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激烈的竞争不断啃噬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利得，同时，技术创新也吸纳了更多的资金。起初，贸易协会依然希望缓和这些价格大战；它建立了一家由许多机构组成的控股公司，这是一个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家“公司”——速记术语是指私营企业——在范德比尔特—卡内基—洛克菲勒时代的尾声接管了一切。事实上，当俄亥俄州的标准石油公司近乎垄断了油田、管道和炼油厂时，洛克菲勒推出了一项新举措。根据俄亥俄州对营业执照的要求，他不能合法拥有俄亥俄州以外的股票，因此他制定了新策略。为了持有不同企业的股票，他成立了一个理事会，1881年，洛克菲勒建立了石油托拉斯。这不仅抑制了市场竞争，而且新公司变得非常大，必须付出成本进行管理改造。
这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正是官僚制区分了公司与早期的商业体系，辨别了官僚机构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早在美国政府用缩写字母建立了ICC（国际商会）和SEC（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里程碑式的官僚机构以前，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杜邦公司（DuPont）、标准石油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就形成了复杂的组织，这些公司的复杂程度形成了新的专业管理。管理人员掌握了新技能，因而声望日隆。各个专业的并行发展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更复杂的组织。义务教育提升了劳动者的素质，受过培训的管理人员还学会了如何使用统计、财务报表、采购策略和技术报告。
如果你利用从上到下堆叠的方格能够想象出典型的组织结构图，你就可以掌握新业务结构背后的工作原理。纵向来看，这些方格表示职权；拥有最终决策权的董事会位于组织结构图的最上方，但是董事们能掌管的也只有24/7。领薪水的高管，也就是后来所称的首席行政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简称CEO）现在取代了所有者，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的每一个组织单元在经营和经理、职员、会计师、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等管理层级中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而生产单元也分成了工人和工头。这些单元的管理人员通过确定的命令链向他们的上级报告，并且通过来来回回的信息流彼此相连。
尽管新组织的刚性结构略显军事化，但实质上它仍具有流动性，可以使公司快速响应市场的微妙变化。这刺激了公司更加依赖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来构建新的组织结构，因为它们只有跟上定期提升的鼓点，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24]市场吹响的竞争哨声，CEO及中层管理人员总是听得最真切。职业经理人就如同良将，必须驱策他的团队不断寻找各种方法去拓展市场，与创新保持同步、打垮竞争对手以及削减成本。[25]研发是常态工作。许多新公司非常大，大到足以支配它们所在的行业。市场份额的概念在如今的成功词典里几乎与稳定的利润同义。传奇组织者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Sloan，J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920～1956年，他在任职期间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简称GM）的市场份额从12%提高到了52%。
1893年，另一次经济衰退外加资本密集型产业之中的价格战，刺激了企业整合，抑制了市场竞争。新泽西州用一部公司法打开了缺口，不管公司的注册地在哪里，它都可以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兼并公司后来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减少竞争的策略。企业合并遵循了规模经济这一由来已久的原理，它可以使三四个大公司享受规模带来的成本节约，但是也只有能引起节约，大型化才是有益的。[26]
合作的企业别无选择，只有形成托拉斯或是获得一张新公司的营业执照才能集合现有公司的股份。经济繁荣的回归引发了前所未见的企业大合并运动。1895～1904年，超过157家大公司吞并了1800个独立企业。近100家整合后的新公司在其竞争市场上都获得了具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从40%到70%不等。石油、烟草、钢铁、汽车行业的大公司都因此繁盛起来，但是毫不夸张地说，也有成百上千试图遵循这一模式的企业失败了，因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不能给它们带来什么好处。[27]
对很多公司来说，最危险的通路是从家族企业变为非个人公司。很多家族企业，比如雨燕（Swifts）、迪尔斯（Deeres）、伊斯特曼（Eastmans）、加信理财（Schwabs）、火石（Firestones）、陶氏（Dows）、屈臣氏（Watsons）、麦考密克斯（McCormicks）、西屋电气（Westinghouses）和安德玛（Armours），它们能保持长时间的公司控制权是因为它们的发展依靠的是内部力量，而不是购并。不过，虽然个人才能关系重大，但是成长和多元化的挑战仍不断加剧。并不是所有继承人都具备同等的才干，拥有指导公司扩张所需的广博知识；大多数家族企业没有雄厚的资本可以用来支付垂直整合和管理重组需要的可观成本。只有范德比尔特拥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实现它们铁路系统的现代化。
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的天赋非常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904年后，他主持了杜邦公司的重组，1920年后，他又担起了通用汽车重组的重任。杜邦既富有，在金融事务上又足够精明，他不需要常常为了公司扩张而投奔华尔街。他的直觉会告诉他，哪些经理可以成功，而且他也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在保持利润的同时，还可以解决现代化运营这个艰巨的任务。杜邦在通用汽车时慧眼独具地提拔了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保证了公司的持续繁荣。[28]但是他罕见的成功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经营复杂组织需要与众不同的人才，比如经营一家经历重大变革的公司，那么什么在成功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个人，还是企业的最优结构？[29]
1917年，200家大公司的排名让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取代了当地的肉类加工厂、农户零售商、裁缝和车匠。我们想起了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美国橡胶公司（United States Rubber）、桂格燕麦片公司（Quaker Oats）、标准石油公司和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Pittsburgh Plate Glass）。这些企业利用数百万的资产和数以千计的员工生产着食品、烟草、纺织品、服装、木材、家具、纸张、印刷用品、化学制品、石油、橡胶、皮革、玻璃、金属、机械、运输设备和仪器。[30]这种整合形成的巨无霸有时被称为管理资本主义，它们依赖公司的法律基础，是永久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经营范围受保护的公司。因为在州政府注册成立公司很容易，所以股东很少认为公司是一个礼物。[31]
J.P.摩根（J.P.Morgan）等私人银行创建了工业证券的股票市场。股票销售为许多并购提供了资金，从而整合了整个行业。银行买进了大量普通股，它在股东大会有足够的分量可以影响股利和投资政策。这种运作形式直到银行家的影响力威胁了公众利益才停止，公众代言人要求法律限制这种金融资本主义。时移世易，银行丧失了一些它们在19世纪末还在行使的权力。大公司不仅受到了联邦更多的监管，而且还有了新的资本来源，比如公司的收益节余或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新公司或正在扩张的小公司成了华尔街银行的座上客。[32]随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范围不断加大，股东的监管能力逐渐弱化。
因为新机器把生产过程分解成了单独的步骤，所以办公室和部门的复杂设置促进了订购、开账单、记账、写信和准备营销材料等日常工作被分配到单独的责任单元，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管理团队——从购买原材料、建立工厂和培训劳动者，到生产、营销和交货，再到开支支票、成本入账以及进行相关研究——这么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不同的活动。雇用工人曾是车间工长的工作，现在变成了人力资源办公室和效率专家的专业职责。商业官僚机构的精细化也催生了我们熟悉的诸如“功能专业化”之类的新官样语言。
财力雄厚的公司为把创新设计转化成适销对路的商品支付了昂贵的成本。美国的政府相对较小，所以工商企业成了这个国家最大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州一级的政府很少为企业重组设置障碍，并且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激励措施。比如新泽西州的法令提议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权力共享的联邦制度就很好地服务了商业利益。各州之间也在竞争资源；有营业执照的公司可以带来税收收入，为了给公司董事会他们想要的东西，激励措施也必须很强大。新泽西州宽松的法律环境吸引了很多公司。尽管建立大型公司是趋势，但是失败的努力仍多过成功的案例。国家新奇公司（National Novelty）、国家盐业公司（National Salt）、国家淀粉公司（National Starch）、国家壁纸公司（National Wallpaper）、国家绳索公司（National Cordage）这些公司都一败涂地。即使现在，大多数人仍在小企业工作。创立于1910年以前的财富500强企业如今仅存29家。[33]
在美国竞争推动了市场导向的大公司的形成，而在德国，竞争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1873～1896年的大萧条促使制造商结盟，形成了卡特尔，这种生产者的组织依靠单一部门的指导来实现集体目标。1911年，市场上共有500多个卡特尔；到1923年，卡特尔的数量增加到了1500个。英美的普通法把卡特尔的价格管制解释为某种贸易限制。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大萧条时，通过国会颁布了《国家经济复兴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简称NRA），将合作规则强加给了制造企业，最高法院却宣布这个法案违宪。欧洲的大陆法就不存在这样的障碍。这种法律环境意味着卡特尔在英国或美国可以形成，但是法院不承认它们的规则。18世纪和19世纪初，斗志昂扬的竞争是企业的烙印，而这种竞争现在让位给了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竞争的破坏性。
卡特尔反映了一种谨慎的防御策略。它旨在保护收益，而不是开拓机会，卡特尔在特定行业里推动了缓慢有序的发展，它通常是根据效率最低的制造商的生产水平来设定价格。当稳定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定价时，卡特尔甚至会更多地干预市场为个别的公司分配市场份额或配额。与其他曾盛极一时的体制一样，卡特尔也同时存在着优势和劣势。[34]它们常常借由信息传播来翻过这些老皇历，并且利用定价来防止回报的不稳定波动。卡特尔妨碍了个人决策，有时还阻断了随之而来的创新。
卡特尔是一种协作经营，它依靠总部专业管理人员的指导来制定整个行业的决策，从而抚平了行业的起落。它们还保护了个人公司免于被大机构吞并。两相对比，卡内基钢铁公司和联邦钢铁公司（Federal Steel）生产的钢锭和钢轨分别占到美国产量的35%和45%，而鲁尔谷却没有一家钢铁制造商可以生产出德国10%的钢锭或钢轨。[35]
因为德国帝国政府是高度官僚化的政权，所以它有引导经济发展的立场，但是实际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实业家几乎都不会横加干涉。19世纪初，普鲁士政府就开始资助技术和科学研究，这些研究经过工程学校的网络扩散开来，[36]成为德国化工、金属、电气和重型机械等行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德国政府用关税为钢铁行业设置了保护，远离英国和比利时的竞争，它放手让企业家自主经营公司。美国也紧随其后，提高了关税壁垒，保护它的“民族”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和美国的经济优势显著提升。
英国人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先驱，它连同荷兰和比利时一起拒绝筑立关税壁垒，它们因这一决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这并不是说它们有多大的功劳。一位外交官曾就此打过这样的比方，他说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就像是一个人爬上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然后一脚踢掉了梯子。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带有偏见的观点。[37]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从自由贸易政策中受益。世界经济低迷时，英国愿意坚持自由贸易，这意味着生产过剩的国家可以出口一些商品，虽然存在短期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可取的稳定市场的方法。[38]1931年，逆境迫使英国放弃了领导地位，自由贸易政策因此终结，每个人才开始感念它。另一个“英国人的特质”是他们的企业控制权常常攥在家族所有者的手中，所以他们没有像美国人与德国人那样着手进行企业重组。不作为也会有疼痛，这些公司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夺走了它们钢铁产品、电气设备和染料大部分的国际市场份额。小的可能是美的，但在19世纪末，小却没什么用。
人们认为卡特尔和关税营造了自满的经营环境，但是德国制造商突破了这个认知误区，他们为了争取国内的市场份额而彼此竞争。19世纪中叶，铁路建设的势头很猛，几乎顺利地过渡到了电力、化工和精密工程等新技术。[39]因为这些资本主义的新赢家，德国人成了世界的开拓者。德国的电气工程行业走向了统治全球的宝座。到20世纪初，德国产的电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时，德国还几乎垄断了欧洲的精细化工、染料和光学等贸易。
行业范围
德国人为科学教育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同时也共享着欧洲人从事经典研究的高溢价。德国研究人员在19世纪晚期才找到他们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这些应用非常惊人！在能源、电力和光学等方面，法国和英国的同行加在一起，也没有德国人的知识丰富。学术研究人员和商界领袖密切合作，当时的人间或将其称为秘密婚姻。1890年，德国化学家的人数是英国的两倍。1914年以前，德国几乎垄断了染料行业。他们的实验室率先合成了化肥、染料等天然材料。德国耻辱地败给拿破仑后，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更专注于发展科学和经济。[40]从滑铁卢到凡尔登，德国在人口增加了两倍多的情况下，工业产量惊人地增长了45倍，农业产量提高了3.5倍。这证明了马尔萨斯的错误，农业生产率已经赶上了人口增长。
再次重申一下，美国与德国遵循着不同的技术轨迹。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等美国的个人发明家都是从工作坊起步，创办了大公司。这两个人用他们发明的早期回报建立了实验室。他们利用电力进行加工锻造，成功地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企业。爱迪生和贝尔出生于同一年——1847年。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与众不同的两个人。贝尔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苏格兰杰出的教育家，他因为帮助聋哑人的职业，最终发明了电话。爱迪生是自学成才。他退学时，老师曾认为他天生愚钝。爱迪生是一边做报务员，一边自学了化学。
白炽灯泡留给我们的记忆大多是它们驱散了夜晚的黑暗，也不存在烟雾、烟尘、高温和火灾的危险。爱迪生是个天才，他非常多产，而且产品都很赚钱。他拥有1093项专利，现在仍保持着世界的最高纪录。他还培养了很多人。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就是从爱迪生的实验室走出来的，他是匈牙利移民，他发明的专利是最高法院鼓励的无线电。同一时间，许多国家的人才也都在研究无线电，包括苏格兰的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美国牙医玛伦·卢米斯（Mahlon Loomis）和意大利人古格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爱迪生的许多点子都来自于电报。贝尔也是从电报开始，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实现了用电传输声音。其他人还利用电力和电报发明了留声机、电话和电影。这些发明的商业化孕育了流行的娱乐方式，这些娱乐方式成为20世纪的文化特征。
电力不只激发了新发明的灵感，还提供了一种新的能量形式。生产活动从蒸汽动力向电力的转换既复杂，成本又高。这不仅是打开开关的问题，而且涉及改变工厂的全部设备。电力的来源必须安全。水——水电——和蒸汽带动的涡轮机都可以为制造商发电，这些制造商可以从新的公用事业公司买电，也可以在他们的场地自行发电。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在推广电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开发了能够远距离输电的变压器。如此一来，尼亚加拉大瀑布发电站发的电可以点亮水牛城方圆20英里的区域。爱迪生是直流电的倡导者，而威斯汀豪斯则是交流电的拥护者。直流电传输一英里就会衰减，这是它的劣势，而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却可以毫无损耗地输送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但是这场竞赛出现了一次匪夷所思的大逆转，因为公法学家声称，纽约电椅的高效易用证明了交流电的危险性。
从蒸汽到电力的转换非常坎坷，曲曲折折地历经半个多世纪。最先使用电力的是服装公司和印刷公司，紧接着是金属制品公司和运输设备公司。[41]自此，电力才推开了后续意外的发展之门。比如电梯的出现，使具有现代建筑特点的摩天大楼变成可能。电力还改变了最保守的行业之一——建筑业。圆锯、车床、槽刨机加快了建设作业，但依然保持着人类的节奏。走在建筑工地横梁上的男人（有时是女人）仍可以操控他或她手中的工具。再就是那些奇妙的小玩意，它们开始填满家庭的厨房和洗衣间。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有一名机械奇才在开发“汽车”模型。早在1771年，法国人尼古拉斯·约瑟夫·居纽（Nicholas Joseph Cugnot）就设计出了蒸汽驱动的车辆。德国人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威廉·迈巴赫（Wilhelm Maybach）因发明双缸内燃机而大获成功。他们的竞争对手卡尔·本茨（Karl Benz）则将汽车投入了生产。1888年，本茨为了庆祝三轮车的成功，带着妻子进行了一次汽车之旅。1901年，美国人兰塞姆·奥兹（Ransom Olds）用他的“愉快的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迷住了美国民众，这是世界上第一部 量产的汽车。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50家吸引到上百万美元、马克、法郎、英镑的风险投资的创业公司，每一家都想在车厢里放一台机器，让车能行驶起来。财务上支持新福特汽车公司的集团希望为富人生产汽车。但是它的发明者亨利·福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他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加速生产，让合伙人变成了他的推销员，为普通人供应汽车。[42]
161项专利证明了福特的技术实力，可是他真正的精神更多地体现在生产、竞争、劳工管理和营销等典型的资本主义活动中。经营这样一家成功的公司，福特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别出心裁，表现出充分的独创性。但是投资者和他并不是一条心。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计划，所以福特买下了投资者的全部股份。福特能够取得非凡成就最关键的就是他的远见，他认为如果可以削减成本，提高作业效率，汽车就可能成为一件流行商品。这是他的指导原则。
福特起步时，汽车都是由工匠制造的，每次只能生产一辆。后来，他使用非技术工人革新了生产流程，他进行了彻底的劳动分工，给工人分配简单的任务，让他们以流水线的形式组装汽车。他发明了批量生产。在福特的工厂里，众多的工人经常说着50种不同的语言，但是没关系，因为他们只要知道如何完成一项任务就可以了。[43]福特的成功可以用他著名的生产流水线的真实情况来说明，当流水线作业顺畅时，98分钟就可以生产出一辆汽车！1908年，福特推出了T型车；这种车型设计优雅，符合人体工程学，有多种可选的颜色，但福特宣布“只要它是黑色的”（Any colour so long as it’s black）。更加重要的是，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美国人都买得起这样一辆车，其中，也包括福特的工人，1914年，他们的日薪是5美元。他的目标是他的员工都有高工资，这样他们就可以买得起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且他们确实买了。
科学的劳动力管理吸引了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注意力，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仔细观察了钢铁行业工作的工人。泰勒实际应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他确信科学管理可以协调老板和工人的利益。这个期望或许有点高，但是泰勒的确描述了如何使工作场所的工效更精准，如何使管理更适应工人的工作节奏。他提出了在工作进度表上加入休息时间的理念。生产率因此提高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V.I.列宁（V.I.Lenin）曾经都非常钦佩泰勒。泰勒制成为企业管理合理化的完美补充，还有以福特制著称的管理方法，都是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的良好结合。
1929年，密歇根州胭脂河的工厂每十秒钟就能生产出一辆汽车。在20世纪初的20年里，T型车的成本从850美元降至260美元——相当于在福特生产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52天的薪水。再后来，包括一半26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内，1.22亿美国人共拥有1700万辆汽车，他们正享受着驾驶的乐趣，其中有很大比例是福特车。[44]同时期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人口总和与美国的相当，但是它们的汽车保有量不到200万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也都进入了世界前列。
福特还引领了营销创新。他在福特T型车，即俗称罐式小汽车有购买和服务需求的地方发展了经销商。1912年，7000家福特经销商开业时，它们精致的展厅吸引了从哈里斯堡到休斯敦、从朴茨茅斯到波特兰的顾客。不过，1909年，福特仍要面对其他273家汽车制造企业的竞争！[45]1920年，汽车取代了铁路，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齿轮。1927年，亨利·福特为了转型生产A型车，将他胭脂河的工厂关闭了六个月，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因此下跌了11个百分点。[46]
威廉·杜兰特（William Durant）证实了汽车行业巨大的市场空间，能容下更多的天才施展拳脚。杜兰特从别克起家，收购了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并且抓住1907年股市恐慌的机会，买下了很多汽车制造企业和生产汽车配件的公司。1908年，他创立了通用汽车公司，这使福特再也不能仅仅为钱奔波。俗话说一猫九命，杜兰特就像一只猫。1911年，他破产了，但是经过激烈的竞争，他又借助雪佛兰牌T型车东山再起。看到福特公开表明坚持生产盒子式的黑色汽车，杜兰特决定为顾客提供有吸引力的颜色和柔软的坐椅，而且顾客可以在通用汽车的五种车型——凯迪拉克（Cadillac）、别克（Buick）、奥兹莫比尔（Oldsmoble）、旁蒂克（Pontiac）和雪佛兰（Chevrolet）——中任意选择，还可以赊购。[47]正如通用汽车公司的下一任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所说，他们的“汽车是为每一个钱包和每一种用途专门定制”。不久，福特也开始效仿；这成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固定模式。
1923年，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进入汽车行业，成为通用汽车的总裁。斯隆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气工程师，他把通用汽车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在销售额和利润两方面都遥遥领先。20世纪30年代，他让雪佛兰取代福特，成了美国大多数汽车购买者的选择。斯隆利用了福特对标准化的迷恋，他每年都会推出风格不同的车型，这取悦了美国消费者。
20世纪10年代，汽车生产正在实现奇思妙想的同时，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和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两兄弟也在不断地利用风筝、滑翔机和双翼飞机进行飞行试验，1908年，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他们的第52架飞机将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起飞。
汽车驾驶的律令
回顾历史，虽然私人交通工具的转变似乎非常顺利，但是汽车仍是高要求的新事物。普通人如果不想坐公共汽车或火车，他们就必须学会操作复杂的机器。车辆的行驶距离取决于道路建设和燃料供应。以前，我们在杂货店购买石油，现在汽车对石油的需求带动了一项新的零售业务，城市之间的公路沿线建起了加油站。人们为了适应汽车，甚至不得不更新他们的观念。原本只能走路或骑马到达的有限距离现在可以无限延伸，远远超出了父母、老板和警察的视线范围。更大的机动性和封闭的空间默许了更多的性自由——至少父母会担心这种情况的发生。
汽车最初是在马车、手推板车和四轮火车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行驶，但是颠簸得太厉害，乘客忍无可忍，于是平稳行驶成了新的需求。已经出现了半个世纪的碎石路是由压碎的石块铺成。人们尝试在其中加入了各种添加剂，希望碎石路对汽车来说能更稳定。直到汽车自己找到了应对铺路挑战的解决方案，用碎石与焦油混合铺路一直都是最佳选择。对汽油的稳定需求产生了很多石油的副产品，比如沥青，沥青被证明非常适于铺建路面路基。城市居民更喜欢水泥这个现代城市的新成员，因为水泥更平整，也更适合修筑路边。无数建筑队从全国各地出发，四处平整土地、建立基准面，铺设一望无际的公路，这些工作都是因为受到了汽车及其粗野表兄卡车的召唤，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惊讶。
由于汽车能够伤人和破坏财产，所以它们对保险业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人们为了调试这些停在数百万个车库里的复杂机器，还提出了车辆修理技工的需求，因为一般人只要向引擎盖下瞟一眼，基本上就晕头转向了。不过，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许多美国小伙儿现在每周六都会躺在家庭汽车下，摆弄它的发动机。轮胎常常被磨平，因此换轮胎成了男人的必要技能，直到20世纪70年代，子午线轮胎上市，扁平的轮胎才成为往事。如今，业余的汽车爱好者也维修不了车内控制的微处理器了。
或许没有其他发明可以媲美汽车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它加速橡胶和石油等原材料商业化的能力了。福特证明了自己能在98分钟内生产出一辆T型车，但是获得生产流水线所需的物资花费的却不止这么多时间。在利奥波德国王的刚果自由邦、巴西的亚马逊盆地和马来西亚的丛林里疯长的橡胶因此具有了新价值。在利润的诱惑下，这些“橡胶工人”几乎沦为奴隶。不过即使控制，他们的习惯对资本主义日趋合理的经济体制来说依然显得混乱。英国植物学家亨利·亚历山大·威克姆（Henry Alexander Wickham）对巴西种子进行了杂交，取得了成功，于是英国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橡胶种植园，适时地消灭了在巴西、非洲和其他地方收割的野生橡胶。下一步应该是合成橡胶，但是直到二战，橡胶的急剧短缺才真正刺激了合成技术的发展。[48]
汽车对燃料的需求很旺盛。尽管灯具中使用的仍是煤油，但是石油不断冒出地表，成了新热源。汽油本来是不重要的副产品。但是当福特、奥兹、别克、奔驰、戴姆勒、奥斯汀、莫里斯和标志兄弟开始推出新车时，汽油的需求出现了飙升。内燃机很快成了公共汽车、卡车和军用车辆的驱动器。它们让洛克菲勒变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随着石油及其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石油企业家开始奔赴世界各地，寻找沉睡在地表下数千年的化石燃料。争夺石油的“黑金”热潮主要依靠的是当地劳动力的溢价，这使外国投资者和地方统治者的口袋逐渐鼓了起来。19世纪80年代，欧洲的银行世家罗斯柴尔德和炸药世家诺贝尔两大家族都参与了俄罗斯巴库地区的石油生产。
诺贝尔的子孙带着25000卢布抵达高加索地区，为他的兄弟的公司购买胡桃木的枪托。结果他到了一处油栅，用带来的钱买下了一个炼油厂，他的家族由此增加了一项国际石油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的竞争迫使洛克菲勒把标准石油公司变成了一家国际公司。[49]一名荷兰游客在苏门答腊岛发现了石油，于是他开始在这片丛林地区钻探，甚至还获得了荷兰威廉三世的许可，这名游客的公司就叫皇家壳牌公司（Royal Shell）。1914年，库拉索岛发现了石油，这座岛再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皇家壳牌公司和荷兰政府在奴隶市场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套复杂的炼油设备。废弃的煤油罐不是涂着标准石油公司的蓝色，就是抹着壳牌公司的红色，它们最后都丢进了遍布亚洲的高炉。
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公司在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土地上寻找石油时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但是也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尼弗（Abdelrahman Munif）在他精彩的小说《盐城》中心酸地表示，许多中东人初次接触的西方人都是站在19世纪30年代建成的钻井平台上傲慢的公司经理和杂工。与在非洲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很少尊重中东人和中东文化。他们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疯狂地开采远地资源，而且依靠顺从的当地统治者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源。
20世纪前几十年，美国的发展速度惊人，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它的规模生产和管理组织环绕着无情且最优的发展光环，这些发展都源自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非常逻辑。这个正统的解释有一定的误导性。发展绝非不可避免，也不会脱离大趋势，美国企业的整合和重组很多都是政治环境和社会价值的产物。总结起来有三点：软弱的政府、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接受标准化产品的民众。美国人很容易进入消费者的角色，即使廉价商品看上去和尝起来都差不多，他们还是在不停抢购。大众对标准化产品的接受意味着公司可以受益于批量生产带来的成本节约，但是不要指望欧洲民众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因为欧洲的消费者仍旧欣赏手工制作的商品。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
第一次公司权力的严重削弱发生在1887年，美国国会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负责管理州界之外的交通营运路线。三年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首度尝试对大公司进行监管，这部法案解释说，大公司的规模限制了行业发展。但是脱缰野马难以挽回。大政府时代到来以前，公司整合已经开启。20年的时间里，在美国的40万家企业中，不到600家公司控制着一半的国家资产。当最高法院裁定托拉斯受到反托拉斯法管制时，兼并才逐渐减少了一些。
洛克菲勒被迫解散了他的托拉斯，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小的标准石油的集群。这其间存在一幕资本主义的道德剧。1909年，联邦法院下令解散了标准石油公司，以前曾因公司的纽约总部集权管理而烦恼的经理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尝试新技术。这里隐藏了一则定律，也就是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的一条推论，资本主义包含创造性破坏。既定权威的周期性解放可以给资本主义带来好处，那些渴望实验、创新和学习新鲜想法的人因此获得了自由。[50]
一方面，随着19世纪渐近尾声，美国的公司权力不断壮大。西方政府的帝国式突袭使非洲和亚洲国家对它们国内的资本家更加通融。1913年，美国联邦政府在找到有效提高收入的方法以前，批准了《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但是面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不能通过所得税仍让人感觉到了对政府权力不同寻常的限制。[51]另一方面，在种族和性别的问题上，各州都严格限制了非洲裔美国人的迁移，并且制定了亲密行为的准则。
20世纪伊始，大多数西方君主国开启了资本主义的冒险之旅，它们带着现代化的物品、态度、体制以及文化优越感踏上亚洲和非洲的土地。它们居高临下地对落后国家发号施令，并且夸耀自己的文明使命，一副妄自尊大的嘴脸。在私营领域，大公司不断巩固市场，一些小公司因此遭到淘汰。这个星球的人口越来越稠密，利用自然资源的机械化生产也越来越多，化石燃料的消耗速度尤其惊人。西方之外的小国家以及西方世界内部公共领域的倡导者都看清了一个真相，即帝国霸权和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的方向盘，它们很有可能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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