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战争调动军队，跳着规则的小步舞来到了欧洲。这是一场慢舞。一些国家斟酌再三，决定尽早进入备战状态，其他国家则谨慎地认为自己也不能落后。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许多国家开始依靠人多势众来获得安全感。但是这些联盟只会增加战争发生的机会。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奥斯曼帝国形成的集团与英国、俄国和法国组成的联盟对峙。这些高瞻远瞩的交战方动用资本主义在20世纪前半期创造的财富，组建了大规模的军队，并且以旧换新，把木质军舰都换成了钢制战列舰。军事为工厂找到了未来的方向。英国维克斯造船与工程公司（简称维氏公司）等与它们的竞争对手德国钢铁制造商克虏伯公司一样，把大量利润都投入了军备开发。全球资源带来的兴奋使欧洲领导人心中生发出一种独孤求败的优越感。
19世纪，争抢工业优势的竞赛推动了德国傲人的发展，到19世纪末，这场竞赛进入了第二轮角逐，德国开始与英国争夺殖民地。这两个国家不断地燃起战火。沙文主义可以为每个国家的帝国野心进行辩护，很快就证明了军备竞赛的合理性。政治宣传这个单词在这一时期增加了新含义，是指负责传播有关国家优势的积极信息。战士们的满腔热血现在想来仍令人震惊，他们凭借这股雄心壮志在一战中培养了很多的作战手段和动机。1914年，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实际上，除了普遍的鲁莽行为和大量的错误估计，根本找不到其他任何理由。
当时，人们解决国际争端的技巧与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并不相称。他们认为战争都会像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一样短暂，这种预期导致狼烟四起。现在很少有美国人还记得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血流成河的场景。
自16世纪以来，欧洲还没有打过一场全面战争。美国人对内战的记忆犹新或许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直到1917年才加入欧洲战争，在此之前，这场冲突已经在欧洲的大地上肆虐了三年。所有人终于幡然醒悟，摒除了战争持续不了多久的偏见。相反，堑壕战这种折磨人的、乏味的、无法防御的打法却成了持久战术，并以西部战线而著称于世。战争开始的头三个月，战事发展有多么糟糕已经非常明显了，当时战死的士兵多达150万。
这样的伤亡只会增加双方决一死战的决心。想让公众理解这种可怕的损失就要加大描述敌人的邪恶。除了欧洲以外的300万人，至少有6400万欧洲人被动员了起来。仅俄国军队就有1200万人。6400万名陆海军战士中，有850万人死亡，2100万人受伤，另外700万在战斗中失踪。全面战争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工业生产的全速进行。许多女性加入了劳动大军，尤其是在制造弹药的生产流水线上（仅一天之内，德国人就冲着法国凡尔登的防御堡垒发射了100万发炮弹）。
除了美国和日本，所有在这场消耗战中幸存下来的参与国都精疲力竭，幻想破灭，债台高筑。一战所记录的数据只有在21年后爆发的二战的创伤面前才略显苍白。第一次世界大战惨淡收场，却播撒下了疾病的种子。1918年和1919年，世界各地的大流感疫情导致了2000万人死亡。与16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一样，平民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
一战最壮观的一幕发生在结束之前，一系列的革命瓦解了俄国的君主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简称USSR或苏联）震惊了全世界，它既抛弃了君主制，也拒绝了后继的议会制。在接下来的72年中，苏联一再鼓吹自己对产权和自由企业的漠视，公然侮辱了西方世界。中央规划者负责苏联的经济运行。国内凡是对苏联计划的抵抗都遭到了严酷的镇压。苏联公布了沙皇政府的机密公文，令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尴尬不已，它暗暗传达了自己想要打破传统政治形式的意图。所有人都仿佛望见了新时代的曙光。
卡尔·马克思曾经想象的走入共产主义的国家是像英国或德国这样的先进经济体，而不是像俄国这样一个需要赶超，甚至只是维持自治的落后国家。苏联退出战争以后，它的领导人把俄联邦的资源和人力都投入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项艰巨的任务有很多着力点，从促进妇女权利和素养到执行新的卫生标准。尽管农民顽强抵抗，但集体农场还是取代了私人耕作。苏联领导人公布了国家的五年计划，把计划经济的议题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它还蔑视金本位等国际惯例，并且尽可能地撤出了国际贸易。这股势力随着苏联的解体而陨落，但是对共产主义的高度怀疑已在资本主义的故土扎下了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结束后，人才出现了短缺。欧洲人和美国人善于生产重型火炮、氯气、机枪、潜艇、坦克、战斗机和假肢，但是不擅长与他们的邻居相处。交战双方战时的政治宣传总是把对方描绘成贪婪的怪物。同盟国因胜利而沾沾自喜，它们坚信自己一直是正确的。它们的盟友俄国退出了战争，因此失去了胜利者取得的道德成功。当法国人和英国人坐在各种和平谈判桌前，努力解决终止敌对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时，他们的复仇之火又被点燃了。教科书频繁提及，说条约的起草者重新绘制了欧洲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地图，把它们交给了在巴黎酒店进行和平谈判的代表，确信他们会创建新国家，摆脱旧帝国。但是没有人查看过这些地图。外交官们更喜欢在纸片上写写画画。
全球对一战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君主制的完结。代表美国出席和平谈判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激动人心地向所有人呼吁民族自决，振奋了全世界在压迫下挣扎的人民。为了打世界大战，欧洲国家调动了所有的资源，包括它们广大的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通过参与战争，认识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找到一个独立的所在。尽管回想起来，威尔逊日思夜想的似乎只有欧洲，但是他号召全世界人民围绕民族认同来建立国家，使他变成了埃及、中国、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他们读到了他的演讲。一位名叫胡志明的越南人竟然凑足了钱去巴黎，妄想和威尔逊对话。
法国、荷兰和英国的领导人秘密签订了如何划分中东版图的协议，他们显然认为帝国主义还有第二次生命。因为这些国家是战场上的赢家，所以没人阻止它们享受战争的硕果。殖民列强野蛮地镇压了所有的独立运动，现在还夺走了德国在非洲的财产。战争结束后，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更紧密地融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商业世界。脱离欧洲统治的时刻尚未到来，威尔逊默许了和平条约中的惩罚性条款，这使整个亚洲和中东的民族主义者失望透顶，他们破碎的希望为长期的反美情绪奠定了基础。记忆是选择性的。这些委屈在被压迫人民记忆中的停留时间显然比压迫者的要长久。
不过，在凄凉的压制民族自决的组合模式中，出现了一次精彩的例外情况。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把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变成了世俗国家土耳其。阿塔图尔克以及作为他的追随者而闻名的“青年土耳其党”罢黜了穆斯林哈里发，并且迅速开始了维新。他呼吁年轻人积极参与共和国的建设。阿塔图尔克被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国家建设者，他是当代鲜活的典范。在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土耳其，女性也可以成为法官。土耳其在欧洲大陆获得了立锥之地，它被认为是欧洲唯一的穆斯林国家。
战争结束时，德国满目疮痍，徘徊在饥饿的边缘。德皇威廉二世逃去了荷兰。1919年初，继任政府魏玛共和国成立，假如“成立”是个合适的字眼的话。德国必须争取稳定，它反对准军事化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失败的军事领导人，因为这些人都企盼着君主制的复辟。这些往事在特奥多尔·普利沃（Theodor Plevier）的《国王去，将军在》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凡尔赛和约拿走了德国13%的领土，并且把德国10%的人口分给了其他国家，使德国的复苏局面变得愈加复杂。工业发达的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了法国，而同盟国则占领了莱茵兰15年。在这些简单的陈述背后，真实情况是几十万人的生活陷入混乱，回忆中满布着不可能遗忘的痛苦。
德国被索偿巨额的战争赔款。这是法国人的报复，48年前的普法战争结束时，法国人被迫向德国支付赔款。凯旋的领导人建立了国家联盟，他们希望未来的纠纷都能公开解决，他们用集体安全保障取代了引起1914年战争的条约体系。美国国会拒绝加入联盟，但是它参加了联盟主办的一系列会议。美国是主要的债权国，它在战后的金融安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和英国发动战争的成本高得惊人，要求偿还巨额债务则造成了金融动荡。
20世纪20年代，迫近的经济问题发出的信号好坏参半。没有人预料到大范围的经济衰退会随之而来。世界大战的损失还未弥补，人们着手开展的项目都已被战争消耗殆尽。不过，往日的交战国在五六年内都恢复了农业和工业能力。持续更久的是战争造成的扭曲。战争状态下，全世界的农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养活6700万正在服役的人。他们为了满足战时需求，大量地开垦新耕地，投入耕作。停战给他们留下了过剩的粮食和原材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特别是东欧，农业始终是它们的经济命脉。农业的萧条使国家总体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新国家放弃了自由贸易，致使国际贸易的复苏困难重重，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却仍享受着奥匈帝国成员的待遇。为了达成经济自给自足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些国家调高了关税，反对商品进口。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货物运输都甚至很困难。[1]后来还夹杂着货币问题。赔款、战争债务和代替黄金的纸币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几乎处处可见。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1922年5月，275马克兑换1美元；到11月，7000马克兑换1美元。依靠养老金、债券收益、租金和储蓄生活的人几乎都被摧毁了，但债权人以及蒂森和斯廷思这样的德国公司却能用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2]战争最昂贵的遗产是人们普遍开始选择复仇，而不是扶助受伤的世界恢复正常。这更凸显了开明的领导阶层的稀缺。
所谓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20年代那一代年轻人的疯狂。他们的哥哥姐姐如果不是愤世嫉俗或身负伤病，就很有可能是意志消沉。美国在短暂参战的20个月里遭受了许多小规模的人员伤亡。战争杀戮的不只是人；它还扼杀了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尤其是影响男女关系的价值观。女性的短发和短裙宣告了更加自由的社会精神。19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世界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19世纪末，美国家庭的成员数量——少于4个孩子——是19世纪初的一半。[3]这一转变更多的是对女性的影响。如果说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漫长的酝酿期，那么生育率的下降可能就是它的始点。更省时的电器、白领工作的激增以及战时在家庭之外的工作经验也成为女性解放的推力。1925年，大多数经济体都进入了高速发展期。随之而来的社交风格完全背离了维多利亚时代刻板的道德观念。
留声机是新文化风格的流行组件，它的著名商标是一只侧耳倾听“主人的声音”的狗。留声机总是播放着来自美国黑人社区的爵士乐。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了，年轻人纷纷北上。有声电影取代了无声电影。1920年，美国出现了第一家商业电台。不到十年，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4]1929年，差不多300万个德国和英国家庭也拥有了收音机。农村与外部的隔离线渐渐消失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片喧嚣的公共空间之中开始了它的“大牛市”。股票价格不断上扬，有钱人开始撤出他们在欧洲的投资，转而购买美国证券。这是典型的泡沫，价格一直上涨、上涨、上涨，一再地刷新它的最高纪录，吸引了越来越多热切的投资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搅乱了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区。日本成功地融入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1885年，它们在柏林会议上瓜分了非洲。[5]日本为了获得东亚主导权而开战的决定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日本与同盟国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是它几乎没打过仗，它一直在从事大量的生产活动。日本的经济获益于盟军的弹药和其他战争物资的订单。西方竞争同时撤离日本国内市场和亚洲大陆市场可以被视为另一个战争红利。
一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衰退。在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早期，日本政府更青睐大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拥有资金，符合国家的发展目标。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所有产业都形成了卡特尔，从而避免了困难时期的过度竞争。20世纪30年代，更多日产这样的大型公司出现，雄心勃勃地计划着达成15000辆汽车的年产量。多家控股公司进入了矿业、化工、渔业、海运和土木工程等各个行业。当日产制造出第一辆轿车时，公司的座右铭是“旗帜上有旭日，精选的汽车是日产”。[6]
在欧洲，战争的后遗症对情感和智力的影响与物质上的一样多。胜利并没有把意大利从危险的战后形势中拯救出来，反而启发了意大利人激进的政治思想。一个名为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社会主义记者，他四处宣传欧美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制度和自我完善市场的缺陷，开创了一番事业，并且建立了新的政党。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的法西斯运动把他推上了权力的宝座。他骤然转右，迅速压制了反对派，解散了议会，并镇压了工会以及其他任何类型的独立政治活动。墨索里尼组织雇主和工人加入了联合会，由政府负责协调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他利用关税、配额和补贴，阻断了意大利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的联系。法西斯主义提倡用生动的民族主义来代替个人的满足感。这把国家拼成了一家巨型企业，领袖墨索里尼规定，个人在其间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1935年，墨索里尼准备向世人展示他治下的意大利可以在境外做些什么。他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在40年前曾成功地击退过意大利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对这种纯粹的侵略行为实施了制裁，但是它的成员国不愿承受因此带来的任何牺牲，尤其是让它们承担销往意大利的石油利润的损失，这简直要了它们的命。墨索里尼说国际联盟是虚张声势，与埃塞俄比亚一样不堪一击。其他欧洲国家信仰公民自由和个人决策，与这些国家的软弱相比，意大利隐含暴力的阳刚之气表现出了力量。墨索里尼的社团主义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再加上军事建设上的投资，把意大利带离了美国和欧洲即将出现的经济萧条。
全球扩散的经济萧条
两次缓慢又无情的运动有助于解释经济衰退日益严重的原因，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就是这次经济低迷的示例。男男女女——通常是年轻人——离开了乡村农场和服务的工作，来到了城市的工业中心，民族企业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两项发展都是进步的标志，但是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躲不开来自世界其他角落的破坏。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逐渐减少。此时，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极其意外地把经济衰退的痛苦一脚踢了进来。痛苦的源头是自由企业一贯的乐观。市场参与者必须想象出诱人的利润，才有动力为未来的产出投入时间和资源。保持希望的唯一方法就是忽视远处的乌云，只把目光集中于依然灿烂的太阳。谨慎和乐观之间很难平衡。20世纪30年代，多年的经济失速掩盖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和坚持不懈的进取精神。
大萧条的最大问题不是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经济活动的下行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而是正常的反弹为什么没有出现。当时有评论说，由于企业破产，世界经济从一个周期变成了一次危机，继而走入一个向下的陡坡，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30%。未售出的商品堆放在仓库和谷仓里；很多棉花、小麦、食糖、羊毛、咖啡、丝绸、橡胶、黄油、水稻、烟草、玉米从这一次收获的季节一直存放到下一季。人们因此失去了消费的热情，沮丧、害怕和悲观的情绪鼓励了储蓄，这种反常对低迷的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虽然竭尽全力地修正这些不利条件，可复苏只是闪现了一下，并没有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见一致，认为经济触底反弹，只是为了看到销售和价格重新暴跌。货币主义者、市场维稳派、干涉主义者、规划者、社团主义者和自由放任的拥护者对这一切各自都有惊人的解释，这就是任凭事态发展的哲学。[7]
现今，大萧条结束已经快80年，专家们对于大萧条的成因仍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大多数人赞同影响因素的说法：过剩的农业产品和原材料，与工厂生产的商品数量不匹配的购买力，不稳定的金融体系，高关税，一两次股票投机热潮后紧接着是几近停止的投资，当然，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烈余震。然而，即使这些危险信号频闪，也不会有人预见到经济即将昏厥。事实上，与1925年相比，1929年的国际贸易和工业产值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
专家意见一致的一件事是，黑色星期二，也就是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价格骤降，并不是大萧条的触发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萧条的成因早已形成，只是被淹没在股市上涨的欢欣鼓舞的海洋里。三周内，股票价格指数从381的高点跌到了199，然后一路下滑，降至两年后的79。这次崩溃引发了大量的财务危机，许多人因此伤心欲绝。更直接的影响是，大萧条使人们对银行丧失了信心——大城市银行、城镇银行、中央银行。事实证明，银行能够非常便利地服务于储户和借款人的需求。它们可以保证人们的资金安全，向他们支付利息，并为他们提供快捷的服务。银行为新经济项目提供贷款，无论什么时候，它们借出的钱都要比它们手头的多。这让银行非常脆弱，一旦储户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银行就会发生挤兑。这种经营状况正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图景，尤其是在美国，1930～1933年，9000家银行倒闭。而在德国，整个银行体系都崩塌了。
这一形势的发展似乎无法停止，一路冲到了大萧条。这个打击对美国来说尤为严重，因为它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消费者，而现在消费者的反应变得更加难以理解。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投资者从高层建筑上一纵而下的消息登上头条新闻的版面，但经济萧条的真正受害者其实都在社会底层——或是接近底层。季节性裁员变成了永久裁员，人们因此失去了信心，停止了消费。在止赎、驱逐和破产的无奈中，储蓄和退休计划消失不见。一家大小发现他们全部都失业了。民族互助会社和教会福利组成的慈善网络也几近崩溃。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在经济恶化时，依靠的是个人救济。大萧条也暴露了这一点不足。
独身男子步履沉重地在这个国家四处游荡寻找工作，他们经常“偷乘火车”从一个城市去往另一个城市，于是城市周边形成了“流浪汉城镇”。[8]这些城镇被称为胡佛村，因为人们指责总统赫伯特·胡佛让好时光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悄悄溜走。制造商陷入了双环困境。他们降低了商品价格来争取新顾客，但是这样做也压低了工人工资，工人几乎没有了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花销，他们成了经济方程式中消费者端的阻力。这些年来，资本主义对工人困境的忽视培养了一批批评家，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工会主义、监管、经济正义和返回农场时代的旗帜四处游说。
世界经济非常像一艘没有船长、随波逐流的小船。18世纪以来，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先驱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它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在货币兑换和国家银行贷款方面。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可以用英镑衡量，主要是因为英格兰银行为英镑设定了黄金定额。1931年，英国再也无法继续兑现这个承诺，它和美国一样，脱离了金本位。另外26个国家一年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从此以后，这些国家的货币不再有黄金的支持。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货币，自由浮动的英镑和美元也混在这些价值大幅波动的货币之中。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了金本位，现在这种便于国际账户结算的货币制度已不复存在。这一切对大多数不依赖国际贸易来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国家来说，伤害可能没那么大。百年难遇的大萧条已经来临。
美国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它的工业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的占比超过40%，是德国和英国工业产量之和的两倍。[9]虽然美国可以成为经济稳定的新监护人，但是它没有，它宁愿当个独行侠。它的关税创了历史新高，保护了国内市场，而且它拒绝使用自己的财富来抹平币值波动。美国的高关税使法国、英国和德国难以偿还战争债务，因为它们无法售出商品。与此同时，美国银行也不再向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的贷款。
包括智利、墨西哥、西班牙、印度、巴西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它们出口市场的崩溃印证了一句谚语，“塞翁失马”。但是此前，它们的购买力水平已经比1929年的下降了50%多。因为没有外汇储备来负担制成品的费用，这些国家不得不开始生产原来依靠进口的商品。在这次广泛的“进口替代”中，几十家小型工业企业迅速成长。印度扩大了水泥和其他加工制成品的输出。巴西政府为了缓解过剩的痛苦，购买并销毁了咖啡。更重要的是，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了工业。这个十年结束时，巴西制造商生产的布料、服装、皮革制品和家具等商品已经可以满足90%的国内需求。日本在纺织品、铁路设备、电气机械方面差不多也实现了自给自足，以前它都是用丝绸的出口利润从其他国家买进这些商品。[10]
除了这些结构问题和过渡问题，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就像确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依然执著地坚持着平衡预算的信念。扩大失业救济的范围可能会刺激经济，当然也可以帮助失业人员，但是政府为了平衡预算，却削减了这项津贴。就业岗位少得可怜，于是很多家庭迁回了农村，而看着粮仓里多余的小麦、玉米和棉花，农民同样也手足无措。很多专家担心发明和扩张的时代已然走到了尽头，他们的报告让我们会心一笑。一些批评家高呼，说大萧条是对物欲横流时代的谴责。他们说，这是一个机会，所有人可以回归蒸汽机发明之前的简单生活。
大萧条的严重性、普遍性和持续性反驳了经济可以自我纠偏的论点。领导者为了经济的长期复苏必须承受几次打击，而美国不情愿展示出领导者这种开明的私利观，这令人十分沮丧。大萧条让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建立稳定货币、信贷和商品流动的机制。主要参与者——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美国，一段时间内还有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开始认识到政治行动对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意义。他们通过研究报告、委员会和会议，向外界发出了新认知的信号，不过，许多都像世界经济大会（World Economic Congress）一样无果而终。合作的意愿依然存在，但是没有强烈到可以超越国家的优先事项的主导地位。
有关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论经由决策者，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的分析可以用来预测结果，这些结果对决定如何实现预期效果来说非常关键。决策者和舞台经理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不写剧本、不做道具，也不会扮演某个角色，但是他们得像舞台经理一样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他们在舞台旁侧静候大萧条的登场，悲剧就是他们全新的经济脚本。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重新审视了经济推理的基础，建议政府停止平衡预算，开始欠债花钱，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凯恩斯不仅挑战了国家预算需要平衡的设想，还瞄准了经济学的假设，即市场的购买和消费行为应与最佳就业保持积极的平衡。凯恩斯解释说，情况并非如此，当失业率压低工资时，新平衡并不会如预测那样发生。制造商没有再次投入生产的动力。凯恩斯一口咬定，人们不会投资，因为如果时代糟糕透顶，他们就会表现出“流动性偏好”。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存钱，所以资金不会被用来投资，也不会被用来生产商品和投入服务，因此，工人就会失业。20世纪30年代，这种现象频频出现，而凯恩斯当时正在埋头撰写他的鸿篇巨制。[11]凯恩斯建议政府通过新项目提供就业岗位，防止经济发展走偏。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弥补私营领域就业岗位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恢复国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才是最珍贵的商品。
美国的新政正是遵循了这个经济处方。一直以来，福利立法在欧洲比在美国更为普遍，因为美国的传统偏爱个人自由和自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新政百日”的著名演讲触动了国会，从而使国会通过了直接救济失业者的法律。接着还为工程项目提供了资金，这些项目后来被纳入了工程发展部（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简称WPA）和公共工程部（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简称PWA）的管理范围，这些工程项目负责建造一切，从航空母舰到学校，再到桥梁和道路。政府的工资表里增加了数百万人，他们建设了邮局、公共艺术和文物保护工程。
《国家经济复兴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协调产业政策，它违背了美国最强大、最独特的价值观，破坏了自由高于社会规划、个人权利高于公共福利的承诺。两名犹太屠夫因为所谓的破坏性降价被判罚款和监禁。这对谢克特兄弟一直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他们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终审判定《国家经济复兴法案》中的工业法规违宪。这次判决阻挠了《国家经济复兴法案》的推行，罗斯福试图增加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席位，从而找到与他意气相投的战友。但是美国人不喜欢随意摆布他们的最高法院，所以罗斯福最后还是放弃了。法院宣判《国家经济复兴法案》部分违宪后，国会拣出了其中处理劳工问题的部分，把它们编入了1937年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案》（亦称《瓦格纳法案》，Wagner Labor Act，简称WLA），这部法律大大地增加了工会与雇主谈判的成功几率。很快，工会中非农业劳动力的占比就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占全部劳动人员的36%。
新政最成功的项目应该是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简称CCC），这个项目为18岁～23岁、承诺把大部分酬劳交给家人的男青年提供6个月～2年的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主要是在联邦土地上工作，帮助垦务局（Bureau of Reclamation）播种和修梯田来对抗土壤侵蚀，帮助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建立营地和野餐地点，帮助林务局（U.S.Forest Service）保护树木免受火灾和病虫侵害。政府通过借贷资助了这些项目，从而扰乱了联邦预算的平衡目标，但是公众也不再相信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市场会自我平衡的观点，新政回报了罗斯福，让他连续四届当选总统。不过，新思路产生的情况时常出现，领导人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旧时预算平衡的正统观念再次申明了它的地位。1936年，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增税节支，结果印证了凯恩斯的预测，失业率再次上升。之后，国际危机接连出现。欧洲爆发战争，美国为了帮英国勒紧了裤腰带。政府开支大增，把国家带出了大萧条。[12]
如果专家的法眼都看不出大萧条的成因，那是因为这些因素之间有太多隐蔽的相互作用。这再次强调了一个观点：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虽然一些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没有人会全面主持工作。所有经济的物质方面——可用资金、工厂产能、财政工具、运输和通信系统——都有赖于个人和机构的选择。更令人困惑的是，个体决策者不仅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而且根据年龄、是否经历过19世纪末的大萧条、是否刚刚步入商业世界，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经济并不是那么令人费解，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措施，防止经济低迷的再次发生，但是不可预见的发展就不好说了。
一战挥之不去的阴霾
结果遗憾地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的第二天，阿道夫·希特勒被授予了全面统治德国的权力。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与典型的立法机构和公民权利、自由市场和个人政治自由一道，使自由民主的名声扫地。与墨索里尼一样，希特勒的成功也是利用了战后时期战败经济体中充斥的民怨。他订立了雄心勃勃的国家计划，毕竟德国在一战前曾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希特勒投入了大量资金，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他无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重新武装了德国。希特勒钦佩墨索里尼，所以他像墨索里尼一样，利用纳粹党的爪牙来打压工会和报纸等独立的政治机构。希特勒也有一帮穿制服的追随者，他利用军事游行和大型集会来维持他们的热情，与他们高谈阔论一连就是几个小时。希特勒燃起了一战后国人尚未平息的怒火，他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用可怕的运动加深了国人的反犹主义偏见。
希特勒曾单方面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的许多条款。他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但是直到1939年9月，希特勒率领德军入侵波兰时，英国和法国才猛然惊醒，意识到了他形成的威胁以及宣战的姿态。希特勒用闪电战的策略对付它们，这种策略运用了所有的机动技术——飞机、坦克、机动步兵。第一年，希特勒捷报频传，他连同新盟友苏联打败了波兰，之后，又入侵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1940年底，只剩英国还在独自对抗着德国，英国皇家空军利用了新的雷达和防空防御系统才免于被侵入。1940年6月，德国迫使英国军队全面撤离了欧洲大陆，此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成希特勒的了。英国人转向防守苏伊士运河和印度，而美国则开始装备加工机械，为英国提供物质支持。这一决定给了英国一次喘息的机会。
德国刚刚打败法国一年后就入侵了苏联。希特勒本以为这一次也会速战速决，结果苏联强大的祖国捍卫者意想不到的凶猛反击，狠狠地击碎了他的梦。他们成功地削弱了德国的进攻，迫使侵略者退到了防守状态。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虽然苏联没有明确地战胜德国，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德国，使战势的天平逐渐向同盟国这一边倾斜。英国和美国从空中袭击了德国的工厂和平民，削弱了他们的生产力，珍贵的德国资源由此转向了守势。英国皇家空军利用改良的导航设备转为夜间轰炸。一连串的航空改进后，美国的第一架洲际轰炸机波音B-29（Boeing B-29）面世，被戏称为超级空中堡垒。1944年夏天，同盟国准备返回法国战场，美国人为了充分地实现机械化侵袭，在诺曼底登陆日这天调动了所有部队，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入侵。[13]
作为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与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的盟友，日本早在加入二战以前，就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名头，进行了近十年的侵略活动。日本所谓的“共荣”很虚幻，这是日本帝国谋求邻国受其控制的纲领。某个人在说到日本现在减轻了白人的负担时，戏谑地引用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名句：白人颠三倒四的负担。日本舆论教化民众的基本概念是，日本人是太阳神的后裔，道德高尚且文化优越，可以领导亚洲走出西方列强挖好的泥潭。虽然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回应了利用泛亚洲国际社会取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诺，但是日本政府的目标更具体，也更具剥削性，这个目标聚焦于获取日本缺乏的原材料并且垄断亚洲市场。
日军的残暴打碎了任何可能的真诚合作。1933年，日本获得了满洲的保护权，进入了中国的内蒙古和中原地区。日军在这些地区遭遇了蒋介石的部队，尽管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还有美国的帮衬，但是仍未能阻止日军前进的步伐。日军平定了中国，同时进入了印度支那，并且向西部和南部进发。美国反对这些行为，于是禁运了废钢和石油，这为四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提供了动机。不愿把种族平等的条款写进国际联盟的盟约，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除外条款，这些西方国家的冷落煽起了日本的怒火，推动了它的扩张。全面战争的爆发粉碎了初期日本国内反对军队主导外交政策的运动。[14]
1941年底，日本成功地偷袭了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摧毁了八艘战列舰，另外还损坏了七艘。之后，日军又对菲律宾和香港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新加坡经由陆路突袭了英国的海军军官。他们使美国在太平洋的驻军在一年多时间里都无法移动。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腹背受敌，但是它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仍然具有优势。对这场战争来说，举足轻重的是军队在海洋、陆地以及欧洲上空战斗的机动性。一旦日本的军事行动被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共荣圈”就会变成前线，日本人就会在这些国家背后用“亚洲人的亚洲”这样的口号操纵当地的傀儡政府。这些花言巧语在日本的占领区意外地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15]
1944年，日本一次成功的进攻给它加冕了帝国的头衔，它占领的区域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它打开了去往印度群岛的通路，恰好赶上全面战争的爆发，这使日本对石油、铝土矿和橡胶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它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缅甸。日本终于有了长期作战所需的原材料。但是很可惜，它的新领地实在太远了，它的商人和海军舰队在途中很容易受到攻击。
日本出色地执行了空袭，但是它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完整的反潜艇计划。一战时，德国U型潜艇的成功使英美的军事战略家相信，潜艇和反潜艇在未来战争中至关重要。美国有几家公司可以生产用于潜艇的电动柴油发动机，所以战争爆发时，它们已做好了加速生产潜艇的准备。另外，还有成熟的反潜学说，包括训练海军人员扑灭敌方潜艇引燃的火等。美国破译了日本追踪船只运动的代码，于是派潜艇舰队摧毁了在日本岛和东印度群岛之间海域往返的日本商船。1945年夏天，美国潜艇舰队破坏了日本1/3的海军舰艇，还有3/4的商船。[16]
难忘的战时生产
生产战争物资的关键需要对所有交战国的经济来说都是最大的压力。英国、德国、美国和苏联根据各自不同的工业实力和战争目标，动用了一切手段。为了满足战时需求，它们最初并没有抢占国内生产，而是向大萧条中失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的军事开支终结了大萧条。战斗打响一年后，1/2到2/3的工业劳动力被卷入了军工生产。每个参战国的战争目标都与它的政体特征相互作用，调整成为战时经济。
侵略者德国设计了闪电战，这种战术如同它的名称一般，强调速度和机动性。德国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制造闪电部队所需的作战武器，但是英国和美国完全不知道德国发动下一次攻击的地点和方式，所以它们必须为各种各样持久战的场景订立计划。[17]空军和海军是英美战略部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没有可以返回法国的人力和物力。德国的坦克师开进了苏联，苏联人则仿制了它们的优越功能。苏联在战争期间表现出了惊人的改进军备模型的能力。新式武器装备在远东战场上很罕见，那里的交战国大多使用的还是步枪和轻型火炮，当然也并不是传说中的刀与剑。[18]
德国人固守着自己精工细作的传统，而美国人也信赖他们批量生产的专业知识。[19]这是卡尔·本茨与亨利·福特之间的对话。德国人仍继续从事坦克设计，而美国人在潘兴坦克出现以前只生产谢尔曼坦克。很多美国大公司摇身一变，变成了国防承包商，但是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威楼峦（Willow Run）工厂，没有走漏一点风声。虽然通用汽车的战时生产实际上比福特汽车的多，但是到1943年底，福特威楼峦工厂的生产流水线每月都要组装300架B-24轰炸机。另一个生产魔法的例子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士满，亨利·凯泽（Henry Kaiser）修造的船只比其他任何制造商都多，而且同一时间，他还想方设法地推行了一项公司健康计划。1942～1943年，太平洋战争耗尽了日本和美国海军的气力，于是日本修造了7艘新的航空母舰。美国船厂则生产了90艘。[20]
所有战时经济都是计划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战时生产与它信奉自由市场的同盟国并没有多大差别。面对为民族存亡而战以及相当一部分土地被德国占领的现实，苏联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苏联的动员远比纳粹德国更为有效，这一点非常重要，也令人讶异。甚至没什么国家计划经验的美国在优先考虑战时生产方面也完成得很出色。1944年，美国为苏联的后防线输送了大量的坦克、卡车、装甲汽车，还有罐头食品。美国仍然在不断超越自己，它利用自己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参战国的工业厂房，通过租借协议，分别向英国和苏联提供了多达1/3和1/4的物资需求。
战争总是充当着技术的催化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开发了雷达以及绘制弹道、火箭和喷气推进式飞行器运行轨迹的计算机，还有大量的合成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替代不能再经由贸易获取的自然资源。小进步时有大影响。美国的双向无线电使苏联人改进了他们的坦克战术。1945年5月，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另一项技术突破——原子弹结束了太平洋战争。
数百万人命悬一线，参战国拼命地鼓励国民的英勇行为，悲剧提醒了我们，只有面临灭顶之灾时，人类才会被激发出最佳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所有的参战国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平民历经的苦难更加深重。正如所料，因为新武器的改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1700万士兵战死沙场，3300万平民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苏联人和德国人，还有600万来自多个国家的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被杀害。战争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受伤，甚至饿死。大量的空中轰炸摧毁了房屋、船只、桥梁、铁路、工厂、机场、码头，有时甚至把整个城市都夷为平地。只有西半球逃脱了这场战争暴虐的怒吼。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和荷兰广泛分布的殖民地成了它们的生命补给，不然的话它们早就被判了死刑。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了美国的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还有英国的缅甸和马来西亚。日本战败后，演起了搅局王的角色，它鼓动这些地区独立，脱离后来形成的印尼。马来群岛的新联邦应时而生，1965年，新加坡更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47年，英国承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民族国家的成立。孟加拉国脱离了巴基斯坦，锡兰岛则形成了斯里兰卡。1946年，美国许下诺言近50年后，终于承认了菲律宾的独立。
