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最后15年，欧洲国家成了风险投资家，但是对于它们自己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来说，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在过去的200年中，自由市场经济一直沿着私人投资者铺就的小道前行。非正式的市场沟通借由价格和利率的语言，指导参与者达成最佳交易。信息本身成为重要的商品，使工人、生产者和投资者重视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漫长的孕育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配角。它们资助工业间谍活动，筑立关税，在法庭上裁决合同。一些国家的政府还修建了铁路，成立了国家银行。不过，国王、总统、总理、首相仍需要开展外交和战争等高级政治活动，这些仍牵引着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
欧洲的领导人不再愿意继续坐在看台上，观看他们的人民独自引领奇迹的发生。他们从富裕的国民手中得到了许多钱，他们开始用这些钱投资于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不像罗马人和蒙古人那样受纳贡品，而是指挥国民的劳动和资源来为市场进行生产。国王和政治家变成了企业家。累积资本的挑战受到了许多关注，研究过剩资本如何影响经济选择的想法则相对少得多。到19世纪末，大多数西方人都认识到钱应该用来赚钱——而且始终都应如此。闲置资金的想法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统治者在这方面的理念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元首利用增加的收入，开始了鲁莽的海外冒险。资本主义无与伦比的创利能力重塑了政治面貌。
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带入资本主义轨道，向欧洲的统治者许下了权力和财富的双重承诺。但是很遗憾，资本主义没有缓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角逐。托马斯·潘恩曾预言，商业使人们“失去热忱”，不愿冒险，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国家现在有更多的钱可以武装自己。更多的武器催生了它们更大的野心。西欧国家争相开拓海外版图，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和英国则继续剥削它们的古老帝国。新的收入来源为欧洲统治者参与国际竞赛提供了手段和动机，最终酿成了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西方国家在寻找异国原材料的过程中，进入了非洲内陆，从此，世界和资本主义都不同以往了。工业发展和商业扩张之间的差异变得至关重要。贸易只会触及商人及其仆人，还有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但是在国外生产商品牵涉了为他们这样的新主人工作的全部种群人口。19世纪30年代，英国入侵中国的行为是早期外国侵略的典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急切地希望建立贸易联系，买卖印度种植的鸦片。而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使用这种容易让人成瘾的毒品。中国禁止了这项贸易，并且驱逐了英国商人。尽管国内也有抗议的声音，但是英国人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中国。他们轰炸了中国的沿海城市，成功地获得了五个中国港口的商业使用权以及香港的控制权。这次入侵虽然暴力，但影响范围比较小。
动用海外劳工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因为它不只是用经济刺激来诱捕在油田和热带森林附近生活的男女。收割热带作物和提取珍贵的矿物都需要生活在这些原材料产地周边的工人。当然，17世纪和18世纪，加勒比地区的糖料种植园以及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等地区的工厂都为新资本主义把殖民地猛然变成生产中心提供了某种模板。
政府有公司缺少的东西，政府可以逼迫当地顺从的领袖作出让步，或者凭借武力进入没有公认的政治秩序的地域，从而获得征用工人的权力，欧洲国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就是这样做的。在沿海地区存在的欧洲殖民地是对长途贸易的支持。非洲内陆尚未开发的富饶之地激起了帝国的想象力。欧洲国家为争夺这些地方扭打作一团，它们从未考虑过当地居民的感受。贪婪、好奇、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武装暴力纷纷出场，在这场劫掠中都发挥了它们各自的作用。当资本主义跨过了它的原始边界时，在本国不能接受的暴行在这些地方变得很常见。人们早已忘记殖民者的祖先用了多长时间才适应了现代的工作节奏。他们只知道新殖民地的臣民似乎很落后，对新主人带来的幸福感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殖民地人民的抵抗也常常遭遇暴力镇压。
去非洲的欧洲传教士
西方探险的活动范围令人吃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19世纪50年代以前，居然几乎没有人了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知何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没有像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和印度那样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致命的疾病，尤其是疟疾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成了欧洲人的死亡陷阱。而不同寻常的是，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却只身打开了非洲大陆的东部地区。
利文斯通的生活阅历令常人羞愧。10岁到24岁他在家乡苏格兰的纺织厂工作，青年时，他如梦初醒，开始信仰并学习基督教，而且自学了大学教育要求的拉丁文。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阅读方法，在14小时轮班的时候，把书固定在珍妮纺纱机上进行阅读。他后来存够了钱，到格拉斯哥和伦敦的医学院读书，又从那里作为医疗传教士去了南非，在南非，他很快通过婚姻成了著名传教士家庭中的一员。1841年，利文斯通到达了开普敦，不久后，他就找到了两项使命，基督教治疗师和无畏的探险家。这两项工作成了利文斯通的终生事业，他组织探险，走进了“最黑的非洲”，这个通俗的名称不仅说明着这片土地缺乏知识，而且让人想起那里深色皮肤的居民。
利文斯通直至去世都在旅行，他靠双脚和牛到达非洲大陆的中心，顺着河道航行，爬山下坡，沿着山脉行走，去到了以前从没有白人去过的地方。他徒步穿越了数千英里的广袤大地，走过了原始的热带稀树草原、高原、沙漠、湖泊、溪流和急流，他的日记里满是有关非洲植物、动物和居民的生动描述，还不时穿插着表达一下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笃定。利文斯通是第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穿越了非洲大陆的欧洲人。他在艰苦的旅程中发现了非洲的刚毅之美。他曾与两只狮子对峙，还体验过疟疾发作的痛苦，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他详细记录了自己治疗疟疾等疾病的经验，他认为奎宁是有效对抗疟疾的药物。不过后面的探险家就没那么幸运了。直到2006年，疟疾仍是致命的疾病，每年都有100万非洲婴儿因此丧命。
利文斯通无意间透露的细节挑动了同胞的贪婪之念，他口中的非洲大地到处都是崭新的资源。1857年，利文斯通返回英国，出版了《传教士游记》和《南非研究》，着迷于这两本书的读者和如今《夺宝奇兵》的粉丝一样多。但是利文斯通不是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他是大家公认的最温和的人，这个特点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总能成功地说服部落卸下对他闯入的敌意。
利文斯通把医术和基督教信仰传给了他遇见的人，并且在中非地区亲眼见识了穆斯林和讲斯瓦西里语的非洲人进行的活生生的奴隶交易。19世纪，强势的阿拉伯领袖从东西海岸进入非洲，改变了许多部落的信仰。阿拉伯人也奴役过非洲人，并把他们卖给桑给巴尔、波斯、马达加斯加和阿拉伯半岛种植园的买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利文斯通致力于揭露东非奴隶贸易的残忍行径。1865年，他出版了《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激起了数百名基督徒的强烈反应，他们为了结束这项邪恶贸易集结在一起，而且他们因此更加憎恶奴隶贸易的穆斯林印记。欧洲人用象牙镶嵌钢琴、台球、珠宝和家具，他们对象牙贪得无厌的需求加重了奴隶贸易的惨状。利文斯通受到的普遍尊重支撑了将文明带给“黑暗大陆”（指非洲）的人民的新运动，证实了欧洲人藏污纳垢的自负。利文斯通重返非洲，他冲进了非洲腹地，这次他找到了尼罗河的源头。整整五年，利文斯通与所有的欧洲记者都失去了联系，这给他人道主义的好名声又增添了几许迷人的神秘色彩。
故事讲到这里，出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威尔士移民，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17年，斯坦利以内战老兵、外国记者和业余地理学家的身份接下了《纽约先驱报》的任务，去非洲寻觅失踪的利文斯通。据称斯坦利在内战中为南北两方都打过仗，这使他多才多艺。他在中非苦苦寻找了六个月，岁末年终时终于成功了，他用探险史上的著名问句表达了对失踪传教士的敬意：“我猜，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吧？”斯坦利和利文斯通后来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们刺激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野心，欧洲人一直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领地。
斯坦利在之后的六年里绕着维多利亚湖航行，继续着他的非洲探险之旅。他从尼罗河的南部源头出发，顺刚果河而下，结束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旅程。与有信仰的利文斯通不同，斯坦利是与一支190人组成的装备精良的部队一起行进，他更多地表现出了西方主人的姿态，而不是谦卑的基督徒。斯坦利很像是17世纪去北美的英国人，他认为非洲大陆空无一人，至少他没把非洲人算作人。返回英国的斯坦利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他尽力使英国政府获得了非洲心脏地区的主权。但这些努力无济于事。[1]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帝国野心
斯坦利宣传的非洲的前途横跨英吉利海峡，煽动了一位显赫的欧洲人。他就是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利奥波德的父亲曾抓住时机推动了比利时工业企业的发展，其中还包括欧洲的第一个铁路系统，而利奥波德则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他下决心要获得一块殖民地，提升比利时这个小国家的地位，他为了了解西班牙从其殖民地获得了多少好处，竟然查遍了马德里所有有关西印度群岛的档案文件。[2]每天早晨，特殊信使都会为他送去《伦敦泰晤士报》，利奥波德借由阅读这份他最喜欢的报纸来获知非洲的新闻。他读过一则英国探险家的评论，说非洲“无法形容的富庶”是在等待一位“进取的资本家”。也就是这个时候，利文斯通死后出版的日记震惊了读者，他在日记中形象地讲述了奴隶贩子如何肆无忌惮地抓捕非洲男女，甚至儿童，然后把他们卖为奴隶的故事。以前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奴隶贸易进入了利奥波德的视线，他把杜绝奴隶贸易的热忱加进了他建立非洲殖民地的计划。利奥波德约见了传教士、地理学家以及反对奴隶制的倡导者，他成立了代表基督教、科学和人道主义的组织。他私下筹谋着如何分得“一块非洲的大蛋糕”。[3]
你如果想知道19世纪的世界与我们的时代有多么不同，利奥波德的事迹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狂妄自大地想获得相当于比利时国土面积26倍的非洲殖民地。但是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正确。刚果自由邦是利奥波德的个人财产，在比利时议会的批准和财政资助下，他把刚果自由邦当作一家公司经营。因为英国领导人对在非洲腹地建立殖民地的兴趣不大，所以利奥波德抓住了机会，利用了无畏幸存者斯坦利多年的探险经验。他们签订了五年的合约，利奥波德把斯坦利即刻送回了中非，让他带着钱去修建公路，设立刚果河网络沿线的驻地，购买土地并且签署条约。爱耍派头的斯坦利在五年时间里确实完成了这些任务，他说服刚果盆地的450名酋长接受了他交换领土权的礼物。
与此同时，利奥波德在欧洲打着促进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幌子，开展了一次辉煌的外交活动。他的国际刚果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Congo）不过是一具空壳，他在背后巧妙斡旋，使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同意了他在个人主权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可以征用中非辽阔的地域。[4]利奥波德没想过要把当地居民赶出这片他梦寐以求的土地，因为他还想借助他们熟练的臂膀和强壮的背脊来为他劳作。世界舞台曾上演过的悲剧再次拉开了帷幕，这都源于西方世界对非洲财富的垂涎欲滴。
刚果自由邦一点也不自由，而这正是利奥波德的风格。利奥波德建立了一个邪恶的政权，与他曾发誓要根除的奴隶制度一样，彻底地剥削着生活在那里的男男女女。所有未开垦的土地都被归为他的财产，这么一来，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土地。在白人士兵和黑人雇佣兵的配合下，利奥波德与顺从的部落酋长联手，利用谋杀的威胁，并且大规模地摧毁村庄，强迫刚果人采集野生橡胶树的乳胶、发掘钻石，捕杀大象获取象牙。仅凭橡胶，刚果在商业上就取得了成功。与君主的称谓相比，利奥波德其实更像是现代的CEO，时刻关注着市场指标。他出奇的无情，总是定期给他的刚果奴才派发步枪。相似的悲壮史歌也在亚马逊河流域唱响，到达那里的专业的割胶工人把疾病和武器一并带给了当地的土著居民。[5]
19世纪末，利奥波德在刚果的所作所为唤醒了批评家的良知，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一名公司雇员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起了疑心。瑞典和美国的传教士亲眼见证了暴虐的恶行，随即发起了一场针对利奥波德的刚果事业的讨伐。亚瑟·柯南·道尔爵士（Arthur Conan Doyle）、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马克·吐温等一批能言善道的人开始对利奥波德伪装的残暴行为进行口诛笔伐。他垄断的财富也惹火了英国的自由贸易商。而利奥波德却依旧我行我素继续编造他仁慈的谎言。他修建了特尔菲伦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陈列的非洲艺术品都是为了庆祝刚果人民从异教和奴隶制中翻身解放！[6]1908年，利奥波德去世前，把他的封地授让给了比利时国，刚果自由邦因此改称为比属刚果。
其他在非洲的欧洲国家
虽然利奥波德的行为是欧洲劫掠最极端的记录，但是他的邻居也争分夺秒地加入了非洲的这场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战。18世纪末，法国失去了新法兰西及其印度的属地，1830年，法国入侵了阿尔及利亚，开创了一个新帝国。一代过后，法国逐渐从普法战争失败的刺痛中缓过劲来，它开始派探险队去塞内加尔河考察。法国就是从那里出发，最终成功地占领了非洲西北部1/4的疆域，包括突尼斯和摩洛哥在内的400万平方英里的非洲大陆地区。[7]除了取得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控制权，法国还占领了塔希提岛，1890年，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塔希提岛建立了他的工作室。
德国人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样整装待发，他们必须找到一片殖民地，因为他们没有参与16世纪的新大陆探险。德国向非洲推进之前，在南太平洋发现了一处奇迹之地。美国内战致使原棉极度短缺，重创了莱茵河谷的纺织厂以及依赖棉花出口的港口。因此，德国汉堡一位杰出而又想象力丰富的企业家派人去了太平洋，沿赤道寻找棉花能够生长的地方。结果他找到了萨摩亚。德国政府随即说服西班牙出售了所罗门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帛琉群岛的大部分岛屿。法国和英国不准备将这些肥沃的南太平洋岛屿让给德国，所以它们把剩下的岛屿分成了八个不同的群岛。再往西看，1898年，中英签署了《南京条约》，英国自此获得了香港99年的控制权。同一时间，德国人也宣告了他们对地处非洲大陆两侧的多哥兰、喀麦隆、纳米比亚和坦噶尼喀的控制。
意大利是最后一个加入非洲土地热潮的欧洲国家。它占领了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的部分地区，但是面对埃塞俄比亚人时，意大利却遭遇了尴尬的失败。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在欧洲的这场版图争夺自由赛中坚守住了自己的独立，这里后来成了美国安置自由奴隶的殖民地。虽然法国和英国风格迥异，但是它们早期建立的殖民地都是它们进一步全球扩张的平台。
商业比区域争夺战吸引了更多的目光。1875年，利奥波德正在敲定他的计划，英国则加强了对埃及的控制。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后来，英国打败了拿破仑，从而占领了埃及。埃及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有着松散的联系，在形式上它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实际上，它仍然属于欧洲的势力范围。这个丧权辱国的安排成了埃及民族主义者争论的议题，他们的煽动引发了社会动荡，从而威胁了英国在埃及的巨额投资。此外，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放，越来越多的英国商船开始在运河上航行。这条100英里长的航道连接了红海和地中海。英国投资者无法接受暴力对它的损坏。1882年，英国政府下令入侵埃及，这显示出公共经济利益和私人经济利益的融合越来越明显。
英国在南非这个非洲大陆的另一端惹了麻烦，它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抢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开普敦为来往东方的商船队和皇家舰队提供服务，在英国的海外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33年，英国发起了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之后，它还抓获了一群在其治下极其不安分的荷兰农民。约6000名自称布尔人的南非白人决定向北迁移，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带走了差不多6000名奴隶和成群的牛羊用来维持他们的生计。英国人不愿放弃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统治权，特别是在1867年的某天，一个非洲人在那儿发现了钻石之后。20世纪最后几年，英国支持用流血冲突来解决问题，当时，欧洲人已经控制了非洲大陆大部分可居住的土地。
对欧洲人来说，在非洲境内最有用的是机关枪，机关枪是美国人海勒姆·马克西姆（Hiram Maxim）根据他们的想法发明的！有人曾建议马克西姆，如果他想赚钱，他应该“发明些东西，能让这些欧洲人更容易地割开对方的喉咙”。他们用新武器瞄准了非洲人。这种便携式的自动机枪每分钟能射出500发子弹，是步枪火力的100倍，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每一颗子弹的后坐力，反弹出废弹壳，并且插入下一轮子弹。在现在津巴布韦所在地区的一次交战中，50名英国士兵用四挺马克西姆机关枪打败了约5000名勇士。连发步枪和各种改良的马克西姆机关枪很好地服务了欧洲，无论是士兵，还是企业家，他们都希望用枪加快占领非洲的速度。
非洲边境同样也吸引了掠夺者，他们有时就像国家吞并的终极杀手。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就是这样一个人。1870年，罗德斯追随哥哥来到南非。他用10年时间创立了德比尔斯矿业公司（De Beers Mining Company），这家公司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从非洲攫取了大量的钻石。英国国旗“从开普敦一路安插到开罗”的画面启发了罗德斯，也向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和忙着在东非站稳脚跟的德国人发出了警报。建立伟大的帝国有时就是要厚颜无耻，罗德斯的名号刻在他接管的地域上长达半个世纪。英国政府对他目空一切的行为方式反应迟钝，总是曲终人散时才宣布国家的主权。多亏声名狼藉的罗德斯，英国的势力范围才可以延伸到非洲南部大片的土地上。
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资本主义往往就像是一位伯乐，不断发现遍布各地的植物和产品的新用途。橡胶就是其中之一。橡胶在刚果的热带雨林以及从巴西直通马来西亚和印度的赤道地区疯狂生长，它具有弹性，而且可以防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特性。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找到了从橡胶产物中提取粘胶的方法，但是直到1887年，英国人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才成功地为他儿子的三轮脚踏车制成了气压轮胎，装上这种轮胎的车辆行驶更加平稳，这变成了橡胶的主要商业用途。自行车风潮随之而来。在技术进步的下一个拐角，六个国家正在开发现代汽车的技术原型。汽车对橡胶的需求把曾被忽视的赤道和中东地区整合进了世界经济。
不仅是橡胶找到了新用途；石油、硝酸盐，甚至是仙人掌也具有了商业价值。机械收割机改变了美国的农业。它的广泛应用无意间还引起了另一项农业机械的发明，用线绳捆扎小麦的打结设备。贫瘠干燥的尤卡坦半岛的土地所有者不知如何学会了用仙人掌制作绳索的方法，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商业机会。一群准备奴役农民的企业家出现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让农民用弯刀砍断仙人掌叶。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发展让一群人痛苦不堪，却让另一群人崭露头角。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墨西哥工人砍仙人掌叶几乎没什么回报，但是机械化的劳动让美国大平原的农家受益。[8]在我们的时代里，资本主义创新的长拳是发现了钶钽铁矿，这是刚果非常特殊的一种金属矿石，它有助于缩小手机的尺寸。
欧洲主要的工业大国对待它们不那么先进的邻居时，间或也会表现出它们在非洲展示的那种颐指气使的控制感。1873年，一个由德国公司和英国公司组成的财团收购了安达卢西亚海岸线上力拓河沿岸的西班牙矿山，传说这里是所罗门王的财产，或许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时代。新的力拓公司（Rio Tinto Company）引进了现代化的设备，并为它的英国员工建设了住宅区。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封闭的社区”，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阻止西班牙人的进入。英国人只要与西班牙人结婚，就会失去在贝拉维斯塔居住的权利。力拓公司迅速地使该地区变得一片死寂，它定期燃烧硫化铜棱锥造成了环境灾难。1888年，当地12000多名愤怒的受害者厌倦了呼吸这种含硫气体，他们发起了抗议，遭到了西班牙当局的暴力镇压。[9]2008年，当美国铝业公司（Aluminum Corporation of America）联合中国铝业公司（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想要收购力拓公司12%的股份时，它再次成为新闻的焦点。
19世纪，美国不断扩张，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外生活的印第安人推向了更远的区域。在军队的支持下，武装移民帮助美国实现了它的“昭昭天命”，占领了北美大陆。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很快住满了人，在美国领导人的眼里，自己的国家俨然已变成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一股势力。对帝国统治的愤怒感染了许多美国人。就在此时，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的地方出现了机会。许多欧洲大国正在争相占领新的殖民地，而西班牙这个昔日辉煌的帝国对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这三处仅存的财产的控制却麻烦不断。1898年，古巴的独立战争博取了美国人的同情心，美国的小报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了古巴发生的叛乱。
美国国会指责西班牙应该对美国战舰的爆炸负责，并授予了总统可以武力对抗西班牙的权力，顺带着宣布了古巴独立。在某次交战状态中，美国在距离古巴一万英里之外的马尼拉湾击沉了西班牙的舰队。美国立即强占了关岛、中途岛和威克岛。1893年，夏威夷群岛划入了美国的保护范围。同时在加勒比地区，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后，西班牙终于承认了古巴独立，并且把菲律宾割让给了美国。具有独立精神的菲律宾人民被这个主权受让的举动点燃了怒火，他们与自己的新主人苦苦抗争了16年。这场斗争十分残酷，甚至美国士兵也不能原谅自己的军队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最终，美国还是加入了帝国俱乐部。菲律宾人民不得不又等了48年，才拿回了他们的自治权。美国的帝国主义者与欧洲的并无分别，他们吹捧自己国家的工业、贸易和就业的扩张，而这些都是他们在新征战中获得的战利品。[10]
西方世界觉醒的良知
在瓜分非洲的几年里，大卫·利文斯通和亨利·莫顿·斯坦利代表着把欧洲人带入非洲的两股动力。斯坦利象征着姿态傲慢的剥削，而利文斯通则表现了对他人身心幸福的奉献。许多像斯坦利一样的私人事业不仅削弱了这些国家击退西方势力的能力，还在许多方面破坏了它们文化的完整性。基督教传教士关心非洲人民，但是也抱定了要改变他们的决心。尽管斯坦利和利文斯通之间横亘着一条道德的鸿沟，但是两个人表现出的特征与风险投资都相当一致：他们不知满足的好奇心，他们为了达成长期目标可以忍受的短期不适，以及他们无坚不摧的意志力。
欧洲内部的争斗加重了商业的贪欲，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爆发式的占领结束时，半个地球被攥在了9个国家的手中。如果你用不同的颜色来标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美国和比利时的统治区域——甚至丹麦也需要一种颜色来涂抹它的格陵兰岛——那么世界地图看上去就像是一块色彩斑斓的布料。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经营者为它们的财产创造了很多新词语——“委托管理”“势力范围”“保护权”和“兼并”，这些词详细说明了它们统治全世界的特殊性质。1884～1885年，它们在柏林的某次会议上批准了所有国家当时在非洲地区的统治权。
西方人继续横扫全球，他们认为这是宏伟的人类进步计划的一部分。随处可见的资源开发冲动很少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它常常被并入欧洲人是历史发展代理人的假设。欧洲人在国外的确开启了许多美好之门，而且他们还亲眼目睹了当地统治者的残酷行为和刚性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保障。不过，伤人感情的傲慢同样也蒙蔽了欧洲人的双眼，他们很少真正地了解和关心当地人，所以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给这群人造成的伤害。无论是否与欧洲之外的西方统治有关，进步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让西方国家的海外国民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且虚弱的自卑感。
20世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了这个问题：欧洲人在本国的疆界之外，愿意完成在国内无法容忍的行为。[11]放眼全世界，欧洲人并不是最暴力的，但是他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死亡和破坏。资本主义的马达每十年就会获得更大的动力，驱使欧洲人从容地去征战。欧洲人看不起禁锢于陌生习俗的不同面孔，这种轻视减轻了他们作为文明使者的负疚感，这与美国白人之中的奴隶制情况相同。有人可能会说，回想起来，当政府主动远离参演资本主义节目的私人投资者时，资本主义早已习惯了阴险的神态。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善于兜售他们的正能量，同时把他们暴虐的故事沉入人性本恶的池塘。暴力确实是普遍的能力。戴蒙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孤岛上，那里的居民长期以来养成了温和的个性。而毛利人这个与他们分离了几个世纪的远亲，听说他们没有任何武器，于是就派了一支探险队去往这座岛，屠杀了男人，掳走了妇孺，消灭了这个族群。[12]欧洲人坚持了自己的优良美德，同时也追求着丑恶的目的，他们自我驱动，不断提升。
18世纪发生了一场情感革命，最初的问题指向的是欧洲社会内部的罪恶。新的人道主义以个人对其他人类的移情作用为基础，虽然与以前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但在社会里生了根，发了芽。这种人道主义生动地表达在欧洲的文学、哲学和艺术中，为欧洲人提供了新的更亲切的特征。[13]E.I.杜邦（E.I.du Pont）的父亲为了纪念启蒙运动的目标给他起名埃鲁西尔·伊利泽（Eleuthère Irénée），意思是“幸福与和平”。这个新精神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战役中失去了一些感染力。后来，19世纪，在没有否定人道主义的情况下，科学研究开始描述种族差异存在的方式以及原因。这样的论述为欧洲帝国建设者的侵略行为打了掩护。
就大众层面而言，两个理由可以解释欧洲的罪行：一是受到影响的人们非常无知、懒惰和迷信，所以他们不清楚自己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事；二是欧洲人是自身优秀文化的伟大使者，他们的优秀文化在宗教、工具和财富中都有所体现。欧洲人从文明国度而来，为他们愚昧无知的新臣民带来了公共教育、清洁的卫生条件、更好的运输系统以及更加尊重女性的态度。当改革者公布了预期收效和实际成果之间的巨大差距时，帝国建设失去了光彩，纵然它前进的某个瞬间依然强大，以致可以引发一场欧洲征服全球那样的战争。
东方的新对手
欧洲扩张期间，视线之外的日本经历了一次巨变，1867年，封建的江户幕府让位于明治维新时，这次变革达到了顶峰。原因很难说清，1637年，日本德川系第三代幕府首领颁布了“闭关锁国”的法令。[14]这很有可能是他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出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防御性反应。这种克己的条令非常符合日本民族精神中的仇外心理，但是它激怒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西方人。日本这样的国家不愿意加入对自己不利的贸易体系，而西方对这些国家表现出的不耐烦也是整个欧洲帝国主义的标记。1863年，一支英国舰队为了获得日本南部萨摩藩的使用权，轰炸了鹿儿岛。这次轰炸摧毁了这座城市的1/3。
两出戏剧化的事件扭转了日本的局势：第一件是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抵达日本，要求它加入非正式的世界贸易体系；第二件是1869年发生的和平政变。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获得了加州港口，这刺激了美国人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开展贸易的胃口。日本就如同美国人手中的一只牡蛎，只需加一点点力，它就可以展露出里面的珍珠。于是美国派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率领一支舰队，穿越太平洋去撬开日本的硬壳。佩里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带着精良的现代武器装备和精致的礼服抵达了日本。他想用西方的技术打动日本，于是，把全副武装的汽船停泊在东京港，重甲汽船形成的这道壮观的黑线确实非常有威慑力。
佩里只与最高权力机关做生意，他拒绝了任何企图登船的日本人，证明了自己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佩里也很有耐心，他给了日本人半年的时间来做决定。日本人在这段时间逐渐清醒过来，他们抵制外界影响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利用外国人的现代化力量。经过15个月的紧张谈判，佩里不时地使用武力威胁，终于成功地拿到了一纸条约，这个条约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
这些所谓的开放对日本造成了连续打击，约占日本人口7%的传统贵族武士阶级中的改革派精心策划了一次贵族权力和皇权的重新洗牌。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以年轻的天皇之名，伺机借用了每一个可能把日本变成现代化国家的西方思想。日本人对强加给日本的商业条约非常不满，他们强化了诸如信仰天皇具有神性的神道教等独特的日本体系。共同的宗教是很重要的统一力量。学校和军队也一直在向日本人灌输忠诚和强烈的公民责任感。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治改革者用更多的科技教育代替了古老的经典的、道德的儒家教育。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明治领导人既希望保留日本的独特性，又想让他们的人民迎接国际化的现代世界。
长期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农村网络，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集成的商业经济。日本的农业非常有活力，因此日本的生活水平可能比邻国要高出1/3。富裕的农民、小商人和城市专业人员组成了初期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日本复兴的重要支撑。之后的几十年，中央集权的政府不断加快日本现代化的脚步，同时还使用工业力量来建立军队。日本的目标变成了达到“大国地位”。[15]
农村地区的商人和匠人非常支持这次复兴，他们希冀有更大的事业范围，以及参与政治的机会。1889年，日本宪法颁布，设立了由下议院——国会——和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宪法保留了天皇的大部分权力，但是这些权力需由他的谋士代为行使。虽然日本存在政党，但是对和谐的明显关注以及总在解释和谐由什么构成的新贵族严重地限制了这些政党的效力。宪法本身代表了明治时代批评家的极致成就，他们一直希望拥有更自由的秩序。[16]
明治时代的领导人在赶超西方的目标上没有丝毫让步，他们成了典型的经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事实证明，“赶超”意味着这个国家要放弃封建制度，放弃对传统的执著，放弃高成本的武士以及帮助封建领主控制农民的课税制度。他们把武士津贴变成了可以用作银行资本的武士债券，并且统一了多种货币。新旧经济领域同时增长，而且常常相互促进。事实上，日本现代化的资本来自于加速增长的传统手工艺和纺织品贸易。
日本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家庭劳作是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主要形式。城市建起现代工厂很久以后，他们仍继续在家里制作纺织品。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弥补日本的资本不足大有裨益。日本大量地出口棉纱和棉布、绢丝和绸布，还有廉价的雨伞、欧式阳伞、纸制品、陶器、玻璃瓶、灯具、绳索、垫子和肥皂。[17]对外贸易为农民换回了肥料，使纺织品制造商有了棉染料。日本丝绸的出口需求在五年里翻了一倍。[18]
新政府开发了一个国家银行系统。它降低了武士津贴，重新规划了国家财政。它用一组土地税取代了原有的农业税，把土地变成了资本资产，使新的农夫地主，而不是封建领主，从农业改良中受益。它重现了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的农业改进的盛况，为商业和工业企业释放了劳动力和资金。政府大量投资于铁路、公路和商船队。新一届领导人打出了“富国、强军”的口号，更改了法律、学校和国家的优先发展事项。日本放弃了中国的农历，开始采用英国的公历，于是旧历的9月3日变成了新历的9月14日，整整缺失了11天。不久，日本如画的山水间就星罗棋布地点缀了很多烟囱、电线杆、铁轨、造船厂和煤矿。[19]
在天皇崇拜的意识形态中，憎恶外国人、保持国家孤立都能找到影子。但是随着照搬西方的服饰、美学和技术成为爱国主义的表现，日本的仇外心理整个颠倒了。对英美暴力强取的让步继续磨蚀着日本的骄傲，并为它扩张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情感刺激。19世纪90年代，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俄国气势汹汹地向东部的满洲、库页岛和朝鲜迫进。中国也一直在谋取朝鲜的控制权，日本政府有点难以容忍，它心甘情愿地把国家1/3的预算用在了士兵和武器系统上。
日本力求自治的部分原因是决心击退入侵远东的西方列强。西方列强当时已经在远东落了脚——英国人在香港、荷兰人在澳门和帝汶岛、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法国人在太平洋的塔希提岛——1867年，美国人从俄国人手里买走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并且占领了中途岛。1894～1895年，明治新政府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从中尝到了甜头。当俄国向满洲扩张时，日本开始重新整军备战。1904年初，日本和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失败，日本袭击了满洲的旅顺港。日俄战争接踵而至，日本再一次获得了胜利。新罕布什尔州的和谈结束了这次敌对行动，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因此授予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英国人听说了这些胜利，但是他们并没顾及日本自尊心的创伤，仍旧继续观看1885年轻歌剧《日本天皇》，欣赏着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对日本帝国的恶搞。1910年，日本的殖民地除了台湾，又增加了朝鲜，1895年，日本占领了台湾，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日本很少替它从西方列强手中“拯救”出来的邻国考虑，它的下一步计划是入侵中国。日本如同它的欧洲帝国主义导师一样，看到了自己教化落后邻居的使命。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发现了日本美学，他们开始将日本元素融入他们的作品之中。追捧新事物的西方消费者对这些日式风格的物品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20]
明治维新的著名口号“富国强兵”描述了日本当时用最新的西方技术取代落后方法的社会实情，但是它没有揭露的内幕或许更重要。日本为需求让路，走出了闭关锁国，同时，它的领导人努力实现自治，避开许多非西方国家，进入了西方国家的轨道。这意味着他们维持政府导向的经济发展，是为了建立强大的军事存在。尽管商业领袖总是随时准备利用任何可能的经济机会，但是监督日本工业化的是娴熟的管理者，而不是商业领袖。日本以借贷闻名。虽然日本的宪法体现了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尊重，但是它的领导人回避了西方对自由市场分配资源的信仰。你们或许会说，除了有关自由企业的理论，日本复制了西方经济震动中的每一次进步。[21]
日本轻而易举地在对马海峡击沉了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吓了西方世界一跳，同时，它展示出的威力也震惊了亚洲。亚洲国家因此兴奋不已，欧洲对它们的祖国的长期统治留下了很多的恼火，还苦涩地夹杂着自卑感。但是现在，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欧洲强敌，即使对方只是落后的沙俄。[22]欧洲人从未在亚洲国家面前承受过这样的惨败。而印尼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在《布鲁岛四重奏》中充分抒发了这种感情，听说亚洲人战胜了傲慢的欧洲人，那种兴奋的心情就像是整个人飘到了遥远的马来西亚。
日本帝国充当了两次革命的助产士，这两次都是惊天动地的革命的先驱。失败的耻辱鞭策了1905年俄国起义的领导人，而日本领导人则更直接地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者，按理说这有利于日本控制满洲的计划。留日的中国学生从1902年的500人增加到了1906年的13000人。在这些政治激进分子中，许多人后来都返回中国支持孙中山。1912年，日本政府资助了中华民国的成立，象征着打开了满洲的权力真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岛外控制了相当大片的领土。它占领的这些土地巩固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也支持了金融领袖和工业领导人，他们开始加入曾由地主阶级控制的政党。[23]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当美国入侵菲律宾时，日本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尽管这听上去像是向所有人发出的亲切邀请，但是日本人认为这是对它统治中国完美大计的威胁。日本的军队每十年都会更强大一些，而且日本的大实业家也认同政府把满洲纳入主要殖民区的看法。由此，长期冲突的大局已定。
公司重组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善变的资本主义再度改变了它的节奏和结构。与帝国主义毫无章法地占领新地盘形成鲜明的对比，商业企业成了现在的关键角色，它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高效，组织性也越来越强。铁路和电报的早期发展为复杂的企业结构奠定了基础。火车和电报打破了村镇之间的区隔，连接了天各一方的城市。电报线路和铁轨保持了人、货物和信息的连续运动。如果组织得井井有条，新企业在购买材料、组织生产和吸引顾客的同时，还可以削减成本。大型化推动了机构重组，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
20世纪伊始，资本主义不再是打破固定模式的可憎入侵者。资本主义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成了优越的经济体制。19世纪，不断演进的技术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展示出了强有力的联系。虽然很少有人研究，但是德国和美国赶超英国的历史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第一点，承担风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部分资本主义动力具有破坏性。创新维持了经济发展，而培育消费和扩大生产也同样重要。恐慌和经济衰退提醒人们，即使一些参与者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没有人对创业经济是负有明确责任的。仅凭这一事实，证明人民和政府的困难就能达成共识。在生产、储蓄、消费、雇佣、工作、借贷等私人决策中表达的市场选择的积累可以、可能以及必将会带来惊奇，或许也有惊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