这场灾难的认识，他们掉进了意识形态的大坑。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尤其强大，他们相信组织大罢工这样的直接行动可以从所有者手中夺取工作场所的控制权。因为他们希望管事的是工人的工会或联合会，所以他们自名为“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消灭所有的政府，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政府与实业家相互勾结。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是他们主要的理论家，他说，“财产就是盗窃”。普鲁东不断地强调一个有说服力的想法，即私有财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没收工业财富的利益，这些财富实际是由工人创造的。无政府主义者比其他人更理想化，他们指望未来出现某种自愿的相互关系，可以引导社会决策。卡尔·马克思对于历史本身有一套更复杂的理论：他认为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阶段，可以让实业家创造的巨大财富实现社会化。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当社会走入共产主义时，政府只是事项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
这些理论成了使人改变信仰的组织原则。工厂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12小时，这种工作制危害了工人们的健康。最初的工人运动是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1864年，激进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在伦敦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它也常被称为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国际工人协会每年在西欧城市举行会议，顶峰时，它有500万成员。1848年，几个欧洲国家发生了暴动，政府疑心是劳工骚乱，所以警察和告密者经常会参加劳工的集会。
马克思和普鲁东彼此影响，但是他们对是否使用武力有不同的看法。普鲁东相信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从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分离出来的一群人，后来，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实施社会公义时使用暴力。劳工支持者利用了一系列根本有效的解释说明，他们对于是否成立政党来改变政府，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等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在体制内努力来扩大工业化的成果等问题各执一词。
欧洲的劳工积极分子
激进组织的发展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敲响了警钟。1883年，德皇威廉一世经历了两次袭击后，德国政府取缔了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而且政府每三年都会重申这一法律。与美国不同，德国有社会支持的传统，这源于它早期的家长式统治。社会福利立法着重强调了有关工人组织的苛刻法律。借用总理俾斯麦的话来说，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到“国家不仅是必要的体制，也是社会福利之一……是为他们的需求和利益服务的”。不到十年，俾斯麦通过立法，确保工人获得了疾病、工伤、养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等方面的保险。因为这些项目是由雇主支付，所以保险政策得以普遍而有效的执行。
制造商担心劳动力市场的动荡，于是开始向容克贵族靠近，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地投入了容克贵族的怀抱，同时，社会主义的威胁也促使容克贵族主导的德国政府更加支持社会立法，从而放慢了德国移民的步伐。[13]德国政府加大了中小学的教育开支。在这一有利的相互影响下，工业得益于有文化的工人，而工业职业也鼓舞工人成了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扩大选举权被视为是对财富再分配的激进努力的遏制。尽管政府取缔了激进团体，但具有马克思主义血统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却在不断增加。
50多万英国人把5月1日从古老的异教节日变成了国际劳动节，因为1890年的这一天，他们游行到海德公园，示威要求8小时工作日。在拉丁美洲，劳工骚乱始于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全国性的大罢工，他们不仅为了争取劳动收益，而且为了打倒政府，他们认为政府与老板、地主相互勾结，保持了对工人阶级的控制。1918年和1920年，美国的国家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农民劳动党和共产主义劳动党甚至也选派了候选人，参与总统大选。不过，美国工人不太适应激进的思想，他们更愿意在体制内努力，从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报酬。
德国和英国眼看着强大的工人政党冉冉升起，与保守派开始争夺政治权力。1900年，经过与政府数十年的斗争，并且依靠不断扩大的劳工运动，英国工人成立了工党。行业工会代表了部分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它们的活动仅限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渐进式改善。19世纪80年代，组建工会的非技术工人更加激进，他们冒着被逮捕和监禁的风险，组织公众集会和示威，要求8小时工作日和安全的工作条件。他们让公众看到了因为制作火柴而被磷光物质毁容的女人脸。非技术工人不能像行业工会那样限制行业的准入，所以为了获得关注，他们就转向了罢工、纠察和游行示威。于是骚乱很常见。
德国与美国加入了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使英国工业陷入了困境。失业和停滞不前的工资成为最好的招聘人员。英国著名的知识分子组建了费边社（Fabian Society），他们说服公众支持实现主要产业国有化这样的社会主义措施。主张政治运动的人最终胜出。不到20年时间，英国工党取代了自由党，成为保守派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美国劳工的独特斗争
美国劳工的情况明显不同。因为从殖民时代起，美国就没有贵族，甚至没有公认的精英，所以美国人觉得他们自己在政治上是信奉民主的毫无差别的社会成员。而等级差别明显地触怒了美国人的自我形象。19世纪，即使没有财产的美国人都有投票权，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证非洲裔美国人也有此项权利。内战之后，工业化给土生土长的白种工人带来了新机会。[14]公司取代了家族所有者和合伙关系，商业的官僚机构也随之扩大了。许多本土工人受助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及其对美国方式的熟悉，从蓝领工人变成了白领阶层。他们离开了车间，走进了办公室，成为职员或主管，他们的工作环境更干净了，工作时间更短了，工资也更高了。他们与所有美国人一样，受益于源源不断的移民，这些在美国工厂打工的移民是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存在保证了商品的低价。19世纪，最好的土地已经不见了，但是务农仍是一个选择。虽然美国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可直到1950年，它的农场的实际数量仍在不断境加。
产业工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英国的技术工人属于行业工会，工会非常注重确保他们的特权。外籍劳工扩大了非技术工人的群体，他们在工作场所几乎没有权利。雇主可以“随意”开除他们，“……以正当的理由，或者没有原因，甚至因为道德上的错误，雇主也不会因为侵犯法定权利而获罪”。[15]美国的普通法沿袭了英国的法律体系，处理劳动投诉的依据是历史悠久的主仆法令，这项法令偏向于主人的喜好。比如，如果在工作场所，由于同事的疏忽造成了意外事故，雇主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法律还把工会解释为阴谋组织，外国劳工组织者常常被驱逐出境。尽管法律包括了对工人有利的措施，但在法庭上财产权始终胜过人权。经济繁荣时期，盆丰钵满的雇主愿意作出一些让步，工会的工作也会好做一点。
美国人满腔热情地认同平等公民的理想，他们通常不在乎人和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财富差距。外籍劳工努力想加入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黑人在美国的同化承诺中却是明显的例外。内战后，南方的白人曾建立了一项社会制度，在学校、公共汽车和餐馆等公共场所对白人和黑人进行了隔离。他们着迷于让非洲裔美国人“不要乱动”。这条几近专横的社会鸿沟标志了美国的种族关系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相同。种族隔离这项安排给黑人企业家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把商品和服务带进他们的社区，这是小小的安慰。
独特的意识形态主导着美国的公共话语，它对劳工组织非常不利。公众易于把工人看做是负责照顾他们自己和家人的个体。托马斯·杰斐逊把有限政府的概念变成了颇有说服力的美国价值观。作为美国百姓的拥护者，杰斐逊认为削减联邦权力是缩减财富精英影响力的最佳方式。虽然工业企业中，新权力的集中削弱了他的假设，但是过了很久，公众才意识到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并且剥夺大工业企业的特权。20世纪之交，被称作激进分子的平民党以及头脑清醒的进步人士走上了他们的改革之路，最终成功地让公众明白了经济力量不受制约的危险。
各种激昂的、愤愤不平的团体提供了政治势力，使改良的立法获得了国会的通过。这些团体有依赖铁路公司的农民，也有面临被大公司吞并威胁的小企业主。女性改革领袖暴露了移民家庭身处的悲惨的社会环境。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在城市社会服务所工作，她们公开了外籍劳工必须面对的不安全的公寓和暴虐的雇主。20世纪初的改革者借鉴旧式反贵族的修辞，给工业巨头贴上了“强盗大亨”的标签，并且把他们专横的方式与贵族进行了比较。“强盗大亨”这个名词引起了美国人的共鸣，因为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就是没有欧洲那样封建的过去。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本土庞大的白人中产阶级在欧洲的启发下，也经常参与暴力罢工和抗议活动。劳工才慢慢赢得了公众的支持。
人们开始担心，因为企业的冷漠威胁到了他们的食品安全。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出版了小说《丛林》，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让同胞们了解了肉类加工厂可怕的劳动条件。他纤毫毕现地描述了香肠如何被塞满锯末等各种杂质。他生动贴切的描写深深地刻入了读者的脑海。1906年，也就是《丛林》出版的同一年，国会通过了《肉类检验法案》和《纯食品和药品法案》。各州也开始立法保护女工和儿童。公务改革遏制了这个所谓镀金时代猖獗的市政腐败。
1902年，伊达·塔贝尔月复一月地在杂志上连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迷住了广大读者，这个故事和基德船长冒险记一样精彩，洛克菲勒如同海盗一般操纵着道德罗盘。民众有机会了解了洛克菲勒参与石油垄断时曾用过的诡计，见不得人的勾当以及歹毒招数。塔贝尔的书还提到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的政府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起诉过标准石油公司。[16]不过，标准石油公司在最高法院找到了它的同情者，他们否决了这些法律，他们认为这些法律过度限制了市场上的行动自由。工人的安全依然不受雇主和立法者的重视。直到1937年金门大桥建设时，建筑工地才开始使用安全网。这张网挽救了20个人的生命。
每年有100万外国人移居美国，这引发了一些本土美国人对这些陌生人的怨恨，因为这些陌生人似乎接管了他们的城市。新移民不只有着深色的皮肤和深色的头发，许多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来的移民还是天主教徒或犹太人，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新教徒。1882年，排外情绪使美国人非常反感中国人。一些人不断向大众灌输一种观念，说美国现在感觉上已经变成了逃脱欧洲恶劣条件的避难所，他们公开表示，移民忘恩负义，总是在寻找更好的条件，事实上，除非他们在欧洲就是激进分子，否则大多数移民工人都在忙着适应陌生的新国家，根本没时间响应组织者的号召。东部城市的寓所挤进了许多穷苦的移民，他们的极度贫困以及奇怪的习惯引起了猜疑，推动了限制移民的运动。把多种族的劳动人口变成有效的劳工运动是个挑战。
所谓的新移民到来之前，七个美国裁缝组成了高贵神圣的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劳工骑士团成立于1869年，为了防止政府的镇压，它最初是个严格保密的团体。劳工骑士团的成员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他们不受种族、性别或肤色的限制。它还正式排除了医生、银行家、律师、酒类生产者和赌徒等几个群体。劳工骑士团的主要纲领包括争取8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要求累进所得税、使公共设施和铁路国有化、实行同工同酬，以及建立合作社，用雇佣劳动为制造业提供替代选择。虽然劳工骑士团起初极力避免参与罢工，但它还是卷入了干草市场暴乱，这次暴乱几乎结束了它的上升势头。这一丑陃事件的起因是芝加哥的游行队伍中有人向警察扔了一枚炸弹。七名警官和数十名平民死亡。民众猛然将矛头转向了劳工组织，相当轻松地宣告了四个无政府主义者有罪，并处死了他们。
19世纪的最后15年，劳工骑士团的成员从近100万骤减至仅10万。1886年，紧跟着劳动骑士团的这次衰落，一位英国移民的雪茄制造商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成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AFL）。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最成功的工会组织，它认可其成员行业工会的自主性。直到1924年去世，龚帕斯一直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负责人，他看到了工人在资本主义中的潜在利益。美国劳工联合会一直稳步成长，它致力于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即时改善，强调“十足的工会主义”。美国劳工联合会最初向非技术工人、黑人和女工开放，后来部分因为成员工会的偏见，被迫逐渐对黑人工会进行了隔离。他们认为女性就像如今的非法移民一样，充其量只是劳动人口的一小部分，拉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情况很糟糕时，她们还很可能是罢工的破坏者。
美国劳工联合会对其核心的白人男性成员保持了极度的忠诚，1901年，它敦促国会重申了1882年对中国人的移民限制。不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量从未多于劳动人口的5%。这是一段艰苦的历程，因为内战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从农村进入了城市，他们拥有了稳定的工厂工作，可用的医疗诊所和免费的公共教育，他们的生活水平经历了真正的改善。
龚帕斯的“经济工联主义”冒犯了激进分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地垄断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创造的利润，他们想打倒资本主义制度。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IWW）成立，它给美国的劳工运动注入了一些激进主义的色彩。它的成员包括曾信奉龚帕斯的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其中的尤金·V.德布斯（Eugene V.Debs）、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乔·希尔（Joe Hill）、比格比尔·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还有“琼斯妈妈”（“Mother” Jones）都是美国激进传说的主要人物。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像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形成鲜明对比的翻版，它积极争取工人团结一致，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盟员们打出了“伤害一个人就是伤害所有人”的口号，他们坚持认为雇主和工人毫无共同之处。矿工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最早的核心成员，他们显示出了激烈的战斗精神，之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又招募了伐木工人、流浪的外籍劳工、丝绸生产商和纺织工人，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南方腹地和太平洋西北地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前20年里，盟员们参与了150次罢工。美国虽然有大量的劳工行动，但是它的工会运动仍然很无力，尤其是与欧洲国家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